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海军装备问题
在我担任海军总司令后，海军的作战任务基本上没有变化。
英国人民的生存依赖于盎格鲁撒克逊人之间的海上交通线，保持这条交通线的畅通无阻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实施全面战争的先决条件。
两大海军强国实力强大。存在的问题是如何把人员和物资从海上运到需要的地方。这也是它们实施整个战争计划的关键。
运用海上和空中作战的一切手段来阻止同盟国的海上运输，仍然是我们实施海战的最重要目标。这就是说，吨位战仍是德国海上作战的主要任务；潜艇仍是最重要的作战兵器。因此，想方设法地加强潜艇战也就是最使我忧虑的问题。
这一时期，敌人也同样看到了战争中的这个问题。在1943年1月召开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上曾作出决定，同盟国的首要任务是击败对方潜艇部队，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轰炸机部队最重要的攻击目标是潜艇基地和船厂。
1943年2月的英国新闻报道体现了卡萨布兰卡会议的这个决定：潜艇被称作头号敌人，并要求集中一切力量，赢得大西洋战役的彻底胜利。
除了以主要精力用于反潜作战外，敌人还将大力建造商船。
1943年2月我们认为，盎格鲁撒克逊人从1942年以来已经建造的舰只要比我们所能击沉的多，估计在1942年12月和1943年1月这2个月中，同盟国的商船吨位增加了约50万总吨位。海战指挥部1943年2月20日对形势的分析，侦察处1943年第Ib560号机密文件。
今天我们才知道，当时的估计并不准确。实际上，由于我们的海上作战，同盟国的吨位在不断减少，到1943年7月止，新建的舰只数量才刚刚超过被击沉的数量。罗斯基尔海军上校在《海上战争》一书中就这一问题写道：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2卷，第379页。
“假如我们不能在建造新商船方面取胜，那末护航驱逐舰、飞机和商船船员的伤亡便成了无谓的牺牲。只要敌人击沉的船只数量比我们所能建造的多，那末最终的胜利就值得怀疑。德国人对这一点十分清楚。”
我们当时估计盎格鲁撒克逊人新造的船只数量已超过了我们所能击沉的数量，因此从1943年2月起一直认为，要在吨位战中战胜两大海军强国几乎是一种奢望，认为在3年半的战争之后，现在很可能已经太晚了。德国国家领导已贻误了战机，没有在战争爆发时就把一切力量投入到大西洋之战中去，也没有及时地准备好作战兵器——足够数量的潜艇。然而现在虽然已无法切断敌海上交通线，但吨位战还得继续进行。因为它是我们手中对付两大海军强国的唯一的进攻性武器，利用这个武器我们仍能象以前那样给敌人造成严重的损失。
就整个战争局势而言，我们在1943年2月显然处于防御阶段，东线主要是对付俄国这个大国的压力，在北非的突尼斯海岸阵地上对付盎格鲁撒克逊人对地中海海区的进攻。上述防御作战还必须得到海上吨位战的支援，因为不但我方运往北非的军事补给，而且同盟国提供给俄国的大量物资，都依赖于海上运输。
然而尽管敌人在大西洋作战中的防御力量已发展得相当强大，以至我们无法再使他们的吨位遭受重大的损失，但我们还是应当继续努力，为破坏同盟国的海上交通线而不停地战斗，以保持对敌人的威胁和牵制作用。
在海战指挥部召开的一次形势讨论会上，人们谈到吨位战对敌人整个军事局势所起的作用时说：海军总司令部海战指挥部1943年6月8日第C1629号文件。
“吨位战更大的作用在于，它使敌人为积极防御潜艇而投入大量的海、空军部队，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资源。没有吨位战的威胁，敌人肯定会腾出难以估量的军事力量投入其它地方作战。
“除了这些对陆上、尤其是对空中局势所起的作用外，吨位战对海战形势所产生的后果是，敌人将不会把大量轻型海上兵力用来对付我方的海上交通线，由于掩护兵力不足，德国在濒陆海区现在就难以与敌占优势的海上轻型兵力相抗衡，而要依赖海上运输才能得到补给的挪威即使没有敌人入侵也会因补给中断而无法生存下去。
“因此，对德国实施战争来说，关键是要继续发挥吨位战的作用。
“……即使潜艇战无法完全克服目前的困难因而不能再取得以往那样的战果，潜艇部队也必须全力以赴，因为潜艇战将使敌人消耗几倍于我们的军事实力或牵制住敌人数倍于我们的力量……”
除上述进攻性任务外，海军还担负着防御性任务。这些防御性任务包括对我抗登陆地区的海岸地带进行警戒和用火炮进行防卫，掩护“濒陆海区”的出海航道和海上交通线。
在挪威我们要保卫一条长达2200公里的海岸线，它从北角以东的芬兰边界一直延伸到瑞典的斯卡格拉克海峡。海岸线继续向丹麦、荷兰、比利时、北非及西非延伸。波罗的海沿岸、法国南部的地中海、达尔马提亚和希腊及德国占领的黑海沿岸地带都面临同样的防御任务。海军主要负责保卫沿岸的所有港口。各港口之间的沿岸地带的防御则由陆军实施。海军通过设置在各防御要点的远程火炮予以支援，但整个沿岸地带的防御准备和指挥则由陆军统一实施。
由我掩护兵力来控制濒陆海区，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如沿岸没有这种保护，我们的潜艇和快艇则无法进出各港口。
我方能否实施攻势作战，依然取决于能否防止敌人在我濒陆海区航道上布雷和利用飞机和潜艇发动袭击。
出航时，德国潜艇从基地到自由海区的深水区，一路上都有扫雷舰、巡逻艇和破雷舰护航。返航时，潜艇从预定的会合点起，经濒陆海区浅水区尤其是危险区，一直到它们的港口，同样由这些舰艇护航。如1942年在大西洋沿岸为潜艇担任护航的舰艇就有1024艘这些数据及下面的一些数据均引自海战指挥部一处1943年3月1日第642号绝密文件。。其它的海上兵力以及突破封锁为我们运送重要原料的造价昂贵的舰只在通过濒陆海区时也同样由掩护兵力护航。
我轻型海上兵力在掩护从德国到被占领国家的濒陆海区内的海上交通线方面任务更为繁重。这些交通线用于为德国国防军输送补给品和发展德国与这些被占领国家的经济往来。例如，占领挪威的作战行动，完全靠海上航线来为德国国防军作战部队运送补给品。从基尔克内斯和纳尔维克向德国运送矿砂及从佩特萨莫输送镍、铜、铝等稀有金属，都是经过挪威的濒陆海区。从挪威进口鱼类的情况也是如此，1943年德国从挪威进口鱼类预计为50万吨。
1942年单为挪威的驻军部队就从海上运送了231197名士兵、7192匹马、8974辆运输车辆和907822吨物资。这些数字表明了我掩护部队的掩护任务多么艰巨。
同样，向芬兰及波罗的海沿岸国家运送补给品，从瑞典运回重要的军用物资——铁矿石以及在德国和丹麦濒陆海区的频繁的经济往来，这些活动都需要掩护兵力。
在北海，近岸海区的航运主要是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把铁矿运到德国西北各港口和荷兰诸港口，再从水路继续把它们运到莱茵-威斯特法伦工业区。工业区的煤和焦炭再经同一交通线运回北欧。
当时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经济完全依赖于德国的煤。
我在地中海的海军部队也担负同样的掩护任务。只要战斗持续进行，就必须向突尼斯和克里特运送补给品，必须保护在德国势力范围之内的南非原文如此，应为“南欧”和希腊的沿岸交通线的安全。在黑海的德国海上部队还担负着掩护陆军的补给线的任务。
能否顺利完成这些任务，取决于海军现有作战兵器的数量和质量，而数量和质量又取决于制造这些作战兵器的工业能力。
1943年初，对德国国防军来说，没有统一的装备计划。海军和空军可以自行决定它们的装备，只有陆军的装备由军械部长施佩尔决定。
当时属海军使用的造船厂和工厂是完全固定的。工业生产能力(包括分配给三个军种的专业工人)受到严格的限制。用于生产各种装备的最重要的原料——钢，由军械部组成的一个委员会按“中央计划”进行分配。该委员会由施佩尔部长领导，隶属于负责空军装备的米尔希元帅。
在我担任海军总司令时，海军与中央计划是没有直接关系的，尽管它与空军一样都是单独生产自己的装备。海军所要求的钢铁数量在中央计划中从来只落实在书面上，而且只能少量地得到满足，在这种情况下海军装备只得忍受极大的不幸。另外，一些为海军服务的工厂由于没有转移和扩建能力，在因飞机袭击而遭受损失时，也必然会减少潜艇、护航舰只和各种武器的产量，或者至少会减慢生产速度。
不仅军械部长领导的陆军装备部门，而且空军的装备部门，在工业生产能力的分配上都只为自己的利益而争斗。由于军械部长和空军总司令的影响更大，因此海军在装备方面的要求经常得不到充分的满足。
当我于1943年1月30日就任海军总司令时，有人向我报告，仅仅为了满足2月份最紧迫的装备需求，海军除应得到的那份钢材外，至少还需要从军械部长那里获得4万吨钢材。然而如果没有希特勒的决定，施佩尔是无法为了海军的利益而改变原定的2月份钢材分配计划的。因此我请求希特勒2月份再分配给海军4万吨钢材。希特勒批准了这一请求。这样一来，这个月的钢材分配量就够了，但是其余各月仍成问题。当然从长远来看，这个问题总不能靠我每个月向希特勒呈交报告来解决。因此，我派人对海军所需钢材数量作一次准确的调查，并写在一份备忘录上。海战指挥部一处1943年3月1日第642号绝密文件。
调查结果是，战争开始时海军每月可得到16万吨钢材，1941年每个月平均得到17.7万吨，但到1942年虽然钢产量上升，但海军的分配额却下降到11.9万吨。这样一来海军1942年就不能按装备计划平均每月建造22.5艘潜艇，而只能建造19.8艘。一些绝对需要的轻型战斗舰艇的建造，如鱼雷艇、快艇、探雷艇、扫雷艇、巡逻艇、破雷舰、平底渡船这种吃水浅的船只也适合在浅水区执行运输和掩护任务。等也都因为缺乏钢材而受到更大的损失，它们被削减了46%。
仅仅为完成现有的1943年建造计划，每月分配给海军的钢材量就应从6万吨提高到18.1万吨，尚且不谈我打算提高海军装备一事，此事我以后还要谈到。即使海军能实实在在地得到这些分配额，也只不过占德国总钢产量的6.4%。
由于我抓住“钢材问题”进行了详细阐述，终于使希特勒作出了一项新的决定。他在1943年3月6日规定，以后每月可增拨4.5万吨钢材给海军生产装备。这样，钢材的分配量至少可保证暂时满足最为紧迫的需求。
另外一个影响新建舰艇数量和作战舰只维修时间的问题，是分配给海军的技术工人数量太少。由于缺少工人，潜艇在船厂停留时间不得不一再延长。这就直接影响到出海潜艇的数量及击沉敌舰的战果。1941年和1942年初，一艘作战潜艇的出航时间与在船厂时间之比为60:40，到1942年底却下降为40:60。1942年我作为潜艇部队司令为缩短维修时间绞尽脑汁，想了不少办法，但都无济于事，因为就连海军总司令部也无力解决工人问题。
海军在装备生产方面缺少工人的主要原因是，船厂工人都被抽调到陆军去了。我觉得这个办法甚为荒唐。只要厂里尚有储备人员，一些训练有素的海军专业工人就调到陆军去当新手，而用一些外行的需要经过长时间艰苦训练的工人来代替他们。
1943年2月8日，我把这个情况及其后果向希特勒作了汇报，并请求把潜艇建造、武器生产和战舰建造所需要的为潜艇部队服务的工人统统“全面和彻底”地从陆军的纠缠中解脱出来。我又向他呈交了一份早已准备好的关于防止抽调工人的决定。他在与施佩尔部长和凯特尔元帅再次交换意见后，于2月9日签署了这份决定。
由于有了增加钢材分配数额和防止抽调工人的决定，落实1943年的海军舰艇建造和武器生产计划便有了重要的先决条件。但是，随着敌人进攻和防御兵力的不断增长，显而易见，这个计划所确定的舰艇建造数量在将来必定是远远不够的。不但进攻性兵器(潜艇和快艇)，而且防御性掩护兵力也面临数量不足的问题。为了保持同以前一样的作战效率，首先必须加强我们的进攻兵器，因为与过去相比，单艘潜艇的击沉敌舰船的效果降低了，要取得以前那样的战果，海上就需要有更多的潜艇。因此必须相应地建造比以前更多的潜艇，而且建造速度要更快。
快艇的情况也一样。我们占领了极其有利于快艇发动进攻的法国北部的英吉利海峡沿岸。在对面的英国沿岸有定期的护航运输队航行，这些护航运输队把从大西洋驶往大不列颠的商船分散送往各港口，此外沿岸还有英国国内的船舶往来航行。我们的目标是尽可能多地利用快艇对其实施经常性的攻击。然而我们一直只有少量快艇担负这个任务，因为新建的快艇数量很少，无法弥补损失量。因此，根本问题在于提高潜艇和快艇的建造速度。
在计划加强海军进攻兵器的同时，海战指挥部还对目前的海军装备计划是否足以保证弥补掩护兵力的损失问题进行了调查。如果说当时每月新建的舰艇数量尚可以弥补所遭受的损失的话，那么将来当敌人对我沿岸交通线的袭击不断增加时，是否也能维持上述状况呢？为了在以后条件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完成掩护任务，现有的和计划中的掩护兵力的数量是否完全够用呢？
调查结果是，在各类舰艇中，目前大都是损失数超过了新建舰艇的增长数。用新舰艇来弥补损失，仅靠目前舰艇建造计划是不够的。因此我命令制订一个较大规模的海军舰艇建造计划。
该计划预定从1943年下半年开始每月建造30艘潜艇，而不是目前的22.5艘。快艇的建造从每年24艘上升到72艘。该计划还包括每年建造18艘鱼雷艇、74艘探雷艇、72艘扫雷艇、300艘巡逻艇和护卫艇、38艘破雷舰和900艘平底渡船。
该计划在军事上提出的要求与技术和工业能力是一致的。但实现这一计划的首要条件是，海军每月还要增加3万吨钢材，并需调进5.5万名技术工人及分配相应的生产设施。即使这样，分配给海军的钢材也仅占德国总钢产量的8.3%。1943年4月11日，我把这个新计划呈交希特勒，希特勒完全清楚该计划在军事上的必要性，但他却对我说，他认为要从工业部门抽调出这么多的工人是不可能的，把这个庞大的装备计划转交工业部门去实施可能要好些。他认为向军械部长提出的增加钢材分配数额的要求也应同其它战争经济要求协调起来，并认为我应该设法与施佩尔共同找出一种实施我的计划的办法，而没有必要象我所要求的那样把技术工人从他们目前的工厂抽调出来。关于德国的钢产量是否还可增加一些的问题，他答应找施佩尔、勒希林和杜易斯贝格商谈一下。
希特勒的决定促使我立即着手研究下述现象是否正确：象海军这样一个军种战时其作战舰艇和武器的生产要在自己的装备部门自行解决，但绝大部分的工业力量却又集中在军械部长手里。战时的条件与和平时期相比完全不同。在我与军械部长联系之前，我必须对此得出明确的结论。
军械部长手中控制了德国整个工业能力的83.3%。海军和空军总共只有剩余的16.7%。当某些工厂遭受损失无法生产时，军械部长可以把生产任务转到其它工厂，而海军正如已经提到的，只有有限的几个固定的工厂和船厂，在遭到意外损失时生产只能处于瘫痪状态。此外，在修复遭到轰炸的工厂企业时，军械部长首先关心的是自己负责的工厂及其生产情况，结果必然导致军械部长和海军之间发生利害冲突。
经过认真的研究之后，我确信这种现象是不对的，不利于发展海军装备和完成海军任务。在战争中军种是负责打仗的。它应当向军械部长提出自己在军事装备方面的要求，只要国家领导予以批准，军械部长就有责任满足这些要求。而军械部长承担起这个责任后，就应该为海军装备分配所需的人力和物资，并在生产设施遭到破坏时运用他所拥有的较大的机动能力，关心加速海军恢复生产的问题。
我问施佩尔，是否愿意承担起大力发展海军装备的责任。他研究了我的要求后表示同意只要希特勒能够批准停止部分民用工业的生产就行。为了完成较大规模地发展海军的计划，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不能因海军装备计划的扩大而限制空军和陆军的装备。
希特勒批准了上述请求。于是我与施佩尔签订了一个海军装备协定，规定施佩尔负责生产海军所需的作战舰艇。为了使计划建造的各型作战舰艇的设计详图一开始就与我们的军事工业能力相适应，我们专门成立了一个“舰艇建造委员会”，由海军总司令部的军官、建筑工人、工业界及军械部的代表组成，由海军总司令任命的一位将军领导。舰艇建造委员会按照军事上的要求确定要建造的作战舰艇型号，进行设计。如果委员会内海军的成员和军械部的成员之间为某些问题争执不下，则由海军总司令最后决定。这样就可以保证由海军来决定建造什么舰艇。
托普海军少将领导下的舰艇建造委员会对于后来造舰计划的实施发挥了极其有效的作用。实践证明，以后准备担负造舰任务(包括制造武器和主机)的工业界代表也参加这些舰艇的设计过程是完全正确和值得的。为了在技术上实现军事方面的要求，来自工业界的工程师们会经常采用各种海军技术人员所想不到的更新、更切实际的办法。这样，在以后的生产过程中，我们就不必要一再推迟并反复修改计划了。
我认为成立这样一个由军事、军事技术和工业部门的代表共同组成的装备技术机构不仅在战时很有必要，而且在平时也同样需要。
1943年3月31日，希特勒批准了海军装备协定。从此，施佩尔负责每月建造40艘潜艇以及该协定中规定数量的快艇和护卫艇。
在1943年7月22日签订的一个联合决定中，我与施佩尔就贯彻“1943年海军舰艇建造计划”一事在组织上达成了具体的协议。见附件7，本书第480页。从此，总司令部“潜艇”司的任务也就结束了。在由海军自己解决装备问题的时期，由朗格海军少将和克拉岑贝格海军少将领导的潜艇司曾为加速潜艇建造作出了最大的努力。
为了说明究竟最终应当建造哪种型号的潜艇问题，我还要谈谈在第十五章中已经提到的一种水下高速潜艇的优点。由于存在被敌人发现的危险，这种潜艇需要尽量不浮出水面。读者知道，从1937年以来我们就渴望得到一种由过氧化氢作动力的瓦尔特式潜艇。潜艇司令部多次要求尽快使这种型号投入前线使用。
为了搞清楚前线何时才能得到瓦尔特式潜艇，1942年11月在我的巴黎指挥所里举行了一次形势讨论会。参加者有瓦尔特教授、海军总司令部设计局的有关专业人员、功勋潜艇设计师许勒尔局长、副局长布勒金以及海军建筑工程主任厄尔夫肯及海军高级建筑顾问瓦思。
遗憾的是，讨论结果人们一致认为，将瓦尔特式潜艇交付前线使用的条件尚未成熟。在战争最初几年，当所有的建造能力都集中于研制前线所需要的各种试验型潜艇的时候，瓦尔特式潜艇的研制工作进展并不大。因此，1942年11月我们就很难保证瓦尔特式潜艇可以立即投入批量生产，而这又是能否尽快给前线提供大量该型潜艇的首要条件。由于担心敌人即将大力研制反潜武器来对付“水面的潜艇”，因此这次讨论的结果对潜艇部队指挥机关来说是大失所望的。
于是，许勒尔和布勒金在这次巴黎会议上提议，充分利用现有潜艇中已经经过试验的瓦尔特式潜艇的水下流线型，并把蓄电池的容量扩大一倍，以建造一种水下高速潜艇。他们认为，这种潜艇即使水下速度可能尚达不到瓦尔特式潜艇的速度，但较之迄今为止的所有潜艇来说，速度也将有明显的提高。从相对于敌护航运输队的平均航速来看，这种航速对于潜艇的水下战术使用也足够了。瓦尔特教授还建议，给潜艇安装一种通气装置，利用这种装置潜艇可以在水下航行时吸进柴油机所需要的空气，同时把废气排出水面。有了这种装置，潜艇就不再需要浮出水面去充电。利用这种办法将使现有潜艇拥有较快的水下航速，成为至少能够达到战术要求的“完全的潜艇”。由于大家对动力原理都很熟悉，而且对这些原理又进行过试验，因此这种潜艇要比瓦尔特式潜艇能更快地投入作战使用。
我非常同意这些建议，并让他们赶快动手设计。瓦尔特教授建议的通气管装置应立即在本土进行实际试验，这种装置后来经过改进，投入作战使用时取名为“通气管”。
我担任海军总司令后，于1943年6月审查了一种水下高速潜艇的设计图纸。这种1600吨的大型潜艇需要安装双倍蓄电池。这种潜艇水下航速为18节时，续航时间为1.5小时，并能以12至14节的航速持续航行10小时。由于现有的潜艇实际上只能以5-6节的最大水下航速航行，上述水下航速显然是明显的提高了。上述航速对潜艇从水下攻击运输队的战术行动来说是足够的，因为敌人在短时间内尚不可能把它们护航运输队的速度提高到10节以上。上述航速也足以使潜艇从水下摆脱敌人的跟踪。这种潜艇以5节的慢速可航行60小时。同时这种新型潜艇下潜深度也较大，还装备有经过改进的水下音响探测仪。另外，在这一期间，“通气管”的设计、试验都已经完成，可随时交付使用，因此这种潜艇可以在水下充电。
我决定选择这种潜艇作为“完全的潜艇”，因为这种潜艇较之瓦尔特式潜艇能更快地交付前线使用，而又可不必放弃瓦尔特式潜艇的研制工作，因为仅仅瓦尔特式潜艇的25节水下航速就足以使潜艇战发生彻底的革命性变化。
我决定继续完成3艘正在进行的瓦尔特式潜艇建造工作，原来决定的1943年开始建造26艘新型瓦尔特式潜艇的计划仍然不变。
这种“完全的”1600吨的潜艇被命名为XXI型；由于它拥有强有力的电子装备，故也称为电子潜艇。除这种潜艇外，我们又设计了一种较小型的结构形式相同的300吨的潜艇，取名为XXIII型。这种潜艇的水下最高航速达12节，专用于北海紧靠英国沿岸的浅水区和地中海的浅水区作战。
海军总司令部属下由富克斯海军将军领导的设计局奉命就这两种新型潜艇将在何时大量投入使用、需要耗费多少技术力量、物资和人力等问题作出计划。
设计局计划先建造2艘XXI型试验艇，1年半完工，经过试验后再投入批量生产。他们认为，新型潜艇如不经过试验就投入批量生产，一旦出事他们将负不起责任。根据该计划，首批2艘潜艇要到1944年底才能建成，这样，1945年之前就无法大规模地建造了，XXI型潜艇最快也要到1946年底才能赴前线作战。同时，该计划还规定，根据希特勒的命令，必须把潜艇建造摆在所有装备计划的首位，并确实保障所需的物资和专业工人。但当时对空袭可能造成的损失没有加以考虑。
漫长的期限让人无法忍受。我要求军械部长施佩尔制定一个建造新型潜艇的计划。
施佩尔把马吉鲁斯船厂的总经理、并非造船出身的默克尔先生派到“造船总委员会”担任领导。按照协定规定，该委员会实际上负责海军装备。施佩尔所以挑选了这位优秀的实干家，是因为在他的印象中，一些船厂没有充分采用现代化的生产方法(如传送带流水作业法)。而默克尔建议，建造新型潜艇时不要让各个船厂建造整艇，而应分段建造，到最后阶段再把各段艇体组装的任务交给各船厂。(当时美国造船厂的凯泽也是采用同样方法按造舰计划建造商船的。)这种建造方法的优点是大大节省时间。后来事实证明，采用这种办法成批建造XXI型潜艇只要26-30万个生产小时即可完成，而用以前的办法建造同样大小的潜艇则要耗费46万个生产小时。按照默克尔的计划，第一艘XXI型潜艇在1944年春即可建成。另外，他相信，他能负责使新型潜艇立即投入批量生产。这就是说，从1944年秋开始就能大量生产这种新型潜艇。
我面临困难的决策。鉴于当时的战争形势，海军设计局所需要的建造时间我是不能同意的。而默克尔计划中分段建造的办法在潜艇建造中还从未采用过。尽管这些潜艇在艇体和主机制造技术方面采用的基本部件都是以前人们已经熟悉的，但立即让这批潜艇投入成批建造是要冒很大风险的。
我征求了许勒尔局长的意见，问他是否反对分段建造，特别当考虑到深水炸弹的攻击将对耐压艇壳提出很高的要求时。许勒尔并不反对分段建造。于是我同意了施佩尔计划，并于1943年7月8日将它呈交希特勒审批。
潜艇建造计划转到了建造XXI型和XXIII型潜艇上来。
“潜艇建造计划规定每月生产40艘潜艇。不能因为这一转换而使生产过程出现停顿现象。”海军总司令和军械部长1943年8月13日命令。
从这时开始，由军械部长负责该计划的实施。海军方面主要尽一切可能负责其他作战舰艇的建造。
这些计划后来执行的结果如何呢？
在制定舰艇建造计划的时候，敌方的空袭对德国工业的影响还很小。而该计划的实施工作却不得不在敌机密集轰炸的条件下进行。从1943年秋开始，对德国军火重地的空袭日益频繁和加剧。从长远来看，要完成计划已无可能。鉴于工厂和交通工具大量毁坏，必须多次向其它工厂转移。各部件建造过程中互相制约的期限也必须经常重新调整。巴肯克勒海军将军领导下的海军总司令部军备局和默克尔总经理领导下的造船总委员会经常就这方面的问题共同协商并作出重新安排。
尽管情况较制订计划时不利得多，但海军的装备还是有了发展，虽然在数量和期限方面没有实现原定的计划。
1944年下半年共有98艘XXI型和XXIII型新型潜艇服役，1945年第一季度共有83艘潜艇服役。
1945年1月到3月每月平均建成26艘潜艇，共28632吨。而前几年的月产量为：
1940年
4.1艘潜艇
2650吨
1941年
16.3艘潜艇
13142吨
1942年
19.9艘潜艇
16380吨
1943年
23.6艘潜艇
19055吨
1944年
19.5艘潜艇
18374吨
在水面舰艇的建造方面，扫雷艇和快艇的建造数量也有所增加。如1944年共有87艘扫雷艇和62艘快艇交付使用，而1943年只有52艘扫雷艇和41艘快艇，前几年则更少。
由于空袭，其余各类舰艇的新建数量未能增加，其中有些舰艇已没有重要的军事价值，原计划的数量就比较少。
从1943年秋以来敌人对德国工业要地日益加剧的空袭证明，把海军的造舰任务委托军械部长负责是多么地正确。在生产设施遭到破坏的时候，只有他能不断地提供新的机动能力。
在当时海军自己的装备能力有限的情况下海军肯定完全没有能力来恢复炸毁的工厂；生产肯定会很快陷入瘫痪状态。
2. 地中海战场
从我开始接任海军总司令起，海军装备问题就是我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
但是，在我任总司令期间，我还得处理其它一些问题。今天我只想就某些问题谈谈我的看法，对这些问题我今天已经找到了可靠的资料，根据这些资料我可以进行准确的阐述。但由于资料不够齐全，我在此只能作些概述，因为我不打算只根据回忆来写作。
由于以上原因，我在本书中对于我任海军总司令期间所经历的那些事件的描述比起潜艇战来要概略得多。但愿以后能有机会再作补充。
1942年初，同盟国在北非登陆。这次登陆的目的是占领北非，重新打通通向地中海的海上航线(不再绕道好望角走那条远得多的航线)，从北非出发，向防御薄弱的欧洲南翼实施突击。
在反击战中我们于1942年11月10日占领了突尼斯城。只要这一海岸阵地一直控制在德意手中，通向地中海的航路对同盟国来说就依然是危险的，他们从北非出发在南欧登陆的下一步行动就会困难重重。
只要我们控制着突尼斯，敌人企图在北非登陆的战略目标也就不可能实现。
德意部队在突尼斯的作战取决于意大利能否给他们从海上提供补给。因此使执行这一任务的护航运输队免遭海上和空中袭击是意大利海军当时的主要任务。为德意非洲集团军运送物资的船只能够到达突尼斯港口的数量越多，控制突尼斯海岸阵地的希望也就越大，同时同盟国敢于在南欧实施登陆作战的危险性就越小。
当时敌人对这个战略问题也是这么看的。北非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将军向英美总参谋部提出：
“如果不能迅速缩小对德意两国的突尼斯集团军的增援规模，那么不但美军、而且英军驻北非的第8集团军的形势无疑也将日益恶化。”布拉西海军手册(1948年)，第313页。
我打算尽一切可能对执行补给任务的意大利海军在人员和物资上给以援助。对此我向希特勒作了报告，并告诉他，我打算为此专程飞往罗马去拜访意大利海军参谋长里卡尔迪海军上将。希特勒表示同意，并给墨索里尼写了一封信，告诉他我此行的目的。
我于3月17日到达罗马。随后在里卡尔迪海军上将的陪同下拜访了在帕拉佐威尼斯的杜切。意大利文Duce的译音，“领袖”之意，本书特指墨索里尼。
墨索里尼用德语同我交谈，对于德军参加掩护驶向突尼斯的运输队这一支援行动，他表示完全赞同。
接着我与里卡尔迪海军上将和意大利海军总司令部的高级军官进行会谈。我首先尽力消除他们的疑虑和使他们的自尊心不受到伤害，因为他们对我的努力感到不悦，他们认为我想插手纯属意大利的任务。我感到，在我与杜切会谈之后，这种不信任情绪在里卡尔迪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里卡尔迪不会德语，因此谈话没能继续下去。从始终参加会谈的德科尔滕海军上将身上可以看出，这种不信任情绪是非常明显的，当时他竭力想排除德国方面的任何一种明显的影响。德科尔滕海军上将后来在巴多利奥政府期间接替了里卡尔迪海军上将的职务。一直到我使里卡尔迪及其伙伴们确信我只不过是想在他们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为突尼斯提供补给时给予援助，双方才达成了一致协议，即同意由一位对指挥和掩护护航运输队颇有经验的德国将军率领一个德国参谋部进驻意大利海军总司令部。达成这项协议主要还由于得到了德国海军武官勒维施海军中将和我的意大利联络官塞斯蒂尼司令的支持。除此之外，双方还商定，为了掩护运输舰船，德国海军负责提供防空武器(包括有经验的操纵手在内)，意大利海军则把6艘前法国鱼雷艇转让给德国海军用于在突尼斯交通线上执行掩护任务。由德国海军一方完全掌握掩护护航运输队的指挥权是不可能的。在协商中双方达成协议，凡是德国方面为掩护突尼斯护航运输队而提出的要求应尽最大可能予以满足，意大利方面的指挥要求也应予以满足。
我决定由鲁格海军中将担任驻意大利海军总司令部的德国参谋部参谋长。自从1940年占领法国北部地区以来，他一直是担负法国北部和西部海岸地带保安任务的司令。在那里，他经受了各种考验，在濒陆海区执行掩护任务和掩护护航运输队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相信他在意大利海军总司令部的工作和在德国对护航运输队进行援助方面也会很快取得丰硕的成果。4月份对突尼斯的补给率就高于前几个月。
但即使取得了上述成果，也无法改变德意突尼斯集团军的命运。在同盟国空军夺取了我海岸阵地附近的机场后，我海上补给即完全陷入瘫痪状态。1943年3月18日，在向希特勒汇报我与意大利海军签署的有关协议时，我曾说明，“对确保海上补给线的安全来说空军必不可少”，“仅靠海军单枪匹马必然难以抵御目前和将来的空袭”。
希特勒同意我关于抵御空袭方面的意见，但却希望由海军采取措施使低空防御的现状得到改善。1943年3月18日在领袖大本营的谈话记录。
事实上后来意大利的运输船在紧靠非洲海岸的地方还是经常被敌人的高空轰炸机击沉，尽管运输队的掩护兵力预先已在远洋击退了潜艇和飞机的所有攻击。我们在歼击机方面的劣势是如此严重，以致最后当敌人在非洲海岸附近日益加剧对突尼斯护航运输队的空袭时竟束手无策。
在突尼斯海岸阵地于1943年5月丢失之后，就必须充分估计到同盟国将会很快对意大利诸岛发动一场进攻。我们所以会失去突尼斯，是因为未能及时进行海上补给，使非洲军缺少重型武器和弹药。
现在，在敌人进攻撒丁岛和西西里岛时，我们必须千方百计地设法阻止同样的情况重演。因此，我认为抓紧时间，在敌人发动进攻之前，趁其战术压力、尤其是空中优势尚小之时，对敌人最可能进攻的目标西西里岛实施补给是极为重要的。
为了与意大利海军领导讨论战略形势，并再次给他们提供援助，我于1943年5月12日飞往罗马。在会谈开始时，根据当时的谈话记录，里卡尔迪海军上将对西西里岛和撒丁岛的补给情况是这样说的：
“空袭使墨西拿海峡遭受重大损失。要给西西里岛提供补给已相当困难。因为通向西西里岛的铁路交通已完全中断，因此必须从那不勒斯出发给西西里岛提供海上补给。西西里岛上改进运输方法的唯一可能性是增加载重车辆。战前西西里岛储备了40天的补给品，而现在只有8天。给养情况每况愈下，因为敌空军力量不断发展。撒丁岛上的局势也一样，卡利阿里的大多数码头设施均遭破坏。托雷斯港的价值不大，因此只剩下奥尔比亚港。撒丁岛的铁路已被炸得破损不堪，载重汽车是解决运输问题的唯一办法。”
意大利海军领导认为，撒丁岛将会先遭到进攻，入侵西西里岛估计要晚一些。
我对意大利方面上述观点的回答也记录在案：
“德国海军总司令认为，敌人的进攻已迫在眉睫。他断言，我们的兵力太少，以至于无法挫败敌人的计划，即既无力摧毁敌人的上船港也无法消灭敌人在航行中的入侵部队。他尽管相信潜艇对于阻止入侵从来是无能为力的，但仍将向地中海派遣潜艇。潜艇只能起到干扰敌方入侵的作用。因此，我们的全部问题在于实施成功的陆上防御。
“作好海战准备是必要的，但并不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陆上的交战才是决定性的。因此海军最重要的任务是尽量保障陆上作战的进行。这意味着必须保护海上补给线。由于我们的兵力有限，这个问题必须作为当务之急来考虑。如果我们能给航渡中的敌人造成损失，那当然更好，不过这种行动只有在对我们的补给系统不会产生不利影响时才能实施。否则，本来已经相当困难的补给问题将会更加艰难。在突尼斯我们已经看到，当敌人开设的机场离我们的海上航线越来越近时，我们骤然之间增加了多少困难。甚至连撒丁岛上一个小小的包括敌机场在内的登陆场就对我们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北非之战给我们的教训是：只要条件对我们还有利，我们就必须利用这段时间运进储备物资。储备物资的多少取决于运输、护航及卸货能力。只有这些才是关键性的因素。这些因素需要有一个配合密切的庞大组织。如果补给系统遭受破坏，那么一些岛屿则难以守住。相反，海上作战的失败将不会起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我们必须利用现有一切兵力，尽可能多地向岛上运送物资。甚至连小型运输工具都可用于浅水港和无设防的海滩。有关储备物资的分配问题可以以后再考虑。如果小型运输工具的数量不够，那还得动用潜艇。巡洋舰也得经常为运送储备物资快速奔波。总司令完全相信，我们必须充分利用现有可供支配的时间，因为困难在不断增大。因此，我们的目标必须是，一切为了储备物资。港口设施必须充分予以利用。意大利的主管军官也有权派遣这方面所需要的民工。我们在北非由于补给系统不起作用而被击败的类似事件决不能够再次发生。海军总司令将在他的权力范围之内尽一切可能援助意大利海军。
“4艘防空炮艇、3艘鱼雷艇及尽可能多的海上渡船将提供给意大利海军用于运输补给品。尽管潜艇可用于对敌进攻，但总司令还是想把德国潜艇作为补给运输工具使用，因为他觉得这是最重要的问题。如果连最小的地方都能用来卸载储备物资，那么守住诸岛就有希望。”
以上就是当时会谈的记录。
5月13日我拜访了意大利军队统帅部参谋长安布罗西奥将军。5月14日意大利国王接见了我。在他面前我也强调了海上运输问题具有非同小可的重要性。
然而所有这一切努力均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意大利海军总司令部没有果断地把全部力量都投入到防御任务上去。
当1943年7月10日盟军在西西里岛登陆时，情况表明，许多地方的意大利部队没有作好战斗准备。而许多年青的意大利海军军官却表现了相当勇敢的战斗精神，这些军官已经在担任护卫艇或潜艇艇长时经受了考验。
1943年7月，意大利军队在西西里岛表现出来的松散现象对政治也产生了影响。全体意大利人民的反抗意志消沉。墨索里尼在7月25日辞职并被逮捕。巴多利奥元帅担任国家元首。希特勒对意大利这个新政府的可靠性表示怀疑，并估计该新政府不久将会与同盟国进行秘密谈判。因此我方必须使驻意德军部队作好必要的准备，以防备意大利与同盟国签订停战协定甚至转到敌人方面去。在1943年7月26日举行的意大利形势讨论会上，我对希特勒说，以我所见，很大一部分年青的意大利海军军官将会站在德国一边。我相信，他们会觉得与他们休戚相关的是王朝，而不是杜切及法西斯党。
因此我们应该避免采取一些会被看成好象是针对萨伏依王朝的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