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谋略大全
作者：岳西【完结】
前言
必须唤起民众
为目的而不择手段
革命要把握步骤和重点
握紧拳头好说话
以武力济法律之穷
联合一切衩压迫民族
要确定党的中心地位
华侨之力不可忽视
革命和建设非用群力不可
各民族之间应平等
人民民主与人民独裁
以法治国
政权与治权的治塞效应
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并行
社会主义之真髓
大资本公有
平均地权
节制私人资本
用土地来调动农民
兴实业为救贫之药剂
让铁路四通八达
开发大西北为经济发展的基地
以发展经济来解决人口问题
孙中山军事谋略
建设革命根据地
武力与国民相结合
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
以俄为师
武装起义与和平光复并举
集中力量打击敌人
四面打击敌人
以三民主义指导战争
德国是我们的典范
“甘当小学生”
必须同东南亚联系起来
必须废除不平等条约
利用外交空隙护大革命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走私人路线打入政界
孙中山党建谋略
政党应注意道德建设
既讲主义，又讲人情
要培养和重用骨干力量
孙中山宣传谋略
以爱国主义为思想武器
要发挥党报的喉舌作用
华侨是革命之母
大清官员也是发展对象
不要妄自菲薄
破旧迎新
打倒一切偶像
天下为公
人格救国
双手万能，力求实用
砸碎“孔家店”
教育要遍及所有国民
不能忘记道德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教育敢有规矩方圆
用教育来促进军事
放脚的女子也要读书
主要参考文献
孙中山年谱简表
前言
孙中山先生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是领导中国人民推翻封建帝制，创立民主共和制度的卓越领袖，是与形形色色反动势力顽强斗争、不怕挫折和失败的无畏战士，是中国20世纪初最伟大的政治领袖人物。
孙中山（1866―1925），名文，字逸仙。广东香山（今中山）人。1892年在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后，行医于澳门、广州，早年即有志反清。1894年北上上书李鸿章，提出革新政治主张，被拒绝，遂赴檀香山组织兴中会。次年在香港设机关，准备在广州起义未成。1900年派人至惠州（令广东惠阳）三洲田发动起义，失败后继续在国外开展革命活动。1905年在日本领导兴中会联合华兴会和光复会组成中国同盟会，被推为总理，确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资产阶级革命政纲，提出了三民主义学说；创办《民报》，宣传革命，同当时中国改良派激烈论战。此后在国内外发展革命组织，联络华侨、会党和新军，多次发动武装起义。1911年（宣统三年）
10月10日武昌起义，各省纷纷响应。12月29日，被17省代表在南京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3年1月1日在南京建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宣布就职，月底组成临时参议院。2月13日，因革命党人与袁世凯妥协，被迫辞去大总统职。3月临时参议院通过孙中山主持制订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被选为理事长。1913年3月因袁世凯派人刺杀宋教仁，即主张起兵过袁，但党内意见分歧，在袁出兵进攻时仓促应战，旋即失败。1914年在日本建立中华革命党，重举资产阶级革命旗帜，次年发表《讨袁宣言》，1916年又发表《第二次讨袁宣言》。1917年段棋瑞解散国会，他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组织护法军政府，当选为大元帅，誓师北伐。1918年因受桂系军阀和政学系的挟制，被迫去职，至上海，次年创办《建设》杂志，发表《实业计划》，并将中华革命党改级为中国国民党。1920年回广东，次年就任非常大总统。1922年因陈炯明叛变，退居上海。屡经失败，陷入绝望境地。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给了他以新的希望。在中国共产党和苏俄共产党、列宁的帮助下，决心改组国民党。
1923年他在驱走陈炯明后回到广州，重建大元帅府。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宣言，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重新加以解释，发展成为新三民主义；改组中国国民党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同年11月，他应邀北上讨论国是，提出“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两大号召，同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段祺瑞、张作霖等作斗争。192年3月12日在北京逝世，遗嘱主张“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在哲学上，提出“知难行易”说，批判了“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保守思想。遗著编为《中山全书》或《总理全集》多种。1956年为纪念其90诞辰，出版了《孙中山选集》。
孙中山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医生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伟人，他的光辉业绩已为举世公认，他的画像永远耸立在天安门广场，他的灵枢永远置放在建筑宏大庄严的南京中山陵，供世世代代的人们去瞻仰，缅怀。今天，我们要探讨的已不是孙中山曾经取得了多少成功，而是他为什么会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
首先，孙中山一生部把自己交给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他的一句名言，叫“天下为公”。这就使他的政治活动自始自终都得到中国人民的支持和拥戴。正如他所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他开创的革命，虽然千难万险，但却感召了整整一代人，亿万民众都自觉不自觉地按他的思想方法去思维，按他的生活方式去生活，按他的表达方式去表达，甚至按他喜欢的着装去着装（中山装），在20世纪初，他是中国第一个最具精神感召力的领袖人物。
在孙中山的故乡，常常见到不少相信风水舆论的人们，对产生孙中山的原因作地理环境方面的解释，如什么“二龙戏珠”，什么“皇帝田”等等。
但是，孙中山绝对不是什么“神”，他从翠亨村童趋于时代巨人的最重要因素是人文环境，是他所身处的一个急速变化的国际环境。孙中山的政治天赋和非凡活动能力，造就了他的博大和高远。随着革命的逐步兴起，人们越来越相信他传播的革命真理；孙中山的智慧不仅来源于书本，也来源于他的生活经历。比如，孙中山晚年，把他的旧三民主义又重新解释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这就是他从长期革命的挫折中吸取沉痛的教训，而重新作出的正确选择。
孙中山是位天才的外交家。他与外国建立的众多关系，大多不是正式的外交关系，而是所谓的民间外交，有的甚至是纯粹的个人之间的交往，这就使我们研究孙中山外交谋略更具有现实意义。他与美、英等国首脑的交往，使他们支持中国的民主革命；他与外国记者交往，使他的国际形象迅速通过英文报刊反映出来；他与外国商人、金融家交往，使他们不仅在经济上给予中国革命巨大帮助，而且也在政治上给予声援和支持，……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学习孙中山外交谋略，对我们解放思想，开拓国内外市场，引进更多外资，都具有较大的启迪作用。
孙中山被中国人尊为“国父”，除了他的伟大功绩，还在于他的崇高的品格，无私的奉献精神。在孙中山的“人生谋略”，“教育谋略”里，我们不难看出，作为一代伟人的孙中山对自我要求是严格的。他一生检朴，无私无畏，道德高尚，在个人生活方面与中国20世纪中后期伟人周恩来有相似之处。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与世长辞。在弥留之际，他对守护身边的同志说：“我此次放弃两广，直上北京，为谋和平统一。……实现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建设新国家。兹为病累，不克痊愈。生死本不足念，惟数十年致力国民革命，所抱定之主义，未能完全实现，不无遗撼。甚望诸同志努力奋斗，……如是，我在九泉之下亦甚瞑目。”最后，孙中山艰难地，断断续续地呼出“和平――奋斗――救中国”遂不能复言。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己”！
1925年孙中山逝世，曾经使全国人民陷入极度悲伤之中，国民党通电全体党员左臂缠黑纱7日，停止宴会7日，以示哀悼。北京几十万民众含泪自发走上街头，为他灵枢送行。充分表达了中国人民对这位伟人的尊敬和爱戴！
今天，一部《孙中山谋略大全》，将引导你向这位中国二十世纪初最伟大的巨人靠近，再靠近……
“同志仍需努力！”让我们耳边永远响彻他的声音！
编者
一九九七年三月十日
必须唤起民众
孙中山是从革命目的那儿寻找革命力量和革命途径的。孙中山认为资产阶级革命目的是打倒皇帝，永远不再需要什么皇帝，革命胜利后，建立合众政府，实现民主政治和共和政体。
这一革命目的意味着对满洲贵族所享受的各种特权的伤害，必将遭到贵族以及他们所掌握的国家机器的反对，所以革命必须流血。孙中山认为别的国家要获得真立宪，都要以流血为代价；在封建专制极为严重的中国，要实行革命就更无法避免要流血了。所以革命必须走武装革命的道路，这是孙中山就采取何种革命途径的认识和确定。
孙中山对以流血夺得革命的真胜利充满了信心，早在1904年，他于《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中说：“中国现今正处于一次伟大的民族运动的前夕，只要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势，将满洲鞑子从我们的国土上驱逐出去。我们的任务确实是巨大的，但并不是无法实现。1900年义和团起义时，联军只需为数不足两万的军队，就能击溃满清的抵抗，进军北京并夺取北京城；我们用两倍或三倍于这个数目的人，毫无疑义地也可以做到这一点，而且我们能够轻而易举地从我们的爱国分子中征募百倍千倍的更多的人。从最近的经验中可清楚地看到，满清军队在任何战场上都不足与我们匹敌。”孙中山在这一时期，就认识到了拯救中国完完全全是我们自己的责任，对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有了认识，从革命目的上寻找到了革命力量的所在。
特别是他在领导的早期起义、辛亥革命、护法战争、二次革命都不可避免地失败，使他认识到革命不能搞“精英革命”，不能专靠少数“英雄豪杰”包打天下，不能仅靠几个“勇敢分子”、恐怖分子暗杀几个统治阶级的头面人物就够了。这种小打小闹小震动是成不了大气候的，是无法根本改变时事局势的。
有了这种认识之后，孙中山提出革命的目的是为“平民”，革命的基本力量也应该是平民的观点。他说：“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利，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利，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利，故要社会革命。”而要达到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目的，就必须唤起民众，而不是唤起少数英雄好汉。
孙中山力主国民党党员努力去做广大民众的宣传工作。他在《广州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的演说》中说：“诸君把这个主义（三民主义）宣传到全国，使全国人民都赞成，全国人民都欢迎，便是用这个主义去统一全国人民的心理。到了全国人民的心理都被本党统一了，本党自然可以统一全国。”
孙中山还强调对“民众”这一概念的理解。他认为“民众”即“国民”、“大民”，指的是“全国人民”、整个中国社会成员的绝大多数，而不是少数人。革命必须唤起民众，就要唤起这在全国人口中占绝大多数的民众。
他认为只要能唤起民众，革命不怕不成功。他说：“本党党员有30万，如果一个人能够宣传10个人，在一年之后便可以得300万人的同志，在3年之后便可以得1500万人的同志。……就是广东的人心有了一半来归化本党；到了广东的人心有一半归化党，本党便可以实行以党治粤。再用1500万做基本，推广到各省去宣传，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不到三五年，便可以传到四万万。到了四万万人都受过了本党的宣传，四万万人的心理便要归化本党；到了四万万人的心理都归化本党，本党便可以实行以党治国。”
孙中山把这种发动广大国民参加、具有全社会意义的广泛而深刻的革命，称为“国民革命”。他甚至还把国民革命的执行机关――军政府的职责、权利和义务与广大国民的职责、权利和义务联系起来，说明军政府根基在国民，国民集中意志的体现在军政府，使得国民更好地认识国民革命的目的，以便更自觉更积极地参加革命他在《军政府宣言》中说：“前代为英雄革命，今日为国民革命，所谓国民革命者，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即皆负革命之责任，军政府特为其枢机而已。自今以往，国民之责任即军政府之责任，军政府之功即国民之功，军政府与国民同心戮力，以尽责任。”
国民革命在孙中山“必须唤起民众”这一策略指导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特别是在他“扶助农工”旗帜举起之后，革命之势日趋旺盛，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取得部分胜利打下了基础。
以“排满”为跳板清朝末期，当孙中山走上政治舞台，开始探求和制订变革现实的政治方案时，他发现民族问题是当时社会政治生活的轴心之一。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采取一切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压迫手段，欲使中国一步步成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
民族问题上所存在的残酷严峻的现实，使得资产阶级初期革命活动必须从“民族革命”着手。
基于这种革命形势和革命目的，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人孙中山提出了“排满”的政治谋略。他认为只有以“排满”为旗号，组织一支革命大军，用革命武力推翻清朝封建统治，建立中华民国政府。
孙中山认为以“排满”为旗号，可以团结很大一批力量，共同完成推翻满清封建专制统治的目的，但又必须注意到“排满”的旗号之下，并非尽为革命志士，而革命志士并不能把“排满”当成最终的政治目标，其最终目标是废除专制，建立共和，所以，打起“排满”的旗号是一个策略性问题，对于革命党而言，这只是一个过渡性目标。
1905年之后，“排满”的主张开始大得人心，成为当时之人心所向，国内许多报刊纷纷刊载“排满”的文章，国外留学生中关于“排满”的舆论一时鼎沸，“排满”这一话题一时之间被认为是历史潮流。
但必须认识到，各种运动之中难免有趟浑水之人，由于舆论和潮流，各种人都被卷了进来，如果盲目乐观，难免最终不功亏一篑。孙中山清醒地认识到，赞同革命的人，都主张“排满”，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但是主张“排满”的人却不一定全都赞同革命，不清楚地认识到“排满”阵营中的力量成份，是无法把握把“排满”当成革命的过渡性目标来完成的。
孙中山分析认为主张“排满”的人不外乎三类：其一，因官吏勒索敲榨而无力谋生的人，这一类人数最多；其二，因为愤于种族偏见而反对满清的人；其三，具有崇高思想与高超见识的人。这三类人在“排满”的旗号下汇集起来，一旦这一目标实现，难免要分化。这三类人中，只有第三类和第一类的在革命实践中提高了思想认识的那部分人，才会把“排满”当成一个过渡性的中间目标，当这一目标实现之后，他们将向更高的目标前进。
在筹建同盟会的时候，有人提议把团体的名称定为“对满同盟会”，孙中山就坚决指出，“排满”只是一个策略性问题，并否终极目标，而是一个过渡性目标，“创建共和”才是更为远大的目标。
他还说“排满”也必须弄清对策，不能乱排一气，满人中有害人的统治者，是“排满”安排的对象；也有不害人的满洲人，却要团结、保护和帮助。
说到底，“排满”就是要反对封建专制统治，进行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
正因为如此，孙中山认为在执行“排满”这一策略时，必须有节有制。
必须反对和制止革命队伍中那些愤于种族偏见而反对满清的人的过火行为。
对于满族人有生活困难的，政府要帮助解决，使他们成为中华民国的伟大国民。新政府应代表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不应当再搞什么汉族特权，而是对国内各民族都一视同仁的公正政府。
孙中山主张的以排满为过渡性目标的谋略，在当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团结了很大一批革命力量，从这一谋略的提出开始，只花了二十几年的时间，就推翻了满清王朝；同时又为革命指出远大目标，为后来“共和”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为目的而不择手段
孙中山作为民主革命的先驱，在他40年的革命活动中，不管社会如何急剧动荡，也不管政治风云如何变幻莫测，他总坚定地憧憬着建立“民主共和”这美丽的未来前景，并且从未停止过为实现这一理想而艰苦奋斗。
但当时的中国社会动荡不安，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内忧外患接踵而至。在这种险象环生的恶劣境遇中，单单把理想当成治疗一切社会弊病的良药，只能使理想成为虚幻飘渺的空想，孙中山在对自己政治信仰有几分宗教式的虔诚和狂热的同时，在革命的实际活动中，采用了一种灵活务实的策略。
甚至是为某种目的，他达到了不择手段的程度。
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以前，革命的主要对象就是清朝专制皇权，辛亥革命后，主要对象是军阀，概括而言是坚决地反对封建专制，建立民主共和。比如从辛亥革命前的排满，争取民主共和，到辛亥后的反对军伐专制，维护共和以及实现真共和反对假共和等等，都反映了他的这一思想轨迹。但是，他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又采取灵活的策略，欲借敌方势力为己所用。例如，尽管惠州起义前后他多次声明他的目的是建立共和国，但1900年，为了使刘学询的经济为革命所用，他在致刘学询函中表示了对帝制的容忍，函中就有一句“主政一人，或称总统，或称帝王”的话，这曾使许多人怀疑他是否已由治病救人的医生转变成了医世救国的革命志士。另一事，孙中山为集中力量冲击满族皇权，曾试图与李鸿章联络，实行割据独立。
民国元年，孙中山为了早点使中国建成一个统一的共和国，把总统之位让与袁世凯，后来，尽管他认识到了反对军阀是他的首要任务，认识到了南北军阀乃一丘之貉，但为了达到实现真共和的目的，他不仅多次与南方军阀一起反对北洋军阀，而且还与北洋军阀中的某些派系建立同盟关系，去反对另一个对自己更具有直接威胁的派系。
作为民主共和这一伟大理想的政治鼓动家和革命实践者，孙中山在不同的场合，对不同的对象，采取了变化无常的姿态，实际上是在一定前提下投异己力量之所好，以争取实现自身的最终目的。例如他对刘学询允以皇冠作为诱饵，是想让这条肥鱼上钩，感动其心，使之筹资百万，“以便即行设法挽回大局，而再造中华也。”他这种举措，并没有离开共和革命的轨道，而恰恰是为了在特定情况下，沿着这条道路继续走下去。
在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态度和举动上，也表现了他这一政治谋略。孙中山发动革命，就是要使中国摆脱帝国主义的奴役，争取民族独立，把落后贫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改造成先进发达的国家。但他清楚，凭着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革命要同时面对满清政权和帝国主义列强作尖锐斗争，只要有被勒死于襁褓之中的份儿。不如迂回前进，先利用帝国主义列强实现民主共和，使国家富强后再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
1900年，为了取得日本政府对革命的支持，他允诺尽力平息台闽粤各地的抗日活动；为了争取英国的援助，他在致港督卜力的信中提出以各国总领事为顾问局员、关税增改须先与列强妥议、路矿船政及工商各业均宜分沾利权；武昌起义后，南京临时政府财政极端困难，特别是连军费都无法开支，孙中山为了寻求贷款，曾试图以轮船招商局、江苏省铁路、汉治萍公司以及长江和近海航行权作抵押，向日本借款，还与日本谈判委托日本建立中央银行，给予发行纸币、免税、办理国库收支、内外国债、改造货币、管理印花税等特权。
孙中山这一系列的举措，有把“利用异己手段不择手段”的策略发展到了极限的嫌疑，特别是中日密约公诸于世之后，不但引起了国人的强烈反对也使不同政见的立宪派有了搅混水的机会，就连中华革命党内部也产生了不安与混乱。
这正是因为孙中山本人对政治信仰的理想化程度远甚于一般人，而使得其策略跨度也更大的缘故。在特定的时刻，没有外援，其革命事业完全可能会功亏一篑，半肚子流产，策略的抉择和运用，往往决定着离胜利哪怕只有一步之遥的革命成败。孙中山采取“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策略是可以理解的。
在孙中山整个反帝反封的政治斗争中，他的民族独立和民主共和理想，与列强、军阀乃至封建地主是尖锐对立的，为了最大限度的孤立和打击最主要的敌人，采用灵活性的策略，借用对异己力量依赖、合作的方式，来利用异己力量，是可行的。
革命要把握步骤和重点
孙中山以带有几份宗教虔诚式的狂热和执着，坚信自由和平等是人的天赋之权，中国只有在摧毁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和赶走了帝国主义之后，才能够实现民主共和。但是，他也看到了中国各种社会阶级矛盾的复杂尖锐，革命力量和革命意识的薄弱，以及数千年封建专制的遗毒中国民之心极深等残酷的现实。中国革命如果不能正确地确定其发展过程的步骤，以及每一步骤的重点所在，本身力量就较薄弱的革命党人盲目行动或全面铺开行动，不能完成不同发展阶段的首要任务的话，革命的胜算就会少去很多。
正因为认识到这种重要性，从1905年到1924年间，孙中山一直在进行着革命程序的摸索和论述。早在同盟会制定的《革命方略》之中，孙中山就提出了革命“三序”论，别具匠心地把革命划分为“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3个阶段。
孙中山主要着眼于考虑中国有过几千年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历史，反民主共和的势力根深蒂固、盘根错节；长期生活于封建专制压迫下的人们，民主政治是陌生的，甚至是畏惧的，要扫除反动势力和习惯势力，建立民主共和国，肯定需要一个过程。孙中山把这过程作了一个设计：推翻清朝统治后，首先经过一个革命专政的时期，扫除一切反革命势力，并进行各项民主改革和建设；然后经过一个过渡性阶段，提高国民的政治积极性，培养国民管理国家政权的能力，建立地方民主政治的基础；最后建成资产阶级共和国。
这一设计具体表现为3个时期的方案：
第一时期为“军法之治”，即“军政府督率国民扫除旧污之时代。”革命军起义后，军队和人民同受治于“军法”之下，由军政府总管地方行政，以次扫除积弊，如斩绝“政府之压制，官吏之贪婪，差役之勒索，刑罚之残酷，税捐之横暴”等“政治之害”和禁止畜养奴婢、缠足、吸食鸦片、讲风水等“风俗之害”，并办教育、修道路、设警察、讲卫生、兴土农工商实业的利源。
概括而言，一方面扫除“政治之害”和“满洲势力”；另一方面为民国奠定基础。孙中山认为完成这一目标需要3年的时间。
第二时期为“约法之治”，即“军政府授地方自治权于人民而自总揽国事之时代”。每一县治有成效，解除“军法”，公布“约法”。地方议会议员和地方行政官员由当地人民选举产生，军政府、地方议会和人民，各循“约法”所规定的权利义务行事。以天下平定后6年为限。
这一阶段为训政时期，以文明法理督率国民建设地方自治，其主要标志为产生人民选举的“地方议会”和“地方行政官”。
第三时期为“宪法之治”，即“军政府解除权柄，宪法上国家机关分掌国事之时代”。军政府解除兵权、行政权，国民公举大总统，公举议员以组织国会，国家政事完全依照宪法。
此时期被认为是宪政时期，只要地方自治完备之后，由国民选举代表组织宪法委员会创宪法，国家政事完全依照宪法行事。孙中山认为宪法颁布之日，即为革命成功之时期。
孙中山对革命程序即革命步骤的探索一直坚持到1924年，其间，他1920年制定《中国国民党总章》时，将革命程序划为“军政”和“宪政”两时期；在《建国方略》和《中国革命史》等著述中，又把革命分为“破坏”、“过渡”和“建设完成”3个阶段；在《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中最后论述革命程序的问题时，又依然把革命划为“军政”、“训政”和“宪政”3个时期。
他还试图从各省当时政治形势不平衡的情况出发，把各省作为“训政”和“宪政”时期的实施单位，从小到大，最后达到全国实现“宪政”的目标。
孙中山在试图划分革命程序的同时，非常强调革命程序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性。他认为不经过军政时期，无法扫荡反革命势力；不经过训政时期，无法使一般老百姓接受民主政治，很可能靠造成“假民治之名行专制之实”的后果；至于宪政时期就更不用说了，本来就是革命的目标所在。
孙中山这一“要把握革命的步骤和重点”的策略，正确地反映了民主革命运动的一般过程规律，以及其对每一步骤重点的强调，指导了革命。
定都南京和南京就职
早在孙中山回国之前，革命方面就与袁世凯达成了协议，让袁世凯当临时总统以换取他承认共和。尽管孙中山回国后一再坚持，“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可革命派由于本身的弱点和财政、外交等方面的困难，怯于袁世凯所采取的武力与谈判相结合的反革命两手的进攻，不敢把革命战争进行到底，宁愿通过和谈来取得“共和”制度。南京临时政府就是在这种可悲的议和谈判开始之后产生的，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一开始，就注定了他的“过客”身份，他无法改变这种妥协的现状，只能沿着已经达成的协议一步步规矩地走。
谈判过程中，就如何结束南北两个政权对立的情况时，袁世凯露骨地表示要求清政府与南京临时政府同时解散，由他采用共和形式来另立一个新的统一政府。临时政府无法接受这一点，孙中山以其敏锐的政治目光意识到，“袁化之意，实欲使北京政府、民国政府并行解散，俾得以一人而独揽大权”，恢复独裁专制统治。
2月12日，清帝退位，第二天孙中山辞职。15日参议院选举了袁世凯为临时总统。袁世凯在清帝退位诏中加入了“即由袁世凯认全权组织共和政府”一句。清帝退位的第二天，袁世凯就立即组织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行使中央政权的职能。
袁世凯这一系列举措引起了孙中山的高度敏感。他向袁世凯致电抗议，说“共和政府不能由清帝委任组织”。并开始策划如何牵制和消弱袁世凯的势力，保卫真正的共和。
当时的中国，从2月13日孙中山辞职至4月1日孙中山正式解职前，并存着南北两个临时政府和南北两个临时总统。南京临时政府是民国合法的政府，却无权管辖北方一带；北京临时政府对民国来说是不合法的，但作为一个政权存在又是事实，并有着取缔和统一南京临时政府的趋势。
尽管孙中山此时于南京临时政府之中已心不由已、力不从心，他还是想利用南京临时政府和南方革命力量暂时存在的现状，利用这一角还能与袁世凯分庭抗礼的政治舞台，与袁世凯作临时政府时期的最后一战。
他在辞职时，提出了定都南京、新总统到南京就职和遵守《临时约法》3项条件。力图使袁世凯远离中外反革命统治中国的巢穴――北京，来到革命力量相对雄厚得多的南京。他试图以这“调虎离山”的政治谋略来牵制和消弱袁世凯的反动势力，在革命势力的影响和制约下，维护共和。孙中山坚持这一点是对袁世凯是否真的拥护共和的考验，并宣称袁不南下，他就不解职。
孙中山这一“调虎离山”的政治谋略，最终由于革命派的妥协和不团结，以及帝国主义的干涉，没有成功，没能达到钳制袁世凯的目的。
当南京临时政府派遣迎袁走使北上时，袁世凯一手制造了北京兵变，准备以武力的方式来证明袁世凯不能南下。南京临时政府的首脑们得到兵变的消息后，召开了一昼夜的紧急会议。孙中山试图挽救民国危急，说服革命党人出兵平叛，并由黄兴等将领发表率兵北上的通电。就在这一关键而紧张的时刻，帝国主义又一次支持了袁世凯，外交团派军队在北京示威，日英俄德美等国分别从各地向北京增调军队，制造紧张局势。帝国主义一出兵，软弱的革命派就面临着分裂的危险了。立宪派、旧官僚、民社、章炳麟等人都竭力反对定都南京；革命方面的都督朱瑞、孙毓筠、李烈钧、蒋尊簋、蔡锷等以及同盟会的喉舌《民立报》都主张迁都北京；只有粤闽少数都督、部分民党报纸和海外华侨微弱地坚持奠都南京。孙中山回天无力，只得迁就。3月6日，参议院通过了允许袁世凯在北京就职的议案；4月2日，又议决了临时政府迁都北京的议案。
“必须遵守《临时约法》”是孙中山提出的另外一个条件，却首先在南方引起了场反对的风波，湖北临时议会在民社的策动下，说各省都督的“差官”（指临时议员）无权制定根本法，不予承认。湖北反约法通电，很快得到了多数省份议会的响应。立宪派和章炳鳞叫嚣得更是凶狂了。见缝插针的袁世凯马上就利用了这一风波，他一面宣称办事必须以约法为根据，一面又说法制本可随时改良，到时提议修改。就这样，《临时约法》沦为了一纸空文。4月1日，孙中山正式解职，南京临时政府夭折说明辛亥革命的失败。
“调虎离山”政治谋略的正确性，是孙中山政治斗争的战术中闪光的一点，其失败是历史的趋势。
北伐配合议和武昌起义时，孙中山正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为筹措起义经费而奔走。
他从报上看到了“武昌为革命党占领”的消息，如当时往太平洋回国，20多天就可以到上海。但他认为应该“先从外交方面致力，俟此问题解决而后回国。”他的努力有了一定的成效，英国政府答应不再借款给清政府以作为镇压革命的经费。
1911年12月25日，当孙中山取道法国来到上海时，已是武昌起义后两个半月了。尽管他发表宣言说：“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也。”他一下船就反对和议，表明自己一定要为推翻清王朝和帝制、建立共和国的目标而奋斗。可由于袁世凯仗着帝国主义集团的支持，对革命采取了武力与和谈的反革命两手策略，革命党怯于自己本身的弱小和财政、外交等方面的困难，对革命毫无信心，无法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幻想通过和谈取得“共和”。
早在孙中山回国之前，由唐绍仪和伍廷芳为南北全权代表的和议已在上海开始时，革命方面已与袁世凯达成了改临时总统之职换取袁世凯承认共和的初步协议。
孙中山回国之时，等待他的是一副无法改变的现状，一副连黄兴都日渐右倾，幻想愿以拥袁为总统，换成他赞成共和的妥协现状。这一现状迫使孙中山不得不声明“议和之举，并不反对，”迫使他在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只能按照已经达成的和平协议去走，说自己只是“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催促袁世凯“早定大计。”
可孙中山对袁世凯的本质有所认识。早在武昌起义之后，正在欧洲的孙中山就在一次演说中说过“袁世凯之君主立宪办法，决不为人民所允许。”
回国后，对袁世凯养兵自重，玩弄和谈，认遂已欲的行径也有所觉察。他在《致伍廷芳及各报馆电》中指出：“袁意不独去满政府，并须同时取消民国政府，自在北京另行组织临时政府。则此种临时政府将为君主立宪政府乎？
仰民主政府乎？人谁知之？”
基于和谈之势不可逆转，而袁世凯又不可信任，孙中山认为必须把握和谈的主动权，要把握主动权就必须“笑脸”与“拳头”相结合。他提出了“以北伐配合议和”的策略，以北伐为议和的后盾，以革命的两手对付袁世凯反革命的两手。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后，孙中山强调：“临时政府之职务，首在军事上之进行。”“和议无论如何，北伐断不可懈。”在主张议和的同时，积极整兵北伐。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袁世凯怀疑南方会让出政权的诚意，便玩开了手段。他立即撤销议和代表，并指使北洋将领联名通电主张君主立宪，反对共和，以宣言要誓死抵抗，以武力相威胁，企图迫使革命方面彻底妥协。
孙中山针锋相对，主张“宁可开战，不可让步”，致电广东等省迅速组织力量出兵北伐，并拨出二十万元巨款，交予北方党人代表胡鄂公等，让他们立即发动北方的革命，以背后打击敌人。
北洋军阀的咄咄逼人，使前线趋于紧张，而一时高涨的备战与北伐的声势，鼓励了革命党人，临时政府接受了孙中山的主张。1月11日，孙中山宣布自己指挥三军，任黄兴为北伐陆军总参谋长，在总统府内设立总兵站，并具体拟定了一个六路北伐的作战计划：以鄂、湘为第一军，自京汉铁道进；宁皖为第二军，向河南进，与第一军会于开封、郑州之间；淮阳为第三军，烟台为第四军，向山东进，会于滦州、秦皇岛；合关外之兵为第五军，山、陕为第六军，向北京进。一、二、三、四军既达第一之目的后，与第五、六军直指敌。
1月13日，民军在津浦路北伐首战告捷，败清军于固镇、宿州等地，战略重镇徐州不战而胜，皖军、豫军、奋勇军亦分别在安徽、河南和湖北战场上取得了胜利。
北伐的枪声，使得和谈陷入了僵局。孙中山并不畏惧，作了和议不成就用武力北伐推翻清王朝的思想准备。1月下旬，孙中山电令黎远洪说：“和议难恃，我军战斗准备，刻不容忽。”同时致电陈炯明并广东省会及铁路公司，提出借广东铁路“以为抵挡”，筹款北伐，并指法广西部督陆荣廷：“北伐之军，要选精锐”。还表示：“和议一破，本总统当亲督江皖之师，共破虏巢”。
北伐战争的初期胜利驳倒了北洋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却招来对袁世凯表示欣慰的帝国主义列强的干涉；英、日、美、德等国军舰在长江上游戈示威，阻挡民军在秦皇岛登陆，驱逐占领山东即墨的民军，公使团宣布不准在京奉路洞线两侧十里内战斗，日俄军队增兵东北、内蒙，外国报纸极力宣传列强要对中国革命进行武装干涉……而立宪派乘机从革命内部动摇北伐，说帝国主义干涉，将使中国瓜分亡国。这样，大多数革命党人低头了；再加上革命军本身缺乏饷械，缺乏训练和统一的指挥，北伐战争中途而止了。
尽管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孙中山“以北伐配合议和，以保存革命成果”
的谋略未能最后胜利，但其前期的胜利已足够说明他这谋略的正确性。
握紧拳头好说话
枪杆子里出政权，孙中山对这一点的认识显然是很不成熟的，但相对于当时的革命党人而言，他要超出很远。
由于革命军本身力量的虚弱，列强的干涉和革命党人内部的妥协，孙中山力图以北伐推翻清王朝的思想无法得以实现，南北议和，以求实现民国统一，孙中山让总统之位给袁世凯。
孙中山迫于各种原因，放弃了总统之职，但他对袁世凯素来有戒备之心。
深深明白袁世凯玩弄和谈的最终目的，他很大程度上预测袁世凯一旦把握政权之后，一定会背叛革命。为此，他主张南北议和，统一民国，以避免列强瓜分中国的同时，要力保革命的实力，以防备袁世凯的变卦。南北和议如果只是一出骗剧的话，真相大白时，掌握了实力就掌握了发言权。
孙中山在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前，接受了唐绍仪的建议。用政治手法来对付袁世凯，试图努力争取在南北统一后任命黄兴为陆军总长，如果北方袁世凯方面不接受的话，就退一步，任命黄兴为南京留守，掌握南方军事，保全南方的武装力量，以防万一情况有变时，革命党方面仍拥有实力；调新成立之第三军军长王芝祥为直隶都督，掌握部分军事实力，直接威慑袁世凯之老巢――北京；任命柏大蔚为山东都督，掌握部分军事实力，以期不测之时，能与北京、南京的革命武装力量相呼应。为了实现这一计划，孙中山一再劝说黄兴继续担任陆军总长，黄兴拒绝了。清帝未宣布退位之前，汪精卫等也多次私下约定由黄兴掌握陆军，黄兴拒之甚坚，说：“奈何仍以是污我。”
黄兴这一立场恰恰给予了袁世凯可乘之机，袁不原意军队掌握在革命党人手中，力主让段祺瑞任陆军总长。对此，南方将领深为不满，集会于南京，宣称：如果段祺瑞担任陆军总长的话，大家都不予承认。但由于黄兴等消极态度，使得革命党人最终把全国军队的指挥权，拱手让给了袁世凯。
孙中山只好退一步考虑，促使南京留守府的成立，希望以南京为大本营，保存革命实力。但黄兴对革命武装力量的重要性缺乏应有的认识，思想消沉，在应该任留守府留守时宣称：“因南方军队尚待整理，故暂任此职。”他这一态度和立场使他无法完成以南京瞩守府来保存革命实力这一计划，他消极就职，宣称“俟办理就绪，即当归田”。
孙中山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最高代表，但他被革命党人普遍认为“倾于理想”，而受到了孤立，他的战略战术都无法得到贯彻执行，正如孙中山在致邓泽如的信中所说：“南京政府之际，弟忝为总统，乃同木偶，一切皆不由弟之主张，……当时同志咸责备弟，且大为反对。”
正因为如此，革命党人在兵权上一步步地退让了：陆军总长让给了段祺瑞；直隶都督被袁世凯借口北方军人反对，改为袁的心腹，王芝祥却被任命为南方军宣慰使，协助黄兴解散南京革命党人所掌握的军队；南京留守府仅存两个月，黄兴就主动要求裁减号称30万的赣军、浙军和粤军；武昌起义后组建的八师二旅，也只剩下一师一旅，四川、湖南、广东、安徽、江西等省的军队也大批裁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