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10月14日的平定商团叛乱中，工团军和农民自卫军给予了黄傅学生军和滇、桂、湘、豫、粤各军以极大支持，为平定商团叛乱立下了大功，工农在两次东征和北伐战争中所表现的革命热情和起的巨大作用更加妇孺皆知了。
孙中山就武力与国民结合的探索，在北上时又更进了一步。他在《北上宣言》中说：“第一步是使武力与国民结合，第二步使武力为国民之武力，国民革命，必于此时，乃能告厥成功。”并指出武力与国民结合的途径是使时局的发展适应国民之需要，是使国民自择其需要。这进一步指出了武力与国民结合的基本精神是使武力拥护国民利益，为国民利益服务。这不但指明了军队革命化的途径，也指明了中国革命通向胜利的途径。
武器与精神相结合
与许多资产阶级军事家坚持唯武器论不同，孙中山在考虑战略战术的诸因素时，特别重视人的因素，他认为任何战略战术，都是通过人与武器的结合体现出来的。他在《军人精神教育》中说：“若无精神，子弹虽多，适以资敌。一旦临战，委之弃之，非为敌人运输战利品乎？”他认为战争不能“专恃物质”，而应是“精神与物质相辅为用”，这就是武器必须与精神相结合的战略思想。
孙中山极早就注意到了建设军队必须在政治思想上下功夫。早在1903年，他在日本东京创办军事学校时，就把兴中会的宗旨“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作为该校的宗旨，可以看出，他在此就作了精神思想教育与军事知识教育并重的尝试。
南京政府成立后，孙中山指示陆军部颁布了《维持地方治安军律》12条，强调军队的组织纪律性，条文重申“擅封民屋财产者抢毙，”“硬搬良民箱笼及银钱者枪毙”。孙中山这些规定是从十多年来会党新军反清武装斗争中常出现危害人民生命财产的经验教训中总结出来的，他欲重视军队的精神风貌建设，以加强军队的战斗力。
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在第二次成立折广州政府的就职宣言中提出军政统一的任务时，提出了军队“由共同的目的，以为共同的行动。”他的意图就是要以“拥树民国”这一共同的目的来统一军队。并指出“拥树民国”
为民国军人的“天职”，并把“忠爱民国”作为军官的培养、考核和晋升的主要条件之一。在“拥树民国”的军事思想中，他还十分强调军队必须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明确了民国的军队是以消灭封建专制、拯救民众为己任的人民军队。这一方针的确立，使军队的精神思想得到了提高，使他们从只为吃军粮而战上升到为自己的利益而战的觉悟程度，战斗力更是增强了。
1921年12月10日，孙中山《在桂林对滇赣粤军的演说》中进一步阐明了精神与武器相结合的军队建设谋略，他主要从三个方面阐述了其重要性。
一是必须对革命军人进行革命精神教育。孙中山认为革命军人必须受非常之军人教育，必须与“当兵吃粮”的旧军人有所区别，也就是说要“同负革命之责任”，“非有革命精神不为功”，即革命军人须有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和不屈的斗志。对军人实行精神教育是革命军人履行职志和实现其本质的要求。他认为反帝反军阀都必须有革命精神。而且革命精神是克敌制胜的保证。他以一童子与牛的力量对比来类比，他认为，牛力大但没精神，所以受制童子；童子力小但有精神，所以能够制服牛。
二是确定三民主义为军人革命精神的核心。孙中山要求革命军人为实行三民主义而奋斗，他说革命军人高尚思想的根本表现就在于为三民主义而英勇献身。而军人一旦具有了这种献身精神，就能吃苦耐劳，视死如归，表现出最大的勇敢，就能战无不胜。
第三是军人必须具备智、仁、勇的精神要素。他说：“所谓精神，非泛泛言之，智、仁、勇三者，即为军人精神之要素。”军人之智是指军人能“别是非，明利害，识时势，知彼己。”还强调“军人之智，须以合乎道义为准。”
而军人之仁与智不同，他说：“所贵乎智者，在能明利害，故明哲保身，谓之智。仁则不问利害如何，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求仁得仁，斯无怨矣。”革命军人之仁就在于为实现三民主义而不怕牺牲。军人之勇就在于不怕牺牲了。他常说：“为革命而死我，死得其所。”他鼓励军人说：“诸君既为军人，不宜畏死，畏死则勿为军人。”孙中山这种智、仁、勇的思想，三者之间并非独立的，而是把智慧和道德相融，把勇敢精神与革命理想联系起来，是极有份量的，为革命军队的建设铺置了一条新的路子。
孙中山在将武器与精神相统一的思想形成之后，就开始了初步的实践。
1924年创办黄博军校时，规定培养爱国精神为主要办学方针。《陆军军官学校暂行条件稿》规定，本校“授以初级军官应有之学术，养成爱国之精神，使具有初级军官之资格为宗旨”，在后来的《陆军部陆军军官学校教育方针印本》中指出：“凡军官之适否，不徒在其学识才能，尤其在其精神品性如何，故教授学术之时，须常涵养其德生，鼓舞其精气，以发挥其成为忠爱民国之良质，陶冶其成为坚定军人之志操，最为重要。”可见其对精神的重视。
孙中山将武器与精神相结合这一军事思想的探索和实践，是他建军思想上光辉的一页。孙中山这一思想既符合中国古兵法中“驭心为上”的原则，却又不象中国古代起义者那样运用宗教迷信等方式来达到这一目的，而是运用革命的实质阐述达到这一目的。孙中山在战略上这一开创，立即加强了革命军的力量，使他们在紧接而业的东征和北伐战争之中，做到了武器与精神的有机结合，使得他们常常以少胜多，所向披靡，而这样的兵法是一个崭新的开创，是孙中山在革命时期所施行的战略谋略之一，既为当时的革命作了贡献，也为日后的革命提供了有利的经验。
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
在中国古兵法中，伐交为上，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中，战略上总能孤立敌方，使自己获得最大量的支持者。军事上并不能泥拘于“道不同不相与谋”的道义框框，大敌当前，总是先给交与我方矛盾较小的力量，以达到最终战胜强敌的战略目标。
孙中山这种战略思想在二次革命前后就开始酝酿，在面对袁世凯和后来强大的直系军阀的强敌压境之时，总能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结成联盟，来抗拒强敌。
这种谋略的第一次运用是在二次革命时期。早在1911年秋辛亥革命爆发的时候，河南爆发了一支由白朗领导的贫苦农民反抗封建压迫的武装起义，他们起初是在河南宝丰、鲁山等地活动，12月打出了革命的旗号，并参加了革命党人领导的鲁山战役。袁世凯窃取革命胜利果实之后，遭到了围剿，只有80人幸免于难。不久又迅速发展起来，并打着鲜明的反袁旗号。
袁世凯称帝之后，革命失败了，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不得不举起了“二次革命”的旗号，组织武装力量，与有着巨大军事力量的袁世凯对垒。就当时的力量对比而言，革命党人处于极大的劣势，孤掌难鸣，只有联合其他力量一起奋斗才有希望。孙中山等革命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当时转战于豫、鄂两省、牵制了北洋军阀部分兵力，威胁着京汉铁路运输的白朗起义军，孙中山派人与白朗联系，要求白朗军与抗袁军配合行动，使其担任扰乱敌人后方的任务。虽然孙中山派去联络的人因路上受阻，未能见到白朗，黄兴致白朗的亲笔信也因被截而没能让白朗见到，但他们联合作战的思想和为实现它所付出的努力，无疑是正确的。
讨袁时，孙中山不只是与白朗的武装力量尝试着联合行动，他甚至领导全国各派力量建立武装讨袁联合战线。当时可以联合的柄派主要力量是进步党和西南军阀。进步党本来是由维新派人士梁启超所领导的，是一个拥袁的政党，与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党是对立的。只是袁世凯当上总统之后受到了排挤，不为袁氏所容，又看到袁氏复辟帝制，引起全国人的反对，进步党为了自存而从拥袁走上了反袁的道路，是当时反袁最雄厚的力量。西南军阀与国民党本来也志不同道不合，只是担心袁氏在一个个消灭异己力量，不再反抗，万难瓦全，所以也举起了反袁的旗号。
孙中山清楚地看到了当时的形势和力量对比，意识到只有运用“联合战线”这策略武器，才能自存和反袁胜利，他摒弃了宗派主义的小圈子，力主在“共同计贼”这面大旗下，与进步党及西南军阀联合起来。
孙中山这一策略面临着两个问题：一是怎样说服带有关主义色彩的中华革命党；一是怎样与其他两派力量联合。他在《讨袁宣言》中说与进步党的政争已成陈迹，今主义既合，目的不殊，可以本其爱国之精神，相提携于事实。他致电中华革命党各地领导人，要“体察此意，一切事宜务求与讨袁各派协同进行，以收群策群力之效。”孙中山为了促成护国联合阵线的建立，他主张在尊重约法的大前提下作出一定的让步。他联合军用什么旗号的问题产生了争执，但由于云、贵、桂、浙己采用了五色旗，为了不使讨贼军之间互有猜疑，孙中山下令中华革命党用的青天白日旗换成五色旗。孙中山这种努力，使得护国联合阵线付诸了实践。
孙中山还注意到如何来巩固和发展联合战线，他从实际出发提出四条原则，来约束联合战线内部的团结，力求把握联合战线的领导权。他认为第一，对于敌人要“以武力取彼凶残”，在联合战线内部“凡百可本之约法以为解决”；第二，除恶条尽，一定要把讨袁战争进行到底；第三，必须反对妥协；第四，应由革命党领导。护国统一战线尽管由尽步党和西南军阀的妥协，而使护国战争未能取得彻底的胜利。但孙中山这种“团结友军打击敌人”的策略的实践，说明了他的军事思想一步步走向了成熟，为后来成功地建立“反直军事联盟”积累了经验和教训。
孙中山的北伐主张早在他产生武装革命和武力改造民国的思想时就形成了，他认为北伐有关于革命是否成功，有关于中国的存亡。他在《对驻广州滇军的演说》中说“一定要北代，中国的存亡，就在我们此次能不能北伐。
如果能够北伐、革命便可以成功，中国便可以长存：如果不能北伐，革命便要失败，中国便要亡国。”但是北伐的主要目标――直系军阀的实力不可小觑。
直系军阀拥有重兵40万，有极大的军事优势，政治上控制了北京政权，有很强的影响，经济力量也很雄厚，况且还得到了英、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各个主面的综合实力比国民政府要大得多。如果去鸡蛋碰石头，鹿死谁手尚未可知。
孙中山仔细地分析当时的形势，发现直系的曹锟、吴佩孚企图以“武力统一”的政策来消灭各派军阀，一统天下，这不仅与南方革命力量势不两立，与直系外的各派军伐也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各派军阀也想除掉直系而后快。孙中山决定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认为应该联合一切反直力量，建立全国武装反直联合战线，达到消灭直系，武力改造民国的目标。
孙中山的反直联合战线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联合西南和联络西北；一是分化直系军阀，与张作霖的奉系的段祺瑞的皖系结成军事联盟。
总之，联合一切反直的力量，全国共举，武装讨直。
建立反直联合的第一步是联络西南各省，他认为要北伐讨直，必须先巩固西南。如果“西南能够联成一气，共同出兵北伐，很快就可以得武汉，得了武汉以后，便可以恢复民主元年的力量。”
孙中山认为西南联盟的主要力量在四川，1923年在广州重建革命政权后，就派石青阳等回四川活动，争取四川各方面人士的合作。不久，任命四川的熊克武为四川讨贼军总司令，命令熊督率各军，迅速扫荡，肃清川境，并力中原。孙中山秉着建立反直联合的精神，对很多军阀都摒弃前嫌，把众多的力量团结在自己的阵营之中。他大力争取云南的唐继尧、贵州的袁祖铭，命孔康为湖北讨贼军总司令，命孔“淬励部属，会合川军定川局，进军武汉。”
孙中山认为北伐同样需要西北各省的积极响应，如西北方向也出兵讨直，就置直系于前后受敌的境地了。他一方面派人去西北活动，一方面亲自写信给刘允臣等人，希望他们积极配合革命军北伐。
走出了第一步之后，孙中山开始了第二步――分化直系，联合奉皖。为了武装讨直，孙中山对直系的冯玉祥部展开了思想攻势，派孔祥熙送去孙中山亲笔的《建国大纲》，派与冯接触较多的徐谦、钮永健、王法勤等人，劝他联奉、皖，打倒最反动的直系军阀，致使冯玉祥加入了联盟并发动了北京政变。
出于经济和军事的原因，比如从奉、皖方面取得经济援助；比如阻止吴佩孚的势力向南发展和对直系实行南北夹击等等，孙中山决定与奉、皖结成军事联盟。
广东根据他当时的经济已是非常危机，无法巩固和发展，更何况孙中山方面北伐力量有限，不联合奉、皖，欲打垮直系是不可能的。孙中山清醒地看到了这一形势，也发现有直奉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可以利用。
1922年5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北方局势为之紧张。1923年2月，孙中山重返广州建立大元帅府之后，就立即派汪精卫前往奉天，讨论联合讨直之事，建议军事上南方政府出兵北代，奉军出兵关内，攻占北京；政治上打倒曹、吴之后，召开国民会议，商讨国家统一和建设等事项。1923年10月曹锟贿选之后，孙中山又联合了天津段祺瑞，奉天张作霖，浙江卢永样，相约四方共同举兵，讨伐曹吴。至此，反直军事联盟形成了。张作霖和卢永祥在经济和军火上给了广东政府很大的援助，使广东政府解决了一时的困难，发展了力量，江浙战争一爆发，张作霖通电响应，率师入关；孙中山发表宣言，移师北伐。
孙中山这种远交近攻，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的策略，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此是借人之力量，以于革命事业”。他这一策略的实践和胜利是他军事思想中的闪光点。
以俄为师
孙中山在改组国民党的前后认识到了十三年的革命未能成功的原因是缺
少一支革命军，一支与“当兵吃粮的旧军队完全不同的革命军。他迫切要求建设一支革命军队，但他认识到仍然按照以前那方法建军是不行的，孙中山开始了中国史元前例的关于一支革命军队的新探索。
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从苏联十月革命胜利是凭借一支强大的革命军的例子中得到了启示，提出了他的“以俄为师”的建立指导思想。
孙中山“以俄为师”的建军策略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重视军队政治思想工作；一是重视军队骨干培养，以军校的形式来训练军队的骨干；一是改革军队的组织结构建设。当然，三者之间并否独立的，而是互相联系的，互相影响的。
政治建军上所作的努力是极具开创性的，也很是成功的。孙中山在对苏联红军进行初步了解之后，认识到苏联军队之所以战元不胜，是因为苏联红军是一只用革命主义武装的军队。他认识到用革命主义打战，不但能使革命军队具有坚强的战斗力，还能够瓦解敌军。孙中山决定用新三民主义武装革命军。也正因为如此，他确定了政治工作在军队中的重要地位。
也正因为认识到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孙中山在黄埔军校的办学方针中，贯彻着军事政治并重的教育方针。在教学的一些课程中，进行新三民主义和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教育。井在军校内倡导“团结、牺牲、奋斗”的精神，孙中山亲自为黄埔军校制定了“精诚团结”的校训，要学生为振兴中华团结友爱，悲喜同心，生死共赴。并在军校内倡导奋斗牺牲的革命精神，军校大门上端高悬“革命者来”的匾额，两侧写着“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怕死勿人斯门”的对联。师生们在革命精神的熏陶下，形成了一种坚不可摧的黄埔精神。
政治建军还表现在党军组织建设改变上。在党军中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机关。教导团体的团、营、连三级设党代表。在军校设政治训练班，培训见习党代表。东征时，东征军里设有政治部，另一方面还重视党军兵员的成份问题，使得政治觉悟较高的工人和农民成为主要成员，这样使得党军战斗力倍增。
孙中山“以俄为师”的军事策略还表现在创办黄埔军校这一行动上。孙中山接受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建议，为组织革命军的干部培养而创办了黄埔军校。
1924年1月24日，指派蒋中正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聘请鲍罗廷为政治顾问，加伦将军为军事顾问，参照苏联辽军的样式组建军校。
军校教育也“以俄为师”，注意培养学生的革命牺牲精神，注重军事与政治并重的教育方针。军事训练更是体现了联俄政策和以俄为师的策略。1923年1月，苏联顾问由捷列沙托夫、捷尔曼、波良克和契列帕诺夫等组成了苏联军事顾问团到黄埔工作。苏联顾问为黄埔师生讲解各门课程，随同学生们出操演习，随时随地指示各处动作要领，帮助师生们贯彻执行各项制度。
军校的组织工作，为了防止投机分子混人革命军校，要求人校的学生有献身革命的思想准备。大部分考生不少是通过共产党及国民党的地方组织，用秘密或半秘密的方式来的，大多是出身工农或倾向进步的青年，军校对不纯洁分子坚决清除。军校也设立党代表和政治机关制。孙中山任命忠于新三民主义的廖仲恺为党代表，而政治部主任却三易其人，起初是戴季陶，因其不满三大政策被撤，后来任命邵元冲、邵把政治部主任之眼当成官做，最后改任能认真执行“以俄为师”的周恩来。
孙中山“以俄为师”的策略办军校，为革命培养了大批的骨干和中坚力量。孙中山在军事执行“以俄为师”这一策略还表现在他组建党军这一实践之上，他向苏联学习，把革命军置于革命党的领导之下，让革命军服务于革命党的政治目标。他在很多地方就干脆把革命军称为党军，以表明革命军与革命党的关系。
在党军的组织建设上，设立政治部和党代表制，选择忠于新三民主义的人选担任党代表和政治部的职务，并赋予党代表与部队军事长官同等的权力，使得革命党能在军中展开政治思想工作，使革命军处于受革命党领导监督的地位。他还接受苏联顾问的意见，重视党军领导力量的配备和武器的装备。
孙中山在组建革命军中，采取了“以俄为师”的基本策略，采取了许多措施，使得它成为一支异于中国以前任何旧军队的新军队，具有了不可比拟的战斗力。不管是东征，还是北伐，都充分体现了孙中山这一策略的正确性。
武装起义与和平光复并举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当天晚上，新军工程第八营首先发动，迅速占领楚望台军械库。其它各营兵士纷纷响应，合力攻打湖广总督署。
第二日12点左右，武昌全城为革命军占领，在武汉炸响了革命的第一炮。
第三天，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城的孙中山，从报纸上得悉武昌起义的消息。回国之心，急如火焚，但他经过仔细考虑之后，认为革命“不在疆场之上，而在樽俎之间”，决意先从外交方面致力，寻求西方国家的援助，孤立清政府。，在11月下旬由巴黎回国之前，先后在美国、英国伦敦和法国巴黎会见了美国朝野人士，英国外交大臣格里和法国总理克里孟梭和外长毕恭，争取他们同情中国革命，并约见了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主任，希望他们停止对清政府的贷款，但都没有什么很大的成功。
孙中山虽然在那段时期内忙于致力外交，但仍时刻关注着国内革命的发展形势，在10月20日，经过圣路易、芝加哥抵达纽约时，确定了日后的革命计划，决定采取武装起义与和平光复并举的方针把革命之火在全国燃开。
孙中山这一策略代表了当时革命党人的总体思想，在当时是很有实际意义的。
孙中山认真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武昌起义后，最主要的任务是发展起义，造成全国各地纷纷响应的局面，以求达到孤立和打击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但当时，各省的官僚和地主以及立宪派头面人物把握了一部分很大的势力，他们在地方上的统治还相当稳固，他们手下有一大批未被革命感化的军队，如果他们为捍卫清王朝的封建统治的话，革命势必遭受极大的损失，胜算究竟有多大，也未必敢肯定。
这一严峻形势迫使革命者在进行武装起义的同时，不得不寻求一条瓦解敌对力量的路子。孙中山仔细地分析了敌对阵营里存在的矛盾。
清王朝的满族统治者在垂死的时期，“感觉到皇室和满人地位的危险，深恐大权旁落，满人将受汉人的宰制。无以自存，他们就趁今日监国机会，先把军权抓到自己手里，巩固皇族的大权，然后渐渐借政治上的力量来排汉。”载洋上台后，采取了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加剧了皇室与地方督抚之间的矛盾，督抚们不是排满，就是被满排，这一形势使得他们对革命的态度张望不定。清王朝对立宪派玩的一个花招，冠冕堂皇的内阁实际上是一个皇室内阁，使一直在企望清王朝实行宪政的立宪派绝望了。清政府把这一派力量也推向革命的一边，并造成了“民心思动”的政治冲击力，正如孙中山所说的：“现时各省民心之望革命军起，以求彼等脱离清朝之苛政者，已若大旱之望云霓。”
正因为如此，孙中山认为采取武装起义与和平少复并举的策略是最适当的，以武装起义的方式来造成革命的声势，以和平光复的方式来劝说清王朝的地方官僚举起反清的大旗，脱离清王朝的统治而独立。总之策动各地以响应武昌起义。
孙中山亲自致电两广总督张鸣歧和广东提督龙济光，劝他们反正。国内革命党也纷纷执行这一策略，他们在发动武装起义给清王朝以打击的同时，也劝说地方大官反正。革命党人曾经让汤化龙以湖北洛议局长的身份号召各省谘议局反正。
孙中山这一策略的施行，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平光复”减少了革命的阻力，避免了许多牺牲和损失。比如当时的广东，两广总督张鸣歧就想凭着驻扎在城内外的李准和龙济光所部40几个营的巡防队，负隅顽抗。孙中山致电与他说：“率所部反正，免祸生灵。”使广东得到了和平光复，使革命避免了一场两败俱伤的自战。
在和平光复的战略攻心下，身份特殊的立宪派也纷纷宣布独立，给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在他们的作用下，各地官吏纷纷效尤，包括一些满族官吏，并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但又惧于革命的声势，持首鼠两端的态度，但那些很有影响的地方大员一反正，就逼得他们不得不跟着走。如江苏省巡抚程德全宣布和平光复，江苏独立，当天就通电江苏省所属的备府县独立，使得全省官吏惊恐不安，交出官印，接受独立。
就这样，江苏、浙江、广东、广西等省的革命党人用革命的两手，促成了光复和独立，全国其他的各省的许多府县也和平光复，建立了新的政权，造成了武昌起义全国响应的局势，孤立了清王朝，给了清王朝极大的震动和打击。
孙中山这一策略的形成和实践，给解放战争部分省市的解放，提供了新的模式。
分进合击，歼敌有生力量1917年7月，段祺瑞把握北京政府，破坏临时约法，并借张勋辫子军复避的机会，驱逐了总统黎元洪，建立了一个段氏政权。段氏这一系列的举动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反对，全国人民认识到必以反对复辟者反对伪共和，始可救国，全国掀起了反对假共和的高潮。
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更不能容忍段氏这种践踏约法的行径，为了拯救革命和国家，义不容辞地扛起了护法的大旗，他仔细分析全国的形势，以便订出作战计划来。
他发现南北方在政治影响上，段氏是非法政府，外人均不敢轻为承认，众叛亲离；而护法军靖国护法，义师讨贼，为人民所拥护。军事上，北方军心不一，且又畏难，并且军内有人倾向于革命；南方拥有海军和滇系、桂系，能以一当十，以少胜多，有必胜的把握。
1917年9月，孙中山出任中华民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但实际上并没有很大的军事实力，而是要转过来依靠陆荣廷的桂系和唐继尧的滇系作为主力。
陆荣廷和唐继尧各个肚里都揣了一把小肠子，为自己打算。好在当时的形势可以利用。段棋瑞派傅良进攻湖南，与桂系陆荣廷。陈炳混要巩固和扩大地盘的需要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桂系出于自己的考虑，愿意与军政府联合起来，唐继尧虽然有要恢复约法的思想，但实际上也是想利用护法进攻四川。
在南方企图北上护法的同时，段祺瑞也有一种武力的战略意图，分三路南下：主攻湖南、四川和闽浙为两翼。
各方面的原因使孙中山为护法战争拟定了战略目标和战术计划。战略目标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推翻北京政权。孙中山的战略计划是采取“分进合击”的策略。
9月10日，孙中山等提出了“分进合击”的战略战术。第一阶段的军事部署如下：由桂系派兵防止龙济光打俯背，巩固后方；由滇军第三师援军；以滇军第四师及海军即日誓师攻打福建；陈炯明、朱执信两军长招募训练部队，为滇军海军后援；由陆荣廷、唐继尧火速出军，会师武汉。
这一战略不但能够适合北伐正面打击敌人，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需要，也适应桂系和滇系巩固和扩大地盘的需要。也是针对段氏三路南犯的形势。
正面迎敌，保卫南方各省的需要而制定的。这一计划促使了三路进军，分进合击，会师武汉，断敌退路，歼灭敌人在长江以南的有生力量。
歼灭敌人在江南的有生力量只是手段，但并否护法的最终目标，孙中山为了直捣北京，消灭段氏违法政权，制定了北伐的作战方针。北伐以长江岸为主战场，先克武昌，后定南京，击攘敌军在长江一带的势力，再图北京。
其战略仍然采用“分迸合击”，军分三路：桂系为主力的湘、桂联军为中央军；滇系为主力的，联合黔川护法力量为左翼；在粤滇军，陈炯明、朱执信招收训练的部队，加上海军为右翼，三路共进，合击北京。
战争分两步走：第一步，中央军由两广进攻长沙，肃湘人湘之战，作好攻打武昌的准备；左翼军道先攻占四川，留下部分兵力扼守川陕边境，以牵制晋陕之敌，主力东下与中央军会攻武昌；右翼军攻打闽、浙，略定淞、沪，与中央军，左路军共下南京，歼灭敌方在江南的有生力量。
第一步战成功之后，休整补充，以图北进。中央军从南京出发，沿津浦路北进；左翼军从武昌出发，沿京汉路北进；留守川陕，边境的部分兵力，度秦岭，出陕晋，攻打敌军后侧；右翼军沿江人海，由海路北上。三路共进，会攻北京。
孙中山这一计划的制定，充分体现了他在军事谋略上的正确探索与实践。他在作战方针中确定了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的，认识到了要推翻反动政权，必先消灭反动军队，例如他要求中央军援湘进攻长沙，肃清入湘北军；先克武昌，次定南京，目的也是为了断敌后路，合“逆军匹马只轮不返”，“尽歼丑类，永奠民国。”
还有，孙中山把战争分为两步来打，以攻打武汉作为转折点，也是非常正确的。第一是因为武汉是北方通向湖南的枢纽，只有攻克武汉，才能切断敌人的增援和退路，达到腹背夹击歼敌有生力量的目的。第二是因为武汉是三楚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三楚又“为全国中枢，棺毅大江南北，形势所重敌必所争。”攻占了武汉，就能决定三楚，扼长江，威慑全国。
孙中山这一伟大的谋略终究因为西南军阀的阻挠未能实现，桂系主力攻克长沙不肯北进，唐继尧占领四川不愿南下，使攻占武汉的计划搁空了。但其战略的正确性和伟大性仍然可由护法战争初期的胜利所证明。
精兵袭取，侧翼牵制精兵袭取，侧翼牵制是孙中山武装革命开端时，举行广州起义和惠州起义时所采取的军事谋略。
精兵袭取在战术上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精兵，即指人的本身，兵贵精而不贵多；另一方面是战术即作战方法上的袭击，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给敌人一个突然的打击。精兵袭取是孙中山在1895年广州起义中所动用的主要策略。
孙中山从战略上没把广州起义孤立起来，而是将它与惠州起义联系起来。他应用侧翼牵制的总谋略来筹划广州起义和惠州起义的：一方面在惠州起义，一方面准备在广州响应。惠州作主要作战方面，广州策应以侧面牵制1894年7月25日，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以失败而告终。1895年4月，清政府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清政府的战败与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签订，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孙中山抓住清政府被削弱和全国人民革命的呼声高涨的时机，制定作计划，采用精兵袭取，侧翼牵制敌人的战术，向清王朝发起武装革命的第一次进攻。
孙中山在筹划广州起义时，仔细地分析当时的情况。第一方面，在清王朝统治几百年之后，突举义旗，也属“造反”，起义必须隐蔽、迅速，这个角度来说，兵贵精而不贵多；第二方面孙中山觉得当时广州的重要衙署只有将军、都统总督、巡抚、水提等六七处，只有数名衙役把守。孙中山打算派人袭击这六七处地方，将敌军指挥官或执或诛，达到擒贼先擒王的目的，使敌自乱。从这一角度来说，也要求兵精而不兵众。第三，孙中山认为清朝军队防备松驰，没有思想准备，他计划对广州的清军来个突然打击，用“内起外应”的作战方案，派一部分精兵潜伏在城内，出敌不意地袭击敌军的指挥机关，使清军陷于群龙无首的混乱局面。只要敌军一混乱，事先埋伏在城外的各路会党队伍随即响应，攻占广州。
基于这种分析和设想，他给广州起义定下了“精兵袭取”的策略。他注重参加起义的人员的“敢死”精神，有奋勇首义的无畏胆略，希望他们能以一当十，以一当百。他在筹备起义的时候，特意从汕头和西江招募一些会党，利用他们与广州存在的主客之分，语言差别，与当地人不相习，无后顾之忧，可以一意以争胜，孙中山想就是起义中途有什么变故，他们也无法在城内存身，使得他们只能置死地而后生，破釜沉舟地向前进攻。
广州起义终因计划泄密而失败，但孙中山所作的军事谋略上的探索是值得肯定的。
在策划惠州起义的时候，孙中山作了侧翼牵制的谋略上的探索。他分析了在惠州起义的各方面条件：惠州是广东东江一带的要地，它接近英属殖民地新界，又濒临大海，便于从香港和海上获得接济。但何况惠州地区是会党聚居之地，革命党人正待机而动。在惠州举事是有许多有利条件的，也是很在战略意义的。尽管如此，清政府在广东方面的势力还是很强大的，不在战略上作出计划，起义就很难成功。孙中山认为应牵制住广州的敌人，阻止他们东援。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孙中山派出邓荫南、史坚如等人急赴广州，在广州同时举事，牵制清军，以保证惠州方面能够迅速集结起兵力，夺取惠州、新安两地区，然后再逆江西上，与广州起义军内应外合，夺取广州市，然后再逐渐据有广东省。
孙中山在惠州起义的同时，策划广州起义，其目的不在于直接夺取省城，只是想让广州有乱，使清军受到牵制，无法出兵惠州而已。他这一侧面牵制的谋略的运用，使得惠州起义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一下子就发展到两万多人，一连打了很多胜仗。
集中力量打击敌人
我国古兵法《孙子》的《谋攻》篇很是详尽地阐述了集中力量，以绝对优势来打击和消灭敌人的重要性。孙中山较早地认识和实践了这一军事谋略。
他这一战略国思想的形成首先是表现在武装起义方面，认为武装起义也应该集中力量来“大举”，以图一举成败。他这战略思想是在1908年4月领导的河口起义失败之后形成的。在这次起义失败之前，他先后发动了8次边疆起义，都以失败而告终。失败告诉了他，以往那种贪多务得，分散小搞以求引起各地响应的策略是行不通的。认识到累次累率发动起义，过于频繁，未能成功，反而大伤革命元气。
河口起义之后，孙中山产生了一种要集中力量，“大举”起义的思想，正如他在《致寅崎寅藏函》中所说：“自河口以后，已决不再为轻举，欲暂养回元气，方图再发。”这话正说明了他要积蓄力量，集中力量进行规模较大、影响较深远的起义。
他这思想的形成，促使他在是否举行起义的问题格外谨慎了。1908年，清王朝的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死去，清政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机。
大陆革命党人蠢蠢欲动。纷纷争欲起事，派人前往当时呆在新加坡的孙中山请示，但孙中山却认为“机局固佳，然吾人财力未充”，仍然无法集中力量给清王朝一个致命的打击，表示“仍要养足实力以待之。”
1908年底，孙中山在南洋筹集到一定的资金之后，决定再次发动起义。
由于他认识到了以往历次起义，同时在儿个地方发动起义，分路作战，力分而薄，无法有效地打击敌人，这次决定全力于一地进行大规模起义。
此时的孙中山把注意力转向了运动新军上来了，选择新军集结较多的广州作为起义地点，集中力量策划广州一地起义，集中了同盟会的主要领导力量，统筹部从南洋各地以及福建、安徽、江苏、广东、广西、四川等地调来会党，组成先锋队，作为起义的中坚力量。总之，这次起义集中各地革命党之精英，倾注了全党的人力物力，充分体现了孙中山集中力量打击敌人这一策略。
这次起义因经费不足而失败，却更坚定了孙中山要集中力量起义于一地的军事谋略。在后来的1910年2月的广州起义和1911年的黄花冈起义更加完善地执行着这一策略。
孙中山这一军事谋略的运用也表现在护法战争和北伐战争中。
1917年10月打响护法战争，在孙中山等人的努力下，进展神速。在以程潜为总司令的湖南护法军的配合下，中央军攻占了长沙；孙中山策反了驻守芋襄的湖北第一师师长石星川，第九师师长黎天才，原湖北第三师师长王安澜召集旧部起义，三人所部的军队共同组成了湖北靖国联军，使湖北防卫空虚，并坚决执行孙中山的指示，活跃于荆襄，准备进攻武汉；左翼军也已攻下长沙，与四川护法军组成联军，时刻准备着取道重庆，东下武汉。形势一片大好，是攻克武汉断敌退路，消灭敌人在江南的有生力量的关键时刻。
孙中山决定集中力量，打好关键的一战。战争选择三三楚中枢之地武汉，只要攻下武汉，就能平定三楚，扼长江，长驱直人攻下北京。正是“将胜之棋，一着难援”的时机，孙中山准备集中各路兵力，会攻武汉。
孙中山命令“除征闽粤军克日出发外，井电促川中联军速下归，宜夹击吴逆光新。”命令黎天才等与滇、黔、川、湘、桂军互为声援，合力并进，成腹背夹击之势，电令林修梅、刘树藩等进窥武汉。
只要各路军队尽心尽力，武汉指日可下，可由于滇系唐继尧留恋四川，桂系陆荣廷攻占长沙后，认为自己的目的已经过到，不愿再北上。不管孙中山是如何坚韧不拔、锲而不舍地坚持集中兵力会攻武汉的策略，滇系和桂系仍然按兵不动，致使武汉未下，荆襄靖团联军孤军奋战遭到了镇压而使战局发生了逆转。但这并不能使人怀疑孙中山集中力量打击敌人这一谋略的伟大性和正确性。
在第二次护法北伐中，孙中山所拟的一条“移师相境，中路突破”的作战方针，也充分体现了他集中力量打击敌人的军事谋路。
1920年7月，爆发了直皖战争。直系首领曹锟步段祺瑞之后，成了北京政府的掌权者。曹锟的贿选与修改临时约法，严重违犯了约法精神。因此，曹氏直系军阀成了孙中山第二次护法北伐的主要对象。
直系的后起之秀吴佩孚掌握了直系的主要武力，他所辖的第三师以及所指挥的五个混成旅、四个补充旅就驻守在两湖和京汉线两侧。消灭驻扎在两湖的吴佩孚部队是北伐路上不可回避的一场血战，而当时北伐军的总人数不足三万，吴佩罕驻湘军却是直系的精锐，以少对多，很是忌讳。
为了突破中路，孙中山命令顾品珍等，移师湘境，命许崇智率粤军本部，联合湘军直赴武汉，命川军从侧翼进攻，集中力量打好这一硬仗。
孙中山这一策略最后因为川、滇、黔军之间的“三角战争”和川军互战而未能实现，但北伐初期的顺利进行已充分证明了孙中山这一策略的正确。
四面打击敌人
四面围敌，置敌于四面楚歌的境地，四面挨打，互相不能呼应而置敌于败绩。这一策略在中国古代兵法常常见到，只是一定要注意到“围师必阙”这一前提。
孙中山所运用四面打击的策略与四面围敌有同也有异；相同点都是欲使敌四面受敌，不能呼应；不同处是四面围敌是主动方有绝对的军事优势，而孙中山的四面打击敌人却只是想从4个方向上打击敌人，而分四围合之。
孙中山这一个策略先后在讨袁战争中和第二次护法北伐战争中实现。
1915年，窃取革命政权后袁世凯明目张胆地进行改变共和国体，复辟封建君主专制的活动，激起了全国人民的竭力反对。孙中山目睹又一次革命有利时机来到了，领导中华革命党，在全国发动了反对袁世凯的武装斗争。
1915年夏末，召集了廖仲恺等人举行会议，会议上决定组织中华革命军，并阐述了他的四面打击敌人的战略。战略决定以东南军、西南军、东北军、西北军发动起义，四面打击敌人。密令陈其美、胡汉民、居正、于右任等，前往上海，广州、青岛和陕西在原筹设中华革命军在东南、西南、东北、西北的各军总司令部。
四路军的具体任务是：西南军在西南省区发动起义，打击敌人，建立革命根据地；东南军在长江一带发动起义打击敌人，占领重要地点；西北军在陕西等省发动起义打击敌人，增加革命的实力；东北军在东北主要在山东发动起义打击敌人，作好进攻北京的准备。
孙中山仔细分析当时全国的形势，他发现东北是清王朝的老家，封建统治势力仍然很强大；华北是反动统治的中心，发展革命更是艰难；西北偏远，袁世凯也没什么势力，但其革命基础薄弱；长江中下游一带在地理位置上很是重要，可袁世凯在扑灭辛亥革命时就驻守了重军，更何况东西有津浦、京汉两条铁路线，敌军运输方便，发动革命的难度很大；西南方向与西北一样，山高皇帝远，反动力量相对薄弱，而革命党人的力量因二次革命时力量的保存，相对强大一些，西南方向接近边疆和海岸，便于海外接济，集中力量，在西南方面打开局面建立根据地，然后威震全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