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方大肆裁军的同时，袁世凯大力加强北洋军的建设，使其实力迅速发展。军事实力对比悬殊之后，袁世凯举起了屠杀革命的屠刀，1918年3月20日，国民党重要领袖人物宋教仁遭到暗杀。
宋案发生后，国内革命党人电促正在日本访问的孙中山回国商议对策。
孙中山仍然坚持“要握紧拳头来说话”的谋略，他明确指出，事已到此，只有起兵，而且应把握时机从速起兵，以武力解决。由此举起了“二次革命”的大旗，继续资产阶级革命。
孙中山这一要掌握军事实力的谋略，由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本身不可避免的局限，而未能得以实现，血的教训证明了他这一谋略的正确性。
以武力济法律之穷
袁世凯的谋士杨度在其《君宪救国论》、《君宪纪实》之中，有一段惊世之言：“乱世以兵为先，无论何种德望、学识，一至彼时，均不足为资格，惟有兵权乃为资格。”这段话可以说是阐述尽了兵权对于政治之重要性。
武昌起义后，主持当时中国政治风云可以说是两个人：南孙中山和北袁世凯。他们俩人的斗智斗力，谁输谁赢，决定了中国的前途和命运。
袁世凯靠搞武装起家的，十分了解兵权的重要性。不管什么时候，总是想方设法地扩展自己的实力，而削弱敌对方面的力量。孙中山在这次较量中，破此先手，把自己手中40万军队和七、八个省的地位让得干干净净。
孙中山之所以会把拳头交给别人，主要是被自己的幻梦和袁世凯的手腕所迷惑。他十分天真地认为，南北统一之后，革命军队为民主革命开辟道路和防止封建复辟的职能已经消失，他说革命军队已完成了民族、民权主义的革命，今后的任务主要是实行民生主义，兴办实业，不必要用武力，孙中山还被袁世凯所玩的手段所迷惑，使得他认为袁世凯已真心真意地参加革命，袁世凯宣誓效忠共和，就会像欧美资产阶级国家的总统一样，受共和国家法律的约束，只能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动。
孙中山有一整套“以法治国”的政治思想，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却无法认识到袁世凯一但掌握政权、兵权之后，就会破坏共和、破坏民国，建议独裁专政的统治。这是当时整个革命党主要领导人软弱和幻想的共同点，
孙中山曾有过要保住陆军总长之职、建立南京留守府以保存革命军实力的想法，然而却由于孙中山在南京临时政府中有名无权的原因，未能付诸实现。
黄兴、宋教仁等人均认为有了《临时约法》就能约束住袁世凯。
当袁世凯在裁减革命军和加强北洋军，改变了南北双方的军事实力对比后，于1918年3月20日，有恃无恐地暗杀了国民党重要领袖人物宋教仁，举起屠杀革命的屠刀时，革命党方面举手无措，眼看就要遭受灭顶之灾。
此时，还有极大一部分革命党人仍沉缅于资产阶级的法律光环之中，主张用法律解决问题，黄兴等就力主“只好采取法律解决的办法”，要求赵秉钧到案受审。
孙中山以其敏锐的政治眼光仔细地分析了宋教仁遇刺的前因后果。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之后；致力于实业救国，兴办铁路。主持国民党实际工作的宋教仁则领导国民党积极进行竟选活动，指望通过议会选举，进行组阁，然后把握全国政权。宋教仁被杀，是袁世凯“要拨专制之死灰，页负民国之付托”。不容置疑，袁世凯是要建立独裁专制统治。
斗争是无法避免的，但是该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斗争呢？
孙中山敏锐地觉察到依靠议会的约法，是无法根本制止袁世凯破坏民主，建立专制的。必须以武力济法律之穷。他指出：“袁世凯是总统，总统指使暗杀，则断非法律所能解决，所有决者，只有武力。”他说“国会乃口舌之争，法律无抵抗之力，各省都督又多所袁氏鼻息，莫改坚持，均不足能予智之雄，拥兵自卫之坚心家，欲求解决之方，惟有诉诸武力而已。”
因为认识到法律和国会的无能，孙中山号召：“事已至此，只有起兵”，“除从速起兵以武力解决以外实无其他办法。”他全面布置起兵讨袁的准备工作，一面派人赴各省联络军人，一面派陈其美、戴天仇去与黄兴辩论，企图说服黄兴。
在积极发动武力的同时，孙中山也注意到了以法律为手段，揭露袁世凯，孤立袁世凯。他建立将4月12日的国会延期，以便弄清宋案结果，掌握充分材料，对袁进行诘责。还注意到阻止帝国主义向袁贷款，以使其财源枯绝。
在孙中山的领导号召下，谭人风、李烈钧等追随而至，主张“以至仁伐不仁”，黄兴也清醒，转而支持起兵讨袁。1913年7月13日，李烈钧在湖口宣布起义，黄兴在南京起兵，陈其美宣告上海独立，柏文尉在安庆再举义旗，粤、闽、皖三省也燃起了烽火，8月4日，熊克武在重庆宣布独立。就这样，在孙中山“以武力济法律之穷”的政治谋略领导下，革命党走上了武装保卫民国的道路，发动了二次革命。孙中山在艰苦的政治斗争中，逐步认识到有美丽光环的资产阶级法律不是斗争的根本，形成了以武力济法律之穷的谋略，是他政治生活日渐丰富积累的结果，在当时是极具开创意义和实践意义的。
要摆脱两种“人为力”的束缚“要摆脱两种‘人为力’”，是孙中山在中华民族受着帝国主义政治力和经济力的压迫，而面临着危亡局面的情况下，提出解放民族、推动民族发展的政治谋略。
孙中山在民族问题上的主张，在当时是具有崭新的内容形式和战斗意义的，明确地提出了民族主义和民族革命的口号。
孙中山认为民族是人类由血统、生活、语言、宗教和风俗习惯等5种天然力长期发展形成的稳定共同体，并不同于同武力造成的国家。
中华民族的繁衍和发展，必须注意到两种力量：一是“天然力”，一是“人为力”。
“天然力”主要是指人口问题，他认为自古以来，民族之所以兴亡，是由于人口增减的原因很多，此为天然淘汰。他认为外国的人口在急剧增加，对于中华民族有着极大的威胁。他说：“近百年之内，在美国增加10倍，英国增力03倍，日本也是3倍，俄国是4倍，德国是两情半，法国是四分之一。……用各国人口的增加数和中国的人口来比较，我觉得毛骨耸然，譬如美国人口百年前不过900万，现在便有1万万多，再过100年，仍然照旧增加，当有10万万多。”“如果我们的人口不增加，他们的人口增加到很多，他们便用多数来征服少数，一定要并吞中国。到了那个时候，中国不但是失去主权，要亡国，中国人并且要被他们民族所消化，还要灭种。”孙中山认识到人口与民族兴亡的关系是正确的，在当时的经济卫生条件下，当然无法预计到中国人口会有如此大的发展。
在民族发展动力的问题上，孙中山主要强调的是“人为力”。他说“人为力”中最大的有两种，一种是政治力，一种是经济力，这两种力关系于民族兴亡，比较天然力还要大”。这两种力都指的是民族压迫和民族矛盾。
政治力压迫指的是上百年来，帝国主义先后通过战争，强迫中国订条约，割领土，丧主权，使中国沦为殖民社会。如1840年的英国鸦片战争，1894年的中日战争，1900年的八国联军战争。通过这些战争，帝国主义不但占领了中国周围的保护国，还割去了中国很大一部分领土；并强迫订立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中国的驻军权，领事裁判权。
经济力压迫，是指帝国主义通过不平等条约控制中国重要的通商口岸，控制中国的海关和对外贸易，控制中国的交通事业，使中国成为他们倾销商品的市场；控制中国的税收；在中国设立外国银行，垄断储蓄，发行纸币，垄断中国的金融和财政；经营轻重工业，掠夺中国的原材料和廉价的劳动力；设立邮局控制汇总业务；索取巨额赔款等等，平均每年要从中国掠走财富12亿元。
孙中山认为，政治力和经济力这两种“人为力”的压迫和剥削，使得中华民族面临危亡的局面，民族要发展，必须摆脱这两种“人为力”的束缚。
孙中山这一谋略实际上反映了他打倒帝国主义来完成民族独立和发展民族的思想，在当是是极具实际意义的，是一面领导中国人民起来反抗的旗帜。
联合一切衩压迫民族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一切被压迫民族求解放的斗争，不管他们在主观上的认识怎么样，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一部份。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家佼佼者的孙中山，难能可贵地认识到了我国和其他被压迫民族（有时他称为“受屈民族”）的求解放斗争，是世界革命潮流这个整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无比伟大地倡导，一个个具体的国家所受的帝国主义之压迫，以及各个国家对这种压迫所做的反抗、斗争，都是紧密联合在一起的，各个被压迫民族应该联合起来。
孙中山发现欧洲文化虽然是科学的文化，但他重功利、重武力，是霸道之文化，必然压迫亚洲社会使之不能进步，也就是说使亚洲民族不能独立和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以上耳其为先导，波斯、阿富汗、印度和马来西亚以及中国，相继起而抵抗欧洲强权，其中以四万万之中国为竞争最烈者。
但是亚洲“受屈部分之人类”的反抗重重，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是帝国主义拥有发达的经济、先进科技和军事；受屈之民族政治、经济和科技均落后，甚至还有一个反动腐配的国内政权充当帝国主义列强的鹰犬。各民族的反抗和斗争都无法在短期内取得根本性的胜利。各民族应如何来谋求革命的出路？
孙中山认识到世界范围“民族自由之大战”的历史必然性，认为只有被压迫之民族联合起来，共同奋头，才有最终战胜帝国主义列强的希望。
孙中山认为特别是亚洲人民应团结起来，以便加强实力，共同抵抗来自西方列强的侵略，如他所说：“中国和安南、缅甸、印度、波斯、阿富汗都联合起来，因为这些国家，向来都不是统一的。此刻要亚洲富强，可以抵制欧洲，要联成一个大邦，那才可以说得通。”
在“联合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策略中，孙中山着重强调了四万万之中华民族的地位和作用。他在《三民主义》的演讲中说：“中国如果强盛起来，我们不但是要恢复民族的地位，还要对于世界负一个责任。如果中国不能够担负这个责任，那末中国强盛了，对于世界便有大害，没有大利。中国对于世界究竟要负什么责任呢？现在世界列强所走的路是灭人国家的；如果中国强盛起来，也要去灭人国家，也去学列强的帝国主义，走相同的路，便是蹈他们的覆辙。所以我们要先决定一种政策，要济弱扶倾，才是尽我们民族的天职。我们对于弱小民族要扶持他，对于世界的列强要抵抗他。如果全国人民都立定了这个志愿，中国民族才可以发达。若是不立定这个志愿，中国民族便没有希望。我们今日在没有发达之先，立定扶倾济弱的志愿，将来到了强盛时候，想到今日身受过了列强政治经济压迫的痛苦，将来弱小民族如果也受这种痛苦，我们便要把帝国主义来消灭，那才算是治国平天下。”
孙中山不只是把远东各国的问题放在一起来考虑，还身体力行地帮助亚洲各国的民族革命运动。他是朝鲜、中国、日本、印度、暹逻和菲律宾青年学生的热心赞助者；他帮助过菲律宾反美战士购运军火器械，还准备带领中国革命志士前赴菲律宾协同作战；他还热心支援过越南的反帝爱国民族解放斗争。
孙中山认为被联合的对象并不只是限于恶劣周边国家，还包括非洲甚至欧洲一切被压迫民族。他认为欧洲也有被压迫民族，才应该团结起来，只有把所有被压迫民族全部团结，才能有充足的力量来反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
孙中山认为苏联在欧洲也是被压迫之民族，也应该团结起来。他的“联俄”政策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特别是在《致苏联遗书》中更为急切地体现了孙中山欲联俄以谋求中国民族革命胜利的心情。他在《遗书》中说：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借此以保卫其自由，从以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俣作共力。”
孙中山这种联合和支援被压迫民族斗争的思想，在晚年发展得更为成熟了。他在最后的《遗嘱》中仍不忘这一策略，他说：“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他所说的“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就是指全世界受帝国主义侵略的被压迫民族。
孙中山这一政治谋咯当时在国内外均具有极大的影响，对世界反帝求解放的民族解放运动有卓越的贡献。
要王道，不要霸道19世纪中叶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将殖民侵略的触角伸向东亚地区，先后敲开了中国和日本的“国门”。所以，亚洲国家基于唇齿相依的道理，应团结起来，共同对抗西方列强的各种侵略。在日本一些忧于时事国运的士大夫中间，产生了大亚洲主义。
大亚洲主义，又称亚洲主义、大亚细亚主义或泛亚细亚主义。其内涵简而言之，就是亚洲国家（主要指东亚地区的几个国家），地理位置互相邻依，文化相通，历史上又有互相交往的悠久传统，一旦受到外敌侵犯，应该互相联合一致，共御外敌。
大亚洲主义刚产生时确定秉着善良的目标，日本资产阶级倡导由日本一国延及亚洲各国，提出了亚洲、非洲备被侵略国家联合组织一个“万国共议政府”，以确保各民族享有独立和平等的地位。这一时期的“大亚洲主义”是具有进步性和积极意义的，因此得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响应。
但是19世纪80年代末期以后，情况开始变化。1889年2月，明治政府公布了以普鲁士宪法为蓝本而制定的《大日本帝国宪法》，确立了天皇集权制。1894年，日本军国主义又发动了侵略朝鲜和中国的甲午战争。此后，日本由受欧美列强侵略和压迫的国家转变为侵略、压迫别国的帝国主义国家，成为了欧美列强的东亚地区进行资本――帝国主义势力掠压的对手和伙伴。
政治形势和国际地位的改变促使了亚洲联合思想的分化。
左派亚洲主义者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自由民权派的思想，主张亚洲各国在平等的基础上，互相帮助，实行合作，驱逐欧美侵略势力，在亚洲普遍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而右派亚洲主义者则主张以日本为盟主将亚洲国家联合起来，在东方建立一个以日本为宗主国的大殖民帝国。孙中山觉察这两派思想上的明显差别，特别是对在日本当道的右派亚洲主义者有了新的认识。
20世纪以来，日本帝国主义所干的一切勾心让孙中山触目惊心。1914年一战爆发，日本认为是“发展国运”的“大佑”良机，出兵强占山东胶州湾；接着又利用袁世凯签订了全面攫取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权益的“二十一条”。寺内正毅上台后，又通过西原龟三向段棋瑞政府提供巨额贷款，帮助北洋军阀镇压中国革命。日本的这一系列举动使孙中山对日本右派亚洲主义者的主张有了很大的差异，并慢慢形成了自己的大亚洲主义理论。
1920年，美国部分州为排斥日本人，制定了《外国人土地法》，1924年，美国参、众两院又通过了排日移民案，掀起了一场遍及全美的排日风潮。
日本政界及文化界一部分又乘机提起了大亚洲主义，欲唤起内外舆论，以进行黄白人种的战争。
恰恰此时，孙中山应冯玉祥等的要求，北上与冯玉祥、段棋瑞、张作霖等“共筹统一建设之方略”，取道日本前往北京。1924年11月28日，孙中山应神户高业会议所、《大贩每日闻》社等五团体的邀请在兵库县立女子高等学校礼堂发表演讲，题目也特指为极为敏感的《大亚洲主义》。
孙中山面对着中日两国的听众，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大亚洲主义理论，并乘机提醒劝戒日益军国主义化和侵略化的日本要行王道，不要行霸道。
其演讲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亚洲是人类最古文明的发祥地，曾经繁盛一时，但近几个世纪来，各民族日渐衰弱和委靡，受到西方国家的侵略。日本最先举行变革，在30年前废除了不平等条约，建成亚洲最早独立的国家，这是亚洲复兴的起点。
1905年，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胜利是亚洲人对欧洲人的胜利，给了亚洲各国各民族信心和希望。此后，埃及、波斯、土耳其、阿富汗、阿拉伯、印度都兴起了独立运动，并呈“联络”之势。
其二，欧洲文化与东方文化有着极大的区别。欧洲文化虽是科学的文化，但它重功利，重武力，是霸道的文化；东方文化以仁义道德为本，不压迫人，重感化人，是王道的文化。与霸道的文化相比，王道的文化更有益于正义和人道，更有益于民族和国家，是真正的文化所以，实现大亚洲主义必须以王道文化为基础，兼修欧洲的科学技术以自卫。苏维埃俄国就是这一模式的典型。
其三，必须明白大亚洲主义的目的，在于对抗欧美的强盛民族，为亚洲受痛苦的民族打不平。欧洲也有被压迫民族，亚洲也会出现行霸道的国家。
日本学欧洲武功文化最为全面，既得到了欧洲霸道文化，又有东方王道文化的本质，从今以后对于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作西方霸道的鹰犬，或是做东方王道的干诚，就在你们日本国民去详审慎择！
孙中山这一演说深刻批判了日本各种大亚洲主义主张的狭隘民族性，科学地把世界划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两大阵营，号召联合“外洲”、“外国”的被压迫民族共同反对“强权”，伸张“公理”。并呼吁要警惕亚洲也可能出现行霸道的国家，劝戒日本人民慎重地选择自己要走的道路，充分体现了他“要王道，不要霸道”的政治谋略。
孙中山这一谋略在当时具有极大的影响，他既强调各被压迫民族的联合，又指出了大亚洲主义的实质和可能被利用的实质，表现了他极高的政治素质和目光。
要确定党的中心地位
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之后，是否就要让所有的国民都参与领导政治？回答自然是否定的，因为如果那样的话，只能造成政治混乱和破坏民主政治的后果。怎样才能避免这种后果而又能真正建成民主政治呢？
孙中山认为，只有建立政党，并以政党为国家政治的中心势力，让政党代表大多数的国民掌握国家政治，以达到民主政治的目的。正如孙中山在《总理遗教》中所说：“民国之政治若普间于国民之可否？岂不是行极繁之手续？
故欲而捷必赖政党。今与二三政党商量妥协，而国之政治即举。”
至于政党的产生，孙中山认为是现代社会政治生活的需要。他从国家成立后的国家治理出发来阐释这一道理。他认为国家成立，“盖不外乎国民之合成心力”，“唯是国民合成心力之作用，非必能使国民人人皆直接发动之者。同此圆顶方趾，其知识能力不能一一相等论者众矣！是故有优秀特出者焉，有寻党一般者焉，而优秀特出者视寻常一般为常为少数。虽在共和立宪国，其直接发动其合成心力之作用，而实际左右其统治权力者，亦常在优秀特出之少数国民。在法律上，则由此少数优秀特出者组织为议会与政府，以代表全部之国民。在事实上，则由此少数优秀特出者集合为政党，以领导全部之国民。”正因为这种需要，国家必须由少数优秀特出的“国民”，组成政治核心力量――政党来治理国家。
孙中山认为政党不但是“民主政治”赖以实施的手段，还是“代议政体”的基石，他说：“立法机关乃人民之代表”，而“欲有完全国家，必先有完全议院，必先有完全政党。”他甚至还认为，没有政党就无法实现真正的民权主义，就不能维持国家，不能为人民谋幸福。而确立了政党的中心地位后，就能使人民对政治产生兴味，积极参与，并能由政党监督或左右政府，以使政治不溢乎正规。
在确定政党为国家政治生活中心势力的同时，孙中山还进一步规划了“政党政治”的实施方案。他认为在共和政体之中，政党应拥有自己的特点和优点――政争。他说：“政争为绝好之事也。须知政争也，非争势力乃争公道。”
正是从这个意义出发，政党之争能够更好地完善民主政治，更好地促进国家的发展。因为一个政党组阁后，执行其政党制定的政策，如果不很得力的话，不很完美的话，就将遭到有“政争”的其他政党的反对。也正是从这个意义而言，孙中山认为“国家必有政党，政治始得进步。”
在如何处理政党之争这一问题上，孙中山更倾向于英美的政党政治形式――两党制。他认为英美两国的政党模式也适用于中国，两党制较多党要优越得多，正如他所说：“一国政党之兴，只宜两大党对峙，不宜小群分立。”
总之，不管是采取多党制还是两党制，不管是哪一党在朝，哪一党在野，政党总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中心，国家由政党领导，“促政治之进行”，完成“民主建政。”
孙中山在构想建国后政党在政治生活中重要位置的同时，在其革命的摸索中，还提出了“以党治国”的理论，也明确地表现了他“要确立政党在政治生活中心地位”的谋略。
在他革命活动的后期，特别是“二次革命”失败，民国已名存实亡之后，孙中山在检讨失败原因时，认为“非袁氏兵之强，实因党人心之涣散”。革命必须从头做起，孙中山认识到要粉碎“反革命势力”的统治，必须有一个团结紧密的党来统领一切军国大事，以达到集中一切之力量，为革命奋斗，因此，孙中山提出了“以党治国”的原则。
“以党治国”和“政党政治”是两个不同范畴的概念，两个概念的涵义由政党和革命党的不同意义所界定。“政党政治”是由政党来完成，“以党治国”是由革命党来完成。但是从领导者孙中山所采取的政治谋略这一角度而言，他们是同一的，都是为了确定和发挥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中。心地位和重要作用。
孙中山在建立中华革命党，施行“以党治国”的策略时。决定“自革命军起义之日，至宪法颁布之日，名曰革命时期。在此时期内，一切军国庶政，用归本党党员负完全责任。”以图在革命党的领导下，集中一切可以集中的力量，为革命奋斗。
不管是政党采取“政党政治”，还是革命党力主“以党治国”，都是为了确立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中心地位，发挥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在当时，如把“政党政治”纳入一定的历史阶段，将具有不可比拟的积极意义；如把“以党治国”忖诸了实施，也能力革命斗争阶段所需要的革命党的统一的、强有力的领导，提供理论指导。
将地方的事情，让本地自己去治革命如果成功，建立民主共和国之后，怎样才能广泛吸引人民参与政治活动，从而促进他们对于国家事务的关切和熟悉，实现真正的民治？怎样才能打破违背民主原则的中央及省的“官治”状况，避免人民只能被动地受福祸于官吏的贤愚善暴？怎样才能避免中央统得过死，地方有名无权的专制统治，而实现真正的民治呢？
孙中山在摸索采取何种政体形式，来完成实现民治这一革命最终目标时发现：与一般老百姓最有切身利害关系的事，就是一个县里的事，老百姓最关心也就是一县之事。如果让县自治，让老百姓参与县里之事，进而一步步参与国事，应该是一条行得通的路子；其次，如果实行地方自治，让人民直接或间接地把握地方主权，对地方政府和行政官有予压之自由，人民岂不成了地方之主人，依级而上，就能成为国家之主人；其三，如何把喘政权和地方政权之间的关系和活动范围作一个理想的界定，让军事、外交、币制、交通、税收等权，而把其他一些权力不放到县一级政权，让人民在县级政权领导下，发挥主观积极的能动性，岂不更有利于国家政治经济的发展，达到实现人民的自治的目标，基于这种认识，孙中山在其革命活动的初期，刚刚举起民主共和的革命旗帜时，就提出了实行“地方自治”这一策略。
1897年，他就说过：“余以人群自治为政治之极则，故于政治之精神，执共和主义。”他这里所说的“自治”是与“他治”相区别而言的，是反对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要求民主、自由的精神体现。1900年6月，孙中山与杨衢云等在致港督卜力的信中，也阐述了地方自治的策略，说“中央政府以总其成”，“各省立一自治政府，以资分理”。1905年《同盟会宣言》更进一步明确了地方自治的概念。
在推翻清王朝，建立中华民国之后，孙中山坚持维护地方自治的原则，与一切反对地方自治的思想行径作坚决的斗争。国民党在政纲中规定：“促成政治统一”，“发展地方自治”。先后遭到了立宪派和袁世凯的反对，孙中山不屈不挠地领导革命党人坚持地方自治原则。
二次战争和护国战争失败之后，孙中山深刻地体会到，中华民国根基不牢，他认为“欲民国之巩固，必先建其基础”，而“地方自治，乃建设国家之基础”。这一时期，他不但大力宣传和介绍国外实行地方自治所取得的成绩。还在他所划分的革命三个程序理论中，认为训政时期的主要任务，就是建立地方自治。1920年，还特地写了专著《地方自治实行法》，提出了试办地方自治的区域范围，具体顺序和方法。1920年12月1日，在重组军政府后发布的《建设方针宣言》中，提出了“今当以护法诸省为基础，励行地方自治。”
在他的政治思想发生巨大的转变之后，他地方自治思想更一步完善成熟了，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并列入了实践纲领。1924年9月18日，他在《北伐宣言》中说：国民党之北伐，其职任首在战胜之后，以革命政府之权力，扫荡反革命之势，使人民得解放而谋自治。”同年11月10日，在《北上宣言》中，提出“划分中央与省之权限，使国家统一与自治，各遂其发达而不相妨碍；同时确定县为自治单位，以深植民权之基础；且当以全力保障人民之自由，辅助农工实业团体之发达，谋经济教育状况之改善。”
由此可见，孙中山的地方自治思想是随着他的革命实践活动和他的整个政治思想演进的。其基本内容就是“将地方的事情，让本地自己去治，政府毫不干涉。”而主要方式是省自治和县自治，而以县为充分之区域。孙中山认为，“言地方分权而以省为单位者，仍不啻集权于一省也。”所以实行地方自治，当以县为单位。因为感情上，国人对于本县，在历史习惯上有亲昵之感觉；从利害关系上，事之最切于人民者，莫如一县以内之事；从政治和管理效率上，将一个县的全部农村组织成为一个地方自治的基本单位，利用提高政治效率和管理效率；另外以县为单位实行自治，有利于实现直接民权。
实现县自治，并不是县完全独立自由，其自治领域大致为清查户口、确定地价、修筑道路、垦殖荒地。振兴水利、举办实业、设置学校、开办银行和保险事业等等。还有，县自治，人民通过选举、罢兔、创制和复决4种权利，决定县议会或县长，实现直接民权。
孙中山这种“把地方事务交给地方去管”的政治策略，在当时是很有吸引力的，它既能使更多的人参与政治活动，又能为实现全国民治打下基础，它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华侨之力不可忽视
我国人民移居国外，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且人数众多，特别是19世纪中叶以后，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压，以及国内反动阶段的政治迫害，有很大一批人飘洋出海，流落他乡异域。到辛亥革命时期，海外桥胞总数己达600多万人，其中人数最多，分布最集中的地区是南洋，占华侨总数的67％。
各地的华侨由于各地的实际情况不同，所选择的职业有所不同，所拥有的经济实力也略有不同。例如，美国及美洲其它国家和地区的华侨，大多从事种植、开矿、筑路与服务业，也有一小部分经营洗衣铺、小餐馆和杂货铺，在澳洲的华侨，早年主要当淘金工人，也有人经营餐饮和种植业；而南洋地区，华侨主要从事种植园工人、各种手工业工匠、建筑工人和小商小贩。这一地区的华侨经济实力最强。
但是，不管是分布在哪一个地区，也不管他们是工人、店员、小贩，商人或中小资本家，还是大资本家，他们都因为身处异域，寄人篱下，而备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奴役歧视而欲诉无门，他们从生活中明白了一个简单的道理一华侨的命运与祖国的盛衰强弱是血肉相联的，他们都殷切地希望自己的祖国能够独立富强，能够保护他们的权利和利益，使他们摆脱“海外孤儿”的处境，可是腐败的清政府不但无法保护他们，还反动地他们一概视为“省贼”、“秀民”。因此，他们也寄希望于国内的革命。出生于华侨家庭的孙中山深悉侨情，他仔细地分析了华侨的处境，他们对祖国的感情以及他们的希望和目的。他发现华侨由于身处海外，思想开通得早一些，比国内的人更容易接受三民主义；发现他们更能清楚地体会到革命与自己切身利益的关系；也发现他们不但较国内一般人更具有革命意识，而且也更拥有财力和物力。
基于这种认识，孙中山在其革命初期，就确定了“要发挥华侨在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作用”的策略，井立即付诸了行动。
起初，他主要是利用其胞兄孙眉在华侨中的影响宣传教育华侨。1894年上书李鸿章失败之后，孙中山开始组织华侨参加革命活动，并在檀香山创立了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1895年，在香港设立兴中会总部，率领华侨及武装在广州发动了第一次起义。此后，多次在华侨中筹捐资金，募集勇士在国内发动起义，其中著名的黄花冈72烈士就大都是海外华侨。他还十分注意鼓励和策动各种侨报、侨校的工作，给予各种必要的支持。例如新加坡华侨志士陈楚捕与张永福合办了《图南日报》鼓吹革命，在檀香山的孙中山看到该报1905年元旦印赠的月份牌之后，马上寄20美元购买，并写信加以鼓励。陈、张在孙中山的支持下，又创办了《中兴日报》，成为革命党在南洋的喉舌。在孙中山的直接支持和关怀下，檀香山创办了《自由新报》，马来西亚创办了《光华日报》，美国创办了《少年中国晨报》等，在宣传和组织华侨参与革命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孙中山还在日本东京青山创办了军事学校，为培养海外革命志士的军事能力用；他还注意联络欧、美、日的留学生，以组织革命团体。
孙中山不只是把华侨当成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在选择起义地点和革命根据地的地理位置方面，考虑到海外接济的方便；还认识到华侨在中国社会经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孙中山认识到华侨具有爱国爱乡的优良传统，“皆有意为故乡进步发展”出力。辛亥革命后，孙中山认为因清帝的退位，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得以了实现，当务之急是实现民生主义，振兴实业，使民生充裕，国势不摇。而发展民生，振兴实业首先面临的难题就是：短期内无法筹集大量的资本和缺乏先进技术与管理人才。这时，他首先想起的是海外华侨。海外华侨与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有着较为广泛的联系，在资金、技术与人才方面，可以为祖国发展实业，进行建设发挥重要作用。
1912年4月，孙中山辞临时大总统工职致力于发展实业。为了振兴中华实业并便利南洋华侨经营内地实业，在上海组织了“中华实业银行”。马来西亚华侨吴世荣一个人就认股了十万元。孙中山委派银行家沈馒云和归侨庄希泉前往南洋劝募华侨认股，共得投资300多万元。1913年5月15日，中华实业银行正式成立，成为了国内民族资本与南洋合资创办的第一家银行。
1912年2月，孙中山还支持和鼓励吴世荣组织了“华侨联合会”，作为沟通政治与华侨之间的桥梁。其协会在内，辅助华侨归国投资，振兴实业，发展商务；在外，联络海外侨团，互通声气，维护正当权益，并坚定内向之心。这在鼓励和协助华侨回国投资，兴办实业方面无疑将起到重要作用。孙中山还注意到禁止地方官吏对华侨的敲诈勒索。1916年，孙中山还曾派人调查，准备在国内选择矿山和土地，让失业华侨归国后进行祖国的开发和建设。
总之，孙中山对中国的侨务政策作了极大的贡献。他在1912年3月19日，以大总统的名义，命令外交部妥筹保护侨民及杜绝贩卖“猪仔”的办法，是我国第一道保护华侨的法令。1923年，孙中山在革命政府大本营中，专门设置了侨务局。是我国最早的由政府设立的侨务机构。他的这些努力以及他所采取的“发挥华侨在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作用”的策略，使侨务工作引起了国人的重视。
革命和建设非用群力不可
辛亥革命时期，很多人都认为人类历史是由少数英雄人物创造的，国家进步，革命的胜利乃至人类文明的发展，都是由少数几个杰出英雄造成的。
孙中山在长期革命摸索中，思考过这么两个问题，其一是怎样才算是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治”？其二是怎样才能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治”？孙中山对革命目的和革命失败原因的发问，使他在革命活动后期，对唯心主义英雄史观进行了重大突破，提出了“革命和建设非用群力不可”的策略。
首先，他是从自己所提出的资产阶级民权思想出发，认识到重视“人民”的必要性。他继承并改造了中国传统“民为邦本”的思想，提出了诸如“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国家大事，人人都可以过问”，“中华民国之建设，必当以人民为基础”等口号，承认人民在国家和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认为军人和官吏为人民所养，是为全国人民办事的公仆，而人民才是国家真正的主人。只有用人民之群力，才能建设好国家。
孙中山反复强调要重视人民，要尊重人民的意愿，正是他在革命探索中，力图认识“民治”的真正涵义的表现。他试图以重视人民为实现真正意义的民治的过程和途径。
其二，是对人民重要力量的认识。他在革命数次失败之后，慢慢认识到了工人和农民在革命中的巨大作用。特别是辛亥革命的胜利，使他有了崭新的认识。正如他所说：“中国专制政治之毒，至二百余年来而滋甚，一旦以国民之力，踣而去，起事不过数旬，光复已十余行省，自有历史以来，成功未有若是之速也。”也正是这次革命的胜利擦亮了他的眼睛，使他认识到革命是国民的事业，不能只靠一二个人去做，要靠多数人去做，“群策群力之足恃”。
孙中山在思想感情上这一变化，在辛亥革命之前并没能马上付诸行动，他还没有魄力去依靠人民大众奋斗，特别是无法用积极的口号和措施，去发动农民，没能形成广泛的群众基础，辛亥革命失败了。这次失败使他下定了“合群力为革命力量”的决心，他正言宣告，革命要想取得成功，一定要请全国人都同心协力去做。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中国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农民运动汹涌澎湃，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强大力量。1922年1月的香港海员大罢工，9月的粤汉铁路和安源煤矿工人大罢工，10月开滦矿务局大罢工；1923年1月，海丰县总农会成立，2月7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12月广东工会联合会、新学生社等70余团体举行示威活动，要求收回关税主权，抗议帝国主义侵略；1924年工运、农运迅速发展，建立了武装，即广州工团军和农民自卫军。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些斗争，不但有力打击了封建帝国主义，也有力地支持了孙中山的革命活动，这些斗争的熊熊之火，使孙中山有了更新一步的认识，当他看到许多赤脚破衫的农民到广州来参加农民大军时，极具远见他说：“这是革命的起点。”也正是这个时候，孙中山认识到了工人和农民是否参加革命，是革命成败的关键。正如他自己所说：“国民革命之运支，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也正是这时，孙中山认识到农民才是中国人民真正的大多数，是革命的基础。他认识到了“工人既有了团体，要废除中外不平等的条约，便可做全国的指导，作国民的先锋，在最前的阵线上去奋斗。”还认识到了，一般国民来参加革命，是革命的“后盾”。如他所说：“革命成功，中国能独立和解放，其所恃为后盾者，实为多数之民众，若知识阶级，若农夫，若工人，若商人是已。”
反动势力的相对强大，在早期革命失败上己得到了证实，孙中山发现若只凭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来完成反帝反封的任务是不可能的。如果发动所有的革命力量，合群力而革命，反动势力必将土崩瓦解。就此，孙中山提出要使中国进步，真正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国家，“非用群力不可。”他说：“我们要求中国进步，造成一个极合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国家，非用群力不可。要用群力，便是在合群策群力大家去奋斗，不可依赖一人一部分用孤力去做，用孤力去做，所收效果，是很小很慢的。”
正是因为这种认识，在孙中山的努力下，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积极开展工人和农民运动，为北伐战争初期的胜利打下了基础。
孙中山还注意到了工农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他认为物质财富是由工人和农民创造出来的。如果工人和农民都愿意去做工，生产的效率便是很大，便能在国家建设中发挥极大作用，因此在国家建设之中，也要合各阶级之合力，而不能单凭掌握了机器的资本家。
孙中山用他的所有活动，来实行“革命和建设非用群力不可”的策略，一直到1925年3月11日，在他的《遗嘱》里，还提出“要唤起民众”的口号，作为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在理论上是超前的，在整个世界资产阶级革命史上也属罕见。
各民族之间应平等
中国是一个历史上形成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如何处理各个民族之间的地位关系是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重要问题，是关系到中国能否民主独立、长治久安的重要因素。
封建社会几千年统治，中国在多以汉族为统治中心，到了元朝，蒙古族人主中原，清朝，满族人主中原；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将如何来处置国内的民族关系呢？
孙中山以高瞻远瞩的目光，认为革命的目标是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建立共和政府，而不只是简单的“排满”，而且“排满”也只是排那些害人的满洲贵族，而不是排所有的人。不管是革命，还是建立共和政府以后，都要各民族共同努力、共同促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