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反，在西班牙以西海区却可直接进行空潜协同作战，因为这一海区离比斯开湾海岸我方飞机场较近。这一海区是多数来自直布罗陀和少数来自西非的护航运输队驶往英国的必经之地。但这种与空军的直接协同作战在1941年春只得向后推延，因为FW-200型飞机的数量太少，必须等到第40轰炸机联队有较多数量的飞机可供使用时才能实施。
在这期间，潜艇部队指挥机关研究出了一种能使飞机在报告目标位置时避免差错的方法。这种方法是，飞机发现护航运输队时先不报告位置，而是先用短波发出“我将发送无线电测向信号”的短密码信号。潜艇部队指挥机关立即把该信号转发给潜艇，使潜艇作好用长波接收飞机信号的准备。然后，在护航运输队附近上空的飞机再用长波给潜艇发送无线电测向信号。潜艇再用短波向潜艇部队指挥机关报告它们根据罗盘测得的目标方位和它们自身的位置。我就立即在指挥所的海图上用定向线标绘出各个潜艇的方位，根据这些定向线的交叉点，可以相当准确地知道敌护航运输队和我方飞机的位置。然后，我们再把用这个简单办法找到的目标位置转告各潜艇，以便它们向目标遂行作战行动。
事实证明这种方法是可行的。采用这种方法测出的护航运输队的位置是可靠的。采用这种新的方法初看起来有些费时，但是很有必要。因为飞机发送的关于护航运输队位置的无线电报告经常有很大的误差，如果没有上述措施，仅根据飞机报告的位置去作战，必定会遭到失败。
1941年7月，我们用这种方法在西班牙以西海域再次与空军组织了一次有效的协同作战。被攻击的是来自直布罗陀海峡的护航运输队。这些护航运输队的船只同来自西大西洋海区的护航运输队的船只相比，船体较小，因而造价也较低。尽管如此，但由于第40轰炸机联队不断地、往往是连续数日将潜艇引向目标，再加上FW-200飞机对商船的轰炸攻击，这次协同作战还是取得了很大战果。
在西班牙以西的同一海域。我们还进行过一次有飞机、水面舰艇和潜艇参加的协同作战。在这次作战中，它们轮番地发挥了各自的作用。现将这次有其自己特色的协同作战行动简述如下：
单独驶往大西洋中部海区的U-37号潜艇，在驶到西班牙海岸的文森茨角以西海区时，发现了一支从直布罗陀海峡驶向英国的护航运输队。因在该海区没有其它潜艇，所以无法组织其它潜艇实施协同作战。但这支护航运输队正好位于波尔多机场的德国飞机的作战半径之内，因此我命令U-37号潜艇采取攻击行动，与敌保持接触，并用长波把敌护航运输队的方位告知空军。飞机在150海里的距离上就收到了潜艇发出的信号，于是它们继续飞行，一直飞至其作战半径的极限。飞机找到了护航运输队，用炸弹进行了袭击，空袭取得了成功。U-37号艇自己也击沉了4艘商船，这时，“希佩尔”号巡洋舰正好从布雷斯特港又译布勒斯特港突入大西洋到达护航运输队附近。U-37号艇接到潜艇部队指挥机关的命令：在攻击之后继续留在护航运输队附近，给“希佩尔”号发送无线电测向信号。“希佩尔”号根据潜艇发送的信号击沉了护航运输队中一艘掉队的商船。
这就是空军、潜艇和水面舰只在大西洋实施的唯一的一次协同作战。
从上述与空军的协同作战中可以看出，在我们发现协同作战方面的缺陷以及找到克服的办法之前，我们曾在战争中错过了多少良机，付出了多少代价。
如果我们在和平时期就通过统一指挥和统一训练来认识协同作战的必要性和发现不足之处，及时设法补救，并装备重要的远程飞机的话，我们将少走很多弯路，避免很多不必要的损失。
直到1941年夏，我们仍然没有解决如何在北大西洋这一主要作战海区搜索护航运输队这一重要课题。为了搜索护航运输队，我们把潜艇的作战区西移到格陵兰以南海区，北移到冰岛以南海区，东移到爱尔兰西北海区。但这样做仍不能解决问题，潜艇除了偶尔几次与护航运输队交锋外，经常无效地停留在海上，找不到敌人。当然这就降低了潜艇击沉敌舰船的效率。如何改变这种令人不满的局面，潜艇部队指挥机关反复地进行了研究。问题很清楚，主要原因是在辽阔的大西洋缺少众多的“耳目”——潜艇。但是，潜艇部队难以发现护航运输队的踪迹是否还有其它原因呢？例如，敌人有没有可能在发现我方潜艇之后绕道航行呢？
战前，我们开始进行狼群战术训练时就考虑过敌人可能会利用潜艇的无线电通信而测出潜艇位置的问题。因此，开战以来潜艇部队指挥机关十分注意在我方进行无线电通信时敌方发出的每一个测向信号和敌方采取的相应的防御措施。战争的头几个月，从我们所掌握的敌人测向准确程度来看，并没有什么使我们感到特别忧虑的事情。我在战争日志中写道：
“……在掌握了检查的方法后我们发现，测向的误差与离敌海岸的距离有关。例如，在离敌岸300海里的距离上，误差平均为60-80海里，有时还要更大些。据我们所知，测向误差最小的是30海里，其位置在法国西部海岸附近。在600海里的距离上测向的最大误差为320海里……”潜艇部队司令1940年1月23日战争日志。
显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英国人定会扩建测向网，以期取得较好的效果。从设得兰群岛到兰兹角的英国西南角的测向基地在位置和长度上已为他们向西测向提供了优越的条件。随着冰岛、格陵兰和纽芬兰的新测向站的启用，英国就有可能设立一个覆盖整个北大西洋的测向网。因此我们必须估计到，敌人将会截获和测出潜艇的每一个无线电信号，然后根据这个信号确定潜艇的位置。从这个意义上讲，潜艇每发送一次无线电信号就是一次不祥的征兆。所以在发送信号之前必须考虑它能给潜艇部队指挥机关带来多大的好处，然后再作出相应的决定，是发还是不发。当然要潜艇完全不发送无线电信号是不可能的，但应尽量地加以限制。在敌护航运输队比较集中，潜艇的袭击有较大的成功把握时，使用无线电通信是潜艇部队获胜的一个重要条件。潜艇部队指挥机关试图通过训练和下达命令的方式来使潜艇艇长能对无线电通信的利和弊作出最佳的判断。在通信命令中，规定了潜艇艇长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在攻击海区：只在有重要的战术情况需要报告时，或者潜艇部队指挥机关命令潜艇要报告情况时，或者潜艇的位置反正已被敌发现时，潜艇才能发送无线电报。
在往返途中：按上一条原则行事。偶尔可发送不重要的电报，必须注意的是，不能因发报而暴露已在发报海区或将驶往该海区的其它潜艇。
在技术方面：经常变换波段(频道)；增加通信网络，严守发报纪律，以增加敌人测向的困难。”潜艇部队司令1941年6月9日第243号作战命令。
敌方对潜艇的无线电通信是否作出了反应，作出了多大的反应？对此，虽然经过周密的分析，但仍没有把握判定。从敌人对护航运输队的航线作过几次重大改变的情况来看，似乎有所反应。但有时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尽管潜艇在某一海区发送无线电报，甚至击沉过商船，并与护航运输队直接发生战斗，但敌人仍让单艘船只或护航运输队再次驶入同一海区。
根据上述经验，我不赞同下述建议：故意让潜艇发送无线电报，使敌舰船避开这些海区，而驶往表面上看来平安无事，实际上却潜伏着保持无线电静默的潜艇的海区去。对此，我在战争日志中写道：
“用无线电通信真真假假地诱骗敌人的方法在理论上是很容易理解的，但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却很复杂。在深入而全面地考虑这个问题并从中作出结论时，应结合敌人的情况加以考虑(如敌方是怎么想的，我方是怎么想的，因此我认为应该……)，事实上我们很难得出符合客观的判断。另外，在某些情况下敌方测位的差错还会使我方的无线电欺骗恰好起到弄巧成拙的作用……”
不过，有时我也尝试进行无线电欺骗。例如，1941年6月29日，一批正在返航的潜艇按我的命令在爱尔兰西南部海区发送无线电报，企图阻止在爱尔兰以西300海里处发现的一支护航运输队南进。但此计未见成效。
在研究解决为什么难以捕捉敌护航运输队这个问题时，我还得再次重申增加“耳目”的要求。不言而喻，敌人可以在从亚速尔群岛到格陵兰和冰岛的广阔的北大西洋海面上任意选择护航运输队的航线。由于占领了冰岛，并在那里建立了海空基地，以及美国对从北大西洋驶向英国的护航运输队见第11章。提供了日益有效的援助，这就为英国的护航运输队创造了优越的条件。
由此可见，这个问题只有通过增加潜艇的数量才能解决。因此我想在此说明一下，在1941年，哪些措施和事件导致了我方在北大西洋海区潜艇数量的增加或减少。
1940年7月24日，意大利海军提议派遣大批潜艇在德国的指挥下参加大西洋战役。鉴于我方潜艇数量欠缺，经请示海战指挥部后我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7月25日，德国海军总司令部给意大利海军指挥部回电，对此建议表示同意。
此后不久，意大利潜艇部队指挥官帕罗纳海军上将光临我处。他那机灵而富有特色的性格很快就赢得了我的好感。他表示愿意竭诚地与我合作。我们之间很快就建立了信任感。我们商定如下：
1. 总的作战指挥、整个行动的控制，战区的划分和协同作战样式的确定均由德国潜艇部队司令负责。
2. 在这个统一的高级指挥部内，意大利潜艇部队指挥官有很大的自主权和职权。意大利潜艇部队不应只有受意大利人指挥的这种感觉，而且事实上也应如此。潜艇部队司令1940年11月5日战争日志。
此外，我们还商定了另外一些措施，如让意大利潜艇艇长乘德国潜艇去远航，在我们的波罗的海潜艇训练支队受训等，以便意大利人熟悉和了解大西洋的情况以及我们的潜艇机动战术。
意大利把波尔多港作为大西洋沿岸的潜艇基地。为便于我们之间的密切合作，帕罗纳海军上将把意大利海军军官塞斯蒂尼派到我的参谋部，除了这位优秀、能干的军官外，帕罗纳上将没有更理想的人选了。我把曾当过艇长和支队长的勒辛海军少校派往帕罗纳的参谋部。
为了熟悉大西洋的情况，意大利潜艇通过直布罗陀海峡后即驶往亚速尔群岛海区。尔后有27艘潜艇从亚速尔群岛海区出发，先后到达它们的新基地——波尔多港。当时我到基地看望了他们。这些官兵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毫无疑问，他们也象德国的潜艇艇员一样是经过专门挑选的。但我很快发觉，他们要参加大西洋战争还有许多东西要学。我和帕罗纳上将都认为，当务之急是要尽快地弥补训练上的这种缺陷。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我在君士坦丁堡曾亲眼见到德国陆军元帅科尔马·冯·德尔·戈尔茨男爵是如何受到土耳其士兵和人民无限尊敬和信赖的。从他身上我学到了东西，即在与盟国打交道时，要特别尊重一个国家及其军人本身认为应具备的特点。他们的作风、思想方法和教育方式都与我们不同，因而他们的性格特点和能力也就不一样，有好有差，有强有弱。所以在与盟国交往中必须毫无偏见、谦虚礼让和注意分寸。德国潜艇部队与意大利人进行合作时就是遵循这个原则的。在我的战争日志潜艇部队司令1941年11月5日战争日志。中明确地记载了为意大利艇员授课的原则：“要采取循循善诱的方法使他们自觉自愿地接受我们的经验，以弥补他们的不足，而不应采取生硬莽撞的做法。”
意大利潜艇部队经过首次对亚速尔群岛海区适应性试航后，于10月初开始与德国潜艇一起在北海峡以西的主要航运区活动。我把意大利潜艇部署在德国潜艇活动区的西面和西南面，因为那一带英国的空中警戒兵力薄弱。但愿他们在那里对侦察行动有所帮助，以实现我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增加耳目”的愿望。
但是，在1940年10-11月的8个星期中意大利潜艇部队的活动使我大失所望。意大利潜艇没有一次能引导德国潜艇去截击敌人，他们对敌情的报告不是不准确，就是太迟了，使我们既不能对敌发动攻击，又不能与敌保持接触。当德国潜艇发现了敌人的行踪，与敌保持接触并引导其它潜艇围而攻之时，意大利潜艇却不能及时赶到参加协同攻击。
从下列对比中可以看出德、意潜艇战绩的差别之大：1940年10月10日至11月30日意大利潜艇在同一作战区的出航日为243天，在这期间它们击沉一艘4866吨位的商船，平均每天的击沉率为20吨位。在同一时期和同一海区德国潜艇的出航日为378天，共击沉商船80艘，达435189总吨位，平均每天的击沉率为1115总吨位。击沉的商船数是根据英国今天的公开资料，由国防研究协会的于尔根·罗韦尔博士计算的。
意大利潜艇的作战效率如此低下的原因在哪里呢？后经证实，意大利潜艇部队在战前只按陈旧的潜艇战传统观点进行训练，例如把单艘潜艇配置在预定海区，在那里等待目标，然后在水下发动攻击。潜艇上精良的火炮武器是用来攻击敌沿岸基地目标的。它们很少象德国潜艇那样长年进行机动作战训练。它们不了解敌人的情况，不善于日以继夜地隐蔽地与敌保持接触，不能充分利用最大视界来发现敌人，缺乏以编队追击敌人的顽强性，不会预先占领攻击阵位，以便乘夜暗用快速的机动战术在水面攻击那些有兵力掩护的作曲折运动的瞬息万变的敌护航运输队。
意大利潜艇部队在训练方面的这些缺陷并不是靠几个星期就能补救的。另外意大利潜艇在设计方面也没有预先考虑到与护航运输队进行机动作战的问题。德国潜艇的设计原则是：指挥塔要尽量矮小，要尽可能不被敌发现。指挥塔的最高点就是瞭望哨的望远镜，这样嘹望哨可在指挥塔刚一露出水面时就能先敌发现目标。意大利潜艇的指挥塔又长又高，无论是昼间还是夜间侧影都很清楚，而瞭望哨却设置在高大的指挥塔下面。
除此之外，意大利潜艇在指挥塔里没有安装柴油机通气管，这就是说它们在水面航行时必须打开指挥塔舱口，使柴油机获得必要的空气。这在地中海风平浪静的气象条件下一般不至于有什么问题，但在大西洋上却不行，因为汹涌的海水会通过启开的舱口进入艇内，损坏内部技术设备，尤其是重要的电子设备。
为了弥补以上缺陷，帕罗纳海军上将想尽了办法。他把艇长派遣到波罗的海接受德国海军的训练，并参加打击敌护航运输队的演习，希望以此来提高各艇长的作战能力。为了使潜艇适应新的任务需要，他让波尔多港船厂尽快改建潜艇指挥塔。这项工作由他能干的机电业务长费诺海军上校来负责，我对他也很敬重。后来指挥塔变得矮小了，并装上了柴油通气管。
根据上述经验教训，我不得不暂时放弃与意大利潜艇部队时协同作战的打算。我那“增加耳目”的愿望又一次化为泡影。
在征得帕罗纳海军上将的同意后，我把意大利潜艇部署在德国潜艇作战区的西南和南面进行独立行动。在那里一些意大利潜艇袭击单艘商船颇有成效。
如前所述，在1940年12月到1941年2月的几个月中德国作战潜艇的数量继续下降，有一段时期大西洋上只有18艘德国潜艇参战。其中与敌接触的只有三分之一，一般情况下不会超过6艘，有时甚至只有3艘。按此计算，我们整个潜艇部队中只有120-240人与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强国——英国作战。我们将潜艇的舷号编到U-570或U-820，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拥有相应数目的潜艇，这样做旨在虚张声势，迷惑敌人，使其难以发现我方潜艇数量不足的弱点。
在北大西洋为德国潜艇部队指挥机关搜索敌护航运输队的“耳目”越来越少。这时，意大利在大西洋部署了较多的潜艇部队，共有25艘潜艇。
鉴于单艘意大利潜艇在德军作战区以南海区所取得的战绩和它们在这期间进行的训练，促使我在1941年2月打击敌护航运输队的战斗中试图重新与意大利潜艇部队进行直接的协同作战。1941年2月18日我命令意大利潜艇部队向北运动，向位于冰岛以南海区的几艘德国潜艇靠拢，使潜艇阵位向南延伸。
至5月初，双方的战术协同告一段落，其成效仍然是出乎意料的少。虽然意大利潜艇部队也击沉过几艘单独航行的商船，但在搜索和打击护航运输队方面却帮不了什么忙。与德国潜艇相反，在这方面它们毫无作用。因此，它们不宜与护航运输队作战。
所以，我在5月5日作出决定，德意两国潜艇部队在北大西洋不宜协同作战，今后也是如此。5月15日我和帕罗纳海军上将商定将下列海区作为今后意军的作战区：
a. 直布罗陀海峡以西海区，
b. 德国作战区以南的北大西洋海区，
c. 弗里敦附近的海区。
在这些南部海区，一些意大利潜艇在独立打击单艘商船的战斗中取得了很好的战果，尤其是后来在加勒比海和巴西沿岸海域，它们更是大显身手。这些战果与同一时期德国潜艇在这些海区取得的战果不相上下。表现突出的意大利艇长有：瓦谢洛·加扎纳海军中尉，隆戈巴尔多海军上校，卡尔洛·费奇阿，科萨托、焦万尼尼和隆加内西-卡塔尼海军上校。科萨托和加扎纳曾荣获骑士铁十字勋章。科萨托曾击沉16艘商船，总吨位达86438吨。加扎纳曾击沉11艘商船，总吨位达90601吨。
意大利潜艇在大西洋中部和南部海区的独立作战中取得了显著的战果，但在气象条件复杂的大西洋北部海区打击敌护航运输队的战斗中情况却截然相反。究其最终原因，我认为是意大利人的性格及其军人素养所造成的。他们很善于猛打猛冲，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对敌攻击时比我们还勇敢，而我们在这种情况下也许会控制自己的激情。如在一次海战中，在博尔盖塞的指挥下3枚意大利人操纵的鱼雷闯进了亚历山大港，击中停泊在该港的英国“伊丽莎白女皇”号和“勇士”号战列舰，使其受到重创。另外，意大利潜艇“托维切利”号、“加利莱”号和“费拉里斯”号在自沉中也表现出非凡的献身精神。以上这些事例足以证明意大利潜艇部队在对敌作战中的英勇气概。
然而，在打击护航运输队的战斗中，为了完成这种耗神费力的作战任务，不仅要有勇敢的和自我牺牲的精神，而且还要有不屈不挠和坚韧不拔的毅力，要善于日以继夜地监视敌人的动向，不得擅自发起攻击，要持续地在敌护航运输队附近活动，等待其它潜艇到来，以实施夜间协同攻击。
我认为，德国人所具有的顽强的坚持能力远远超过意大利人。
对于在北大西洋执行搜索敌护航运输队这个艰巨的重要的任务来说，意大利潜艇作用甚微。
因此，在新潜艇需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服役的情况下，我尽力不让德国在北大西洋的潜艇数量有所下降。如在1940年下半年，我就没有按上级的决定把北大西洋的潜艇派往南大西洋。另外，我还拒绝了把一大批潜艇从大西洋调往直布罗陀海峡和地中海去执行一些次要任务的做法。凡此种种，都是我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
战争中有一种叫佯攻的概念，具体含义是通过扩大攻击范围迫使敌人的防御兵力撤离主战区而投入到另一战区，从而减轻己方主要兵力在作战中的压力。但这种佯攻行动只能在对己方全局有利的情况下才进行。如果对完成主要任务不利的话，则毫无意义。因此，决不可为了达到佯攻的效果而削弱有助于达到主要战略性目标的力量，除非这支力量在佯攻的同时也能象在主战场上一样完成本身的任务。
当时德国海军的海上战略任务是实施经济战，即要击沉尽可能多的敌方商船。关键在于击沉敌方的商船，因此，就不需要采取在理论上看来似乎很正确的佯动措施，这会降低击沉敌舰船的总数量。
如果人们设身处地替敌人想一想，那么就能理解上面这段话的正确性了。我无疑清楚，敌人会怎样回答下列问题：是我使你到处打防御战，并尽量使你们打大规模的防御战，但总的来说却使你损失的舰船较少好呢，还是尽可能不到处“牵制”你的兵力，却能击沉你更多的舰船好呢？你究竟喜欢哪一种？
1940年我又一次被迫把数量较多的潜艇派往南大西洋，以达到佯攻的目的和获取即将到手的战果。关于潜艇的补给，海战指挥部计划用水面供应船来提供。鉴于在英国以西主要作战海区内的我方潜艇已为数不多，我下不了把许多潜艇调往南大西洋去的决心。多一艘潜艇就意味着在搜索护航运输队时多一双眼睛。就一艘潜艇来说，它本身击沉的舰船数在统计学上是无足轻重的，但是对整个战果的影响却很重大。况且潜艇在英国以西海区作战的潜力很大，前面已叙述过。因此，即使潜艇在南大西洋战区能击沉很多商船，但长时间的往返航行也会使每天的舰船击沉数受到很大影响。出于同样的原因，我当时反对为达到佯攻目的而把潜艇转移到南部海区的做法。正是这些原因使我在北部海区天气很恶劣的条件下，也拒绝把潜艇向南转移。
当然，了解南部海区的情况对潜艇部队指挥机关来说还是很有价值的。因为将来很可能在某一时候会不顾路途的遥远把潜艇战的战场转移到南部海区，以在那里获取更大的战果。
因此，我在1940年6月派了一艘U-A号潜艇到南部海区去。该潜艇原来是为土耳其海军建造的，战争之初被我们接收。这艘潜艇的尺寸和操纵性能难以适应在北部海区对护航运输队的作战。1940年11-12月，U-65号潜艇也被派遣到南大西洋。该潜艇在战斗中取得了理想的战果。但与北部海区相比，它在长时间的作战中所取得的战果还不算大。依据海战指挥部的一项合同指令，我在1941年初又派U-37号潜艇到南大西洋。
直到1941年2月，当潜艇在北部海区的需要量有所下降时，我才决定将一些大型的IX型潜艇派往南大西洋的弗里敦作战海区。在头4个月，这些潜艇取得了相当满意的战果，以至几乎弥补了当时从北部海区将它们撤走所造成的损失。然而，即使它们在该战区所获得的最大战果也不及我们1940年夏在北部海区所取得的最大战果。
在北大西洋，对于有效地搜索和打击敌护航运输队来说，就是缺少必要数量的潜艇。当1941年种种迹象逐步表明在大西洋已没有可能再增加大型舰艇(对此在本章结束时还将谈到)时，集中海军的一切力量进行潜艇战就显得更为必要和紧迫了。对这一特点，我们的政治领导并没有理解，在1941年他们只看到潜艇取得的战果不大，而没有认识到主要原因是潜艇数量不足，因而缺少发现敌踪迹的“耳目”。政治领导对此至少是不完全明白。我无法见到并说服希特勒，使他同意我的观点。因此，我只好反复给海战指挥部讲清利害关系并提出建议。尽管如此，仍然未能取得满意的结果：即把现有的全部潜艇集中用于大西洋作战。而在1941年夏反而出现了这种倾向：参加大西洋作战的潜艇经常被抽调去执行一些次要的任务。这些潜艇几乎不适合执行这些任务，因为在给潜艇提要求时没有考虑到潜艇的特点及其军事上的能力。
根据空军总司令部的要求，有2艘作战潜艇被派遣到预定海区执行气象报告任务，每天要报告2-3次，因此它们就不能参加潜艇战。在大西洋总共只有4艘潜艇的情况下，抽调2艘去执行这种次要任务而不能参加潜艇战，这种做法是很不合理的。
随着对俄战争的爆发，有8艘潜艇被派到波罗的海参加对俄作战，但它们几乎连一个目标也没有捕捉到，因而毫无战果，于是在1941年9月这些潜艇又归我指挥。
从1941年7月起，又有4-6艘潜艇被派往北冰洋同俄国作战，尽管那段时期同盟国在海上没有进行补给运输。这些潜艇在海上同样找不到目标。我曾多次反对这些做法。关于在北冰洋作战的这些潜艇，我曾写道：
1. 到目前为止潜艇取得的直接战果太小，微不足道。原因是：用鱼雷来攻击交通线上的小型舰船收效不大……；
2. 作战重心必须放在英国港口的入口处。潜艇是这场战争的主力，其它兵力是不能取而代之的。而对俄作战的重心则应放在大陆上的，潜艇只能起次要的作用。海战指挥部战争日志，CIV部分，166-167页。
德国的辅助巡洋舰、突破封锁舰、补给舰和战利品船在漫长的往返途中经常要有一艘潜艇陪同，尽管这艘潜艇对它们免遭敌袭击或在它们的前导舰被击沉时往往无能为力，起不了多大的支援作用。因为这种袭击不是来自飞机就是来自远距离的敌作战舰艇的火炮，同时敌舰也十分谨慎，怕靠近德国舰艇，以免进入预想的德国潜艇的攻击范围。它们即使在击沉目标后，仍与目标保持较远的距离，而后在海上消失。
除了派2艘潜艇用于气象勤务外，1941年11月初海战指挥部又令潜艇部队指挥机关再派14艘潜艇去执行一些次要的任务，这样我们在大西洋作战的潜艇只剩下5-10艘了。对此我表示反对，并写道：
“潜艇部队司令一直坚决认为，潜艇战的主要任务是攻击敌舰船，只有通过攻击才能使潜艇在英国面前显示威力。如果潜艇战停止几个星期，那只能使英国感到高兴。出于政治战略的需要，部分潜艇已分散部署，这是势在必行，迫不得已的事。但我认为，为了一些次要的任务而不断分散潜艇，使大西洋潜艇战面临瘫痪状态的现象应该坚决避免……
“由于抽调潜艇而造成潜艇战兵力的削弱是不能按抽调潜艇后所造成的击沉敌舰船的百分比的下降来具体计算的，失去一艘潜艇所产生的影响远比此大。在侦察中减少一艘潜艇就意味着减少侦察情报和减少搜索目标的机会。而搜索目标却是潜艇战中最棘手的问题。
“除搜索目标外，缺少一艘潜艇也意味着减少于与敌保持接触和中断接触后重新恢复接触的希望。
“在攻击中，实施攻击的潜艇数量愈多，每艘潜艇获得成功的希望就愈大，突破敌防御的把握也愈大。总而言之，这就是说：
被抽调去执行次要任务的潜艇不仅失去了其本身取胜的希望，同时也将大大降低其它剩余潜艇在潜艇战中取得成功的希望。
……总之，潜艇部队司令的观点很明确，为一些次要任务而抽调潜艇，以致削弱或推迟一场卓有成效的对英潜艇战，是十分错误的。”海战指挥部战争日志，CIV部分，220-221页。潜艇部队司令1941年11月10日战争日志。海战指挥部战争日志，CIV部分，166-167页。
我之所以提及上述情况，是因为这些情况对潜艇执行主要任务(击沉商船)关系重大。当然，所有潜艇的调动都有其意义和目的，但与潜艇击沉敌舰船这一主要任务相比，总是弊多于利。为执行这项任务需要集中一切兵力。
一个基本的作战原则是，要在关键的地方投入尽可能强大的兵力。因此，决不能轻视大西洋上潜艇袭击商船的这场战争。英国人很清楚，我们的一些做法对他们是很有利的。丘吉尔和罗斯基尔在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著作《海上战争》一书中谈到了我们直到1942年仍在使用错误的“佯攻”战术对他们是何等有利。正是这种“佯攻”战术才使他们的许多舰船幸免被击沉的厄运。而英国人最担忧的也正是这一点。在下面描述1942年的战况时还将再次谈到我们的“佯动”给英国带来的好处以及丘吉尔和《海上战争》一书对这个问题的论述。
在进行大西洋战争的过程中，除了存在上述兵力分散和障碍重重等缺陷外，从1941年9月开始又发生了一件几乎使大西洋潜艇战面临绝境的事件。那就是地中海海区不利的军事形势，这种形势是一大批潜艇被转移到地中海后而引起的。
地中海的不利形势是怎么形成的呢？
1939年1月30日英国政府批准了海军部拟制的同德意进行战争的计划。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1卷，第41页。该计划也估计到日本今后可能会积极参与这场战争。
在英国的这个计划中，把保护大西洋的海上交通线置于首要地位。它被称为“头等重要”。因为对海上交通线失去较长时间的控制就意味着带来一场“迅速而彻底的灾难”。
对英国来说，地中海具有第二位的重要性。因为英国来自波斯湾的油船和大部分来自印度和远东的商船都要经过地中海。由于意大利有强大的海空兵力，英国要利用地中海的航道看来已无可能。因此，英国人在该作战计划中决定，来自波斯湾和远东的商船准备绕过好望角驶向英国。尽管这样，有力地控制通向地中海西部的直布罗陀海峡和红海东部的通道仍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占领直布罗陀海峡除了具有封锁意大利的作用外，还关系到大西洋南北航道的安全。
按照上述计划，从1940年春开始英国商船都是绕好望角航行的，尽管当时意大利仍采取中立态度。1940年6月法国的战败给英国在地中海的海上利益带来了不利的后果，致使法国海军被剔出同盟国。英国海军部认为有必要将海军兵力从东地中海地区撤出，而集结在直布罗陀海峡。为了保护大西洋的重要通道，英国海军部作出了上述决定。在失去法国海军之后，英国除了只能在大西洋执行主要任务外，已不可能始终将地中海控制在自己手中。但丘吉尔却对此加以干涉并阻止这一决定的执行。他承认海军部所阐述的各种理由，但同时又担心在这种情况下会丧失马耳他和埃及。见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2卷，第390页和392页。
英国所采取的全部措施使我们看清了英国对地中海问题的基本态度。而轴心国却根本没有针对这种情况制定一项意大利和德国统一作战的协同计划，也同样没有为在地中海作战拟定计划。
1940年6月10日，意大利参战。从以下的一些事例可以看出，意大利没有制定在地中海作战的战略方案。按理意大利应首先确保它在北非的阵地的安全，并使这些阵地向西和向东扩展，因为它们是意大利本土漫长海岸线的屏障。从这些阵地出发可从海上，特别是从空中对英国在地中海的东西航道实施袭击，甚至还可向埃及和为英国提供重要石油补给的近东地区进击。
巩固和扩大意大利在北非阵地的先决条件是意大利海军公开攻击在地中海的英国海军，特别是封锁马耳他岛，因为它是英国的海、空基地，威胁着意大利对北非的补给线。从兵力数量上看，意大利的海、空军是能够胜任这些任务的。
然而意大利军队领导却没有去追求这一宏大的战略目标，仍试图在法国南部寻求战果。直至1940年9月意大利才开始从利比亚向埃及发动了一场软弱的攻势，而且进展不大。与此同时，意大利人又从阿尔巴尼亚向希腊发起进攻。同样，这次进攻很快就陷入了困境，1940年12月当英国在利比亚发起反攻时，意大利遭到了惨败，丢失了昔兰尼加。
意大利海军和潜艇部队所发挥的作用并非象它的朋友和敌人所预料的那样有效。他们没有采取进攻措施对付英国海军。在与英国海军的所有交锋中均未取胜。庞大的意大利潜艇部队在地中海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而取得的战果却很小。相反，在该海区的英国潜艇却战绩斐然。
1940年9月雷德尔海军元帅根据海战指挥部的两份备忘录向希特勒提议，德国应把战争的重点移到地中海(当时海战指挥部尚不知道希特勒打算在明年动用陆军和空军进攻俄国的企图)。其目的是，使近东国家处于轴心国的控制之下。陆军和空军可以协同意大利军队共同打击主要的敌人——英国。但雷德尔并没有让德国海军的水面舰艇和潜艇为其提供援助，因为德国海军的任务在大西洋这个主战场上。
北非的战局继续朝不利的方向发展。在1940年底1941年初的冬季，由于英国的进攻，意大利面临被逐出北非的危险。这时意大利才接受希特勒给他们提供几个德国师的援助，而在1940年意大利曾拒绝这种援助。1941年2月隆美尔到了利比亚，发动了一场猛烈的进攻，将英国海军逼退到埃及边界。在这个目的达到后，德国国防军统帅部出于对补给问题的担心而令其适可而止。这种忧虑是有充分根据的。英国人对隆美尔在进攻中的弱点很清楚。他们首先从马耳他用飞机、潜艇和水面舰艇袭击意大利驶往非洲的补给护航运输队。意大利人无力从海上对这支运输队提供充分的支援。当初在对非洲采取行动之前意大利没有封锁马耳他，现在只能自食其果。对此德国海军总司令部的联络官魏希奥尔德海军将军曾反复指出过。此外，意大利海军没有在战争爆发对立即对兵力薄弱的英国海军进行攻击，现在也得到了应有的报应。对护航运输队仅采取防御性的保护措施解决不了确保通向北非的海上交通线的安全问题。这也是由于对希腊的进攻使意大利海军的兵力消耗过多，运输负担过重、兵力分散以及油料不足所造成的后果。
从1941年7月起，驶往北非的意大利舰船每月被击沉或击伤的总损失量达70%。隆美尔陷入补给不足的困境。非洲军危在旦夕。此时，希特勒进行了干预，他命令海军把德国潜艇派往地中海。1941年9月底，第一批6艘原在大西洋作战的潜艇通过了直布罗陀海峡。11月初又有4艘潜艇前往。这批久经考验的潜艇及其艇员们刚一出现在地中海就立即大显身手。1941年11月13日U-81号潜艇(艇长古根贝格尔海军上尉)在直布罗陀海峡以东海域击沉了英国“皇家方舟”号航空母舰。11月25日U-331号潜艇(艇长冯·蒂森豪森海军上尉)在地中海东部海域击沉了英国“巴勒姆”号战列舰。12月14日U-577号潜艇(艇长保尔森海军上尉)在亚历山大港以西海域击沉了英国“活雕像”号巡洋舰。
除了调动潜艇部队，希特勒在10月底还下令把德国第2航空队(凯塞林元帅指挥)调到地中海。第2航空队的任务是在受威胁最大的西西里海区夺取制空权。他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功。首先，马耳他岛这个英国用作袭击意大利护航运输队的基地险些被封锁。由于第2航空队立下了汗马功劳，德国潜艇击沉了英国的作战舰艇，再加上德国在特里波利斯前沿的布雷以及意大利人操鱼雷突入亚历山大港，见本章第145页。造成了英国地中海舰队的大量伤亡，凡此种种几乎使英国中断了对为非洲军提供补给的海上交通线的袭击。于是本来因补给品不足而在1941年底几乎被逼退到原来出发阵地的隆美尔部队，在1942年1月又可以发动一场新的攻势了。地中海中部的海空态势明显地向有利于我的方面转化。
当然把潜艇从大西洋抽调到地中海必然会大大削弱进行大西洋战争的兵力。但我认为这在所难免，因为德国非洲军的危险必须解除。1941年11月22日，我接到了海战指挥部下达的关于把全部前线潜艇重点投入到地中海和直布罗陀海峡以西海区的命令。其理由是：
1. 根据英法在法国-北非登陆的情报以及英国在北非的攻势，整个地中海和意大利已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就直布罗陀海峡对战争的影响而言，它对于这种局势的继续发展以及扭转危机方面都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为这里是敌兵力东往西来的必经之地。
2. 当时的形势和占领地中海对整个战争的作用都迫使我们使潜艇战要形成有力的重点，直到形势有根本的好转。海战指挥部战争日志，1941年11月22日，A部分。
根据海战指挥部1941年11月29日的指示，15艘潜艇在直布罗陀海峡两侧、10艘潜艇在东地中海长期待机。要不断地满足这个要求就意味着要准备数量较多的潜艇，因此有可能将前线的全部潜艇都用上。这样一来，大西洋主战场的作战就得停止。
我认为往地中海海区派遣如此之多的潜艇是不正确的，尤其是在直布罗陀海峡以西和以东海域。于是我多次向海战指挥部提出口头和书面建议，希望我的观点能发挥作用，海战指挥部战争日志，CIV部分，第242页，260-261页、285-286页、290-295页。以达到将潜艇部队从直布罗陀海峡撤回而用于大西洋战场的目的。
我不相信英国为了从埃及发动进攻，竟会从西面穿越直布罗陀海峡，渡过航程漫长的地中海将兵力运至埃及。我认为，他们从东面，即绕过好望角穿过红海进入苏伊士运河向驻埃及的英军运送增援兵力和补给品的可能性更大。潜艇部队司令1941年11月26日战争日志。今天我们知道，当时我的估计是正确的。“驻意大利的德国海军司令部”在11月21日发出了关于英、法军队这里是指英国和法国戴高乐领导的军队将在法属北非，大约在奥兰或阿尔及尔登陆的情报，对此我也表示怀疑。在地中海西部海域似乎并无这方面的迹象，虽然那段时期集结在直布罗陀海峡的商船很多，但这并不是反常的现象，而是直布罗陀护航运输队在驶向英国前司空见惯的事。英国并没有在直布罗陀海区增加登陆作战所需要的海军掩护兵力，相反由于“皇家方舟”号被击沉，英国在该海区的兵力已大大削弱。
因此，依我所见，派遣由15艘潜艇组成的这样庞大的潜艇群常驻直布罗陀海区，在战略上没有必要，从战术上看其配置也是不妥的。直布罗陀周围海区很容易受到来自附近空军基地的英国飞机的不断监视。同样从直布罗陀海军基地出发的英国反潜舰艇也可不必途经漫长的航程而配置在直布罗陀海峡以西和以东海域。另外，在第一批德国潜艇进入地中海后，英国人立即于1941年9月底从大西洋抽调兵力以加强直布罗陀海区的反潜力量，尤其是当他们觉察到大西洋的潜艇战即将销声匿迹时。因而在直布罗陀海峡以西和以东海域活动的潜艇就不能露出水面，它们几乎一直处于水下状态，随时都可能遇到危险。这样一来潜艇的视界就小得多，发现来往商船的可能性也就大为减少。实际上潜艇在部署于这一海区的整个期间都没有发现东、西方来往的商船。潜艇处于静止的水下状态时，只有当商船偶尔从其旁边驶过，潜艇才有可能对其实施袭击。此外，我们还损失了一些潜艇。第一批在9月份驶入地中海的4艘潜艇在穿越直布罗陀海峡时没有受到损失。而第二批潜艇中就损失了1艘潜艇，原因是敌在此期间加强了反潜兵力。以后到达地中海的潜艇中又损失了3艘，有5艘被航空炸弹所重创，被迫放弃穿越直布罗陀海峡的行动，而返回比斯开湾基地。这样损失和受伤的潜艇约占全部被派遣潜艇的33%。
面对敌人的这种抗击，要把集中在地中海的潜艇重新撤回大西洋是相当困难的。从大西洋通过直布罗陀海峡而流向地中海的一股经久不息的海流(紧靠海岸的逆流不算)也是很强的。当然这有利于潜艇进入地中海，因为这时潜艇为了不被敌人发现，可从水下顺着这股海流进入地中海。但是，这股海流对潜艇通过直布罗陀海峡向西进入大西洋却非常不利。为了在夜间凭借黑暗的掩护让潜艇从水面迎着这股逆流驶向大西洋，这在当时的战争情况下耗费的时间太长。由于敌侦察发现潜艇的可能性很大，潜艇不得不采取水下航行。但是这种航行在海峡中部几乎难以进行，因为海流猛烈地把潜艇推向地中海，在这种条件下海峡两侧的导航也是相当困难的。正如我在战争日志中所形容的那样，这些在大西洋作战的潜艇一进入地中海就如关进了“捕鼠笼”。潜艇部队司令1941年12月18日战争日志。因此，对于调到地中海的兵力数量，应慎重考虑，因为根据上述原因，以后要再将这些兵力投入其他作战区几乎是不可能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