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认为广东是西南方向最有发展潜力省份，广东不仅经济发达，便于联系海外，而且可以旁及福建，从而控制整个南方。基于这一考虑，孙中山派朱执信担任中华革命军总司令，在澳门设立司令部，策动和领导广东起义，作为建立西南根据地的决定性步骤。
在东南方面，陈其美向孙中山建议说上海是长江下游财富的地区，如果能够占领上海，国际上也许能够得到支持。孙中山也认为袁世凯阵营内部不和，袁手下许多将领官僚都想反抗袁，如果在长江下游举事，必定会有大批官僚将领反正。基于这些考虑，孙中山委派陈其美为江、浙、皖、赣四省中华革命军总司令，领导东南军起义。
在东北方向（东北，当时泛指东北三省和北部沿海各省），孙中山也接受了陈其美的建议。陈其美说：“辛亥癸丑两役的失人，原因很多，而以东北各省根基薄弱，不能直捣北京关系最大，今后我党如仍偏重南方，忽视北方，复辙相寻，决元成轼希望。不如蹈暇抵隙，改在东北进行，培植根基，为犁庭扫穴的准备。”陈其美的建议使孙中山认识了东北的重要性，但东三省太开阔，不如地理位置重要的山东省，孙中山命令居正担任东北军总司令，前往山东整编当地的革命军，组成山东中华革命军，下辖两个纵队、五个支队和由三架飞机组成的飞行大队。
为了四面打击敌人，孙中山把眼光放在了秦陇地区。在西北方向发展革命力量，为“秦陇一军出关北旨”作好准备。孙中山委派于右任为西北军总司令，前往陕西发展力量。
反袁战争一打响，四个方向的中华革命军一涌而起，狠狠地打击了反动力量，造成了极大的革命声势。
朱执信在广东领导了起义，此仆彼继，再接再励，各县莫不有民党起义事，其众几十万，整个广东省94个县，除滇军占领的韶州、英德外，有54个县脱离了龙济光的统治；陈其美到上海领导卢义，曾一度占领了电话局，声势和规模之大，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影响；居正执行孙中山“必占济南”的指示，他率领东北革命军进攻济南，占领了20几个县，队伍发展到30000人，威震整个山东乃至中国北部。
孙中山这种四面打击敌人的战略，在全国范围内点燃了讨袁烽火，使袁世凯防不胜防，震撼了他的统治，揭开了了不配的护国战争的序幕。
在第二次护法北伐战争中，孙中山也注意采取四面打击敌人的策略。孙中山在领导指挥第二次护法北伐战争时，一面使三路军从三个方向北上，一面也注意布置发动起义和策反敌军，以期达到四面打击敌人的效果。
在三路军起兵北上的同时，派程潜前往湖南衡阳组织湖南护法军；指派黄复生、石青阳与前川军将领卢师缔、颜师德等人，组成四川国民军；策反湖北第一师师长石星川，第九师师长黎天才和原第三师长王安澜，组成湖北靖国联军；派于右任、胡景翼前往陕西三原组织靖国军等。
孙中山这种四面打击敌人的策略，使敌军防不胜防，牵制了敌军，有力地配合护法军北伐。这种策略的确性由第二次护法北伐战争初期胜利得到了证明。
游勇战术
孙中山为了实现北伐大业，以其达到武力改造民国的最终目的，在北伐前后，他秉着要找到一种适合革命军的战术，以一种求实精神和辨证思想，仔细地分析了中国当时的国情和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的特点，提出了游勇战术和游勇战术所必要的5种技能。
1921年12月10日，孙中山发表了《在桂林对滇赣粤军的演说》，总结了历史经验，分析了现状，提出了极具开创性的游勇战术原则。
孙中山分析说中国的经济和科技落后，军事工业更是一片空白，缺少大兵工厂，不应学欧洲打正规战的战术；其次，中国军队刚刚学使用洋枪洋炮，不能再用以弓箭刀枪作武器时所排定的阵法，那样只会自取灭亡，清军被八国联军打败就说明了这一点；第三点，他着重强调的是北伐军与北洋军的力量对比，北伐军在数量上大大少于北洋军，而且在编制、指挥等等方面都不如正规军。北伐军去攻打北洋不要以少胜多，就必须避实击虚，采取灵活的游击战术，在运动中各个击破。也就是孙中山针对当时的国情和军情所提出的游勇战术。他说：“昔日安南中之黑旗，法国患之；南非洲杜国之农民，英国患之。彼之所用战术，皆为游勇战术，最能制胜。”“此战术颇适用于中国，若与北方交战，尤为相宜。”
孙中山在那次演说中，不只是提出了游勇战术的原则，还在分析和借鉴中外游击战的成功经验，从一种军事的远大战略眼光出发，提出了游勇战术的五种技能，即指参加游勇战的军人应具备五种素质：能命中，能隐伏，能耐军，能走路和能吃粗。
孙中山在演说中说军队之有无战斗力，以能杀敌与否为断，故命中为第一要件。一定要视子弹如生命，非必中者不轻施放。孙中山这一要求很适合中国军队的实际情况，特别是孤身作战的游勇，随身携带的弹药是非常有限的，无法随时补济，所以要求游勇有极高的命中率，他这一要求也体现了他作战中充分发挥火力，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目的的战术思想。
与“命中”原则相辅相成的另一原则是“能隐优”。孙中山在演说中要求战士善于利用地形，为人身之屏蔽，缩小目标，使得敌人元目标可寻，特别是在子弹如雨的情况下，要深自闭藏，勿康惊窜。这样已在暗处，敌在明处就能保存自身的前提下，又能消耗敌人的锐气，伺机出去，给敌人一个致命的打击。孙中山所说的隐伏其实是与命中原则相吻合的，甚至可以说出是命中的前提和基础，与命中原则同为孙中山所提出的游勇战术中最精华所在。
与稳伏密切相关的是能耐劳，他说，往日黄兴在领导钦廉起义的时候，失败后只剩下四个人逃到山上，被600敌兵围攻，情况十分危急，他们之所以能够脱险全在于具有命中，隐伏和耐劳的技能。他还说隐伏的秘决只有“不动”二字，至少须能耐12小时之劳，直至夜深始于潜行，具体他说明耐劳和隐伏的关系。孙中山强调了游勇战术中战士身体素质的重要性。
同样属于战士身体素质的另外两个基本技能是能走路和能吃粗。
从某个角度而言，能走路体现了游勇战术灵活性和流动性的特征。孙中山提出和强调能走路的技能，是充分考虑到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和敌我双方的特点。孙中山说当时的中国“尚未有完全铁道，行军之际，专恃走。”而以生活在山区的南方人为主的革命军，走路是优势，也是游勇战术的流动性所决定的。采取游勇战术，战士往往比敌人要多走几倍的路。
孙中山所说的“能吃粗”即指能习惯于能吃炒米。他分析到采取游勇战术补给困难，吃有轻便、耐久、自足、省时等特点的炒米是最好不过的，这一点甚至胜过正规军。
孙中山所提出的游勇战术虽未能揭示游击战主动性、灵活性、进攻性、速度性、流动性等深层的意义，但是他基于国情和敌我两方对比的分析。而寻找适合革命军的战术原则努力是极有价值的，为北伐战争初期的胜利奠定了指导思想。
先驱后灾，灭桂北伐1917年10月11月，声势浩大的护法战争，因为桂系陆荣廷和滇系唐继尧的牵制和妥协而进展缓慢，特别是陆荣廷玩开了破坏革命的手腕。他不提阻扰孙中山建立军政府，还想广东省变成桂系的天下。
桂系军阀督粤将领陈炳昆把广东当成桂系王国，垄断广东的政、军、财大权，企图把孙中山领导的军政府扼杀于摇篮之中。在经济上实行封锁，使军政府的部长每月都拿不上20元；军事上，分化排挤和打击服从孙中山的军队，收买了海军程壁光，把新组建的由陈炯明所领导的粤军排挤入闽，暗杀了就任陆军总长和次长的驻粤粤军第三师长张开儒和他的秘书崔文藻，使孙中山成为了一个光杆元师，陈炳昆还蛮横干涉军政府事务，使之形同虚设；政治上阴谋改组军政府，拉拢国会议员通过了《修改军政府的组织法案》，迫使孙中山于1918年5月4日宣布辞去大元帅之职。5月21日，孙中山被迫离开广州去上海。
从1918年至1919年，孙中山闭门著书，从数十年的革命教训得出了结果论：不能依靠军阀来打军阀。1919年5月28日，他在上海发表“护法宣言”，决定“重新革命，重建民国。”
要“重新革命”、“重建民国”必须要先消灭桂系军阀，消灭桂系军阀是建立南方根据地的先决条件，是实现北伐等整个军事战略的关键。孙中山说：“昔武候未出中原，先擒孟获，以除内顾之忧，今之桂贼，即孟获也。……先灭桂贼而统一南方，然后乃能北向讨伐耳。”
为了灭桂，孙中山做了大量的宣传和部署工作。1920年1月14日，孙中山提出了“先驱后灭”的方针，利用粤军被排挤到闽的不满，欲驱逐桂军而后快的急迫心理，先把桂军驱逐出广东，在广东建立根据地，力量壮大之后，再寻机消灭桂军。
1920年2月，滇系与桂系发生争端，并诉诸武力。孙中山认为时机已经来到，决定立即行动。他命令陈炯明率部回粤，并策动滇、川、湘、黔各军四方策应，以牵制桂军。可是除了李烈钧孤军作战外，陈炯明、唐继尧、王文华、徐鹤仙等人均按兵不动。李烈钧迫于实力相殊，与陆荣廷议和而终。
孙中山预料桂系盯时必将出兵灭粤，果不出其所料，8月11日，南方伪军政府发出了进攻福建的命令，以沈鸿英为总司令，三路进犯，陈炯明迫于生存，不得不出兵，8月12日在漳州公因誓师，亦分兵三路进军粤省。
粤军思乡心切，个个拼死奋斗，战斗力大增，一路势如破竹，实现了孙中山“先驱后灭”战略意图的第一步。孙中山一方面密切关注粤军的进展，鼓励陈炯明向惠州猛进；另一方面策动滇、川、湘、黔各军出兵，四面围攻桂军。可当时川、滇、黔军正忙于“三角战争”未能响应孙中山的号召，但使得桂军孤立和感到了侧翼的威胁。10月29日，粤军攻克广州。
孙中山以革命军队为主力，似西南各省作箝制，驱桂出广的战略意图得到了实现。也开始了自己的第二步计划：废除伪军政府，建立军政统一的根据地，与北方政府分庭抗礼，积累实力，寻机消灭桂系，使南方成为一块连成一片的根据地。
孙中山在广州建立政府，完成一系列举措，稳固了基础之后，他力主迅速出兵消灭桂系。孙中山在《复李翰屏函》中说：“现粤省虽经克复，桂贼老巢尚在，非犁庭扫穴，莫竞全功，尚望我诸同志协力一臻，完毕业也。”
当时，孙中山占有了天时，地利、人和诸优势，粤边在进粤一战中大胜桂军，士气高昂，在一段时间的休整之后，更有战斗力了。而此时的黔、川、滇各军也归附了正式政府，对桂系呈包围之势，粤军若乘胜进击，必胜无疑。
而当时桂系军阀从广东败退之后，已溃不成军，无很强的战斗力可言。
在孙中山计划着消灭桂系的同时，桂系也打着同样的算盘，他们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想重新打回广东来重温旧梦。桂系军与同样怀着想消灭南方军府目的的北洋军一拍即合，很快就勾搭上了，北洋军分三路南下“援粤”，陆荣廷收集残部，在梧州驻重兵1.5万准备反攻广东。南方局势又到了剑拔弩张的时候了，孙中山下令平定西南，实现他的“先驱后灭”的战略计划的第二步。5月28日，孙中山命陈炯明部从肇庆出兵直扑梧州；命许崇智由北江出发，迎战沈鸿英；命李烈钧统领滇、黔、赣军沿湘黔方向进发，直取桂林和柳州，致电赵恒锡，请求派兵助战。讨贼军同仇敌汽，又深受人民的支持，一路势如破竹，6月28日攻克梧州，8月5日，开进南宁，8月13日，进占桂林、柳州，9月底，攻克了龙州。陆荣庭亡命越南，桂系残部投降。
至此，孙中山“先驱后灭”的战略计划全部得到了实现，广东广西联成一片，为北伐打好了根据地的基础。孙中山在消灭桂系的过程中，采用了“先驱后灭”的谋略，分二步来完成，第一步利用粤军想杀回老家的心理，第二步利用粤军胜利后的高昂士气，可以说符合古兵法中的激将之法，孙中山把先驱后灭也是根据当时的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来决定，不能一口吃成胖子，但也不能不吃，可谓“知已知彼，百战不殆。”
与虎谋皮，发动新军与虎谋皮，本来是指去做一种很是危险却毫无希望的事情。用于军事谋略就有着另外一种意思了，指面对着强大的敌人，无从下手，就不如去打它身上的皮的主意了，谋定皮之前，敌人四顾张望没发现敌人，放松戎备；谋定皮之后，敌人发现了，皮痛了，却已无可奈何了，皮烂了接着伤肉伤骨，敌人就被战败了。军事上用与虎谋皮之计谋，既能够隐伏保护好自己，又能一着置敌于死地。
孙中山在领导武装起义时，注意运动清政府的新军，并由新军发动了武昌起义，促使了辛亥革命的胜利，就体现他与虎谋皮策略的成功。新军本是清王统治者作为加强其统治力量，镇压人民革命的工具，是清王朝这只老虎表现出威武凶猛使人畏惧的一张皮，孙中山及其革命党人通过艰苦的工作，促使了一部分新军思想的转变，使得他们由清王朝反动统治的工具变成了革命的工具，给了清王朝致命的一击。
孙中山这一谋略开始动用时是不自觉的，在1907――1908年组织西南边境起义时发现西南地区有一支可以联络起义的新军力量。因为当时广西巡抚李经羲为了办新军，用了不少湖南人，与革命党人黄兴是旧交的郭人漳是桂林防营统领，蔡锷是随营学堂总办，还有深受革命思想影响的谭人凤、邹永成也在随营学堂。在西南起义有着联络新军的方便。
但此时的孙中山，头脑中还有一种“秀才不造反，军队不革命”的观点，1904年，孙与在比利时的朱和中就此问题争论了三日三夜，使得孙中山确定了起义中会党新军并进的指导原则。
孙中山开始吸收新军首领加入同盟会，如吸收郭人漳、赵声等加入同盟会，起义中注意了让新军策应，但主力仍然是会党分子。河口起义和镇南关起义，新军策应，起义军没费多少火力就成功了，但此时对新军并没有进行革命思想的熏陶，而多用金钱和粮食加以收买，所以起义都只能是暂时的胜利，并没有造成全国响应，也使得孙中山那种一地起义而多地响应的计划落空。
河口起义失败之后，孙中山在胡汉民和赵声的帮助下，认识到民军缺少应有的战斗力，而有战斗力的新军中往往有真正想救国救民的人。孙中山认真地分析了新军的军事素质及成份性质，发现了新军有着让他惊喜的优点。
一是新军的家庭出身使得他们很容易接受革命民主主义。因为新军人伍时对文化程度标准的要求，使得新军中也有一部分人是出身于破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有一大部分是出身于贫苦农民或会党分子家庭。这两种家庭出身决定了军对社会现状的不满，而这种不满使得容易被革命宣传所打动。
第二是新军中的军官一般由具有现代军事知识的人担任，而接受现代军事知识只有在国内或国外进军校学习。这种学习常使他们接受西方教育，思想受感染而倾向于革命。
例如清政府派往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的300人，就有一百多人参加了同盟会，而国内各省的陆军中、小学生堂中有不少学生加入了同盟会，他们为革命党人运动新军起义提供了基础。
第三，新军的编制是依照日本模式进行编制的，武器装备全是从西方购置的，其训练也完全是练洋枪洋操，因此，新军有旧军队所无法比拟的军事素质、组织纪律和战斗力。
如果能发动新军革命，自然要比会党和旧式军队强得多。
第四，新军是清王朝统治者手里一张王牌，是自认为对付革命者的法宝，自认为可以高枕无忧，如发动新军革命，既能使清政府防不胜防，又能给清政府致命的一剑。
基于对新军的性质及军事素质的认识分析，孙中山进一步认识到新军中的革命形势和刺激以新军以为己用的重要性，其用兵思想有了新的转变。并且在运动新军的方式上有了改善，把重视新军上层分子的联络，发展到对下层官兵的革命思想宣传。孙中山在与胡汉民的讨论中，认识到新军工作应注重于连排长以下，并决定派革命党人打入新军基层，进行宣传工作，争取下级官兵。例如革命党人倪映典打入广州新军中担任炮兵排长，进行基层官兵的宣传教育工作。倪映典在基层工作的有声有色，并摸索出一整套的工作方法来了。他为同盟会南方支部拟定了《运动军队章程十条》，说明了“先从弃目着手为基础，以其提介兵士之神速，尤均以靠实主义”的新军基层工作的指导方针。也正是如倪映典一样的革命党人在基层以发放小册子、讲故事的形式，使得新军基层官兵思想大有改观，几成揭竿欲起之势，成为了一支新的有力的革命力量。正如端方于1906年所上奏的密折里所说：“革命党人设计最毒者，则专煽动军营中人，且以其党人投入军队，其第一策则欲鼓动兵变，其第二策则欲担心竿介乱之时，官军反为彼用，否亦弃甲执冰不与为仇。”
正是孙中山这种“与虎谋皮”的策略的实现，革命党在广州新军中有了一支力量，尽管接下来的1910年2月广州新军起义，由于倪映典的牺牲，失去领袖而失败；。1911年4月，黄花冈起义因联络不周而失败，但是几个月后的由新军发动的武昌起义的成拭，就说明了孙这一策略的正确性。
除旧布新，建立近代化军队事物均有个发展过程，新取代旧是历史的必然，但是关键人物把“除旧布新”当着谋略来用，往往可以把历史的必然进程提快几个步骤。如美国独立战争胜利后，许多人要华盛顿当皇帝，如果这样的话，现在的美国也许就有可能只是一个独立落后的封建君主制国家，但是华盛顿巧用了除旧布新的政策谋略，使得美国很快就成了世界上最强大最先进的国家。孙中山就任临时总统之后，就用除旧布新的策略，把起义各省的旧式军队改造成一支阙近代化军队。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伊始，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宣布将实现“五个统一”，即“民族之统一”、“领土之统一”、“军政之统一”、“内治之统一”、“财政之统一”。孙中山强调了军政统一是其他四大统一的基础和保证。他宣言：“本总统就任后，首谋统一军队。”
可当时临时政府财政困难，又担心有人乘机滥招军队扩张私人力量，因此，临时政府不能也不可能另外大量招募新兵来组建一支新式军队，只好在各省现有军队基础上整编。
究竟该怎样来将这些旧式军队进行编制呢？孙中山与担任陆军总兼参谋总长的黄兴以得一致共识不能再象清政府那样治军了，要除旧布新，向西方学习，建立一支资产阶级的近代化军队。孙中山颁布了一系列关于军队整编的命令条件。其内容主要包括如下几种思想：第一，建立一支崭新编制和多兵种的武装力量。
1912年1月16日，孙中山批准颁布了陆军编制表，规定了陆军建制和兵力配置。新编制将清末新军建制名称军、镇、协、标、营、队、大排、小排，改为军、师、旅、团、营、连、排、班。兵力配置也较清末新军加强火器的配置，基本组成为每军管两师，每师辖两个步兵团，一个炮兵团一个骑兵团，一个工兵营，一个辎重营，一个重炮连，另有一个野战电信队，一个卫生队；每师有两个步兵旅；每旅辖两个步兵团；每团辖三个步兵营；每营辖四个连（其中一营另辖一个机关枪连），骑兵一团辖五连（包括一个机关枪连），炮兵一团辖有两营六连。
为了让军队达到多兵种形式，孙中山试图编制一支海军和制定了海军军事制度。到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前，临时政府已整编了21个陆军师和一支包括39艘舰只的海军。
第二，为了精干各级指挥机关，仿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军队，采取“一长制”。即每一级军事编制单位只有一个正职，没有另设权力相当的长官。
如陆军部设有总长和次长，军部、师总、旅部设军长、师长、旅长，而无副职。团部虽有团副，但并没有与团长并驾齐驱的权力。营部、连部也只有营长、连长。这样简化了指挥程序，有利于快速灵活地指挥。
每一个军事编制单位的“长”之下设有参谋部，陆军部还请有顾问人员，这样可以招揽人才，集思广议。孙中山为了增强部队的战斗力，为了不人浮于事，十分强调“事权统一”，“责有专属”，不允许各级单位的指挥机构的人员兼职。孙中山还注意精减各指挥机构的各种人员，以达到精干化的目的，提高效率，加强应变力，增强战斗力。
第三，学习西方，划分和明确军人等级，实行军衔制。军衔制有利于统一指挥，统一行动，有利于级级节制，维护纪律，更有利于激发军人的上进心。
其军衔制体现了它的晋升军衔的选拨原则，即劳绩战功，学术才具选拔军官。为了培养军官的才具，临时政府重视军校的举办。
其军衔制规定了严格的军官考核晋升制，规定晋升必须以充现职年限期满为前提。使得各级军官能在现职岗位上积累一定的经验，为就任更高的职务打下基础。晋升制按能力又分为升级、轮升和报升几种方式，既有过硬的制度，又能破格，重视人才。
为了保持军官队伍的合理年龄结构，南京临时政府的军衔制还规定各级官佐的服役年龄。
孙中山的军队建设上所迈的一大步，体现了他的“除旧布新”的战略策略，又体现出民国时期的革新精神，使得中国的军队建设模式从清末清军直接向前上了一个大的台阶。
以三民主义指导战争
孙中山认识战争与三民主义的关系，其内容区别可以分为两个明显的时期，两个时期所阐述的民族与战争、民权与战争、民生与战争关系内容不同，统而言之，可分为三民主义战争观和新三民主义战争观。他的两种战争观的阐述，其战略目的是以武力来实现主义，以主义来指导战争。说透了就是谋略上的“驭心为上”的运用，以激起一批批革命志士为主义而奋斗牺牲。
三民主义战争观是他在《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明确提出来的。第一，他主张用民族战争解决民族压迫，必须通过民族战争才能驱除穷凶极恶的满政府，另外，“恢复中华除了要“驱除鞑虏”外，还要反抗外侵略，要以民族自卫战争保卫祖国。第二，封建专制是建立在武力征服的基础上的，除了实施愚民政策外，总是采用武力镇压人民，专制主义与民权主义格格不入，必须以暴力作为政治手段，逐步把民主革命和建设推向前进。第三，主张通过一次暴力革命来实行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的同时，要实行民生主义。孙中山从三方面阐述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与战争的关系，整体构成了他的三民主义战争观。
在召开国民党一大前后，孙中山完成了旧三民主义到新三民主义的转变。在新三民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他的战争观也由三民主义战争观转变成了新三民主义战争观。
第一，他在民族与战争的关系上，提出了两点：一是唤醒国民的民族意识，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中华民族自求解放；一是联合世界上的弱小民族，共同奋斗，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
孙中山强调说当今中华民族已处于被帝国主义奴役、压迫的地位，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要避免灭亡的厄运，就必须唤起民族意识，不只是如此，孙中山还认识到了世界上所有弱小民族都在受着压迫，中华民族要独立生存，不但自己要唤醒民族主义，还要把世界其他弱小民族联合起来。他说俄国革命改变了世界潮流，使世界战争成为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民族压迫的战争，两大阵营的力量对比因为俄国革命的胜利而发生了变化，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共同奋斗，就能打破帝国主义的压迫，中结民族也由此可以获得解放。可见，孙中山对民族与战争的关系认识有了新的发展。
第二，孙中山新三民主义战争观中阐述民权主义与战争的关系时，强调了反对封建主义，并把二者有机结合。他认为以战争手段实现民权，为民权而战的革命是正义的，并认为必须要以“为民权而战”的思想精神来武装群众。
他从改良不成，认识到只有武装才能推翻封建专制统治。但在他后来所走的武装起义和武装保卫民国的道路上，他才发现依靠帝国主义和依靠军阀打军阀是行不通的，他说军阀和援助军阀的帝国主义是中国的根本祸乱，由此他认为要以武装斗争即以战争为主要形式，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铲除中国长期动乱的根本，实现民族、民主革命。
孙中山认为时代已是民权时代，因而为民权而战是正确。他说他领导的战争迎异于中国古代那些争做皇帝的农民起义，而是为民权而战，所以他们的革命是正义的。
孙中山认为中国人由于君主专制时间过长，君权影响很深，这就是军阀混战的根源所在，战胜战败都未能使人民得到真正的权益。所以必须要以民权主义武装人民和革命军，让这支与皇帝不相容的革命军去摧毁皇权统治，推翻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建立真正的共和国，实现真正的民权主义。第三，孙中山认为民生主义与战争的关系不如前二者紧密，但仍是不可分割的。他认为实行民生主义不需要战争，但必须进行民族、民权革命战争，为实行民生主义开辟道路，创造条件。可战争却缺不了民生问题，民生问题的解决在战争中有重大作用。
他认为用革命的方法解决经济问题，中国经济不发达，直接用暴力革命解决社会经济问题，在经济较中国发达很多的俄国都行不通，中国更是行不通，在中国解决民生问题的办法一是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
但民生问题的解决在战争中有重要作用。一方面是因为经济是战争的物质基础，孙中山认为军事行动需要财政的支持和保障。另一方面，他还认为民生问题的四个方面即衣、食、住、行也影响着战争的进程和结局。他说在中国解决贫苦工人、农民的基本生活问题对国民革命战争具有重要意义。
总之，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战争观，是一套相对于三民主义战争观又有了改进，更具特色的战争观。这套战争观与他思想上的根本转变有极大的关系，他这一套战争观的阐述，在当时产生了巨大作用，他要求每个军人都必须懂得为民权而战的道理，要为三民主义为革命去牺牲。新三民主义战争观的阐述，鼓励了一批批革命志士为三民主义而奋斗牺牲。
德国是我们的典范
孙中山也清楚认识到了德国帝国主义的干涉在镇压1990――1901年义和团，以及在1911年中国武昌起义的日子里表现得尤为富于侵略性和反动性。更毋庸讳言，德国占领青岛有损于中国的主权，但是德国同俄国、英国、法国或日本――它们部分地吞并了或“租借”了我国东三省、台湾、广州、香港、九龙、威海卫、缅甸、越南――相比，应该算是中国第二流的敌人。
要取得革命胜利和建设发展中国，孙中山认为学习或利用德国，也许是外交方面的上策。
孙中山产生这一想法的原因应该说是他的德意志观决定的。因为他对德国两个方面的东西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其一，是对社会主义运动，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斗争，对德国工人运动理论即卡尔?马克思的学说发生了浓厚兴趣；其二，对俾斯麦的铁血政策，使德国在经济改革和军事上一跃而成为了强国感兴趣。
孙中山这种德意志观使得孙中山对德国比对西方其它资本主义国家采取更少的批判态度。他希望于德国于10年或20年之后，把胶州湾归还给中国，他甚至提出以现金或错款形式赔偿德国的一切支付，并保证德国在中国未来发展中的优先地位。孙中山在提出这种说法的同时，考虑到面临着一战的德国在军事上的孤立，他希望德国会利用作战物资和教官帮助中国建设一支强大的军队，他认为军事上强大的中国，可以减轻德国军队在东部边境的负担。
很明显，孙中山之所以这样说，是希望在辛亥革命之后争取同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友好关系，为中国经济发展谋求财政上的支持，孙中山想在尊重中国关税自主权和领土主权的平等基础上，为资本主义大国进行投资和获取经济利益提供巨大可能性。并希望以此为条件，来换取他们对中国革命的支持。
孙中山这一外交思路起初并没有得到德国人的响应，德国人认为议会制共和国并不适合中国。武昌起义时，德国人直接参加了清军方面的军事活动；后来又把赌注押在实权人物袁世凯身上，直到1913年才宣布承认共和国。
但是，孙中山总是不懈地从资本主义国家那里为他的运动寻求物资资助，想谋求一个政治上独立、经济上强盛的中国的成立，并试图以日后振兴经济时的部分利益作为许诺。他寄以厚望的英国让他失望了，英国人不但卖力地支持袁世凯，还在香港、上海、新加坡对中国人采取暴行。
1917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世界政治特殊形势下，由于孙中山对英国态度的改变，使得他希望同德国进行合作的想法得到了实现的机会，孙中山开始对德国政界开始了正面接触。
可接下来的是英、日，然后是美国强迫中国同德国断绝外交关系，并对德宣战。这一形势造成了中国政治上的不同派别的辨论。孙中山明确地表示反对对德宣战，并委托朱执信起草了《中国存亡问题》这本小册子。书中不但批评英国的对华政策，说明了德国相对俄、英、日、法而言，是第二流的敌人，更从战争结果而言，说明了战争不管是协约国胜还是同盟国胜，中国总会是一个失利者，是列强战后进行肮脏交易的牺牲品。
出于这种考虑，孙中山希望战争在1917年初结束，并热切指望德能将胜利。也正因为如此，孙中山认为中国应在战争中谋求中立，既要与日本及美国结成友好同盟，又要尽可能地抵制俄国或德国在战后的优势，为维护世界和平尽自己的努力。
德国的外交官注意到了孙中山这一态度，3月14日，中德断交，德国公使冯?兴策在回国之前指令上海总督卡尼平同孙中山保持直接联系，并打算资助孙中山200万美元，促使他推翻段祺瑞政府。但孙中山最终并没有得到这笔钱，总统黎元洪却在孙中山的影响下，解除了段祺瑞的总理之职，推迟了宣战。
1918年，德国与俄国缔结布列斯特和约之后，孙中山试图尽量实行同德国的政治和军事合作。他派曹亚伯前往德国，试图进行下述建议的蹉商：德国应利用俄国的帮助，把1万名军人派往中国边境，装备那里的中国军队，而后用这些军队一起共同推翻段祺瑞军政府，作为酬报，德国可以从中国获得生活资料和原料，并优先参加经济技术发展、铁路建设和教育事业现代化等。可曹亚伯直到1918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才到达被战败的德国。孙中山那一计划也就因此而搁空。战争结束后，孙中山谋求的与德国实行经济和政治合作走进了实际阶段。1921年5月20日，德国同北京政府缔结和约。9月，德国一位副领事与5月5日在广州登上总统之位的孙中山的秘使进行蹉商，德国与孙中山的合作才能弄虚作假正走上日程。
孙中山谋求与第二流的敌人德国在政治、经济与军事上的合作，而反对英、日、美、俄那种第一流敌人，以及他们所支持的反民主反革命势力的策略，很符合中国古兵法中的“远交近攻”之计。孙中山这一策略的构想和实施足以见得他的政治远见和政治魄力。
“甘当小学生”
在孙中山的外交史中，与苏联的关系尤为重要。在他与苏联的外交中，他采取的是一种典型的“甘当小学生”的态度和策略，这种策略使他在学习苏俄革命经验，寻求苏俄对革命的支持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为革命后期所取得的进步和初步胜利打下了基础。
孙中山与苏俄人的接触首先是在1897年，他在伦敦的一个图书馆时认识了俄国民粹派革命家伏尔霍夫斯基。后来，伏把孙中山的《中国的现在与未来》、《伦敦被难记》翻译并发表在《俄罗斯财富》上，使俄国革命者对孙中山有了初步了解。
1905年春季，孙中山往英国、比利时、德国、法国宣传革命、募捐经费时，又结识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齐契林，并与他就革命事业进行了长时间的交流。
1907年，孙中山在《平民新闻》中获悉俄国革命的消息，发现俄国人的革命目标与自己很是相同，便希望学习苏革命成功和建设事业的经验。此时，列宁对中国的革命运动也表示了极大的关注，认识到了中国革命具有极为广泛的世界意义，并仔细分析辛亥革命的进程，详尽研究了孙中山的理论观点和实际活动，指出了孙中山某此观点站不稳脚，并预言他将在与共产党的合作中得到克服。
1917年11月10日，《民国日报》报道了俄国革命胜利的消息。1918年夏，孙中山通过住在美国的中国人向列宁致电祝贺十月革命的胜利。1918年8月1日，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刘契林给孙中山写了回信。孙中山虽未收到此信，但孙中山已清楚地看到建好与俄国的外交关系对革命的重要性。他打算派得力战友廖仲恺、朱执信和李章达等前往考察苏俄的革命经验，责成他们尽快学好俄语。
1920年末，孙中山在上海会见了来自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代表，苏共党员维金斯基。孙中山迫不及待地问着关于十月革命，关于苏维埃俄国生活，以及苏维埃俄国的社会和经济结构等等问题。还表示了想同苏维埃俄国保持经常接触的愿望。
1920年10月31日，齐契林给孙中山写了另一封信，建议恢复苏俄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孙中山于1921年6月14日收到此信，8月28日写了复信。
信中表达了他力求同苏维埃国家建立友好关系的愿望。信中还详尽地分析了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指出造成中国继续分裂的罪魁恶首是帝国主义。信的结尾表达了对列宁和苏联人民最良好的祝愿。列宁尽管遭枪伤而患重病，仍向齐契林索取了这封信。
1922年4至6月，少共国际执委会工作人员达林在广州数次会见孙中山，孙中山就民主革命提出了许多问题，在1922年8月以后的一年里，孙中山同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第二个外交团团长阿?阿?越飞书信来往频繁。1923年1月，孙中山与越飞会晤，共商中俄合作大计，并发表了联合公报，在公报中孙中山确定了“联俄”的思想。他说：“我党以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
1923年2月，孙中山回广州担任南方政府总统后，于本年夏季，向莫斯科派遣了一批国民党军事人员，去学习红军经验，年终，又在苏联军事顾问和教官的参加下，改组了广州政府的军队，并建立了军校。
1923年10月，鲍罗廷应邀来到广州。孙中山在鲍的帮助下，认识到只有纪律严明坚如磐石的党才能担负领导革命的使命，并开始改组国民党。11月25日，孙中山在广州对国民党党员的演说中，号召党员向苏俄学习，效法俄国革命经验。
1924年8月29日，英国驻广州商团对孙中山进行最后通牒，要求孙中山政府停止反对商团。齐契林9月5日在《真理报》发表文间严厉谴责英帝国主义。商团发动暴乱前两天，苏联政府派遣的第一般“沃罗夫斯基”号军舰载着武器弹药及黄埔军校所需要的设备抵达广州，受到广州市民的热烈欢迎。孙中山在广州各报发表了对舰长祝词，平乱后，孙中山慰问了军舰上的所有工作人员。
1924年11月28日，孙中山在神户发表演说，赞扬苏联率先自动放弃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1925年2月24日，孙中山以英语口述了致苏联遗书。
书中说：“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俾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半殖民状况之羁缚。为达到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亦必继续前此预见我国之援助。……”
孙中山在与苏联的外交中，秉着一种甘做小学生的态度，学习苏联的革命经验、军事经验、党建经验，并力求得到苏联的帮助。孙中山所采取的这一策略是定符合中苏革命目标相同这一具体情况的。孙中山这一策略的运用促使了中国革命的进步。
必须同东南亚联系起来
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正是东南亚兴起民族解放运动的新时期，也就是列宁所说的“亚洲的觉醒”和民族解放斗争的二次高潮时期，恰好是孙中山为中国革命奋斗之时，孙中山仔细分析中国和东南亚各方面的情况，发现两者无论从地理、历史、民族、文化，还是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都存在着紧密的联系。鸦片战争后，中国和东南亚各国一样沦为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同样的命运和同样的革命目标，促使中国与东南亚各国之间应该相互同情和支援。
基于上述这种客观情况，孙中山在外交上定下了“必须同东南亚联系起来”的策略。孙中山先从华侨着手，因为东南亚地区是海外华侨聚居最多的地区。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先为当地的华侨所吸收，然后通过华侨中的同盟会成员传播给东南亚各国的革命领袖和革命组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孙中山还亲自或指示其战友给东南亚各国革命以支持，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缅甸、暹罗的民族解放运动都得到过孙中山的支援。东南亚各国的斗争也影响和鼓励了孙中山的斗争。如菲律宾能抗拒西班牙和美利坚两大国，以谋独立而建共和，就使孙中山对中国实行共和充满了信心。
总之，孙中山同东南亚国家民族解放运动者所进行的交往，是在“把出现在远东许多国家的问题综合起来研究”的基础上，以日本为革命活动基地，利用各种机会与各国革命志士共同商讨民族解放问题时，所结成的风雨共舟、共同战斗的良好外交关系。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孙中山对越南革命志士潘佩珠和菲律宾革命的支和援助。
1905年，孙中山从美洲到日本横滨，会见了因反法殖民统治而被迫流亡到日本的越南革命先驱潘佩珠。潘氏精通汉语，却不能口语。孙中山与他进行了两次较长时间的笔谈。孙中山对潘佩珠领导的革命进行了两次较长时间的笔谈。孙中山对潘佩珠领导的革命进行各方面的援助：潘佩珠起初因受康有为、粱启超思想的影响，主张君主立宪制，在孙中山的帮助下，逐渐认识了民主共和；为了为越南革命培养人才，储备革命力量，孙中山鼓励潘佩珠去发动越南青年赴日留学，兴起了越南近代史上的东游运动，后由于人数日益加多，经费很为困难，孙中山为越南留学生积极筹借资金，使他们能够继续学习；孙中山还介绍潘佩珠与在振武堂学习的云南学生联系，以备日后越南能够得到云南籍中国革命党的支持；孙中山还给潘佩珠有机会在《云南杂志》发表《哀越吊滇》、《越亡惨状》等文章，以便唤起越南人民的觉醒和获得国际社会的同情。孙中山还对越南民族文化的发展和反法斗争表示同情和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