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制私人资本
早在19世纪末，孙中山留欧期间，就对社会矛盾重重、贫富悬殊的现实，有了认识，得出了“欧美强矣，其民实困”的结论。为了预防这种社会惨剧在中国重演，孙中山提出了一个一劳永逸之计，即并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也就是说孙中山要采取民生主义，目的是要预防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在中国产生，使中国人民免受欧美等国人民目前正在经受的痛苦。但是，由于中国社会经济极端落后，生产力十分低下，中国现状主要是患贫而不患产均，在中国还不能直接实行马克思主义，而中国革命的目的是要实现马克思主义，怎么办？
实现马克思主义，必须要有相当发达的生产力。那么，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实业。发展中国的实业，单靠公营经济是行不通的，相反会引起激烈的社会矛盾。退一步海阔大空，孙中山认为发展中国的实业应该以退为进，先由两种经济形式并存，最后归结为国有制。
养虎不慎反成患，为了避免个人企业的发达导致大资本家的出现，孙中山决定对个人资本采取欲擒欲纵的政策，即他的“节制私人资本”的经济谋略，内容包括一方面对私人资本加以保护和奖励，另一方面又加以预防和限制。
保护和奖励私人资本，也是当时现状决定的，因为中国所患在贫，应开发资源发展生产力，所以要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和积极因素来发展生产力。而中国自从1966年上海成立妇昌机器厂开始，到辛亥革命前夕，民族资本企业迅猛发展，万元以上的大中型企业已有549家，总资本金额达12亿元；民族资本还渗透到农业方面，辛亥革命前夕已有171家农牧垦殖公司，资金有高达100万元的。保护和鼓励民办企业，调动私人经济的积极性，有公办不可比拟的优点。例如私办比官办省时省费；私人经营，往往并日兼程，暑之不足，继之以夜，往往一种事业，有官办之十年不成，私办之五年可就者。
在充分调动私人经济积极性的同时，孙中山又主张要防止其流弊，他有挂冠告退后的一次演讲中说：“今共和告成，措施自由，产业勃兴，盖可预卜。然不可不防一种流弊，则资本家将从此以出是也。……故一面图国家富强，一面当方资本家有垄断之流弊。”防止这一流弊的政策，就是实行民生主义。孙中山说：“吾人之所以持民生主义者，非反对资本，反对资本资家耳，反对少数人占经济之势力，垄断社会之富源耳。”但就中国形势而言，民生主义不是学苏俄立即将资本家悉数扫除，而是对将来之资本家加以限制，即“节制私人资本。”
节制私人资本既可以防止大资本家产生，避免出现欧美垄断资本主义的履辙，还可以使分配较为公平，避免大资本归私有而导致经济阶级压迫之痛苦。
究竟该怎样来节制私人资本呢？孙中山提了了几种方法：第一是限制私人资本的活动范围。孙中山规定，凡企业具有独占性或垄断性质者，不能由私人资本经营，只能归国家经营；凡企业规模巨大者，不能由私人资本经营，只能由国家经营，如银行、铁道、航路、矿山、森林、水利、大工业、大商业等等都由国家经营；凡企业不宜或不能委诸个人经营者，不能由私人资本经营，只能由国家经营；凡天然之富源与社会之恩惠，不能由私人资本经营，只能由国家经营，如煤、铁、水力、矿油等。总之，凡是能“操纵国民生计”之企业，一律不准私人资本经营。
第二是对某些已由私人资本经营之企业，国家可以根据情况或需要，随时进行“收买”、“赎买”或“法律收回”，归国家经营。这一点不仅能有效防止贫富悬殊现象和托拉斯的产生，而且还可以防止“资本家压制劳动社会”。
第三是建立合作经济，以缩小私人资本主义的活动范围。孙中山认为地方自治团体之要事是建立合作经济，以避免商家垄断。合作经济主要包括消费合作社、信用合作社或生产合作社，主要经营农业合作、工业合作、交易合作、银行合答和保险合作等事，经缩小私人资本的活动范围，避免商家垄断和商家中饱之弊端。
第四是累进税率，多征资本家的所得税和遗产税。孙中山提出以累进率直接征税，资本家人息极多，国家应对资本家的收入或财产征收所得税、土地税、房地产税、遗产税等，并且应该是累进率的直接征税，使国家的财源多是直接由资本家而来，这样就可以控制私人资本的规模。
孙中山所提出的节制私人资本（包括一方面保护和奖励私人资本，另一方面预防和限制私人资本两点内容），从历史角度而言，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从策略上来说，其包含了孙中山一个’以退为进”的经济谋略；总的思路上，他试图先允许私人资本与国营并存，以望尽快地发展生产力，最后全部归结为国有化。他在允许私营资本存在时，就借鉴了日本东京铁路民办二十年后收归国有的经验；而在制定节制私人资本的措施时，就规定了国家可以随时收买、赎买或法律收回私人企业，为最终实行国有制埋下了伏笔。
借鸡生蛋，利用外资发展实业，少不了资金、人才和市场三要素，特别是资金。而中国经过清政府几百年腐败统治后，又遭受了帝国主义的残酷掠夺，民穷财竭，连基本的生活都无法维持，更不用说筹出资金来搞什么建设。没有鸡何以生蛋？
孙中山在规划发展国家经济时，深感力不从心。他发现美国独立后，百十年间，从下筚路蓝缕的国家发展到世界的第一富强国，主要是由于外资的大量涌入；日本明治维新后，短短四十年，就以一个最小、最穷、最弱之国而脐身于列强之林，也是因为借外债来实业。如今欧战之后，西方资本急谋出路，中国何不借鸡生蛋，引人外资，振兴中国的经济？
由此，孙中山提出了他经济谋略中极具特色的一点，即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外国资本、技术和人才来兴办实业、致富图强。
孙中山系统地阐述了利用外资的必要性。他认为中国要发展实业，非借外债不可。首先是中国贫穷落后，没有兴大实业的资本、人才和方法。需要利用外资、外国人才和外国方法。其次是因为中国经济落后，要中国之一切大工业均在萌芽状态，利用欧美的资本和机器，才能在短时期内赶上他们。
再次，列强进步日速，一日千里，这种形势逼迫着中国实业速成，而要实业速成，就必须加强国际合作，大力吸收外资。
但是，“借鸡生蛋”在谋略上是借别人的鸡来给自己生蛋，生蛋之后再孵出自己的鸡来。如果在实施这一谋略时，稍有不慎，不但鸡生出来的蛋是别人的，说不定还会让鸡把鸡窝都占掉。
孙中山从埃及不善于利用外资而导致亡国的教训中得到了启示，为中国引进外资工作做了许多原则规定。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回国途中，对廖仲恺等人的谈话中就指出了借外债必须遵守的三项原则：一不失主权，二不用抵押，三利息甚轻。
三项原则中最重要的是维护主权的原则，这是决定对外开放、利用外资之成败的重要环节，甚至是关系国家存亡的关键。孙中山说：“惟只利用其资本人材，而主权万万不可授之于外人。”“发展之权，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第二原则是不用抵押，在1912年，英、美、法、德四国银行提出以财政监督为条件，或以关税、厘金为关押，进行贷款，遭到了孙中山的严正拒绝。
也正是基于主权完整的考虑，孙中山主张引进外资要在中央政府统一组织下进行，坚决反对地方与民间完全自由地借款。以免使中央失去统一能力，产生财政紊乱，也避免引起外人无穷之干涉。也正因为这一点，孙中山主张必须注意所引进外资的性质，也就是说万万不可惜政治性贷款，只能引进纯商业性质的借款。
孙中山还对引用外资的形式进行了可贵的探索。他认为有三种形式：（一）利用外国资金，借款之后，自己进行建设；（二）中外合资经营；（三）外资经营建设。即把企业批给外人修筑，凡有资本家皆准包修一路，届四十年期满，由我收回。孙中山认为第三种方示最好，最适合于中国情。
孙中山的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的经济谋略，还包括引进人才，引进管理的思想。孙中山认为振兴实业最关键的因素是人才，特别是经济建设的专门人才，而中国缺乏这类人才。引进人才既能负责经济建设之事务，还可以为中国培养这类人对。孙中山这一思想在当时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由于西方列强对辛亥革命和临时政府抱敌对态度，使得孙中山的借鸡生蛋、引进外资的经济谋略无法得以实现。但却给了后来者以启示和参考。
重点突破，发达国家资本“发达国家资本”实际上是孙中山设法在中国实行他自己的社会主义――民生主义的核心内容。也就是说孙中山主张用发达国家资本的办法，使中国走上独立富强的道路，成为一个没有贫富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
但是，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所提出的“节制资本”的经济策略中，却包含了发达国家资本和节制私人资本两方面内容，并说明了二者是相辅相成的，但发达国家资本是重点。孙中山这一策略的部署正说明了他的一种“综合全面，又有重点突破”的经济谋略。
由于中国生产力水平低下，无法直接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而要调动一切积极力量来发展实业，这就客观上要求私人资本和国家资本井举，但发达国家资本是核心，必须重点突破。
孙中山认为，只有发达国家资本，实行国有国营实业，才能使中国由贫穷落后的国家变成繁荣富强的现代化国家，才能使中国迎头赶上，并驾于美法而上之，成为世界上最富之国。他发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许多国家推行了工业统一和国有化，生产力大增，其影响不亚于工业革命，而中国连第一次工业革命都未实行，唯有两步当作一步走，发达国家资本，广泛采用机器，发展国营国有企业，才能赶上欧美发达国家。
其次，只有大力发达国家资本，发展国有企业，才能抵制国示资本的垄断和掠压，才能发展民族经济，他说手工做出来的上货不如机器做的洋货便宜，而人爱便宜，土货抵不过洋货。中国如不发达国家资本，广泛采用大机器生产，就无法与外国竞争。而利用国家力量，就能开矿，发达实业而成为世界上最富之国。
再次，只有发达国家资本，才能取文明之“善果”，而避免其“恶果”。
例如，铁道、航运、大工业、大矿业、大商业、大交通事业等能把握国家经济命脉的部门，必须由国家资本经营。如由私人经营，难免不重蹈欧美各国的覆辙。
再次，发达国家资本，国家能掌握一些从规模上为私人之力所不及的企业，才能打破私人资本制度，使中国变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将来达到共产的大目的，实现民生主义的上乘阶段。因为只有社会上占大多数企业的国有经营形式，才能有足够力量来排斥任何其他的资本主义经营形式。也只有发达国家资本，在实业国有的条件下，才可能实行“较为公平”的分配制度。
即孙中山所说的“国家办理那些大实业，发了财之后，所得的利益让全国人民都可以均分，归大家共享。”
在对发达国家资本是发展实业的重点有了具体的认识之后，间题就在于怎样来实行重点突破，以重点的前进来带动全面的前进？
孙中山在他的《实业计划》中，详细地阐述了关于发达国家资本的几点意见：
其一是要有统筹全局之计划。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一书中提出了发达国家资本的具体方案和计划。他提出了交通之开发，商港之开避，铁路中心及终点并商港地设新式市街，水力之发展，设冶铁、制钢并造士敏土之大工厂，矿业之发展，农业之发展，蒙古、新疆之灌溉，于中国北部及中部建造森林，移民于东三省、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等十大纲领，并提出了以建设北方大港、东方大港、南方大港、铁路系统、衣食住行印刷工业和矿业为中心的六大计划。其二，发达国家资本，既要全面综合平衡，又要有重点。
他说必须注重发展关键及根本之工业，同时又必须兼顾各方。他认为第一是交通，第二是矿产，第三是工业……，必须有顺序地突破，但又不能偏废。
其中，发达国家资本，不但要自筹资金，自己培养人才，还必须利用外资和外来人才。孙中山发现卑单运用本国的资金和人才来发展实业，是一件力不从心的事，非儿十年不能效，而利用外资和外来人地，就能事半功倍了。
孙中山对发达国家资本意义和具体意见阐述，充分说明了他试图全面发展实业，重点突破国有企业的经济谋略。
用土地来调动农民
列宁于1913年所写的论文中批评孙中山没能充分地把中国人民的广大
群众吸引到革命中来。毛泽东在50年代两次总结辛亥革命失败原因时，都归为三条，其中第一条便是没有进行彻底的土地革命，没有满足广大农民最迫切的土地要求。确实孙中山早年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但是经过数十年革命探索之后，孙中山对劳动农民的认识有了提高，不再是一种同情，而是认识到地主阶级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封建主义生产关系对农业生产力的束缚和破坏作用，认识到要解散生产力，要发运广大农民群众参加和支持革命，就必须为他们解决土地问题。由此，孙中山在国共两党实行党内合作后，提出了他著名的“实行耕者有其田，以调动农民积极性”的经济策略。
他说：“中国的人口，农民是占大多数，至少有八九成，但是他们由很辛苦勤劳得来的粮食，被地主夺去大半，自己得到手的的几乎不能够自养，这是很不公平的。”“现在俄国改良农业政治之后，便推翻一般大地主，把全国的田土都分到一般农民，让耕者有其田。耕者有了田，只对于国家纳税，另外便没有地主来收租钱，这是一种最公平的办法。”中国农民所受的痛苦比俄国农奴要厉害得多，中国也应当仿效俄国。实行“耕者有其田”，消除农民所受的经济压迫。
孙中山认为，实现“耕者有其田”，才能调动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九十的农民的积极性，使农民参加革命，革命才能彻底的成功。他说，农民是革命的基础，只有真正解决农民的问题，巩固这个革命基础，革命才能有力量，才可以成功。也只有实行了“耕者有其田”，农民不要每年交田租了，革命才算彻底胜利。
孙中山还认识到，实现“耕者有其田”，就能调动农民的劳动积极性，高速发展农业生产，解决民生问题。他指出，农民生产面临着很多问题，例如机器、肥料、换种、除害、制造、运送、防灾等等，但最重要的是农民本身的解放问题。他对中国农民的情形作了调查，发现中国农民十个有九个没有自己的田，要为地主耕田，农品也大部分属地主所有。若是长此一往，谁还情愿去辛辛苦苦地耕田呢？如果实现“耕者有其田”，农民的劳动积极性肯定会大大提高，生产力就得到了解放，就能真正解决民生问题。
基于这种要调动农民参加革命和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孙中山提出了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具体措施。1921年1月，孙中山在发表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说：“中国以农立国，而全国各阶级所受痛苦，以农民为尤甚。国民党之主张，则以为农民之缺乏田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作。”也就是说农民在国家帮助下取得土地所有权。其主要方式是授田和贷田。授田是指国家直接资给无地或少地的佃农以土地；贷田是指把边远地区的土地经过国家初步经营建立农庄后，长期货给农民，建农庄时所花费的资本、种子、器具、屋字的钱，由农民分年摊还。
授田或贷田给农民是符合当时国情的，可是国家给农民的土地又从哪儿来呢？孙中山作了五种设想：由国家“照价收买”的土地；公有或私有未经开垦的“荒地”；新填筑的土地；对地主抽重税，如他们不纳税，便可以把他们的田地拿来充分；把所有的田地马上拿来充公，分给农民。
孙中山不主张直接采取第五条设想，因为他看到了当时农民和地主阶级的力量悬殊，如果那样的话，地主们起来反抗，农民抵抗不住。而是主张宣传农民、组织农民和武装农民，使农民成为中国第一等主人翁之后，就能够讲很有力的话了。
孙中山这一主张实质上还是仿效俄国，把地主的田地拿来分给农民，使“耕者有其田”，只是不马上实行，等待时机而已。其最终目的仍然是实行“耕者有其田”，以调动农民的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
此外，孙中山高瞻远瞩，意识到了农民在实现“耕者有其田”之后，势必导致土地所有权过份分散的现象，而影响农业的发展。因为随着社会的进步和耕作技术的提高，土地所有权分散现象，不但造成农业生产成本的高昂，还不能满足农业机械化大面积耕作的要求。孙中山就此提出了拟建农民消费合作社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等形式，来克服土地所有权分散的缺陷。
总之，孙中山这一系列的思想和举措，都是试图实现其“使耕者有其田，以调动农民的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的经济谋略。他这一谋略由于当时的条件限制和认识得较晚，未能付诸实现，却给了后来者以启示。
兴实业为救贫之药剂
孙中山极早就认识到了中国是世界上最穷最弱的国家，人均年收入只有七八元，不及发达国家的1％，穷的至少有3万万人，朝不保夕，愁了早餐愁晚餐。也因为贫穷，国势积弱不振，久受列强欺凌和宰割。
怎样才能摆脱这种积贫积弱的境地呢？孙中山认为要解救中华民族，必须抓根本问题，而中国当时最大的问题是“患贫”，只有人民富裕起来，丰衣足食，国家才能兴旺发达，繁荣富强。要解决这一根本性的问题，就必须对症下药，为此，孙中山高瞻远瞩地提出了他“兴实业为救贫之药剂”的经济谋略。
他这一经济谋略内涵是说要发达资本，振兴实业，大力发展生产力，也就是说要大力发展机器工业和近代工矿交通事业，早日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达到富民强国的目标。
孙中山这一谋略的形成是有一个过程的，早在民主革命的准备阶段就有所探索，甲午战争前夕，他在《上李鸿章书》中说：“我中国地大物傅，无所不具，倘能推广机器之用，则开矿治河，易收成效，纺纱织布，有以裕民……。谋富国者，可不讲求机器之用钦。”洋务运动时期，以铁甲强国的洋务热潮喧嚣一时，孙中山独具慧眼，指出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并指出了经济建设是国防建设的基础，不能本末倒置，强调发展实业乃是“兴国之要图、救亡之急务”。
辛亥革命后不久，孙中山在归国途中从巴称发电表示：“此后社会当以工商实业为竞点，为新中国开一新局面。”孙中山一历史性的选择，充分表现了他强于一般资产阶级革命家的远见。他认识了推翻封建帝制仅仅只是一种“革命之破坏”，随之而来的课题必然是“革命之建设”。
民国建立后，孙中山认为政治革命的目标已完成，当务之急在于发展经济了，以解决民生问题。他就任南京临时政府临时大总统之后，在临时政府特别设立了实业部，并命令各省设立实业司，以发展农、工、商、矿等各行各业。并发布了一系列的命令，例如2月命令实业部指令各省都督保存已成之实业，筹划新的实业；3月，命令财政部拟订“商业银行条例”，鼓励私人开办银行；命令实业部拟订“商业注册章程”，准许各类商号自由注册，临时政府一体保护；又命令内务部制定“禁止买卖人口暂行条例”，废除人口买卖契约和主奴之分，唯许有雇佣关系；还命令财政部拨款30万，让黄兴等人筹建拓殖会，规划开发大西北。在他短短3个月的任期内，共发布了30多件有关发展实业、繁荣经济的命令。
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后，自请担任全国铁路督办，亲手创建了中华铁路总公司，为在中国修建20万里铁路而奋斗。他还兼任了中华民国铁道协会会长、中华实业联合会会长、中华实业银行名誉董事长等职务，拟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发展国家实业的事业中去。
不仅如此，孙中山还试图在理论上以“兴实业为救贫之药剂”的谋略影响和武装国民。他指派了廖仲悄、朱执信等人组织建设社，创办《建设》杂志，并亲自撰写发刊词，大力宣传建设思想，阐发建设原理。
不仅如此，为了让民众对国民经济有一个总体性的认识，把握住经济建设中全局与重点的关系，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经过实地堪察，积累了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孙中山，深思熟虑，在《建设》杂志上分期发表了一部中国经济建设专著――《实业计划》（《建国方略?物业建设》）。
《实业计划》包括六大部分，归结起来，包括修筑20万里铁路，以中央、西北、东北、东南和高原等五大系统，组成一个统系全国的铁路运输体系；在中国北部、中部、南部沿海分别修建三个类似纽约的世界级海港，四个二等港，九个三等港及十五个渔业港，初步形成一个渔业、海运体系；围绕三大海港和五大铁路系统，治理黄河水系，改良长江水系、珠江水系，开凿、疏浚运河，形成内河航运体系；修建遍布全国城乡的公路运输体系；平衡全国自然资源与劳动力资源分布之巨大不均；以移民新疆，内蒙进行农牧业开发和建设；开采煤、铁、铜、石油及各种特种矿藏；建立各种重工业和轻工业，包括钢铁冶炼、机械制造、造船工业及车辆制造工业，及满足人民物质与文化生活需要为目标的食品工业、服装工业、建筑行业、印刷业等；同时要特别重视农业机器的制造，为农业现代化创造物质条件。
《实业计划》一书不但强调了“此后中国存亡之关键，则在此实业发展之一事也”，还宏观地展示了国民经济建设的全局与重点。孙中山认为，一方面，现代化的国民经济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上，是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各部门之间互相影响、互相制约。发展实业，范围甚广，农工商矿，繁然待举而不能偏废。另一方面，既要万端齐发，全面发展，又要抓住根本，抓住基础，突破重点。孙中山认为交通是第一重点，尤其是铁路，甚至把修筑铁路看成是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除铁路外，孙中山把农业、矿业、钢铁和制造业列为重点部门。他认为农矿是其他种种实业之母，钢铁是一切实业之体质，只有农矿和钢铁发达后，其他实业才能发达。孙中山这种对全局和重点的有机认识，无疑是正确的。
孙中山的发展实业的谋略中，还包括了对社会生产两在部落的划分。以第一部类即关键及根本工业的发展。来促进第二部类即个人及家族生活所必需物的制造业。他这一理论的阐述虽不及马克思主义明白详尽，但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
孙中山还主张利用外国资金、人才、技术来发展实业，他认为国内现有的资金、人才和技术无法满足全面发展实业的需要，而欧美这些方面恰恰有剩，在不损害主权的前提下，利用外来资金、人才和技术，来发展国内实业，是可取的。
总之，一切措施，一切方法归根到底都只为一个思想服务，用根本方法解决根本问题，即发展实业，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而成为一个富强之国。
孙中山这一“兴实业为救贫之药剂”的经济谋略，在当时引起了巨大影响，临时政府成立了，全面掀起了举办实业的高潮。但由于袁世凯窃取了政权而使其谋略未能得到全面实现。却留给了后人许多借鉴的经验。
让铁路四通八达
中国中医治病，特别是针灸术治病，总是先扎通血路，使病人全身的气脉皆通，然后再施药治病，往往能妙手回春。孙中山试图把贫穷落后的中国发展成一个实业发达的世界性强国，也采用了这一“打通气脉”的策略，首先致力于修筑铁路的事业，企图在中国让铁路四通八达，凭借着铁路把中国建成一个全球最富最强之国。
孙中山对交通运输业，尤其是对铁路的重视，同马列主义经典作品的论点是相吻合的。马克思曾说过：对于落后国家来说，铁道乃是现代工业的先驱。列宁也把铁道看成是一个国家最主要的经济部门，是煤炭与钢铁工业的总结。
政治经济学的常识也告诉我们：交通工具的进步，可以大大缩小产地和销地的空间距离，能够为扩大国内市场和开拓国外市场提供条件；交通工具的进步，可以缩短流通过程，从而缩短资本循环的周期，加速资本周转；交通工具的进步，可以刺激人口的集中以及城市的形成和扩大，使整个社会面貌发生深刻的变化。因此，马克思甚至认为商品的运输是生产过程在流通过程内的继续，是追加的生产过程。由此可见交通的重要性了，而交通尤以交通之母铁路为最重要。
孙中山也许并没有从理论高度去这样认识铁路的重要性，但他还是“为天下先”地认识到了铁路的客观实际作用，他认为我国幅员辽阔，物产丰富，铁路对于经济发展，经济交流起着重大作用。铁路等交通工具的建设，是实业之利器，没有这一利器，则虽全国发展实业之要素，而亦无由发展也。他说：“苟无铁道，转运无术，而工商皆废，复何实业之可图？故交通为实业之母，铁道又为交通之母。国家之贫富，可以铁道之多寡定之，地方之苦乐，可以铁道之远近计之。”他认为，美国全境有120万里铁路，所以成为全球最富之国；而我国人民之众，幅员之大，经济反而落后，主要原因是铁路不兴。孙中山还认为，铁路交通，对于国家的国防、政治有重大作用。因此，他认为修筑铁路是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
基于这种认识，孙中山一辈子致力于铁路的建设。早在《上李鸿章书》里就提及“地球各邦，今己视铁路为命脉矣”，建议李鸿章促使清政府招商兴路。1912年，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后，受任督办全国铁路，亲手创建了中华铁路总公司。并亲兼中华民国铁道协会会长。同时他还致力于宣传，辞职后数月问，他或公开演讲，或挥毫撰文，或对人谈话，反复阐述铁路建设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在1917――1919年间，孙中山呕心沥血，全力赴地考察，亲手制订了规模宏伟而又十分具体的《实业计划》。《计划》仍坚持了铁路是发展中国财源第一要策的观点，《实业计划》所涵的六大计划之首，就是要把铁路修到中国西北极端。“计划”中他提出了十年之内建筑21万里铁路，计划以中央铁路系统为主，再配以东南铁路系统、东北铁路系统、西北铁路系统，扩张西北铁路系统、西南铁路系统、高原铁路系统，共拟建107条铁路，把全国沟通联接起来，形成一个遍布祖国大地、四通八达的铁路交通网。为使铁路运输配套，孙中山在计划中提出相应建立机车制造厂、修造厂以及客货车制造厂。
此后，孙中山还进一步地提出了一个更宏大的设想：美国铁路为世界至多，而其富强亦为世界第一。若以人数较之，则我国应多于美国四倍，如是吾国之铁路应有480万里。就这样，孙中山为中国描绘了一个铁路总长度为世界第一的蓝图。
孙中山企图“让铁路四通八达，来带动实业发展”的经济谋略，虽未得到实现。但他对交通运输事业，尤其是对铁路的重视，无疑是正确的，是与马列主义经典作品的论点相吻合的，对我们今天的现代化建设事业也不无参考价值。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之一，便是交通运输能力无法满足工、农、商、建筑等各行各业以及人民生活的需要，因此，确定加强交通运输的建设。特别是铁路的建设，为今后二十年内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之一。
如今，北疆铁路的建设，通过阿拉山口，形成了第二座欧亚大陆桥，大大促使了经济的发展和交流，使人不得不佩服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在六大计划之首，提出要把铁路修到“中国西北极端”的远见性。
不能爬着追，要赶欧超美中国落后了，经济和科技等方面都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若干年，怎么办？
不赶上，就仍然要遭受到列强的宰割和掠夺，要赶上，又怎么个赶法？照着西方发达国家所走过的路去赶，永远是落后的。打个比喻，到下世纪中叶，我们把西方先进国家本世纪末的水平作为赶的目标，即使那时我们达到了，可人家又发展了，相比之下，我们仍然落后了。显然，用这种“爬行着赶”或“等距离赶”的方法，永远只能戴一顶“落后”的帽子。怎么办？
在本世纪20年代，关于选择近代国民经济近代化道路的问题，孙中山以革命家的雄伟气魄和为民族图富强的远大理想，作了非凡的选择，提出了“不能爬着追，要赶欧超美”的经济谋略。其内涵包括在经济和科学技术水平两个方面，不再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老路，而是迎头赶上，奋起直追，以求驾而上之。他说：“我们要学外国，是要迎头赶上去，不要向后跟着他。”
“迎头赶”是一个与“爬行着赶”相对立的概念，仍然采用前面所述的那个比如，“迎头赶”是指把眼光放在未来，准确地预测到西方先进国家在下世纪中叶，经济和科学技术所达到的水平，并以此作为我们追赶的目标和努力的方向，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赶上西方先进国家的水平，跻身于世界富强民族之林。总之，孙中山这一谋略可以概括为两个字：赶超。
孙中山就这一谋略作了具体的阐述。首先，中国一定要走国民经济近代化的道路，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历史的必然。日本和暹罗这些小国本来都比中国落后，但由于它们顺应世界大势，引进开放，结果超越了我们，不但经济上得到了发展，政治上也得到了独立。中国也要走这样的路，否则就会亡国灭种。
至于这条路该怎样来走，孙中山提出了自己的几种看法：一是按照资本主义各国发展近代经济的旧路径走，固然可以，却无异于现代人到美洲仍沿着当年哥伦布探险所航行的海路走一样，绕了许多不应绕的圈子，却事倍功半。他说：“此之旧路径，不啻如哥伦布初由欧至美之海程，考其当时之海程，由欧洲起，向西南方，经加拿利岛至巴哈马群岛之圣沙路华打，路程极远，与现行之航线取一直捷方向，路程短于前时数倍者，不可曰日而语焉矣，彼西方文明之路径，是一未辟之路径，即不啻哥伦布初往美国之路径，犹人行黑暗之景状。中国如一后至之人，可依西方已辟之路径而行之，此所以吾等从大西洋西向而行，皆预知其彼岸为美洲而非印度矣，经济界之趋势，亦如是矣也。”这一段话里，表明了孙中山在经济和科技上要迎头赶上的原理和决心。他认为西方发展近代工业如哥伦布之发现美洲，走了不少弯路，受了很多阻碍，而我国发展近代工业，如后人之至美洲，可以直捷而去，少走弯路。他举了一个例子，说我们的科技落后于西方二三百年，但如果我们有赶超的勇气，几十年内就可以学到其精华。
孙中山还注意到了中国赶欧超美所具有的有利条件，他认为众多的人力资源是赶超世界发达国家最重要的物质力量。他说：“以我四万万优秀文明之民族，而握有世界最良美之土地，最博大之富源，若一心一德以图富强，吾决十年之后，必能驾欧美而上也。”
为了赶欧超美，孙中山拟定了一个深谋远虑、雄心勃勃的大计划――《实业计划》，其目标之远大规模之宏伟、设计之周详均属空前，是一个从实业上迎头赶上，赶欧超美的计划。孙中山在计划中信心百倍地预言：“十年之内，吾实业之发达，必能并驾欧美矣。”“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路进！”
由于历史的局限，孙中山赶欧超美的理想在当时未能得以实现，但他“赶超”的思想却是留给后代的一份重要遗产，体现了其思想的超前性和伟大进步性，鼓励着中国几代人为之不屈不找地奋斗，也给了后来人以借鉴的经验。
开发大西北为经济发展的基地
大西北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部分，占中国领土的很大比例，发展大西北，不但可以平衡全国土地、人口，合理利用全国土地资源和丰富的劳动资源，从而达到全中国共同开发的目的，还能将开发大西北与军事、移民结合起来，防止帝国主义蚕食我国领土。不只是如此，孙中山从经济角度着眼，认识到发展西北经济不但具有广泛的前途，还是中国经济未来全面振兴发展的基础。因为这一认识，孙中山提出了“开发大西北作为中国经济全面发展之基地”的经济谋略。其主要内容包括把大西北建设成粮食、肉类、石油、皮毛工业之基地，把西藏建设为未来的矿藏基地，来服务于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
由于大西北地理、交通、经济等方面的特定状况，孙中山注意到了开发大西北，应该有主次之分，应该有重点有步骤。
第一，孙中山认为开发大西北最重要的是建设铁路。交通是国民经济的先行官，西北正是由于“交通运输机关缺乏之故，丰富地域，委为荒壤”，所以建筑铁路为最要之图，西北铁路系统为第一需要之铁路。孙中山设计着修起北方大港，然后以西北铁路把北方大港与西北各地联系起来，从经济角度而言，西北的肥沃土地、丰富资源就能得到开发，对全国经济的发展有极为重要的作用。而且，这一铁路把欧亚“两大陆于以连为一气”，“实居支配世界的重要位置，盖将来为欧亚铁路系统之主干，而中欧两陆人口之中心，因以联络……综观现在铁路，于世界位置上，无较此重要者。”
因此，孙中山提议先在西北铺设七千英里铁路作为基础，然后再逐步增加。他在“扩张西北铁路系统”中，又增建十八条铁路；于《实业计划》第四计划之第一部中央铁路系统的一部分，共效用所及之地区包括蒙古，新疆之一部；第四计划之第五部高原铁路系统中，除四川、云南外，其他地区的铁路皆为大西北铁路之一部分。
在铁路建设的计划中，孙中山注意到了铁路建设的主次、轻重之分。他认为第一计划之“西北铁路系统”为第一重点，西北铁路系统完成后，沿途地区经济逐步发展之后，再修筑西北的其他铁路。
第二，孙中山认为修筑铁路只是手段与条件，有了条件，没有人是不会发展的。所以他提出建设西北的第二步――移民。也就是从经济角度着眼，在一个国家之内，进行人口和资源的重新配置。
孙中山的移民政策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把人满之患的东南地区的“废弃之人力”，移殖到地旷人疏的大西北去，把劳动资源与自然资源结合起来，仿效北美合众国、加拿大、澳洲及阿尔丝丁等国所行之结果；二是准备在革命之后，把数百万的军队裁兵时，移屯西北。
孙中山设想在大西北采用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农业方式，以大机器来进行农牧生产。孙中山这一思路既解决了人口问题和防边问题，还致力于大西北的开发，以作为全国经济的基地。
第三，在移民发展经济的基础上，孙中山认为第三步骤是开发大西北的粮食生产（特别是肉类），毛纺工业和矿业。
孙中山认为发展大西北要因地制宜，要考虑到西北地广人稀，草原广阔的条件，因而可以建成全国的粮食基地，特别是肉类工业基地。他认为蒙古、新疆与甘肃一部分领域，面积约170万英方里，在于阿根廷共和国60万英方里，阿根廷为供给世界肉类之最大出产地，如果西北一带铁路运输能得到改善，广阔的草原能够全面地进行科学管理和综合利用，就能取阿根廷的地位而代之，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肉类生产地。
在建立肉类基地的同时，还要建立皮毛工业。孙中山认为中国因为工艺不发达，商业不振兴，每年廉价输出很多羊毛，而又高价进口皮毛成品，受到发达国家的经济侵略。开发大西北就是要消灭这种侵略，要利权自握。
孙中山根据当时的资料，认为西北主要是有油矿，主张大力开发，形成一个矿业基地。一是摆脱花费很大财力年年进口煤油汽油的局面，二是为将来工业发达，汽车业发达提供能源。
第四，孙中山认为开发大西北必须加强对黄河的治理。他说黄河几千年来威胁着数百万生灵的生命和财产，非以一劳永逸之策进行治理不可。他强调了治理黄河既治本又治标，治本在于植被，治标在于筑堤修坝。还要把防患与利用结合起来，变害为利，造福人类。
为了发展大西北，孙中山除了为大西北制定了计划，规划了步骤外，还为之设立了各种政治经济措施。
其一，用平均地权的方法来解决土地问题。孙中山为了杜绝土地投机商参与西北土地投机，决定采用国家收买，建成农庄，然后贷诸移民的方式。
其二，设立特别国家机关，统一安排移民事宜，特别国家机关在移民初期，行战时工场制度，以为移民运输居处衣食之备；到一定时候，成为资本主义地方自治性质的机关，移民拥有自治权利，“每一移民，应施以训练，俾能以民主政治精神，经营其个人局部之事业”，也就是办资本主义企业和农场。特别国家机关，管辖自治移民的企业和农场。
其三，在西北设立金融机关，建立兴农银行。当时中国的金融机关基本于掌握在帝国主义手里，创设民族金融机关以资济大西北的经济开发大业，是极为可取的。
其四，拨助专款建立西北开发之科研和实业公司。1912年，黄兴等人筹办了’拓殖协会”，孙中山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拨出了30万元巨额经费资助黄兴等人，表现了他开发大西北的宠伟心愿。
由于当时的条件限制，孙中山“开发大西北为中国全面经济发展之基地”的经济谋略，未能得到实现，却给了今天的现代化建设许多启示。
机器产生社会主义
孙中山极早就认识到了中国民穷财尽，所患在贫的现状，提出发展生产是近世经济上的头一件事，而且要高速度地发展，才能根本解决这一问题。
孙中山主张中国实行“第一工业革命”，易手工而用机器。他这一主张形成了他经济发展建设上“以机器辅助中国巨大之人工”的谋略。
他认为大机器生产是现代社会物质文明的标志，是推进社会发展的动力。他说：“机器巧，则百艺兴，制作盛。”“机器发明之后，用一个人管理一副机器，便可以做一百人或一千人的工夫。”“用机器来做工，就是一个很懒惰的和很寻常的人去管理，他的生产力也可以驾乎一个人力的几百倍，或者是千倍。”总之，自从大机器时代来到之后，整个世界文明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
中国落后的原因，就是中国至今尚用手工为生产，还处于小生产社会，还未能进人工业革命之第一步。中国要摆脱贫和落后的状况，就要立即废除手工劳动，而采用大机器生产。
孙中山认为采用机器生产不但是提高生产力的必要手段，还是改善中国人民生活状况的物质技术手段。他在《实业计划》中说：“世人尝以中国为生活最廉之国，其错误因为寻常见解以金钱之价值，衡量百物；若以工作之价值衡量生活费用，则中国为工人生活最贵之国。中国一寻常劳工，每日须工作十四――十六小时，仅能维持其生活，……工力多而廉，惟食物及生活货品，虽在寻常丰年，亦仅足敷四万万人之用，若值荒年则多数将陷入穷乏死亡。中国平民所以有此悲惨境遇者，由于国内一切事业皆不发达，生产方法不良，工力失去甚多。凡此一切之根本救治，……无论如何，必须用机器以辅助中国巨大之人工，以发达中国无限之富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