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廷芳1842年生于新加坡，后随父回国读书，准备应试。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后，中止应试作官的生活道路，到香港圣保罗书院读书。32岁到伦敦林肯法律学院攻读法学，成为了中国第一个取得法学学位和律师资格的人。
后由于清政府对懂外交的人才的需要，伍廷芳被发现，但他拒绝去当领事。后由于李鸿章等人的力荐，伍廷芳放弃了在香港所享有的“殊荣”和丰厚的收入，走上了报效君国的道路。在国内，他先后从事翻译泰西律例，参与办学堂、修铁路。对外交涉订约、修订大清刑律、制订民事诉讼法等工作。
职务也从洋务局委员，逐步上升为公使、外务部右侍郎、商部左侍郎。刑部右侍郎等等职务。
伍廷芳也是一个受过系统西方教育的人，也抱有救国救民的宏愿，但他企图走改良的道路。1894年11月，孙中山创立了中国近代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小团体――兴中会。明确提出要武力革命。而这年前后，伍廷芳因与日外交，两次受尽侮辱，后来回国修订法律，又遭到了守旧官僚的横加反对。
作为改革者的伍廷芳在清政府内部很难施展自己的才华，但他仍然坚持走改良的道路，对孙中山的革命活动颇有非议。
1895冬，伍廷芳第一次出使美洲期间，通过孙中山的胞兄孙眉，以高官厚禄相说，劝孙中山放弃武装革命的想法，回国任职。孙中山不但不为所动，还看到了伍廷芳有着救国救民的宏愿，劝伍廷芳看清清政府的反动面目，要救国救民唯有武装革命一条路可走。两人不欢而散。
1909年，伍廷芳第二次使美，仍然无法接受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为维护清朝的统治起见，他还向清廷呈报过孙中山的革命党从美国购买军火，图谋造反的消息。此时他与孙中山还各属于两个不同的政治营垒。
可在伍廷芳极力想维护清朝统治的同时，清廷却一次次地让他失望至极。除了代表清廷去与外国签定条约时，受尽了种种侮辱和折磨外，他以法治国的宏愿却一步步地幻灭了。1905年，清廷标榜预备立宪，到了1908年只颁布了一个旨在维护“君上大权”的《宪法大纲》。尽管吁请召开国会、要求立宪的呼声日益高涨，清廷却竞在1911年成立了进一步集权于满洲贵族的皇族内阁，借立宪之名，行专制之虐。这一切促使了伍廷芳政治立场的转变。他清醒地认识到指望清政府实行君主立宪制度来富民强国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惟有推翻君专制、建立民主共和才是救国救民的可行之路。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的烽火迅速燃遍全国。11月上海起义，江浙响应，攻克了南京，从此决定了清王朝覆灭的命运。曾系统接受过西方资本主义教育的伍廷芳在革命胜利的感召下与革命党真诚合作。应陈其美、李平书之邀，在上海起义后出任沪军都督署外交长，代表军政府做了许多工作。1911年12月，伍廷芳被中央军政府任命为外务总长和民军全权代表，主持南北和议。第一阶段的五次会议，前两次由黄兴作决断，后3次由孙、黄共同决断。
1911年12月25日，上海举行盛大集会欢迎海外归来的孙中山。欢迎人群的前列就有老者伍廷芳。当晚，孙中山就下榻在伍廷芳的寓所。孙中山对伍廷芳来参加革命阵营表示热烈的欢迎，说伍廷芳这样的人都参加了革命，清朝岂有不覆灭之理，伍廷芳的归来正是革命需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的策略运用的结果，革命还需要进一步扩大力量，哪怕是清政府的大员高官，仍然都是团结的对象。孙中山与伍廷芳还就正在进行的南北和议和革命形势进行了研究，并交换了看法。
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任南京政府临时大总统，并不因为伍廷芳曾是满清的二品大员，曾反对过自己的活动，唯才是举，推举了伍廷芳为司法部长，并继续主持南北合议。
1912年2月，清帝退位，民国建成。尽管两人在和议的某些具体问题上有过分歧，但伍廷芳终究协助孙中山实现了推翻清朝、建立报国的目的。孙中山对伍有高度评价。说：“公等为民国议和事，鞠躬尽瘁，不避嫌怨，卒能于樽俎之间，使清帝退位，南北统一，不流血而贯彻共和之目的，厥功甚懋。”
尽管后来两人因为陈其美的事而互相疏远了一段日子。但在袁世凯暴露本来面目之后，伍廷芳又与孙中山站在了同一条战壕之中，并成为了孙中山的重要政治支柱，1922年6月23日，80高龄的伍廷芳在孙中山领导的广东革命政府外交部长、代理财政部长、兼广东省省长的任内与世长辞。
孙中山所采取的清府官员也要发展的统战策略，争取到了伍廷芳这样的人才，对推翻专制和继续革命立下了功勋。
不要妄自菲薄
旧中国沿袭封建制度，从秦朝到清朝，一成不变就是几千年，特别是满清帝国长期实行闭关政策，封建锁国，与外界不通往来，正因为这样，中国的封建统治者起初是妄自尊大，自认为自己的国家是堂堂“天朝”，天下第一，把欧美国家当成“狄夷”看，不知海外涛声如何；鸦片战争后，手持大刀长矛的中国人被欧美人的“坚船利炮”打得焦头烂额，又是赔款，又是割地，使立即惊慌失措，妄自菲薄起来了。当有人提出要向外国人学习、学习先进科学技术时，有人又妄自菲薄起来，认为几千年来的封建统治造成了中国贫弱的形势，中国没有条件学习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中国将永远贫弱下去，换句话说：就是认为中国一切不如洋人，学不了，更赶不上。
这种消极的思想显然将影响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如果人人都因此而缺少改变历史的现实的信心，中国永远只能处于被奴役被宰割的地位。针对这一点，孙中山阐述了人生的信心问题。
他不但自己一辈子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40年如一日，不屈不挠地奋斗。还著书立说和发表演讲来鼓励起中国人民的信心。他从1894年上李鸿章书失败起，并没有因中国无法进行改良而绝望，而是勇敢地提出了“唯有革命，才能挽救中国的危亡”的策略；辛亥革命前，无数次地失败也没能挫抑住他的革命之心；辛亥革命后，由于革命派的妥协，南北和议，革命胜利的果实被袁世凯所窃取，袁世凯举起了屠杀革命的屠刀，进行复辟帝制的活动，革命党内部产生了妥协和分裂的趋势，孙中山仍高扬起革命的旗帜，继续奋斗，他亲手培养和扶植起的陈炯明，背叛了革命，炮轰总统府。孙中山从总统一朝沦为了朝不保夕的流亡者。他并没有绝望，而是马上就在兵舰上发表革命的宣言，继续革命，奋斗了40年，因劳累过度，在59岁时就因患肝癌而英年早夭，毕一生之精力仍然未能完成革命事业，他至死仍不灰心，而是在《遗嘱》中充满信心地写上：“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对于中国的建设事业，他在就职临时大总统后，就支持黄兴等开发大西北的计划；辞去大总统之职后，先后倡导组织了中国实业银行、中国铁路总公司，还有他穷心尽力所制订的一系列建国文件《建国方略》、《建国大纲》等等，均由于历史条件和政治形势的限制，未能付诸实现，孙中山却总是充满信心地为中国的发展和富强而呕心沥血。
能够让孙中山40年绝不中断地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奋斗不已的驱动力，就是他人生谋略中的“不要妄自菲薄，一切事都充满信心”的原则，作为受人民慕仰的“国父”，孙中山不只是自己对革命和建设事业充满信心，他还以自己的政治感召力，激励着全国人民对革命的建设的信心。
孙中山首先批判了那种妄自菲薄的思潮，他说这是由于“不知世界的进步，不知世界的真文明”而造成的。他认为想学习外国，必先了解外国；欲自强，必先自知自信。他先后驳了中国将永远贫弱下去的观点，说：“殊不知又不然。他们不过见中国此时器物皆旧，盖此等功夫，如欧洲某种各大家用数十余年之功发明的一机器，而后世学者不过学数年即能造作，不能谓其躐等也。”他高度评价了中国人的程度，他说：“又有人说中国人民的程度低，……殊不知又不烯。我们人民的程度比各国还要高些。兄弟由日本过太平洋到美国，路经檀香山，此地百年前不过一蛮地方，有一英人至此，土人还要食他……我们中国人的程度岂反比不上檀香山的土民吗？”
通过这些方面的分析，孙中山认为中国只要学习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一定能够振兴中华。正如他所说：“方今革命造端之始，开吾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局，又适为科学昌明之时，知之则必能行之，知之则更易行之。以我四万万优秀文明之民族，据有960万平方公里之土地，为世界独一广大之富源，正所谓以有为之人，据有为之地，而遇有为之时者也。”“建设一世界最文明进步之中华民国，诚有如反掌之易也。”他还具体比较了美国、日本与中国的各个方面的条件，充满信心地预言：“准此以推，中国欲达于富强之地位，不过十年已足矣。”
孙中山所匀勒出的富强之梦吸引了无数革命志士为之前仆后继，孙中山的坚持不懈的革命也给了那些在黑暗中摸索了许久而丧失了信心或感到非常迷茫的人最后的必然胜利的信心和巨大的革命热情。例如他在早年革命失败之后，总能一次次地鼓励着战友们继续奋斗，在反袁斗争和反段祺瑞军阀政府中孙中山多次倡导北伐，提出了直捣黄龙府的战略，其对革命的信心鼓舞了极多的革命者；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之后，孙中山对唤醒民众后的革命形势的估计，对工人和农民所发表的演讲，也深深鼓舞了革命人民。
总之，孙中山这条“不妄自菲薄，以求自信”的人生谋略，不只是促使了他自己为革命奋斗了一生，也同样鼓舞了那时在黑暗中探索中国前途的中国人民，给他们带来了光明和勇气。
学习与实践，要进行不息一谈起孙中山这个一代伟人的名字，我们也许最无法忘记的是他那持40年之久，而从没停止过的在革命中不断地探索、总结和创新的顽强毅力。他不但毕其一生遵行那条“学习与实践，要进行不息”的人生谋略，而且还将它从理论上加以了阐述。
一切知识都源于行，又巨大作用于行。但并非所有的知识都反映了客观世界的“真知卓识”，这需要用实践来进行检验。孙中山在“三民主义”的演讲中说：“学理有真的有假的，要经过试验才晓得对不对。好象科学上发明一种学理，究竟是对与不对，一定要做成事实，能够实行，才可以说是真学理。”他还在另一个讲演中指出“不去行，于是所求的学问没有用处。”
这些话的意思概括起来不过于三层意思：（1）认识的正确与否，只有通过“行”、“试验”，才能得到检验；（2）主观的认识只有与客观实际相符合时，才是正确的；（3）行，是人们认识的最终目的。孙中山这些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和认识的目的的思想，是十分接近的。
孙中山还认为人的认识是不断发展的。因为人的认识对象是宇宙万物，而宇宙万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人的“智识要随事物之增加，而同时进步”，否则将变成“老朽颓唐，灵明日锢。”他以电学的发明为例，说明许多科学知识是世代人们反复实践的结果。他说：“自指南针发明以后，人们才开始研究磁针之指针，磁石之引铁，经早百年之时间，竭无穷之心思学力，而后才获得电气之理。”他意思也就是人获得真理需要经过许多代人的实践活动。
孙中山还从人类进化史的角度来描述人类认识的总过程：“其始则不知而行之，其继则行之而后知之，其终则因已知而更进于行。”“不知固行之，而知之更东行，此其进行不息，所以得有今日突飞之进步也。”就这样，人的认识才能“由浅而深，自简而繁，故人之灵明日郭，智慧日积也。”概括而言，孙中山认为人的认识过程是：行之，知之，再行之，再知之，如此循环往复，进行不息。
正因为孙中山对人的认识过程这一思想的认识有一个很了不起的高度，在他的革命事业中，在他的建国设想中，总能不拘于一时一事，而能在不断的认识过程中得到认识，然后付诸实践去检验，又不断认识，不断检验。这就使得他总是站在革命队伍的最前列，以其远大的政治目光和超凡的政治素养，来领导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
孙中山在1894年上书李鸿章失败之后，就立即认识到了中国走改良和立宪的路子是行不通的，便确定了“唯有革命，才能挽救民族于危亡”，在早期革命活动中的几次边境中，发现清军营中的“新军”是革命的主要力量，就确定了发展新军作为打击清王朝的致命力量的策略；在反袁斗争失败之后，就认识到必须由政党来领导军队，并且还发现，要想革命成功，必须得有一个紧密团结的政党，他就立即组织中华革命党、护法战争和第二次护法战争失败之后，孙中山认识到南北军阀乃一丘之貉，革命不能依靠一派军阀，去打败另一派军阀，便开始组建自己的武装，并建立革命根据地；在长期的革命活动中，他看清楚了帝国主义列强的真面目，知道不可能利用外国力量来完成革命，就表明了反对“不平等条约”坚决态度，并领导了收回祖界的运动；在革命过程中，他认识到了民众力量的伟大，便决定发动工人和农民，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新三民主义等等，孙中山在革命过程中，不断从失败中提高认识，并总结出新的策略并为之付诸实践而奋斗。
就是在他那极富空想色彩的国家建设方针中，他也贯注了自己的“学习与实践，要进行不息”的人生谋略。最富典型意义的就是他写作《建国方略》一书过程中，亲自调查研究，亲自查询资料，亲自向专家们请教，一个数据，一幅草图，都经过反复斟酌，运思独苦，从不轻易确定。并且在许多处附上说明，以备专家学者来做进一步的修改和订正。这一例子就充分地说明他探索真理认识的客观过程。
孙中山这一人生谋略，不但使他自己作为一个伟大的革命先驱，能够在思想上产生一次次大的转变，还能引导中国革命一步步向正确的方向前进。
破旧迎新
作为一个革命家，对待“旧”和“新”的关系处理态度，往往直接表现了他的人生态度和人生策略，也很容易影响他的政治性格和政治模式。与袁世凯努力地想去维护和复辟已腐朽的帝制相比较，与康有为、梁启超等死抱着改良维新这一不中用的法宝相比较，孙中山在对待“旧”与“新”的关系问题上，更具有革命的内容，在其人生态度中很明显地表现出一种“破旧迎新”的远识。
孙中山从他1883年毁坏翠亭村北“北极帝君”庙的神像开始，到他就任临时大总统时颁布法令，甚至他后期革命活动中所提倡和采取的一些措施，都服从着“破旧迎新”这一策略，他提倡一种与“物质文明”相并列、相对应的“心性文明”把破除旧习惯、旧风俗，建立新风俗、新习惯作为其主要内容。可见他在致力于经济建国、政治建国的同时，还把破除旧道德、旧风俗、旧习惯、新立新道德、新风俗、新习惯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完成。
1911年8月中旬，随着革命形势的进一步发展，文学社和共进会在武昌成立了领导武装起义的机构――军事指挥部，经过几个月的宣传与发动，革命种子遍布了南北军界，已有14省的满洲军队投到了革命营垒中，孙中山对这些旧式军队有着深刻的认识，知道他“受经济的帝国主义之压迫及国内军阀官僚之剥削，遂致失业日多，饥寒所迫，或行劫掠，以图苟全，或入行伍，以求幸存。”孙中山所持“破旧迎新”的人生态度促使他主张对一切旧军队，加强政治教育和革命主义宣传，把他们改造为真正革命的新式军队。而且，孙中山不但注意了旧军队的政治立场改造，还注意在战略战术上进行训练，使旧军队渗入新血液，树立起新军队的精神。
1912年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之后，先后颁布了30余条法律来打破旧风俗、旧习惯，树立新风尚，比如3月2日，下令严禁鸦片。他在命令中先列举了鸦片的危害，说：“鸦片流毒中国，垂及百年，沉溺通于贵贱，流衍遍于全国。失业废时，耗财损身，浸淫不止，种姓沦亡，其祸盖非敌国外患所可同语。”他接着申明严禁措施，通过立法、行政、军事及社会团体、各界舆论等多种渠道来保证禁烟禁令的贯彻执行。3月5日，孙中山又下令号召全体国民一律剪除那条作为清王朝名胜象征的辫子。这一法令里他从满清入关到清廷倾覆辫子给人带来许多灾祸的事实，限定人民在规定的时间内剪去辫子。这一剪辫令对于破去“虏俗”，推进革命，起了极大的作用。
孙中山还从建立新的政府行政机关体系，确定新的“主民仆官”模式出发，主张废除旧封建官场的等级制度，他提介官厅人员相称，咸以官职，民间普通人则称为“先生”、“君”之类的，不要再象以前那样称什么“老爷”、“大人”、“奴才”之类的，也不要进行叩头、跪拜之类的恶习。
孙中山认为阴历新年与阳历新年也有着新旧之分。旧新年是君主时代的新年，是专制国家的新年，新新年才是民国的新年，是共和国家的新年。国家进化由野蛮而进入文明，人类亦然，由无知识而进于有知识，脱离旧观念，发生新观念，脱离旧思想，发生新思想是人类逐步文明发展的过程。所以人民要把“过年”的习惯也进行改革，不要过阴历新年，要过阳历新年。孙中山这一主张是试图从上层建筑领域，人的意识形态角度入手，进行变革，使人们建立新思想、新观念、新风俗、新习惯。
除了社会风尚的破旧迎新外，孙中山还试图从道德的角度入手进行变革。他首先进行行动的就是要打破“男尊女卑”的思想，对妇女的解放给予了大力的支持。他不但与何香凝、秋瑾等女革命干部非常重视，还在临时政府成立后5天，提出男女一律平等参政的观点。1912年3月12日，又努力把“女子参政权”列入了《临时约法》之中。后来还拨款资助妇女办机关报和举办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培养妇女师资与干部。孙中山还认为男女平等是民权主义的重要内容，把这一思想纳入到三民主义之中。还认为妇女是革命和建设的重要力量。孙中山这些观点和主张，给了忽视和歧视妇女的旧传统观念一个有力冲击，很大程度地推动了树立男女平等、尊重妇女的新道德观念和风尚的建成。
此外，孙中山还注意了衣食住行等各方面的“破旧迎新”，他要求人们掌握基础的科学知识，建立良好的卫生习惯和饮食习惯。甚至还力主科学方法的烹调和进餐。他还注意了服装上的改革，亲自设计了举世闻名的“中山装”来替换旧官场的礼服。他还就房间的卫生、摆设和装潢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独特而新颖的观点。
孙中山所提出的“破旧迎新”的人士谋略，以及他所提出的各个方面的革新措施，不但使他一步步走向革命的成熟，也给了全国人民一个革命和革新的新概念。
打倒一切偶像
1878年，孙中山随母前往檀香山哥哥孙眉那儿去生活，做了一年的事之后，他在意奥兰尼学校和圣路易学校学习。此时，他不仅学到了欧美先进的科技文化知识，也接受了许多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又从夏威夷人民反抗美国侵略者的斗争中，萌生了民族主义和民生主义思想。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孙中山产生了“改良祖国，拯救同群”的志向，希望能使我国人人皆免苦难，皆享福乐而后快。
1883年秋，年仅17岁的孙中山从檀香山返回翠亭村。他一面帮助家里做些农活，自修中西学，一方面试图在村里进行政治改革宣传和一些改良乡政的尝试。但他发现乡里所受封建君权和神权的毒害太深了，一般的老百姓根本就听不进任何别的什么先进的宣传；他还发现老百姓对村庙北极殿的“北极帝君”极为崇拜，而村里的地主阶级正好利用这种盲目的崇拜，让老百姓捐粮捐款，乘机剥夺劳动人民。孙中山深知，要使村里的人民觉醒，必从他们盲目崇拜的这个木偶土埂开始，同时他也明白，打这些东西的主意，无异于太岁头上动土，弄不好就会引祸烧身。孙中山思来想去，要革命就得有献身精神，如果谁都不愿作出牺牲，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因此他就准备奋不顾身地毁坏这些偶像，以求达到唤醒民众的目的。
一天，孙中山和陆皓东等到村庙里去玩，正好碰着几个老人在那儿跪拜神像，一副很为虔诚的样子。孙中山和陆皓东看到这种情况，好不心痛，马上冲到老人们前面，当场指出这些木偶土埂是无知的，是村里的地主豪绅欺骗和敲诈老百姓的手段，并劝告大家不要信迷信。孙中山为了证实他的见解，不顾一切地跳上正殿，折断了“北极帝君”的手，又刮破了左廊“金花夫人”的脸皮，毁掉了它的一只耳朵。当场的群众见了，不知所措，有的吓得慌忙逃开而去，有的老人还跪在地上不住地磕头，口中不停地念着：“罪过！罪过！！”孙中山与陆皓东等几个勇敢的年轻人，乘机耐心地向他们宣传破除封建迷信的道理。
不容置疑，孙中山破坏神像的勇敢行为，遭到了本村豪绅地主的恶毒攻击，说他“亵渎神灵”、“有悖礼教”、“罪同大逆不道”。豪绅们一面责成孙中山的父亲孙达成修复“北极帝君”和“金花夫人”的偶象，一面就把孙中山驱逐出村。
这一年秋天，孙中山被迫离开前往香港。但他认为他的斗争是有成效的，不但激起了许多勇敢的年轻人走向了反封建的革命之路，也给了村里封建势力重重一击，使许多人明白了神究竟是什么了，为他日后的革命活动打下了基础。
作为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孙中山，在他后来的革命活动中，为了推翻封建满清王朝，他举起民权的旗帜，依靠自然科学，对准天命论和“君权神授”，奋不顾身地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他无情地揭露中国历代帝王把自己所处的特殊地位，说成是“天所授与”，只不过“假造天意”，来维护他们的统治。他说，什么“天意”、“天所授与”都是帝王假造的，其目的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要证明皇帝之至尊无上，二是要人民绝对地服从他们的统治，不要反抗。他还指出反对君权和神权，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1912年元月1日，孙中山就任南京政府临时大总统之后，他根据法律所赋予的权力，了解民间疾苦，着手解决一些“老大难”问题，并主动地劝说胞兄孙眉不要去任广东省省长之职，使人们为之耳目一新，体现了“平民大总统”的作风和气度。
他还从人民生计的角度出发，对浪费大量财物的“祭神飨鬼”的迷信活动，进行揭露和批判，认为这是国家的一大祸害，必须禁止。
在革命斗争中，孙中山对袁世凯为了复辟帝制而演出的“祭天祀孔”的丑剧，予以了揭露。斥之为“事事要复古，还是想恢复专制，还是想做皇帝。”
总之，孙中山以为打破封建专制下的君权和神权，必以粉碎偶像出发，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由自己奋不顾身去完成。他也确实这样做了。
行之非艰，知之惟艰在中国古代的认识论中，有一个“知易行难”的概念，它的意思是说知道一件事情并不困难，实行起来是艰难的。这种思想在我国古代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使许多人面对着稍有困难的事情都望而却步。在封建社会里，这种思想往往成为封建统治者安于现状，反对任何社会变革的工具。
孙中山经过了一系列的失败，特别是1918年护法运动失败之后，他陷入了极度的苦闷彷徨，在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时发现自己“奔走于国事30多年，毕生学力尽萃于斯，精诚无间，百折不回，满清之威力所不能屈，穷途之困所不能挠，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励”。好不容易，推翻了专制统治的创建了共和。如早交革命继续进行下去，完全可以实现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与《革命方略》所规定的种种建设宏模，却不料革命刚刚成功，革命党人就产生了不同的意见，认为孙中山所主张的理想太高，不适合中国国情。
孙中山痛心疾首，百思不得其解。他午夜思维，好不容易才醒悟到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以错误思想而懈志。而其中以中国传统的“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思想为革命和建设的“最大敌”。孙中山愤然离开广州，到达上海后，闭门为述，悉心研究“知易行难”迷说的是非。
发生“知易行难”这个命题，历来有两种根本对立的理解，从积极方面看，尽管这个命题割裂了知行的辨证关系，但即揭示了知行之间的矛盾，即可能产生的知行脱节，提出了知行统一的要求，反对知而不行，只说不做，强调行的艰难和重要。从消极方面而言，反映了“礼崩乐坏”时代奴隶主对知行脱节行为的哀叹，另一方面又为那些满口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的奴隶主卑劣行径作辩护，正是这样，孙中山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这个命题又被一些卑怯的人们当作安于现状、反对革命以及既不肯下功夫求知，以畏难不敢行的人的一种借口。
正因为如此，孙中山遍举事例，控诉“知易行难”的罪行，并指出了它最大的祸害就是涣散人心、瓦解斗志、妨碍了资产阶级革命。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之所以多次失败，就是因为革命党人在思想上受了“知易行难”学说的毒害。正如他所说的：“吾三十年精诚无间之心，几为之冰消瓦解，百折不回之志，几为之槁木死灰者，此也。可畏者此敌！可恨哉此敌！”他还把日本与中国作比较，认为日本之所以成为列强，就在于不怕一个“难”字，而中国之所以弱小，就是一个“难”字害的。
因而，孙中山认为革命的当务之急，就是要破坏“知之非艰，行之惟艰”这个心理大敌，他还从理论上论述了“行之非艰，知之惟艰”理论的正确性。
1917年7月21日，孙中山在广东全省学界欢迎会的演说中，第一次提出了“行之非艰，知之惟艰”这个思路。1918年冬，他撰写了一部专门讨论知行问题的哲学专著《心理建设》，又名《孙文学说》在他这本哲学专著中，孙中山认为人们在对任何客观事物和社会问题的认识过程中，“知”和“行”都有“难、易”的问题。但把“难”的“易”看成知和行的根本对立关系的两方面，是极端错误的。“知”和“行”的基本关系，只能是谁先谁后，谁决定谁的问题。孙中山这仲命题正好与王夫之的“知难行易”相反，但他们都主张“行先知后”。孙中山认为“行先知后”是“知难行易”的基础。总之，他这一思想可概括为两句话，“行之非艰，知之为艰”。
孙中山这一学说，是在对当时社会状况作了具体分析之后提出来的。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各国由于忙于战争，除日本外，都放松了对中国的掠夺和控制，民族工业乘机获得了一定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渴望建立一个制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秩序。可辛亥革命之后，先后经历了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段祺瑞实行反动军事专政等事件，各军阀之间混战不休，而资产阶级所领导的革命又连遭失败。此时，一部分革命党人对革命丧失了信心，有的甚至走到了革命的敌对阵营。在革命充满迷茫之时，孙中山从中国传统的知行学说中得到启发，提出了他的“知难行易”学说，回答了革命前途的问题，并认为只要革命党人接受他的思想，统一认识，协调斗争，就能打倒北方军阀，建立真正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孙中山这一人生谋略，在当时为振奋革命党人的士气，鼓舞他们的斗志，要求他们继续坚持斗争，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天下为公
孔子所说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指的是实行民权的大同世界。但孙中山以“天下为公”作为自己行动的准则，把为人民求解放谋幸福作为自己毕生奋斗的目标去争取，“天下为公”在他身上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革命中，为求全国人民的自由和解放，40年如一日，不屈不挠地为革命奋斗不息；在就任临时大总统时，认为政府的权力，是用来“为人民谋幸福”，主张“主民仆官”一切为实行“主权在民”而奋斗。
孙中山1881年在意奥兰尼学校读书时，就产生了改造祖国的愿望。1894年6月，孙中山上书李鸿章，失望之后，重返檀香山，宣传革命，并于11月24日，在檀香山创建了近代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小团体――兴中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誓词；1895年10月，他在广州发动了第一次武装起义；1899年，孙中山发动了粤，湘、鄂地区的武装起义；1903年8月，他在日本东京青山练兵场附近创办了革命军事学校；1905年8月，在东京成立了同盟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1906年，与黄兴、章太炎一起制订了《革命方略》，1907年至1908年，领导了潮州、惠州等多次起义，1911年，发动了黄花岗起义，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孙中山在国外作外交上的努力，12月25日，抵达上海，29日，被17省代表选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之职，制订《临时约法》及其他30几条法律；4月1日，正式辞职，积极投身于中国的实业建设之中，1913年3月，他又举起了“二次革命”的旗号；1918年4月，孙中山建立中华革命党；1915年，他又积极投身于反袁的斗争之中；1917年进行护法战争；1921年6月27日，孙中山正式下令讨伐桂系军阀陆荣廷，年底，积极准备北伐战争；1922年5月4日，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下令北伐；1923年1月1―2日，他召集会议，公布《中国国民党党纲》和《中国国民党总章》；1924年1月4日，决定成立建国政府并出师北伐，1月20日，孙中山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2月31日，扶病人京，发表《人京宣言》，1925年1月17日，孙中山揭露段祺瑞“善后会议”，2月24日，孙中山口授家事遗嘱，用英语口述致苏联遗书，3月12日上午9时30分，孙中山逝世于北京。
孙中山的一生，不管是就任举国拥戴的临时大总统、大元帅，还是做一个不名一文的流亡者，他都为了实现“民主共和”这一为天下人求解放谋幸福的事业而奋斗不息。不管他是被袁世凯欺骗夺取了革命果实，还是他花了极大心血亲手培养扶植的陈炯明最后也背叛了他，让他痛心疾首；还是他在辛亥革命时期，因为要与袁世凯作坚决的斗争，而被人怀疑欲占据总统之位，还是反袁斗争失败之后，革命党人对革命丧失信心，井造成革命党内部分裂时，孙中山都把自己的身心交给了国家和民族，为普天之下的国民的解放和幸福而不息奋斗。
就是1925年元月，他病重住人医院之后，仍与炮制“善后会议”的段棋瑞政府作坚决地斗争。1月26日，孙中山病势加重，入协和医院，并确诊为肝癌，1月31日，仍指示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下令全党抵制“善后会议”。
他的遗嘱中，仍不忘革命救国，3月10日，病势危殆，获悉东征军克服潮汕后，又指示电告胡汉民，“不可扰乱百姓”。两天后，孙中山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去世。由这些事实我们足可以明白孙中山先生一辈子奉行“天下为公”
这一人生策略的彻底性和伟大性。
孙中山所坚持“天下为公”的行动原则，还主要表现在他主张“主权在民”和“主权为民”，特别是他就任南京政府临时大总统之后，他认为政府的权力应当用来为人民谋幸福，而不应当成为“少数人所得而私”的工具，他特别喜欢用“家天下”与“公天下”这种百姓喜闻乐见的概念来说明这一问题。他的胞兄孙眉，曾经为革命捐赠大批财产，也十分热心革命活动，在广东父老和华侨中有相当高的声望。革命胜利之后，广东各界人士都力荐孙眉任广东省省长。但是，孙中山以“天下为公”为行为准则，力排众议，坚持不任用自己的兄长为高官，而且还亲自写信给胞兄，做解释说服工作。
正是孙中山这一“天下为公”的人生策略，使“民主共和”这一概念在中国一出现，就深入人心；也正是他终身坚守着这一人生策略，使他获得了国人的普遍爱戴，并被尊为“国父”。
人格救国
政治家的政治业绩并不一定与其伦理人格成正比，然而真正伟大并为人民长久崇敬的杰出历史人物，都具有伟大的人格。孙中山作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领袖，不但自修出伟大的人格，还采取了“人格救国”的人生谋略，依靠其伟大的人格，感召了无数的信徒和追随者甘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
人格这一观念，是孙中山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的养料，在他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中就说过：“中国有段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在外国的大政治家还没有见到，还没有说得那么清楚的，就是《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段话。把一个人从内发扬到外，由一个人的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像这样精微发展的理论，无论外国什么政治哲学家都没有见到，都没有说出，这就是我们政治哲学的知识中独有的宝贝，是应该要保存的。”孙中山的这段话，高度赞美了《大学》中所规定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目标，或者可以说是人格。
由此，孙中山更进一步地提出了“人格救国”的人生谋略。他认为一个革命者应从“修身”出发，以锻炼革命意志，以至达到治国平天下即振兴中华的目的。如何才能“修身”呢？孙中山对这点作了深刻的论述，他认为“修身”必先“正心”，若不“正心”，革命党员“存心做官发财”，那“党员的人格，便非常卑劣”，就会丧失人心。正如他在《国民党员不可存心做官发财》中所说，“人心就是立国的大根本。……得人心的方法很多，第一要本党现在的党员，人格高尚，行为正大，不可居心发财，想做大官，要立志牺牲，想做大事，使全国佩服，全国人都信仰。”在这里，孙中山把“人格”的观念升华到人的价值观念。并深刻地认识到人格对于人类或国家的改造进步有着不可小觑的作用。他认为如果能够把人类的人格改造好，社会当然就会向前推进许多；这一点具体到我们国家、我们民族，就可以说，要造成一个好的国家，就必须先要人人都有好的人格，如果我们四万万人都变成了好人格，我们的国家就有救了。这就是孙中山所提出的“人格救国”的人生谋略。
他这一“人格救国”的人生谋略，主要体现在他希望人格所显示出的价值，不是为了个人的私利，而是熔铸成为一种“为众人服务”的高尚精神。
体现成为谋求天下人解放和幸福，而为国为民奉献一切的新意识。
正如他所说：“从事革命事业，非成功，即成仁，二者而已。成功则造出庄严华丽之国家，共享幸福，不成功，则同拼一死，以殉吾党之光辉主义，亦不失为杀身成仁之志士。……在吾国数千年前，孔子有言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如此，则人人不独亲其亲，人人不独子其子，是为大同世界。大同世界即所谓的‘天下为公。’要使老者有所养，壮者有所营，幼者有所教。”
孙中山人格精神的核心是“天下为公”，他力图在传统的“人格”的心理积淀的基础上，铸造出具有时代意义的新的民族之魂，并以这种崇高的“民族之魂”作为中华民族的群体意识，作为民主革命和民族独立的最重要的精神武器。
孙中山把从政与理想人格培养高度统一起来，“天下为公”，为政清廉，绝不以权谋私。为了实现“求吾民真正之幸福”，孙中山不惜失“谋生之地址”，去“固有之资财”，弄得倾家荡产，长期亡命异国他乡。在个人生活上，孙中山也一贯以淡泊自持，简单朴素。他在他的《家事遗嘱》中所说“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八个字，既是对他自己政治人格的公正评价也是他留给后人的一份最珍贵、丰厚的遗产。
孙中山内在人格追求向外延伸为“君子政治”的理想作风，即在政治斗争中讲求“君子风度”，遵守信义，不滥杀无辜。
孙中山这种“人格救国”的人生谋略，促使他伟大政治形象的形成。正因为他政治眼界、理论素养和人生修养，使他也只有他才能成为当时众望所归的革命领袖。
双手万能，力求实用
孙中山的政治性格主要体现在对理想信仰的狂热与执着和策略上的实用
主义两个方面。其政治性格策略上实用主义的方面直接影响了他对于人生的观点和所采取的策略。他深刻地认识到，一些花俚胡俏的东西，古板过时的东西部不那么实用，发展国家，促成革命，难有双手是万能的。所以他不管是为自己，还是为青年学生指明人生之路时，都提出了自己的人生谋略：“双手万能，力求实用。”
孙中山对这一人生谋略的使用首先表现在他的革命活动上。早在孙中山“倾履清廷”的思想确立之前，因为当时国内的改良主义思潮盛极一时，满腹经伦的孙中山也产生了改良的思想倾向。1890年，他就致函退职的香山县籍洋务派官僚郑藻如，提出了兴农桑、禁鸦片和兴教育三点改良意见。1894年春天，又写了一封长达8000字的《上李鸿章书》，主张以西方国家为楷模，改革教育制度，培养人才，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发展农工商业。该年6月，又通过盛宣怀以及李鸿章的幕僚罗丰禄、徐秋畦在天津求见李鸿章，希望李鸿章能够“玉成其志”、“采择施行”，可结果不但没能见到李鸿章，而且自己的任何意见都未被采纳。
上书希望的破灭，接下来中日战争的惨败，使他进一步认识到“和平之法，无可复施”。他“双手万能，力求实用”的观点对他的下一步行动起了极大的影响作用。他没有象章太炎、梁启超等立宪派或改良派一样，死守着改良的政治目的不放，而是从实用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只有革命，才能挽救中国的危亡”的远大抱负，并于该年10月，再度远走檀香山，联络华侨，宣传反清革命，建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小团体――兴中会，开创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他这一人生谋略还体现在他对教官制度所采取的观点上，也就是说他对其他青年，人生之路的选择的参考方面，也渗透了他的人生观。
他对年青人有着殷切的希望，正如他所说：“中国的希望就寄托在你们这般青年人的身上。”他对青年的前途极为关注，例如北京军政府逮捕爱国学生之后，他便打电报给军阀段祺瑞，要求无条件释放爱国学生，还因为他对青年的关注之情，他在塑造青年人生道路的教育制度上，渗透了自己“双手万能，力求实用”的人生策略。在智育方面，他主张改革旧的教育内容，注入西方物质文明的有关知识对于旧学校那些尊孔的教育，他说：“坏透了的孔学是一文不值的。”主张废除那些无用的教条，在他任临时大总统时，以临时政府的名义下令取消普通中学的文科与实科的分科制，教育部明文反对“忠君”、“尊孔”、“读经”这一套，指示各校把大学的经科合并到文科中去，使经科丧失了其传统的重要地位，让学生腾出精力与时间，学习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增加理工、农、经等实科的比重，使学行增长真才实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