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节桂林
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在广州就任大总统后，立即着手组织北伐，并要求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加速西进，消灭残余的桂系势力，扫清北伐道路上的障碍。孙中山的计划是：扫清北伐道路上的障碍后，立即组织湖南、云南、广西各省的军队进行北伐，然后以广东的粤军为北伐军的大后方，为北伐军提供粮晌。可是陈炯明却有他自己的打算，他只想在广东当个草头王，对什么北伐和统一中国不感兴趣，碍于大总统的面子，表面上又不好正面反对，便阳奉阴违，始终不表示明确的态度，后来经不住孙中山的一再催促，便和自己的一些亲密的部下密商出一条诡计，向孙中山提出辞呈，说是自己因长期征战，患了风湿性关节炎，要去休养一段时间，辞去陆军部长和内政部长的职务。当时，讨伐桂系陆荣廷、莫荣新的战役刚刚告一阶段，溃败的桂系余部仍在梧州集结，时刻有反扑之势，讨伐桂系的战争还远远没有结束，这时候提出这样的辞呈，分明有要挟之意在。而且，就在孙中山就任大总统的当天，广州城万人空巷，都来观看大总统就任盛典时，作为粤军总司令的陈炯明却借故托病不来参加典礼，国民党的其他首脑人物胡汉民、廖仲恺等人对此均深为不满，他们提醒孙中山，从陈炯明对孙中山出任大总统的态度来看，陈炯明对孙中山就任大总统，不仅是心里不服，并且已经在行动上直接表现了出来，要孙中山采取措施。孙中山对于陈炯明的态度也了如指掌，尽管也不高兴，但是当时没有流露出不满的情绪来，还为陈炯明作了解释，要大家以革命的大局为重，不要互相猜疑。孙中山的本意是希望陈炯明能以大局为重，在北伐的大立场上和自己站在一起。可是意想不到的是，陈炯明居然得寸进尺，提出辞职，分明是要想公然对抗，这使得一直隐忍不发的孙中山怒不可遏，当即驳回了辞职请求，责令他休整一段时间以后，加速西进，务必要彻底打垮桂系军阀。
6月25日，粤军大举进攻，梧州收复，桂军守将陈炳昆仓惶出逃，捷报传来，孙中山兴奋异常，指示：讨伐桂系军阀的成功之日已经到来，要一股作气，全面消灭桂军残部。还亲笔签署了命令，要江西、云南、广东各路军马，集中讨伐桂系残部，决不姑息！在孙大总统的命令下，获胜的粤军意气风发，乘胜前进，连克平南、南宁等重镇，陆荣廷仓惶逃往龙州，8月13日，最后克服桂林。到这时候止，讨伐桂系的战斗宣告结束，新生的革命政权获得了彻底的胜利。
滇（云南）、赣（江西）、粤（广东）军讨伐桂系军阀的伟大胜利，使孙中山兴奋不已，他再一次看到了人民的力量，看到了革命成功的希望之所在。他并吩咐秘书：做好准备工作，当伐桂的粤军胜利归来之时，自己要亲临第一线去欢迎他们，还要作长篇演讲。这时候，在孙中山的心中，正运筹着北伐的具体计划，他想：现在，桂系叛军已被消灭，中华民国政府在广州已经获得了稳固的基础，军队的力量相当壮大，军队中上层将领基本上是听从政府调度的，除了陈炯明所管辖的粤军有一部分不听从政府的指挥外，粤军的大部、滇军、赣军、黔军、湘军均能听从指挥和调度；再说，北方已经取得了与奉系张作霖、皖系段祺瑞的协议，可以南北夹击直系军阀政府，北伐的时机已经完全成熟。
9月3日晚上，广州粤秀山上的总统府宴客大厅里，灯火辉煌，讨伐桂系叛军凯旋归来的粤军将领和滇、赣、黔军各路军队将领们欢聚一堂，这是大总统孙中山在为讨伐桂系叛军胜利归来的将士们举行宴会。席间，大总统容光焕发，高擎酒杯，为将士们祝酒，孙中山说：“今天的宴会，是为伐桂凯旋的将士们举办的，也是为我们即将进行的北伐而举办的，讨伐桂系的成功，表现了国民革命的伟大力量，说明了反动军阀并不可怕。目前，我们在广东、广西已经奠定了稳固的基础，国民政府已经成了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我就位大总统时，有人说我是广东的总统，有人要逼我下台，北方的军阀们不承认我这个总统和我们的政府，外国的洋人也不愿意承认我们这个政府，这是因为我们要实行的主义是尽快使我们的国家强大起来，不再作帝国主义列强的附庸，我们是要拯救老百姓于水火之中，而不能再让列强和反动军阀们在中国任意胡为！这是我们建党的宗旨之所在，但这却是那些反动军阀们所不愿意看到的！”
顿了一顿，孙中山接下去又说道：“辛亥革命胜利、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已经十年，可是革命仍然处在徘徊之中，军阀仍然统治着中国的大片土地，中国仍然是贫穷，经济仍然是落后，资源得不到开采，交通仍然闭塞，外面的信息传不进来，人民仍然处在愚昧落后之中，这样的现实使我孙文食不甘味、寝不安枕！解决这一现状的根本措施是统一中国，而统一中国的手段又非出兵北伐不可！所以，今天请诸君来此，一是为伐桂凯旋的将士们接风，而更主要的目的，是号召北伐！诸君如无异议，请干了此杯！”
孙中山慷慨激昂地说完了这一席话以后，带头干了这一杯酒，将军们轰然响应：“愿跟随大总统北伐，统一中国！”说完一齐干了杯中的酒，宴会尽欢而散。
这次宴会的盛况，使陈炯明更加不舒服，他知道，孙中山的北伐决心是不可动摇的了，他想，如果孙中山北伐，自己的粤军肯定是主力，他苦苦思考着对策。还没等他的对策想出来，忽然接到孙中山从梧州发来的电报，要他立即到梧州去商讨北伐事宜。原来，在这一段时间里，孙中山积极为北伐做筹备工作，乘军舰出巡广西，考察北伐路线，准备从湖南取道北伐，并且已经有三万北伐军同时开拔，陈炯明知道，只要自己去了梧州，自己的军队就会被孙中山抽调出一大部分，自己的实力就会大打折扣，今后，不管北伐是成功也好，失败也好，遭受损失最大的是我陈炯明的粤军，因此，陈炯明连考虑都没考虑，就以身体不适为理由，拒绝去梧州见孙中山。
孙中山这次召陈炯明来梧州，一方面是想看看他到底对北伐的态度如何，再者，也确实是要和陈炯明商量北伐的经费、粮饷筹措事宜，陈炯明的再次拒绝会见，使孙中山非常失望，但是一直到这个时候，孙中山仍然对陈炯明抱有幻想，希望他有一天会省悟过来，坚定地站到革命的队伍中来，积极参加北伐、统一中国的大业。因为过去陈炯明也曾经在革命的关键时刻动摇过，后来还是被说服了，再说，陈炯明之所以有今天的实力和权威，也是孙中山赋予他的，是孙中山三次典当了在上海的法国租界内的公寓，将卖得的钱作为军费无偿地送给陈炯明的，陈炯明怎么也不能在这样大的关键问题上来背叛革命吧。
陈炯明为了抵制北伐事业，处心积虑地找借口，想办法，最后决定从动摇革命党的领导地位入手，以否定孙中山创建的革命党的必要性来反对孙中山的领导，陈炯明指使自己的心腹部将们四处散布“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理论，他们说：现在，革命军已经建立起来了，还要革命党干什么？这种理论对那些出身行伍的军人们来说，很具有煽动性。他们非常赞成这一说法，认为，天下是军人们打下来的，怎么能让那些文人出身的党人来管着自己呢，一时间，到处都在传说着这种理论。不久，这些传言都被孙中山听到了，他非常气愤，知道是那些行伍出身的旧军人们在鼓噪，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思想，如果不能及早地清除掉，将会给国民革命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于是，孙中山决定，自己亲自到军人们中间去，要用国民革命的大道理来说服那些思想糊涂的军人。
11月中旬，孙中山来到广西梧州，第一件事情就是召见陈炯明，反复对陈炯明说明国民革命的大道理，要求他明朗态度，积极支持北伐。可是到了这个时候，陈炯明仍然执迷不悟，阳奉阴违，口是心非。这不由得使孙中山想到自己在广州时，胡汉民等人曾几次劝自己免除陈炯明的职务，看来他们是有道理的，但是在这时候，孙中山还没有料到有朝一日，陈炯竟明会背叛革命，还想争取陈炯明能站在革命队伍这一边，便退一步要求他在自己北伐时，好好地守住广东，这样，陈炯明当然满口答应下来。
为了澄清军队中逐渐抬头的糊涂思想，孙中山决定在公众场合来好好地宣讲一下革命党的理论，让军队的将领们弄清楚革命党和革命军队的关系。因此，当梧州的国民党员为他开欢迎会时，他在会上严肃地批评了所谓“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理论，孙中山说：“现在，在我们的革命军中，在我们的革命党中，渐渐兴起了一种奇怪的理论，说是革命军起来了，革命党就可以消亡了，这是一种非常糊涂和非常危险的理论！我们革命的‘主义’是要靠革命的党来实现的，而我们的革命军只是用来消灭反动势力的，一旦我们的中国统一了，我们进入了和平时期，将要大幅度地裁军，而那时，革命党却任务更加繁重。现在，我们已经革命了十来年，但是只是有一个民国的名字，却并没有民国的实际的东西。我们革命的目的还没有达到！”
说到这里，孙中山停了一下，扫视了一下会场，发现到会的人听得很认真，他再一次提高了嗓门：“那些说‘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有两种人，一种人是别有用心的人，他们想以这种理论来蛊惑人心，来否定政府的绝对领导权，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另外一种人是糊涂人，他们认为自己冲锋陷阵，出生入死，为中华民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应该享福、自由一下了。我们应该清醒起来，光靠武力是不能实现我们的主义的，要靠每一个党员都认识到自己的革命目的才行！我们要有这么一种新的思想：革命军起，革命党成！”哗——，孙中山的话还没落音，底下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孙中山向会场上挥挥手，接着说下去：“从今天开始，我们到会的每一个人，要努力地去做，并且要努力地去宣传这个道理！我一直对诸君说要进行北伐，要统一中国，这是我们革命的目标，我们要建设一个真正的中华民国！”
离开梧州以后，孙中山又率领随从们前往桂林，途经昭平、阳朔时，一路宣传实现三民主义的道理，批判所谓“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理论，并一路部署北伐的计划。这时候，粤、桂、滇、黔、赣各路大军齐集桂林，准备誓师北伐，孙中山看到北伐形势如此之好，情绪非常高昂，从梧州到桂林的一路上，和随行人员有说有笑，水路乘船、陆路坐轿，一边欣赏着祖国的大好河山，一边筹划着到桂林后如何组织北伐，精神焕发。一天，经过一段崎岖不平的山路，警卫人员找来了一乘小轿，抬着孙中山行走在山道上，孙中山看到一个年纪相当大的轿夫，精神矍铄，穿着一身旧衣服，但迈出的步伐却非常稳健，孙中山便和他攀谈起来：“您今年多大年纪啦？”轿夫答：“今年整六十啦！”孙中山一听，连忙喊道：“快停下来，快停下来！”大家都莫名其妙地停了下来，不知道孙中山要干什么。孙中山走下轿，对轿夫说：“你都六十了，年纪比我大，按道理应该由我来抬你才是，怎么能要你来抬我呢！”轿夫说：“您是大总统，我是轿夫，我就是干这一行，我抬您是应该的，快请您上来吧！”大家都劝孙中山快坐到轿子上去好快点赶路，可孙中山怎么也不肯答应，坚持和轿夫并肩走。这使得轿夫们非常感动。孙中山一边走，还一边给轿夫们讲着革命的道理，他说：“将来，国民革命成功了，你们也就不用去抬轿子了，你们可以去种自己的地或是去开矿、办实业等等。”
听说孙中山大总统要到桂林来，桂林人民欣喜若狂，奔走相告，立即组织了一个由七十六个机关团体二三百个代表人物参加的庞大的“欢迎大总统筹备会”，筹备会下设文书、宣传、总务等六七个工作部门。预先选定了桂林王府作大总统的住处。这桂林王府原是元、明两朝时藩王的故宫，是清代当地举办科举考试时乡试的贡院，在民国初年时被辟为广西省议会，现在被当成了大总统的行辕（行辕的故址在今天的桂林师范大学内）。当时人们睡的都是硬板床，为了使大总统能睡得舒服一点，人们在全城找来找去，终于找到了一张唯一的钢丝铜床，安放在总统的卧室内，负责内务的学联代表们还将打扫得干干净净的总统住房看守起来，不让人轻易进去，以免将房子弄得不干净。
12月4日，孙大总统和他的夫人宋庆龄一行到达桂林，欢迎大总统的队伍从城内一直排到将军桥，长达十几里路，从桂林南门到大总统行辕，一路张灯结彩，热闹非凡。桂林人民还创作了一首歌曲：跸节兮遥临，桂岭兮生春。
君子兮至此，万众兮欢腾。
笑徐逆抗命，伪廷卖国计空逞。
不见武鸣陆，祸桂残民终自焚。
不见谭、陈、莫，穷兵黩武终逃奔。
到头来还是强权失败民权胜，三民五权主义真，欢迎我元勋！
这热闹的欢迎场面，使得孙中山激动万分，也更加坚定了他北伐进军、统一中国的决心。
孙中山驻进桂林王府，便将王府作为自己北伐的大本营。安顿妥当后，早已会师桂林、等候大总统的各路军队将领们都来求见，先后有：滇军总司令朱培德、黔军总司令谷正伦、赣军总司令彭程万、粤军第二军军长许崇智、广西绥靖督办刘震寰、大本营总参谋长李烈钧。孙中山命廖仲恺筹划北伐的财务工作，命粤军总参谋长邓铿组织警卫部队，成立海陆军北伐大本营，命胡汉民为文官长。为了保卫孙中山的安全，邓铿组织了一个团的警卫力量，团长陈可钰，下设三个营，第一营营长薛岳、第二营营长叶挺、第三营营长张发奎，共计二千多人。
孙中山在大本营里一一接见了各路军队首领人物，决定从湖南进军北伐。当时已经是冬天了，孙中山让大家休整一下，明年春天正式大举北伐。一天，孙中山处理完公务以后，便一个人步出行辕，要爬爬行辕背后的独秀峰，他从王府的后园出发，来到独秀峰下，看到独秀峰虽然不是很高很险，但它奇特挺拔，秀丽迷人，一时倒找不到上山的路了。孙中山看到山脚下的花园里有几个工人正在修理花圃，一个督工在指挥工人工作，便走上前去向他问路，这个督工正苦干没有人和他啦呱，也正好工作干完了，见孙中山面色和蔼，便对孙中山说：“好歹我也闲着没事可干，我就陪着你一同上山去。”
在上山的路上，孙中山一面攀登，一面和督工说话，他啧啧连声地说：“这里的花草修剪得这样整齐，和这秀丽的独秀峰恰好融成一体，相得益彰啊！”督工见有人夸奖他的工作，心中不免有几分得意，可又有点不无遗憾地说：“这里原来也是乱七八糟的，这是为了欢迎大总统的到来才修理好的。这几天，各界人士都在集会欢迎大总统，可我却偏偏要在这里督工，也没有缘分去见见大总统。。”
孙中山笑着说：“大总统有什么好看的，他也是一个凡人，又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神仙，我就是孙中山，你看我不是和你一样地有鼻子有眼睛吗？”督工这才回头仔细打量了一下孙中山，原来真的就是孙中山，和照片上的一模一样！他惊奇地大声说：“对！对对！您就是大总统！”说完深深地给孙中山鞠了一个躬。
12月10日，孙中山召集驻桂林的滇、赣、粤军所有的团级以上的军官开会，作了题为《军人精神教育》的演讲，孙中山说：我们革向的目的，是要实现我们的三民主义，所谓的三民主义就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民族主义的达到，就是中华民国国家进入独立的地位，我们当前的国家，虽然已推翻了满清王朝的统治，但这并不是民族主义的完成，中国现在仍然是处在分裂、动荡之中，北洋军阀所鼓吹的“汉、藏、回、满、蒙五族共和”完全是欺人之谈！我们只有实行北伐、统一中国，才是真正的实现了民族主义。所谓民权主义，可以称之为众民政治，是说政治上的一切权力完全在人民的手中。而所谓的民生主义，就是要打破当前的不平等的生活现状，现在社会上的富豪阶级拥有无数的财产，而老百姓却穷得没有立锥之地，这正是我们要革命的。作为一个革命的军人，要有一种精神，古人要求军人要有大智大勇、大仁大义，什么叫智？智在于明辨是非，分别利害，认清时势，在对敌作战中要能知彼知己，这就是军人的智；什么叫仁？仁，不是一种小恩小惠，仁的目的在于救国，在于为人民的仁；所谓的勇不是单纯的不怕死，要能懂得生与死的大道理，要能立定决心，从事革命，为了革命而不怕死，这才是真正的勇。作为一个立志于中华革命的军人，就要有为革命而必死的决心，这就必须有一种革命的精神来支持着我们。
孙中山又说：今天的革命与古代的革命是不同的，今天的革命是为人民的革命，革命事业的完成要有一种革命的精神来支撑，在北方，我们的紧邻——俄国的军人就有一种可贵的精神，他们处在列强的重重包围之中，可是他们就是为主义而坚强地挺了下来，他们的军人能与工农结合而创造出一个崭新的国家，我们的军人，只要有主义及革命的目的和决心，那么我们改造中国的效果，一定不会在俄国之下的。
孙中山的讲话，一次次地被军官们雷鸣般的掌声打断。
当孙中山在桂林积极为北伐做准备的时候，远在北京的各派军阀们的内部矛盾也在日益尖锐化，北京政府的掌权者直系军阀曹馄、吴佩孚已经不得人心，奉系军阀张作霖、皖系军阀段祺瑞正在密谋策划要推翻直系军阀，并且表示愿意与孙中山合作，南北呼应，打倒直系军阀。这一消息，使孙中山更加兴奋。孙中山觉得，北伐的时机，这时候已经完全成熟了，而且，在孙中山看来，这时候出兵北伐，只要北伐军发出一纸檄文，各地的反动守军就会望风而阶，北伐的形势是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好。
在孙大总统这时候看来，北伐只是速度的快慢问题，而不存在胜败问题了，只等一过了年，春暖花开，他就要大举挥兵北进了！
●会见马林
广西，岭南的初冬仍然是花草丰茂、绿树丛丛，清早起来，像薄纱一般的轻雾笼罩着山头，一个一个的山头影影绰绰地浮现在云雾之中，真像仙子一般。在这样的早晨，孙中山经常一个人早早起来，到大本营的四面去散散步，活动活动筋骨，一天的工作便神清气爽。
这天清早，孙中山又是一个人早早起来，独自在独秀峰下做柔软体操，深深地呼吸着早晨的新鲜空气。今天，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先生要来和自己会谈，这是他盼望已久的事情了。在他的第一次护法失败之后，经过这几年的挫折和奋斗，他逐渐清醒地认识到，南北军阀乃是一丘之貉，要想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不能依靠任何一个军阀，必须探求中国革命的新路子。最近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却聚集着不少英才，共产党的不少主张倒是对自己大有启发呢。而在北方的邻居——俄国革命的胜利和国家建设的成功经验，更是对自己建立新的国家大有启迪和教益。
孙中山不自觉地回想起自己今年8月份给俄国外交委员齐契林的一封覆信来。当时，他接到了俄国外交委员齐契林的信后，非常激动，立即给他回了一封长长的信，直到现在，自己还清楚地记得这封信的所有内容。齐契林在收到自己的信后，立即派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专程从欧洲绕道来和自己会见。
孙中山正在遐想着、不知道什么时候宋庆龄已经来到了身边。宋庆龄轻轻地说：“这么早就起床了，也不叫醒我？”“不，我想让你多睡一会儿，我也乘这会儿想想问题”，孙中山答。“是不是考虑今天要接见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先生的事？”“是的。哦，这次马林先生来到这里可不容易呀，他是绕了很远的路才来到中国的，我们可不能慢待了人家。今天的会见，请你也来，还要为会见做记录。”宋庆龄轻轻地点了点头，笑着说：“听说马林可是个容易激动、急公好义的人啊。”孙中山也笑了，说：“这个人还是非常可爱的，据说他在上海的时候，看到一个洋人欺负中国人，他竟然挥动老拳，上去就打那个洋人。”
宋庆龄说：“这几年的奔波，总算没有白费，现在，北伐大军云集桂林，共产国际的代表又来和你会晤，形势是越来越好了。”孙中山也很高兴：“是啊，眼看就要大举北伐了，我几十年为之奋斗的目标就要实现了，怎不令人激动！”可是，孙中山说着说着，脸色忽然阴沉下来：“只是竟存（陈炯明字竟存）这几个月来令我大伤脑筋，他至今仍然不支持我北伐，对我当大总统他也是十分地不高兴，要他为北伐军筹集粮饷，他也是推三阻四，叫他到这里来和我商谈北伐工作，他也总是推脱，这个人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在广州的时候，党内的许多同志都劝我免去他的职务，可我想，当前正是国家用人的关头，竟存是个难得的将才，我说服了党内的其他同志。等我和马林谈过以后，再亲笔给他写一封信，好好地劝说劝说他。”这时候，孙中山脸上愉快的笑容，已经消失殆尽。
对陈炯明的忧虑，不光是孙中山有，宋庆龄也有，她也知道陈炯明这个人极负野心，是个桀骜不驯的家伙，要想说服他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就说：“陈炯明这个人刚愎自用，恐怕很难说服，我在广州的时候，风言风语地听说他和吴佩孚有往来，和湖南的赵恒惕也有往来，陈炯明的这些行动只怕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两人议论到这里，心情都复杂起来，默默地回头向山下走上午8点，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在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张太雷的陪同下，准时来到了孙中山的会客厅。孙中山率领胡汉民、许崇智等起身迎接。一见到马林和张太雷，孙中山的眼前不觉得一亮：好英俊的人才！只见张太雷面目俊秀，举止优雅，眉目中有一股勃勃的英气；再打量一下马林，只见他身材高大，给人一种雄壮魁伟之感。
孙中山陪同马林和张太雷并肩走进客厅，双方没有多少客套，便开门见山地交谈起来。“马林先生，听说您这次来中国，一路上被不少国家关押、拘留，受到了重重的阻难，但这都没有动摇您的决心，我对您这种不屈的精神深表钦佩，我代表国民党和全体北伐将士向您表示热烈的欢迎！”孙中山的话一落音，张太雷立即作了翻译，马林激动得站了起来，声音宏亮地说：“我在我自己的祖国的时候，旱就听说了您的大名，这次我受党的委派来到中国，一路上经过了许多国家，受了不少的磨难，可这使我更加进一步地了解到您和您创造的事业的伟大。”
孙中山微笑着说：“您太过奖了，这次请您来桂林会晤，主要是想听听您对我国革命的看法，还想听听俄国革命成功的经验，请您多多指教。”马林说：“我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同志和共产国际的同志们都很关心中国的革命，中国共产党已经于今年7月正式成立了，中国革命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希望你门两党能很好地携手合作，共同推动中国的革命事业！但是，中国共产党毕竟成立时间很短，孙先生所领导的国民党这么多年来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这是值得称赞的！”孙中山轻轻地摇摇头说：“马林先生，说起来真惭愧，我党成立这么多年了，中华民国政府成立也已经十来年了，可是中国依然是腐败的官僚和军阀、政客们统治着天下，国家被弄得四分五裂，中国革命还远远不能说是成功啊！在我们的革命中，有着沉痛的教训，我最大的失误，是当初不该把政权让给袁世凯，这使我们又丧失了一次宝贵的成功机会。现在我们才认识到，把革命的政权让给军阀，对军阀们抱有幻想，这是我们幼稚的表现。像你们的国家，就没有在这方面犯错误。试想一下吧，如果列宁把革命的政权拱手让给高尔察克、尤登尼奇或是弗兰格尔，那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呀，真是不敢想像！”
马林说：“孙先生，苏俄革命的成功，靠的是马克思主义，我们建立了一个能联合工农群众和各个阶层一起起来革命的政党，并且还建立起了一个革命的武装核心，这才是我国革命成功的根本经验，不知道孙先生是否研究过马克思主义？”
在这个时候的孙中山的心目中，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行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尚未能清楚地认识到，孙中山说：“贵国的经验是很可贵的，我党可以借鉴，但是至于说到马克思主义，我最近也有过一些研究，我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我感觉到，马克思主义的某些东西，在我国先秦的诸子百家中早有涉及，比如说春秋时期的孔子，他就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对社会的许多精辟的见解，至今还是十分有用的。”
在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孙中山和马林谁也没能说服谁，只得把话题转到了其他方面。在谈到如何团结一切力量进行革命时，孙中山和马林越谈越投机，马林直率地说：“孙先生您必须明白，您现在即将举行北伐，您自己也清楚，靠您目前所有的兵力，只有几万人，是很难取得革命的胜利的。我建议：一个国家的主体在工农，工农的领导者是他们自己的政党，您所领导的国民党应该改组，要组建一个包括工农大众在内的政党，这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您第一个要联合的就是中国共产党，你们两党联合起来，中国革命的胜利才真正有望。”
孙中山说：“我欢迎苏俄的十月革命，我也非常欢迎苏俄对中国革命的真诚帮助，我还欢迎中国共产党与我们联合，我现在在桂林组织北伐，我的敌人就是直系军阀，是曹馄、吴佩孚，除了这些敌人以外，我可以包容一切愿意与我们合作的人或者政党、团体！”
马林对孙中山的大度非常钦佩，又对孙中山提出了一个建议，那就是不仅要有一个团结各阶层力量的以工农为主的政党，还要建立起一支革命的武装核心，为了建立好一支革命的队伍，首先要办起一个革命的军官学校，用这样的学校来培养革命的骨干。
对马林的这一建议，孙中山十分赞同。
送走了马林和张太雷，孙中山的情绪很高昂。晚饭后，孙中山和宋庆龄一边散步一边交谈着白天的会见，宋庆龄说：“这位马林先生辞锋很健，很善于雄辩啦。”孙中山点了点头说：“这位马林先生是我有生以来遇到第一个能在理论上让我心服的外国朋友，那位张太雷先生可也是个难得的人才啊，看来，共产党的前途不可限量！”
宋庆龄说：“从马林先生今天的谈话来看，他对我们党和我们军队的素质似乎有不小的看法。”
“是的”，孙中山也忧郁地点点头，“我就一直为这个问题担心，前几天，我为北伐军中团以上的军官作了一次讲话，我反复强调了军人精神的教育，军人一定要入党，为我们的主义而奋斗。”
宋庆龄说：“军官们入了党，也并不一定就能和政府同心同德，像陈炯明那样的人，虽然入了党，可是现在他又能怎么样呢？他对先生您的主张不是不了解，可他却就是不合作，我真提心。。”
孙中山说：“你说得有道理，我何尝不知道竟存此人越来越靠不住了呢，我只是想，当前我们最大的敌人是直系军阀，我们当前首要的任务是要进行北伐，待到北伐战争胜利，我们再来整顿我们的党。”
这时候，一阵山风吹来，天也渐渐黑了下来，映着天幕，孙中山站立在山坡上，黝黑的身影像一棵顶风屹立的劲松。。
●恸失仲元
在孙中山的民国政府的上层人物中，有一批高级文武人才，他们是孙中山的得力助手，主要的人物有朱执信、邓铿（字仲元）等人。孙中山以他们为自己的左右手，可惜这些人都早早地离开了孙大总统。
朱执信是广东人，是孙中山早年的革命战友，1920年9月在虎门牺牲。
朱执信是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献出了宝贵生命的，他以生命为代价，换取了讨伐桂系军阀的胜利，为孙中山的北伐奠定了基础。
如果说朱执信的死是死在敌人的手里的话，那么邓铿的死则是死在自己人的枪口下的。
邓铿是早期中华革命党的中坚分子之一，孙中山在广州就职任大总统的时候，任命陈炯明为陆军部长，任命邓铿为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并兼第一师师长，这是一个要职。在孙中山想来，陈炯明和自己的北伐主张总是格格不入，必须有一个人从中作为调停人，同时也对陈炯明起到一点牵制和制约作用，将邓铿放在这样一个重要的位置，确是孙中山的一番苦心，这也足以说明，孙中山虽然对陈炯明一直抱有幻想，但也并不是一味地信任的，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孙中山就任大总统以后，在桂林设立大本营，集中了滇、粤、赣军的大部主力，自己也带着一大批高层人士前赴桂林，将陈炯明留在广州，让他在后方接济粮饷。孙中山知道，陈炯明无论如何是不会为北伐而冲锋陷阵的，他主要是要保存自己的实力，他不愿意离开广东。因此，孙中山巡视广西时。动身之前也就等于向陈炯明表白了自己的心迹：“竟存，我这次北伐，如果胜利了，我当然是不会再回广东来的了，如果我败了，我也是无脸回广东来的，广东这块地盘就交给你了。”这无疑是在说：只要你陈炯明支持我北伐，我就让你在广东占住这块地盘了。这种姑息迁就的做法等于是在向陈炯明表示自己的软弱可欺，这也是陈炯明敢于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国民政府施加压力、对北伐拒不支持的原因之一。当然，孙中山也不是对陈炯明一无防备，他把邓铿留在广州，并且兼任着一个主力师的师长职务，实际上就是牵制陈炯明的一个重要措施。
就在孙中山就任大总统之后，陈炯明为了表示自己是听从国民政府的命令的，便率领粤军主力向广西进发，讨伐桂系军阀，邓铿留守在广州。一天，驻军汕头的粤军旅长尹骥发来急电：“据可靠情报，桂系方面有间谍在潮汕一带活动，在我军中煽惑人心，鼓动军人造反，来此的奸细已被抓获，并供出在广州设有秘密机关。。”
电报后面还附有广州敌方秘密机关的详细地址。
邓铿接到这一情报之后，立即调来一支特别行动队，紧急行动，前去抓捕桂军奸细。原来，敌方的秘密机关就设在总司令部的北校场里面，当特别行动队人员到达之前，对方也已知道了要来抓捕他们，在销毁了一批秘密文件之后，越墙逃跑，被特别行动队人员赶上，敌人故意将一袋子洋钱撒在地上，希望追赶的人去拣洋钱而耽误追击的时间，可是特别行动队的队员们不为所动，奋起追赶，一举将奸细们全部抓获。其中有一名是粤军总司令部的参谋，有一名是总统府的军官。经过审讯，发现了陈炯明的心腹部下洪兆麟的人。在审讯这些人的时候，他们的气焰非常嚣张，大声地叫喊：“你们不能扣押我，我不对你们坦白，我要到总统府见到大总统才能讲话！”邓铿根本不买这些家伙的账，下令立即将为首的执行枪决。当时，在邓铿来说，此案非常棘手，如果将此事去和洪兆麟等人对质，他们肯定不会承认，弄不好还会使为首的坏人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如果要将自己根据侦察得来的情报如实向大总统汇报，又没有多少事实证据，有可能会将事情搞糟，加上当时桂系的沈鸿英又大军压境，容不得再作详细的调查了，所以才下令快速地结了案。可是正由于这件案子的快办，使得陈炯明及其部下洪兆麟等人怀恨在心，时时图谋报复。
到了1921年的11月，陈炯明讨伐桂系大获全胜，以胜利者和功臣的姿态回到了广州，这时候的陈炯明更是志得意满，趾高气扬。一些吹牛拍马的人士将他捧为“儒将”，因为他在清朝曾经中过秀才，而当时执掌北京政权的吴佩孚也曾中过秀才，因此有人又称他俩为“南北两秀才”，这使得陈炯明的骄傲之气更盛。在他的心目中，已经不再把孙中山视为革命的领袖了。他要保存自己的实力，为自己当个广东王而打下基础，便一再以“准备不充分、革命军队的力量不够壮大、周边的军阀势力还没有荡清”等为借口，拒绝出师北伐。
可是，孙中山的北伐决心是不会为一两个人的阻碍所能挫败得了的，他几次电令陈炯明来和自己相见，共商北伐大计。陈炯明实在烦透了心，便打起了鬼主意，他决定三管齐下，不惜一切手段来阻止北伐。
第一步，联络唐继尧，分裂革命军，削弱北伐军的实力。
唐继尧是滇军的首脑人物，1920年时想独霸云南，在云南驱逐滇军互相混战，消灭异己势力。当时，率领滇军第一军驻在四川的军长顾品珍，在1921年的3月率领军队打回云南，赶走了唐继尧。唐子无可奈何之中，只身逃跑到香港，过着寓公的生活。孙中山回到广州就任大总统以后，和唐绍仪、伍廷芳等人发电报邀请唐继尧回到广州，孙中山还亲自率领高层人士到广州火车站迎接，并向他宣传革命的大道理，希望他醒悟过来，并且还专门为他举办了盛大的欢迎会，表示对他过去的军阀行径既往不究。可是唐继尧并没有因此而感谢孙中山，反而以身体有病为借口，离开广州，重返香港养病，还通过自己的原部下在云南活动，图谋有朝一日，重回云南掌握政权。
陈炯明要阻止孙中山北伐，第一个人便想到了唐继尧，他几次派遣密使到香港，表示，只要唐继尧愿意回到云南，他愿意助一臂之力，这使早就野心勃勃的唐继尧大喜过望，立即给自己的亲信张伯群写了一封密信，信中说：“孙中山当大总统，陈炯明并不赞成，孙中山搞北伐，陈炯明更不赞成，孙中山要陈炯明为其北伐筹集粮饷，陈炯明也不愿意。现在，孙、陈二人之间已成水火之势。陈炯明已派亲信人员来到我处，表示愿意助我回滇。请你立即回云南去，等待我到来。”
这样，陈炯明与唐继尧之间便达成了第一个秘密的协议：陈助唐回云南复辟，唐则在云南树起大旗来独立，既分散了革命军的力量，又堵住了北伐军的一条前进通路。唐继尧几次到梧州、南宁与陈炯明会晤，孙中山知道他们在秘密集会，也几次晓之以理，并且委任他为大本营参谋长，可是一心要闹独立的唐继尧却一面假意与孙中山周旋，一面收买土匪暗杀了顾品珍，重新掌管了云南。
陈炯明的第二招是勾结湖南军阀赵恒惕，要赵恒惕在湖南树起旗帜，反对北伐军，赵恒惕果然被收买，北伐军的最好的进军路线又被阻住了。
陈炯明的第三招是与吴佩孚勾结起来，南北联合，反对北伐。
经过几次信件往返，陈、吴之间已经基本达成了协议：陈炯明在南方拖住孙中山的后腿，使北伐军无粮无饷，吴佩孚在北方分几路进军，消灭北伐军的有生力量。事成之后，陈炯明保有广东、广西两省的地盘。
俗话说：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陈炯明的阴谋活动，不免风风雨雨地传了出来，自然有人把话传到了邓铿的耳中。邓铿开始还是将信将疑：陈炯明是有野心不假，但是孙中山是把陈炯明一手提拔起来的人，而且对陈非常信任，委以重任，陈炯明再怎么有野心，也得考虑到这一层关系吧？不过，邓铿从此后也就多了一个心眼，时时注意着陈炯明的对外界的交往行动。
这一天，邓铿的一个卫士来向邓铿报告：吴佩孚派来了一个密使，正在陈炯明的内客厅里密谈，谁也不让进，不知道在谈些什么名堂。邓铿闻报，立即急急匆匆地以讨论北伐的军事行动为由去找陈炯明，在他进门时与一个陌生人迎面相遇，只见这个人穿一身长袍，戴一顶棉帽，撑着一副黑色的眼镜，完全是北方人过冬天的打扮。邓铿当即拦住此人，正要问话，却见陈炯明和机要秘书陈鹤年从后面匆匆忙忙地赶了出来，对邓铿陪着笑脸说：这位是陈总司令当年流落南洋时的一位老朋友，在北京做生意，这次到南方来办一点货，顺便来看看总司令的。一边说着话，一边马不停蹄地从邓铿的身边走了过去。
待陈鹤年走了过去，邓铿更加怀疑了起来：我并没有问他是干什么的，陈鹤年说这么多话干什么？仔细地想了想，觉得外面风言风语地传说陈炯明的话是有来由的，假如陈炯明真的和吴佩孚勾结在一起，那将会对北伐造成极大的危害！想到这里，邓铿不由得愤怒了起来：“孙大总统对你陈炯明真是有再造之恩，你陈炯明能有今天，完全是孙大总统所赐，怎么能这样在背后拆孙大总统的台呢！我今天非要和你理论理论！”
邓铿怒气冲冲地走进陈炯明的内客厅，这里对于邓铿来说是不陌生的，他几乎每天都要在这里和总司令议事，因此当他进门时，卫兵恭恭敬敬地向他行了个军礼，按平时，邓铿总是要客气地给卫兵还个礼，可他今天心事重重，只是对卫兵摆了摆手，便头也不抬地走了进去。
邓铿进门也没有给陈炯明打招呼，气呼呼地一屁股坐了在陈炯明的对面，陈炯明刚刚送走了吴佩孚的信使，猛地就看见了一脸怒气的邓总参谋长，心里不免一惊，但是一瞬间便冷静了下来，故作镇挣地说：“仲元，你脸色不好，好像有什么不顺心的事情？”邓铿开门见山地说：“请问总司令，刚才走出去的是什么人？”陈炯明心里一跳：“哦，那是我过去的一个老朋友，在南洋时共过患难的，现在在做些小生意，最近路过我这里，顺便来看看我。怎么啦？我的总参谋长什么时候又当起侦察处长来啦？”陈炯明故作轻松，实际上心里已经是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邓铿见陈鹤年和陈炯明说的来由是一样的，才稍微放了点心，但他觉得还是有必要把该说的话说说清楚：“陈总司令，你我投身革命，为的是实现我们的主义，为的是结束旧中国的残破局面，现在，孙大总统在桂林主持北伐大计，我们要全力支持他的行动，现在有人在说你要和北方的大军阀吴佩孚联合起来对付大总统，这是我所不愿意看到的，也是我们全体革命党人所不愿意看到的！当年，孙大总统第一次到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时，广东省长朱庆澜先生将二十个营的兵力交给孙大总统，那时候的桂系军阀以及其他的军事领袖人人都想得到这二十个营的兵力，而大总统却毫不犹豫地将二十个营的兵力交给了你，这是对你的最大信任，我们可千万不能做对不起大总统的事情啊！”邓铿是个心直口快的人，他也不管陈炯明是不是愿意听，一连串地把自己多日来心里想说的话全部说了出来。
邓铿还想苦口婆心地再劝说陈炯明，可是陈炯明这时候已经不耐烦听这些话了，他对邓铿摇摇手说：“仲元，不要言过其实，耸人听闻，外面的传言不可轻信，我怎么会去做反对孙大总统那样的事情呢？我只是对北伐有不同意见，但那决不影响我对大总统的支持，你就把心放回到肚子里面去吧。”邓铿见陈炯明这样说，也就不好再往下说了，只好站起来告辞。
送走邓铿以后，陈炯明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心想好险，要不是自己早就和陈鹤年统一好了口径，只怕是今天就要露馅了。再转念一想，长期这样下去，早迟是要露出马脚来的，要想好办法。陈炯明的眼珠转了几转，叫来了侦缉处长黄福芝。。从陈炯明处出来之后，邓铿越想越觉得不对劲，把这几天陈炯明的行动联起来一想，已经不能再对陈炯明抱幻想了，他立即给孙中山写了一封长长的信，信中将陈炯明这段时间以来的行动和表现作了详细的叙述，并且把陈和吴佩孚悄悄往来的事情也写了进去，连夜派了一个密使送到桂林。
在密信送走以后，邓铿又得到了一个可靠的情报，陈炯明和吴佩孚的联合已经是确凿无疑的事实了，为了防止陈炯明的行动给北伐带来损害，邓铿又给孙中山打了一份电报，证明陈炯明的不轨行为，请孙中山对此事早作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