人民群众的强烈反抗和中华革命党发动的反袁斗争，没有遏止住袁世凯称帝的野心。相反，袁世凯在镇压了反袁暴动和爱国运动后，用国家民族的权益换取了帝国主义支持，加快了复辟帝制的步伐。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悍然发布命令，承认帝制。13日，举行典礼，接受百官朝贺，准备于新年元旦正式即皇帝位。
12月13日那天，天空阴沉沉的。早晨8点多钟，所有原总统府、政事堂、各部头目和各军队师长以上的文武官员，还有社会上的名流、绅士，以及各国驻华公使馆外交官员，都聚集在中南海居仁堂门外，等候传进大厅朝贺。
9时许，袁世凯的干儿子段兰贵喜形于色、神气十足地高声宣布：“洪宪皇帝登基，百官朝贺典礼开始！”
参加今天这个“旷世盛典”的文武百官都是早晨才接到通知，便慌慌忙忙赶来的。就要朝贺了，众人还不知该行何种礼仪，是三鞠躬的新礼，还是三跪九叩首的大礼，谁都吃不准。
居仁堂大厅里，上首摆设龙案龙座，绣缎帷垫，一片金黄。龙座两旁均无仪仗，只有平日贴身伺候袁世凯的几个卫士排列在座后两旁。袁世凯没有坐上龙椅，只是站在龙椅旁，左手扶着龙椅搁臂，右手掌向上，不断对朝贺者点头致意。奇怪的是，袁世凯今天没有穿上赶制的龙衣，也没有戴皇冠，只穿着海陆军大元帅戎装，连那顶叠羽的元帅礼帽也没戴，就这么秃着肥大的脑袋。
文官武将事前暗暗约定了行三鞠躬礼，礼毕即退出大厅。轮到身穿褂袍的满族及蒙古族王公、绅士上殿朝贺时，这些人纷纷下跪，行大礼，结果下跪姿势不一，叩首也很不整齐，大殿上恰似一群大花公鸡在啄米，此起波落，有的还当场摘帽，得意洋洋地甩出一条盘藏在头顶几年的大辫子，真是无奇不有，丑态百出。到各国公使朝贺时，袁世凯赶忙讨好卖乖地堆起笑脸，不停地朝洋人们点头致谢，一副奴才相。
朝贺礼毕，文武百官、名流、绅士、王公贵族们，冒着凛冽的北风，一个个站在居仁堂外，等候洪宪皇帝封赠颁诰。哪知礼毕后，大厅上空荡荡的，连万岁爷的影子都不见了。在堂外久候的文武百官和袁家的亲信，感到大失所望，一个个垂头丧气地回家去了。
原来，今天一大早，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干儿子段兰贵就捧着皇帝衣冠来到袁世凯的卧房，请他更衣，谁知几位机要秘书接二连三地送来各地报告革命军暴乱的急电，还有一份是孙中山在东京发表的《讨袁宣言》，吓得袁世凯临时决定不穿龙服，改着大元帅礼眼，礼帽也忘了戴，就战战兢兢地走进居仁堂，龙椅也不敢坐，身在殿上，心又悬挂着那份《讨袁宣言》，封赠颁诰的事也因吓忘得一干二净。
远在日本的孙中山得知袁世凯称帝的消息，怒不可遏，他立即在东京召开党的紧急会议，彻夜未眠，伏案疾书，愤怒地写下了《讨袁宣言》。妻子宋庆龄一边译成英文，一边打字。次日，天边刚吐鱼白，这篇讨袁檄文就由日本朋友向全世界发布了：。。今袁世凯背弃前盟，暴行帝制，解散自治会，百姓无安宁了；解散国会，国家无正论了；滥用公款，谋杀人才，使国家陷于危险地位；假民党狱，陷害无辜良民。有此四者，国无不亡，国亡则民奴。。既忘共和，即称民贼，吾侪昔既以大仁大义，铸此巨错，又焉敢不犯难誓死，戮此民贼，以拯国民！今长江大河万里以内。。皆已暗受旗帜，磨剑以待。一旦义旗起呼，义动天地。。犁庭捣穴，共戮国贼，指日可待。。。正义所至，何坚不破，愿与爱国之豪杰共图之。
袁世凯当日读到这份讨伐他的宣言，又气又急又怕，一边吹胡子瞪眼，一边擂桌案跺地板。他令人发出密电，限时间，增赏银，要不惜一切代价捉拿孙中山。
1916年元旦，是袁世凯宣布改为“中华帝国洪宪元年”的第一天。称帝以来的十几天时间，袁世凯过得并不舒坦，各地反袁的呼声日益高涨，皇帝的宝座能否坐稳还很难说。
这时，孙中山正针锋相对，密电指示国内各路中华革命军准备起事，于是很快就爆发了讨袁护国战争。
护国战争袁世凯公然称帝，引起了人们的极大愤怒，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以及全国各地的反袁爱国力量，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讨伐袁世凯的护国战争。
早在中华革命党成立后，孙中山就任命了各省的中华革命军司令，派干部深入各省进行联络策动讨袁工作，其中云南的发动工作颇有成效。云南的军政骨干，多数参加过辛亥革命，富于革命思想，有比较浓厚的民主共和意识，对袁世凯的复辟活动嫉恶如仇，早就在酝酿着反袁斗争。中华革命党云南支部负责人吕志伊于1915年夏受孙中山的委派，由日本回到云南，秘密从事反袁的组织发动工作。他在云南军政界发展了一批中华革命党员，为云南护国起义作了思想上、组织上、干部上的准备。
吕志伊在对云南的状况进行分析后，向孙中山汇报，打算首先争取云南的实力派人物唐继尧将军，希望他对讨袁义举能积极支持，如果他坚决地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可以拥护他作为云南讨袁的领袖。孙中山对此表示赞成。唐继尧对袁世凯的罪恶勾当也十分痛恨，他感到孙中山是全国人民公认的讨袁旗帜，便派人给孙中山写了一封信，表示希望孙中山能“登高一呼，使各地都响应”，还说，“继尧自入同盟会以来，受我公革命之训导，义不苟同，秣马厉兵，待机报国。云南全省人民亦都义愤填膺，誓不与袁贼共视息”。唐继尧还表示，一切机宜，随时等候孙中山的指示。于是，孙中山指示李烈钧、熊克武等人，从香港赶到昆明，酝酿起兵。
这时，推倒袁世凯的又一个重要人物也应运而生，这就是蔡锷。武昌起义时他曾在云南积极响应，担任云南都督，现在也下了打倒袁世凯的决心。袁世凯对这位年轻有为的蔡锷将军既赏识又害怕，想了很多办法收买蔡锷，许以高官厚禄，蔡锷不为所动。袁世凯称帝前，将蔡锷请到北京，表面上是商量国事，实际上是将他软禁，怕他回去闹事，蔡锷则借治病的名义，秘密地摆脱了袁世凯在北京对他的严密监视，巧妙地化装后跑出居所，到了日本。在日本，蔡锷又写了许多假信给袁世凯的亲信，报告他游览和养病的情况，使袁世凯觉得他确实在日本。然后，蔡锷悄悄地回到了他的根据地云南。1915年12月25日，也就是袁世凯称帝后的十多天，在革命党人李烈钧、熊克武等人的支持下，蔡锷宣告云南独立，成立了护国军。大家献血为盟，刺破手指，沥血于酒坛内。誓词是：“拥护共和，我辈之责。兴师起义，誓灭国贼。成败利钝，与共休戚。
万苦千辛，舍命不渝。凡我同人，坚持定力。有渝此盟，明神必殛。”
宣誓完毕，各人饮血酒一杯，然后焚化誓词，大呼“中华民国万岁”三声。
护国军由蔡锷、李烈钩、唐继尧分任一、二、三军总司令。第一军的讨伐路线是出四川入武汉，当时朱德同志就是第一军第三支队的司令。第二军讨伐路线是经广西、广东、取道湖南、江西到武汉，与蔡锷的第一军会师，再分兵向北挺进。唐继尧的第三军担任留守，负责粮饷供给。
护国军在昆明校场誓师，发布了讨袁檄文。整个昆明市沸腾起来了，各界人士纷纷组织起来，手举旗帜，参加游行。人们高呼：“打倒卖国贼袁世凯！”“拥护民主共和！”报名参军的人十分踊跃，十天内征召新兵达五六千人。1916年1月16日，护国军兴师出发，昆明市群众情绪极其热烈，商家门面，重要街道都悬挂横幅，市区主要路口都搭起了彩棚，自发涌出家门的老百姓含着眼泪欢送护国军出征。海外华侨听闻云南举起了讨袁的旗帜，也以实际行动支援。南洋侨胞在此之前已经汇款七十余万，获悉云南独立后，又电汇一百余万元。美洲华侨和澳洲的华侨也纷纷来电认捐，总数在二百万元左右。
国内群众和海外侨胞的拥护支持，大长了护国军的志气，官兵们士气旺盛，与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斗争。袁世凯一看阵势不妙，急忙调兵遣将，派三个师的兵力取道重庆进驻沪州，另派两个师进入贵州，又电令川军的部队加强川南一带的防守，同时派部队由广东进入云南，妄图以优势兵力，迅速扑灭护国战争的烈火。
护国军中，有很多军官原先就是革命党人，四十八名将领中就有二十七人是同盟会员、国民党员或中华革命党员，他们奉孙中山为领袖，在创造共和国的斗争中曾经浴血沙场。在这次护国战争中，这些将领更是身先士卒，英勇作战。
护国军在川南一带与袁世凯的军队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他们在当地武装力量的配合下，又得到贵州都督五万元军饷的支援，3月下旬，势如破竹地攻占了江安、南川、纳溪、彭水、聂江等县，北洋军全线崩溃，护国战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自云南宣布独立后，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人也开始发动了武装斗争。孙中山先后派朱执信在广东，居正在山东，程潜在湖南，于右任在陕西，石青阳在四川，夏之麒、毛福全在江西，陈其美在江苏组织起讨袁的队伍，在各省部分地区迅速打开了局面。
随着护国战争的进行，全国各地都掀起了反袁的高潮，除云南外，贵州、广西、广东、浙江、陕西等省也先后宣布独立。
袁世凯的倒行逆施，不但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连他的心腹亲信也开始分裂。先是黎元洪请求辞去副总统职，迁去东厂胡同，不再到公府议事，同时要求撤销武义亲王的爵称。徐世昌也请辞国务卿职，迁出了官邸。还有其他一些官员也纷纷要求辞职或请假出京。护国战争正在进行中，袁世凯手下的五名将军准备联名通电，要求袁世凯取消帝制，这对他无异于当头一棒。在云南等省宣布独立以后，一度十分热衷于怂恿袁世凯称帝的四川将军陈宦、湖南将军汤芗铭也先后宣布独立。
在举国上下的讨袁声中，袁世凯自知大势不好，于3月22日被迫宣布取消帝制，妄想仍然保持总统的地位。但此时全国反袁呼声不断高涨，各地纷纷发表通电、宣言，反对袁世凯继续当总统，并要求对他惩办。江苏的一个社会团体在声明中说：“袁世凯已经构成谋叛之罪，丧失了总统资格，要等待国民组织特别法庭听受裁判。”
在这样的形势下，1916年4月27日，孙中山与廖仲恺、张继、宫崎寅藏等人自日本乘坐“近江丸”轮启程回国，5月1日抵达上海，亲自主持讨袁事宜。5月9日，孙中山在上海发表了《第二次讨袁宣言》。宣言强调指出：“袁氏未去，当与国民共任讨贼之事；袁氏既去，当与国民共同监督之责，决不肯使谋危民国者，复生于国内。”表达了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革命党人与袁世凯血战到底的决心，同时对那些类似袁世凯之流的野心家提出了警告。
当了八十三天短命皇帝的袁世凯并没有收敛自己的罪恶行为，他与他的爪牙们对孙中山及其革命党人怀有刻骨的仇恨。5月18日，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和重要助手陈其美在上海的日本侨民寓所里会客，不幸被袁世凯的爪牙刺杀殉难。孙中山闻耗，亲至现场抚尸痛哭，悲愤欲绝。黄兴和海内外的革命党人、爱国志士闻讯后也都失声痛哭，一致愤怒声讨袁世凯的血腥罪恶。为了使分散在各地的革命军能够协同作战，孙中山在上海向各省的讨袁军致电，要求各方面互相配合，协同一致，声讨国贼。并给正在日本的黄兴写信，详细述说了国内的情况，委托他筹款购买军械，希望黄兴到上海来，共同商量大事。
云南等八省将军的先后宣布独立，对袁世凯是个很大的刺激，等于是给他当头一棒。尤其是四川陈宦和湖南汤芗铭这两人，一直受到袁世凯的宠信，他们竟也宣布独立，这简直如两把尖刀刺进了他的心脏。加之孙中山由日本回国，袁世凯更觉得自己的未日可能真的要来临了。他渐感头重脚轻，不能自主，病倒在新华宫。洪宪皇帝的美梦成了泡影，原先打算好的太子继位的戏当然更无法再演下去，真是无可奈何花落去。
此时，北洋军内部围绕袁世凯转的已经为数很少了。他的心腹段祺瑞在一旁冷眼相看，另一名亲信冯国璋也在南京与护国军暗通声气，其他的亲信和将军们也都各有各的打算，脚踏两只船。袁世凯在一片讨袁声中，已经无力回天了。1916年6月6日，袁世凯病情加重，请来了一位法国医生，又是抽血又是打针，忙忙碌碌抢救，仍然无效，一命呜呼去了！
历史的潮流是不可抗拒的，袁世凯这个短命皇帝连同他那昙花一现的“洪宪帝国”，终于在众叛亲离、楚歌四起和亿万人民的唾骂声中滚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首举护法旗帜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当了大总统，段祺瑞当了国务总理。但是，天下依然没有太平，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依然没有完成。古老的天安门前依然是尘土飞扬，人力车夫拉车慢吞吞地走着，大街上的帝国主义分子则旁若无人地昂首阔步。故宫里面，享受优厚待遇的末代皇帝依然接受百官的行礼。街头，间或见到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的年轻大学生。。中国的政局处在极其混乱的局面之中。
当时帝国主义列强由于失去了袁世凯这个统治中国的共同工具，都在各自寻找和培养自己的得力走狗，扩张侵略势力。在此情况下，中国出现了各派军阀割据的现象。北洋军阀系统中，皖系以段祺瑞为首，直系以冯国璋为首，东北的奉系则以张作霖为首。段祺瑞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把持北京政府，控制了皖、陕、鲁、浙、闽等省；直系的后台是英、美帝国主义，主要地盘有苏、赣、鄂三省，占据了长江流域的富庶地区。东北的奉系也得到日本帝国主义扶持，成为直皖两系之间举足轻重的势力。此外，各省也还有一些大大小小的军阀。除南方六省外，各省的军阀都直接或间接地处在北洋军阀的控制之下。
南方六省的广东、广西、云南、四川、贵州、湖南各省，也由地方军阀统治着，其中最大的势力是以唐继尧为首的滇系和以陆荣廷为首的桂系。这两个派系军阀都属于亲英、美的势力，滇系范围涉及云南、贵州，曾向四川扩张过，桂系则占据了两广的地盘。
在各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操纵下，各派军阀势力争夺地盘，扩张势力，彼此争战不休，把诺大一个中国，搅得民不聊生，山河破碎！
在北京，中华民国也只是一个招牌而已。总统黎元洪和国务总理段祺瑞之间，也发生了尖锐激烈的“府院之争”。“府”指总统府，“院”是国务院。到1917年春天，“参战问题”成了双方争执的焦点，黎元洪和段祺瑞之间爆发剧烈冲突。段祺瑞提出对德参战案，黎元洪和国会坚决反对。其实，斗争的关键并不在于是否参战，而在于由谁主持参战，以便从中捞到可观的帝国主义借款，借机扩大自己的政治军事实力。黎元洪利用国会和美国的支持，下令将段祺瑞免职。段祺瑞则指使皖系督军所在八省脱离中央，在天津设立“总参谋部”。黎元洪为了对付段祺瑞，邀请张勋予以调停。
张勋以调停府院之争的名义，从徐州率领了三千辫子军北上，滑稽的是，张勋并没有帮黎元洪的忙，而是干起了复辟的可笑勾当，他先逼迫黎元洪解散国会，然后于7月1日凌晨涌入清宫，与旧王公贵族和封建遗老一起重新把已宣布退位的宣统皇帝扶上宝座，演出了一场复辟的丑剧。
张勋一伙开历史倒车的丑恶行为，很快便陷入全国人民愤怒声讨的汪洋大海之中。各地军阀对此当然不敢轻易表态。但张勋迫使黎元洪解散国会并使黎下台，倒帮了段祺瑞的忙。于是，段祺瑞看准时机，组织了讨逆军，宣布讨伐张勋，成为反对复辟、再造共和的英雄。复辟的丑剧十二天后便破产了，溥仪再次宣布退位，张勋逃入东交民巷的荷兰使馆。这场风波之后，黎元洪下台，冯国璋代理大总统，段祺瑞重新上台任国务总理，把待了中央政府大权。
在此情况下，段祺瑞对德宣战已无障碍，便正式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参战为名，段祺瑞政府向日本进行大宗借款，组成所谓参战军，扩充皖系实力，实行“武力统一”政策。日本帝国主义，则企图通过段祺瑞的卖国政府来实现它独霸中国的野心。
孙中山面对如此浊波横流、变乱迭生的政局，不禁痛心疾首，义愤填膺。本来，孙中山一直十分看重总统、国会、宪法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象征。他认为由各党派选举产生的国会是民国的重要标志，《临时约法》则是民国的保证，约法与国会，是共和国的命脉。如果听任国会解散，约法废弃，则几十年为之奋斗的革命业绩，将全部毁于一旦，这是革命党人万万不能容忍的。所以，孙中山王张对毁法横行的军阀独裁统治采取坚决打击的态度。于是，便于1917年夏天，发起了护法运动。
7月6日，孙中山偕同廖仲恺、朱执信、何香凝等人，乘军舰赴广州，建立护法根据地。7月17日，孙中山到达广州。广东省省长朱庆澜、督军陈炳焜到黄埔江岸迎接，当晚，召开了欢迎会，孙中山发表了护法演说。他指出：“中国的共和，已经实行了六年，但老百姓并没有享受到共和的幸福。
其主要原因是掌握共和政权的人实行的是假共和，仍然以专制的手段对付老百姓。中国要实现真正的共和，必须要有强大的海军和陆军，对军阀实行武力。”
此后，孙中山通过上海、天津各报馆电邀国会议员南下护法。海军总长程壁光与海军第一舰队司令林藻怿联合通电拥护护法，并于22日率海军第一舰队由浙江省吴淞口开赴广州。部分国会议员也相继到达广州。桂系军阀陆荣廷和滇系军阀唐继尧也想利用孙中山的威望对抗段祺瑞，附和护法。
8月25日，孙中山在广州召集了由一百三十名议员参加的“非常国会”，议决组织护法军政府，军政府设大元帅一人，元帅二人。
9月1日，非常国会会议根据《军政府组织大纲》，选举出孙中山为大元帅，陆荣廷、唐继尧为元帅。当天下午，在黄埔公园举行了隆重的大无帅受印典礼。
正当孙中山等候陆荣廷、唐继尧来广州任职的时候，陆荣廷自广西、唐继尧自昆明分别发来电报，表示不接受元帅之职。原来，这两个人既想借孙中山护法的旗号以图自保，又不愿意与北洋政府完全决裂，以图留有圆转的余地。
孙中山心急如焚。陆、唐二人不肯就职元帅，对护法的军事实力来说，明显受到极大削弱。在电催久等之下，孙中山下定决心说：“我不能再等待了！”他告诉朱执信，“马上与非常国会联系，我决定于9月10日，就在尚未修复完工的士敏土（水泥）厂组建中华民国军政府，正式就任中华民国海陆军大元帅！”
9月10日那天，晴空朗朗，广州珠江波涛翻滚。孙中山身着特制的大元帅礼服，手持大元帅指挥刀，乘军舰前往位于珠江南岸的士敏土厂就职。虽然这里仍处在紧张的修缮之中，但经过几大的突击修整，可以看出军政府就职典礼的气氛：台上挂着醒目的横幅，两旁各悬挂一面五色大旗，原来破败的小礼堂陡然亮堂起来。
典礼仪式简单，礼堂也很简陋，气氛沉寂庄重。孙中山没有顾及这些条件礼仪之类，声音朗朗，喜气洋洋地宣读了就职宣言，好像是在庆贺一个盛大的节日。仪式完毕，孙中山来到小礼堂左边的一块空地上，身后不远是刚修建起来的围墙，脚下是零乱的石头和土块，就这样让摄影师拍了照，留下了难忘的镜头。
军政府成立的当天，非常国会还选出了各部总长如下：内务总长张洪伊，外交总长伍廷芳，陆军总长张开儒，海军总长程璧光，交通总长胡汉民，财政总长唐绍仪。孙中山又以大元帅名义任李烈钧为参谋总长，林藻怿为海军总司令，方声涛为卫戍总司令，李福林为亲军总司令，章太炎为秘书长，许崇智为参谋长，李耀汉为筹饷总办，廖仲恺协助管理财政。这样，一个与北洋反动政府相对峙的广东革命政权建立了。
遗憾的是，陆荣廷与唐继尧一直不肯与护法军政府合作，使这个无“军”的军政府陷入困境。孙中山为了力求能在广东站往脚，只能对他们一再让步，委屈求全。他主要的依靠力量是程壁光的海军和与桂系军阀矛盾重重的驻粤滇军以及粤系地方军队。军政府成立后，财政十分困难，仅靠华侨有限的捐款来维持正常开支。桂系军阀对孙中山实行财政封锁，企图扼杀军政府。孙中山手中没有掌握军队，广东省长朱庆澜愿意交出亲军二十营，但遭到了桂系军阀的强烈反对。孙中山在广东各界的支持下，经多方周旋，最后任命了陈炯明为援闽粤军总司令，带领这支广东部队进入福建，躲开了桂系军阀的猜疑和压力。
就这样，孙中山在西南军阀并不合作的情况下，于10月间召开了军事会议，决定出师北伐，勇敢地向北洋军阀挑战，以谋求革命的统一。北伐军挺进湖南，与北洋军队激战于湘南一带，开始也取得了一些胜利，但不久便处于胶着状态。陈炯明率领的部队在闽西南打了一些胜仗，攻占了部分县城，部队也由原来的几千人扩充到二万人左右，到这时，孙中山才算有了一部分军队。
护法战争开始后，段祺瑞政府命令直系军队进入湖南与护法军作战。段祺瑞工于心计，他认为这一招既可以借直系军阀力量消灭护法军，又可以利用护法军削弱异已势力，使双方消耗兵力，自己则坐收渔人之利。
冯国璋则另有打算，他想与南方军阀周旋，排挤段祺瑞的皖系势力，夺取中央政府权力，于是便提出“和平统一”的口号，与段祺瑞的“武力统一”唱反调。
在冯国璋的命令下，直系军队在湖南实际上并不积极进攻，他们不想为段祺瑞卖力地打仗。加之直隶、江苏、湖北、江西等地的直系督军联合通电，主张与护法军政府和平解决。段祺瑞的如意算盘落了空，被迫辞去了国务总理的职务。
燃而，段祺瑞并不死心，他又找到日本帝国主义做靠山，指使他的部下联合奉系军阀张作霖派兵进关，对冯国璋进行武力威胁。此外，他也仿效冯国璋的做法，唆使皖系督军团通电要求段祺瑞复职。冯国璋迫于无奈，只得再任命段为国务总理。
段再次上台后，皖系占了上风，又大呼“武力统一”的口号，反过来再次压迫直系军阀对南方作战。直系的曹锟、吴佩孚在湖南打了胜仗，攻占长沙，段祺瑞却任命皖系军阀张敬尧为湖南督军，借机扩大皖系的地盘。曹、吴二人对此当然恼火，便按兵不动。
西南军阀本来就不是真正支持孙中山的护法主张，他们所以动用了一部分军队参加了“护法战争”，不过是对付段祺瑞威胁的一种权宜之计，所以他们一方面打仗，一方面又与直系暗中勾结。吴佩孚借机在湖南衡阳与佳系军阀达成和解，湖南战事平息了。
这时，桂系军阀便不肯再按照孙中山的号令继续北伐。他们觉得孙中山这个大元帅成了他们与北洋军阀勾结妥协的障碍，于是反过手来，拆军政府的台，并图谋排挤孙中山。桂系军阀还将海军总长程壁光视作眼中钉，非要把它拔掉不可。一天，程壁光乘艇横过珠江，在刚抵海珠对岸码头时，陆荣廷派来的凶手向他连开数枪，程壁光当场倒在血泊之中。程壁光被暗杀，使孙中山的革命力量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对西南军阀来说，除掉程璧光不是最终目的，他们的根本目的是排斥孙中山。他们勾结直系军阀，内外呼应，反对孙中山。唐继尧、陆荣廷直接提出要改组军政府，把大元帅一长制改为七总裁合议制。
孙中山对此寸步不让。他打电报给唐继尧，表明了对北洋军阀不能作丝毫让步的坚定态度，同时督促各军要坚持北伐，讨伐段祺瑞。孙中山还约请了全体国会议员到军政府谈话，严厉地提出质问：改组军政府这件事是关系全局的大举措，国会怎能不事先征求军政府的意见就突然提议？这种做法符合情理吗？孙中山态度坚决地表示：根本反对改组军政府，即便改组后当选为总裁，也决不赴就。
在桂系军阀和其他政客的收买操纵下，1918年4月10日，非常国会通过了改组军政府的《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修正案》。
5月4日，孙中山向非常国会提出辞去大元帅职，并于5月5日发表了辞职通电。孙中山在通电中迫述了一年多来护法的过程，斥责桂系军阀们说：“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虽号称护法之省，亦莫肯俯首于法律及民意之下。故军政府虽成立，而被举之人，多不就职，即对于非常会议，亦莫肯明示其尊重之意。”
西南军阀们的阴谋得逞了。5月20日，他们操纵了国会非常会议，根据所谓的修正案，选举出唐继尧、陆荣廷、岑春煊、伍廷芳、林葆怿、唐绍仪、孙中山七人为军政府政务总裁。孙中山虽然也被选为总裁之一，但实际权力已被西南军阀所篡夺，再也不可能贯彻他的“护法”主张。
5月21日，孙中山怀着悲愤和黯然的心情离开了广州。
●孙文学说问世
孙中山的护法运动，由于没有群众基础，加上他自己毫无军事实力，只是利用南北军阀的矛盾，采取联合南方小军阀反对北方大军阀的办法进行斗争，结果在南北军阀的夹击下失败了。于是，孙中山被迫离开了广州，再次来到上海。
1918年6月26日，孙中山经日本返回上海。抵达上海码头时，很多归国学生、新闻记者和各界仰慕孙中山的人士前来欢迎。人们见到孙中山离开上海南下护法仅一年时间，须发已经斑白，纷纷议论起孙中山忧国忧民的奋斗经历，对他更加尊敬。孙中山虽然护法受挫，但精神仍然饱满，他热情地与迎接他的人握手致意，风度翩翩地回答记者的提问，没有一点灰心气馁的神色。
这时，宋庆龄因为父亲病危，已经先期来到上海。5月，宋耀如病故，宋庆龄办完丧事后，就留在上海为孙中山落实回沪的有关事项。孙中山回沪后，先与宋庆龄在环龙路（今南昌路）63号往了一段时间，不久便迁到了莫利爱路29号（今香山路7号）。
这所房子，是1917年的时拿大华侨赠给孙中山的。当时，加拿大有四位华侨前来拜见孙中山。他们从卫士长马湘口中得知：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任大总统，连住房都没有，每月要付六十五元房租。几位华侨大为震惊，回去后召开股东会议，提议集资为孙中山购置一所住宅。再次来访时，他们向孙中山说明了来意，孙中山却说：“送房子给我吗？不可！不可！”孙中山连连摆手，“我怎能接受你们这样重的礼物？”
几位华侨恳切相劝，说：“您这样的伟人，做过惊天动地的大事业，总得有个住处吧。”
劝了很长时间，孙中山感到盛情难却，不便再推辞了，便收下了这所房子。
在这所幽静的住所里，宋庆龄始终伴随着孙中山，给了他生活上无微不至的照顾和精神上的慰藉。孙中山由于长期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曾患有比较严重的胃病，经过宋庆龄的照料，身体日益健康。胃病也渐渐地好转了。有时，孙中山因在家里呆了几天，心情烦闷，便与宋庆龄出来散散步，但每次上街，孙中山心里都不痛快。出门所见，满目疮痍。黄浦江上行驶的，停泊的，几乎都是挂着外国旗帜的轮船。马路上五花八门的汽车在横冲直闯，没有一辆是中国造的。大街上，外国人在趾高气扬地评头论足，目无一切，仿佛高人一等，而不少中国人却衣着破烂，满脸菜色，扶老携幼地沿街乞讨。海关的钟声叮叮咚咚地响着，但中国的关税却不能自主，海关也是洋人把持的。一种说不出的愤懑之情沉重地压在孙中山的心头，他有时仿佛被压得喘不过气来。
有一次，孙中山不知不觉地来到外白渡桥，桥下有一个面积不大的公园，孙中山想进去闲坐一会儿。一抬头，只见公园门上挂着一块刺眼的牌子：“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孙中山仿佛遭到电击一般，不觉浑身一震，热血直往脑门上冲。他悲哀地呻吟了一声，宋庆龄赶紧扶住他，以免他跌倒。
他什么也不想再看了，喊了一辆人力车，闷闷不乐地回家去了。
这段时间里，孙中山每每想到大好河山支离破碎，人民处于饥寒交迫之中，真是忧心如焚，实在有说不出的痛苦，想到自己为之奋斗了几十年的革命事业，虽然推翻了一个专制暴君，但一转眼又产生出无数的专制强盗。他一心追求的是要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的理想，但现实情况却是“革命主义未行，革命目的未达”。今后究竟应该怎么办呢？应该依靠什么人？走什么样的道路呢？他一时尚未理出头绪来。他打算利用这段时间，认真地读一些书，从理论上系统地深刻地思索一些重大的问题。
孙中山一生爱好读书，青少年时代求学时是这样，革命受挫折或失败时，他仍然能调整情绪，坐下来从容不迫地看书学习，研读有关革命书籍，并能融会贯通，得其要领。
在莫利爱路这所房子里，孙中山买来了很多新书，连同他原有的藏书，将他的书房兼工作室塞得满满的，室内四壁挂满了各种地图。每天清晨，宋庆龄经常陪伴他打网球，锻炼身体。早餐以后，孙中山便开始办公，有时接待来人，在一起讨论革命理论。晚上，则是孙中山读书的时间，几乎每天都看书、看报或写作到深夜。看书报时，孙中山特别喜欢铺开中国山水、运河图，弯腰勾出渠道、港口、铁路等。有时看书累了，便要宋庆龄给他读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其他著名科学家写的书。
孙中山读书的范围很广，在国防问题上，他精心收集了成套陆军、海军的年鉴；在经济学方面有许多关于财政和货币的书籍；在技术方面有各种工业、运输和城市建设的书籍；地质学的书籍也占有一席之地。此外，还有很多文学作品，外语手册、指南和修辞学著作等。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息恢复和身体调养，孙中山认真读书思考，他意识到，仅仅依靠暴力手段进行革命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从理论上加强革命党人的心理建设，提高素质。
还是在护法运动开始的时候，孙中山曾在广州全省学界欢迎大会上作过《行之非艰知之惟艰》的著名演说。经过反复琢磨，他觉得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因为革命党内有不少人认为“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即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孙中山认为“知易行难”正是革命的大敌，它能夺人之志，惑众之心。要继续革命下去，就必须要驳斥“知易行难”的谬论！
孙中山认真回顾了自己几十年的革命经历，认为不是“知易行难”，而恰恰是“知难行易”。当初，他曾对帝国主义列强抱有幻想，多次托人疏通日本政府，请求它支持中国革命。谁知道结果总是和自己的愿望相反，日本政府先是支持袁世凯，后来又扶植段祺瑞，目的就是想独霸中国。武昌起义胜利以后，他曾奔走呼号于英、美、法等国，然而这些列强根本就不支持中国革命，即便表态也只是空头支票。在对待袁世凯的认识上，开始也看不清这个独夫民贼的真面目，多次受骗上当，革命的胜利果实被篡夺。这些事实，都深刻地说明要探求革命的真知是多么困难啊！
基于这种认识，孙中山在宋庆龄的关心照顾下，于1918年至1919年间，在上海发奋读书，闭门著书，写成了《孙文学说》，即《知难行易学说》，作为《建国方略》之一的“心理建设”。
《孙文学说》是孙中山一部有代表性的哲学著作，集中地反映了他的哲学思想，在这部哲学著作中，他集中了很大的笔墨，历数了“知易行难”说的种种罪状，详尽地论述了“行易知难”的道理，热情地倡导“知难行易”、“以行求知”的实干哲学。他在《孙文学说》中明确指出，一切知识都是从行开始的，“先行后知”是人类认识的普遍规律。为了通俗地说明“知难行易”的道理，孙中山以饮食、用钱、作文、建屋、造船、筑城、开河、电学、化学、进化十件事为例来深入浅出地论述。
比如饮食，这是人们生活中最普遍，人人都会做而必须做的事。婴儿一出生就能吃奶，不需要教。但是要真正懂得饮食的道理，并不容易，因为这涉及到生理学、卫生学、医药学、化学和物理学以及科学的烹调技术等许多专门知识。即使科学发达，也难以完全搞清楚。可见，行是容易的，知是比较难的，而且是行在前知在后。
孙中山在书中列举实例之后，又进一步指出，一切发明创造，都是身体力行的结果。他把自己的学说，归结到一个“行”字。“行”了才能发明创造，才能科学进步。他认为那种先求知而后行的主张，实际上是取消后者，结果只能是望洋兴叹，而放弃了一切。
孙中山强调的“行”，就是“实践”。因此，他的“以行求知”的认识过程，是他认识论中的唯物论。同时，他也注重知对行的反作用。在《孙文学说》中，他又列举了很多说明“知”的重要性的例子。比如人们掌握了电学的理论知识，就能以此制造出奇奇怪怪层出不穷的电机，为世界上各行各业所用。进行革命事业，也要掌握科学的理论知识和方法。如果革命党懂得了革命理论，又掌握了一个好的方法，那未，革命一经发动，便能够成功。这就是他所说的“知而更进于行”，“知之则易行之”的道理。
孙中山在《孙文学说》中，还以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为武器，阐述人类认识的总过程，指出客观世界和人类社会都是由物质进化而来的。
孙中山在这部哲学著作中，将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思想与革命斗争紧密结合起来，号召革命党人破除心理上的大敌，坚定信仰，勇于实践，早日使革命取得成功。他坚信，历史的潮流是滚滚向前的，民主革命必将获得最后的胜利。孙中山的这种坚定的信念，在革命处于困难的低潮时期，许多革命党人面临信仰危机或产生动摇的情况下，起到了统一认识、鼓舞斗志的作用。《孙文学说》一书完稿于1919年4月。当孙中山兴奋地脱稿联系出版时，却遇到了不少困难。他先与上海商务印书馆联系，可商务印书馆认为北洋军阀政府的言论出版太不自由，担心此书出版会带来麻烦，婉言推辞了。孙中山十分气愤，只得自己掏钱，找华强书局给予印刷。书稿的清样出来后，孙中山与宋庆龄十分认真地校对了三次。6月上旬，《孙文学说》终于问世了，上海《民国日报》在显著位置上对该书作了介绍，题为《破天荒之学说，救国之良药》。
《孙文学说》脱稿以后，孙中山又以巨大的精力写成了《实业计划》一书，即《建国方略》之二的“物质建设”。早在1912年，孙中山为了振兴中国的实业，奔走于大江南北，黄河上下，已经比较系统地思考过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时至今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西方经济萧条，面临解决过剩资本的出路问题，而中国要进行经济建设，迫切需要资本。因此，孙中山认为可以采用国有方式和借助外资，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这样，就必须要开发资源，发展实业，改变中国落后的手工业生产，进入工业化社会，这是中国存亡的关键。
在《实业计划》一书中，孙中山提出了交通、都市、水力、工业、农业、造林、移民等方面的庞大建设计划。他希望在十年至二十年内修建十万英里的铁路和一百万英里的公路，建立和发展包括钢铁、煤炭、电力、机械、水泥等在内的大工厂、大企业。为了发展对外贸易，孙中山还提出建立渤海湾、杭州湾和珠江口等三个巨大的海港。同时，治理河流，兴修水利，大力发展农、林、牧各业，发展纺织品、食品加工、印刷等多种轻工业，提高人民衣、食、住、行的生活水平，以及移民于东北三省、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等等。
孙中山提出，吸收外资来发展实业，主权必须操在中国人手里，要以维护国家的独立为前提。发展实业的目的是使中国尽快富强起来。
孙中山撰写《实业计划》一书，不仅需要参阅大量中外图书资料，还要绘制各种有关的地图和统计图表。宋庆龄多次陪同孙中山到四川北路购买需要的书籍、地图和绘图器具。宋庆龄有时还帮助孙中山查阅英文资料，打字和抄写英文原稿。《实业计划》一书凝集着孙中山的无数心血，体现了他热切希望祖国早日富强的强烈愿望，描绘了一幅具有宏伟气魄的经济发展蓝图。从这些细致明确的计划中，人们可以看出，孙中山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而且是一位卓越的经济学家。1917年，孙中心曾经在上海写成《民权初步》一书，即《建国方略》之三的“社会建设”。这本书，最早名称是《会议通则》，这是一本关于民主政治的专著。后来为了名实相符，就将书名改成《民权初步》。
《孙文学说》、《实业计划》与《民权初步》三本书，合起来称为《建国方略》。随着这部重要著作的产生，孙中山对未来的设想越来越清晰了。然而，现实与孙中山的设想之间还有着巨大的差距，革命党人组织涣散、毫无生气的状况依然如故，军阀之间的争斗厮杀也未停止，经济建设的资金和人才更无着落，但孙中山坚信，革命最终必将取得胜利，《建国方略》中的计划也一定能够实现。
尽管孙中山的《建国方略》由于种种局限，还有一些缺憾或消极的东西，但是后人应该看到，在历尽艰险之后，他仍能矢志不移地忠于他的信仰和事业，这是多么难能可贵啊！
●非常大总统
孙中山在上海集中精力著书期间，表面上是“不理外事”，实际仍然关注着局势的发展。这时，国内外都出现了有利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新变化。
就在孙中山感到十分苦闷孤独的1919年，中国爆发了伟大的五四运动。
5月4日早晨，北京大学的青年学生们，勇敢地走上街头，高举起民主和科学这两面大旗，和北洋军阀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三千多名学生在天安门广场集会，通过了宣言，其中写道：“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断送！”“中国人民可以杀戮，不可以低头！”他们慷慨激昂地高呼口号：“同胞们，起来呀！”
“向专制、黑暗、血腥、愚昧的社会宣战！”
五四运动唤醒了千千万万被奴役被压迫的中国人民，天安门广场轰轰烈烈的集会，赵家楼痛打卖国贼的壮举，像一场猛烈的风暴，冲破了北洋军阀卖国政府的高压。中国无产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也开始登上了民主革命的政治舞台。全国许多大中城市纷纷举行罢工、罢市及各种示威游行。北洋军阀政府在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面前，被迫作出了让步。6月10日，军阀政府不得已下令免除直接参与卖国条约活动的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官职。
此后，北京、天津的学生又组织了一万多人的示威队伍，包围了总统府，要担任总统的徐世昌责令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不能在卖国条约上签字。
青年学生们的英勇的呐喊，给了孙中山新的勇气和力量。这一爱国运动一发生，立即被孙中山所重视，他深切同情、支持学生和工人的正义行动。当他得知北京政府逮捕游行学生时，立即打电报给段祺瑞，要求他释放被捕的学生。7月中旬，孙中山又通电广东政府，要求立即释放被捕的工人、学主代表，并指出：“人民反抗的怒火愈烧愈烈，如依靠武力摧残，不仅引起广东人民的愤怒，也为全国人民所不容。”严厉遣责了在桂系军阀支配下的广东政府对革命群众运动的镇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