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对菲律宾革命的直接支持和援助，是从认识菲律宾革命军革命委员会书记长彭西开始的。1899年，彭西到日本买军火，经日本民党道领犬养毅的介绍而认识了孙中山。孙中山与彭西因志同道合而成为了不逆之交。孙中山经常奔走无虚日地为彭西购买军火。1899年7月19日，孙中山通过犬养毅买日本船布引九从门司港启航运军火赴菲。孙中山此时与彭西已结下了牢固的战斗情谊，孙中山与彭西约定，当菲律宾革命军对美侵略者大举反攻时，他将率兴中会会员人菲助战。彭西也以菲律宾革命军的名义馈赠十万日元给孙中山作革命活动经费，并承诺日后将派人人中国内地参加反清的武装斗争。
后来，布引丸不幸触礁沉没，孙中山在1990年1月为菲律宾义军购买了第二批枪械，但由于日本政府的严密监视，无法运菲。但这并没有挫败孙中山援菲的信心，1990年6月，孙中山派遣了数百名中国人参加菲律宾革命军，援助菲律宾的革命。
孙中山绝不只是支援过越南和菲律宾两国的革命，在他要与东南亚联系起来的外交策略支配下，他对亚洲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十分关注和支持。
在他的鼓动下，东京成立了“东方青年协会”。这个协会由来自朝鲜、中国、日本、印度、暹罗和菲律宾等国的青年学生组成，这个组织使他们认识到了亚洲被压迫民族的共同命运，为他们日后参加革命并维持各国革命之间的联系打下了基础。1908年，孙中山与潘佩珠等人组织了“东亚同盟会”，以把亚洲各个国家的革命志士联合起来，一起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作为奋斗目标。
孙中山除了直接参与了领导亚洲各被压迫民族联合斗争的行动给各国民族解放事业极大推动外，他的革命思想――三民主义也给亚洲革命带来了极大影响，例如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就说自己受到了孙中山的极大影响。总之，孙中山不但对中国革命作出了伟大的贡献，而且还对整个亚洲民族解放运动作出了伟大的贡献，正如列宁所评价的那样：“孙中山是亚洲人向着自由与光明奋斗的领导者”，也正因为他革命的世界性，使他更伟大。
必须废除不平等条约
从鸦片战争中英签订《南京条约》开始到一战后中日签订“二十一条”的70年间，帝国主义列强或以战争威胁，或以政治讹诈，胁迫中国政府签订了数百个不平等条约（包括协定章程和合同等等）。这些条约既是帝国主义在中国攫取到手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特权的法律形式的体现，又为他们进一步“合法”扩大侵略提供了条件。而正是这样一个个不平等条约使中国一步步变成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
作为中国革命先驱者的孙中山，不但认识到了不平等条约给中国社会产生的巨大社会影响，也逐步认识到废除不平等条约是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主要内容。在他整个革命过程中，他在外交上为反对不平等条约作了艰苦的斗争，特别是他在晚年提出的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口号，更是带着中国人民反对不平等条约的斗争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阶段。
孙中山在早期革命中，对不平等条约采取了回避的态度。这一方面是因为他长期流亡海外，外境十分恶劣，他不仅被清廷的暗探所追踪，又一直处于各国政府的严密监视，动不动就得被驱逐出境。他不得不从实际出发，对诸如不平等条约等敏感问题，采取回避态度。另一方面是孙中山对帝国主义列强抱有幻想，他指望帝国主义会对中国革命保持“善意的中立”，不要干涉。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慢慢看透了帝国主义的本质，看到他们不但不支持革命，反而大力支持袁世凯篡权和极力扶持南北军阀。孙中山明白了辛亥革命的成果就是在中外反动势力的相互勾结、共同绞杀下丧失殆尽的。因此，中日“二十一条”的签订，使孙中山开始了态度鲜明地反对不平等条约的斗争。
1915年1月18日，当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时，3月10日，孙中山就指示党务部发布第八号通告，揭露“二十一条”交涉真相。1920年8月，他明确指出“中国问题”解决的关键，就是废除二十一条款。在日本直接干涉山东问题上，孙中山则主张采取“抵制日贷，及其他继绝经济关系之法。”
在致力国内革命的同时，孙中山密切关注并警惕着帝国主义列强加紧瓜分支配中国的形势。他指出“当此国势濒危，日人驻兵于南满，俄人驻兵于蒙古，英人驻兵于西藏，法人驻兵于滇黔，思为瓜分”，“我汉族实无国家存在于亚东大陆上！而外扰日迫，瓜分豆剖危机，在昔不过危言恫吓，近日见之实行”，中国开始落到“殖民地”甚至“次殖民地”的境地，对外患的十分紧迫的反抗感，使孙中山对不平等条约有了新的认识。
他说：“那是些什么条约呢？就是满清贵族把我们的主权、土地押到外国的条约。”特别是对新出现的“二十一条”，尤为反对。他愤怒地说：“这是日本制的最初的铁锁链，来绑中国脚的。实行二十一条款……就是日本把整个中国征服去了。”
孙中山全面地分析批判了不平等条约。他认为不平等条约是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直接经济侵略的手段。帝国主义利用不平等条约把持了中国的海关、金融、海运和特权营业等，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使得中国每年的损失超过12亿元。而且，帝国主义当他们经济侵略无法得逞时，就运用政治庄迫的手段，这使中国民族工业只有失败的路子可走。
所谓的“协定关税”，不但不保护自己人，还去保护外人，使得中国的土货竞争不过洋货，这就造成了企业破产，工人失业，孙中山愤怒地说：“那些饿死的工人，就是不平等条约的影响。”
此外，孙中山还对领事裁判权、鸦片贸易、传教活动、片面最惠国待遇等条款，进行了分析和批判。
基于这种对不平等条约的认识，孙中山产生了反对不平等条约的强烈态度。早在辛亥革命前，他就明确表态：“中国政府将取消各口岸之租界”。
就在任临时大总统后，他即宣告要建立实现包括领土、民族在内的五大统一的共和国，其中就包含有收复失地的意思。
在1923年9月、10月，孙中山先后两次照会驻广州的领事团，要求今后向他的政府支付在中国南方所征收的并由外国海关支配的关税“余额”，而不能再用于豢养北京军阀。英、美、法却从它们的军舰调派陆战队保护广州海关，井在广州泊集了19般外国兵舰。1924年1月3日，孙中山接见美国驻华使舒尔曼，指责列强阻挠广州政府收回关余的正当主权行动，“实则不干涉内政其名，外交团控制中国为一殖民地则事实也。”1月9日，英国、美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等六国在广州联合举行针对孙中山的海军大示威。但孙中山不顾各种威胁和压力而进行坚决的斗争。
1923年元旦，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宣言》第一次正式提出要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1924年2月，在国民党“一大”宣言中，重申了坚决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并且开始制定了以废除不平等条约、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的各种政治特权为主要内容的七条对外政策。
孙中山对待不平等条约所采取的对外政策，表明了他的认识和态度，使他超出了前人和同时代人许多，也正是孙中山这一对外政策的采取，使得反对不平等条约的斗争由个人的谴责汇合为千百万群众的革命运动，揭开中国历史上反帝斗争的新篇章。
利用外交空隙护大革命
19、20世纪之交的几十年之间，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怎样才能把祖国从非常危急的局势下挽救出来，走上独立富强的道路，成为当时每个爱国者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
日本，作为中国的毗邻，曾与中国一样有过不堪回首的屈辱历史。然而当中国成为列强竞相掠夺，被人豆剖瓜分之时，日本却由于明治维新，进行了资产阶级政治变革，只用30年时间就走完了欧美列强百年的路程，成功地走上近代化道路，成为了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一鲜明的对比使得许多寻求救国真理的中国人得出了一个结论：中国要富强，得向日本学习。于是，留学日本成为了一种热潮。从1896年，第一批留学生到达日本开始，至1920年已增至14258人。这批数目巨大的留学生，到日本后就与当地的华侨结合起来了，成为了一种具有高度革命热情的革命力量。
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之后，孙中山等人不得不亡命海外，“欲纠合华侨，以收臂助”。但选择哪一个国家的华侨聚居地区为革命的主要基地呢？
孙中山认为日本华侨社会是最理想的基地。日本除了地理相近，信息易通，便于筹划外，还有就是日本政府对革命派所持的政策有利于革命。
日本对华的国策是自私的，他们发展成一个近代化的先进国家后，就把中国作为了他的侵略目标，尤其是在其政府居重要地位的军方为争夺中国，早就想利用中国革命的机会，扩张在华势力。他们认为，与其去支持奄奄一息的清政府，还不如把希望寄托在变革现状的年轻力量上，以便届时进一步谋取和保证日本在华的未来利益。因此，他们对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和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党人都给予容纳和资助，甚至为他们某此活动还提供便利。
孙中山看到了这一点，特别是他在革命后期，对帝国主义的本质看得更透了。但他双重政治性格中的实用主义，促使他为了革命成功，采取了利用日本政府对华政策的空隙来发展革命。
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又于1895年1月，取道横滨去香港，与当地华侨取得了联系。10月，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陈少白、郑士良等乘日本货轮“广岛丸”逃亡日本。到横滨后，在冯镜如所开设的印刷店，着手发展和组织横滨的兴中会。1895――1905年间，孙中山先后11次居留横滨，开展工作。
1905年7月9日，孙中山重返日本，8月，在东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
此后，革命中心从横滨转移到了东京，革命的重心也转移到发展知识分子身上来了。日后，日本的革命力量给国内革命带来了极大的影响。
辛亥革命胜利后，日本华侨沸腾了，他们不但剪下了自己的辫子，还落下了领事馆的黄龙旗，各种团体名称前都冠以了“中华民国”四个字，他们还筹款支持和组织“敢死队”回国直接参加革命。
1931年，“二次革命”失败，8月，孙中山不得不又一次来日本寻求华侨和日本政府的支持，然而，日本政府已寄希望于袁世凯，以谋取更大利益，对孙中山不再予以欢迎。孙中山因考虑来日本便于指挥革命，与神户的革命党人李恢修、宋嘉树以及萱野卡知等日本友人联系，使得日本政府同意孙中山在日本居留。此时袁世凯悬赏10万取孙中山首级并派出刺客经朝鲜釜山来到日本，孙中山在华侨的保护下安全渡过了难关。
此时的孙中山仍然利用日本政府对待革命的暖昧态度，在日本抓紧机会发展革命力量。从1913年秋至1916年4月连续2年9个月中，孙中山以东京为主要居住和活动地点孕育、组建中华革命党，重整旗鼓，积极发动反袁斗争。1913年9月至1914年7月，共692人加入了中华革命党，其中东京本部就有524人。这些人或捐款资助革命，或亲身回国参加革命，在全国迅速掀起了反袁新高潮。袁世凯仅仅做了83天皇帝，就一命呜呼了。
1917年3月，张勋复辟，日本华侨又立即表示反对，坚决支持孙中山进行护法斗争。1924年11月28日，从上海绕道日本去北京的孙中山，应神户商业会议所等五团体邀请，在神户高等女子学校作出了《大亚洲主义》的演讲，利用日本政府给他的这样一个机会，把演讲台当成了政治斗争的舞台，提醒日本政府“要行王道，不要行霸道”，不但提醒了华桥要防备日本军国主义，也敲了日本民主人士的警钟。
从1895年登上日本国土起，到1924年转道日本去北京这36个年头，孙中山先后15次来到日本，累计居住时间达十年之久，占他整个革命生涯的四分之一多。他利用日本政府对革命党人的暖昧态度，极大程度地发动并发展了日本华侨和留学生的革命力量，为他所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起了重要作用。
学习一个英国，反对另一个英国孙中山对待帝国主义存在着双重的态度，特别是对英帝国主义。因为他发现自己及身边一大批有理想的知识分子及爱国志士，都慕仰帝国主义物质上的成就，体会到自己的国家也有这种现代化的要求。但是，他们在本性上对帝国主义者及自己国土上协助列强掠夺的政体有着一种必然的愤恨。这就使得他们在佩服西方文明的同时，又变成了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的领导人。这其实也是因为帝国主义本身所具有的双重性决定的。帝国主义国家在国内实行民主政体，允许自己的人民享受正义和自由的恩惠，同时，他们在国外却进行野蛮的奴役和掠夺。帝国主义在国内的理想及原则与海外的所作所为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
怎样处理与这些国家的关系呢？孙中山认为既要学习和利用他们在国内所采取的自由与平等政策，又要反对他们对中国等殖民地国家所采取的野蛮掠夺政策。孙中山这种外交思想最明显地体现在如何处理与英国的关系上。
孙中山13岁开始读书，初小在夏威夷英国教会小学，中学在夏威夷和香港，学医在广东和香港，所受的教育均为西方的学制，其中以英国势力影响为主。在这种教育中，学到了英人所爱好的自由，也学到了英国人民怎样为了限制他们统治者的权力而斗争，以及如何保证个人权利，怎样设立宪政府，他还非常羡仰英国的科学技术和政府工作的效能。
1896年到1897年，孙中山曾旅居伦敦九个月，在这段日子里，孙中山曾被中国使馆监禁起来，并企图把他遣送回中国处死。因为他的朋友、昔日的老师康德黎博士亲自出面交涉，惊动了英国本上的新闻界，并造成了极大的舆论，才迫使英国政府很愿意装聋卖傻，姑息清政府让他们引渡孙中山，但报纸上一登出这件事之后，就引起了公众极大的舆论，英政府就不得不干涉了。
这次事件，使孙中山认识到居住在英国本土的英国人，由于法律制度的保障，他们能要求公正、个人权利和福利。他由此产生一种要学习英国文明的决心，正如他在给《秦晤士报》的信中说：“予此次被幽禁于中国使馆，赖英政府秉慷慨为民之精神，得蒙省释。予于英人之人之崇尚公德，力持正义，素所钦仰。身受其惠，益堪征信。且予从此益知立宪政体及文明国人真价值。敢不益竭其愚，以谋我祖国之进步，井谋所之开通吾横被压抑之亲爱同胞乎。”
也正由于社会公论挽救了他被绑架的插曲，使他产生一个利用公从舆论影响英国对中国的政策，为了争取英国社会的支持，孙中山1897年3月给一家英国杂志写了一篇文章，要求英国政府停止对清政府的支持，他说如果大英帝国采取中立的立场，他的政党就可以推翻腐败的满清政府，并许诺将来的革命新政府完全可以给英国提供一些有益的投资机会。他企图以此来掀起舆论以影响英国政府的政策。
孙中山还试图直接与英政府交涉，以求得他们的支持。1911年武昌起义，孙中山闻讯后，并没有立即回国，而是去英、法等国进行外交活动，阻止住他们向清政府贷款。希望他们支持这场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
哪怕是在他事业中最黑暗的时候――1922年6月后的一段日子，陈炯明背叛了他，陈的属僚叶举把他驱逐出总统府，乃至广东省时，他都没忘记包括英国文明在内的西方文明的优点。1922年8月9日，在广州湾炮舰上，他与好友摩汉就说过他相信西方国家都会对支持一个统一的民主国家感到真正的兴趣。
但是，也就是早在香港学医时，他就发现“另一个英国”的面貌，发现了大英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居民的歧视。因为在香港西医学院毕业的中华学生毕业文凭不被香港医学总会所承认，而致使他们白白浪费了5年时间。他的心里此时就埋下了一颗反对“另一个英国”的种子。
后来，英国外交部为了缓和清政府非法释放孙中山的愤怒，竟然在香港恢复了驱逐他永久出境的命令。这命令并不符合英国的法律，让他产生了一种更为强烈的反感。辛亥革命时期，英帝国主义的政策造成了辛亥革命的恶果，遭到了孙中山愤怒的谴责。特别是不久后，英国支持袁世凯，并涉及到暗杀宋教仁的案件时，孙中山激烈地反对英帝国主义对华的政策，他揭发了英国背叛了本国所持的理想，在中国支持反民主力量的行为，接着，当英国蛊惑中国参加盟军反抗德国时，孙中山让朱执信协助他写了一本《中国存亡问题》的小册子，反对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揭露了英国准备出卖中国而致使帝国主义者从中获利的行径。当然他此时仍没有忘记西方国家的文明和科技。
学习和利用公平正直的“一个英国”，坚决反对残暴的“另一个英国”，是孙中山对待帝国主义列强所采取的外交策略。这与列宁、甘地、尼赫鲁、泰戈尔等人所提出的对帝国主义的两种态度的思路是相通的，在当时世界民族运动中有着闪亮的光彩。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武昌起义爆发时，孙中山正在美国北部的科罗拉多州进行筹集革命经费的活动。当他从报纸上欣然翻得这一胜利的消息时，原想由太平洋回国，亲自指挥革命战争，以酬生平之志。但他仔细地分析了国际国内的形势，认为自己的主要工作“不在疆场之一，而要搏组之间”，应周旋于各国，办理外交，以断绝清政府的后援和寻求到对革命的支持。
他对美、法国抱有幻想，认为他们会“同情革命”，在他经华盛顿时，曾要求会见美国国务卿诺克斯，被拒绝了。要求会见法国驻美大使朱塞龙也未成功。
1911年11月21日，孙中山由英国来到法国，在巴黎停留了3天，与法国政界、财界以及新闻界一些人士进行了交谈，但始终未能见到法国外交部长或其他政府官员，很显然，孙中山曾寄予厚望的法国政府与美国政府一样，对孙中山采取了回避态度。
孙中山意识到了“樽俎之间”的难度，只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了。”
他到巴黎一方面想阻止法国及四国银行团贷款缓清政府；另一方面谋求他们对革命政府的支持；还希望法国对俄国施加影响，阻止俄国同日本互相勾结，在中国扩大势力和干涉革命。
而当时的法国政府以及四国银行团，对中国革命持一种敌视的态度。正如四国银行团驻北京的法国代表贾思纳所说：“从这场革命方面，我们决得不到任何好处。”“继续保持满清王朝，仍是最好的可能解决办法。”也就是说反对建立共和，挽救满清王朝，才符合法国的在华利益，这正是法国政府在辛亥革命时对华的外交政策。
但随着形势的迅速发展，法国想扶持一个什么摄政王的计划落空了，便与其他列强达成了共识――利用袁世凯来控制清王朝。法国积极促成四国银行贷款给袁世凯，并希望借助袁世凯来控制中国局势，以维护法国在华利益。
孙中山就是在这时来到巴黎的，其中一项重要事务就是11月23日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经理西蒙见面，希望能立即或在最短期内向革命临时政府提供贷款。西蒙以所谓的“严格的中立”为借口，拒绝了孙中山的要求。孙中山到巴黎的另一目的，就是谋求法国政府对建立共和制政府的支持。他发表演说：“中国革命之目的，系欲建立共和政府，效法美国，除此之外，无论何项政体皆不宜于中国。”“法为共和先进的，当必稍以助中国。”但是，法国政府怀疑共和制能为各省共同接受，各省的分歧会导致整个帝国的分崩离析，对孙中山的要求断然拒绝。
孙中山还力图通过法国给俄国施加影响，劝阻盟友俄国不与日本沉瀣一气，在中国扩大侵略和强行干涉中国革命。西蒙不但没有答复孙中山，反而全言答复了俄国的照会，满足其肢解中国的野心。
孙中山在巴黎所作的努力，没有一点效果，但他非常明白外交这一着的重要。他只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了。11月24日，在他离开巴黎的同一天，他的代表胡秉柯访问了法国外交部，询问法国政府是否打算承认中国即将成立的共和政府，法国外交官员布瓦梭纳不但以要估计时局为借口表示拒绝，还要求中国必须对“法国人的安全”负责。
因为共和制将有损于列强在华的利益，法国坚决要求中国采取君主立宪制。但同法国政府估计结果恰恰相反的，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坚决反对君主立宪制。英国为了维护自己在华东、华南的利益。率先放弃了要采取君主立宪制的主张。法国不得不也如此，但他们所支持的共和政府又并非孙中山所建立的南京临时政府。孙中山失望地离开法国后，12月25日回到上海，29日被选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宣布就职。孙中山虽然对法国政府很是失望，但他在成立临时政府后，仍不畏艰难地争取列强的承认。他于1月11日致电法国政府，通知任命已在法国的张翼枢为临时政府驻法全权代表。同日，外交总长王宠惠也致电法国外交部，通知临时政府的成立，要求承认。要借法国政府为维护在华利益，伙同其他列强一起拒不承认孙中山所建立的民主共和国，而在中国扶持起一个所谓的“新秩序”。
法国政府伙同英、美、德、日、俄6国贷款给袁世凯，并企图以此来攫取中国财政监督权。孙中山对此表示了强烈的反对，并试图以建立中外合资银行的方式来抵制这种侵略，未能成功，1931年4月26日深夜，2500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右同在北京东交民巷汇丰银行大楼正式签订。4月26日，国民党派代表向袁世凯抗议反对代理款将不得国会的同意而签订。签字前，国民党代表又提出严正的抗议，但同样遭受了失败。孙中山不得不施加外交压力，对汇丰银行上海代表声明，如果借款不经国会批准而签订，则扬子江以南各省及陕西与山西将起而反对北方，并以武力反对袁世凯这样的专断行为。但最后孙中山这一威胁并没发生效力。5月21日，善后大借款的债券在巴黎及其他欧洲市场开始发行。
善后大借款的签订，使袁世凯有了镇压革命党的资金，立即派兵南下，镇压革命势力。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迫于袁世凯的武力，达成了南北和议，革命胜利的成果被袁世凯窃取。
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南北势力形成对垒的时候，试图以断绝反革命的外援而寻求对革命的支持，是符合“上谋伐交”的战略战术的。他在外交几乎看不到希望时，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他不舍的政治性格决定的，也是当时的形势下，他对于外交所采取最好的策略了。
走私人路线打入政界
孙中山和法国政界的关系起于1900年，从此后到1912年共和国成立时，孙中山与法国政界的关系最为密切。不只是1905年至1908年间，孙中山在印度支那边界的华南各省的军事行动得到了法国的默认，还在1911年11月孙中山访问巴黎期间所从事的外交活动，都说明了孙中山与法国政界的密切关系。孙中山与法国政界的密切关系还曾迫使孙中山天真地认为法国政府同情中国革命。
那么孙中山是采取了什么样的方式，来建成这种与政界的密切关系的？
他走的基本上是利用私人的关系敲开一条紧闭门的道路。
孙中山首次与法国官方人士的联系是在1900年3月，他通过一个中国裁缝和东京法国公使馆一位人员接触。通过这样的关系，孙中山会见了法国公使阿尔芒，并向他请求安排会见印度支那总督韬美。1900年6月7日，阿尔芒写信通知韬美说孙中山将到达西贡，请他自行决定是否接见这位中国革命家。阿尔芒告诉韬美孙中山想先以两广和福建为中心建立独立民主政府，希望获得法国武器和军官的援助，并说孙中山愿意接受法国的一切要求作为交换。
但法国外交部长德尔卡塞认为法国不值得为孙中山这样一个人去冒险支持，他向殖民部长表达了他反对援助孙中山的意见，并指示东京法公使拒绝孙中山希望再次会谈的要求。可在巴黎的指示于1901年1月6日到达东京前的两天，阿尔芒已同意接见孙中山，并被孙中山的爱国精神和大公无私的胸襟所感动。为孙中山作了走下一步私人路线的建议和安排。阿尔芒说法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军用一样，不会向中国输送武器和教官，但印度支那总督或许能够帮上这么一个忙。因为一个地方官与一个叛乱分子的关系，远不如自己这样一个外交首长与一个叛乱分子的关系对法国政府有那么严重的影响。
阿尔芒安排了孙中山与韬美会见，安排孙中山与驻广州法国领事联系。
为了更大地打开与法国外交的缺口，孙中山许诺，法国人将被授与在他将来建立的共和国里拥有铁路建筑和开采矿产的权利，还拥有陆运进口免税权和对两国有利的一切要求。孙中山这一政纲虽然没有改变德尔卡塞认为与“煽动者”的任何合作都会引来麻烦的态度，却在法国政界产生了收效。尽管德尔卡塞写信给韬美叮嘱他要谨慎从事，韬美却因为孙中山的政纲很符合自己在印度支那的远大计划而置之不理，韬美计划提高在印度支那的经济发展和扩大它在该地区地政治影响，特别是在华南发展铁路、矿产商业。而且，在韬美与孙中山的进一步接触之后，韬美被孙中山的反君主思想和现代主义信念所吸引。为孙中山日后的革命行动提供了许多方面的便利。
韬美离职后，博继任了印度支那总督。1902年12月，阿尔芒又发出密函通知博，详细介绍了孙中山的情况。博又对孙中山表示了高度重视，尽管他无法同意孙中山创立一个“华南联邦共和”的政纲，却提出了保护孙中山的计划，他认为如果中国政府要引渡孙中山的话，法国政府应该拒绝，还有应付北京派来的打手而对孙中山进行暗中保护。
1905年2月到6月，孙中山两次停留巴黎，会见了新任法国众院议长韬美，孙中山又一次利用了他与韬美的私人关系来发展国与国之间的外交。他在韬美的介绍下认识了议会中“殖民派”人物埃里臭、毕盛、班乐卫等人。
孙中山还通过共济会与工商办的联系认识了一些金融家，尤其是东方汇理银行和鲁继埃所创办的法国工商银行。孙中山从他们那儿得到了大量的援款，1905年2月9日和5月18日，孙中山被外交部的雷奥两次接见。由此，孙中山广泛地接触了法国政界人物，为争取他们对中国革命的支援打下了基础。
孙中山在走私人路线时，善于利用正义和自由的拨动韬美和共济会友人的心，使他们能为自己的事业出点力。孙中山还善于利用他们欲维持在华利益的心思，使他们支持自己的革命事业。日俄战争后，印度支那十分薄弱，孙中山见机提出一种想法说，法国如果援助他，就可以抵制日本的威胁；日本假如战胜，日后便会支配北京的政策；假如战败，便会在华南寻求补偿。
孙中山这种说法，使得韬美等人考虑支持孙中山，答应贷款给他买武器。并形成了一个包括交趾支寻那（南圻）代表众议员德隆点尔、陆军部长贝尔托、殖民部长、雇主联合会的活动分子克莱芒泰尔和部份商人在内的组织，支持孙中山，利用孙中山作为殖民扩张总署一分子来完成自己的目的。
1905年3月底，中国情报处成立，7月，布加卑上尉被任命为处长。孙中山与法国政界的交往面越来越宽，后来，由于布加卑事件，支持孙中山的法国政界人物的下台，使孙中山在法国寻求支持的可能性减少。
镇南关起义失败之后，共和工商界人士不再接见孙中山，孙中山开始寻求“激迸社会主义”左派的支持和新闻舆论的支持。激进派对孙中山的好感是以思想和哲理上的信念为基础的，他们与商界联系少，本身反对对外干涉主义，所以他们根本就不可能给孙中山什么很大的资助。1912年辞职后，孙中山与法国政界的交往日益减少。
孙中山这一外交策略是根本可行的，他靠着自己的私人关系，利用法国的势力，为当时的中国革命作了极大的贡献。
孙中山党建谋略
分子淘汰，去恶留良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却没能完成反帝反封的历史任务，也没能使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得到根本转变。
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又领导了“二次革命”、“三次革命”（中华革命党反袁斗争）和两次“护法运动”，都未能取得胜利，而且还时而遭到打击和排斥。在他革命过程中，不但感受到社会越来越黑暗，人民生活也越来越苦，还发现自己所领导的国民党，也“组织未备，训练未周”，“意志不明，运用不灵”，既缺乏明确的纲领，复陷于瘫痪状态，许多党员或腐化堕落，或斗志消沉，犹如“一个就要死的人”一样，无法再有效地进行革命。孙中山欲起沉疴，却一筹莫展，对过去的战斗道路陷于了绝望。
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认识到了革命政党要有彻底反帝反封的纲领，要广泛地联系和发动群众。要完成这一任务，必须有一个组织严密，党性纯洁的政党来领导革命。因此，孙中山决定改组自己领导的国民党。1922年秋，孙中山开始准备改组国民党，他先后连续召开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三次改进国民党的会议，为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张太雷等首批共产党人亲自主盟加入国民党。1923年1月，发表著名的《孙文越飞宣言》之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派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联访问和考察；聘请鲍罗廷为国民党的组织教练员；邀请李大钊南下广州领导改组工作；还召集了临时中央委员会举行了多次会议，进行了党员重新登记、招收新党员、选举大会代表，起草新党章和党纲等活动，为改组国民党作准备。
1923年11月，《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发表，《宣言》是孙中山委托筹备改组工作的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起草，并经孙中山亲自审定后发表的。宣言回溯了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的几经易名的20年历史，指出革命党人虽然作了奋斗牺牲，但是中华民国“今日政治不修，经济破产，瓦解土崩之势已兆，贫困剥削之病已深。”在这种情势下，“欲起沉疴，必赖乎有主义、有组织、有训练之政治团体。”它进而提出：“关于党纲章程之草定，务求主义详明，政策切实，而符民众所渴望，而于组织训练之点，则务使上下互通，有指臂之用，分子淘汰，去恶留良。”《改组宣言》的发表，说明孙中山认识到了建立真正革命政党的重要性，开始探究改造中国国民党以挽救中国的办法。并强调了改组国民党时注意组织纪律和党性纯结性，为此还突出地强调了“分子淘汰，去恶留良”的方式方法。
两个月后，由孙中山审定并经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将《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向前又推进了一步，不但提出了反帝反封的主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提出了取消不平等条约，废除军阀所借的外债和确定人民的自由权利，改善人民生活等为主要内容的内政外交政策二十三条，作为国民党的政纲。还决定欢迎工人、农民参加国民党，“相与为不断之努力，以促国民革命运动之进。”
孙中山这些激进措施，在国民党内部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一大时，《一大宣言》遭到了许多代表的反对。他们对民生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等款表示了极度地反对。孙中山这些条款正是衡量自己政党革命性的标准；对这些条款支持与否，正是衡量党员是否为合格党员的标准。他在后来发表的《对于国民党宣言旨趣之说明》中明确指出：它是国民党成立以来“破天荒的举动”，是这次大会的革命精神所在。宣言在大会以后要“管束吾人之一切举动”，“不可以自作自为”。这一切表现了孙中山对其改组后的党人所作的严格要求，力图建立一个真正革命党的决心。
孙中山还多次提醒党人说：“同民党吧有中国最优秀的人，也有最卑鄙的人。……最卑鄙的人为了党是升官的踏脚石而加入我们这一边。假如我们不能消除这些寄生虫，国民党又有什么用处呢？”这些话表明了他为了组建一个真正革命的政党，坚持“分子淘汰，去恶留良”的决心。例如在国共合作时，国民党右派进行毫无顾忌的反对活动，孙中山就采取了坚决的措施：如对邓泽如等，就多次严厉地批驳其反动的谬论和活动，教育他们；而对阻挠改组并在会场上无理取闹的张继，就采取了驱逐出会场、加以囚禁的果决措施；对公然破坏国共合作的代表人物冯自由等，就毫不犹豫地将他们开除出党，以保证党内的团结和统一。
孙中山以“分子淘汰，去恶留良”为方针，纯洁了国民党组织，加强了党的组织纪律性和提高了党性的纯洁性，增强了党的战斗力，为孙中山后期革命所取得的初步胜利打下了基础。
总以互相联络为要
1894年6月，孙中山通过盛宣怀以及李鸿章的幕僚罗丰禄、徐秋蛙上书求见李鸿章，力图走改良之路拯救中国。李鸿章非但没有接见他，而且也没有采纳他任何意见。上书失败之后，孙中山认识到“和平之法，无可复施”，只有革命，才能换求中国的危亡。
1894年10月，孙中山怀着远大的抱负，再度去檀香山，联络华侨，宣传反清革命，并于11月，在檀香山创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明确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主张。第一次向中国人民发出了推翻清朝帝制，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号召。
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全国人民无不痛心疾首。孙中山认为革命时机已经成熟，他与陆皓东、杨衢云，郑士良等在香港筹划起义，准备10月26日重阳节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由于谋事不密，事先被清政府察觉，结果这次起义没有正式举行就被扑灭了。陆皓东、朱贵全等牺牲，孙中山经香港流亡日本。这次起义虽然没有成功，却以流血给全国人民指出了一条武装起义的道路。
从此，全国各类革命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哥老会、日知会、光复会等等革命团体在大江南北，各影响一地，使革命之火烧遍了长江中下游一带，各自领导了起义，但都以失败而告终。
1900年10月8日，郑士良奉孙中山之命，带领三合会600多人在惠州起义。起义一度发展到二万人，声势浩大。但由于起义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而计划中的海外接济，因日本政府破坏而告吹，最终起义失败孙中山不得不继续流亡海外，从1901至1909年间，他为革命来回地奔流于亚、欧、美三大洲之间。考察了资本主义各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历史发展状态，认识到革命要成功，必须有一个统一而强大的政党。于是，他努力去结识外国朝野人士，争取他们赞助中国的革命，一面征集革命同志，联合华侨和在美洲的会党，组织革命团体。为了进一步集中和壮大革命力量，孙中山极力主张把各革命小组织联合起来。
1905年夏天，孙中山从法国马赛乘船离欧不返，途经越南西贡时致书新加坡爱国华侨陈楚楠说：此次赴日将洗查探东方机局，以定方针。方针一定，再来南地以招集同志，合成大团，以图早日发动。今日时机已熟，若再不发，恐时不我待，则千古一时之会恐不再来也。”
七月下旬，孙中山在东京与黄兴会晤，畅谈革命形势，并建议把兴中会和华兴会联合起来，黄兴当即表示赞同，不几天，孙中山与宋教仁、陈天华等会晤，指出革命如“不相联合，各自号召”，“各国乘而干涉之，则中国必亡无疑矣。”故须有统一组织和统一领导，强调“现今之主义，总以互相联络为要”，并主张联络两广会党，以期“一旦发难，立文明之政府，天下事从此定矣。”
1905年7月30日，孙中山在东京邀约各省有志于革命的留学生和旅日华侨70余人，举行中国同盟会筹备会议。到会者包括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等许多革命团体和部分个人。全国除甘肃等省外，17省都有人参加。
会上，孙中山首先作了关于革命理由，形势和实行方法的演说，强调必须把散布在全国各地的革命组织结成一个新的团体，协力从事革命工作。会上大家一致同意孙中山关于联合的倡议，联合组织定名为“中国同盟会”。
孙中山建议谈会的宗旨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孙中山还亲自起草了誓词：“当天发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或渝此，任众处罚”。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正式举行了成立大会。会议通过了同盟会章程，确定了同盟会的宗旨。会议决定同盟会本部设在东京，总理之下设执行、评议、司法三部。国内分设东、西、南、北、中五个支部；国外设南洋、欧洲、美洲、檀香山四个支部。会议还决定以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后改为《民报》为机关报。会议推举孙中山为总理，以黄兴为庶务部长长，协助孙中山工作。
在孙中山的推动和促进之下，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在各革命小团体联合的基础上建成了。它的成立，摆脱了昔日那种“各革命小团体”各自为政，力量薄弱的困境，把中国务革命小团体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使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前跨进了一大步，加速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步伐。
同盟会成立以后，各方面的革命工作都有了新的发展。
比如，能够更好地动员和组织革命力量，统一思想。后来的同改良派所展开大论战和日后的一系列武装起义的成功举行，都得益于有一个强大而统一的政党。
政党应注意道德建设
孙中山很注意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伦理道德思想，而且还能以革命家的姿态，把伦理道德思想的研究和革命的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在革命的实践中来研究和阐述道德问题。他所提倡政党应该注意伦理道德就属于这个范畴。
孙中山认为革命政党自身的道德建设，在整个社会的伦理道德建设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孙中山这一观点是在对国民党一、二十年来的发展过程和现时的基本状况进行仔细分析后提出来的。他认为国民党自建设一来，就内容腐败，组织松懈，党员们或者消沉，或者背叛，还有许多人只是为沽名钓誉、升官发财而来，毫无战斗力可信，而造成这种状况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国民党缺乏伦理道德思想建设。孙中山认为，革命事业要靠革命党来发动领导，而革命党的强弱，则取决于全体党人道德精神智能的高下。他说：“吾国民党现在国内能占优势，固全恃乎群策群力。但政党之发展，不在乎一时势力之强弱以为进退，全视乎党人智能道德低下，内容腐败，安知不由盛而弱。若能养蓄政党应有之智能道德，即使势力薄弱，亦有发达之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