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了停，孙中山又说：“我就不信外国人能在我们的国土上打赢这场战争，我要为我中华民族的主权而战，即使是牺牲了，也是虽死犹荣！”
话说到这种程度了，《字林西报》的记者觉得实在是没有什么东西能吓唬得倒孙中山了，只好知趣地离开了大元帅府。
第二天，孙中山答《字林西报》记者的谈话在广州各大中文报纸披露，广州市民们欢欣鼓舞，中国共产党也发表声明，坚决支持孙中山先生的正义行动，工人、农民们上街游行，愤怒声讨帝国主义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的罪行，广州市掀起了反帝革命运动的高潮。
在各界人民的压力下，帝国主义的军舰气势汹汹地开进白鹅潭，却又悄无声息地开了出去，广东省的关税被顺利地收归广州政府所有，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这次反帝革命斗争，取得了彻底的胜利。在这次革命的胜利中，孙中山尝到了胜利的欢乐，也真正看到了人民的力量。
●改组国民党
早在1923年初，孙中山还在上海的时候，他就痛心地感到：国民革命总是遭受重重挫折，究其原因不外乎两条：一是国民党内人心不齐，许多国民党员甚至是老同志都把加入国民党看作是升官发财的敲门砖，很少有人是抱定了为拯救中国的革命宗旨而加入国民党的，更谈不上不惜为之牺牲生命了，而党内的不少好同志却一个接一个地牺牲了生命；再一个原因就是没有一支服从自己指挥的过硬的革命武装力量，因此每次打仗时只能依靠旧式军阀的力量，而这些旧军阀们是不信奉主义的，他们打仗的目的，要么是为了发展自己的实力，争夺更多的地盘，要么就是为了发大财，革命党并不能管束住他们，相反，经常是受制于这些旧军阀们。要解决这些问题，在孙中山看来，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只有对自己现在领导的政党进行彻底的改造，使它能真正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任务来。基于这一设想，孙中山还在上海的时候，就委托自己的得力助手廖仲恺和苏俄代表越飞进行了多次秘密谈判，商量改组国民党的良方。同时，孙中山还委托中国共产党人李大刽为改组国民党出谋划策。孙中山到广州组建起大元帅政府之后，立即把这一任务当作头等大事来抓。
1923年的10月6日，苏联派驻广州的全权代表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廷到达广州。鲍罗廷从莫斯科来到广州，首先递交了苏联驻中国大使加拉罕的介绍信。加拉罕是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曾经三次发表对华宣言，他特别尊重孙中山，称孙中山是“新俄的老朋友”，他曾经多次向孙中山表示，他要尽自己的全力来发展苏联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友谊。在鲍罗廷到中国后，加拉罕写了一封长信给孙中山，告诉孙中山：鲍罗廷是苏联的一名老党员，有着丰富的革命经验和很强的工作能力，并介绍鲍罗廷代表自己向孙中山转达他对中国国民党的一切意见和建议。
孙中山见到鲍罗廷，如同见到了阔别多年的老朋友，详细地向他询问了苏联的情况和列宁同志的身体情况，在和鲍罗廷的谈话中，孙中山对苏联革命的每一个细节都表示出极大的兴趣。孙中山任命鲍罗廷为国民党的顾问、训练员，请他在广州协助自己搞好这次国民党的改组工作。为了让党内的同志理解自己的意图，孙中山曾经在一次会议上对国民党员们解释说：“我请鲍罗廷君为我党的训练员，鲍君有丰富的办党的工作经验，我的目的是要借助于鲍君的经验为我党的改组服务，鲍先生来到中国，也是诚心诚意地来帮助我们的。我衷心地请各位不要对他抱有什么成见，而是要牺牲自己的片面的见解去理解鲍先生的思想，去学习他的方法。”
10月19日，孙中山致电上海的国民党事务所，告诉他们：他已经决定委任廖仲恺、汪精卫、张继、戴季陶、李大钊五人为国民党改组委员会的委员，又秘密地给北京的李大钊发了个电报，要他立即去上海主持商讨改组国民党的事宜。10月24日，孙中山又委任廖仲恺、邓泽如、林森、谭平山、陈树人、孙科、许崇清、谢英伯、杨庶堪等九人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以林直勉、谢良牧、徐苏中、林云陔、冯自由五人为候补委员，正式组成了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筹备国民党的改组工作。
1923年的11月25日，标志着国民党改组工作走出成功的第一步的《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正式发表，宣言把这次改组国民党的动机和目标写得清清楚楚，宣言认为，中国国民党自成立以来，已经走过了将近二十年的历史，也做了不少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从国家当前的状况来看，不能不承认：国民党二十年来的革命非但没有成功，相反是失败了的。接着说到要想改变中国目前的落后状况、使革命获得成功的唯一途径是必须对现在的政党进行改造：“。。欲起沉疴，必赖乎有主义、有组织、有训练之政治团体，本其历史的使命，依民众之热望，为之指导而奋斗，而达其所抱政治上之目的。否则民众蠕蠕，不知所向，惟有陷为军阀之牛马、外国经济的帝国主义之牺牲而已。。而吾党本其三民主义而奋斗者历有年所，中间虽更迭口号，然宗旨主义未尝脱离；顾其所以久而不能成功者，则以组织未备、训练未周之故。夫意志不明，运用不灵。虽有大军，无以取胜。吾党有见于此，本其自知之明，自决之勇，发为改组之宣言，以示其必要。先由总理委任九人，组织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始其事；行将召集海内外全党代表会议，以资讨论。关于党纲章程之草定，务求主义详明，政策切实，而副民众所渴望。而于组织训练之点，则务使上下逮通，有指臂之用；分子淘汰，去恶留良，吾党奋斗之成功，将系乎此，愿与同志共勉之！”
孙中山预料：这一改组宣言一发表，将会引起党内外的广泛关注，特别是党内的一些不大赞成改组的同志，将会产生许多疑惑，很多人还会思想不通，少数人还将会起劲地反对改组国民党的主张，必须尽早对党内的同志进行思想教育，用说服的方法，把这些人的思想统一起来，以免给改组国民党的工作带来不必要的阻力。因此，在这一宣言一发表的时候，孙中山就注意党内同志的反应，抓住机会进行演说。他在大本营中召集起来一些老党员来，反复解说这次改组国民党的动机，他说：“过去，在我们党内，有同志认为，革命军起则革命党消，把革命成功的希望寄托在旧军队身上，殊不知这样做给我们带来了多少危害，陈炯明、唐继尧、沈鸿英、温树德、叶举、洪兆麟等等，他们先前都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后来，随着他门个人势力的增长，野心也越来越大，竟走到了反对革命的道路上去了，差点就使革命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今天，我党改组的唯一目的，在乎不光是依靠兵力，而且更要依靠我们党本身的力量，我们党本身的力量从何而来？从民心而来，人民心力是革命成功的基础。只有人民的心力是最足依赖的，单纯的兵力是不足依赖的，因为兵力的胜败无常。我们党必须先有一种基本的力量作基础，然后兵力才有可靠的希望。俄国人为什么革命在我门之后而成功却在我们之前，就是因为他们有一种人心的力量作基础，不光胜利了，并且能在列强的重重压力之下不会失败。。”
有人对学俄国的方法表示不理解，问孙中山说：“我们素来认为俄国革命党是一种过激行动的党，我们现在学习俄国，岂不是也要走过激的道路么？”
孙中山回答说：“在革命开始的时候，如果没有一些过激的行动，是很难取得成功的，而今天的俄国已经恢复了秩序，并且已经开始了建设新国家的工作，成绩斐然。所以，从这里看来，当初的一些过激的行动也是无可厚非的，从今天俄国的现状来看，还有一点点过激之处么？俄国人学问深、气魄大，所以他们能想出良好的方法来，我们想要取得革命的成功，就一定要学习俄国！”
还有人对联合共产党表示不理解，说：“共产党成立不到两年，成员不足一百，和共产党联合有什么好处？再说，共产党主张共产，过激议论和行动比苏联还要厉害，我们怎么能和共产党联合呢？”孙中山又对这一观点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孙中山说：“共产党成立时间虽然短，人员固然也不多，但是共产党内有许多杰出的人才，共产党人有着博大的胸襟，共产党人还有着做民众工作的良好的方法，这些都是我们所没有的。君不见：叛军叶举、洪兆麟部围攻广州时，共产党人振臂一呼就组织起来数万武装；外国军舰开进白鹅潭的时候，还是共产党人，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民众运动，使外国列强不得逞其阴谋。这些都是共产党人超过我们国民党人的地方，我们正是要学习共产党人的这些方法，学习共产党人坚定的主义的精神，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革命的胜利！”
孙中山的慷慨激昂的演说，给广大的国民党员们以深深的感染，许多人都对孙中山的观点表示心悦诚服。
可是，国民党中一些持右派思想的元老们却不买这个账，他们就是顽固地反对和共产党联合。身为改组委员会成员的元老张继，他就是坚决反对改组国民党的，他更加反对和苏联、和共产党人联合，张继、冯自由、戴季陶等人联合起来，反对联合共产党，冯自由最为卖劲。他对孙中山说：“国民党不能和共产党合作，如果国共合作，共产党将会乘机打倒国民党，即使是叫共产党进来，也只能把他们当作酱油和醋，而不能把共产党当作正菜！”孙中山对这些人的顽固不化非常气愤，反复说服教育都不顶用时，孙中山真的生了气，孙中山说：“你们怕共产党，不赞成改组，那你们就退出国民党；你们不愿意进步，我就解散国民党，我可以以个人的名义加入中国共产党！”
为了进一步统一思想，孙中山还是努力多作说服工作。一天，孙中山集中一些老党员来开座谈会，主要是召集那些对改组有意见的人，张继、冯自由等人都被召集到会。会议从一开始，孙中山就立足于国民党建党思想的“天下为公”的主张，反复说服这些老同志，希望他们能理解自己的苦心，真心地支持改组国民党的工作。可是，还没等孙中山把话说完，冯自由就从座位上跳了起来，大喊大叫地表示不同意国民党改组，冯自由说：“先生的所谓联共联俄的主张，我考虑再三，就是不能同意，因为您的这一主张简直就是引狼入室，将来会后患无穷！”张继也连连拍着桌子大声地说：“联俄联共，这是亡党的主张，我要求孙总理能听取我们的意见，撤销三大政策，至于改组的事情，只能由本党自己内部进行，不要俄国人和共产党人插进来！”孙中山对冯、张二人顽固不化的态度非常生气，本来想对他们发一通火的，后来总算是忍住没发火，又耐心地将改组国民党和联合共产党、联合俄国人的意义反复讲了几遍。可是，冯自由却一边跳脚一边大声地叫：“联俄联共，亡党亡国，我冯自由绝难从命！”
冯自由说完话就要离开会场，气得孙中山实在是憋不住了，大声地叫：“冯自由，你给我站住！今天晚上是发扬民主，大家讨论党内事务的，你反对改组的主张也可说，可以以理服人，可是你却耍起流氓手段来，竟然捣乱会场，为严肃纪律，本总理决定给你以处罚！马湘！”“在！”卫士马湘在门外答应了一声。“给我把冯自由关起来，禁闭一夜！”马湘高声应道：“是！”走过去，将冯自由带走，冯自由只得老老实实地跟马湘走出会场。
国民党中资格最老的两个人物胡汉民、汪精卫二人也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表示怀疑和反对，汪精卫和胡汉民一道去向孙中山进言，对孙中山说：“联合共产党，就会像是孙行者钻进铁扇公主的肚皮里一样，我们就没有安宁的时候了。”孙中山见自己的这批老同志都不理解自己的政策，便决定起用廖仲恺，让廖仲恺来主持改组工作。
邓泽如、林直勉等一批资格较老的国民党员也向孙中山上书，反对三大政策，他们把孙中山想实行三大政策归结为是受了共产党的蒙蔽，在信中说：本党改组，虽然是出自我们总理的独自主张，但其中的组织法和党纲、党章的拟定则多是出自俄国党人鲍罗廷和共产党人陈独秀之手，今天，陈独秀率领他的党人集体来到我们党中，就是想借我党的身体，注入共产党的灵魂，将来会使我党受共产党人的指挥，革命成功，是共产党人的福；革命失败，是我国民党人的祸。所以认为，联俄联共政策切不可行。。看了这样的信，孙中山非常生气，当即在信上一一批示：“党纲、党章的起草，是我请鲍罗廷君作的，我亲自加以审定的，原稿为英文，后由廖仲恺译为中文，陈独秀并不知其中之事，我党诸君切不可疑神疑鬼。”又批示道：“我国革命，历来为各国列强所不容，所以常常助反对我们的力量来扑灭我们，只有俄国才是真正地同情我国革命，如果联合之中有弊端，理当人人起来改变它，而不应该坐而论道，我们要尽我们的责任。。”
对孙中山的解释，邓泽如、林直勉等人就是不听，他们甚至要再成立一个组织来反对改组国民党。
可是，孙中山痛感到自己三十多年革命的经历不会欺骗自己，他下定了决心，改组国民党的主意绝不变更。1924年1月20日上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礼堂开幕。到会代表一百五十六人，其中有中国共产党人二十四人，孙中山以国民党总理的身份担任会议的主席。
大会开幕，大会秘书长刘芷芬请孙中山致开幕词，孙中山对这次大会终于能顺利地召开，感到无比欣慰，他还预感到大会中可能要遇到不少阻碍，便用凝重的语音说道：“我们这次大会只有十天，会期很短，我们要集中精力来研究一些实实在在的问题，各人都要虚心，绝不能以无意识的问题来制造纷争，生出无谓的争论，耽误大会的时间。”孙中山说：“我们这次大会有两件事，第一件事是改组国民党，第二件事是要用革命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除此以外，我还有一件事要提醒大家，从前，本党一直不能巩固成功的原因，不是敌人有什么大的力量来打败我们，而完全是由于我们自己同志的思想见识过于幼稚，常常在自己的队伍中生出一些误解来，致使全党的团结非常涣散，革命因此而常常失败。。”
开幕词的最后，孙中山要求：“今天这个大会是中华民国开国以来的第一次，这次会议将在我们中华民国的历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我要求与会诸君在这短短的十天时间内，把我们大会预期要做的事情做完，使我们这次大会达到预期的目的。”
这次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吾》，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张，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以革命的精神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所谓民族主义就是主张“中国民族自求解放”，对外免除帝国主义的侵略，强调民族主义的目的在于使“中国民族得自由独立于世界”，“中国境内的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对民族的压迫，“各民族有自决权”，在革命胜利之后，将组建一个自由统一的中华民国。所谓民权主义，主张普遍平等的民权，使民权为一般平民所共有，不是少数人的民权。同时，宣言认为，凡是真正反对帝国主义的一切个人和团体，都享有一切自由和权利，而凡卖国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则无论其为个人还是团体，都不得享有自由和权利。所谓民生主义，就是要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反对土地权为少数人所操纵，反对私有资本制度操纵国民的生计。
大会进行期间，忽然传来了苏联国家领袖列宁逝世的噩耗，孙中山非常悲痛，决定休会三天，广州政府机关下半旗致哀。
大会结束的最后一天，通过了大会的宣言草案，草案中原来有收回租界、收回海关、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内容，有些代表顾虑到这些内容写入之后会刺激列强，主张删去，孙中山坚决主张保留，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最后还是保留了这些内容，大会最后选举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张静江、廖仲恺、谭平山、李大钊、于树德等二十五人为中央执行委员，邵元冲、邓家彦、沈定一、林伯渠、毛泽东，瞿秋白、张国焘等十七人为中央候补委员，邓泽如等五人为中央监察委员。
中国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在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创建黄埔军校
孙中山在领导国民革命的实践中，深切地体会到，要想实现革命的目标，必须有一支基本的革命军事力量，这也是苏联革命成功的基本经验。苏联革命成功之后，之所以能在各国列强的环伺之下，岿然不动，就是因为有一支革命的基本军事力量在支撑着，这一条道理，当陈炯明叛变。孙中山不得不退居上海时就已经深切地认识到了。因此，在讨贼军日益取得军事上的胜利时，孙中山就已经开始了创建军事学校的部署。在1923年的2月，苏联的全权特派员越飞来到中国时，孙中山便授意廖仲恺和越飞会谈，重点解决创办军事学校的事情。这之后，孙中山又决定派一个代表团去苏联考察，向苏联人学习创办红军的经验。8月5日，孙中山正式决定，派蒋介石、瞿秋白、张太雷、王登云等人组成孙逸讪博士代表团，去苏联考察军事、政治等事务。代表团由蒋介石任团长，8月16日从上海正式启程赴苏联，9月2日到达莫斯科。孙中山给蒋介石一个明确的指令是：代表中国国民党，向列宁和苏联政府提出三点要求，第一个要求是，希望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派代表团到华南来，依照苏联训练红军的办法来帮助中国训练革命的军队，派来的人越多越好。第二个要求是，孙中山自己在适当的时候要亲自到苏联来考察苏联红军，希望苏联政府为孙中山提供方便。第三个要求是，此次中国派去的代表团在苏联可适当地多呆一些日子，与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共同商讨中国的作战方案，这一作战方案包括的内容很多，主要是如何巩固新生的广州革命政权，如何北伐以统一中国等等。
中国代表团在苏联期间，孙中山时刻关注着他们的行动和进程，随时与他们用电报保持联络，当得知中国代表团在苏联进展顺利时，孙中山非常高兴。由于叛军沈鸿英对广州的进攻，孙中山只得放慢了创建军校的计划，同时还忙里偷闲地给中国代表团去信去电报，要他们在苏联好好地学习人家的长处，不要急着回来。到了年底10月份的时候，孙中山一面忙于筹备中国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面还不忘记创建军校的事情，向临时组建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交了创建军事学校的提案，这一提案经秘书人员具体化为“设陆军讲武学堂于广州”，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很快就批准了这一方案。并且决定将新成立的军事学校命名为“国民军官学校”，由孙中山亲自任校长。
在任命军校校长的问题上，孙中山早已胸有成竹，他暂时对由谁来当校长的问题不予表态，只是在最后将国民军官学校改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指定由廖仲恺和正在广州帮助孙中山工作的苏联人鲍罗廷两人共同筹划开办学校的具体事宜。在国民党的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孙中山亲自选定了一个军校筹备委员会的人员名单，由蒋介石任筹备委员会的委员长，由王柏龄、李济深、沈应时、林振雄、俞飞鹏、宋荣昌、张家瑞等人为筹备委员会的委员。
在军校的校址选择上，孙中山早已看好了一个绝妙的地方，它就是黄埔。黄埔是一个水中的孤岛，离广州还有四十里的水路，小岛方圆有四十里的面积，岛上林木葱茏，山峦起伏。岛上有长洲炮台，南边与虎门炮台相连接，是广州对外的第二个要塞。黄埔岛四面环水，远离城市，是个开办军事学校的好地方。再说，过去岛上也还办过广东陆军学校和海军学校，有一些基本的建筑可供使用，孙中山便建议用这块地方作军校的校址。
蒋介石率领代表团在苏联共考察学习了三个月的时间，一回到广州，孙中山就让他开始筹办军事学校的工作。
筹备军事学校，不光要有教员，还要有大批的器材和枪械，岛上一无所有，完全要凭筹备人员去各地置办。办事一是要人，要人这好办，只要蒋介石向孙中山开口，要谁都不成问题；可是另一个问题也是一个恨本的问题就是钱，钱从哪里来？这是令蒋介石头痛的事情。当时在广州，滇军、桂军、粤军、湘军等都各自把持着收税的权力，广州地方的大部分钱财都进了这些大小军事实力派人物的口袋，他们对于创办军事学校不但不予支持，而且还拼命反对，除了粤军第二师师长李济深积极拿出三万元和一部分长枪以外，其他的桂军、滇军等将领答应的枪枝和经费都不见踪影。一天，为了筹备即将要使用的经费，蒋介石不得不硬着头皮去我军长范石生要钱，当蒋介石到了范石生的住处时，范石生恰好大烟瘤上来了，他一见蒋介石来到就有点烦，问他来干什么，蒋介石说，筹备军校要用钱，现在已经财力告尽了，请范军长支援一点。范石生还不等蒋介石把话说完，就冲着蒋介石发了一通火：“建什么军事学校，吃饱了撑的！就凭你们那么几个人能干什么？当心哪天我派一批弟兄去把你们连锅给端了！”说完话就自顾自地进屋抽大烟过瘾去了，弄得蒋介石进退不得，十分尴尬。后来还是廖仲恺到范石生那里才弄到了这笔钱，蒋介石感到奇怪：“怎么我去他不给钱，你去他就给钱了呢？”廖仲恺苦涩地笑笑说：“那些军阀老爷们，有一个坏脾气，在他们要过大烟瘾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去招惹他们，那时候去向他们要钱，不光要不到，还准得挨他们一顿骂，要在他们过足了烟瘾心情很好的时候才去向他们开口，这才有可能把事情办成。”
听了廖仲恺的话，蒋介石想：廖公果然有过人的才能，难怪孙中山那么器重他，从此后，他对廖仲恺更增加了一份敬畏。同时，蒋介石也感觉到，这个军事学校也真是棘手个难办的事情，他真想一甩手了事。
创建军事学校，孙中山仍然坚持他的三大政策，他始终认为，共产党的力量是不可忽视的，他正式通过李大钊向中国共产党提出要求，请中国共产党派员来黄埔，帮助筹办军事学校。应孙中山的请求，中共中央作出决定，陆续选派了周恩来、恽代英、萧楚女、熊雄、聂荣臻、张秋人、鲁易、包惠僧、高语罕等一大批共产党员到黄埔军校帮助工作。1924年3月，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正式选拔完毕，在第一期学员的六百多人中，有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团员约六十人。这些人在黄埔军校中起着重要的革命作用，在后来的中国革命运动中，也起了至为重要的作用。
当黄埔军校筹备工作正在如期正常进行时，蒋介石忽然不辞而别，一个人跑到上海去了，临行时，他交代秘书王登云，发给筹备委员会的委员们一批路费，请他们各自回到自己的原来岗位上去。筹备处的叶剑英和邓演达坚决反对这么做，他们质问玉登云：“谁下的命令？蒋介石自己在什么地方？创建军校是孙中山先生的意思，是经过中央临时执行委员会批准了的，蒋介石不能一个人说了算，我们要见廖仲恺廖先生！”可是当时正好廖仲恺到县里去开农民协会会议去了，邓演达和叶剑英坚持要等到廖仲恺回来再说。在他们二人的坚持下，大家都没有散去，一直等了三四天，廖仲恺才回到黄埔。廖仲恺对那些主张散伙的筹备委员会的委员们说：“你们都是获蒋先生邀请来做军校的筹备工作的，蒋介石中途走掉，这是不负责任的，是一个错误，你们如果真是爱蒋先生的话，就不能在这个时候离开，而要坚持把这个工作做好。我相信，蒋介石先生考虑好了以后，他还会回来的！我宣布：军校的筹备工作继续做下去！”
在广州的孙中山也接到了蒋介石临走时丢下的一封信，信中说：自己筹备黄埔军校，办事时处处遭受掣肘，无力将此事办好，现已将筹备处的一切事宜交廖仲恺先生代为处理，请求总理同意我辞去筹备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并请立即派人接办，等等。接到蒋介石的这一辞呈，孙中山很生气，立即在辞呈上批道：“革命工作在草创时期，总是有许多令人难以预料的困难，务须任劳任怨，百折不回，从艰苦中去奋斗，务必将事业办成，故不准辞职，请立即回到任上，继续工作。”
可是廖仲恺来向孙中山汇报说：蒋介石已经离开了黄埔，一个人到上海去了。孙中山坚定地对廖仲恺说：我创建军校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请你立即接手这一工作！
黄埔军校筹备处从1924年的3月份开始工作，历时三四个月，终于完成了草创期间的全部工作，廖仲恺请孙中山定一个开学的日子，孙中山毫不犹豫地说：“开学典礼就定在今年的6月16日进行！”孙中山选定这个日子，并不是像我们今天的人们所说的，要选一个吉利的日子，恰恰相反，这一天正好是陈炯明叛变二周年的纪念日。两年前，陈炯明用革命的军队来打革命的军队，炮轰总统府，把孙中山逼到了上海，革命成果差点儿被全部断送。孙中山要让大家记住这个日子，记住历史上这一沉痛的教训，今天刨建新的军事学校，就是为了建设一支革命党人自己领导的军队，永远保住革命胜利的果实。
学校建成了，校长由谁来当？有的人建议由孙中山亲自当校长，还有一些人认为：这所军事学校，谁当了校长，将来就有了一大笔政治资本。校长一职是个可以在政治上飞黄腾达的肥缺，因此许多人都削尖了脑袋要当这个校长。一时间，托人走后门的不计其数，甚至为了确定校长的人选，党内争得很激烈。
孙中山提议：“由蒋介石来当校长。”这个提议一说出来，立即有很多人反对。有的说：蒋介石在困难的时候丢下一大堆事务不管，临阵脱逃，一个人跑到上海去，怎么还能让他来当校长呢？有的说蒋介石的能力不足以担当校长的大任，说来说去，就是要让自己来当校长。孙中山早已胸有成竹，他对蒋介石的才能是了解的，而且当年陈炯明叛变时，别人都离开了广州，蒋介石却从上海跑到广州，在革命最困难的时候和自己在永丰舰上共同战斗，这说明蒋介石对革命是非常忠心的。孙中山派蒋介石去苏联考察军事，也就是准备好了要让蒋介石来当军校校长的。见大家这么争来争去的，无非是想争点好处，孙中山坚定地说：“我的意见已经定了，如果不让蒋介石当校长，我宁可这个军校不办！”见孙中山这样果断，大家才不好再说话了。1924年6月16日，现代中国第一个革命的军事学校——黄埔军校在孙中山的亲自主持下，正式开学。开学典礼这天，主席台正中央挂着一条横幅，上面写着黄埔军校的校训：“至爱精诚”四个大字，两边挂着一副对联，上联是：养天地正气，下联是：法古今完人。学生们唱着军校的校歌：莘莘学生，至爱精诚，三民主义，是我革命先声。革命英雄，国民先锋，再接再厉，继续先烈成功。同学同道，乐遵教导，终始生死，毋忘今日本校。以血洒花，以校作家，卧薪尝胆，努力建设中华。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主义须贯彻，纪律莫放松，预备做奋斗的先锋，打条血路，引导被压迫民众。携着手，向前行，路不远，莫要惊。至爱精诚，继续永守，发扬本校精神，发扬本校精神。
学生们唱着黄埔军校的校歌，一律穿着中山装式的黄咔叽布军装，精神饱满地进入会场。说起中山装，这里面还有一段故事，1923年上半年，孙中山在主持大元帅府的工作时，觉得中国旧式服装既不经济，又不适用，而要穿西装又很费钱，因为当时的西装毛料都是从外国进口的，很贵。孙中山便在“国民服”的基础上，结合当时在南洋华侨中流行的企领文装的样式，改装成一种新式的服装，这种新式服装，既有西装的硬挺，又有中国人的特点，孙中山还将上衣的口袋做了改动，改成三个明口袋，大口袋做成“琴式”，这样可以装进去许多东西，笔记本和钢笔都可以装进去，便于装学习用具。后来，这一服装式样在全中国流行，人们便把这种由孙中山设计的服装式样称为中山装。
孙中山在黄埔军校成立大会上作了长篇演讲，他对全体学员们说：“辛亥革命成功，中华民国成立，中国革命因为没有一支好的革命军而失败了，如果没有好的革命军，将来还要永远地失败下去。今天在这里创建这个军事学校，根本的目的，就是要借助这个军事学校创建出一支真正革命的军队来，你们这些学员的任务，就是要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冲锋陷阵，以挽救革命的危亡。”
孙中山要求军校的学员们要有“高深”的学问，所谓“高深”的学问，就是要认真学习革命的理论，继承先烈的革命精神，使三民主义得到最后的成功，那时候，中国才能在世界上同列强各国并驾齐驱，中国的民族才能够永远地生存于人类。
在黄埔学校里，最早实行了政治工作制度，孙中山要效仿俄国革命成功的经验，设立教寻团，并在各连各团委派党代表，主管政治工作。这一措施是黄埔军校作为革命的军事学校区别于其他军校的基本特点。孙中山任命廖仲恺为学校的党代表，先后派国民党的元老戴季陶、邵元冲等人任政治部主任。可是这些人对孙中山的动机并不了解，他们长期不到军校去，政治部是个空架子。后来，校长、党代表与苏联的代表会商，决定请中国共产党派员来担任政治部主任一职，周恩来便受中共中央的委派来到黄埔军校当了政治部主任。
黄埔军校在孙中山的亲切关怀下，在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越办越好，培养了一大批军事人才，在中国革命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剿灭商团
广州革命政权的日益巩固，中国革命的形势飞速发展，使得帝国主义在华的代理人们心中益发恐慌，他们总是要想办法颠覆中国的革命政权。当孙中山毫不犹豫地收回了海关关税的主权的时候，英国、法国、荷兰等帝国主义国家就想用武力来干涉，可是，最终还是没敢真的对革命政权发动军事进攻，他们先是努力扶持陈炯明，想利用陈炯明的叛军实力来推翻广东的革命政权。陈炯明几次对广州的进攻都以惨败而告终，令帝国主义者们非常失望。但是，他们并不甘心失败，他们还要在中国努力寻找其代理人，寻找能够打败孙中山的力量。
功夫不负有心人，英国人终于在广州找到了一条忠实的走狗，这就是商团团长陈廉伯。
陈廉伯是广东南海西樵村人，出生于商人世家，清朝末年毕业于香港的皇仁书院，早年加入了英国的国籍。他的祖父叫陈启源，1872年就在家乡开办了继昌隆缫丝局，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家民族资本主义的工业。陈廉伯16岁时就在英国帝国主义在华的最有实力的实业机关汇丰银行广州支行工作，凭着他的聪明和善于巴结，很快便飞黄腾达，当上了这家银行的中国买办。在陈廉伯当广州支行买办期间，他趁着清末民初政局不断变动的时机，四出投机活动，使香港银行发了大财，英国人对他非常赏识，陈廉伯个人野心也迅速膨胀起来。
陈廉伯不满足于捞几个钱，他要当政府的要人，他甚至想当中国的华盛顿。起先，他非常佩服陈炯明这个人，觉得陈炯明不光有兵权，还有学问，是广州的王，要想走上政坛，陈炯明是一个极好的阶梯。他以一个商人特有的精明，发挥出自己经商的聪明才智，和陈炯明拉起了同宗同族的情谊，借助于陈炯明在广州政坛上的地位，陈廉伯自己的名声也与日俱增，没费多大力气就实现了他的第一步目标。
接着，陈廉伯又干起了欺世盗名的勾当，他狠狠心，拿出了一大笔财产，钻进了广东赈济会这样的慈善团体内，由于他的慷慨大方，陈廉伯被大家选为广东省救济会的总理。后来，他又和桂系军阀陈炳昆拉上了宗族关系，竟然当上了广州商团的团长，地位一日数升，成了地方上的名流，竟然和省长齐名了。
商团本来是商人为了保护商人的合法利益而组织起来的，是自己保卫自己利益的一种非军事化的组织，成立于1912年，参加的人大多数是资本家、商店老板、高级职员等。开始，商团只是“防御内匪，保全生命财产，维持地方公安”而已，对政府的其他事项，一概不问，即使是像捉到小偷这样的小事，也只是扭送政府警察局处理。自从陈廉伯当上了商团团长以后，情况便起了极大的变化，陈廉伯有目的地发展自己的实力，从他1919年当上商团团长时起，就从商团经费里拿出二百万元来，向加拿大政府购买了四千多枝步枪，商团的人数也迅速扩大，很快发展到十个分团，四千多人。
英国人看中了陈廉伯这股势力，他们给陈廉伯打气，对陈廉伯说：“你放心地干，尽可以和孙中山对着干。孙中山已经越来越走向赤化了，他迟早要和共产党人搞到一起去，那时候，受害的将是你们商人。只要你有胆量和孙中山对着干，我们外国公使团支持你；如果你能用自己的商团武装力量推翻孙中山的广州革命政权，我们英国人就能帮助你组织起商人政府来。在国外，政权总是由有钱的人来掌握的，这你是知道的，我们英国人帮助你组织起商人政府以后，你陈廉伯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华盛顿，将在全世界留下你的英名。”
英国人的一番打气的话，使陈廉伯像打足了气的皮球，他的野心膨胀到了顶点，他决定要铤而走险了。
1924年的5月间，广州街面上经常出现一批古怪的军队，他们身穿黄斜布军服，脚上穿着大皮鞋，扎着绑腿，头上戴着硬边的军帽，身上背着长枪短枪，神气活现地在大街上走来走去。大热天，他们武装整齐地在街上晃来荡去，也不嫌热得慌。他们这种装束既不同于粤军，也不同于滇军和桂军，更不同于地方警察部队，这些人就是商团军，隔老远地就能看到他们肩上那闪着黄光的“粤商团军”的黄色缎带。应该说明的是，这些人不同于政府军队的地方是，他们都很有钱，这些漂亮的军服都是他们自己花钱买来的，因为计划要在5月27日召开全省商团代表会议，所以他们都集中到了广州，这些人便在广州大街上耀武扬威起来。
5月27日，陈廉伯不通知政府，擅自决定在广州召开商团成立大会，大会有全省一百零八个商埠的代表团参加，共有代表三百多人，成立了广东省商团联防总部，陈廉伯自任总长，陈恭受、邓介石任副总长。会上还决定要购买武装巡洋舰，筹备设立商团兵工厂，在总部设立军事参谋部，还规定了商团内部上下关系中的特殊行文方式，全然是一种政府的和军队的组织方式了，陈廉伯的目标还不止于此，他的终极目标是要推翻政府，在广州建立一个商人的政权机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陈廉伯以商团的名义，向香港南利洋行定购了两批军火，第一批军火中就有步枪、手枪、机关枪等近一万枝，各种子弹达三百多万发，雇用丹麦商船哈佛号往广州运送。
8月9日，哈佛号把军火偷偷地运到广州，停泊在白鹅潭水面，准备偷运进广州。参加商团军的一位理发工人发现了这一只商船，立即向广州革命政府作了汇报。孙中山接到这一报告之后，非常警觉，派海军前去搜查这艘商船，查出了大批军火，孙中山指示：“全部封存，将商船开到黄埔水面上，由黄埔军校的武装力量来控制。”孙中山还指示廖仲恺，立即向广州社会各界发布公告，说明所扣的军火是什么样的军火，以免商团乘机在社会上制造混乱。廖仲恺于第二天便发布了《扣留商团私运枪械的布告》。
陈廉伯正是要向广州革命政府发动进攻，军械被扣留，虽然等于是被孙中山当头打了一棒，但也为他提供了向政府进攻的机会。于是他疯狂地开始向政府发动进攻。他一面发布公告说要辞去广州商团团长的职务，并说，在自己不担任团长职务期间，如果广州市内出现治安问题，本人概不负责，等等。同时，陈廉伯又向社会各界宣布联防总团将于8月13日正式成立。广州商团第九分团竟然在商团的大门上贴出了一副带有示威性的对联：“联团为自治机关，拯众生于火热水深，责无旁贷；武装即和平保障，举全粤之妖氛毒雾，一扫而空。”商团的一千多人还穿起他们的军服，整队来到大元帅府，向孙中山请愿，要政府立即归还枪支，否则将从次日起，广州全市罢市。孙中山正在会议室里召开会议，商量对付商团的事情，忽然听到外面乱哄哄的。胡汉民跑到窗口一看，大惊失色地说：“不好，商团闹事了！商团军来了一大批人！”孙中山对胡汉民说：“展堂，你惊慌什么？这些人来了，他们大都是不明真相的人，待我去接见他们，向他们说明事件的真相，他们自然会离开的。”听说孙中山要去接见商团军，大家都反对，怕会出危险。可是孙中山却像没事人一样，从容不迫地走出元帅府大门。
大门外，商团军正与元帅府的卫士们相互对峙着，一些人在大声地鼓噪：“我们要见孙文！快叫孙中山出来见我们！归还我们商团的枪支！”卫士们则一个个紧握着手中的武器，对商团军怒目而视。
孙中山态度从容地走到大门口，对乱哄哄的人群挥挥手，人群很快便安静下来。孙中山说：“你们来这里是干什么的，不用说我都知道，是要我还你们的枪支。请问，你们商团历来是以保护商团自身治安为宗旨的，你们已经有了足够的武装力量，那你们又买进来将近一万支枪干什么？难道说，你们老板和每一个伙计都要有一支枪吗？你们都有了枪，谁还需要你们去保护呢？试问，商人人人有枪，谁来经商？要知道，私运军火是违法的，好好的商人都是守法的，政府没收这批军火，是因为这批军火是违法运进来的，我告诉你们，你们的商团团长陈廉伯有着很大的野心，有确凿证据表明，他正在策划一个大阴谋，你们千万不要受骗上当！”孙中山说到这里，来到大元帅府前的一千多人中大多数人都沉默了，只有少数人还在大声地叫喊，可是已经没有多少号召力了。孙中山见人群已经沉静下来，许多人正在开始退出，便转过身，像来时那样更加从容不迫地走进了大元帅府，一场来势汹汹的纷乱，被孙中山几句话，就平息于无形之中。
陈廉伯决不肯就此善罢甘休，他开始了有计划的行动。一方面，他们花重金买通滇军军长范石生和滇军二师师长廖行超，送给他们大批的钱和烟土，让他们出面调停，请他们在广州商团与政府的冲突中保持中立，范石生和廖行超果然贪图商团的钱财，默许了商团的请求。
8月18日，陈廉伯又煽动广州银行业罢市，拒收广州政府发行的纸币。
8月20日，商团联防总部转移到广东佛山，陈廉伯和陈恭受龟缩在佛山对广州的商团进行遥控指挥。24日，广州商团还以广东商团全体团军的名义致电政府，威胁说要对政府采取行动，还在广州各地散发反动传单，制造混乱。孙中山指示广州革命军：对商团的叛乱行为要不遗余力地进行镇压。革命政府还逮捕了正在散发反动传单的广州商团第九分团的团长邹竟先，并对邹竟先这样的首恶分子立即处以枪决。
革命政府对邹竟先的处分决定，被商团军知道后，他们竟然胆大包天地要在革命政府行刑时劫法场，把邹竟先抢回来。广东省长廖仲恺指示：将邹竟先就地提前处决。陈廉伯等人又借此大作文章，公开辱骂孙中山。香港的英国人也按捺不住了，从后台跳到了前台，英国驻广州总领事竟然向大元帅府发出了最后通碟，警告中国军队，不得对商民开枪开炮，否则英国人将对中国军队采取行动。同时，英国人的九艘军舰开进了白鹅潭，大炮脱去了炮衣，炮口向着广州方向。
孙中山对外国人的干涉不屑一顾，他致电英国麦克唐纳政府，警告英国帝国主义者不要粗暴地干涉中国的内政，并表示了中国政府要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