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便把陈少白介绍给康德黎博士。
康德黎满面笑容，热情地说：“欢迎你，欢迎你来我校学习。”
原来是这么回事。陈少白待要埋怨孙中山，可事已至此，也就只好不说了，就连忙回答：“敬请博士今后多多指教。”
两人出了教务长办公室，孙中山高兴地说：“这下好了。你这一来，今后我们大家可以多谈了。”
陈少白故作嗔怪地说：“你倒好，为了联络‘同党’，真是用心良苦，不择手段啊！”
就这样，陈少白转到了西医书院，比孙中山低两个军级。
陈少白进了西医书院后，便与孙中山一道，常去杨鹤龄父所开的“杨耀记”商店聚会畅谈，共商革命大计，自然又结识了杨鹤龄和尤列。
由于四个人情趣相同，具有共同的志向抱负，孙中山便提议立约盟誓，以表共同革命的坚定信念。
孙中山的提议得到了其他三人的一致赞同。尤列自告奋勇、立即提笔起草，草成后由其余三人一一看过，都觉满意。于是再由陈少白用白纸誊正。誓词的原文如下：宣誓人XXX等精诚宣誓，天地鉴容，驱除满人，实行大同。四人一心，复国是从，至死不渝，务求成功。此誓。
戊子年九月初五日尤列，广东省顺德县人，乙丑正月廿七日出生，二十四岁。
孙逸仙，广东省香山县人，丙寅十月初六日出生，二十三岁。
杨鹤龄，广东省香山县人，戊辰六月初十日出生，二十一岁。
陈少白，广东省新会县人，庚午七月廿五日出生，十九岁。
宣誓书的签名，是按年龄大小依次排列的。他们立誓的目的，只想驱除满人，恢复大汉中华，实行共同理想，还没有具体的革命纲领。
签过名后，四人整肃衣冠，点燃香烛，同时对天盟誓。仪式虽然简单，但却十分严肃而隆重。宣誓完毕，四人又到西医书院拍照留念。
可是这件事竟被杨鹤龄的哥哥注意到了。他便半骂半讽地对他的弟弟说：“鹤龄，你们四人在搞什么名堂！遮遮掩掩地在谈论推翻满清政府的事，简直就是四大寇！万一被清廷知道了，那可是要杀头的。”
孙中山听了这话，很是坦然。他对其他三人说：“洪秀全揭竿起义，失败被清廷贬为寇。我们四人的志向正和洪秀全一样，我们也正是反清四大寇。这没什么好害怕的。”
从此，“四大寇”的称呼就在他们的亲戚朋友中传扬开来了。
“只想推翻清廷”
孙中山与尤列、杨鹤龄、陈少白志同道合，结为反清“四大寇”，他们的交往更密切，为了便于相聚交谈，杨鹤龄在“杨耀记”内专门开辟了一间房子，作为他们相会的固定地点。
于是，他们常常风雨连床，畅谈竟夕，纵论天下大事，筹划中国前途，抨击清朝的黑暗统治。提出了“勿敬朝廷”的口号。
有一次，四人又聚在一起。孙中山意气风发，高谈旧事，说到激动处，不禁声调昂扬，满脸胀得通红。就像在面对千百人作演说一样。
尤列静静地听着，忽然用手指着孙中山的脑袋，忘乎所以地说：“这个人的头脑是与洪秀全一模一样的。”
孙中山听了，愣了一愣，随即回击道：“你是游智开。”
众人听了，一齐哈哈大笑起来。
原来，游智开是当时的广东巡抚。“尤”与“游”同音，所以大家都被孙中山机智的回答给逗乐了。
“四大寇”的名声传了出去。许多人一见到他门，便窃窃私语：“四大寇来了。”然后就悄悄避开，生怕他们发表反清言论会牵连到自己。但是，也还有一批人赞赏他们的勇气与胸襟，赞同他们的见解，与他们来往十分密切。
这些人当中，主要的有郑士良、陆皓东、杨衢云和吴景良。
郑士良在孙中山转学香港后不久就辍学了，他返回家乡惠州，开设了一家药房，取名为“同生药房”。此后，他便利用他的身份和工作之便，积极联络会党人士，不久即被推举为三合会首领。
陆皓东曾与孙中山在香港呆过一个时期，后赴上海读电报学堂。1890年毕业，即被派到安徽芜湖电报局工作。
郑士良与陆皓东都是孙中山的老朋友。两人常去香港、广州小住，积极支持孙中山的政治主张。尤其郑士良还向孙中山提供了中国秘密结社的情况。对孙中山帮助很大。
杨衢云与孙中山相识，大约是在1891年。
一天，孙中山上街，看见一个青年在与一个英国士兵打架。只见他三拳两脚，干净利落，一下就把那英国兵打倒在地。孙中山和围观的人一样，感到十分痛快，很佩服那年轻人，敢跟洋人硬碰硬。
正在这时，赶来了几名警察，把那青年扭送到警署去了。
孙中山甚是不平：明明是英国人酗酒闹事，凌辱中国人，为什么反把挺身仗义、打抱不平的好青年抓起来？于是，孙中山立即赶回西医学校，请康德黎博士出面保释那个青年。康德黎倒也热情正直，随即与孙中山一同赶往警署，把那青年保释出监。
孙中山这才知道那青年叫杨衢云，比自己小五岁。杨衢云对孙中山的热心相助很是感动，愤慨地说：“英国佬欺辱我中华之人，我就是看不下去，就要打抱不平。”他狠狠地叹了口气，又接着说：“英国人之所以这佯横行霸道，都是因为满清政府腐败无能，不能使国家强盛起来。所以才被人欺侮。”孙中山没想到杨衢云既有一身好武艺，见识也相当深刻，出语不凡，更觉得高兴。于是邀请他去宿舍谈论救国大计。两人从此便成了知心朋友。孙中山不仅是在自己的宿舍、在“杨耀记”内谈论革命、鼓吹反满，有时甚至在同学的家里，他也高谈阔论，而且言辞激烈，情绪昂扬，使得同学的家长都注意到了他。
譬如孙中山与同学关景良关系十分密切，经常去他家里聚会。关景良的母亲黎氏在雅丽氏医院工作，很喜欢孙中山刚直、活泼的性格。她见孙中山穿着过于狭窄的长衫，就经常与他开玩笑，笑他是“气死仵作”（在旧社会，广州市民称殡仪馆工人为仵作佬）。
孙中山也不生气，一笑了之。可是饭后闲聊，他便成了主角，总是听他侃侃而谈，滔滔不绝，不仅言词激烈，而且透露出远大的志向与抱负。
每当这种时候，黎氏总是默默地注视着孙中山，心里很是惊奇。一次，她忍不住向孙中山问道：“你志高言大，想做什么官？广东制台吗？”
“不。”孙中山一口否定。
“想做钦差大臣？”
“也不。”孙中山又否定了。
黎氏不禁笑起来：“那么是想做皇帝了？”
孙中山还是否定了，他沉思着说：“什么官我都不想做。我只想做一件事，就是只想推翻清廷。这事业比做皇帝更伟大、更辉煌！
黎氏听了，瞪大眼睛，惊讶地看着孙中山，像是不认识他似的，并带着惊叹的口吻说：“啊呀，没想到你还是个胆大包天的‘孙悟空’啊！”
孙中山不但要学孙悟空大闹天宫。一心推翻满清政府，而且他的性格亦似孙悟空活泼好动，喜欢嬉戏打趣，幽默调皮。熟悉孙中山的人，就干脆称他为“孙行者”。
136有个化学老师叫何燎然，喜欢在学生面前大谈佛偈，常说什么“不有而有，有而不有”，一副假道学模样。孙中山心里很不以为然，一听到这样的话，总是捧腹大笑，把个何燎然先生笑得莫名其妙。而在同学中间，孙中山则常常学着何燎然的样子，说，“不有而有，有而不有”，逗得大家哈哈大笑。陈少白入学之后，与孙中山住一宿舍。在他们的房间里，除了两张铁床，其他地方都堆满了书籍。他俩十分要好，一起读书，一同吃饭，晚上常常聊到很晚。彼此有什么问题，都一起商量解决。
但是，这两个好朋友也喜欢互相戏弄，打来打去。谁吃了亏，谁就发脾气）另一个也不相让，于是常常推推撩撩，以至用书本、杂物做武器，抛来掷去。他们的宿舍的窗口，正对着伦敦教会道济会堂的天井和厨房。因此，他们抛掷的“武器”，便不时落到会堂里去，弄得道济会堂的人十分恼火。有一次，竟然连煤油灯也从窗口飞了出去，道济会堂的主持拿他们没办法，只好亲自到学校去“告状”，请求老师对他们严加管教。然而，不管是学“孙悟空”闹天宫，一心只想推翻清廷也好，还是如。“孙行者”般活泼好动、嬉戏打闹也好，都丝毫没有影响孙中山的学业。
1888年春天，就在孙中山转入西医书院不久，他的父亲孙达成因病去世了。在父亲病重期间，孙中山赶回家乡，为父亲煎汤送药，整日守候在父亲的病床前，极尽为儿的孝敬之心。
父亲去世了，孙中山十分伤心，大哭了一场。他站在父亲的灵枢前，为自己不能挽救父亲的生命而内疚而自责，更激发了他学好医术救人性命的强烈愿望和坚强决心。
孙中山的学习更勤奋更刻苦了。功夫不负有心人，在西医书院的几年里，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第一学年，获全年级第三名（应考者十三人）。化学、物理和生理学三科成绩优异。
第二学年，名列全年级第一（应考者九人）。
第三学年，主要在雅丽氏医院从事临床实习，工作积极，获得极佳的评价。
第四学年，名列全年级第一（因同学多未能逐年升级，应考者仅五人）。第五学年，名列全年级第一（应试者四人）。在毕业考试当中，十二门课程有十门获优等，总成绩称“最优异”。
1892年7月23日，西医书院举行了第一届毕业典礼。孙中山以全校之冠的优异成绩毕业，获得学士学位。他的毕业执照上，用中英两种文字写着：香港西医书院掌院，并讲考各员等，为给执照事：照得孙逸仙在本院肄业五年，医学各门，历经考验，于内外妇婴诸科，俱皆通晓，确堪行世。奉医学局赏给香港西医书院考准权宜行医字样，为此发给执照，仰该学生收执，以昭信守。
教务长康德黎博士，亲手把毕业执照发到孙中山手中。他在毕业典礼上的简单致辞中，热情地赞了孙中山。称赞他的勤奋好学，称赞他的聪慧与才智。
康德黎博士为西医书院能培养出孙中山这样优异的学生而感到由衷的高兴。毕业典礼之后，他抑制不住内心的高兴，特地邀请了五十人，举行了一次庆祝宴会。
这对于孙中山来说，是多么巨大的荣誉。 ●行医受挫 二十六岁的孙中山以最优异的成绩毕业了。但是，这个高才生，却不能在香港行医。
原来，在香港医学局看来，西医书院的课程并没有完全按照英国的标准设置，因此，它的毕业文凭就不能承认，它的毕业生也就没有行医香港的权利。
对此，孙中山愤愤不平，可是又没办法去改变现实。无可奈何之下，就打算在香港开设一家药房，于是让陈少白代他草拟一份招股章程。
康德黎博士知道了这件事，觉得孙中山这样做很不妥，因为在英国，医生的地位很高，是社会的“上等人”，做买卖的自然不能入流，于是，就亲自赶到孙中山那里，劝他不要这佯做。博士带点生气的口吻说：“用你的名字开药房？你怎么能做这样的事！要知道。你是西医书院第一届第一名的学生，应该自爱才是。”
孙中山无话可说，他理解老师的一片苦心，最后他不得不放弃了自己的计划。
然而，康德黎对自己的得意门生也并不足劝劝就了事，他非常关心孙中山以及另一名高才生江英华的前途，他利用自己的影响与地位，为他们四处奔走。最后请香港总督罗便臣驰书英国驻北京公使，托英国公使向北洋大臣李鸿章陈述孙中山、江英华两人“识优学良，能耐劳苦”，“请予任用”。李鸿章给了英国公使一个面子，即覆函表示同意，说：二人可来京候缺，每人暂给月俸五十元，授予“钦命五品军牌”。
孙中山非常感谢康德黎博士的大力举荐。京城人多，各色人物都有，在那里一定可以结交更多的有识之士，使他们与自己一样，向往并从事“医国事业”。
于是，孙中山改变了原来在香港、广州活动的打算，同意与江英华一道上京赴任。
康德黎博士见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心里十分高兴，就亲自带领两位得意弟子直奔广州。
到达广州之后，他们住了下来。因为是北上赴任，必须向李鸿章的哥哥两广督李翰章领取军牌。这本是件小事，很快就能办好的。但他们上总督府求见，却被门吏挡住了，要他们三天后再来。他们只好等着，白白等了三天。憋得孙中山一肚子气没处发泄。
三天后，总算见到了李翰章。李翰章阴阳怪气，打了几句官腔，又对孙中山、江英华教训几句，然后让他们去办理有关手续。
手续十分繁琐，跑这跑那，跑得孙中山身上直冒汗。最后，衙吏还要他们填写一张表格。孙中山拿起表格一看，表格要求填出一家三代明细履历。“这不是侮辱人格么？”领取军牌的是我，为什么还要填上祖父与父亲的情况？
孙中山原本就因为等啊、跑啊憋了一肚子气一肚子火，这下一齐爆发出来。他把表格掷还给衙吏，掉头就走了。
于是，孙中山想到了澳门。还是在西医书院读书时，有一年假期回家经过澳门，曾经为当地绅士、镜湖医院董事曹子基、何穗田的家人治过病，那是久治不愈的一种病。孙中山经过详细诊断，采用中西医相结合的方法，很快使病情有了起色。等开学返校再路过澳门时，孙中山又根据病情对用药作了调整，终于使病人迅速恢复了健康。大家对孙中山的医术赞叹不已，赞他“妙手回春，华佗再世”，并热情地发出邀请，希望他毕业后来镜湖医院就职。
如今，香港难留，北上又不成，孙中山使决定去澳门碰碰运气。
孙中山到了澳门，来到镜湖医院。由于他在镜湖医院留下了好印象，立即被聘任为这个医院的主治医生。
镜湖医院是一家慈善医院，专用中医中药给病人治病。孙中山的受聘，使他成为这家医院的第一个西医医生，因此，医院打破了专用中医中药的惯例，开创了中西医兼用的薪的格局。
但是，受聘于镜湖医院，并不能使孙中山满足。他想自己开一家医院，单独行医。而这个愿望，在孙中山到达澳门之后不久，就实现了。
1892年12月18日，澳门大街出现了一家中西药店。它是孙中山开办的。为了开办这家药店、实现自己单独行医的愿望，孙中山四处奔波，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最后通过老朋友杨鹤龄，终于说通澳门豪富、杨鹤龄的七妹夫吴节薇同意作担保还银人，向镜湖医院贷款本银二千元。才解决了开办药店的最根本的资金问题。
中西药店的出现，结束了中国籍西医从未在澳门开业的历史、孙中山成为中国籍西医在澳门开业的第一人。
中西药店是办起来了，但是它的前途如何，却令孙中山十分担忧。他的一些朋友也对孙中山能办好药店、收回投资持怀疑态度。一家颇有影响的医学杂志《中华基督教医学报》曾刊文指出，说行医治病，“在香港或者上海这样的地方机会尚且有限，何况别处？”
机会有限，并不是说中国人很少生病，而是由于迷信、愚昧和偏见在作祟，使得很多生病的中国人，常常不是是求医而求神明，或者只相信中医而忌讳西医，甚至心甘情愿地投向巫婆和江湖骗子的圈套中。
孙中山决心用自己的不懈努力和精湛医术来改变人们的观念，纠正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在这方面，他有过一次亲身实践。
1892年春天，在孙中山即将从西医书院毕业的时候，孙眉从檀香山汇来一大笔钱，要给家里盖座新楼。为此，孙中山特地赶回翠亨，亲自设计建筑图样，将1885年孙眉所建的一所房宅加以扩建，建成一幢中西式结合的两层楼房。新居落成，孙中山亲笔写了一副四字对联，张贴在大门两旁，对联云：“一椽得所，五桂安居”，表达了孙中山新居落成后的欣喜之情。这幢楼房，就是今天供人参观的“孙中山故居”。
这里要说的，是楼房即将竣工时发生的一件事。
建筑的最后一道工序，是为楼房砌一道围墙。几个被孙中山请来的工人，在工地上已连续干了一个多月。其中一位工人上长了一个久治不愈的大疮，虽然疼痛，但他仍然坚持出工做活。
一天，庭院外传来了“咚、咚、咚”的竹筒敲击声，工人们一听都知道是来了江湖医生，都催促那位生疮的工人去找江湖郎中治一治。
生疮的工人已备受折磨，听说来了江湖医生，就像盼到了救星一般，连忙跑出去喊住那江湖郎中。其他几个工人也都放下手中的活，一起出来看热闹，看看江湖医生是如何治病的。
江湖医生摸摸那工人的腿，又看看他的神色，知道那工人的心情很焦急，就说：“这个大疮有奇毒，再拖下去就麻烦了。我包你治好，但得付五两银子。”工人们一听都一起嘘起来，“啊呀，这么贵呀！除个小疮就要花这么一大笔钱！你该不是敲竹杠吧？”
生疮的工人面有难色，再三恳求说：“医生你就行行好，便宜一点吧。”“不行不行，没有这么多钱，我是不会替你治的。”那江湖医生丝毫不肯让步。
工人们便一边嚷，一边帮着说，声音越来越杂，越来越响。惊动了正在屋里看书的孙中山，他便走出院子来，想看个究竟。当问明白是这么回事之后，就对那工人说：“我是个医生，你有病为什么不叫我来替你治？”
那工人见东家这样说，倒显得不好意思，不知如何回答。
一旁的江湖医生却被激怒了，立即大声嚷道：”你小子竟敢与我抢生意，难道你以为我治不好他的病？老实告诉你”他顿了顿，从袋中取出飞砣，恶狼狠地接着说：“我一飞砣打断你的脚，也能替你治好。”
话音刚落，他便把手中的飞砣晃了几晃，眼睛紧紧盯住孙中山。
那飞陀是个酒杯大的园锥状铁球，连着铁索，是打人的一种凶器。
工人们都惊呆了，一起注视着孙中山，看他如何应付这种场面。
却见孙中山转回身去，三步并作两步，飞快地跑进正厅，一转眼工夫又噔噔地跑了出来。大家都在纳闷，只见孙中山用左手的长抽遮住右手，比画成一副开枪射击的架势，又听见他大声说道：“你那一点雕虫小技算什么。我一支‘对面笑’（手枪）打死你，也能叫你起死回生。”
工人们实在没想到孙中山还有这一手，真是出乎意料之外，又一起把目光投向江湖医生，只见那江湖医生吓得脸色苍白，手足无措，木鸡似的站着。孙中山的母亲、姐姐这时也都出来了，她们怕闯出什么祸事来，连忙上前劝阻。
那江湖医生见自己占不到什么便宜，便趁势溜走了。孙中山的姐姐孙妙茜看江湖医生走了，才好奇地问道：“阿弟，你从哪里弄来的手枪？
孙中山哈哈一笑，露出手指，把刚才那姿势又做了一遍，说，“姐姐，你看，这不是手枪吗？”
大家都一起开心大笑起来。
孙中山立即为那工人治疮，并说：“我一分钱也不收你的。保证把你的毒疮治好。”
果然，那工人的毒疮不久就治好了。
回想起这一段经历，孙中山既获得了勇气；又获得了启迪。他深深懂得，面对人们的迷信、愚昧，只有用无畏的精神、高尚的医德和优良的医术才能打开局面。
孙中山采取的第一个措施，是自愿充当镜湖医院的义务医生，不收取任何报酬。他希望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换来人们对医生的好感和信任。
而对于自己开设的中西药店，孙中山更是“德”字当先，以优质、真诚的服务赢得病人的心。他始终以一种友好而善良的态度为病人治病。收取费用十分合理公道，对一些贫穷者甚至赠医送药，分文不取。
不久，中西药店的名声就传了出去。人们都知道中西药店有位姓孙的医生、医德既高，医术又好，有了病，都乐意来中西药店找孙中山医治。
孙中山的医术很高，尤其擅长外科手术。有一次在镜湖医院，他为一个病人开刀，取出一块大如鸡蛋、重一两七钱多的肾石，这在当时，手到病除是极其罕见的。
而且，每逢有什么犬手术，孙中山为了保证万无一失，总是请康德黎博士来帮忙。而康德黎总是有请必到，他乐于帮自己的学生。因为孙中山有一种“易于使人们注意他”的天性，“一种吸引人们亲近他的磁性”。
由于有老师的帮忙，孙中山的手术做得干净利落，从未失过手。按当时的习惯，医生做手术时，允许人们坐在一旁观看。这就使得人们能亲眼目睹孙中山动手术时的风采，尤其是当人们亲眼看到孙中山从病人肚腹中取出肾石时，都惊讶而且佩服得五体投地。
于是，孙中山行医不到两三个月，就声名鹊起，被人们誉为“国手”、“神医”。孙中山的名字几乎无人不晓，无人不知，上门求医的人数极多，达到了“户限为穿”，也就是踏破门槛的地步。
孙中山的声音越来越高，引起了澳门岛上葡萄牙籍医生的妒嫉。他们以孙中山没有葡萄牙政府准予开业的证书为借口，开始是阻拦、禁止孙中山为葡籍人治病；接着又明确告知各个药房，除了葡籍医生外，不准为他国医生开的药方配药。
这样一来，孙中山的行医便遇到了严重的阻碍，他开出的药方，在澳门竟拿不到药。他愤慨，他多方奔走，极力为自己争取应有的行医的权利，但是最终却没有丝毫的结果。“刚刚打开局面的孙中山猝然遭受挫折，面对无可挽回的现实，他不得不摘下中西药店的牌子，关闭了店门，迁往广州，另谋生路。
借医“医圆”
澳门行医处处掣时、备受窝囊气的孙中山，于1893年春天，将他的事业转到了广州。
在挫折面前，孙中山并不灰心，更不气馁，他有的只是愤慨，有的只是不平，有的只是一定要把事情做好、做到底的决心。
当然，心挣之余，孙中山也有一种深深的悲哀与惋惜。他给那么多人看过病，解除过他们的痛苦，可是当他遇到困难、遭受挫折时。却没有人敢站出来为他说一句话，更不要说为他伸张正义。孙中山知道他们都是些好人，一些善良的人，他们只能把不平与同情埋在心底，却不敢大声疾呼地表达和发泄出来。
孙中山不禁感到孤独，感到一种被抛弃的悲哀。由此，他便体会到，医术救人只能医体，不能治心，医术所济的范围、功效实在有限。在这困难的时候，他更怀念他的好朋友郑士良，他心想，要是澳门有像郑士良那样热心干救国、忠诚于事业的人该多好啊！
可是，这佯的人在澳门一个也找不到。行医既已受挫，又找不到志同道合的知心朋友，对这样的地方，孙中山还有什么可留恋的！
孙中山到了广州之后，在西关基洗创办了东西药局。为了扩大影响和便于城内患者治病。又在双门底（即今北京路北段一带）的圣教书内设了一个医务分所。与此同时，他还在香山县石歧镇与人合资开设了东西药局支店。谁也没有料到，受挫后的孙中山，在广州的事业比在澳门时更为发达了。开业之后，上门求医的人很多。尤其是孙中山医术精湛、服务态度又好，自然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病人。
孙中山治病时，对病人十分亲切，态度也很认真。对于病人的要求，他总是想方设法，尽可能给予满足，对那些生活贫困的病人则特别优待。见到这样的病人上门求诊，孙中山往往先冲上一杯牛奶，让病人喝了，歇口气，神气略定，然后才开始诊断。到最后，不仅免收诊金，而且赠送药品。病人接受了这般优良的服务，自是千恩万谢，感激不尽。
在广州行医，孙中山由于三天两头来回奔跑，一会儿到西关，一会去双门，一会儿又去石岐，实在是十分疲累。但孙中山并不因此懈怠，而是尽心尽意地对待每一个病人。一旦遇上什么特殊情况，他都及时地予以主动而热情的处理，尽到一个做医生的责任和义务。
一一次，孙中山从广州赶往石岐。将到石岐时，他远远地听到一个女人凄惨的哭声。走近一看，在嚎陶大哭的女人的身边，直挺挺地躺着一个男人，一动也不动。孙中山连忙询问是怎么回事，一边对躺着的男人作了一番观察。那女人痛不欲生地说：“我与我男人一早来地里干活，没想到他就突然这样死了。丢下我们孤儿寡母，叫我们今后可怎么活啊！”
孙中山经过一番仔细观察，忙和声细语地安慰那妇女，说：“别伤心，你丈夫并没有死。我是个医生，他的病我大概可以治好。”
“真的？”那妇女止住哭声，既惊又疑地问道。
“是真的。你去村里喊几个人，把你丈夫抬到我的诊所去。要快一点。”那妇女答应一声，踉踉跄跄地向村里跑去。不一会喊来几个村邻，大家七手八脚把昏迷过去的男人抬到了镇上。、孙中山来不及喘口气；急忙拿起针筒、注上药液，给那男人打了一针。、不一会儿，那“死”去多时的男人开始有了动静。只见他颤动了一下，发出一声长长而微弱的叹息，然后慢慢睁齐了踉睛。像作了一场梦似的、惊奇地望着房间，望着面前的孙中山和泪痕满面的妻子。
那妻子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她看看自己丈夫，那张熟悉的面孔上又有了血色，再摸摸丈夫的手，温热有力。这是真的，丈夫还好好的，他死里逃生了！
那妻子扑通一声，一下跪倒在孙中山面前，连声说：“谢谢救命恩人！
医生的大恩大德，我们全家一辈子也忘不了。”
孙中山连忙扶起那妇女，心里也热乎乎的。
没多久，孙中山便以他的医术和医德征服了病人的心，他的名声随之在广州、香山一带传扬开来。于是，找他治病的人越来越多，甚至两广总督衙门的官轿，也常常抬着他延人府中为他们的家人治病。
尽管孙中山对贫困者常常赠医送药，但由于找他治病的人相当多，开业一年下来、孙中山竟有一万多元的收入。想想当时李鸿章授予孙中山。江英华“钦命五品军牌”，月俸才不过五十元，相比这下，这一万多元，该是多么可观的一笔收入。
可是，金钱并不能动摇孙中山从事“医国事业”的信念，他更不想把自己变成一台赚钱的机器。无论是在澳门，还是在广州，孙中山通过自己的行医实践，深刻地认识到“医国”比“医人”更为重要。因此，他并不满足做一个治疗人体疾病的良医，他更为关心的是国家民族的“痼疾”，他要“借医术为入世之媒”，亦即通过行医，与社会各阶层人士广泛接触，甚至与官绅经常往来，以了解社会的黑暗，了解社会上层的罪恶，从而寻找并开出“医国”的药方。
譬如两广总督李翰章，对于广东、广西的每个官职，都标出相应的价格，然后明目张胆地加以出卖，由此而大发横财。翠亨村一个青年，并没有什么功劳，只是因为家中有钱和善于溜须拍马，短短几年里就提升到相当于西方军阶准将的职位。而令人惊讶不已的是，他的每次提升，总要捎带上他那个在远地一个鸦片窟里当厨子的兄弟，原来，每次战役之后，他都臆造一些勇敢的“事迹”，以他兄弟的名字报告上去，而上司也竟然信以为真，嘉奖不误。突然有一天，这个从来没有闻过火药味的厨子，竟从公报上读到自己的名字，并且已经在清廷的军队里，得到了一个相当于上校的军衔。
有一天，孙中山的诊所里来了一个病人。那病人从肩到时，从臀部到膝盖，浑身上下，满是伤痕。孙中山看了之后很觉奇怪，就问道：“你的这一身伤是怎么来的？关节又怎么会变硬的？”
那病人一连声地叹气，又不住地摇头，久久说不出话来。过了好一会，才稳住悲愤而委屈难耐的心情，说：“我这是被县衙门打的，是跪铁链跪的。”县衙门为什么要打你？为什么要罚你跪铣链？”孙中山又追问。
病人于是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告诉了孙中山。病人是个船夫。一天早晨，他正沿着河岸朝家中走去。突然，一队兵勇迎面而来。不由分说，抓住他便拉到新会县县衙里，并立刻被按倒在地，屁股上挨了整整两百大板。打过之后，县官才拿着官腔问道：“你招是不招？”
船夫已被打得疼痛难忍、晕头转向，这一问，更使他如坠云里雾里，他看着县官，回覆道：“你们为什么要抓我？要我招供什么？”
“你是海盗。为什么抓你，招供什么，难道你还不清楚。”县官似乎振振有词。
“我是海盗？真是笑话，你们可以去村子里打听打听，我不过是个规规矩矩的普通船夫，怎么就成了海盗！县老爷可不能冤枉我。”
船夫听说自己被认定为海盗，知道那是罪该处死的，吓出了一身冷汗，说话的口气倒也强硬起来。
可这回答不仅不能使县官相信，反而激怒了县官，给船夫招致了更大的苦头。县官顿时把脸一沉，厉声喝道：“大胆狂贼，竟敢狡辩！就让你尝尝跪铁链的滋味。”然后，一声吆喝：“来呀，铁链侍候！”
几个打手拥上前来，将船夫的膝盖按倒在锐利的铁链上。
船夫整整跪了一夜，直到次日中午才被放开，两个膝盖跪得鲜血淋漓。
县官重新升堂，对船夫问道：“滋味不错吧！想清楚了没有，招还是不招？”
船夫十分坚强，使出全身的力气，高声回道：“我不是什么海盗，我没什么好招的！”
县官气急败坏，狠狠地下令道：“看来你还没尝够刑罚的滋味，来人，给他上竹杠。”
几个打手走上前，将船夫的双臂拉直，迫使他的双膝跪在地面上，然后将一根竹杠横搁在船夫的大腿上，两头各坐了一个打手。两个打手一起一伏，竹杠像跷跷板似的上下摆动。阵阵剧痛传遍了船夫的全身，他立刻昏死过去。但是事情并没完。船夫被投进了监狱，等他身体稍有恢复，县官又给他施刑逼供，然后他又是昏死过去。如此三番五次，将船夫拷打、折磨得不成人样。
到最后，县官又不明不白地，突然将船夫释放了，什么解释也没有。
讲到这里，船夫愤愤地说道：“为什么放了我？还是看我太穷，任凭他们如何用刑，我是一个铜子没有。有的，就是这条命。”
船夫的经历，使孙中山深为震惊和愤慨，这样黑暗的社会，这样的贪官污吏，人们没有丝毫的人身自由和说话的权利，人们的生命财产没有丝毫的保障。他不禁想起了自己前不久亲眼见到的一幕。
那是在方耀提督建立的屠杀场里。十几个刚被抓来、准备第二天处死的“犯人”在大声地呼喊：“冤枉啊，冤枉！”
提督的师爷却无动于衷，厉声训斥他们：“乱叫什么！你们若是好人，就不会到这个地方来。”
入提督府出诊正好路过那儿的孙中山，见到栅栏里那些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人，心里觉得非常难受。这样的人怎么会是犯人？又怎么够得上处以极刑？就问那师爷：“这些人在送来之前，可曾经公堂审问过？”
师爷根本不愿回答，但他知道孙中山是提督请来的医生，不便得罪，就有些不耐烦地回道：“这些犯人都是由地方士绅送来的，确实是人人皆知的歹徒，哪里用得着审？”
耳闻目睹的这一切，深深地刺痛了孙中山的心：黑暗社会如此荼毒生灵，他作为一个医生，又有何作为？他只能治好船夫身上的伤痛，却不能使船夫免于遭受那样的伤痛！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些无辜的人被任意残杀，却不能挽救他们的生命！可是，更重要的工作，更值得做的工作，应该是后者啊！孙中山决心要不遗余力地去从事那更重要的工作，那就是“医国”。
●广交志士
孙中山行医广州不久，便声名远播，甚至被人绘声绘色地誉为神医。神医之说自是表达了人们对孙中山的感激之情，他的医术高超确是有口皆碑，这里不妨引用一则当时刊登在广东中西日报上的鸣谢启事以作证明：孙逸仙先生学宗孔孟，业绍岐黄，合卢扁而擅专门，内治与外施并美；统中西而探奥旨，针砭并刀割兼长。其平生医学精纯，业经大绅诸公合词称颂，登诸岭南诸报矣。余也不敏，质朴无文，偶惟牙齿之灾，竟稳晨宵之痛。疾俨不伸之指，秦楚寻医：患同如捣之心，星霜屡易，诸医罔效，累月经时。境遇先生略施小技，力圭调和，著年成春；数月病源，一朝顿失。复荷先生济世为怀，轻财重义，药金不受，礼物仍辞。耿耿私心，无以图报，谨将颠末，爰缘报端，用志不忘，聊摅微悃。不特见先生医学之精良，抑以表先生人品之雅云尔。武泌谨启。
由这则鸣谢启事可知，孙中山竟是一位各科全能的医生，连别人束手无策的严重牙病，他也能手到病除。
但是，黑暗腐朽的现实社会，使得孙中山不满足于只做个医治人体疾病的医生，而促使他去履行自己的一贯理想与抱负，即更为坚定而迅速地去从事“医国”事业——推翻满清政府。
可以说，从孙中山一踏上行医之途，他便是借行医为名，行“医国”之实。他在行医过程中，一刻也没有忘记革命事业，随时注意交结有志之士，播下革命的种子。而到了1894年春，也即孙中山在广州行医一年时，孙中山便把自己的主要精力和大部分时间放在了革命工作上，俨然成了一名职业革命家。
孙中山这时的革命工作，主要是以行医为掩护，广泛交结各界的有志之士，吸收他们为自己的革命同志。因为，要推翻满清政府，仅仅靠自己，靠几个人是决不能完成的。
1894年，一心想着医国事业的孙中山干脆卸去了管理药店的重担，一方面请区凤墀的女婿尹文楷医生主持医务工作，一方面又把药店的财务经营交给一个伙计负责。无事一身轻的孙中山，就全身心地投入到物色革命同志的工作中去了。
孙中山从伙计那儿提了一些钱，然后拎起医包，就踏上了外出交游的路程。
孙中山走了很多地方，从南到北，从城市到乡村。只要遇上可以交谈的人，他就向他们揭露和抨击社会的黑暗与腐败，积极宣传革命主张，宣传推翻满清政府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旅费用完了，他又回药店去取，然后重新踏上交游征途。他四处奔走，风尘仆仆。有时找不到合适的住处，他便在农民家里过夜，或在大树下歇息；肚子饿了，便喝一口凉水，吃一口自己所带的干粮。真可以称得上是风餐露宿，不辞辛劳。累一点，苦一点，他并不觉得受不了。他吃过苦，受过累，能习惯，能坚持。尤其是当他想到，他的苦累是为了使广大的劳苦大众尽快地摆脱苦难时，他就觉得浑身充满了力量，备感幸福。
为了交游，孙中山受了很多苦累。为了物色同志，孙中山更是煞费苦心，动了不少脑筋，花了不少心血。这期间，由于伙计不善经营，竟把孙中山的诊费收入统统投入了买卖，现金不足，使得孙中山的日常开销也难以维持。但孙中山并不介意，因为，对他来说，最要紧的是“医国事业”。
广东水师广丙军舰管带程璧光患有胃病。他听说孙中山医术高超，便亲自登门求孙中山给他医治。
孙中山交游去了，不在店中。尹文楷医生接待了他，并愿意替他医治。
可程璧光不肯，他执拗地说：“我只相信孙先生。待他回来时，请通知我一声。”说完就走了。
过了几天，孙中山回来了，尹文楷将程璧光的事告诉孙中山。孙中山这时已不大接受医务，无暇替人治病，可一听说程璧光是位海军人才，估计今后革命必有大用，就马上答应了下来。
第二天，孙中山拎着医包，亲自上了程璧光家。程璧光胃病又在发作，疼痛难忍，听说孙先生送诊上门，又惊又喜，连忙迎出门来。一见孙中山的面，便爽快地说：“鄙人小病，何劳先生屈驾送诊。实是愧不敢当，愧不敢当。”
孙中山连忙还礼，诚恳地说：“程先生是海军军官，长年坚守舰上，为国效力，落下胃疾，我等理应为守卫疆土的勇士尽一点绵薄之力。”
程璧光听了孙中山这一席话，更受感动，连忙把孙中山让进屋里。
孙中山打开医包，立即给程璧光切脉问诊。仔仔细细地观察、检查了一番。同时，孙中山又不厌其烦地向程璧光解释他的胃病的起因及必须注意的事项。
“程先生的病是因饮食不正常而起，饱一餐，饿一顿，自然有伤肠胃。
今后，一定得注意定时定量进餐，不要吃冷辣食物。”
程璧光望着孙中山，眼中透出感激的光。只见孙中山开好药方，又建议道：“程先生除了吃药之外，还须进行辅助治疗。以后每天清晨须到野外散散步，吸吸新鲜空气，增强胃部的活动机能，这样才可望彻底治愈。”
程璧光连声称谢。只听见孙中山接着说道：“我有个习惯，就是每天清晨必定散步半个小时。如果程先生没有散步的习惯，我可以陪程先生。”“不敢当，不敢当，孙先生工作繁忙，怎么能耽误先生的宝贵时间呢！”程璧光连忙谢绝。
“不必客气。散步对我也有利。就这么定了，明天早晨5点半，咱们东郊见。”
第二天一大早，孙中山便来到了东郊，过了一会，程璧光也来了。两人沿着野外的小路，并肩漫步，呼吸着清晨的凉爽而散发着清香的空气，两人的精神都不觉为之一振。
他们边走边聊，显得越来越投机。
“程先生，听说你是程奎光的哥哥，是吗？”
“是的，奎光是我的弟弟。”
“噢，我和奎光先生早有来往，他可是个很有作为的人啊。”
“孙先生过奖了。”程璧光并不知孙中山这句话的真正含意。
“不，不。奎光先生确实是个很有作为的人。如今我们这个国家黑暗如墨，已走向了穷途末路。奎光先生对目前的现状极为不满，乃至有志于改变这样的黑暗社会。这不是大有作为又是什么？”
程璧光听了，大惊失色，怔怔地望着孙中山，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孙中山停了停，又接着说：“以程先生的阅历与见识，肯定会接触到这个社会更多的黑暗和腐败的东西。对于这些东西，想必程先生也是反感的，不赞同的。是不是？”
一席话说到了程璧光的心里。他想起了自己所亲见亲历的许多事，不禁愤愤地说：“这世道确实太不像话了！”
孙中山不想一次说得太多，又看看时间已经不早，便打住话头，说：“我们明天再聊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