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还反对学生脱离社会、脱离实际，读死书。他说：“要是就高深的学问，是用什么方法呢？造就高等学问的方法，不但是每日在讲堂之内，要先生所教的学问，还要举一隅而反三隅，自己去推广。在讲堂之外，更需注重自修的功夫。”他还提倡学生注意实践，重视“实地考察。”总之就是重视学生“双手万能，力求实用”的人生思想。
孙中山这种教育思想，打破了几千年的培养所谓“仕子”的教条和八股，提高了以前被贬低为“淫技奇巧”的科学技术的地位，突出了教育要适用于当前社会建设和发展的需要。
孙中山人生策略中的“双手万能，力求实用”的思想，决定了他在政治性格中极为重要的一面――策略上的实用主义，其一生都为了谋求全体国民的解放和幸福这一伟大目标，多次地多方面地采用实用主义政策，也因为他伟大的政治感召力，他这一人生谋略影响了整整一代人，让许多人都试图用实际行动来完成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
砸碎“孔家店”
孙中山一向关心重视教育事业，1890年，他首次上书其同乡大臣郑藻如，提出了他对教育的看法及构想。1894年，他再次上书李鸿章，提出了四项颇为重要的建议，而第一条就是关于教育的。
作为一个接受过旧教育并亲自体会到封建教育的弊端的知识分子，孙中山对封建教育认识非常的深刻，他在不懈地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同时，也对封建教育进行了无情揭露和有力的批判。
首先，他批判了封建教育的不平等性。众所周知，封建社会的教育存在严重的不平等性，地主阶级的子女垄断了受教育权，而劳动人民及其子女则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虽然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教育的许多方面发生了变化，但这种状况未改变。孙中山对此类情况耳闻目睹，并对这种不平等性进行了尖锐的批判。
其次，是对科举制度的批判与扬弃，孙中山对封建的科举制度并不如当时其他一些进步知识分子一样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他一方面态度鲜明地反对封建科举制，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不应完全废除考试制度，因为科学而废考试是“因噎废食。”
再次，是对封建教学内容的批判。孙中山指出，封建教学的内容，主要是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绝大多数是喜欢封建专制的合理性，为封建专制政治服务的。
第四，斗争的柔头直指封建教育和文化专制，孙中山清醒地看到了封建教育和文化专制主义恶劣的社会作用及其造成的危害。认为他阻碍了中国文化进步和企图消灭人民反抗民族压迫的“民族思想，锢蔽人民之聪明。”
第五，孙中山批判了封建教育的目的及其产生的恶劣后果。他指出，在封建专制时代，封建士子求取学问指以利权为目的，其后果是必然“纳贿当道”、“贪污之风盛行”，封建政治更加黑暗。
基于对封建教育的深刻认识，孙中山主张对旧有的教育制度进行彻底改革，以培养出于国于民真正有用的人才，去“改造旧中国”，“建设新的中华民国。”因此他提出了以下几点主张：第一，扩大受教育面。孙中山认为，人与人之间虽存在着知识程度、身体强弱等各方面差异，但那种由富贵和贫贱而形成的阶级的不平等却不是从来就有的。教育亦是如此，无论贫者还是富者都应平等的享有受教育的权利，而不能让富贵者独享，贫者不应该忍受这种不公平的待遇。只有有了教育的平等，才谈得上教育的普及，而没有教育的普及，就谈不上什么教育的平等。
因此，孙中山认为，只有全体国民都觉醒起来，支持革命，甚至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中去，推翻封建的专制制度，建立人民自己的民主共和国，才能改变这种不平等，才能谈得上教育的普及，扩大受教育面，也只有这样，民族才能振兴，人民才能幸福，国家才能富强。
第二，主张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知识。鸦片战争时期，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进步的封建士大夫就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主张，其后，左宗棠、奕沂、张之洞也提出了比较积极的看法。在这点上，孙中山就吸取和继承了他们的思想。他透彻地看到了封建教育内容的空洞陈腐的不切实用，认识到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知识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他认为，西方物质文化的发达，国家的强盛，都是建立在科学昌明的基础上的。中国之所以挨打、受列强欺侮，其主要的原因就是国力衰微、科学落后。要改变这种局面，就只有使中国物质文明发达，科学技术进步，而这就必须向西方学习科学知识，因此他强调，当务之急是要向欧洲学习，学中国自己没有的东西，而不能继续埋头于那些故纸堆里面。
第三，孙中山认为应改革教学和治学的方法，在各种封建教育机构中，私塾数量最多，分布也最广，由于它是有机会接受教育的人受到基础教育的地方，因而它对教育影响也较大。孙中山对私塾的教育方法有着亲自经历，且从小就对这种教育方法有着强烈的反感。孙中山认为，那种“把古人言行的文字，死读硬背”而“不求其解”是不可能造就出真正的有益于国家社会的人才的。同时，孙中山提倡要把学问运用到实践中去，如果求得学问之后却不敢去运用、去实践，学到的知识便毫无用处，毋宁不学，如果大家都是这样，整个民族的文化进步也会受到影响。最值得推崇的是，孙中山一反中国传统教学中的“师承不易”观点，认为它是非常荒谬的，他指出，如果认为“先贤之教”都是绝对正确合理的而不敢质疑和反对，学问就不可能取得进步。
第四，树立正确的教育目的和方法。孙中山指出，以前的封建的、半殖民地的教育绝对培养不出有用的人才。新的教育制度应让受教育者清楚地认识到，他们接受教育的目的不能是“中举、点翰林、做大官”，不是“贪污受贿、中饱私囊、养无数的娇妻美妾”，而是要在学业成功之后，献身于国家，替人民大众服务，为社会服务，要把国家、民族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提倡“牺牲、献身精神”，去建造新的中华民国。
广设学校，培育人才孙中山把学校教育视为培养人才的重要途径。他通过对欧美各国学校教育的考察，得出要培养众多于国于民有用的人才须得学校教育不可的结论。
因此，要获得众多的人才，就必须广设学校，大办教育事业。这在兴中会成立之初，孙中山就明确地认识到了这一点，1906年秋冬之间，在日本东京孙中山主持拟订的《军政府宣言》中，也特地规定了施教育的内容。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之初，孙中山唯恐因社会骤变而影响学校教育的正常开展，他以急迫的心情亲自下令教育部，令其通告学校“从速开学”，同年，作为初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他亲自提名由著名教育家蔡元培任教育总长，并指示教育部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学校教育方面的法规和条例，在后来孙中山的言论中和行为中，亦不乏对学校教育给予了足够的关注和重视。
那么，孙中山在学校教育这方面到底有哪些积极具体的观点举措呢？
首先，孙中山把中小学校的兴办，尤其是小学的兴办，视为发展教育的根本，早在1890年孙中山就提出了在各地广设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蒙馆的主张。辛亥革命后，他的这一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1912年5只，他在与香港记者的谈话中就指出“注重教育要从根本上人手，先使每乡皆有蒙学校，由蒙学校而高等，由高等而大学堂，”而这里所指的所谓“蒙学校”，已不是指以前的旧的蒙馆，而是指新式小学校，即就是说大力兴办小学校，普及小学教育，是振兴和发展教育的根本。在孙中山看来，只有从大办小学入手，才可能实现教育的普及，才能够完成培养人才的教育任务。
其次，在强调注重中小学校教育的同时，孙中山并没有忽视实施高等教育的大学。在孙中山看来，高等专门学校即大学是造就各种专门人才的地方，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要取得胜利和巩固，都需要这方面的大量人才，而这就得依靠有一定数量的好大学。1920年，孙中山组建军政府时就把“振兴高等教育”作为其内政方针之一，1923年12月他在广州岭南大学演说时就重点强调了必须多多地建立一系列的好大学。
正因为大学是造就种种专门人才的地方，孙中山才对大学教育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和支持，他认为，办好大学的两个条件缺一不可：好的老师和合格的学生。没有好的老师，不能培养出合格的人才，没有合格的学生，造就人才就更无从谈起。另外，孙中山还允许兴办各种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这在1924年8月他下令公布的《大学条例》中有着明文规定。
关于大学的任务，《大学条例》作了三方面的规定。
首先是向受教育者灌输世界的新知识和新技术，并要以此为主。
其次是研究和发明世界的新知识和新学问，该条例规定：大学得设研究院，从这点可以看出，在大学中，科研是为教学服务的，且还应当为社会服务。
最后是大学应根据国情的需要积极推广和应用各种新知识和新技术。“求知”是为了“实行”，即把所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因而在孙中山看来，大学里研究和灌输各种新知识和新技术，最终都是为了使其得以推广和应用，以促进社会的发展。
第三，对于各种专门学校教育，孙中山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孙中山指出，没有大量的合格的中小学教员，中小学校的普遍兴办绝不可能，而中小学教员的产生则依赖于师范学校的培养。因此，兴办师范学校是大量兴办中小学校的前提，由于他对中小学教育和师范教育的联系有如此清醒深刻的认识，所以他非常注意各类师范学校的发展。同时，关于师范学校的设置，孙中山也有自己的见解，即分为两级，一是初级师范属中等教育，侧重培养小学教员；一是优级师范，属高等教育，侧重培养中学教员。
对于女子学校教育，孙中山也很重视。他指出：占中国总人口一半的女子的教育一向就受到忽视，“直至清末，女子识字者百中无一”，所以，学校教育必须注重解决女子的教育问题，必须重视女子教育。与此同时，他极力赞成和支持兴办各级各类女子学校。民国成立不久，孙中山就复函女界共同协济会，对她们筹办女子法政学校的举措深表赞许，并拨款5000元予以支持。同年5月，孙中山在广东女子师范演说，亦对女子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给予充分肯定。
孙中山对职业教育的建立、完善和发展也非常重视。他认识到，革命成功之后，要取得继续巩固和进步变化，就必得兴办各级专门学校，培养出大量的专门的建设人才不可，早在1912年11月，他就提出了建立铁路专门学校的建议。另外，孙中山认为职业教育也应当分两级，即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这样，“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必将有利于国家的发展。
在长期的革命进程中，孙中山认识到要使中国成为一个强国，西方列强不敢侵犯，就非得有一支精强的军队不可。因此，早在1912年，孙中山就赞成设置陆军军官学校，培养初级军官，到了晚年，孙中山进一步认识到建立一支革命军队，培养一批优秀军官的重要性迫切性。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建立了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为革命培养军事人才。
除了上述各种专门学校外，孙中山还根据中国民主革命的需要，提出创办各类学校，如自治学校、宣传学校、专门研究社会主义学校的学校等，这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宣传学校。
长期的革命实践和多次挫折与失败，使孙中山认识到革命的胜利须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即通过宣传来争取和动员群众支持和参加民主革命。因此，孙中山认为要在宣传上下功夫。为此，他主张办一个专门培养宣传人才的宣传学校。他这个愿望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之后即得以实现，即在中国共产党帮助和推动下成立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
教育要遍及所有国民
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造成了教育的不平等，广大劳动人民及其子女都不能得到必要的教育，孙中山对这一点认识非常清楚，并且认为这是国弱民贫的主要原因。因此，他反复强调普及国民教育是国家民族的一件大事，不能掉以轻心，要加以扶持和重视。辛亥革命刚刚胜利，他就倡议办普及的教育，1923年1月，孙中山亦在《中国国民党宣言》中明确规定要励行教育普及。
孙中山普及教育的思想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对青少年普及学校教育；二是广泛进行对成年国民的社会教育。
对于普及学校教育，孙中山最基本的观点，就是平等，即不分贵贱贫富，广大青少年都有受教育的权利，教育面前人人平等。再次，孙中山指出普及教育要增进全国各民族的文化，而不单纯增进某一个民族的文化。这就是说，凡是适龄的青少年都有受教育权利，而没有民族的界限，不能在教育上搞大民族主义或地方民族主义。孙中山另一个普及学校教育的思想是实现男女教育上的平等。几千年的中国教育，女子是绝无任何权利可言，孙中山对这一点深恶痛绝，他大声疾呼，要给女子以受教育的平等机会，极力提倡发展女子教育的数量和规模。1924年，孙中山把男女在教育上享有均等权利的原则写进了国民党的政治纲领，由此可见他对男女教育均等这方面的重视。
总而言之就孙中山看来，全国的少年儿童不分贫富、民族、性别，都有接受教育的平等权利。只有这样，才算得上真正的普及学校教育，才能够真正做到普及学校教育。
孙中山关于普及学校教育的另一个重要思想是义务免费教育。在1912年、1920年和1922年，孙中山曾分别提出了实施义务免费教育的3种构想。
初次提出义务免费教育的构想是孙中山在1912年辞去临时大总统的职务之后，当时他就学校教育提出了由国家向受教育者提供义务免费教育的主张。即就是说对于适龄的青少年儿童，国家不但向他们提供受教育的机会，而且还不收学费，与此同时，还为受教育者免费提供书籍、衣食、学习用品等，保障他们受教育的权利得以实行。但是，孙中山清醒地认识到要达到这种普及学校教育的境界，就非得有强大的国家经济不可，要国家经济大大发展，国库收入“岁用有余”，因此，他的这种义务免费教育的主张只不过是一种理想，因为当时的中国非但不富强，而且还非常地贫弱，并不是什么“岁用而大有余裕”。
第二次提出义务兔费教育主张是在1920年孙中山在《地方自治实行法》中再次将义务兔费教育的事宜提上议程。这次提出的主张与1912年的思想主张相比较，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唯一相同的地方是学校教育仍免收学费且免费给学生提供书籍、衣食和学习用品，但分析其不同点，我们就能够感觉到孙中山关于义务兔费教育的思想主张有了一定的提高和成熟，下面就其不同点加以简单介绍。
首先，实施义务免费教育的主体也不再是国家，而是“公家”，即各地方自治团体，这样，各地方自治团体成为义务兔费教育的主体。
其二，实施义务兔费教育的经费来源也较以前不同。以前是主张由国家实行“国家祉会政策”来获得经费得以实施义务兔费教育，而现在则主张通过各地人民筹措资金或义务劳动来获取经费。
提出第三种实施义务教育的主张是在1922年1月，当时孙中山在向桂林学界人士演讲，这次主张的主要内容较前两次有了较大改变，即不再寄希望于国家或各级政府拨出经费来实行义务免费教育，因为他考虑到这个条件还远远没有成熟。他在演说中直接号召所有有知识的人，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兴办义务免费学校，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显而易见，这一主张较前两个主张现实多了。
对全体成年国民进行广泛的社会教育是孙中山普及教育思想的另一重要内容。
为什么要对全体国民进行广泛的社会教育呢？孙中山认为，辛亥革命后，全体国民中懂得革命道理的人少之又少，这正是民主共和制不能实行，革命不能彻底成功的重要原因，因此要对广大人民进行革命道理的教育，使他们明白革命的伟大意义和民主共和制的国家是为人民的国家。另外，孙中山又意识到国弱民穷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民的科学文化知识非常落后，生产力水平太低，不可能运用科学知识去创造大量财富。中国同西方差距太大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中国的人民尚不知道运用科学。他指出，中国无论是工业还是农业，基本上都处在用人力和手工进行生产的阶段，根本无法与西方的机器生产相比较。所以，他认为要振兴中国经济，就必须让人民接受科学知识的教育，学会运用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去进行生产，以发展工业和农业。
接受广泛社会教育的除了工人、农民外，还有革命党人和革命军人，孙中山从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实际需要出发，对后者的教育作了大量的论述。
关于革命党人的教育，孙中山首先强调指出，要对他们进行革命主义的教育，使他们对革命的主义有透彻的认识。因为只有透彻地了解了革命的主义，才能够去实行主义并为主义而奋斗，同时，他还要求革命党人用革命的主义去宣传、发动和组织群众。另外，除了主义的教育之外，还得进行求团结、守纪律等优秀革命品质的教育。因为只有具有了这些优秀品质，党的力量才能凝聚在一起而强大，才谈得上去对抗敌人。
对于革命军人的教育是孙中山教育思想中一个尤其重要的部分。
那么，究竟应该怎样去对全体国民进行革命的教育和科学知识的教育的。孙中山指出，对国民进行革命的教育，主要是三民主义的教育，而“主义”的教育则要通过全体革命党人的广泛宣传才能得以实现。具体做法有3个：
一是设置宣传讲习所，即宣传学校，让革命党人先在这里学习革命的理论，接受“主义”的教育，然后再去向广大国民宣传。
二是通过书籍报纸杂志等出版物来宣传革命的道理。
三是设“讲演所”即集中一定数量的群众，进行革命主义的宣传。至于科学知识的教育，孙中山指出，社会应尽可能设置各种专门场地和通过各种可能的途径来得以实施，这些专门场所，包括各种图书馆、书库、夜校、讲演班、研究所等。
不能忘记道德
孙中山认为，道德对一个政党的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一个政党能否得到发展取决于这个政党所属成员的道德和智能的高低，因此，孙中山指出，一个政党如果没有高尚的品德，则一定不能长久存在，革命政党只有具有高尚道德情操，才能够“坚持社会之信仰心”，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与支持，从而使革命事业获得成功。
其次，孙中山还指出，要创造一个好的国家，也必须要求国民具有高尚品德，为什么如此呢？第一，孙中山认为，国民个人道德的修养，是国家政治进步的条件。现在的国民要使国家不再受外国的压迫，就首先得加强个人修养，从而使整个国家民族的修养得以提高；第二，一个国家能否强盛和长治久安，与这个国家的民族道德是不是很好也有着紧密的关系，中国要恢复独立自主的地位，就必须得先恢复固有的好道德；第三，孙中山还指出，中国在推翻帝制之后，能不能真正地实行共和制度，也决定于国民的道德水准和政治能力。
最后，孙中山还指出，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大同”世界的实现，也都需要高尚的道德。
可见，在孙中山看来，提高道德水准不仅是关系到革命政党能否得到发展，革命事业能否取得成功的大事，而且是关系到国家能不能独立自主、繁荣昌盛的大事，甚至还是关系到整个人类社会能否不断进步、能否实现大同世界的大事。
那么，如何才能提高道德水平呢？
孙中山认为，首先要发展物质文明。在物质文明和心性文明的发展中，物质文明的发展是基础。他指出，中国近代的物质文明不进步，导致了心性文明的发展也非常迟缓，甚至停滞，这是每个人都应该吸取的教训。
孙中山又指出，国家政治的进步也能够促进人民道德水平的提高，政治的不断发展与进步，也是提高水平的重要前提和途径。
另一个重要途径则是道德教育。孙中山非常重视道德教育，他认为，要把中国改造成一个好国家，最首要的问题便是改良四万万国民的人格，而要改良人格，第一步便从教育开始，孙中山在许多场合中，都发自肺腑地教育社会各界，必须重视道德的教育，失去了道德的教育，其它各方面都无从谈起。
孙中山所提倡的提高道德情操水平，其具体内容又包括哪些方面呢？
1911年12月，孙中山在上海与《中法新汇报》总编谈话时曾指出“所有的个人利益都必须服从共同利益。”这里讲的“共同利益”，是指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而非某个团体或党派的利益，可见，孙中山提倡人人都应以“大家之利益”为重，而不计较个人利益。个人利益是存在于大家的利益之中，求得了大家的利益，也就求得了个人的利益；大家都享有幸福，个人无疑也享有幸福，就是说个人利益与大家利益即共同利益是统一的。与此同时，孙中山又教育广大群众铲除自私自利的旧思想，树立“公共心”的新思想。
除了强调共同利益的重要性外，孙中山还大力提倡“替众人服务”的新道德，这与他要求人人“须求大家之利益”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他举黄花岗72烈士的例子说，他们之所以舍身报国，视死如归是因为他们具有“替众人服务”的道德情操，他们的视死如归，是要唤醒中国全体国民起来斗争“为自己谋幸福。”孙中山教育大家，纪念72烈士，不应空空地来纪念，而是要学他们的志气，尤其要学他们的道德观念，他希望从此以后，人人都努力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树立“替众人来服务”的思想，这样，国家和民族才有光明的前途。
“恢复固有的道德”也是孙中山着力提倡培养新的道德情操的一个重要内容之一。这里的“固有道德”，并不是原封不动的中国旧道德，它的恢复是对旧道德的有选择、有改造的承袭和发展，他认为，只有恢复中国固有的道德，才能恢复我们民族固有的民族地位。固有的道德中，最主要的内容是仁爱、忠孝、信义、和平，孙中山认为，对这些我们应当保存其好的部分，而对固有的“特别好的道德”不但要保存，并且要发扬光大。孙中山在“恢复固有道德”的口号下，赋予旧形式下新的道德内容，以此来教育和帮助人们树立崭新的道德观念，以适应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需要，这种做法，在中国近现代伦理史上无疑是一种创举，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孙中山还非常重视坚持团结、勇于奋斗、坚韧不拔和敢于牺牲的道德品质的教育和培养。他认为，这些道德品质是革命事业走向成功、国家实现独立富强和人民能够幸福生活的前提和保证。
孙中山认为，“欲求成功，必须团结。”以前的革命之所以不成功，内部的不团结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因此，他指出要“坚持团结，只有人民能够互相团结，国家的根基才能够得到稳固，只有群策群力，才能求得中国的进步。”
孙中山还提倡勇于奋斗。他联系当时革命事业的需要，教育革命党人和革命军人，要改造好国家，使人民能够幸福生活，首先得要勇于奋斗，他指出，人类奋斗的宗旨，就是不断克服困难，以求得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革命要取得成功，先要有奋斗的精神，才能在战斗中以一当十，获得胜利。
坚韧不拔的道德品质的培养也得到孙中山的充分重视。他指出，革命事业往往不是能在短期内取得胜利的，要经过一个长期奋斗的过程，遭受无数的挫折和失败之后才能得以成功，这就要求革命党人和革命军人以及广大的人民群众都具有坚韧不拔的道德品质。要对革命的光明前途充满希望，不因暂时的失败而气馁，只有这样，革命的事业才能取得最终的成功，怎样才能做到坚韧不拔呢，孙中山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其一，得有乐观的精神，孙中山认为，中国国民性质的最大弊病就在于过于悲观，要有坚韧的毅力，首先就得批判悲观；其二，是要正面分清“义”与“利”的界限，“义”即革命大义，“利”即个人私利，只有明了革命的大义，认清“义”与“利”的关系，才可能具有坚忍的精神，从而对革命事业忠贞不渝，百折不挠。
要敢于牺牲。孙中山指出，要革命，就要奋斗，要奋斗，就要牺牲，因此，一个人只有具有了牺牲的精神，才能够去革命，去为天下人谋幸福，才能够谈得上革命的成功，他还进一步指出，革命是这样，建设亦是这样，在革命胜利后的建设事业中，如果没有敢于牺牲的精神，建设也就谈不上什么成功和胜利，这样下去，连革命胜利的伟大成果也会丢掉。
三大板块，智育第一孙中山认为，要改良中国，必须有大量的具有体育、德育、智育的健全的人格不可，而智育，尤其是整个教育中不可缺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为什么孙中山对智育如此重视呢？
首先，智育是造就一个好人格的必要条件，在孙中山看来，一个人要造就好的人格，德育体育固然不可缺少，智育却尤其重要。
其次，孙中山认为进行智育是提高人的实践能力的重要手段和基本途径，人类一定的社会实践能力，反映着一定水平的人类总体“智慧”，个人实践能力的强弱，一般也反映着个人智慧程度的高低，因此，孙中山指出通过智育可以提高人的实践能力。
再次，智育是人们求知识，进而求得世界文明进步的必要条件。
孙中山除了在理论上论述了智育的意义和必要性外，他还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指出：中国的振兴、建设和繁荣富强，都需要学问，因此，学问是立国的根本。
孙中山认为，振兴中国的基础，全在于提高中国全体人民的知识文化水平。自人类诞生以来，各种政治、实业的进化，都以各科专门学说的发明和创造为前提，象西方欧美各国，都是如此，因此，欲求得中国自身文明的进步，非提高全体国民的知识水平、重视智育的发展不可。但是，中国的现实情况却使人感到忧虑。孙中山在1916年8月指出，由于人民的知识程度不足，加上当时国内外一些复杂的情况，结果导致国家不但不能很好地进行建设甚至连立国的基础都遭到动摇。因此，孙中山提出首先要提高整个民族的学问，巩固立国的基础，然后再去谈建设和发展，他说，要使中国成为最富之国、最强之国，能够与世界各国竞争，就必须搞好建设；而搞好建设的关键，就在于要有建设的学问。总而言之，要使国家政权得到巩固和发展，就必须广大国民都有学问，就必须对广大国民和学生施以智育。
孙中山对中国封建社会以《四书》、《五经》等为教育内容非常痛恨并坚持反对，早在1894年他就提出，学问的内容应包罗万象，教育应传授各方面的知识和技能，这样才谈得上用所学的知识为革命和今后的建设服务。
孙中山认为，人类精神文明的发达，依靠于文字的运用。没有文字的中介作用，人类的思想就无法传授和继承，人类的精神文明也就元从得以发展，因此，孙中山把“读书、识字”作为学校智育任务的一个内容提出来，并把它们放在智育任务的最前面。
当然，在孙中山看来，使受教育者获得“学问”是更加重要的，他曾经指出，受教育者之所以接受教育，就是为了获得古今中外的“各种知识”。
然而，孙中山对“各种知识”，即数千年来人类产生和积累下来的思想见识，却并不是完全的赞扬和肯定。他认为，它们并不是都具有科学性，其中固然有不少是具有科学性和真知识，而有些却非真知识。他举例说，中国过去有科学说，认为天是圆的、地是方的，天是动的、地是静的，谁也没有提出过异议，这种思想见识被人们“习为自然”，而直到数千年之后才被人认为是错的。他说，象这样的知识，就不是真知识，缺乏科学性，同时，孙中山又进一步提出自己的观点，他说“夫科学者，系统之学也，条理之学也。凡真知卓识，必从科学而来也，舍科学而外之所谓知识者，多非真知识也。”也就是说，他认为科学知识必须具有系统性和条理性，必须是对事物的正确认识，即“真知卓识”。这一观点始终贯穿于孙中山关于智育的思想之中。
孙中山对“真知卓识”在智育中的地位非常的重视，这是毋庸费言的，因而，当他提出“要注重科学”的观点，便属理所当然了。
孙中山教育广大群众，要使中国进入世界一流强国的行列，就一定要重视科学、学习科学。他举欧洲和日本的例子说明科学能够推进工商进步、学术发达和社会文明。现在中国的落后，就在于科学知识的学习和运用的缺乏，因此，我们要赶上西方发达国家，首要的问题便是像他们一样掌握科学。只有掌握了科学，然后才可以与西方国家并驾齐驱。
在各种科学知识中，孙中山特别注重与工农业发展紧密联系的自然科学。
首先他指出要重视“机器科学”和研究“机器科学”。他认为西方物质文明极其发达进步的原因就在于机器的发明大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中国要进步，要发达，首要的问题就是要发展生产力，提高生产力水平，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则依赖于“机器科学”的发展和运用，只有用机器代替人力，用机器操作代替手工操作，中国的前途才有真正的希望，因此，要学习“机器科学”，研究“机器科学”，运用“机器科学”。
其次他认为，学习与运用与工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自然科学，可以大大地提高工农业产品的质量，他举蚕丝的例子说，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养蚕并利用蚕丝的国家，以前的丝织业非常发达，为其他各国所不及，但随着科学的发展，西方各国以及日本所养的蚕的成活率和蚕丝的质量却反而比中国的要高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就在于他们善于运用科学，他又举化肥的例子来说明科学的运用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和产量的提高。总而言之，孙中山以中国和西方各国工农业的比较中找出了差距，并发现了产生这种差距的原因。
因此他极力提倡在工农业生产中也要学习和运用科学知识，只有这样才能使工农业得到迅速发展。
此外，孙中山还指出，注意研究和发展自然科学，也有利于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他说，以前的石油和矿石等等不为人民所利用，往往被当作废料，直到近代才因科学的昌明而得以发现它们的重要价值。他又举电的例子说，以前谁知道水居然能够发电呢？谁知道世界上居然还有电这种物质呢？
直到新的科学产生了并被加以利用之后，人们才发现了它在生产生活中的巨大作用。所有这些都说明，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都依赖于科学的研究和发展。
孙中山充分认识到了与工业、农业紧密联系的科学知识所能产生的巨大作用，因而也非常重视这些科学知识的教育。他认为关于工业和农业的科学知识是教育的重要内容，因此，他号召所有青年学生，努力学习、掌握西方的科学知识，以期在不远的将来，在科学上迎头赶上欧美各国。
注重培养智力与技能是孙中山关于智育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孙中山认为，一个人的智力水平固然有其先天的因素，但后天的弥补和发展也不可忽视，一个人通过后天的教育和自己致力于教育而获得的学问，也是其智力的构成因素，而且，人可以通过学习将多数人的聪明才智转化为自己的聪明才智，即发展自己的智力，因此，他在论述学校的教育目的时明确地指出，学校教育的任务之一，准确他讲是智育的任务之一，在于培养人的智力。另外，孙中山还强调，学校教育不仅要传授科学文化知识，培养受教育者的智力，而且还要进行生产劳动教育，培养和训练教育者掌握一定的生产劳动技能，使学生能在“学成之后”自食其力。只有这样既掌握了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同时又掌握了一定技能的学生，才能够真正“独立为一国民。”孙中山又认为，国家的经济越发展，就越需要自己的国民掌握更多的知识和技能，因此，他不仅要求学校教育应当注重培养和训练学生的各项技能，而且还要求采用多种教育手段，通过各种教育机构，来培养、训练和提高其他各类社会成员的智力技能，这无疑是具有远见卓识的，实属难能可贵。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孙中山对教师的素养和作用在教学中的地位的论述有许多精辟、深刻之处。
对于教师的素养，孙中山认为，拥有深厚的渊博的科学文化知识，是教师必须具有的素养之一。他指出，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学生在校学习，能否获得知识以及能获得多少知识，很大程序上取决于教师。因此，孙中山对担任教师的人员资格非常重视，他十分强调地指出：惟必有学识，方能提任教师。1924年8月孙中山签发公布《考试条例》及《考试条例暂行细则》对加考中等学校教员和小学教员资格的人所必须具备的应考资格，以及考试方法和应考内容，都作了非常详细的规定。从这些规定我们不难看出，孙中山是如此重视中小学教师的文化知识素养的。
注重自身的政治理论修养和思想品德是孙中山关于教师素养的理论的另一重要内容。孙中山指出，教师要指导人民去谈政治，首先得自己谈政治，要教学生怎样爱国、报国，首先就要自己爱国、报国，要自己有改造旧中国建设强大新中国的远大志向。他甚至提出，教师如果没有这种志向，那就勿宁去干其他事，切不可当教师。他还提出，教师要教学生明白三民主义的政治理论和民主革命的道理，第一要做的就是使自己懂得三民主义的政治理论。先明白民主革命的道理，总而言之，孙中山认为所有先知先觉，必自觉才能觉人；未有自己未觉而能觉人者，强调教师应是处事先知先党的地位的人。
对于教师作用，孙中山认为概括起来可以分为四个方面。
其一，是教授各方面的知识，使人学而后知。早在1891年孙中山在《上李鸿章书》中就提出了这个观点，在此之后，孙中山又多次提到教师的这个作用。1919年8月，他在北京学界演说中就大声疾呼“学界为国民造成知识发达之源”；1920年，又在《地方自治法》中间接地强调了教师的这一作用；1921年他在广东第五次教育大会闭幕式上，更是明确地指出教育界者人知者也教育家乃引为人群理公者也，这于我们今天认为教师是人类文化的传播者的观点相差无几，表明了孙中山对于教师这个作用的关注和重视。
其二，是教育培养各种专门人才，孙中山认为，实现社会的进步、文明的进步，既需要直接进行物质财富创造和各种专门人才，也需要大批能够直接从事文化、思想建设、能够从事精神财富生产的专门人才。职记者、理论家、艺术家以及教育工作者等等，尤其是教育工作者，他们是具有较高文化和思想素质的知识分子，是通过多重的教育与专门训练培养出的脑力劳动者，知识分子的成功都有赖于他们的辛勤培育。1921年，他在广东省第五次
教育大会上就提出牢固教育的目标和任务就在于培养各方面的大量的专门人才。1924年他在广东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演说时则更加明确提出了同一观点。
诸君毕业之后，是去教人的，是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培养人才则学师范者的任务。由此可见，孙中山把培养专门人才作为中国教育者的一项重要任务，强调乃教师者在教育活动中的这一不可忽视的作用。
其三，是对学生和人民群众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在孙中山看来，教师不仅对提高全体国民的文化知识水平负有重要责任，而且对提高国民的政治思想觉悟也负有责任。辛亥革命十年后，孙中山曾在说过的一段话中又认为教育工作者对提高国民的政治思想觉悟负有责任，这无疑是正确的。孙中山还认为，教育工作者对于中国建设事业也具有重大作用，为什么这么说呢？根据孙中山的有关论述，他指的这个重大作用就是指教育工作者的教育活动过程中，对人民群众进行政治教育。教育家当为政治的教育家也就是这个道理。
那么，教师应该从哪些方面去对受教育者进行政治教育呢？孙中山认为应从三方面去实施。首先，要提倡建设中国和发展中国的民志，即教师要向学生和人民群众进行民族意识和民族自强精神的教育；第二，教师要教育学生“爱国”和“管国事”。要让学生对家庭和学校的责任比较起来更加重大。
这是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的教育；第三，都是教师要使受教育看明白三民主义，便学生明了民主革命的政治纲领和政治理论，树立为国家奋斗不止的雄心壮志。显而易见，孙中山以上论述中涉及到的这三个方面无论在过去还是今天，都正是教师对受教育者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核心内容。
其四，是改变受教育者的人生观，培养新道德。孙中山认为，教师首先应该做的是花苦功去改变受教育者的人生观，并把它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他强调教师对改变受教育者的人生观的教育不仅应该全力以赴，而且应该用力最多，要不辞劳苦，持之以恒。这反映出孙中山不仅认识到教师帮助受教育者确立或改变人生观的重要作用，而且对此还非常重视。其次，孙中山还认为教师应培养受教育者的道德品质。他说，学生的道德品质的形成当然不排除外界因素的影响，但教师却也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因此，教师要在教育活动过程中身体力行的同时，还要教育学生如何去爱国、爱人民、培养学生崇高的思想品德。
与中国以往的教育家和与孙中山同时代的教育家相比，孙中山关于教师的作用和素养的思想有其不可磨灭的光辉之处。毫无疑问，他的思想中有不少是对以往的教育家的有关思想的继承。然而，他于1921年6月提出的教育工作者应对“国民程度不足”负责的观点，关于“教育家应为政治的教育家”，“指导人民谈政治”和“引导人民理政治”的观点，都是对现代中国进步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的卓越贡献。
教育敢有规矩方圆
对具体的教学原则和学习方法等问题，孙中山论述较少，但就在有限的为数不多的论述中，我们亦不难发现其中的精辟之处。
就教学原则来说，孙中山提出的最显著的也是最有价值的观点便是因材施教，众所周知，“因材施教”最初是由孔子提出来的，后来又不断完善和发展，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孙中山显然也受到这种影响，但可贵的是他并没受其拘泥，而是在其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因材施教”的思想。
因材施教的基本前提，是承认和认识学生的个别差异性，孙中山也认为，各人的聪明才力确实存在着差异和区别。因此，他提出“随地随人而施”的观点，即根据学生的“聪明才力”，分别把他们培养成建设美好社会所需要的各方面的专业人才，同时，孙中山还十分强调要了解、研究具体的教育对象的具体情况，在教育方法上因人而异，而且，他还强调提出所教内容要为受教育者“能解”和“能受”，这无疑是十分可贵的。更为难得的是孙中山还认识到，个体之间不仅“聪明才力”不同“性”有差异，而且志向也各各不同，因此，孙中山认为，对志向高远的，要给他们提供条件，使其达到目标，对志向不够远大的呢，必须以及时、切实和恰如其分的鼓励，去推动他们不断地努力和发奋。关于学生的学习方法，孙中山主要谈了三个方面。一是要注重实践。孙中山认为，实践是获得知识的源泉和基础，人们只有在实践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获得知识。对此，一方面他肯定学生入校读书，就是通过“读书”这个实践而去获得前人的知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学校可以而且也应该让学生从实践中去获取知识。1924年9月，孙中山写信给当时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在信中他指出，黄埔军校要训练出一支能够担任革命任务的军队，就必得让学生进入战争，参加当时即将发生的北伐战争不可，这样就可以从实际的战斗中去获得直接的经验和知识。同时，孙中山又指出，学生还要通过实践，才能使自己进一步理解和掌握从书本上学得的知识。1919年，孙中山在谈到怎样解决发展中国实业所需专门人才时就提出，办法之一就是多派留学生到西方各国的专门学校去学习，学成归国后，再进入各种工厂实习几年，这样就能使所学的知识能发挥他的知识，那些仅仅从课堂和书本上获得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只有通过实践活动，才有可能使自己真正理解和掌握从书本上学得的知识，才可能对自己所学的东西具有高深的造诣。孙中山最为强调指出的是，学生在获得某方面的知识之后一定要去参加实践，他认为，学习的最终目的并不仅仅在于获得单纯的知识，而在于在实践中运用，也只有这样，知识才能得到巩固和提高，否则将毫无用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