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艇部队司令应具有哲那斯罗马神话中的两面神式的头脑。他既要看到大西洋的情况又要看到本国的情况。其中一个面孔要向着在远海活动的潜艇。他和他的作战参谋部在考虑问题和制定计划时，必须考虑到前线潜艇部队的战斗行动、所面临的威胁和艰苦的生活条件。必须随时传递潜艇部队的报告、潜艇部队指挥机关的命令和指示。他与艇员们共享胜利的喜悦，共尝失败的苦果，为他们的命运而牵肠挂肚。当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因得不到某艘潜艇的音讯而万分焦急时，如果突然得到了这艘潜艇的音讯，他立即会产生如释重负的感觉。一艘潜艇返航时，只有当他顺利地通过了敌潜艇潜伏区和布有水雷的近岸航道，终于平安地返回基地之后，潜艇部队司令才能放心。潜艇的每一次损失都是对潜艇部队领导一个沉重的打击。这种情绪往往要经过一段时间后才能消除，然后重新振作精神，鼓起勇气再干。
只要条件允许，我经常在艇员们返航后立即去看望他们。当他们带着消瘦、苍白和满脸胡须的面孔，系着因油污和海水浸蚀而变得污渍斑斑的革具指制服上的皮制腰带，肩带等疲倦不堪地出现在我的面前时，我的心会一下子本能地紧缩起来。我们觉得彼此之间是亲密无间的。在问候和交谈的同时我又以海军总司令的名义授予艇员们应有的荣誉称号。当然这首先要由艇长提议，然后我再加以考核，尽量做到公平合理，一视同仁。在潜艇部队的表彰工作中不存在文牍主义或官僚主义的问题。艇员在潜艇进港后，可佩戴在最近一战斗中获得的奖章回家休息几天，他的乡亲们也会为此而感到自豪。我认为，及时地给那些浴血奋战的前线官兵授予荣誉称号，将会在心理上对他们产生重要的作用。凡是官兵们应该得到的东西和能使他们高兴的事，我们都应该立即去做，否则的话，在下一次战斗中一旦死神夺去了他的生命，拥有授奖权的上级就会因没有行使这一权利而深感内疚，会觉得很对不起他。
潜艇部队司令的另一个面孔要向着国内，因为人们渴望得到的潜艇在国内建造，新潜艇艇员的训练和新服役潜艇的试航也在国内进行。
在简述潜艇训练任务之前，有必要先谈谈在最近一次战争中德国潜艇部队的组织情况。
在和平时期，训练是主要任务。这些任务应结合潜艇部队指挥机关提出的战术和战役任务在同一海区遂行。因此，这两个方面的计划可以在我的领导下由一个联合的作战和组织参谋部去制定。然而战争一爆发情况就不同了。对敌作战成了本人最重要的职责，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潜艇部队的指挥所必须设在最便于与作战潜艇和海军其它高级指挥机关联系的位置。但另一方面，新潜艇人员和新服役潜艇的训练只能在无敌人骚扰的波罗的海进行。战争爆发后，在改组潜艇部队指挥机关时，必须考虑上述情况。
潜艇部队的作战和训练这两项任务必须由统一的领导机构来组织实施；当时对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在国内对新潜艇和艇员的训练，必须坚决地按照今后作战的需要进行。为此，必须把潜艇部队作战指挥机关每天收集到的前线作战潜艇的经验教训、敌情的变化发展和敌方的防御情况，经过必要的整理之后，迅速地不断地转告国内的训练部门。要设法将这一训练原则尽快地落实到实际训练中去。为此，必须从前线抽调有经验的军官和士兵担任教员和训练员，在潜艇部队作战指挥机关和国内训练部门之间，有必要经常相互通报各种命令、信息和兵力调动情况。只有通过这种密切的合作才能使新潜艇做好必要的参战准备。也只有这样做，才完全有可能使潜艇避免因训练不足或不适应敌方的防御措施而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由此可见，潜艇的作战指挥和训练始终应该在统一的领导下实施。
1938年，当时的海军中校冯·弗里德堡被调来协助潜艇部队指挥官工作。根据战前海军总司令部制定关于军官调动的长期计划，他将于1940年4月1日接替我担任潜艇部队指挥官。我本人则在预定的东亚之行结束之后，将于1940年10月1日率领一个由4艘刚服役的“希佩尔”型重型巡洋舰组成的大队作一次较长时间的环球旅行。但战争改变了这项计划。
弗里德堡是一个聪明而精力充沛的军官，他具有非同一般的组织能力。在他的海军生涯中经常被选派到重要岗位上任职。尽管他的军龄和年龄对适应潜艇生活都偏高，但我还是先让他当艇长，然后再到我的参谋部工作。与每一个来自水面舰艇部队的军官一样，在他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之前，他需要用较长时间来适应潜艇部队的另一种生活。他曾对我说过，他参加了1938-1939年冬季举行的那次军事演习，当时我们在辽阔的大西洋采用了狼群战术，因此他终于相信了德国潜艇的重要作用。直至他1945年5月逝世，他一直是我忠实的战友和部属，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潜艇部队的忠实“奴仆”。弗里德堡及其参谋部立下了卓著的功勋。
1939年9月17日，我派弗里德堡乘坐我的指挥舰“埃尔温·瓦斯纳”号从威廉港(那时我的潜艇部队指挥所就在该港附近)前往波罗的海。陪同前往的有我的参谋部中主管组织、技术和武器技术工作的负责人，其中有与我共事多年的亲密的同事机电长特德森海军中校。弗里德堡的任务是在波罗的海对新服役的潜艇和艇员进行训练，以及处理各种人员、技术和武器技术方面的问题。前线各潜艇支队有关这方面的问题也由他负责解决。
1939年10月17日，总司令部批准了这个组织。弗里德堡任潜艇部队的组织处处长，该组织处是一个独立机构，归我领导。随着潜艇部队的发展壮大，在尔后的几年中他的职务也不断变动，起初任“潜艇部队第二海军将官”，后来成为“潜艇部队海军指挥将官”。以后，这个组织没有发生什么根本性的变化，该组织经受了考验，一直保留到战争结束。
年青的潜艇人员，不论其军衔级别如何，都要到弗里德堡的各潜艇教导总队里学习理论，然后到各总队附属的潜艇教练支队进行实际训练。未来的艇长要学习鱼雷射击课程，而对技术军官则按照对潜艇机电长的要求进行全面系统的培训。在军官训练结束后，已服役的那些潜艇还得进行一次彻底的试验性训练。在实际训练中，都是以狼群战术打击假设的尽可能近似真实的有强大兵力护航的敌运输队，作为训练的高潮而结束的。
在训练中，我们对潜艇尽量进行类似实战的下潜训练。该训练科目由前机电长汉斯·米勒上尉负责，他在这方面具有特殊的才能和丰富的经验。此外，还对潜艇进行各种干扰试验，如深水炸弹和航空炸弹的攻击，直到主机和升降舵在水下航行中完全失去作用为止。因此，新艇员都能满怀信心地参加他们的第1次战斗航行，因为他们即将遇到的战场情况和危险情况已在本土的训练中预先演练过。对于这些情况他们从思想上和实践上都已有了准备。
当弗里德堡同组织和技术方面的专业人员离别之际，正是我的作战参谋部与戈特领导的作战处合并之时。当时，首席海军总参勤务军官戈特海军少校任作战处处长，他后来晋升为海军少将。这个组织也经受了战争的考验，一直保持到战争结束。
我在法国西部海岸的指挥所里关注着国内的情况，因为我非常重视对未来潜艇战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那就是迅速而大量地建造新潜艇。在第五章中已经指出，这项任务由海军总司令部新成立的潜艇局来执行。潜艇局在潜艇建造方面应重视潜艇部队司令提出的要求。
1939年9月8日，我在一份综合报告中再次向海军总司令部提出了上述要求潜艇部队指挥官1939年9月8日第482号机密文件，详见副本即附件6。。此外，我在报告中还重申了以前提出的关于建造3艘潜艇供应舰的要求。这些供应舰将用于海上为作战潜艇补充燃料和食品，以延长作战潜艇在作战海区停留的时间。我还向总司令部提议，继续建造在和平时期就已着手建造的火炮巡洋潜艇，但应减少火炮，加大活动半径，作为快速鱼雷潜艇使用。
1939年9月28日，希特勒到威廉港视察潜艇部队。我当着海军总司令雷德尔海军元帅、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凯特尔大将的面提出以下几点看法：
“……
“4. 潜艇部队在通讯方面已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今天可以按计划将潜艇派遣到最遥远的海区去，并使之进行协同作战。这样我们就具备了集中使用潜艇打击敌护航运输队的先决条件。敌护航运输队就会成为该海区所有潜艇的攻击点。1939年5月11-15日在比斯开湾举行的演习已经证明了这种作战方法的可实施性。
“5. 经过对与潜艇战有关的所有问题进行检验之后，我深信我们能给英国最薄弱之点以致命打击的有效武器仍然是潜艇。
“6. 只有拥有足够数量的潜艇，才能卓有成效地遂行潜艇战。为此至少需要300艘潜艇。就是说有必要建造300艘以上的潜艇，才能弥补因战斗损失和设备破坏而造成的数量不足。
“7. 以这些数量的潜艇为基础，我相信潜艇部队定能取得决定性的战果。”潜艇部队司令1939年9月28日战争日志。
我曾亲自对国家领导人和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提过我对建造潜艇的要求。希特勒对我的要求没有表态。
1939年9月，海军总司令就舰艇建造一事命令如下：撤消战前制定的舰艇建造计划；新的舰艇建造计划包括下述几个紧急项目：
1. 按潜艇部队司令在建议中提出的型号建造新型潜艇；
2. 继续建造5艘大型军舰，即“俾斯麦”号和“蒂尔皮茨”号战列舰、“欧根亲王”号和“赛德利茨”号巡洋舰以及“策佩林”号航空母舰；
3. 建造驱逐舰、鱼雷艇、探雷艇、扫雷艇和控制近岸水域所需要的拖网渔船，以及快艇。海军总司令部海战指挥部作战处1939年9月10日第233号机密文件，1940年9月28日海军武器局和经济局第935号机密文件，国防军统帅部国防经济参谋部参谋长1939年10月23日第2630号机密文件。
按照这个新的计划，每月要建成29艘潜艇。每艘潜艇从定货到交货的时间规定在1年7个月到2年半之间。海军总司令部海军设计局一处(ZB)1939年12月8日第1870号机密文件。这个期限未免太长了。按一般经验，一艘潜艇在交付前线使用之前还要经过三四个月的训练和试航。因此，在1941年下半年前，即在开战后近两年的时间里，我就不可能指望得到更多的供前线作战用的潜艇了。
实现海军总司令部这一新的舰艇建造计划的前提条件是，海军应使工业界认识到这项任务的紧迫性，应获得必需的工业原料和劳动力。1939年10月10日雷德尔海军元帅请求希特勒授予他这方面的一切权力。希特勒口头上同意他执行海军的建造计划，但没有授予他处理紧急问题的权力。海军总司令还从国防军统帅部那里得到了有关这个问题的书面的决定：国防军统帅部国防经济参谋部参谋长1939年10月23日第2630号机密文件。
1. 领袖同意海军下列建造计划：
a. 继续建造5艘大型军舰；
b. 限制轻型舰艇的建造；指前面提到的用于袭击近岸海域航线的小型作战舰艇和快艇。
c. 执行所建议的潜艇建造计划；
2. 鉴于戈林元帅拥有统辖各方面的广泛权力，领袖兼国防军最高司令认为，无需再为实施潜艇建造计划另授特权。
这项决定使海军在潜艇建造过程中得不到所需要的指示。海军总司令出于无奈，在1940年3月8日把潜艇建造计划中规定的每月造艇总数暂时降低到25艘。
尽管海军为了获得更大的工业生产能力而再三努力，但帝国元帅戈林和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始终没有应允。例如，海军用于生产军备的钢只占全国钢产量的5%还不到。而海军提出的增加用于建造潜艇的钢材分配额的要求却一直得不到满足。
1940年6月，海军总司令部不得不规定，原来暂时将每月潜艇建造数削减到25艘的计划将长期有效。
然而，连这样的建造计划无论是在每月的交货数量还是在建造时间方面也都是难以实现的。为了能在潜艇战中迅速投入强大的兵力，当然建造时间越短越好。海军总司令部各有关部门和潜艇部队领导不得不反复强调时间问题的重要性：
“……在当前潜艇的损失率还较小，敌防御措施(其中包括美国的商船建造，它要到1942年底-1943年初才能达到较大的规模)尚不完善的时候，我们唯一的也是最重要的办法是通过最快的途径使作战潜艇的数量达到最高水平。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今天所耽误的，即使今后再增产也是无法弥补的……”海战指挥部1941年战争日志，第UII2495号机密文件，第C4部分。
在1940年上半年，每月新潜艇的实际交货量只有2艘，下半年提高到6艘。1941年上半年每月只有13艘，而不是原计划的29艘或25艘，下半年才上升到平均每月20艘。
那时德国海军没有花大力气去组建一支强大的潜艇舰队，以发挥它们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战时我们在军备方面所犯的这一错误使英国人大得其利，他们对此也感到迷惑不解。
1945年7月我被囚在蒙多夫监狱时，一位英国海军军官给我一张英国海军部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况征询意见表。开头两个问题是：
1. 当德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已对潜艇进行了全面试验，并深知潜艇的威力后，为什么却不竭尽全力建造潜艇？
2. 为什么拖延到战争爆发，直到放弃入侵英国的念头后还不加紧建造潜艇？证书号码：驻德英国海军总司令办公室，1945年7月20日，第3061号。
战争一爆发，英国人如何估计德国会大规模地迅速地建造潜艇，从丘吉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中可以看出这一点。他在叙述1939年9月的形势时说：
“显然，德国将大量建造潜艇，其数量当以百计，而且毫无疑问，无数的潜艇也正在造船架上，处于各种不同的建造阶段中。我们预料，在12个月或18个月内必然会发生大规模的潜艇战。”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英文版第1卷，第392页。
在《海上战争》这部英国出版的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海战史的著作中，英国海军上校罗斯基尔就德国在战争的头几年潜艇建造数量不足一事评论如下：“德国发展潜艇的速度如此之慢，乃英国之大幸也。”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1卷，第60页。
第十章 大西洋战役的第二阶段(1940年11月至1941年12月) 贫困和四分五裂的一年
根据两次世界大战的情况，人们普遍认为，顾名思义潜艇多半是在水下航行，偶尔才上浮到水面，这才符合“水下艇”的真正含义。其实这种看法并不正确。直到1944年，无论外国的还是我国的潜艇，只有当必须保护自己或者在白天为了攻击时才下潜，而一般情况下总是浮在水面。因此，实质上它们是能下潜的水面舰只，即一种能通过下潜而不易被发现的舰只。潜艇之所以尽可能浮出水面，是因为它需要有尽可能广阔的视界，保持最大限度的机动能力，以便能根据攻击的需要而高速占领有利阵位。这些在水下是无法实现的，因为当时各型潜艇的水下速度最高不超过7节，而且只能在短时间内保持这种高速。潜艇要接近速度比自己快得多的敌水面舰船，并占领必要的攻击阵位，靠这样的速度是完全不行的。因此，在水下几乎是静止状态的潜艇其作用犹如一枚水雷，它只能盼望、等待着敌舰船意外地直接向它驶来。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成功的希望是渺茫的。如果潜艇一直保持这样一种水下待机状态，那就犹如一只饿极了的野兽，趴在草丛中静候某个牺牲品偶尔落入它的利爪之中。潜艇采用这种办法是不能取得重大战果的。
在晴朗的天气里，当一艘潜艇在辽阔的海面上远远发现一艘敌舰船时，其首要任务是从水面占领有利的攻击阵位，换言之，即占领敌航向正前方的阵位。由于鱼雷从发射到击中目标还得有一段时间，而在这段时间里，目标本身也在运动。在一般情况下，只有从前方阵位发射鱼雷才能击中目标。如果从敌舰船后面发射鱼雷，鱼雷就要追逐运动的目标，在大多数情况下往往是追赶不上的，鱼雷到了其航程终点时就自行停止前进而沉入海底。
由于这些原因，1935年以来德国潜艇部队的训练指导思想和基本战术原则都是强调机动地使用潜艇。新的集群战术是一种非常灵活机动的战术。这种战术充分地利用了潜艇现有的速度，使潜艇可以连续几小时甚至几天去接近所发现的敌舰船，并且可以把多艘潜艇配置成巡逻幕或侦察幕向目标逐渐接近或与敌保持接触，有时则可进行夜间协同攻击。
由此看来，潜艇的水面机动是其作战成功的前提。但潜艇能否长时间地在水面机动行动，这是我从1936年以来甚为担忧的问题。潜艇水面机动的主要威胁来自飞机，因为飞机可迫使潜艇下潜，使它静止不动。因而我希望能提高潜艇的水下速度，但在组建新潜艇部队的那些年中我的这一愿望始终没有实现。潜艇仍然缺少合适的水下推进器。天才的工程师瓦尔特在1936年拿出了设计方案，他使用一种过氧化氢的主机提高了潜艇的水下航速。当时我和特德森海军少校异常兴奋地拿起设计方案跑到海军总司令部那里请求对瓦尔特的重大发明给予有力的支持。对瓦尔特的发明情况，留待后面再加以叙述。在这里，在叙述大西洋战役的第二阶段战况之前，我先要强调一下潜艇机动的重要性问题。当时各种型号的潜艇只在水面才有较好的机动能力。
第八章已叙述了1940年10月底以前大西洋战役的情况。现在我们接着将大西洋战役的情况提纲挈领地介绍到1941年12月为止。
在法国我的指挥所里，有两间名叫“情况研究室”的房间，潜艇的作战计划就是由我的参谋部在这里拟定的。这里每天举行情况报告会，并对潜艇战作出决策。墙上挂着我们所需用的海图。海图上用针或小旗标出潜艇的位置和我们所掌握的敌情数据，例如预期的敌护航运输队及其航线或敌防御兵力的活动范围和作战半径等。另外，我们还通过图解注记对海图加以补充。这些图解注记主要说明不同于指挥所所在地区的战区(特别是大西洋西北部)的时差、海流、潮汐、冰和雾的情况以及每天的气象、作战潜艇的续航力，港内潜艇的出厂和离港日期等事项。面对一个直径1米多的地球仪，使我们有亲临大西洋之感；它为我们精确地测量较远的距离提供了方便。从海图上我们只能获得近似的数据，因为地球曲面对利用海图测量较远的距离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除了“情况研究室”外，我们还有所谓的“博物馆”。“博物馆”的墙上挂有各种图表，上面标绘了被击沉的舰船，潜艇的损失和护航运输队的活动等情况。为了便于分析，在战况图上，首先形象地标上我方作战的效果。潜艇的战果，即每个舰日击沉敌舰船的平均数，是用曲线表示的。被击沉敌舰船的总登记吨位只能根据潜艇的报告来计算。经验证明，这些报告虽然难免有些夸大，尤其是在报告夜间的击沉数时更是如此，但是曲线还是相当准确地显示了潜艇每月战果的升降情况。我特别重视经常观察这些下降或上升的曲线。就象病人的体温曲线可给医生提供病人的健康状况一样，上述曲线也可使潜艇部队领导掌握敌区近期的形势，是向有利于我的方面发展还是向不利于我的方面发展。不过，这种曲线对战场瞬间的战况变化(是成功，还是失败)似乎还无法表示。
通过对图表曲线的分析，我们发现，虽然在1940年11月到1941年1月的这几个月中潜艇的作战效果仍处于高峰状态，但与前几个月相比却有所下降，因此必须找出其原因。
原因之一是天公不作美。那一年强劲而持久的暴风席卷着整个大西洋，视界受到很大的限制。艇员们说他们是在海上艰苦条件下进行“操作”的，因为潜艇在风浪的颠簸下难以实施攻击。在这种气象条件下，汹涌澎湃的波涛往往淹没了潜艇的指挥塔。舰桥上的瞭望哨——1名军官、3名士官和兵，必须用皮带互相捆绑在一起，以免怒吼的浪涛和来势凶猛的漩涡把他们从舰桥上掀进波涛翻滚的汪洋大海。在这种气象条件下作战，艇员们真正体验到了咆啸的大西洋的巨大威力。
每当我在指挥所接到潜艇发来的“天气恶劣，难以实施攻击”的电报时，由于担心海外的潜艇，我的情绪就会变得很坏。我一直在反复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把潜艇转移到天气较好的海区，这样情况是否会好一些。但是，我每一次都否定了这一想法。我在1940年12月13日的战争日志中作了如下记载：潜艇部队司令1940年12月13日战争日志。
“虽然北部海区天气不好，但由于那里航运频繁，在单位时间内击沉的商船仍然多于南部海区。因为击沉敌舰船的吨位数对战争结局具有重要意义，所以我仍然坚持把重点放在大西洋的北部海区。”
当时我认为尽管北部海区的条件不如南部海区，但潜艇的战果会大于南部。我的这个看法当时纯粹是出于估计，并无事实证据。直到1941年5、6月才得到这样一个证据。当时，由于其它原因(后面将谈到)，我们把一些潜艇派到大西洋中部海区作战，在几次战斗中潜艇取得了一定的战果。尽管如此，在那段较长时间的战斗中潜艇每天击沉敌舰船的平均吨位数，还不如它们在1940年11月到1941年1月天气恶劣的几个月中在英国西部战区击沉敌舰船的吨位数。
除了天气情况外，从1940年11月开始潜艇击沉敌舰船数量下降的另一个原因是：英国对“西部航道”(英国人把英国以西到西经15度的海区称为西部航道)的警戒有所加强。由于这一海区对潜艇进行机动作战相当重要，所以英国还派遣飞机对这一海区实施警戒。丘吉尔决定，优先满足海军部关于空军派飞机参加大西洋反潜战的要求。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1卷，第360-361页。鉴于敌方的警戒不断加强，艇长们根据潜艇部队指挥机关的有关命令，决定将潜艇作战区继续向西转移，一直延伸到广阔的大西洋。潜艇部队不愿意也不应该静止不动。由于上述一些战术原因，潜艇必须保持水面机动能力。直到1940年10月，潜艇的作战重点还在西经10度至15度之间，但到1940年11月则西移到西经15度以西的海区了。这样一来，海域更为广阔，潜艇发现护航运输队也就更困难了。因此，潜艇与敌接触的机会就必然减少，与敌护航运输队作战的次数也就随之减少。如果说1940年10月取得战果的原因是成功地采用了狼群战术的话，那么随着使用这种战术的可能性的减少，潜艇的作战效果势必会降低、
因此搜索护航运输队的问题必须解决。进行海战应采用的一个理所当然的办法就是通过大范围的空中侦察来支援海上的潜艇部队。但是，德国在整个海上战争过程中都没有调动飞机来配合潜艇作战，这是一大错误。后来，我在1943年对希特勒说：“在编写历史时，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海上战争会有不同评述，因为他们都是从本国的立场、观点出发来看这场战争的。但有一点他们的看法必然是一致的：那就是德国在20世纪这个飞机世纪里进行海上战争时却没有自己的空中侦察兵力和航空兵配合作战，就好象根本没有飞机存在一样，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在这个方面，我必须对海军航空兵的必要性问题和战时飞机与潜艇协同作战的尝试作特别详细的叙述。
在一个战区的所有兵力均应统一使用，这是战时的一个基本要求，各种兵力之间的协同越密切，集中指挥的必要性就越大。数百年来的战争史证明，侦察是作战行动的组成部分，必须将侦察兵力使用于需要它的地点和时间，这是毋庸置疑的。为了便于协同执行任务，侦察部队和战斗部队都同样必须掌握己方的战术和作战方法，它们在军事上必须使用“共同的语言”和同样的通信工具，这是尽人皆知的道理。因此，在和平时期就按同样的原则对他们进行教育和训练是有必要的。这对于进行海上战争尤为重要。海上战争是在海洋上进行的，一望无际的海洋对于居住在陆地上的人来说自然是陌生的，海上战争有其本身的规律。要掌握这些规律同样需要经过长期的训练和积累经验。
鉴于这些原因，从空中实施的海上战争应同在水面和水下进行的海上战争一样，必须由海军统一指挥。为此所需要的兵力在组织上和训练上均应统一归海军领导。
然而戈林将军对此表示反对。自从1933年开始组建新的德国空军以来，他一直坚持下述观点：“凡是天上飞的均属我管。”海军总司令雷德尔海军元帅在1933-1939年期间曾三番五次进行交涉，希望国家领导同意海军拥有自己的必要的航空兵力量。但是未能如愿。1939年1月27日，海军总司令和空军总司令有关这个问题的谈判最后以戈林的胜利而告终。谈判达成的协议书规定，空军也参加海上战争。海军在实施舰队联合作战时，可得到配属的只供侦察和战术空战用的飞机。这支海上航空兵部队的建设、部署、隶属关系和训练都由空军决定。见埃里希·雷德尔：《我的一生》，第2卷，第5章。
这个决定在和平时期对我这个潜艇部队指挥官来说有着深远的意义。要经常进行潜艇与飞机之间协同作战已无可能。只有在进行较大规模的潜艇部队演习时我才能向前海军军官、现任海军航空兵主任的盖斯勒少将提出派几个海军航空兵中队参加演习的要求。我指挥的这些演习，其范围从德国的北海海域向北延伸，直到“远程水上侦察机”DO-18型远程水上侦察机，最大航程约2600公里，飞行时间约16小时。的极限航程为止。这些飞机最远可到达设得兰群岛上空。我认为带有空中侦察科目的联合演习的范围要尽量扩大，因为这样可以适应战时可能出现的各种需求。在长时间的飞行中，飞机在空中因受到诸如气流这样一些因素的影响，会发生飞行误差，这种误差会使飞机报告的目标位置和侦察结果很不准确。例如，在一次演习中，两架担任侦察任务的飞机在飞行几小时后报告在北海北部海区发现了同样的目标，但它们所报告的目标位置却在两个不同的方位上，这使潜艇部队指挥机关感到不知所措，弄不清到底是两个护航运输队呢(按一般情况，可能性不大)，还是同一个护航运输队？报告的两个位置究竟哪一个准确？或者两个都错？在这种情况下该把潜艇派往哪里？
因此，有效的侦察要求对飞机进行准确的导航，把目标位置报告错了就可能对部队指挥官定下决心产生致命的影响，要取得整个作战的胜利就会大成问题。
参加这种联合演习对于飞行员来说也是难得的机会，因此他们在演习中都能聚精会神，全力以赴。出于演习的需要，他们往往要飞很远的距离，以至出现燃料几乎耗尽的现象。很可惜，由于海军航空兵需执行其它任务，而且又不属于海军领导，所以这种方式的演习在和平时期进行得太少了。当时协同训练不足的缺陷虽有所暴露，但要完全认识和消除这些缺点是不可能的，需要经过大量的训练和试验才能得到补救。
在战争开始时，潜艇部队和德国空军之间是无法协同作战的，因为那时就连作战半径最大的飞机也无法从德国的空军基地飞到位于英国以西的潜艇作战区去。
在德军占领了法国北部地区，并将空军机场转移到大西洋沿岸之后，海战指挥部于1940年6月8日要求通过空中侦察来支援潜艇部队在大西洋的作战行动。海战指挥部在请示报告中写道：
“……飞机可以从新占领的法国西北部的作战基地起飞实施空中侦察，以查明敌护航运输队的航向以及敌在爱尔兰南部和西南部甚至更远的西部及北部的兵力部署。
“在侦察航空兵与潜艇部队的协同作战中，飞机的任务是搜索敌护航运输队及其它一些有价值的攻击目标，并与其保持接触，即使因夜暗而失去接触，也要在第2天一早恢复……”
但是，要执行上述任务靠我们现有的兵力是不够的。由于缺少合适的远程飞机，或因数量不足——有时一架飞机在昼间只能出动一次，而且只能到达爱尔兰西南部的海区——致使1940年7月到12月间的空潜协同作战一次都没有取得成功。尽管海战指挥部作了很大的努力，但前线的实际情况仍然很糟糕，具体情况可从潜艇部队司令的战争日志中看出来：
“10月1日，在作战区(罗卡尔海滩)的北部、东北部、南部、东南部和西部都需要空军实施侦察，尽管我竭力争取，但空军仍没有派遣这方面的力量……
“12月9日，第406机群(主要是BV-138型侦察机)担任空中侦察任务，因这种型号飞机技术方面的故障，必须中断很长一段时间(预计2个月时间)……
“12月14日，到目前为止下述部队零打碎敲地采取了一些协同行动：
1. 驻布雷斯特的第406岸基航空兵群。它在战术作战方面归西线海军集群指挥。该群的BV-138型远程飞机因技术故障被停止飞行2个月。
2. 驻法国波尔多的第40水平轰炸机联队。全文为Kampfgeschwader 40。它与潜艇部队无隶属关系，全靠个人联系进行协同作战。所使用的是FW-200型飞机。目前，昼间通常只出动一架飞机。
3. 第5航空队。听召唤出动，到指定的空域实施侦察。但到目前为止只进行过一次空中侦察。最近几天曾再次要求派飞机实施空中侦察，因兵力不足而遭拒绝。”
我们占领大西洋海岸已5个月了，但潜艇部队尚未得到空中侦察兵力的足够支援，也未能根据作战的需要由潜艇部队领导来指挥空中侦察部队遂行任务。
因此，1940年12月14日，我再次向海战指挥部全面地重申了我的愿望：
“……战争已经证明，用多艘潜艇袭击一支护航运输队的潜艇战术是正确的，是可以取得重大战果的。但是，在任何情况下，单独一艘潜艇与护航运输队发生首次接触，那都是很偶然的巧合。只有当护航运输队从这艘潜艇附近经过时才有这种可能。如果潜艇没有遇上护航运输队，那末就得在海上白白地等待数天。由于缺乏为潜艇担任侦察的必要兵力，潜艇就可能失去与敌人接触的机会。”
潜艇部队司令知道，海战指挥部长期以来一直要求空军司令部派遣飞机担任相应的侦察任务。潜艇部队司令对空潜协同作战的观点如下：
A. 潜艇是一种很不理想的侦察工具。潜艇的观察高度很低。它的航速太慢，难以在短时间内查明较大海区的情况。潜艇的数量满足不了这方面的需要，话又说回来，假若真的把潜艇用于这方面，那就意味着浪费潜艇的战斗力。如果潜艇不采用一连数周的守株待兔的做法，而是根据预先的空中侦察情况有针对性地直接进入猎物必将经过的区域，那么潜艇就会取得更大的战果。每一种兵器都有自己的侦察工具，唯独潜艇没有。
B. 通过远距离的空中侦察，空军可以把敌人的行踪告诉我们。空军可通过这种手段为潜艇部队指挥机关提供侦察结果，以利于合理地部署潜艇部队。
C. 此外，为了支援潜艇部队的作战行动，空军还可采用下述办法：对部署有己方潜艇的海区尽可能周密的侦察，随时报告有价值的目标。这样，凡是在潜艇活动范围以内的敌舰船都无法逃脱潜艇的攻击，而且凡是要通过潜艇观察区的敌舰船也都几乎无法避免不被潜艇察觉。
D. 空潜协同并非只限于侦察方面。白天，飞机可与目标保持接触，直到潜艇赶到，或者用无线电信号把潜艇引向目标。一旦失去接触，飞机可在次日凌晨重新与目标恢复接触。因此，这是在统一的作战行动中的最密切的战术协同。
E. 飞机在执行上述任务时绝不妨碍它自己对海上交通线的袭击。当这些飞机攻击、击沉或击伤敌舰船时，敌人会惊恐万状，四处逃窜，这对潜艇是很有利的。凡是有潜艇潜伏的海区也是飞机空袭成效最大的海区，因为潜艇往往配置在航运的辐辏之地。即使潜艇就在附近也不会使飞机的空袭受到限制。对飞机唯一的约束就是不能袭击潜艇。根据以往的经验，飞机往往会把敌我潜艇搞错，因此，即使飞机已判明前面是敌潜艇，也得严格遵守这个规定。
F. 象这种形式的协同作战最好事先直接与空军有关部队进行协商。为了使协同作战能取得成效和扩大战果，应注意下列两点：
1. 参加协同作战的兵力必须数量充足；
2. 指挥权限和隶属关系必须明确。
侦察计划必须由需要侦察支援的一方来制订。发现敌护航运输队后的其它协同作战行动，如飞机与敌保持接触，飞机在昼间发送无线电测向信号以及任务和目标的确定等，在不干涉空军飞行中队战术指挥的情况下，由主要担负同敌护航运输队作战任务的一方来组织。也就是说，飞机侦察的区域、参战的飞机数量和兵力的配置等都应由潜艇部队司令来决定，以保证真正统一而有效地进行作战……潜艇部队司令1940年12月14日战争日志。
1941年1月2日，我在柏林向雷德尔海军元帅汇报了这个问题。他让我当天去见国防军统帅部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约德尔将军，以便让我亲自向他说明目前潜艇战难乎为继的局面和我在这方面的要求。事情很清楚，我必须说服他。我要求每天派12架航程最大的“神鹰”式飞机进行日常侦察。驻波尔多的第40轰炸机联队已装备了一些这种型式的样机。
我与约德尔交谈的结果，促使希特勒在1941年1月7日过问由帝国元帅戈林主管的空军事务，并将第40轰炸机联队归我指挥。当我得到这个消息后，我在战争日志中写道：
“这个命令的下达，使潜艇战向前迈进了关键性的一大步。虽然已迈进了第一步，但由于目前的飞机数量有限，大量的技术问题有待于解决，因此它的作用还不可能是很大的。但我相信，按照这个方向走下去，协同作战必定会大见成效。”潜艇部队司令1941年1月7日战争日志。
希特勒作出了上述决定时没有征求戈林的意见，当时帝国元帅正在休假。他是不同意把一部分空军兵力给海军指挥的。1941年2月7日，戈林的指挥列车在法国我的指挥所附近停车。他邀请我到他那儿去。这天是我第一次见到他。谈话中他想让我同意撤消领袖的上述命令。我生气地拒绝了。谈话结束后他请我用餐，我婉言谢绝。就这样我们不欢而散。
于是，戈林就把第40轰炸机联队交给一位前海军军官哈林豪森中校指挥。他具有非凡的精力和胆略。他的联队在他的领导下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第40轰炸机联队的“神鹰”飞机是FW-200运输机改装的。这种改装在当时只不过是权宜之计而已。
空军总参谋长韦威尔将军在1935年就已经正确地认识到，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战略空战需要一种装备4部发动机的轰炸机。1936年，第一批DO-19和JU-89型远程试验飞机问世。1936年韦威尔将军不幸与世长辞，为适应战略空战而建造其它远程飞机的设想也就作罢。在空军的计划中，“战术”使用已处于突出地位。这样就导致采用俯冲轰炸机。为了能满足俯冲轰炸的需要，就新设计了一种装有4部发动机的He-177型远程轰炸机，并在1938年已开始订货。因此，该机在设计上就存在缺点。这种设计方面的缺点到战时才得到克服。但是，这种飞机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因新出现的缺点未能得到克服而被淘汰。
因此，在战争开始时，我们没有远程作战飞机。为了弥补战略空战方面的重大缺陷，于是就把现有运输机改装成作战飞机。可是这种飞机的飞行性能远不如民用飞机，在当时无可奈何的困境下只好将就使用。
当最后一次空潜协同作战(后面还要谈到)于1941年年底结束时，这种临时应急的飞机因作战半径小已不能适应日益发展的大西洋战役的需要。这样一来，我们仍然缺乏一种经过长期设计的，性能良好的远程作战飞机。这个缺陷是我们在空战方面最终失败的主要原因，也给潜艇战中的空中侦察带来了非常不利的后果。
第40轰炸机联队归哈林豪森指挥后，就开始配合潜艇部队的作战行动实施空中侦察。每天平均有2架“神鹰”式飞机被派往英国西部海区巡逻。它们从法国西部机场起飞，其作战半径只能到北海峡(爱尔兰以北)以西和西北部的重要海区，在返航时则要横越英国，在挪威西海岸的斯塔万格降落。但是，不能经常如此，因为挪威海岸地带经常是低云密布。第40轰炸机联队在遂行大西洋侦察任务时曾想方设法用携带副油箱的办法来扩大FW-200飞机的作战半径。
1941年1月，我们已两次把潜艇派往侦察机发现敌护航运输队的美国西部海区。但两次都没有成功。其原因是为了第二天与护航运输队恢复接触而派出去的唯一的一架飞机没有找到目标。航程如此之远，搜索区又如此之广，与敌失去接触是不足为奇的。因此，有必要用数架飞机进行大范围搜索，形成一个宽搜索带。这样，重新发现敌护航运输队的概率就大得多，尔后才有可能组织已接近护航运输队的潜艇实施攻击。
在以后的几个月里，我们进行的尝试都取得了成功。有一次，一艘潜艇意外地位于飞机所发现的敌护航运输队的附近，根据飞机的无线电测向信号，潜艇在当天就找到了这支护航运输队。然而，这种协同作战通常却是这样进行的：担负日常侦察任务的1架或2架飞机，因作战半径有限，只能一刻不停地往返飞行于通往主要航运区即北海峡以西潜艇作战区的航线上，没有时间在目标海域上空停留，因此，即使发现护航运输队后也没有时间把潜艇引向目标，使其与目标保持接触。潜艇部队指挥机关通常只能收到飞机关于发现敌护航运输队的报告，而并不知道护航运输队准确的航向，以致经常把与目标相距很远的潜艇派往那里。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必要让飞机在第二天重新发现护航运输队，并报告其具体位置，以便把较近的潜艇派往那里。
此外，我们还发现飞机报告的护航运输队的位置很不准确，有时误差达80海里。在远程夜间飞行中，飞机常常会偏离航线。如1941年2月至3月初，尽管出动了可供使用的所有潜艇，但两次作战都完全失败。因为虽然有了宽搜索带，但潜艇根据飞机报告的护航运输队的位置仍然找不到目标。
我们对作战半径有限的数量不多的几架FW-200型飞机的侦察方法也是逐步知道的。这些飞机一般是在飞至其作战半径的极限时才报告目标情况，因此，根据飞机的这一次报告就派潜艇的做法是很不可靠的。于是，在英国西北部的主要作战海区，我们不得不放弃直接协同作战方式。但每天仍派1至2架飞机在该海区进行一般的侦察还是有必要的。它们至少还能把海上航运密度告诉我们。了解海上航运密度，对潜艇部队指挥机关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但在主要作战海区配置潜艇部队时，必须考虑到潜艇部队应依靠自己的力量去搜索敌护航运输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