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话不但体现了孙中山认为机器生产是提高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
手段和条件，还体现了他那种“用机器以辅助中国巨大之人工，以发达中国无限之富源”的经济谋略。他认为中国只有采用机器生产，才能做到“上而军国要需，下而民生日用，皆能日就精良而省财力。”他尤其强调农业上采用机器的必要性。他认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根本，如果农业中不使用大机器，不讲求“农器”，而依靠中国传统的“牛马之劳”，是无法根本改变中国农业落后的局面，也就无法解决实现“民生”所面临的问题。中国农业的出路在于实现农业机械化，以科学技术补人工之不足。而农业的机械化，就能带动其他行业的机械化。
每次大战之后，总会有大量过时或过剩的军工生产能力转到民用上来，以医治战争的创伤和促进战争经济的发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在进行之时，孙中山就从战时看到了战后，预先设想，要利用时机，把大战结束之后的闲置下来的“宏大规模之机器”，接转来为民用服务。他还注意到了机器在轻重工业的协调搭配，在他的实业计划之中，不只是有着对钢铁冶炼、采矿、机械制造、造船以及车辆制造的注重，对粮油工业、纺织工业、日用工业、印刷业、建筑业等等，也有纲要式的设想。
孙中山在用机器生产武装国民经济建设的同时，还主张机械化和国有化并举。因为机器生产是适合于社会化大生产，如以机器去适应中国传统的那种私人小经济、小生产，根本就不可能发挥机器生产的优越性。因此，他强调中国不但必须赶快实行“废手工采机器”的“第一工业革命”，同时还必须实行“工业国有”的“第二工业革命”，只有这样，中国才有可能富强，人民生活才有可能改善。由此，孙中山不仅主张要把全国大矿业、大工业、大商业、大交通收归国家经营，还主张把所有人民之衣、食、住、行四大需要，皆由国家经营。
孙中山这种“以机器辅助中国巨大之人工，以发达中国无限之富源”的经济谋略，并未能在他当时得到实现，但他从《上李鸿章书》开始，到谋求实业救中国的过程中，对机器的重视，特别是他灵活把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协调搭配的思路，与国有化和机械化并举的思想，却留经后人许多借鉴的经验。
知有生之乐，谋有生之乐怎样确定财政的来源和怎样支出财政，是国家经济政策中极为重要的部分。在这个方面，孙中山有自己的整套的策略。他说：“国家经费，取给于民，必期合于理财学理。”什么是“合于理财学理”？他认为理财学理是改良社会经济组织，使人民“知有生之乐”，为人民“谋有生之乐”。孙中山在革命活动中所鼓动、宣传的某些思想与他在南京临时政府就职时所实施的某些政策，就充分显示了他于财政方面“知有生之乐，谋有生之乐”的经济谋略。
这一谋略首先体现在统一财政的思想上，他认为财政的统一是加强国家政权统一不可缺少的重要支柱和物质保证，更是“谋有生之乐”的前提和基础。财政统一的内容包括税制统一、税收机关的统一、关税自主等等，由此，孙中山提出了“改良社会经济组织”的举措，改良一切与财政有关的组织和制度。孙中山认为人民生活之所以穷，经济之所以落后，财政之所以困乏，都是因为“社会经济组织”不良引起的。所以必须改革清政府那一套管理制度，消除其苛剥、臃肿的陋习，建立良好的“社会经济组织”，才能使人民安居乐业。
他认为封建制度的财政是分散的、不统一的，地方与中央的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这是因为自级自足的经济是封建社会的经济支柱，是庞大的封建统治机构的主要经济来源，所以农业上的赋税特别多，严重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孙中山因此主张建立新的财政制度，促进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使人民过了好的生活。
在统一财政的思想上，孙中山在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期间，关重强调了盐政统一和发行公债的统一。他认为盐政关系到国计民生，1912年1月上任伊始，就发布了《统一盐政事权统一令》，命令实业部长张春兼任江苏两淮盐政总理，管辖江苏省松、太地区和淮南、淮北盐厂，以及行销淮盐的湘、鄂、皖、赣及苏五域的运销和人事等事务。为了解决临时政府的财政困乏，孙中山批令发行公债，就强调公债由中央政府统一发行，由国家成立专门机关，办理国家公债。
其二，孙中山关于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设想，也是他在财政方面“知有生之乐，谋有生之乐”经济谋略的表现。
按他的设想，财政收入主要为单一地价税，用地价税收入代替各种赋税。
后来，他又把国有企业的收入和对一些国家重要资源征收资源税、关税也作为财政收入的一部分。
地价税是孙中山提出“平均地权”思想时所倡导的主要方法，其内容是让地主自行将现有地价报给国家。国家根据地价课税，并规定土地的新涨价归国家所有：他认为“平均地权”之后，国家就可剔除清政府的一切苛捐杂税，因为只靠实行地价税就可充分满足国家的财政需要。
但是，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由于财政极端困难，孙中山提出了征收“税契”的观点，就是通过承认土地个人所有，在换取新地契的过程中，对地契进行征税。正如他所说：“中国近来患贫极了”，因此“补救之法，不但收地价税，尚当收印契税。”他于1912年10月2日在《上海报界公会欢迎会的演说》中说：“今民国成立，前清土地契约，当然作废，可由政府下令各省及各府各县，令民间更形易新契，并令其于易契时，报明该地现时值价若干，一一登计，收什之一税。”他这一观点与起初的地价单一税是互相矛盾的，可以说是非常时期的非常政策。
后来，孙中山的财政收入思想又纳入了国有企业的收入。他认为随着地价税的征收，国家就有财力来振兴实业，随着实业的发展，实业收入就成了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还为了保护本国工农业发展，孙中山提出征收高额关税，并将关税作为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在非常时期，临时政府财政很是困难，特别排在财政支出最后军费，更是紧迫。孙中山提出了几条非常措施来扩充财政，例如没收清政府官产和反动官僚的浮财、发行军事用票、借用外债等等无可奈何的方法。
财政的支出主要包括军费，国家行政开支人民福利事业的支出以及国家对地方生产的财政补助，其中，最重要的是人民生活福利事业的支出。
1912年，孙中山辞临时总统后在同盟会会员的饯别会上作了这方面的著名演说，其内容具体说来有几点：其一，发展经济，振兴实业为支出的重要部分，主要体现为国家对地方国营生产的补助支出；其二，养老、育幼、教育、济贫、救灾、医病等人民福利事业上的支出；其三，自来水、救灾、医病等人民福利事业上的支出；其三，自来水、电费等生活费用的支出；其四，国家行政费用的支出。
从其财政支出来看，孙中山对人民福利事业方面最为关心，即使致力建设实业的目的也是如此。他的整个财政思想，特别是关于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思想，都贯穿了他那“知有生之乐，谋有生之乐”的谋略，对后人很有启示。
以发展经济来解决人口问题
马克思说人口是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因此，谈近现代经济不谈人口问题是很难有说服力的，有着浓厚民主主义和人本主义思想色彩的孙中山，在他纷繁庞大的经济思想中，对中国人口问题十分关注，他忧虑着中国“人满为患”和“人口减少”，认识到了人口与经济的密切关系，提出了一种“以发展经济来解决人口问题”的经济谋略。
孙中山毕业奋斗的目标，就是要使中国几万万同胞有饭吃有衣穿，以便立国。正如他所说：“夫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不足食胡以养民？不养民胡以立国？”也正因为担心着几亿人的衣食，就不能不关心与此关系密切的人口问题。
孙中山对人口问题的看法，道先是认为“人满为患”，指出了人口繁殖太快及其将出现的严重后果。他这一思想不仅是对中国历史上人口论者，如商鞅、韩非、苏轼、马端临、汪士铎、薛福成等人的“患多”思想的继承，而且主要是对清代人口急增的严酷现实所进行的思索。
明清以来，农业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萌芽，为中国人口猛增提供了条件。
康、雍时期实行了“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和“摊丁人亩”两项新赋政，刺激乾隆以后人口的猛增，从1741年到1840年，99年间，人口从14，341万增至为41，282万，年均增长率高达10.74％。1840年后，由于战乱，人口下降1873年，人口为27，713万，此后人口上长幅度更大了，到1897年，又达到42，100万，21年之间，净增人口14，387万。
人口猛增产生了严重的社会后果：人地对比关系紧张，人口突破4亿之后，全国人均耕地由18世纪的8亩左右下降到不足2亩，远远低于了18世纪末洪亮吉所估计的人均4亩的“饥寒界线”，人均耕地的减少，导致了粮价的直线上升，每公石粮价由雍正时千钱以下上涨到道光时期的三千、四千；人多地少，米价腾贵，使得阶级矛盾激化社会动乱不已。
人口繁殖过快及其严重后果，促使孙中山苦苦思索，他认为唯有发展生产、扩大就业、增加食物，才能养活更多的人口，这就形成了他“以发展来解决人口问题”的经济谋略。他在：《上李鸿章书》中说：“盖今日之中国已大有人满之患矣，其势已岌岌不可终日。上则仕途壅塞，下则游手而嬉，嗷嗷之众，何以安此？……由斯而往，其势必至日甚一日，不急挽救，岂能无忧？天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不足食胡以养民？不养民胡以立国？是在先养而后教，此农政之兴尤为今日之急务了。”这段振聋发骏的话说明了他异于其他人口论者的关于解决人口问题的观点，而提出了兴农政的策略。
洪亮吉对人口增多表示出无奈的悲观；江士铎提出了“以刀兵消息之”的残酷办法；薛福成和陈炽主张发展大机器工业，扩大就业，使穷民有衣食之源，却又很不现实地寄希望于在中国尚未大量出现的资本家；在欧洲流行一时的马尔萨斯更是提出以战争和瘟疫来削减人口……唯独孙中山提出了以发展生产力来解决人口问题，他认为只要充分利用土地的潜力，以中国现有的土地，就能养活更多的人。
孙中山就如何发展生产力，提出了三种办法。
其一，充分开发土地资源，大力发展农业，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孙中山认为中国的“人满”并不是绝对的，而是与土地及其他自然资源搭配对比而言的相对过剩。为什么是相对的呢？因为在一定的土地面积上，劳动生产力越高，能养活的人口越多；相反则越少，他就中国与法国的土地和人口进行对比，认识到中国农业主要是技术落后。技术落后使得人和地两个因素的潜力得不到挖掘。就此，孙中山提出了“地尽其利，人尽其力”的想法和两个主张：（1）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中国当时共有荒地11.77亿亩，如开垦出来，肯定能解决很大的问题。（2）提高单产，扩大生产门路。他提出了机械、肥料、种子、除害、水利、运输、防灾等一整套农政方针。孙中山认为只有这样，就能使同等之田产数倍之物，一亩之田变为数亩之田。
其二，大力发展经济，使劳动力充分就业。孙中山认为消费人口相对于生产人口太多，使负担过高，也是“人满为患”的原因。如果劳动人口与生产资料、就业机会之间能相适应，人口问题会相对减弱很多。所以，孙中山着眼于大力兴办各种“生利”的事业，来解决患贫和人口问题，正如他所说：“中国若兴农、矿、制造，则十年之间，可以白养其民也。”
其三，移民恳荒。孙中山认为中国人口在地域分布极不平稳，畸形集中在东南地区，而西北很是荒芜。所以，为了缓和内地人口压力和就业困难，开发边疆无穷之富源，以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建设，他主张从“民族生聚之东南”移民到“凋零之西北”。在他的《实业计划》之中，计划以组建大规模国营农场的方式，从长江及沿海人的充盈之地，向东三省、内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等地移民，将应裁之兵数百万移往西北。孙中山的这一计划如果得到了实现，不但缓解人口问题，还可以使西北经济发展起来，达到国民经济发展地区间的平衡。
尽管有一段时期，孙中山就信了外国人说“中国人口正在锐减”的断言，忧虑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但其主流仍然是“人满为患”的忧虑。
这一点，特别是以发展生产力来解决人口问题的谋略，至今在人口众多的我国仍值得借鉴。
孙中山军事谋略
利用时机，在敌薄弱地带起事成大事，必不能少缺天时、地利、人和三个必要的客观条件。孙中山先生以毕生精力致力于通过革命战争打出一个民主共和新国家的伟大事业，以致使他的大半生传记看起来就像是一部武装后清的斗争。他前后亲自领导了10次反清起义，都符合着他利用有利时机，避实击虚，这样薄弱地带起事的策略方针。
19世纪末20世纪初，象征着封建君主专制的清王朝，对内镇压人民的反抗，对外勾结帝国主义，以出卖国家和民族的权益为条件来维护其腐败、落后、专制、残暴的统治，中国的资产阶级经过一次次的失败，认识到了在清王朝统治下是丝毫看不到通过自行改革，重新振作而使中国富强起来的希望了，不再为任何改革的迷雾所欺骗迷惑，只有坚持以暴力为手段来推翻它的统治，中国才有希望。但是，不管清王朝的没落和灭亡的趋势已不可逆转，可相对于力量薄弱的中国资产阶级来说，仍然是如此地强大而无法在短期内战胜。
孙中山在摸索革命道路时，不是简单地模仿欧美资产阶级革命主要在首都和重要城市发动起义的方式，而是选择敌对力量相对薄弱的边疆地区。从1895年孙中山发动第一次广州起义到1911年4月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孙中山共领导了10次起义：1895年广州起义，1900年广东惠州七女湖起义，1907年9月钦州防城起义，1907年12月广西镇南关起义，1908年11月云南河口起义，1910年2月广州（新军）起义，1911年4月广州黄花岗起义，在孙中山的指示和领导下，其他各地区的起义也蜂起云涌。起义的高潮是在同盟会成立之后，尤以1907――1908年次数最多；起义发动的地点也要集中在四个区域：一是两广云南地区，主要由同盟会组织管理；一是江西湖南交界处，即1906年的萍浏醴起义，这是由当地矿工掀起的自发起义，同盟会总部派人参与领导；一是安徽安庆，是光复会系统所组织管理，其中1907年徐锡麟所领导的安庆起义是与绍兴的秋瑾起义相配合的；另一个就是四川了，这一区域的起义主要是四川的同盟会志士奉孙中山的指示发动的。这四个区域最主要又是在广东，达9次之多。
早在惠州起义失败之后，孙中山就考虑到运用北部湾临海处接济外来军火的方便，和边境地区清政力量相对薄弱，起义容易成功的可能性酝酿出一个在丽广滇越边境发动起义的计划。孙中山计划在广东的东西两端地区即潮、惠、钦、廉同时起义，夺取全省，进入广西，以窥南宁，然后以粤、桂、滇为依托，北出长江以定中原。这个计划首要的一条是夺取两广，但从军火接济、进退有回旋之余地，易于聚集人员等各个方面来考虑的话，必须选择临近越南和北部湾的钦、廉两地。
越南当时是法国的殖民地，要在滇越边境举事，能寻求到法国政府的同情和援助是最好不过的了。早在1902年底，孙中山就与法国频频接触，然而令他失望的是他没能得到任何承诺。孙中山仍没放弃他的边境起义计划，而是进一步努力地在南洋一带包括印度支那半岛上开辟革命活动基地。为日后的起义创造条件。
1905年10月，同盟会刚刚成立不久，孙中山从横滨前往越南筹募革命经费。船至吴淞口时，法国情报军官布加卑自称奉本国陆军大臣三命前来求见。两人进行了长达8小时的密谈，布加卑表达了他个人对孙中山的钦佩，也暗示了法国政府有可能对此表示关切。孙中山也正寻求与法国有关方面的私下合作，以促成滇越边境起义的成功，两人相见恨晚，一拍即合。但由于有法国武官参加的在圣公会的日知会举行的会议上，有清方的人混入了会场而向湖广总督张之洞告密，引起了清政府与法国政府之间的交涉，引来了麻烦和法国政府的封锁，使得与越南接壤的云南边疆发动起义的可能性受挫。
孙中山不得不把目光转移到广东的廉州和钦州以及广西的上思州。但1906年6月，在新加坡与三合会首领，潮州富商许雪秋的相识，使他的计划扩大到了接近福建的广东潮州府和接近江西的广东惠州府。各地会党紧急联络行动，筹划起义。
1907年初，许雪秋电告孙中山潮州已准备就绪，孙中山复电要求与惠、钦、廉同时行动。3日，孙中山与胡汉民离开日本到达越南，在河内设立边疆起义指挥中心。孙中山亲自坐镇河内，命胡汉民前往香港，协助冯自由指挥潮惠起义；召黄兴离日来越，要黄兴亲自前往钦州廉州，策动清军郭人漳部，并任命王和顺为“中华民国军南军都督”，协助黄兴行动。4月，孙中山命令惠州地区会党道领邓子瑜在惠州归善、傅罗等地置军事。
潮惠钦廉约同一起举事，但由于潮州黄冈于1907年5月突然举事而被打破，使得1907年的起义变成了一连串孤立、分散的起义，不能相互呼应。1907年6月由邓子瑜、陈纯领导的惠州七女湖起义；9月由黄兴、王和顺组织的钦州防城起义；12月由黄明堂领导的广西镇南关起义，包括黄冈起义在内，全都失败了。
1907年四次起义失败之后，孙中山本人也被法国印度支那当局驱逐出境。但他仍坚持着他的边境起义计划。1908年3月，孙中山离开河内前，再一次发动了钦廉地区和滇越边境起义。他命胡汉民驻守河内机关，以黄兴为战地总司令发动起义，并云南河口作为偏师，以资策应。
1908年3月，黄兴在越南边界宣布起义，率军进攻钦州。4月在粤桂边界的马笃山以少胜多，击败清军郭人漳部，起义军队伍倍增。4月30日，在黄明堂、关仁甫的领导下，发动了河口起义，以策应黄兴的起义。起义当天就占领了河口，宣布成立去贵都督府，不久又分兵攻占了新街、万河、南溪等地。5月6日，黄兴取道越南海防途径河内前往河口，指挥作战。但由于义军中的清军降卒及会党游勇不听号令，致使义军进军个旧和蒙包的计划失败。不但无法策应钦廉上思的起义，还使自己成了孤军，在清军的接连反扑下失败了。而钦廉上思的起义也由于弹尽粮绝，没有后援于5月下旬相继失败。
孙中山所领导的六次边境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的影响却进一步地扩大了。1907年11月至1908年1月间，四川先后发动了沪州、成都、叙府三地的反清起义。
1907年7月，安庆和绍兴发动了由徐锡麟和秋瑾领导的起义；1908年11月，岳王会成员熊成基发动了安庆新军起义等等。总之，从1906年12月至1908年12月两年之间，在中国中部的湘赣边界，在东南部的安徽省，在西南地区的四川省和南部的两广云南省，一个月接一个月，一处接一处，起义的风潮此起彼伏，前仆后继，不仅严重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而且对清末政情和政局的演变，产生了直接影响。
孙中山所领导的边境起义，着重选择两广地带，当然一定着眼于边境地带敌对力量相对的薄弱，二就是由于起义力量主要来源于南洋一带，所以必须濒临海和陆上边界。他这种避实击虚，选择山高皇帝远的薄弱地带作为举事地点和策略对后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战略战术有着深刻影响。
孙中山在发动起义时，不但对地点的选择有所考虑，还对起义的时间选择也很是斟酌。清王朝的残暴和腐败，陷民于水深火热之中，致使群众自发斗争日益高涨，客观上为革命派发动武装起义创造了许多有利时机。孙中山敏锐地观察到了这一点，在不少文章和函电中都曾揭示了中国劳动群众因无法忍受清政府压迫而奋起反护的革命形势，并指出革命党应该利用这种有利时机来完成自己的大业。同盟会成立后的第一次大规模武装起义――萍浏醴起义就是典型一例。
江西的萍乡，湖南的浏阳、醴陵处于湘赣交界地区，历史是两省哥老会聚会谋事的地方。1905年，其首领马福益被清政府杀害后，会众一直在图谋着为他报仇，倾向于革命。而1906年，长江流域发生了严重水灾，不少地区陷于饥馑状态。孙中山认为这是一个好时机，委派同盟会会员刘道一，蔡绍南回国作起义准备。很快就组织了以洪江会、洪福会和哥老会为基础的起义军，并得到了广大贫苦农民和安源煤矿工人的支持。12月4日起义爆发，不数日，迅速发展到三万人左右，一度控制四五个县，威震长江流域各省，给了清政府很大打击。
1910年10月，在南洋槟榔屿的孙中山得知广东连州抗钉门牌而聚众揭毁总捐、屠捐各公司，并焚毁了美国教堂和教会学校，很是高兴，认为又是革命有利时机来到了，他在致邓泽如的信中说：“近日内地因钉门牌、收梁税，各处人心不服，皆思反抗，机局大有可为，吾党不可不乘迸图大举。”
1910年山东莱阳的抗捐斗争，长沙抢米风潮以及波及全国的收回利权斗争，把革命情绪和革命声势推向了颠峰。
正如孙中山所指出的那个，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抓住了有利时机，于1912年发动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封建君主专制王朝，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
暗杀，攻敌之心资产阶级辛亥革命时期，有另一项与反清武装起义相辅而行的暴力行动――暗杀。暗杀在辛亥革命时期曾风行一时，不少革命党人如黄兴、章太炎都认为暗杀满清权要是配合起义的一种辅助手段。孙中山也不例外，他曾对暗杀的可行性有过评议。孙中山说：“暗杀须顾当时革命之情形，与敌我两者损害孰甚；若以暗杀而阻我它种运动之进行，则虽歼敌之渠，也为不值；敌之势力未破，其造恶者不过个人甲乙之更替，而我以党人之良搏之，代价实不相当；惟与革命进行事机相应，及不至动摇我根本计划者，乃可行耳。”
孙中山这番话说明了他看待暗杀的态度，他提出了三个条件，其一是衡量革命与反革命双方损害之程度，以利于革命，不妨害它种运动为前提；其二是考虑所支出的代价值不值得，其三是必须以不损害和动摇根本计划为原则。孙中山对暗杀的态度可以说进一步促进暗杀行动的增加，特别是1911年3月29日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之后，黄兴也决意行暗杀主义时，胡汉民也认为“此不止为复仇计，亦以寒敌之胆，而张吾军。”
辛亥革命领导人所持的态度使得党人的暗杀行动屡见不鲜，从1904年到武昌起义，到黄花岗起义后不久，共有8次著名的暗杀行动。1904年万福华枪击王之春于上海，未遂，万被捕入狱；1905年王汉枪击铁良于河南彰德，未遂，王役井而死；1905年吴木樾炸出洋五大臣于北京前门车部，未遂，吴当场殉难；1907年刘思复炸水师提督李准，未遂，刘自伤；1910年汪精卫、黄复生谋炸清摄政王载沣于北京，未遂，汪被捕入狱；1911年温生才枪杀广州将军孚琦于广州，事成，温遭捕杀；1911年8月13日，陈敬岳、林冠慈以炸弹击李准于广州双门底，未遂；1911年10月25日，李沛基炸毙广州将军凤山。
万福华在戊戌政变后开始倾向革命，1904年拟谋刺杀户部侍郎铁良未果，不久与刘光汉谋刺企图出卖广西权益的前巡抚王之春。他邀王于英租界金谷香西菜馆共进晚餐，王一出现，万举枪射击，但因不会射击手枪，事不成反被逮捕。
王汉曾与刘静庵策划长沙起义，事泄不成。便谋刺反对革命的满族大员铁良，王白清任务，先计划在汉口大智门车站行动，而铁良的火车开往了河南彰德，王尾随而去，在彰德行刺，不中，担心被识破，于所住客店投井而死。年仅22岁，结婚才过一个月，客店老板义葬之。
吴樾目标起初是铁良，欲竟王汉未成之志，后听说清廷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吴买了一套官差衣锦，乔装跟随，但因口音不似北语，而被阻上车。他混上车后，炸弹暗藏于袍内，因机头和车身碰合致使他的撞针式炸弹自行爆炸，吴当即被炸死，对方有一亲属被炸死，五大臣中，载泽和绍英被炸伤，徐世昌衣袍被炸破。送行大臣中，伍廷芳两耳震伤。事变后，清廷大震，徐世昌、绍英因此不再出洋，由尚其享和李盛铎代行。
刘思复1907年参加潮惠起义和策划，当时革命党人都认为粤督岑春煊和水师提督不准为革命公敌，非去一不可。刘约人在水师行台处谋刺李准，而那早上李早已路过，而刘思复炸伤了自己，被捕判刑二年。
汪精卫与黄复生决定炸摄政王载冲，择定会刹海旁之甘冰桥为爆炸地点，行动时被一个导措找几次不归的老婆的人撞着，报答而未成。
温生才在1911年4月，预伏在广州将军孚琦前往燕塘观看冯如试飞机的要路上，孚琦回来时，温抢眇到轿前，迎面放枪，击死了孚琦，，温被捕就义。
陈敬岳、林冠慈在广州双门底炸李准和李沛基炸毙广州将军凤山的事件，是在黄花岗起义失败之后，革命者产生了严重的急躁冒险情绪所引起的。
当然这些暗杀行动并非为了个人目的，而是为打击反动统治者的嚣张气焰而作的一种努力，加王汉枪击铁良，是在亡国之痛的刺激下产生的，万福华枪击王之春，是为了抗议清吏出卖国家主权，引狼入室等等，这些暗杀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如陈敬岳和李沛基的事件之后，“清大臣与各省疆吏，人人自危，不止张鸣岐、李准胆落而已。”
但是辛亥革命的暗杀活动是与资产阶级革命派本身的历史观和阶级局限有关，他既是暗杀者崇高的牺牲精神的表现，也是一些人在特定条件下产生了急躁悲观情绪的反应。暗杀活动本质上是个人恐怖活动，虽无法实现目标，可造成一定的影响。虽不能推倒清政府，但在一定程度打击了清政府的统治。
在特定的时代和特定条件的制约下，孙中山把暗杀当作革命的辅助手段，因时、因事、因人而言，是应该肯定那一部分应该肯定的东西。孙中山这一策略也确实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促进了起义。
建设革命根据地
中山在确立了实行武装斗争的方针之后，就面临着武装斗争走什么道路的战略问题了。
孙中山的武装斗争生涯，是从宣传鼓动和筹饷开始的，他起初认为只要有了“愿意干”的人和钱买枪支弹药，便可以进行遥控起义，他把指挥部设在海外和香港，对国内的武装起义进行膑近指挥。但由于清政府与孙中山留居国和地区交涉，弄得这些国家和地区政府驱逐孙中山，使他在临近中国的地方，如日本、越南、南洋各地均无法立足。孙冲山认识到国内无根据地，便无法组织训练部队，无法取得军械弹药等后勤保障，更无法宣传和组织群众。
1895年，孙中山以香港为活动基地，筹划发动广州起义时，就制定了“袭取广州以为根据”的计划，并有了向北发展的战略意图。
1897年至1898年，孙中山在日本与宫崎寅藏讨论研究中国军事斗争的战略时，提出了武装斗争总的战略方针。他说：“我辈须静观清政府之所为如何，暗给日、英两国为后劲，我同志之士相率潜入内地，收揽所在之英雄，先据有一二省为根本，以为割据之势，而后张势威于四方，奠定大局也。”
孙中山这一战略方针的核心是“割据”，并认识到了割据必须是武装的，要不然就会“地方豪杰互争雄长，亘数十年不能统一”的局面。他还意识到了割据是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必由之路。他认为，只有先“割据”，然后以此为基地，发展势力，“张势威于四方”，才能最后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
孙中山选择南方的粤桂滇三省作为根据地，三省之中又“以广东为最善”。选择南方三省特别是广东作为根据地是有他的战略思想的。一是南方各省反清的会党势力较集中强大；二是这几省的华侨多，而孙中山早年的革命活动就是在华侨中展开的，从海外取得财力物力的支援方便得多；三是清政府的政治军事重心都在北方，南方力量相对薄弱一些；四是南方几省经济较发达，有建设根据地的财源基础，便于进一步发展，孙中山在《致邓泽如函》中说：“南宁为广西之中心点，得南宁，则北取桂林以出湖南，东取梧州以出广东，革命之基础可固。”“有两广为根本，治军北上，长江南北及黄河南北诸同志，必齐起响应，成恢复之大功，立昌明之政体。”后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根据地集中到广东，尤其是广州。
1916年的讨袁战争，也以广东为根据地。孙中山仔细分析了当时的时势，制定了战略方针。他说：“长江一带，敌屯重兵，且有津浦、京汉两线运输之利，急于争衡，过费资力，刻下决注全力于粤省，旁及福建、闽、粤一下，与云贵打成一片，南方局势，已足自治。”但由于根据地建设不力，付袁战争失败了。
1921年5月5日，经过了护法战争失败后的孙中山在广州第二次建立政权。他认为新政权的主要任务是建立一个政治上民主，军事上统一的根据地，以作为北伐的大本营，彻底消灭一切军阀统治，统一全国。他就根据地的建设作了很多的探索和尝试。最突出的就是关于根据地内党、政、军统一的思想和实践，强调指出根据地必须由革命党领导，根据地必须加强政权建设，加强民主政治，根据地必须实行军令统一，军政统一，使武装力量为革命党和革命政权所掌握的重要原则。1921年4月4日，孙中山详细阐述了“五权宪法”和国家机关的组成，规定了军政部设于政府行政院下。同月，又在《陆军部官制令》中规定：“陆军总长承大总统大命。”这样，就为根据地军政统一的组织建设打好了基础。
在组织建设打好基础之后，孙中山开始了军事上巩固两广革命根据地的行动。孙中山下一步的战略就是剿灭桂系，平定西面了。他认为取得广西后，可解除广东侧翼威胁而巩固广东，消除后顾之忧，而可转入军事大进功，实现北伐的宏图。当时桂系军阀与北京政府勾结起来了，陆荣廷集兵15000于梧州准备反攻广东，北洋军三路出兵“援粤”。革命只能采取果敢措施了。5月28日，孙中山命陈炯时出肇后趋梧州，命许崇智由北江迎击沈鸿英，命李烈钧统一指挥滇、黔、赣军由湘黔向桂林、柳州进攻，并电告赵恒锡派兵助战。经过四个月的艰苦奋战，革命军捣毁了桂系老巢龙州，陆荣延本人也亡命越南。孙中山将广东广西联成一片而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战略目标得到了实现。
但革命根据地的巩固问题由于陈炯明和沈鸿荣的叛乱和武力进攻广州而受到了威胁。经过艰苦的斗争，1923年，孙中山重返广州，建立了陆海军大元帅府。他这一次建设政权是要实行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改组国民党，重建革命根据地来进行北伐。他说：“十三年以前，我们都是用广州做革命的起点，广州是革命党的发源地，是很光荣的。我们想重新再建民国，还要拿这个光荣的地方作为起点。好比做新屋一样，必须选好一个好屋基，广州市就是我们创建民国的好屋基。”“速谋恢复广东之秩序，以广东政府为中心，谋中国之统一，以开导各省。”
在讨伐陈炯明和沈鸿英之后，孙中山关于广东根据地的建设思想有了新的发展，他作了建立政权、动员组织民众和统一财政、收回关作余三个方面的努力。广东根据地军政政权的建立使得军事斗争和政权建设密切结合起来。促进了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统一财政、收回关余的措施，整顿了军队丰裕了军饷也促进了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认识到人民群众的“实力异常伟大，而其力大于枪炮十倍百倍而已”，广东根据地的生存发展，需要“有组织的民众为后援”。1924年10月镇压商团叛乱，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就是依靠民众革命斗争必须与民众相结合，是他巩固根据地思想的重大发展。
广东革命根据地巩固与发展，为北伐打好了坚实的大本营基础，为1924年年底的北伐扫清了障碍，并为其初期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孙中山在辛亥革命时期的军事思想和军事实践，都在努力建立一块是可以与北方政府抗衡的根据地，并希望以根据地为大本营，北伐统一中国，建立共和。并且孙中山运用民众基础和武装实力相结合的原则来选择根据地，在根据地内实行政治与军事并重的措施，以及根据地向纵深发展的构想，都是极有价值的。
革命根据地是革命的策原地和革命的突破口，孙中山在广东播下了革命的种子，用他的革命思想教育了广东人民，还在根据地里建立了军校和革命军队，为全民革命输送了大批人才。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对全国有着巨大的影响，使革命之花在全国开放，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页，也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打下了基础。
孙中山在武装革命中没有走中国几千年来农民起义流窜作战的老路子，而是开创性地走建设革命根据地为路子，对当时的时势而言是英明的时期。
武力与国民相结合
孙中山领导武装革命几经失败，自己被迫几次离开政府，他发现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不是北方政府而是革命阵营内部的叛乱，两广军阀在“护法”“护国”战争中的不齐心；在建设广东革命根据地期间，陆荣廷、陈炯明、沈鸿英、杨希闵、刘震衰等相继叛变革命，使革命功败垂成，甚至几遭覆顶之灾，失败擦亮了孙中山的眼睛，他逐步认识到了依靠一派军阀去打败另一派军阀是不可能使革命成功的，他不仅认识到要造就一支革命军，而且还认识到了单独依靠兵力奋斗是行不通的，必须领先民众。他说：“若单独依靠兵力，是不足靠的”“要以人民之心力，为吾党之力量，要用人之心力以奋斗。”孙中山这一认识的飞跃，表明他的基本的战略思想的根本转变，转变为依靠以人民群众为基础的武力与国民相结合。
孙中山这个转变，是在召开国民党一大前后完成的，他这个转变有他本人在数次失败，逐步从内心加速这一认识的一方面原因；也有十月革命和中共的成立为确立新的战略思想提供了契机，苏共和中共的帮助是他加速这一转变的另一方面原因。中国共产党人善意地批评他忽视了群众工作，并指出这是国民党自辛亥革命以来，十二年奋斗却一无所成的主要原因。共产国际代表向孙中山建议“要推进革命，必先造成革命态势，对群众进行长期、细致的组织工作和政治工作，经常联系群众，带领群众。”苏共和中共的帮助使他开阔了视野，认识到“吾党之奋斗，多是倚靠兵力之奋斗，故胜败无常，若长此以往，吾党终元成功之希望，吾党三民主义，终元成功之一日。”
1923年12月，孙中山作了三次演说：《要靠党员成功，不专靠军队成功》、《革命成功全赖宣传主义》、《党员应协同军队来奋斗》，三次演说标志着他的转变。1924年1月23日发表的著名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确立了新三民主义。宣言中他指出要完成反帝反封建任务，必须努力于赞助国内各种平民阶级之组织，以发扬国民之能力，盖惟国民党与民族深切结合之后，中国民族之真正自由与独立始有可望。他甚至提出要为农夫、工人而奋斗。他还提出两个重要原则，即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提出给农以土地，要改良工人之生活，扶助他们为自身而奋斗。他重新阐释的三民主义强调了武装改造民国必须依靠民众，为革命战争找到了基本力量。
孙中山其实早在1923年11月25日《在广州大本营对国民党员的演说》
中就仔细阐明了他这种新战略思想的基本点：
第一是人民之心力与兵力，二者并行不悖。他认为革命既需要兵力，也需要人民的心力，二者的有机结合才能促使革命的真正成功。革命要反帝反封，必须以军队为手段，军队是以杀人暴力为革命破除障碍使敌人屈服的手段。但革命的成功，非能专靠杀人，尤须救人也。然欲救人必须全国人民能自救。他还从另一角度阐述了这一观点，他说建国有两种力量，一是军队之力量，二是主义之力量。军队的力量使敌屈服，而主义的力量就在于使人心服，自觉地为主义奋斗，两者相辅相成，各尽其效。即兵力与人民之心力的有机结合。孙中山这一主张指明了武装斗争与国民结合的方向。
第二是人民心力为兵力的基础。这是孙中山在总结以往茧命斗争的经验教育所得到的新体会。他在演说中说武昌起义，讨袁、护法三次都以武力胜了，但革命仍未成功，是“因吾党尚欠缺力量之故，所欠缺何种力量？就是人民的心力，……革命行动，欠缺人民心力，无异元源之水，无本之木。”
他说：“吾党想立于不败之地，今后奋斗之途径，必先得民心，要国内人民与吾党同一个志愿，要使国内人民皆与吾党合作，因为革命奋斗，必如此方可成功，且必有此力量，革命方可以决其成功。”他指出兵力与心力两者，当以人民之心力做基础，为最足靠。实际上，他指出了武力与国民结合的前提是人民心力为兵力的基础，表明了他找了革命力量的源泉。
第三是宣传和组织群众，合群力奋斗。他人为中国革命事业太大，要造成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国家，必须做到党员协同军队奋斗的同时，要先得民心，使革命党、革命军队与人民合作奋斗，即他所说的合群力奋斗。就如何合群力奋斗，他提出了两项措施：一是用主义宣传群众，一是用革命的方法组织群众。孙中山这一思想的提出，为武力和国民相结合指出了根本途径。
孙中山把武力与国民相结合的军事思想还在一步步地升华。1924年4月12日，在致电全国学农工商的通电中指出，“工人为本党之基础，本党之奋斗乃为发展实业而奋斗，为工人利益而奋斗，工人与本党共同奋斗。”1924年8月21日，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届毕业典礼上说：“农民是我国人民之中的最大多数，如果农民不参加革命，就是我们革命没有基础。国民党这次改组，要加入农民运动，就是要用农民来做基础。”这表明孙中山已认识到了革命依靠国民力量，主要是要依靠在国民占大多数的工人和农民，武力和国民相结合，主要是与工人农民相结合，这种认识使得孙中山转向了依靠和武装工农。
孙中山这种进行激进的转变，遭到了国民党内部代表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利益的右派的反抗，但孙中山矢志不渝。他这种思想的正确性在紧接而来的平定商团叛乱、第一次东征、第二次东征、北代战争中得到了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