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认为只有政党本身的道德是高尚的，作风是正派的，才能成为众望所归的领导核心和指挥力量，才能广得民心；才能推进革命、推进人类社会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这样，他就把政党本身是否具备高尚的品德与能否建立群众的信仰联系在一起，正如他于辛亥革命后在上海所作一次演讲中所强调指出的：“政党自身之道德，尤当首先注重，以坚社会之信仰心。”
孙中山一再强调革命政党的道德建设，是有他的道理的。归纳起来，不过于时代发展的潮流，革命党在革命事业中的地位以及伦理道德自身的发展规律都要求必须加强政党的伦理道德建设。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认为革命不仅包括“军事上的奋斗”，还有“宣传的奋斗”。他说：“革命的方法，有军事的奋斗，有宣传的奋斗。军事的奋斗，是推翻不良的政府，赶走一般军阀官僚……但是改造国家，还要根本上自人民的心理改造起，所以感化人群的奋斗更是重要。”孙中山在这里所说的“人民的心理改造”和“感化人群的奋斗”，就是提倡新道德，进行道德教育。孙中山认为中国的封建伦理观念是当今社会道德堕落的原因，是当今国家削弱衰微的原因。要振兴中华，要救国救民，就必须进行道德革命，提高全民的道德水准。这是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
作为革命事业的领导发动者的革命党人，其所属道德范畴的所言所行应该起到先锋模范作用。孙中山反复强调革命党人“必自己先觉，然后才能够觉人，决没有自己不觉，而能够觉人的。”因此，孙中山要求革命党人“一心一意为国来奋斗”，而不应该沽名钓誉，他说：“革命先烈的行为没有别的长处，就是不要身家性命，一心一意为国来奋斗。”孙中山认为革命政党有了“一心一意”、“一生一世”、“为公、为大众”的精神，革命政党不有力量，就能“以德服人”。他甚至认为一个政党的道德水准是决定一个政党影响力和战斗力的重要因素。他说：“革命党之力量……全由道德与真理所构成。”“吾党究何所恃而自存？又何所恃而服人？将谓恃兵力乎？非也。
我们革命党恃主义、真理及道德而已。”孙中山把“主义、真理及道德”摆在革命政党建设本身的突出地位，在革命政党领导人民为巩固革命胜利成果而与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奋力拼搏之际，是有积极意义的。
但政党自身之道德不是抽象的东西，而是要从革命政党的成员的思想道德观念上反映出来的。因此，孙中山对党员的道德思想建设提出了明确的严格的要求。
其一，孙中山要求革命者树立正确的生死观。他借助于司马迁的“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格言。说明一个革命者“死得其所，则重，不得其所，则轻。”如果“因革命而死，因改造新世界而死，则为死重于泰山，其价值乃无量之价值，其光荣乃无上之光荣。”如果一人在世，“若仅贪图俄顷之富贵，苟且偷活，于世何裨！”
其二，孙中山认为道德和学问是革命者必须具备的两个条件。但道德、政治思想应放在首要的位置。他告诫青年学生“宜先立志，否则十年窗下任你读书几许卷，终亦无补于国家。”但同时也不能忽视学问。他强调说革命者要有真才实学，空头政治家是无济于事的。只是学习要把握方向，一定要以革命精神努力学习，要“爱惜光阴，发奋读书，研究人类服务的各种学问。
有了学问之后，便要立志，为国家服务，为社会服务。”这里，孙中山详细地阐述了学问与道德二者相辅相成、互为促进的关系。
其三，孙中山认为，要树立一个好的道德思想，就要进行“心理上的革命”，就要“从自己的方寸之地做起。”也就是说要“修身”。他又认为革命者的修身不是教人闭门思过，使人成为谨小慎微的君子，而是投身于革命的实际活动中，通过刻苦的锻炼、改造和教育，“把自己从前不好的思想、习惯和性质，像兽性、罪恶性和一切不仁不义的性质，都一概革除”，从而确立新的道德概念。孙中山所强调的这种心理上的革命，实际上是自我道德陶冶，是道德问题上的破旧立新。
总之，不管是孙中山对政党道德重要性的阐述，还是他财政党道德建设所作的要求，都体现了他的论理道德思想所具有革命性和民主性。他所强调的为四万万人服务，为革命事业要不惜“牺牲性命”和“牺牲权利”，批判自私自利，批判升官发财等等的思想，对他后来所进行党组织建设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成份要纯洁，组织要严密辛亥革命后，临时政府让权于袁世凯之后，同盟会活动公开化，并改组为国民党。国民党的领导人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希望用政党来影响国会政治，以求逐步控制中国的政权。1913年春天，国民党在正式国会选举中，取得了巨大胜利，使国民党上下一片欢欣。但违背了掌握着军事实力的袁世凯企图复辟的愿望，袁世凯亲手制造了宋案，把革命派又拉到与袁世凯政治对立的面。国民党遇到了严峻的考验。
当曾醉心于发展实业的孙中山，从对袁世凯的幻想中觉醒过来，站到了领导国民党斗争的第一线时，国民党已不能上下一心，拧成一股劲，给了袁世凯可乘之机，分而制之：党魁加以笼络，党员加以分化，激进分子镇压之，妥协分子收买之。国民党马上四分五裂，连招架之功也没有了，更不用说来反袁倒袁了。
二次革命，国民党“无一死于战事者”，怎么能战胜实力雄厚，早已具有狼子野心的袁世凯？二次革命失败的结局，在它发动之初就注定了是一场’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悲剧。
悲剧的主要角色――孙中山，在失败的血的教训中醒悟过来了，重新回头审视自己所依靠的力量――国民党，发现它早就埋下了种种危机的种子。
其一，当初发展党员时，为了扩张声势，争取多数，不计品流之纯糅，鱼龙混杂，全都拉入国民党，“青年之士子，跋扈之武人，市侩之商贩，皆搀杂于其中，对于大官阔老，则不问其是否同情，预写文凭，强之加入。”
这些人根本就不可能理解和信仰孙中山及革命派的政治理想，而是常常在关键时刻打乱党内的阵线和步调。
其二，国民党所执行的对袁本身就是矛盾的。辛亥革命后，革命派一面趋向于与袁世凯妥协，先让总统，继辞留守，把巩固共和、建设民国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还为了创造一个“国内平靖”的好环境让袁世凯身上，还为了创造一个“国内平靖”的好环境让袁世凯施展才干，革命还竭力地缓和南北方的矛盾；另一方面，又对袁世凯千万个不放心，先订约法，接着又企图以政党控制内阁，钳制袁，以防他专制独裁。两种政策的矛盾使得国民党在“大借款”、“俄库协定”等重大问题上举棋不定，以至坐失良机，招致大祸临头。
其三，是由于党内党员成份本来就不同，政见就更不一样了。领袖和党员之间，相互关系极不协调。许多党员不理解自己的领袖，认为领袖所主张的理想太高了，而党员中一些较重实际的人，却认为“百万之锦绣文章，终不如一支毛瑟枪”，而这种想法又不为党和领袖所支持。党员与领袖的不良关系直接影响了党的战斗力，以至于到反袁时，全党溃不成军，一击而败。
这些情况，使得孙中山不得不为调整党内意见花了很多时日。尽管国民党的重要人物黄兴、李烈钧，陈其美、陈炯明、柏文蔚等都先后举起了义旗，但时不待人，就在孙中山抓紧时间作调整工作时，袁世凯抓住了时机，布置好了屠杀革命的一切准备，导致了二次革命一败涂地。
失败后逃亡到日本的孙中山并没有灰心，而是重振雄风，总结教训，以利再战。孙中山对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作了总结归纳，他说：“所以失败者，非袁氏兵力之强，实同党人心之涣”：“同党人心之涣”表现在“内部分子意见分歧，步骤凌乱，既无团结自治之精神，复无奉令承教之美德，致党魁则等于傀儡，党员则有类散沙。”
因此，为了发动第三次革命，他决定从整顿组织入手，1914年7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另行组成“中华革命党”，自己被选为总理。他从改造同盟会和国民党的组织涣散的教训入手，强调“中华革命党”必须要有严密的组织纪律性；还吸取了原来的国民党“分子复杂”的教训，强调要使中华革命党的成份纯洁，他规定入党者必须“服从党魁命令，并须各具誓约，誓愿牺牲生命、自由权利、服从命令、尽忠职守、誓共生死”，“并于誓章后加盖指模，以示忠诚不二”。他还把党员分成“首义”、“协助”、“普通”三种，三种不同的党员有各自不同的政治权利。还规定党的宗旨就是实现“民权民生两个主义”，推翻袁世凯的反动政权。
孙中山组建“中华革命党”的方式方法虽然是在对“二次革命”失败原因偏激的认识上进行的，有一定的消极作用。但从当时的政治形势来看，中华革命党的成立，无疑在全体人民中树立了一面反袁大旗，促进了护国起义的爆发；另一方面，从革命党的建设而言，孙中山主张恢复同盟会时的革命精神，即“以革命精神图主义的实现”，又强调了组织上的统一和集中，要“正本清源”，坚决淘汰官僚和假革命，不仅在当时是正确的，它的某些精神在1924年国民党改组时再次加以强调。
革命时要秘密，建设时要公开一个政治派别，在革命时期以地下状态的形式，秘密活动，以便颠覆活动；革命成功之后，此政治派别就可能成为一个“政党”，通过参政议政，来影响和把握国家的政权。这是近现代政治生活的规律，无可违背。除却孙中山没能看清袁世凯的真目原因，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后果，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党”――同盟会，在辛亥革命后，改组为“政党”――国民党，是遵循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孙中山对中国近现代社会党建工作所作的重要贡献。
由孙中山所领导的从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中间经过了同盟会由秘密活动转为公开活动的进渡性过程。
1911年12月30日，同盟会本部在上海举行了一次临时会议，讨论革命胜利后革命党的出路问题，孙中山主持发表了《中国同盟会意见书》，宣布：“俊民国成立，仍其主义，别草新制，公布天下。”
孙中山认为在革命胜利后将革命党改组为政党，参政议政，是革命党的出路所在，也是自己这一政治派别谋求影响和掌握国家政权的方法所在。
南北和议之后，袁世凯信誓旦旦，“当守宪法，从舆论”。在这样的政局之下，革命党“保存从来秘密工作”的理由已不存在了，公开化的时机已成熟了，适时地公开和改组，才能保证党在国家未来的政治生活中的地位。
另一方面，公开和改组也是给仇视者一个最好的回答。武昌起义后，同盟会在国内已日渐趋于公开化了，而此时素来对革命派抱有仇视观点的立宪派张春和宣布脱离同盟会的章太炎等人，大肆叫嚣说革命党是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革命成功后，就应当立即“销去党名”。张、章这一言论在社会上立即掀起了风浪，对革命党的地位和作用、保持和发展都极为不利，使得革命党内部许多人都产生了猜疑。要回答这一问题，孙中山认为秘密的革命党必须转化为公开的政党，才是革命党的真正出路所在。正如他所说：昔为密秘团体，一言一行，虽理由充足，然以干犯专制政府之忌，不能公然宣布”，而“自去岁民国成立，吾党竟堂堂正正开大会于国内，研究建设民国诸问题，一言一行，均足以为轻重于现在之民国。”
公开和改组革命党，并不是解散革命党。宋教仁曾打算“选择同盟会中的稳健分子组织政党，变名更署，与同盟会分离。”遭到了孙中山的反对。
孙中山认识改组不是用“分离”和“解散”的方法，而谋合并、改组的途径。
在孙中山、黄兴的指导下，通过宋教仁等在北京的努力活动，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全国联合进行会实行了六党合并，成立了国民党。
辛亥革命以后，同盟会中人，“分道扬镳而去”者有之，“由同盟会分出，而又与同盟会为劲敌者”有之，蜕化变质，堕落成新权贵者亦有之。民国初年的同盟会已不适应党派林立、政争日烈，袁氏专制倾向日趋明朗的新斗争形势的需要。革命派要避免“独裁之弊”，立于执政党地位，完成共和立宪政治，就必须集结队伍，重新组合，坚持与反动势力作正面的抗争。这种需要也要求革命党由同盟会的秘密状态，赶紧公开活动，成为执政党，以便联合其他几个有一定反袁倾向的小党，共同奋斗。把进步力量集合在自己这一党派的旗帜下，形成国民党的主流派，便于进一步革命。
孙中山为了更好促使革命党的秘密转变为公开的政党，在1912年秋至1913年春，他就与政党政治有关的种种问题，诸如政党的起源、性质、任务，以及在政治生活中政党的必要性和实际地位、政党应具备和条件和党争的策略、方法等，都一一加以了讨论，对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政党理论作了贡献。
中国资产阶级，从早期维新思想家“设立议院”的要求，到康有为的“立行宪法，大开国会”的建议，再到革命派的建立阙议会制共和国的理想，他们滋滋以求的，就是在中国实现议会政治，使资产阶级得以参政或掌权。孙中山所主张的“由革命前从事秘密活动的革命党，在革命后转化为从事议会斗争的‘政党’，也是一般资产阶级政党演变的趋势和规律。”
既讲主义，又讲人情
康有为与孙中山可以说是力图把我们国家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苦难
深渊中解救出来这段历史中的两颗巨星，都是我国近代最早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代表人物，都曾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代表着先进的社会思潮，体现着中国社会前进的方向，而且他们还都是广东人，年龄也只相差八岁。然而，他们中间一个由维新领袖逐步蜕化，一个由民主革命的先驱不断前进，因此在历史上有着不同的评价。同处那个时代，同是广东人，同样怀着拯救中国的政治目的，他们是怎样相处的呢？
孙中山在处理这种微妙而又复杂的关系时，体现一个革命家的伟大胸怀和气魄。他在处理与康有为的关系，不计小嫌，又力图互相联合，体现出一种“既讲主义，又讲人情”的原则。
孙中山与康有为大约都是在甲申中法战争后，开始探讨西学的。光绪二十一年（即1895年），孙中山在香港成立了兴中会分会，思想由改良向革命转变。而此时的康有为的变法思想已趋于成熟，康有为在长兴学舍万木草堂讲授学徒时，孙中山正在附近的圣教书楼挂牌行医，相离很近。孙中山很乐意去结识康有为，而康有为却要孙中山“先具门生贴拜师乃可”，孙中山试图与康有为的第一次接触，是孙中山含羞而终的。
1895年，陈少白因事至上海，与同栈而寓的赴京会试的康有为、粱启超晤面，谈得很欢。这一年，兴中会广州起义之后，革命派中的杨衢云、谢缵泰试图与势头正旺的维新派接触，谋求两派联合救国。在这种形势下，华桥汝磐与冯镜如欲组织学校，教育华桥子弟，请孙中山推荐教员，孙中山推荐了梁启超。康有为因为梁启超忙于《时务报》的事务，改荐徐勤担任，校名按康有为这意改为大同学校。大同学校应该可以说是孙、康早期联合的结果。
但他们交往的“蜜月”时期终未来到，一件不寻常的事件使他们各自心存疙瘩，即康有为替御史王鹏运草拟弹劾两广总督谭钟麟的奉折时，不惜将孙中山牵连于内，说孙中山与刘学贸易密谋广东起义。
百日维新期间，古老的中华大地如春雷惊动，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对维新派这一举动深为敬佩。但康有为等人都担心与革命党牵连有碍于仕途，有意与革命党人士疏远，就是日本的徐勤也尽量减少与孙中山、陈少白的接触。两党门户之见，日益分明了。
戊戍政变后，康、梁在李提摩太和日本友人的协助下，有的避于香港，有的藏匿于日本使馆。远在日本的孙中山闻讯后焦灼万分，乃找日本志士官崎寅藏和平山周等人商量，请他们营救。于是，宫崎寅藏亲自到香港把康有为接往东京；平山周也亲自到北京，帮助梁启超与王照易服到天津乘轮赴日本。
此时的孙中山不计前嫌，真诚相助，表现出他与康有为联合的真诚愿望和一个革命家的博大胸怀。不久后，孙中山托宫崎寅藏、平山周向康有为示意，商付合作方法，康有为没有到会，孙中山派陈少白前去拜访，又被拒绝。
1900年夏，宫崎寅藏商请孙中山前往新加坡与康有为再谈“抛弃革命”、“联合革命”，康有为竟指控宫崎和清滕为刺客。王照事件后，康有为竟在横滨大同学校会客室里贴出“孙文到不招待”的字条。
孙中山对康有为这些举动进行了批评，却仍没有放弃对康有为的争取。
他说：“我志在驱逐满洲人，而他支持年青的皇帝。我希望与他嗟商，为我们在共同路线上的联合行动作出安排。”孙中山因为章太炎、唐才常等人的转变而认为有争取康有为的希望。
而康有为不但无视孙中山的争取，坚持保皇不变，还把斗争的矛头由清政府当权派转向了资产阶级革命派，他拼命地叫嚷革命要流血之惨，革命要引起分裂之类的话。
就这样，孙中山在部署武装斗争的同时，不得不对清政府的吠门之犬康有为进行斗争。孙中山一方面指出，只有“革命为唯一法门，可以拯救中国出于国际交涉之现时悲惨地位”，“必要倾覆满洲政府，建设民国。”另一方面，又揭露康有为“施诈术以愚人”，应该“破其戾谬”，“清除康毒”。
孙中山又发表了《敬告同乡书》，号召大家划清革命和保皇的界限。此后，康有为为清政府“预备立宪”呐喊与革命为敌的面目，天天地清楚了；而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成为了时代的主流，引导着中国一步步向前进。
孙中山对康有为的态度可谓是仁义尽至，在讲人情的时候，不忘真正的主义，在关键的时候不惜进行直接的斗争。这在当时那种政治形势下，不免为一种最佳的人事策略。
不忘旧功，不计前嫌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中，孙中山作为革命的旗手，是一个具有世界声望的伟人；黄兴作为孙中山最主要战友，追随孙中山，为中国革命也作了不可磨灭的杰出贡献，使得在创立民国的奋斗岁月中及民国创立后的一段时间里，革命中“孙黄”并称，但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孙、黄等革命党人逃亡日本，就革命失败的原因和另外一些具体的问题发生了争执，使得孙、黄之间产生了裂痕，几十年的战友面临着分裂的危险。孙中山此时在处理这个在革命队伍带有普遍意义的革命领袖间的关系问题时，起初免不了有点偏激，但纵观黄兴离开革命又回归革命的历史全过程，孙中山在处理这种人事关系上，采取了“既要批评，又要团结”的策略。
在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前，孙中山与黄兴的关系，可以说是革命领袖间精诚合作的典范。孙中山以他长期坚持反清斗争的革命实践以及对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理论的伟大创造，赢得广大群众的信赖和拥护，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众望所归的领袖。而黄兴从同盟会建立之日起，就始终战斗在国内武装起义的第一线，发挥了出色的发动组织群众的能力和天才的军事才干。不管是亲自主持的防城、镇南关、钦廉上思、河口四次武装起义，还是亲自领导的黄花岗起义，以及武昌起义爆发后，领导的汉口汉阳保卫战，都有力地阻止了敌人扑灭南方革命的图谋，为南方各省的独立争取了时间。黄兴总能踏踏实实地把工作做到实处，因而获得“实干家”的称号，他的优点与孙中山的优点刚好能够相辅相成，各显其长，由此在革命队伍有着“孙氏思想，黄氏实行”的说法。
黄兴作为孙中山的第一副手，还能处处维护孙中山的领袖地位。1907年，同盟会内一部分原光复会成员章太炎、陶成章等煽起一股反孙浪潮，企图拥黄倒孙。黄兴能在调解无效之后，以磊落的胸怀揭露章、陶的用心，维护同盟会的团结。辛亥革命爆发后，孙中山远在海外，黄兴成了革命派的核心，在近三个月的时间内，坚辞大元帅职务，使得孙中山一回国就能顺利地组织政府，当上临时大总统。
黄兴还能随时调整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以保持与孙中山一致。辛亥革命爆发后，孙中山一回国就表明“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也，矛盾直指袁世凯。黄兴立即跟上了孙中山，放弃了妥协的政治态度，积极投入筹建南京临时政府的工作，并出任了陆军总长，与孙中山并肩一起，继续战斗。
但是1913年3月，宋教仁被袁世凯派人暗杀后，就如何处理此事的态度的不同，造成了孙黄关系蜜月期的中断，并开始走向对立。孙中山此后在处理与黄兴的战友关系时，又是批评又是团结。
宋案发动后，孙中山主张武力解决，并想依靠外力立即进行“二次革命”，黄兴则主张法律解决，并注意到了南北双方军事实力的悬殊，主张稍缓用兵，以观其变。
直到袁世凯下令革除南方四督，并借来巨款用来镇压革命时，黄兴才深悔待时留决之作，匆匆赶到南京发动讨袁战事。而且黄兴虽代替孙中山去了南京，却背着一个指挥一场不得已而无希望取胜的战争的包袱。当李烈钧、陈其美失利的消息一传来，南京有孤立的危险而第八师又有不稳的迹象时，黄兴打招呼都役打，便抛下了士兵，离开了南京，经赴日本而去。黄兴的出走，影响了整个战局，整个战局顷刻之间全部瓦解。
二次革命的惨败，使革命派从功臣变成了被通辑的要犯，政权、兵权丧失殆尽，当孙、黄逃亡到日本时，党内弥满着一种悲观、失望，特别是互相指责的气氛。其中以孙中山与黄兴之间的指责最为激烈，孙中山对黄兴的指责由战争责任上升到了不尊重领袖，不服从领袖指挥、调动的高度。使得二人由具体问题上的对立发展成“感情上的对立”。
然而，尽管孙、黄两人在重大原则上有分歧，但他们毕竟是多年在为争取民主自由而奋斗的战友，两人的革命目标是一致的。孙中山在处理与黄兴的人事关系时，在毫不客气地进行严肃批评的同时，还注意到了应该团结。
他在无法劝阻黄兴赴美的情况下，为黄兴在美国介绍友人，帮助黄的生活；还在新组建的中华革命党中为黄兴留下了协理的位置，期望着黄重新回到自己身边来，一起为革命奋斗。
后来，国内反袁运动之势继续高涨，两位领袖之间又产生了合作的愿望。
在孙中山的敦促下，黄兴于1916年7月，经日本重新回到阔别了三年之久的祖国，积极投身于革命事业之中。可惜的是不久后黄兴因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孙中山亲自发布了发丧通告和撰写了挽联，悼念他这位最亲密的战友和助手。
孙中山对黄兴所采取的既批评又团结的人事谋略，不忘旧功，不讲前嫌，既是当时认真总结革命失败原因的需要，也是团结最有效的力量共同革命的需要，孙中山这一策略，体现了他优秀的领导才能和宽广胸怀。
要培养和重用骨干力量
早在几千年前的刘邦起事，就把握了用骨干力量来发挥巨大作用的人事谋略，刘邦用张良来处理国事，用韩信来用兵打仗，用萧何来搞后勤，几种分力合一种力量，让项羽一败涂地。几千年来的领导者似乎都掌握了这一规律，孙中山也不例外。孙中山在革命中注意培养和重用骨干力量，形成以自己为核心的领导集团，推动革命的发展。
孙中山在兴中会时期，培养和重用了以陆皓东、郑弼臣等为骨干力量；同盟会和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前后，以黄兴为骨干；黄兴远走他乡之后，以陈其美为骨干；1912―1922年间，廖仲恺开始成为孙中山在革命党中的得力助手。
这些骨干力量作用的发挥，直接影响了革命的发展。其中孙中山对廖仲恺的培养和重用最能体现孙中山的这一人事谋略。
1903年，廖仲凯与孙中山在日本首次会见面。此后的二十多年里，廖仲恺成为了“孙中山久经考验的亲密战友”，在“为数不多的同志中”，廖仲恺是“最忠诚、最亲密、发挥作用最大的一人，”“他的革命活动和孙中山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密切相联。”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廖仲恺“为推进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伟大革命事业鞠躬尽瘁。最后并以身相殉，他无愧为中国国民党左派的光辉旗帜。”
就孙中山与廖仲恺的关系而言，可以划分为三个明显的时间段，我们不妨就分为三个时期，来探讨孙中山实施这一人事谋略的过程。
第一时期应该是1903年至1911年之间，1903年春天，在神户神保町的一个留学生的聚会中，廖仲恺初次认识了孙中山。此后，廖仲恺就常去小石川拜访孙中山。该年，廖仲恺夫妇和黎仲实等人协助孙中山成立了一个“义勇队”。1905年，为了筹备同盟会，廖仲恺搬到了神田居住，常与孙中山来往，这时他们相处得象一家人。1909年，孙中山派廖仲恺前往营口及吉林做秘密的策反工作。这一段日子可以算是孙中山对廖仲恺的培养阶段。
1912年至1922年是第二个时期。1912年初，廖仲凯和他那在清廷做官的亲兄廖恩焘参加了南京临时政府和清廷议和的会议，两兄弟因立场不同，谈判时互相对峙，一时传为新闻。1911年12月，孙中山抵达香港，廖仲恺和胡汉民一起去迎他来广州。第二年，廖仲恺在广州试行“单税法”，并向广东临时议会提出了改良地租的法案。该年6月，孙中山招待报界和数十名议员，发表谈话，支持廖仲恺的换契案。1918年，广州军政府改组，廖仲恺随孙中山到上海。
从1912年后，廖仲恺开始在革命党里担任重要职务。多年担任负责党内一切财务的财务副部长。1919年10月，中华革贪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后、廖仲恺担任了财政主任。1916年9月，曾被派往北京，与黎元洪总统商量国事。1921年，孙中山当了非常大总统，任命廖仲恺为财政部长。并从1920年开始，就让他周旋于蒋介石和陈炯明之间，调解粤军内部的纠纷。此时，廖仲恺已在革命党内占有重要的地位，成为孙中山的主要助手。
1922年6月，廖仲恺曾被陈炯明囚于石龙，脱险后，益感革命之需要，遂协助孙中山确定了国共合作的政策，进而改变了中国国民党的命运。
1922年至1925年间，孙中山对廖仲恺更加倚重了。1922年秋，孙中山授意廖仲恺借口去日本参加廖承麓和许崇清的婚礼，在热海与越飞进行了会谈，为1923年1月的孙文越飞会见打好了前站。
1922年6月，陈炯明背叛革命，炮轰总统府，囚禁廖仲恺。使孙中山和廖仲恺拟订了以反帝和反军阀为目标为“三大政策”。”三大政策”遭到右派反革命的坚决反对。孙中山依赖廖仲恺的协肋和支持，改组了国民党，创立了黄埔军校来推动国民革命。此时期廖仲恺身兼之职达13个之多，每天都要工作十六、十六个小时可见孙中山对其倚重之情。
孙中山对廖仲恺的培养和重用，完全是着眼于革命骨干而言的。孙中山这一人生谋略的实施，使得他在国民党内部形成一个以他自己为核心的稳定的领导集团。廖仲恺在国民革命的巨大作用说明了孙中山这一策略的正确性。
总长取名，次长取实一个政权的性质，决定于它为哪个阶级所掌握和实行什么样的政策。武昌起义是极复杂的历史背景下暴发时，其领导权没能掌握在革命党手中。武昌首义后，各省宣布独立，但由于政治经验不足，革命党人未能防止立宪派和旧势力从内部夺权的阴谋，使独立各省的大权先后落在他们手中。一时之间，各派势力都试图在新组建的政权中占住优势。起义三个月后，匆匆从国外赶回的孙中山被推为临时大总统，他将怎样来处理新政权的人事安排呢？
既要团结立宪派和旧势力，又要保证革命党人在政权中绝对优势，孙中山和黄兴在组建临时政府时采取了“总长取名，次长取实”的人事策略，妥协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1911年，黄花冈起义失败之后，孙中山逃亡海外，认为这样小敲小打不起作用，应积蓄力量，以图一举成功。
1911年9月14日――24日，在同盟会的推动下，文学社和共进会在武昌举行联席会，决定举行武装起义，并成立了统一的领导机构。文学社的蒋翊武为总指挥，共进会的孙武为参谋长。原定10月6日起义，后因准备不足，推迟日期。10月9日，因孙武在汉口配置炸药失慎爆炸，清政府在武汉大肆搜捕，领导起义被破坏。湖广总督瑞征杀害三烈士后，全城戒严，四出搜捕。
深受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影响的士兵和中下层官员，异常悲愤。10月9日7时许，武昌城内新军第八镇工程第八营一排长在巡查时，发现士兵熊秉坤、金北龙正在准备起义，问：“哼！你们要造反吗？”下令士兵捆绑熊、金二人。金一跃而起，大呼一声：“同志们，反吧！”他们先攻占了楚望台机械库，然后又占领了凤凰山、蛇山，第二天又攻克总督衙门，占领武昌全城。
因黄兴、宋教仁还未赶到，蒋翊武和孙武也不在武昌，革命党人就强推清军协领黎元洪出任武汉军政府都督。
武汉首义的胜利，震动了中国的大地。从10月中旬到11月下旬50天内，全国就有15个省区宣布独立或起义，脱离了清朝统治。但由于革命党人政治经验不足，独立各省的大权都落在投机革命的立宪派和旧势力手中。
立宪派与旧势力扮成共和制度的拥护者，钻进革命内部与反动力量结成联盟，对抗革命派，争夺权力，企图控制革命局势的发展。革命派和立宪派为中心的南方各派政治力量围绕争夺各省政权的问题上，进行了错综复杂的斗争。
起义的湖北和上海几乎同时发出筹建临时政府的通电，都企图控制和掌握临时政府。双方争斗的结果，上海方面让步，各省代表会于11月30日在汉口英租界召开。代表会中，革命派和立宪派占相等的多数，另有少数的旧官僚，封建士绅，甚至还有清方的密探在内。
12月14日，各省代表会由汉口移至南京开会。南京代表会己由23人增至45人，同盟会员占二分之一，其余是光复会员以及立宪派和旧官僚等。南京代表会要选举黄兴为临时总统，又要黄兴代行大元帅职权，组织临时政府。
黄兴坚辞不受，主张等待孙中山回国。
12月25日，孙中山在经历了16年的海外生活和艰苦斗争之后，回到祖国，使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声势大振。29日，各省代表会议在南京召开，有独立的17省代表45人出席，筹组中央临时政府，孙中山在每省一票共17张票中以16票的绝对优势，当选为中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
早大孙中山就职前，革命派、立宪派、光复会领袖章炳麟以及湘桂等省都督都在酝酿，纷纷提出自己理想的国务员名单，立宪派与革命派分别在上海南洋路赵凤昌住宅和宝昌路孙中山住宅进行紧张的密议。立宪派通过汤寿潜提出的名单，只将军事、司法两部交给同盟会，露骨地表示出他们要控制政权的企图。宋教仁等少数革命党人提出了全用革命派的建议。孙中山、黄兴等不但拒绝立宪派所提出的名单，也不愿采用宋教仁等人提出的方案。他们认为既要掌握政权，又要团结立宪派。旧官僚，决定采用“总长取名，次长取实”的办法。孙中山、黄兴提出包括革命派、立宪派与旧官僚在内的九名国务员――总长名单，几经蹉商之后，1月3日代表会正式通过，各部次长及其他要职，由孙中山直接任命。
临时政权的组成由形式上来看，是革命派立宪派与旧官僚三种势力的联合。国务员中，陆军总长黄兴、外交总长王宠惠、教育总长蔡元培，是老同盟会员；内务总长程德全、实业总长张謇，交通总长汤寿潜，是江浙极有影响的旧官僚和立宪派领袖，在临时政府几乎没有作用的海军总长黄钟瑛是起义的舰长，司法总长伍廷芳和财政总长陈锦涛都是留学外国，深受西方影响的“法界前辈”和“理财专家”，既和革命党人有过历史的联系，也曾在清政府任过要职。
革命派竭力团结立宪派、旧官僚，是为了借重他们的社会影响和经济力量，因而让出内政、实业、交通等部总长席，极力在形式上造成各派联名的局面。而各部全都是次长都是清一色的留日本、欧美的青年知识分子：除汤芗铭外，其余次长蒋作宾、魏宸组、吕志伊、景耀日，马君武、王鸿猷、居正、于右任都是同盟会的骨干。他们代理总长，处理部务，制定政令，出席国务会议。除黄兴、王宠惠和蔡元培外，各部部长由于种种原因不便就职或不愿做空头总长，实际并未登合。因此，临时政府有“次长内阁”之称。
临时政府还接孙中山的要求采取总统制，临时总统直接掌管九部三局，孙中山以同盟会的总理、革命领袖而出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任命的总统府秘书胡汉民、三局局长宋教仁、黄复生、但焘以及其他要职，都是革命党人。
从汉口代表会、南京代表会到临时参议院，立宪派代表锐减，革命派代表激增。临时参议院43名参议员中有33名是同盟会会员。参议院里成立革命派的天下。
在孙中山“总长取名、次长取实”的人事策略安排下，既联合了立宪派和旧官僚，又在临时政府中保住革命派力量的绝对优势，使得同盟会在建立临时政府的斗争中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孙中山宣传谋略
极力鼓吹，不避劳苦宣传可以鼓舞士气，瓦解敌人，宣传工作做到精妙之处，甚至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在“黑漆漆的铁屋子里呐喊”的孙中山，在从事革命活动的初期，就认识到了宣传的巨大作用和威力，一个好的宣传活动，足可以抵得上千军万马。他要革命党对邹容的《革命军》所作了的大量宣传工作，正是他这一思想的具体运用和表现。
邹容，1885年生于四川省巴县，当他1902年游海外，留学期间时，恰逢孙中山在日本开展革命活动，邹容很快就接受了他的革命思想。1902年至1903年，邹容往返于上海与东京之间，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爱国活动，成为了留日学生中鼓吹革命，反对清朝封建腐朽统治的最年轻的激进分子。1903年2月留日学生的新年团拜会，邹容响应了孙中山亲自确定的“革命排满”的主导思想，作了议论新颖，慷慨激昂的演讲。这一演讲标志着邹容成长为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战士。
1903年5月，邹容写作的《革命军》一书在上海出版后立即轰动了全国，一个年仅17岁的学生撰书，首次明确宣称革命的目的是要推翻封建专制政体，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并为这个共和国提出了具体方案，制定了25条建国纲领，详尽而清晰地描绘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图景，产生了极大的革命力量。
孙中山一直对邹容十分敬重，对邹那本卓越的宣传反满革命的著作《革命军》更是给予了极高的赞誉，充分肯定了它对鼓舞革命运动的巨大作用，并推波助澜，把宣传工作做到了极致。
《革命军》出版之后，孙中山就积极推动它的宣传工作。1903年10月，孙中山赴檀香山同保皇派进行论战，就特别携带《革命军》作为同保皇派斗争的思想武器。他赞誉《革命军》说：“此书感支皆捷，其功效真不可胜量。”
并指出：“近者求索纷纷，而行箧已罄。欢迎如此，旅檀之人心可知。即昔日无国家种界观念者，亦因之而激动历史上民族之感慨矣。”
斗罢檀香山的保皇派之后，翌年春，孙中山到旧金山等地与保皇派继续斗争，因美国大陆的华侨未曾受过革命的影响，就以《革命军》作为打开工作门路不可少的宣传品?极力进行推荐和散发工作。他在致公堂黄三德及中西日报社的帮助下，翻印该书1.1万册，分寄美洲各地广为散发。全美华侨得到有力宣传品的启导，“不及半载，观念大变”。孙中山在中国同盟会成立前后，为扩大革命宣传，还亲自组织了《革命军》的翻印和发行工作。他在1906年10月写信给新加坡的张永福说：“海外各地来亦多进步，托东京印《革命军》者数处，兹将河内同志所印就者寄上一本。照此版式，每万册印费340元，二千册印费90元。前贵地同志已集款欲印，未知款已收齐否？
若已收齐，宜从速印工，分派各处，必能大动人心，他日必收好果。”并要求他们“竭力鼓吹，不避劳苦。”
正是孙中山这种在宣传上坚持“极力鼓吹，不辞劳苦”的策略，使得《革命军》一书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不但在海外，该书“为排满最激烈的言论，华侨极为欢迎；其开导华侨风气，为力甚大”，在国内，它也以热烈奔放的爱国主义激情和高昂激越的战斗格调，震动了当时的思想界和舆论界，有力地推动了民主革命运动，使革命的呼声迅速蔓延于全国，在它出版八年之后，1911年10月的武昌起义，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华民国。在孙中山的促进下，《革命军》对辛亥革命起了巨大的作用。
正如鲁迅在《杂忆》中所指出的：“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革命军马前卒’所做的《革命军》。”由此可见，孙中山在宣传上所作的努力，所形成的成果。
以爱国主义为思想武器
孙中山对于近代中华民族的觉醒是功不可没的。他除了用自己的爱国革命行动作了模范带头作用外，还积极地以爱国主义为思想武器，宣传和鼓动，把海内外的爱国志士对祖国的感情凝聚起来，动员全中国人民起来“合力救国”，建立一个统一、独立、民主、富强的资产阶级新国家。
孙中山以爱国主义为武器，煽起国民的觉醒，其主要宣传手段有四种。
其一，宣传中国是一个地广人众。文明发达的伟大国家，激起人们的爱国爱乡之情。孙中山说：中国为世界最老之文明国，其幅员之广，人口之多为全球所无，它不仅有“四百兆苍生之众，数万里土地之饶”，而且又是东方文明古国，礼义之邦。但因为“清虏人寇，明社丘墟，中国文明沦于蛮野。”
现在只有“除虏”，打倒清朝统治者，才能“救民”。因此要振奋起民众的爱国心，就必须使“吾国人果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总之，孙中山以中国人眷恋国上乡邦的情怀为着手点，唤醒中国民众的强烈民族观念，将酣睡中的中国人引进现代进步时代，并以此为精神力量，去发动中华民族保家卫国。
其二，在领导反清斗争中，宣传和启发人们的爱国主义热情。在孙中山所坚持的认识论中，有着“行易知难”的认识，虽然“不知亦能行”，然而他认为只有正确的认识才有正确的行动。因此，孙中山在领导人民进行反清斗争过程中，注意以“非常革新之学说，其理想灌输于人心而化为常识”，让爱国志士自觉地实行革命。他告诉国人：“中国土地、人口为各国所不及，吾侪生在中国，实为幸福，”然而“吾侪既据此大舞台，而反谓无所藉乎，蹉蛇岁月，寸功不展，使此绝好山河仍为异族所据，至今无有能光复之，而建一大共和国以表白于世界者”，是因为中国民众并未真正认识到“使吾侪至贫极弱，日沦于九幽十八狱者”是“朝秦暮楚之政府，迎新送旧之官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