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在信中说，由于各种原因，他的经营受到挫折。如今要重整旗鼓，另辟生意之门，但因过去的财产用了阿弟的名义，使用不便，因而十分着急。请阿弟收到信后，即去檀香山协助他。
孙中山读了信，心中很为大哥担忧，也很为自己担忧。大哥的生意垮了，谁来负担自己的学费呢！他义不容辞，必须前往檀香山，协助大哥摆脱困境。他立即办妥了停学手续。一天也没耽搁，第二天就搭上了去夏威夷的轮船。
轮船隆隆前进，孙中山再也不觉得它航行得快，而是觉得缓慢极了。他恨不得飞到大哥的身边，可是却不能，他如今被困在这缓慢之物里，只能一步一步地前移。他必须静下心来。也只有静下心来，忍受这漫漫旅途的寂寞。寂寞中的思想却是分外的活跃。他想起了两个月前大哥给他的另一封信。在那封信里，大哥以非常严厉的口吻，责备了他的不良行为，说什么毁坏神像是大逆不道；加入基督教是走火入魔。要求他即刻断绝与基督教的关系，否则，大哥在那信的最后威助道：就要停止汇款：不再负担他的学费。而他，对于大哥的责备和威胁，只是一笑了之，没有引起丝毫的自责和愧疚。他依然每天按时作祈祷，星期天坚持作礼拜，照旧与喜嘉理牧师来往甚勤。
他把大哥的话抛到了一边，那么大哥对他所做的一切都只是说说而已，任其自然吗？孙中山不得而知。但他迷迷糊糊地感到，大哥与他远隔重洋，对自己的言行，大哥怎么能知道呢？这样一想、孙中山便又着急起来。他是为大哥的生意不景气着急，“我该为大哥做点什么呢？”
在这前思后虑的忐忑不安中，终于到达了檀香山。孙中山顾不上喘口气，便一路紧赶，赶到大哥所在的茂宜岛。一见到大哥，孙中山吃了一惊。大哥的脸阴沉沉的，给人以怒气充溢的感觉，而丝毫没有生意失败的痛苦与哀愁，更没有兄弟相逢的喜悦与亲热。
孙中山轻轻地喊了一声：“大哥”。孙眉爱理不理地应了一声，然后就是一阵长时间的沉默，孙中山看看大哥，大哥也看看他，兄弟俩像不认识似的，互相打量着，想弄清对方的心思，突然，沉默打破了，孙眉破口大骂起来：“你这不懂事不明理的！竟敢闹殿砸像，干出这样天理不容的事。早就同你说过，不许信什么基督教，你偏不听，居然入教做了圣徒。写信叫你断绝与他们的来往，你却当成耳边风，照样与他们打得火热！你，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大哥？”
孙眉越说越气，不禁扬手在孙中山脸上掴了两巴掌。古人有句俗话，叫做长兄如父。在孙眉看来，他供阿弟吃的喝的，供他上学读书，可阿弟却做出对不起自己的事，一点也不听他的话，还不该教训教训他的阿弟？
孙中山一声不吭，一动不动，无论大哥是骂是打，他都认了。但是他心中的信念，头脑中的信仰，也同样纹丝不动，并且显得更为坚不可摧，无法动摇了。
孙眉的怒火换来的只是孙中山的平静，孙眉立即清楚了，他的阿弟是不会因自己的斥责而改变主意的，因此就决定采用最后一手，来迫使他的阿弟就范。
孙眉缓了口气，坐回到自己的椅子上，然后又看了看眼前的阿弟，像在下决心似的，终于说道：“我的财产不能给信奉洋教的人。如果你不改变自己的主意，就请把划在你名下的财产还给我。”
孙中山出于意料地平静，他抬起头，定定地望着大哥，平和而诚恳的说：“我让大哥失望了。我不是块经商的材料，更不是个听话的弟弟，真是抱歉。中国古人所信奉的那一套不能使我信服，虽然我也愿意并尽最大的努力去按中国的老办法做事。但是我的良心不允许，我的责任感不允许，因为我不能遵守已经败坏了的习惯。”
孙中山停了停，接着说：“大哥过去所慷慨赠与的产业，我很乐意奉还，因为那本来就不是属于我的东西。说实在的，财富并不能打动我的心。金钱无疑是中国的灾害之一。金钱可以用于正当的方面，也可以用于不正当的邪门。如今的中国官场上，卖官鬻爵，贿赂公行，陷人民于水火，败坏了中国的政治。”
孙中山侃侃而谈，越说越激动。孙眉见此，也就不再说什么。
第二天，兄弟俩便去了律师事务处，办理了有关财产交割的各项手续。
孙中山看到所有的文本上，都由自己的名字变成了大哥的名字，心里倒觉得一阵轻松，心想：“今后我就不会有什么不安了，我可以自由地从事改良国家的事业了。”孙眉的心却有些沉重起来，他不知道自己的这一做法是否合乎情义，是否有伤兄弟之情。他拿着写有自己名字的财产文契，看了看显得轻松自然的阿弟，仿佛才认识他似的，突然觉得阿弟长大了，成熟了。他不能再像对待孩子一样对待阿弟了。
“始有志于革命”
孙中山又来到了茄荷蕾埠的商店。他望着商店，里面的摆设依然还是他原来设置的样子。他想：何不再动一动，怎么能老是一副旧面孔呢？
可是店员们像没听见他的话，一动也不动。反而阴阳怪气地说：“我们可没那闲功夫，要弄你自己弄吧！”
孙中山只好作罢。他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一向对自己客客气气的店员，态度何以如此冷淡。
而这只是刚刚开始。孙中山在店中受到的冷遇和闷气越来越多。他想去看看帐本，管事的说：“我不敢有劳大驾，还是我自己来吧。别碰了几天又走了，叫我如何管这帐？”于是，就让孙中山做些杂碎苦役，而这些活，正是他们过去不让孙中山干的。
孙中山从他们的神情态度中，终于明白过来，这是一帮势利的东西。孙中山气坏了，他本来就不想在店里工作，是大哥硬要他来的。“这样的日子，这样的窝囊气，我可受不了。我要回国，回香港继续求学去。”
这样想着，孙中山一气之下就从店里跑走了。他找到他的姐夫杨紫辉，请姐夫帮助自己回国升学，说：“我受不了那帮势利小人的鬼气，可我又不想因这一点小事去惊动哥哥。我走了之后，你要好好帮助我大哥。我的大哥，不就是你的大哥吗？”杨紫辉听了孙中山的话，很受感动，就竭力劝说孙中山不要走，并且说他实在拿不出足够孙中山回国的钱。
孙中山也就不再多说，悄悄地离开了茂宜岛，来到了火奴鲁鲁。
身无分文、举目无亲的孙中山，只得在街头徘徊，为无钱回国而惶恐焦急。正在这时，他碰见了他在意奥兰尼学校求学时的同学钟工宇。
老同学不期而遇，两人都喜出望外。孙中山便同至钟工宇的住处，在那里暂住了下来。到了晚上，两人躺在一张床上聊天，孙中山这才把自己的境遇告诉钟工宇，并请他帮忙，借些钱给自己，好尽快回国。
钟工宇非常同情孙中山，也非常乐意帮他的忙，只是那时的他，刚刚开始经营一间裁缝店，每月的收入不过才五块钱，哪里拿得出那一大笔款子呢？钟工宇陷入了沉思，“谁能帮这个忙呢？”突然，他想到了当年奥阿厚书院的教师英兰谛文牧师。这位老师是个热心人，当年又十分赏识孙中山，他一定会帮这个忙的。
第二天，两人便来到英兰谛文开办的寻真书院。孙中山把自己的情况一说，英兰谛文立刻答应下来，说他可以在他的朋友中筹款，一定帮孙中山回国求学。
英兰谛文牧师的热心肠果然大获成功，他筹到了足够的款子。孙中山十分感激，不知道如何感谢这位可敬的老师。
钟工宇也拿出了五块钱，那是他一个月的薪金，并诚恳地对孙中山说：“你可以在我的店中随意选用你所需要的衣物。”
孙中山感动至极，也就不再客气，在同学的店中，挑选了几样他需要的东西。
正当孙中山即将离开檀香山的时候，孙眉闻讯赶来了，但是任凭孙眉如何劝说，孙中山也不肯改变离檀回国的决心，说：“船票已经买好，不能退的。”
“那我没钱给你。到时可不要怨我。”孙眉见阿弟执意要走，心里多少有点后悔和难过，但他却不愿把这心情表露出来，反而说了如此强硬的话。“我不要你的钱，我也不会怨你。”
孙中山回答得十分干脆。
就这样，孙中山搭乘轮船，途经日本，辗转回到了香港。
孙中山回到香港，大约在1885年的4月底。他立即返回中央书院，继续学习。可是不久，他就接到了父母带来的口信，要他回家成婚。
孙中山暂时还不想结婚，然而他一向敬重父母，他不肯违背他们的意愿，使他们伤心。于是，接到信后，孙中山便匆匆赶回了翠亨村。
其实这成婚的事是孙眉的主意。孙眉见不能留住阿弟在檀香山助他理商，又生怕阿弟在外不知还要做出什么“非礼”的事来，就想以成婚缚住阿弟的手脚。同时，他也想弥补点什么，来平复自己对阿弟内疚的心理。因此，孙中山刚离开檀香山，孙眉就给家中汇了几百块钱，请父母迅速为阿弟操办婚事。
作为父母，当然也在为孙中山的婚事操心。孙眉的提议正合他们的心意，于是便紧锣密鼓地办起来。
父母之命，媒的之言，婚事操办得极为迅速。孙中山回家还不到半个月，便举行了结婚典礼。
婚礼的那一天是1885年的5月26日，新娘是本县外莹村商人卢耀显的女儿，名叫卢慕贞。夫妻俩结婚之后，生有长子孙科和女儿孙娫、孙婉。婚后两个月，孙中也又离开了翠亨，再次返回中央书院。一年之后，也就是1886年的夏天，孙中山从这所中学毕业。
自从孙中山出走香港，到他回乡结婚的这一年多里，也即1883年12月到1885年的6月，发生了一件非常重大的历史事件，这便是持续了一年多的中法战争。这场战争对年轻的孙中山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成为他“有志于革命”的开始。
早在16世纪，法国传教士就到越南活动。其后，法国人不断向越南渗透。到1862年逼迫越南订立《西贡条约》，标志着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的开端。法国人并不满足，继续向越南大举进犯，1883年6月又强迫越南签订《顺化条约》。自此，越南完全沦为法国的殖民地。
法国在侵略越南的进程中，始终觊觎着中国。因此，当法国人在迫使越南人屈服之后，立即把侵略矛头就指向了中国。
1883年12月16日，驻守在越南的清廷军队，遭到法国侵略者的进攻，奋起反击，中法战争于是爆发。
到了次年5月，互有胜负的中法双方在天津谈判并签订了《天津简明条约》，满足了法国侵吞越南和打开中国西南大门的侵略要求，双方暂时休战撤兵。
到了8月初，法国人又挑起事端，法国海军遂进犯基隆，向基隆猛烈炮击。基隆守军奋起抵抗，击伤敌舰两艘，击毙击伤登陆法军一百多人，打得法军狼狈溃退。
在香港读书的中国学生，自中法战争开始后，一直密切关注着战事的进展。基隆一战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这些关心国家命运的学生，同时也使他们沉浸在忘乎所以的兴奋之中。他们买来酒菜，为胜利干杯，一起举着酒杯，哈哈大笑，高喊着：“中国当然是会胜的。如今这班洋鬼子该知道我们中国人的厉害了！”
孙中山当然非常关心战争动态，每天博览香港的各种中外报刊，对战争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与那些人的盲目乐观不同，对战争前景并不看好。他认为，法国人有铁甲舰，而我军只有木制的沙船；法国人有新式的炮和精干的炮手，而我军只有很难放一响的破枪；更何况，我们的兵。。他不禁想起陆皓东冒充团丁以应检阅之急的荒唐事——是没有纪律的军队，是一群东拼西凑而成的乌合之众，怎么能保证必定取得胜利呢？
孙中山的冷静分析，却招来了人们的非议。那些为些微胜利而忘乎所以的人，竟斥责孙中山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的“奸细”。
孙中山并不想为自己辩护，“还是让事实来证明吧。”
8月23日，重新布置后的法国军舰，向马尾港发起突然袭击。毫无防备的福建水师仓促应战，虽然奋勇还击，终因处于被动挨打地位而遭惨败。福建水师七百余名官兵殉难，十一艘战舰和十九艘运输船被击毁。马尾造船厂也同时被轰毁。
孙中山得知马尾港惨败的消息，心情十分沉重，再次对那些盲目乐观的人说：“木头船是经不住炮击的，我们应当制造铁的船只。对于这一点，我们不相信怎么行呢？”
侵略者的卑劣行径，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义愤：云南、广西、广东、福建等地的人民，到处驱逐法国传教士，焚毁天主教堂；旅居国外的许多华侨，纷纷捐款回国，支援抗法斗争，香港各行各业的工人、商人也纷纷罢工、罢市，抗议法国侵略者的无耻罪行。
9月中旬，一艘参与侵略战争受创的法国伤舰，开到了香港船坞，要求修理。住凭舰上的法国人忽而威胁，忽而利诱，中国工人也毫不为之所动，他们决不愿意为这些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服务，决不能为他们修好了军舰让他们再来打中国人。
不久，又有法国商船到了香港，码头工人宁肯饿肚子、也不肯为他们卸货。
这些爱国举动和同仇敌汽的精神，使孙中山受到了莫大的鼓舞，很快从沉痛中振奋起来。他看到了“中国人已经有了相当觉悟”，“还有种族的团结力”，不是没有办法的。
在国家面临危亡的重要关头，年近七十的退役老将冯子材挺身而出，率军赶往广西前线，毅然指挥了1885年3月的镇南关大战。在这场激烈的战斗中，冯子材身先士卒，勇敢杀敌，团结各路将领，重创法军，收复谅山。法军在镇南关的失败，导致了法国茹费理内阁的倒台。
可是，令人不解和愤慨的是，捷报传到朝廷，昏庸和怯懦的清政府不仅没有一鼓作气把法军赶走，却唱出了“乘胜即收”的论调，卑怯地要求法国政府立即议和。
1885年6月9日，清政府代表李鸿章和法国公使巴德诺在天津签订了屈辱的《中法新约》。法国人在战场上没有得到的东西，在谈判桌上都得到了。打了败仗的法国竟然成了战胜国。
战争的结局深深刺痛了孙中山的心。朝廷的腐败和卖国行径，进一步激发了他的爱国热忱。他痛感如不改革中国的政治，国家就必然要走向灭亡。孙中山从此立下了推翻清政府腐朽统治的决心，立下了革命救国的远大抱负。
●学医南华
孙中山在香港中央书院毕业了。
今后的路该如何走？在这人生的十字路口上，孙中山颇费了一番踌躇。
他清楚地知道，按照世人通常所走的，有四条仕宦之道：一是应试中举；二是投笔从军；三是有人保荐；四是拿钱买官。四条为宦之道，都离不了钱。提起这些，孙中山自是嗤之以鼻，深恶痛绝。
他也曾想过进军事院校。中法之战给予他的刺激太大，他想学些军事本领，学些制造武器和军舰的技术，以便在战争中打败外国侵略者，让中国人扬眉吐气。可是，进陆军学校，须得经清政府允许。而要得到这允许，不知得送多少门包和贿赂。孙中山哪愿做这样的事？进海军学校，可福州的海军学校已被轰毁，不知还有没有其他的海军学校。
一些朋友见孙中山左右为难，打不定主意，就劝他报考神学院，将来做一名传教士。
孙中山摇摇头，说：“基督教虽为我所信奉，但传教士却不是我所愿做的。”
最后，孙中山的眼前渐渐浮现了这样一幕惨状：在福州海战中受伤的一些中国官兵，因得不到救治而痛苦地死去。他的耳畔似乎响起了非常熟悉的声音：那是在檀香山时，杜南山老师笑着对孙中山解释说：“不为良相，当为良医。”孙中山豁然开朗，他终于明确了自己的抉择，那就是做一个医生，用医道来为人们服务。因为医术是救人于苦难的学问和本领，只有行医才能最有利于社会。
孙中山把他的决定告诉了喜嘉理牧师。牧师赞同他的选择，并主动将孙中山介绍到广州博济医院附设甫华医学堂读书。喜嘉理牧师给博济医院院长嘉约翰写了一封信，介绍了孙中山的情况，并请院长减免他的学费。
孙中山十分感激，拿着喜嘉理牧师的引荐信，来到了南华医学堂。
1886年夏天的一个早晨，二十岁的孙中山迈进了南华医学堂的大门。他找到院长办公室，轻轻敲了敲门。门里传出声音：“请进！”
孙中山推门进去，只见一张宽大的办公桌后面，坐着一个身材高大，微微发胖的中年人，他的脸庞红润，鼻梁高高凸起，头发稀疏，已有谢顶的趋势，给人以威严和精明强干的印象。
“您就是嘉约翰院长吗？”孙中山恭敬地问道。
“是的。你有什么事？”嘉约翰院长应道。
“我想进南华医学堂学习，是喜嘉理牧师介绍我来的。这是牧师给您的信。”
说着，孙中山走上前去，将那封信呈交给院长。
嘉约翰看过信，热情于说：“欢迎你来这里学习。”接着又向孙中山简单介绍了学校的情况。
原来，广州博济医院是1835年由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创办的。二十年之后，也就是1855年，开始附设南华医学堂。每年收取二十元的学费。一开始只招男生，到1879年才兼收女生。学校所开设的二十多种课程，都是从西方医学教科书翻译过来而作讲授的。
“关于学费”，嘉约翰院长最后说：“我很抱歉，不能为你减免。本校的学费标准已经很低，而且，我也不能破这个例。”
孙中山很坦然地说：“减免学费，那是喜嘉理牧师的一片好意。至于我个人，并不想使院长为难。”
嘉约翰看着眼前这个彬彬有礼而性格刚毅的中国学生，心里不禁有了点好感。
孙中山进了南华医学堂。他所在的班级共十六名学生，其中女生四人。
同学当中，很多人的年龄都比孙中山大，但他却是学习成绩最好的学生之一。他既勤奋肯钻研，又兼天资聪慧，记忆力恃强，所以对学习不感到有什么困难。他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平时不声不响，少言寡语的他，一遇到问题，却敢于挺身而出，直陈不平，而且议论滔滔，言辞凿凿，叫人不得不为之折服。
曾经有过这样一件事。
南华医学堂作为一所新式的西医学校，却有个奇怪而不成文的惯例，那就是：男女同学不但座位分开，泾渭分明、中间还得用帐幔遮住；学习妇科时，教师只带外国学生和中国女生实习，中国的男生却不允许参加。
孙中山对这种不合理的现象十分不满。刚进学校不久，他就对男女同学分座提出了意见，要求去掉教室中的帐幔，可是教师并不睬他。孙中山知道传统势力的庞大和顽固，何况分座对学习没多大影响，他于是也就不再坚持。可是到妇科实习时，他和其他的中国男生都被排斥在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外国男生在妇科诊室和产房里进进出出。其他的中国男生都心安理得，抱着一种无所谓的态度，可孙中山看不惯，他觉得这是非改不可的不正常现象。于是，他向任课老师提出了参加妇科实习的要求。
那任课的外国老师以奇怪的眼神看了看孙中山，用不容置辩的口气，拒绝了孙中山的要求。
“为什么不能参加？”孙中山追问道。
“因为这是医院的规定，我只是执行规定而已。”
“这规定是不合理的，为什么不能改呢？”
“如果真是不合理，修改的权利也不在我，那是医院的事。”洋老师显得有些不耐烦了。
“那好，我找院长去。”
孙中山掉过头，气冲冲地来到院长办公室，劈头就问：“同是学生，为什么要歧视我们，不许我们到妇科实习？”
嘉约翰院长吃了一惊，正想发火，一看是喜嘉理牧师介绍来的那个学生，便捺住性子说道：“你说什么？请再说一遍！”
“我们为什么不能像外国男生一样，被准许参加妇科实习？”孙中山毫不畏惧，把他的不满再申述下一遍。
“为什么？”院长不禁觉得有些好笑，“你们中国人不是讲究‘男女授受不亲’吗？我们这样做，正是尊重你们的习惯。”“男女授受不亲确是我们的习惯。但这是一种不好的习惯，应该加以改正。中国还有很多这样的不好习惯，都应该改。
“我们中国人学习医术，就是为了治病救人。而治病救人，是不应区分什么男女的，难道中国的妇女有病，我们这些中国的男医生就可以不救吗？我们就可以心安理得地遵守那不合理的习惯，置病人于不顾，任其遭受病痛的折磨而死去？想必院长是不会同意这样做的。”
孙中山这一番议论，征服了嘉约翰院长。他实在没有想到，这样一位年轻的中国学生，竟然会有这样深刻的见解，竟然使自己想不出什么话来驳斥这个年轻人。他静静地看了孙中山一会儿，像是在下决心。果然，院长站起身，痛痛快快地说：“上次减免学费，我没为你破例。今天，我愿意为你破这个例：从现在开始，允许你们中国男生参加妇科实习。”
消息传出，同学们个个欢欣鼓舞，而对于孙中山的胆大识高，能言善辩，则佩服得五体投地。
不仅如此，孙中山的学识也是令那些同学刮目相看的一个重要方面。
孙中山到了南华医学堂，当然是以攻读医学为目标的。可是他在学医之余，聘请了一位国文教师给他讲授中国经史，并且，在他的床壁前面，摆放了几层成排的书，那是整整一套二十四史，表明孙中山对国学仍是一往情深，用力甚勤。
然而，不少同学都以为孙中山摆放那一大堆的书不过是装璜门面、沽名钓誉罢了。一天，有个叫何允文的同学，看了看孙中山的那几层成排的书，就从中间抽出一本，来考问孙中山。他以为一定能把孙中山问倒，出出孙中山的洋相。
孙中山哪会不知同学的用意，心想，该给他们点真东西瞧瞧。因此，当何允文一开口提问，孙中山就回答起来，而且是极为迅速、流畅。何允文和其他的一些同学一个个都目瞪口呆，这才知道孙中山藏书并不是做样子，果真每本都认真读过。
这时，孙中山也有些得意，说：“我有个雅号，你们知道吗？”
“雅号？什么雅号？”何允文连忙问。
“那还是我在中央书院读书的时候，由于我爱读各种各样的书，尤其是诸子百家，同学们就给我起了个绰号，叫‘通天晓’”。
“通天晓”，何允文不禁喊起来，“通天晓，果然名副其实，名副其实。”孙中山谦虚地说：“通天晓我可不敢当。不过我确实喜欢读书，喜欢读各种各样的书。”
这件事一传开，再也没有谁认为孙中山是迂腐和虚伪的了。同学们见到他，就喊：“通天晓，最近又在读什么书？”
服膺达尔文学说孙中山在南华医学堂学习了一年，就转学到了香港西医书院。
西医书院是刚刚创办的一所用英语教学的医科大学。它的创办者是香港议政局议员、律师兼医生的何启先生。1887年2月，何启用他已故妻子雅丽的遗产，创办了雅丽氏医院。到了8月，又决定在医院内设立西医书院。书院以掌院为执行院务首脑，初由史特渥地博士充任，下设教务长，由盂生博士和康德黎博士先后充任，推李鸿章等为名誉赞助人，何启为名誉秘书。此外，有各科教师十多人，多为专门学者和医生。
西医书院设立后，就派人去广州招生。其中的一条要求是，要招收能懂中、英文字的学生。
孙中山得知这个消息。立刻去报了名。他在注册薄上的署名是“孙逸仙”。“逸仙”，是“日新”的粤语谐音。这个名字，是孙中山在中央书院读书时的国文老师区凤墀，在1886年为他改的。
孙中山转学自有他的看法。首先他认为西医书院是学制五年的本科大学，帅资水平较高，教学设备亦较完善。这对他求知学医很有好处。
其次，或许是更为重要的，是孙中山在南华医学堂也有苦恼，而且是一个很大的苦恼。那就是广州这地方不如香港思想开放，说话较为自由，可以尽力鼓吹革命。在南华一年，孙中山就常因同学之中没多少人能真正理解他而苦恼。
南华时期，孙中山虽然很受同学钦佩，被同学门誉为“通天晓”，但是他又被同学称为“大话书生”，提起这“大话书生”，也是有来历的。
孙中山读书不忘救国，他始终以“洪秀全第二”自居，广交社会各界人士。孙中山结交人士的方法很特别，亦十分慷慨。一旦身上有点余钱，他就招集各种人士外出喝茶聚餐，不论是教师、同学，还是工人、商贩，都在招纳聚会之内。一入座，孙中山便侃侃而谈，大谈中国的种种旧礼俗旧习惯应当革除，大谈中国的现状是如何危险。同人应当起而自救。他只顾自己谈得起劲，也不问别人是不是理解，是不是赞同，甚至也不问别人是否在听。他讲啊讲，那些人茶足饭饱就坐不住了，有的借口有事提前走了，有的甚至什么也不说就悄悄溜走了。到最后，只剩下他一个人，对着满桌的怀盘狼藉空叹连声，感慨不已。
有一次，又是这样的情景，人们都走了，只剩下了孙中山一个人在那里空自慨叹。突然，他发现还有一个人坐在对面，静静地陪着他。就问道：“他们都走了，你怎么还不走呢？”
“因为你说得太好了，让他们走吧，我愿意一直陪着你。”
“真是太感谢了。请问你的尊姓大名？”孙中山很受感动，他终于有了一个知音。
“免贵姓郑，名士良。”
“郑士良。”孙中山连忙绕过桌子，走到郑士良面前。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郑士良当时与孙中山同在南华医学堂读书，于是一起返校。途中，两人相谈十分投机，彼此部有相见恨晚的感觉，不知不觉就到了学校。
“你知道同学们给你起的外号吗？”郑士良临分手时间道。
“知道，他们都喊我‘通天晓。”孙中山不无自豪地说。
“不，不是这个，是另一个。”
“另一个？”孙中山奇怪极了。
“是啊。他们还把你称作‘大话书生’”，郑士良说着，不觉有些生气，“他们不理解你的追求，你的理想，竟把你的主张宣传说成是大话。我就愿意听这样的‘大话’。”
“那好。我是‘大话书生，’你就是‘大话听众’了。”孙中山的豁达与幽默，郑士良更为钦佩。两位朋友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有了郑士良这个真诚的朋友与知音。孙中山孤寂的心稍许得到了一些安慰。但这毕竟不能满足他的热望、他的追求，孙中山还是向往香港的自由与活跃，他相信在那里会找到更多的朋友与知音。
于是，他作出了自己的选择。
郑士良得知孙中山转学的消息，非常吃惊，立即来为孙中山送行。
他们默默地坐着，一直坐到了很晚很晚，该说的都已说了，只有分别的痛苦，在他们的心中逐渐弥漫开来。最后，郑士良噙着泪水，紧握着孙中山的手、真诚地说：我曾加入会党，认识不少有志工人，以后有什么事，我可以招徕一批人为先生效力，听从先生指挥。”
孙中山用力摇了摇朋友的手，也激动得热泪盈眶，连声说：“谢谢，谢谢。咱们后会有期，后会有期。”孙中山怀着与好友依依借别的心情，赶赴香港，开始了他在西医书院的学习生活。
孙中山以极大的热情和毅力，投身到学业之中。他不仅刻苦钻研各门医学课程，积极参加学校设置的大量实验和实习活动，而且仍把课余的大量时间放在阅读书籍之上。在这期间，孙中山阅读的书籍种类更为多样广泛，除了中国古代的大量典籍之外，西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历史、科技等各种各样的书，都引起了孙中山的极大兴趣。他常常读书读到深夜，当很多同学都一觉醒来，仍然看见他还捧着书本，一副专心致志、不知疲倦的神态。一天，孙中山一边吃饭，一边看书。看着看着，他的筷子停住了，嘴巴也停止了嚼动，一口饭含在嘴里含了半天。他被书中的内容深深地吸引和打动了。最后，他干脆放下饭碗，一口气把那本书读完了。
孙中山读的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对于达尔文及其所提出的理论，孙中山钦佩之至。他热憎地在同学之中推荐达尔文的书，使不少同学在他的影响下，阅读起达尔文的著作来。然后，他们一起交流读书的体会，孙中山抑制不住内心对达尔文的崇敬之情，热情地称颂道：“达尔文真是了不起，他的功劳，世界上的许多皇帝都比不上他呢。”
同学们都认为孙中山说得对，说得好，都对达尔文的理论十分信服而推崇。
而孙中山的头脑里，却在思考着更深的问题，要把他所了解到的理论，与中国的现实加以比较加以印证：“按照进化论中的天然公理说，适者生存，不适者灭亡；优者胜，劣者败。我们中华民族到底是优者还是劣者？是适者还是不适者呢？”
对于这样一个含混不清的问题，孙中山进行了长时间的思考。他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要在这世界上生存和很好地发展下去，就必须要做个优者适者。大自然中的优胜劣汰规律。不同样适合于人类社会吗卜。
随着学业的增进，随着知识的丰富，随着视野的开拓，孙中山变得日益成熟起来。他开始感到基督教所传的经文也有很多不合理之处，比如，人们不能享受现实的幸福，还能到什么地方去享受来世的快乐？天堂在哪里？地狱又在哪里呢？
渐渐地，孙中山对基督教失去了往日的热情与虔诚，虽然他并未放弃耶稣，但是他的宗教观念已大为淡薄了，他把他的热情与信念转向了哲学、政治，尤其倾心和推崇达尔文的进化论。
孙中山的信念有了转变，他的言行举止也相应有了改变。在西医书院读书期间，每到寒暑假，他总要回故乡翠亨看看，尽力为家乡做些实事。
有一年暑假，孙中山回到翠亨。他看到家乡治安混乱，村民们因常常受到盗匪骚扰而惶恐不安，村中道路杂草丛生，一派萧索荒凉景象，他心里感到十分难受，于是决心改变这种落后面貌。
孙中山说做就做。他组织起一支青年护庄队，不仅安排村中的一些小伙子进行夜间放哨、打更防盗，而且一马当先，亲身参加武装巡逻。白天，则在村中发起了修桥、补路、洒扫街道的各种公益事项，每一项他都踊跃参加。结果，短短几十天时间，村里的治安和卫生状况有了很大改善。村民们看在眼里，乐在心里，对孙中山赞不绝口，至于毁殿砸像的事，人们早就淡忘而不计较了。
除了整顿乡村的治安和卫生之外，孙中山还把他所学到的科学知识运用到生产实践中去。他一方面不厌其烦地向老农介绍科学选种和施肥等农学知识，并考察土壤，试验种植桑树。孙中山的学识与实干精神，更受到了人门的赞赏。
孙中山从这些实践活动中，感受到改良社会的巨大乐趣。他孜孜不倦地做着这一切，力图为人们多做实事，多做好事，但是，现实却不能使他满意，甚至使他愤愤不平。
有一次修路，因为涉及到邻村土地，引起了纠纷，孙中山只好呈请县令出面协助解决，当时的知县李征庸表示同情，答应届时协助解决。可是，当下一个假期来到，孙中山满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便兴冲冲地赶回家。一问，才知土地的问题不仅没解决，连解决问题的知县李征庸也不知被挤到哪去了。现任县令杨文骏花了五万元买到了县令职位，这家伙对上是奉迎拍马的好手，对下是搜刮民财的饿狼，号称”剥皮杨”。
孙中山一听，愤愤不平，对于腐败的朝廷，他已完全失去了信心。这是个无可救药的政府，而“中国无良好政府，办事必不能成”。
孙中山这样想着，更激发了他进行革命，改造中国的愿望和决心。
●反清“四大寇”
转变信念的孙中山，在努力学习与躬身实践的同时，革命的志愿越来越强，对革命的宣传鼓吹越来越活跃而激烈。
只要一有空余时间，孙中山便借助香港的自由氛围，“以学堂为鼓吹之地”，无所顾忌地向同学们“大放厥词”。
他常常对同学谈起太平天国的佚事，讲述太平天国许多领袖的英雄事迹；尤其推崇洪秀全，把洪秀全称为“反清第一英雄”，对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极表惋憎。与此同时，他自诩为“洪秀全第二”，表达了要担负起太平天国英雄未竟事业的强烈愿望和巨大决心。
因此他常常在同学面前抒发对满清朝廷的强烈不满，号召人们要关心社会、关心政治，对于中国目前的危机状态，作为中国人应当奋起自救，不要只沉迷于医道医术之中。
孙中山振振有词，公开宣称：“作医生尽其医术，不过只能救几条人命；而从政反满，则能将无数人民从黑暗、痛苦中拯救出来。所以我这一生，将以反满抗清作为最大的事业，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是属于我可做的了。”很多同学望着不倦鼓吹、激情澎湃的孙中山，不禁觉得好笑，以为孙中山大概患有癫狂症。有的则视孙中山为洪水猛兽、大逆不道，生怕连累自己而避之唯恐不及。有的甚至对孙中山施加威胁，并煽动一些同学来反对他。其中就有一个家伙，自恃是清廷大官的子弟，恶狠狠地对孙中山嚷道：“大清皇上治世有方，恩泽四海，世人无不感恩戴德！你竟敢反对皇上，信口雌黄，当心你的下场。到时招灭九族，后悔就来不及了。”
孙中山不屑一顾。他和几个同学一商量，决定当众回击这个无知狂妄的官僚纨子弟。
‘过了几天，学校举行了一次集会，老师和同学都参加。孙中山来到入群前面，对着老师和同学大声说道：“满清政府腐败不堪；恰如江河日下，很快要完蛋了！如此黑暗的政府，只能带给人民以灾难和罪恶。我们就是要造它的反，宁可被杀头，也不能像这位纨袴阔少”——说着，孙中山用手指着那官僚子弟——做大清王朝的孝子贤孙！”
孙中山的当众演说让不少同学畅炔，叫很多老师、同学惊讶，更使那位官僚子弟恼羞无状，尴尬难捺，因为香港巴经不是清廷管辖范围，他又能拿孙中山怎么样？
孙中山与他的一些志同道合者，都是非常的开心。在西医书院那几年，孙中山利用课余、假日、于香港、澳门两地来往甚勤，旨在交结有识之士，共同寻找救国真理，探索革命道路。其中香港有三人最与孙中山志趣相投，无所不谈，有“四大寇”之称。那三人是杨鹤龄、尤列和陈少白。提起尤列，孙中山与他的相识还有段趣事。那还是在南华医学堂时，一天傍晚，孙中山和郑士良上街买荔枝，等掏钱时却发现口袋空空，便与小贩说：“今日忘了带钱，明天来学校找我们取款。”可小贩不愿意，郑士良就有些火了，说：“我等不是那赖帐的人，决不会少你一个钱的。”小贩仍是不肯，于是双方争执起来，声音越来越大，引得行人都围拢来看是怎么回事，尤列便是那围观的人之一。他正好与他的族叔、孙中山的校友尤裕堂到博济医院探访朋友路过那里。当下尤裕堂代付了荔枝钱，并一同回校。
那天晚上，几个人以荔枝当晚餐，侃侃而谈。孙中山谈兴大发，高谈爱国救国等一套宏论，使尤列大开眼界，钦佩不已。从此往来渐密，结为知己。尤列那时在广州算学馆读书。毕业后，经考试，来香港任华民政务司书记。到达香港之后，他便去拜访孙中山。朋友相聚分外高兴，谈得更来劲，尤列拉住孙中山的手往外就走。孙中山很奇怪，问道：“拉我去哪？”尤列只管走，说：“带你认识个好朋友。”“谁？”“到时你就知道了。”
尤列带着孙中山来到歌赋街，进了一家名叫“杨耀记”的商店。孙中山不觉有些好笑，但他不作声，默默地跟在尤列后面进入店里。
房间里已有不少人，见二人进来，便一齐站起来。尤列连忙介绍道：“这是我在广州算学馆的同窗杨鹤龄。”说着，他把指向杨鹤龄的手又转向了孙中山，“这是我的好友孙中山。”
孙中山与杨鹤龄都没说什么，两人对视了一眼，一齐哈哈大笑起来，把个尤列笑得莫名其妙。他看看孙中山，又看看杨鹤龄，终于恍然大悟：“啊！原来你们早已认识。”
于是大家一齐笑了起来，房间里充满了相聚的快乐和欢畅。
孙中山与陈少白的相识，则是因了孙中山的国文老师区凤墀的介绍。
陈少白在广州格致书院就读。一次有事要去香港。临行前，区凤墀对他说：“你去香港，我可以给你介绍个人，你一定与他很合得来的。”说着，区凤墀写了封介绍信。
陈少白一看所介绍的人叫孙中山，在西医书院读书。到了香港，一办完事，陈少白就去找孙中山。
孙中山见是区老师介绍的朋友，又见陈少白丰姿俊美，风度翩翩，心里自是十分高兴。两入谈了一会儿，陈少白的不凡谈吐和敏捷才思，使孙中山更是高兴，就想与他多谈一会，便提议：“我们去逛逛公园吧！”
陈少白对孙中山也很有好感，孙中山的提议正合他的心思。
于是就随孙中山到了植物园，找了个僻挣的地方坐了下来。
两人开始交谈，你一言，我一语，没有一刻停歇，他们发现，对时局的看法，对方与自己竟是那样的一致，对国家的前途，对反满抗清，对方与自己竟有相同的志向与抱负。
孙中山舍不得与陈少白分手，他还想再多谈谈，可是天已昏暗下来，就问道：“这次来香港，住几天再走吧？”
“不，只呆一天，明天就要走的。”陈少白显得也十分惋惜。
两人终于站起来，握手告别。孙中山握注陈少白的手，心想：“如此志趣相投的朋友，以后一定要设法多在一起谈谈。”
过了一段时候，陈少白因为家境困难。遂来香港开辟新路，打算半工半读，将学业坚持下去。
孙中山便劝陈少白学医，说：“医学是很有用的。同我一起学医吧。”
可陈少白却不大喜欢医科。犹犹豫豫地，老下不了决心。于是，孙中山干脆自作主张，替他报了名。
一天，陈少白又来孙中山宿舍谈天。正在兴高采烈之时，孙中山突然说他有事需出去下，请陈少白稍等一会。
大约过了十几分钟，孙中山又匆匆跑回宿舍，煞有介事地说：“少白，康德黎博士要见你呢。”
“找并不认识他，他更不认识我，为什么要见我？”陈少白很觉诧异。
孙中山也不回答，只是笑，抓住陈少白的手，就往外走，径直来到了教务长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