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1943年至1945年我任海军总司令时的任务.2
我不相信巴多利奥政府会继续和我们站在一边而共同战斗，尽管他当时口头上仍这样说。我觉得重要的是，我们不必为英美与意大利新政府突然采取联合行动而感到吃惊。
隆美尔和冯·里希特霍芬元帅与我所见相同。但希特勒和约德尔却认为，法西斯党会重新复活。凯塞林元帅则认为，当前的意政府是可以信赖的。他对我方的每一种干预都表示不满。
为了解救墨索里尼，希特勒决心采取代号为“大学生”的行动。我要求鲁格海军中将谈谈他对当前形势的看法。他的原话(注明日期是1943年7月27日)如下，
“墨索里尼毫无任何反抗地下了台这件事充分说明法西斯党几乎已面临彻底崩溃的境地。由于补给品急剧减少及交通方面的混乱，形势越来越糟糕了。新政府为了维护其统治也采取了积极的步骤，这些步骤表明他们是想继续把战争进行下去的。至于这种态度能维持多久，那就很难说了。意大利海军支持萨伏依王朝。年青军官不拥护大多数年纪较大的海军指挥官，因为后者在战争中没有全力以赴。年青的军官们希望进行一场更加激烈的战争，但人们不应把这种战争看作是支持法西斯主义的战争，至少在目前不能这样认为。法西斯主义在人民中已完全失去了它的影响，因此‘大学生’行动或许会在一些地方得到支持，但是它必将遭到军队和大多数人民的反对。这次行动很可能会导致交通中断，现在要维持交通要道的通畅就已经很困难了。没有意大利人的合作，我们的部队要撤出岛屿是完全不可能的。
“总而言之，我认为现在执行解救墨索里尼的预定计划会使我们脱离尚在坚持作战的意大利军队的绝大多数。这样一来，德国就会因无力改变当前的状况而在历史上丧失信誉。”
我向希特勒转告了鲁格的意见。希特勒没有同意。他希望通过解救墨索里尼并恢复他的政府首脑地位来重新稳定意大利目前对德国不可靠的态度。
在这一期间，我们获悉，意大利政府与敌人建立了联系，而不顾他们曾作出的各种与此相反的保证。德国领导打算在意大利投向敌人的情况下至少仍要守住意大利北部地区。
在地中海，德国海军没有力量阻止意大利舰队可能出去与同盟国海军建立联系，尤其是无法采取一些预防性措施，如用水雷封锁意大利军港。这样的行动意味着对一支表面上仍是我们的盟军采取军事行动，这正好促使意大利转向敌人。这种政治现实，虽然我们将会看到，但我们自己却不能去促成其早日到来。
意大利于1943年9月3日秘密地与盟国签订了一项停战协定。根据停战协定的有关规定，意大利舰队于9月8日夜晚驶离斯培西亚港、塔兰托港和的里雅斯特港，被同盟国监禁在马耳他海域。巴多利奥宣布了停战协定。10月13日意大利政府宣布与德意志帝国处于战争状态。
鉴于意大利地区的这种必然的军事和政治发展趋势，德国海军不得不动用其为数不多的海上轻型兵力将德国师从西西里岛穿过墨西拿海峡及从撒丁岛和科西嘉岛运向意大利。我们所有的轻型兵力以及原属意大利或法国的鱼雷艇、护卫艇和探雷艇(德国艇员后来被逐渐派到这些艇上)在地中海表现都很突出，直至战争结束。在接二连三的军事行动中，轻型兵力完成了濒陆海区的掩护任务。但后来这支兵力就逐渐抵挡不住敌空军的优势了。
快艇的情况也一样，在这几年的所有作战行动中，这些快艇用鱼雷和水雷在地中海向优势的同盟国海军发动了强有力的和卓有成效的进攻。
如果再看一下这些轻型部队的战争日志，就更能全面地评价他们的英雄事迹了。
我方潜艇部队在地中海的作战条件特别艰苦。
在第十章中，我已经对德国在1941年把潜艇派到地中海的原因作了说明，其中也谈到了当时这个措施对于在大西洋上袭击英国护航运输队的决定性战斗曾起了多么不利的作用。但在1943年和1944年，根据我的命令，潜艇又一次被派往地中海。这一方面是由于大西洋的作战条件已起了变化，因为事实已经表明，潜艇要在吨位战中取得决定性的成功已为时太晚，另一方面是由于当时不仅非洲外围阵地面临象1941年那样的危险，而且由于从南面向西西里和意大利登陆，使得“欧洲要塞”本身也面临威胁。面对这种迫在眉睫的危险，德国海军方面必须采取一切办法援助在意大利进行的防御作战。
在地中海的狭窄地带内，敌人可以用飞机对其整个海上交通线实施掩护。沿岸附近经常有船只从苏伊士运河和亚历山大港到托卜鲁克和马耳他及从直布罗陀到北非和马耳他往返航行。从岸上对它们实施掩护是很容易的。因此地中海的潜艇从一开始就得对付强大的反潜兵力。此外，由于那年大部分时间天气条件良好，海洋上风平浪静，使敌人极易发现并追踪潜艇，而潜艇却很难进行突袭。因此应该说潜艇在地中海的战果还是不小的。
关于潜艇在1941年11月和12月击沉“皇家方舟”号航空母舰、“巴勒姆”号战列舰及“活雕像”号巡洋舰的情况，我在前面已经谈到过。
1942年6月以前，德国潜艇主要是在东地中海活动。从亚历山大港出航支援英国第8集团军的敌方补给运输船在这一带是靠近非洲海岸行驶的。在1942年头6个月内，英国的“水中仙女”号和“赫米昂”号巡洋舰分别被德国U-565号(艇长耶布森海军上尉)和U-205号(艇长雷施克海军上尉)潜艇击沉，另外，“梅德韦”号航空母舰、5艘驱逐舰和12艘运输船或油船也被击沉。
1942年7月至10月，潜艇逐渐向地中海西部海区转移，以攻击通向马耳他的海上补给线，因为自从隆美尔率部推进到阿拉曼后，英国便不再从海上经东地中海给陆军运送补给品了。
1942年8月11日，U-73号(艇长罗森鲍姆海军上尉)潜艇击沉了英国航空母舰“鹰”号，该航母是为一支驶向马耳他的护航运输队担任护航任务的。它在护航运输队后面相当远的距离上航行。在它前面有一艘运输船，当时有很好的射击机会，但罗森鲍姆还是让该船过去了，尽管他可能因此而失去任何成功的机会，如果运输队再来一次曲折机动的话。他把击沉航母看得特别重要，这是正确的，因为击沉航空母舰后，德意飞机从空中对付无护航的运输队则有更大的成功希望。罗森鲍姆的这个目标终于完全达到了：在击沉“鹰”号航母后，由于德意飞机的轰炸，该护航运输队实际上遭到了更为严重的损失。
1942年11月和12月，潜艇被派去对付英国在阿尔及尔和奥兰的登陆。在最艰难的作战条件下，潜艇在那里击沉了6艘运输舰(计66000总吨位)和4艘驱逐舰。
在1943年和1944年中，潜艇主要破坏敌人通向北非诸港的海上补给线，后来又攻击通往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的海上交通线。两艘英国的巡洋舰“佩内洛普”号和“威尔士人”号分别被U-410号(艇长芬斯基海军上尉)和U-617号(艇长布兰迪海军上尉)潜艇击沉，另外还有约30艘运输船被击沉。
地中海的德国潜艇部队由“地中海潜艇部队指挥官”指挥。1941年11月我曾把这项任务委托给厄尔恩海军少校，他在担任艇长和海军总参勤务军官期间表现非常出色。
1942年1月克赖施海军上校接替他出任地中海潜艇部队指挥官。克赖施来自鱼雷艇部队，是一位有贡献的军官，他在担任“地中海潜艇部队指挥官”期间，在领导部队及组织作战方面取得了最佳战绩。1944年1月维尔纳·哈特曼海军上校继任他的职务。哈特曼是一位老潜艇专家。曾担任潜艇值更官和艇长，和平时期进行过训练，战时任艇长，在波罗的海担任某教导大队大队长时，主管潜艇训练工作，表现十分突出。
我坚信，地中海德国潜艇部队取得的战果，是在当时当地的防御条件下所能取得的最大的战果。
但是，与1943年前潜艇在大西洋所取得的战果相比，在这里的击沉率还是小的，而损失却不小。
从1941年开始陆续派入地中海的潜艇共有62艘，其中48艘都在海上与敌人交战过。由于潜艇在港内无掩蔽工事，停泊期间就有11艘潜艇遭空袭而沉没。
3. 海军领导职位和小型作战兵器
我担任海军总司令后，首先必须立即决定，是保留海军主要指挥机关的原班人员不变，还是重新加以任命。雷德尔海军元帅向我移交工作时与我谈到的许多问题之一，便是对一些已在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长时间服役的海军高级军官的看法。他劝我对人员进行部分变动。这样的变动对于精简海军领导机关也是有必要的。按照1943年3月以前的领导机关的组成，舰队司令部不是直接隶属于海军总司令部，而是隶属于它所在地区的集群司令。集群司令有权在指定海域内对舰队、掩护兵力、潜艇和在战术上配属给海军的空军兵力实施作战指挥。也就是说，集群司令负责实施他所在地区的总体海上战争。这种组织形式对实施协同作战是需要的，但1943年初的海上战争形势已使协同作战不再可能。
于是北方集群司令部和舰队司令部合并成一个机构。舰队司令施尼温德海军上将兼任“北方集群”总司令。
促使我想让年青人担任领导职务的另一个原因是，作为海军总司令的我在资历上要比当时担任领导职务的部分海军将领浅得多。
尽管在评价卡尔斯、伯姆海军元帅及登施、舒斯特尔和马沙尔等海军将领的功绩时我都怀着肃然起敬的心情，而且其中有些人还是我的老朋友，但我认为出于人们不难理解的各种原因让一些年青人担任领导职务还是合适的，否则就可能对年青人的工作造成不利影响。除了已经提到的更换北方集群的领导以外，我还任命克兰克海军上将为西方集群(法国和比利时)总司令，弗里克海军上将为南方集群(爱琴海和黑海)总司令，弗尔斯特海军上将为北海海军总司令部总司令，西利阿克斯海军上将为挪威海海军总司令部总司令。在此之前，弗里克海军上将一直在海军总司令部里担任海战指挥部参谋长。现在这一职务由迈泽尔海军中将接任。
后来的战争进程表明，这种用年青的将领“接班”的做法达到了预期目的。
1943年2月初，在我与海军人事主任巴尔策海军少将谈话时，我告诉他希望把海耶少将换下来归我使用。他应该为海上小规模作战筹备兵力和兵器。
到那时为止，德国海军一直没有这样的“小型作战兵器”。小型作战兵器包括能在水下把水雷和炸药包固定在被攻击目标上的所谓的“战斗蛙人”，袖珍潜艇，人操鱼雷，爆破艇以及诸如此类的兵器。这些兵器耗资少，需要的人员少，在某些情况下却可能取得很大战果。例如博尔盖塞侯爵及其战斗蛙人就曾在1941年12月亚历山大港的作战中使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号和“勇士”号战列舰遭受重创。
我觉得海耶适合担负这一新任务，因为他想象丰富，足智多谋。但是人事主任却说服我，让海耶担任舰队司令部参谋长，并建议让魏希奥尔德海军中将代替他筹建小型作战部队。魏希奥尔德曾任海军学院院长和舰队参谋部首席海军总参勤务军官，表现不错。后来又担任联络官，负责与意大利海军保持联系，战争最初几年他曾多次指出地中海战场的一些战略问题，如保护通向北非的海上交通线的重要性及占领马耳他的必要性等。但到1943年2月，形势对实施这样的进攻计划已为时太晚，实际上当时重要的是，通过对驶向北非的意大利护航运输队实施最佳的护航和最娴熟的指挥来减少损失。在这种困难的局势下要能对意大利海军总司令部施加令人信服的影响，我觉得魏希奥尔德的实际经验尚不足，因此我让门德森-博尔肯海军少将代替他任联络官，在突尼斯海岸阵地形势万分紧急的时候，在护航方面最有经验的鲁格海军中将将成为他的领导。
魏希奥尔德海军中将在执行筹建小型作战部队的新任务方面，主要是确定组建小型作战部队的理论基础。对他来说，当时存在的不利因素是，在海军总司令部、军械部长施佩尔和工业界之间尚没有建立密切的联系，后来证明这种联系在客观上对于发展小型作战兵器是特别有利的。
在损失“沙恩霍斯特”号后，舰队司令部的任务不断减少，我终于把组建小型作战部队的任务委托给至今一直担任舰队司令部参谋长的海耶少将。无论是从物资准备工作来讲，还是从人事建设工作来讲，他都胜任上述任务。在组织上，我为他铺平了所有道路。他既是前线司令又是海军总司令部里主管前线任务的负责人。这种解决办法是少有的，而且违背任何一个组织原则。但在当时这种特殊情况下这样做还是必要的，以便能在战时迅速组建一支配备新式作战兵器的新型作战部队。一些功勋军官(主要是潜艇艇长)都作为支队司令配属给海耶将军领导。人员由海军各兵种的各种军衔的志愿者组成；从1944年底起，则大部分由潜艇部队中的一些年青军官组成。
德国小型作战部队的兵器有“人操鱼雷”、爆破艇、能下潜的“单人潜艇”以及后来生产的有2名艇员的“海豹”袖珍潜艇。这些小型作战兵器的乘员的斗志和随时献身的精神与“战斗蛙人”集群一样，对他们怎么赞扬也不过分。
虽然这支部队取得了卓著的成效(其中有些战果[如“海豹”的战绩]要到战后才能证实)，但由于敌优势兵力的迅速增长，尤其是空中力量的发展，使这支部队的作战能力仍受到限制。
4. 大型作战舰艇问题及其在北方海区的最后作战
在第十七章中我曾谈到，雷德尔海军元帅所以辞职是因为他在大型舰只的使用问题上与希特勒有意见分岐。希特勒想在1943年1月让大型舰只退役并加以拆毁，因为他对它们的作战价值已不抱任何希望。
因此雷德尔曾在1943年1月10日的一份备忘录海战指挥部一处1943年1月10日第Ib154号机密文件。中阐述了德国水面兵力对战争所具有的重要性。只要我们把大部分重型舰只部署在挪威北部海域，敌人就必须在北苏格兰和冰岛海区部署至少同样数量的重型舰只，这样一来敌人就无法把这些重型舰只用于地中海作战或用于太平洋对付日本舰队。
关于德国重型舰只的作战能力，雷德尔在其备忘录中写道：
“从1942年春以来，由于缺乏足够数量的空中兵力为我们的舰艇担任侦察和掩护，加上我们又缺乏航空母舰给我们的舰艇提供空战能力，使核心舰队的作战指挥受到了限制，这是取得成功的障碍。
“但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即使在今天，只要发现了各种可能性并等到了有利的时机，我们的舰艇也还是有成功希望的，即使空中侦察和护航兵力不足，只要利用有利的气象条件完全有可能获得出其不意的成功。”
然而希特勒仍固执己见。
在向我移交工作时雷德尔海军元帅再次向我指出，重型舰只在挪威海很可能仍有作战的机会，但在使用它们进行作战时切不可由于受到政治领导的束缚而加重它们的战斗负担，为了维护它们的声誉，不可冒险使它们蒙受损失。
因此，在我担任总司令以后，我立即着手研究这个问题。经过仔细考虑后，我认为雷德尔在其备忘录中所阐述的保留重型舰只的理由是令人信服的。因此虽然我起初反对继续使用大型舰只，但我还是在1943年2月中旬请舰队司令施尼温德海军上将及其参谋长海耶少将来柏林讨论这一问题。他们说，只要抓住有利战机，即使敌人的雷达搜索能力占有优势，我大型舰只还是可以作战的。
到目前为止一直担任北方战斗群指挥官的库梅茨海军中将也持相同意见。他根据亲身的经验补充说，必须着手增加海军自己的航空兵部队，以支援按计划实施的海军作战行动。另外，战斗部队还需要有预先演习的机会。他认为战斗群成功地实施作战的条件是，它们的司令以后有必要摆脱各种政治约束。
对此，我告诉他，我准备大力支持他的要求，但他必须再次担负这支战斗群的指挥任务，因为他在指挥北方海区和战斗群的作战方面经验最丰富。
经过仔细考虑，并根据行家们关于大型舰只仍有作战能力的一致意见，我决定只让一些无作战价值的大型舰只退役，其余尚有作战能力并可用于人员训练的大型舰只则继续留用。
根据这项决定，“希佩尔”号、“莱比锡”号和“科隆”号巡洋舰以及“西里西亚”号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号旧式战列舰应退役。但我准备保留“蒂尔皮茨”号和“沙恩霍斯特”号战列舰、“欧根亲王”号和“纽伦堡”号巡洋舰及“吕措夫”号和“舍尔”号装甲舰。“蒂尔皮茨”号和“沙恩霍斯特”号应与一些驱逐舰组成一个战斗群，以支援在挪威的抗登陆作战，并在适当时机在挪威海袭击驶向俄国的运输队。其余舰只则在波罗的海进行训练，如果当时局势不需要它们参战的话。
这个计划基本上与雷德尔海军元帅的观点和想法是一致的，正是这些观点和想法导致了他被解除职务。
1943年2月26日，我向希特勒报告了上述计划，他大吃一惊后甚感不快，但后来终于表示同意，尽管很勉强。
继这项决定之后，水面舰艇部队司令接到我的指令，其中阐述了驻挪威北部海区的战斗群对敌护航运输队实施作战的原则：海战指挥部一处作战科1943年第502号绝密文件。
“水面舰艇部队有效打击穿越北方海区的敌舰船的机会将很少，因为根据以往的经验敌人肯定会派遣对我占有压倒优势的兵力为其护航运输队担负直接或间接的护航任务。尽管如此，对无护航或护航兵力薄弱的单艘船只或小型的护航运输分队发动袭击的机会还是有的。不论在何处只要一有这样的可能性，就应该坚决地加以利用，当然要遵守战术原则。
“也可考虑下令动用全部兵力对敌护航兵力较强的运输队发动袭击，如果这支运输队特别重要，歼灭它将对整个战局起决定作用的话。”
1943年3月，“蒂尔皮茨”号和一个驱逐舰支队已部署在挪威北部的阿耳塔峡湾。但“沙恩霍斯特”号却仍在波罗的海。它在1942年2月穿越英吉利海峡时遇到了水雷，只得在那里进行维修。它为了增援“蒂尔皮茨”战斗群，于1943年初第二次试图穿越北海驶向北方。但每次出航均被敌空中兵力发现，只得返航。直到1943年3月，当时气象条件特别有利，才终于顺利通过。
为俄国运送军用物资的同盟国护航运输队从1943年3月开始已不再穿越挪威海区驶向摩尔曼斯克；而是采用当时已可利用的穿越地中海进入波斯湾的航道。直到1943年底护航运输队才重新采用驶向摩尔曼斯克的航道。因此1943年夏在挪威海区无攻击机会。
9月6日库梅茨海军上将指挥的战斗群开往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海域，摧毁了英国人在那里的煤矿开采和转运设施。同时，这次作战使战斗群及其所属的驱逐舰都驶入了该群岛海域。
在这次作战之后，“蒂尔皮茨”号和“沙恩霍斯特”号重新回到它们在阿耳塔峡湾的停泊地。“沙恩霍斯特”号在郎峡湾，“蒂尔皮茨”号在卡峡湾，它们是阿耳塔峡湾的两个支湾。为防止潜艇的攻击，“蒂尔皮茨”号四周设立了栅网障碍，只要堵住栅网障碍的缺口(该缺口是留给所需的交通艇使用的)，敌潜艇就无法突入。
1943年9月底，一艘英国潜艇拖带3艘袖珍潜艇来到阿耳塔峡湾前沿海域，然后这3艘袖珍潜艇驶入峡湾。其中“X-7号”和“X-5号”两艘潜艇被我防御兵力歼灭，而第三艘“X-6号”却穿过恰好开着的缺口突入棚网障碍，并在“蒂尔皮茨”号舰尾下系了一枚特种水雷。“蒂尔皮茨”号的螺旋桨轴和舵因水雷爆炸而遭重创，以至需要整整5个月的时间才能修复。
“蒂尔皮茨”号这么长时间不能参加作战活动，在军事上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当同盟国护航运输队在1943年底重新使用通向摩尔曼斯克的航线时，我战斗群的兵力只有“沙恩霍斯特”号及其所属的驱逐舰。
库梅茨海军上将从1942年6月以来一直驻守在北挪威的各峡湾里。1943年11月，他出于健康原因需要返回德国疗养一段时间。根据舰队司令部和海战指挥部的提议，我指定驱逐舰部队指挥官拜海军少将接替他。与库梅茨海军上将一样，拜也是在鱼雷艇部队中锻炼出来的，在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都受过全面的战术训练。
我在下面谈到的最后一次战斗及“沙恩霍斯特”号的沉没等情况，其主要依据是我们的对手英国海军上将弗雷泽在1944年1月28日向其海军部呈交的战况报告。发表在英国皇家文书局1947年8月5日的“伦敦公报副刊”上。
对“沙恩霍斯特”号最后一次作战行动的描述很可能是很不全面的，因为我们始终无法了解已阵亡的战斗群指挥官——拜海军少将当时采取这种行动的原因。我们也不知道在某些情况下是否还有其它更好的办法，所以也无法提出批评，而只能提些问题而已。从这个角度来看，有必要对所描述的导致“沙恩霍斯特”号沉没的经过进行分析判断。
1943年12月22日，一架德国飞机在特罗姆瑟(北挪威)以西约400海里处发现一支向东北航行的护航运输队。
12月23日中午时分，德国空中侦察机第二次发现了该运输队(航向未变)。这支护航运输队由17艘商船和3艘油船组成，3至4艘巡洋舰和9艘驱逐舰或轻型护卫舰为其护航。
在同一时间，位于北挪威阿耳塔峡湾的我方战斗群由“沙恩霍斯特”号战列舰(舰长欣策海军上校)和第4艘驱逐舰支队的5艘驱逐舰(约翰内松海军上校率领)组成。战斗群指挥官是拜海军少将，他在“沙恩霍斯特”号上。该战斗群直接隶属于舰队司令部。根据飞机报告，该战斗群在1943年12月22日接到了在3小时内作好起航准备的命令。
12月24日，这支仍取东北航向的护航运输队在挪威北端以西250海里处被发现，毫无疑问它是一支向俄国运送物资的船队。
为了截击这支护航运输队，挪威海潜艇部队指挥官彼得斯海军上校在熊岛以西海域部署了一个巡逻幕。
12月25日，一艘潜艇报告，9点该护航运输队位于方格AB6720处，航向60度。
中午该潜艇又一次发现了这支护航运输队。据报告，当时天气情况是：南风，风力7级，雨，能见度2海里。
此后的情况是：
这支为俄国运送军用物资的护航运输队在一艘巡洋舰的护航下驶经我战斗群所在海域的附近，敌人的这艘巡洋舰正好航行到我战列舰的后方。当时我方兵力对该运输队的位置、航向和航速都了如指掌。由于熊岛附近海域有冰块的限制，加之我战斗群的速度相当快，这支运输队是无法规避我兵力的攻击的。
敌人的一艘重型舰只没有发现我海上侦察兵力，当然这并不能说明我海上无侦察兵力。海上侦察兵力完全可以在离护航运输队较远的地方活动，以便使“沙恩霍斯特”号的突然袭击有成功的希望。
这批由大约20艘船只向俄国运送的军用物资无疑将大大加强俄国的的进攻力量。因此，如果具备有利的机会，我方就应派出战斗群加以阻击。我和舰队司令部及海战指挥部都认为这是给“沙恩霍斯特”号提供的一个极好的战机。
于是我于12月25日命令“沙恩霍斯特”号在第4驱逐舰支队的伴随护航下出航。下午，舰队司令部发出相应的命令。
我特别关心的是使战斗群尽快地接到出航命令，因为我认为，战斗群指挥官一定会召开一次会议，与“沙恩霍斯特”号舰长和负责军官，以及与第4驱逐舰支队的支队长及其各舰的舰长们共同讨论这次作战问题，我必须给他留出必要的时间。
我认为，在战斗群出发之前发电报说明这次作战的必要性和意义是正确的。
电报内容如下：
1. 敌企图通过这支重要的护航运输队为俄国运送粮食和武器来增加我东线陆军作战的困难。我们必须援助陆军。
2. 由“沙恩霍斯特”号和驱逐舰对护航运输队实施攻击。
3. 要巧妙、大胆地充分利用战术情况，乘胜追击，不可半途而废。抓住战机，充分有效地加以利用。成功的希望很大，因为“沙恩霍斯特”号的火炮占有优势，应尽力发挥它的作用。应适时投入驱逐舰作战。
4. 下令停止攻击之前须对战况进行认真的判断。原则上应在出现敌方重型兵力时才能停止攻击。
5. 按此精神调配舰员。我深信你们的进攻精神。
在这个指令中我觉得第3条特别重要，这一条可使战斗群指挥官在与英国轻巡洋舰交战时克服任何风险和障碍。
舰队司令部给战斗群下达的指令如下：
(1)“沙恩霍斯特”号及5艘驱逐舰组成的战斗群于12月26日凌晨(约10时)开始对护航运输队发起攻击。
(2)只有在作战条件(天气、能见度、敌情明确)相当有利对，才可实施集中突击。
(3)如“沙恩霍斯特”号无有利战机，驱逐舰则单独实施攻击，“沙恩霍斯特”号可留在所占领的阵位上，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甚至可留在战区外围的峡湾的待机阵位上。
12月25日19时，“沙恩霍斯特”号和第4驱逐舰支队起锚，23时到达挪威诸岛外侧水域。从那里以25节航速、10度航向向护航运输队将于12月26日10时左右到达的地点航行。12月25日夜晚的天气情况是：西南风，风力6级，海浪中等、5级，多云，能见度良好。
从“沙恩霍斯特”号上的一些幸存者口中获知，该舰在峡湾无聊地锚泊了很长一段时间，在接到这次作战命令时大家都欣喜若狂，表现了迫不及待的心情。
12月25日夜晚，驻挪威海海军将官告诉舰队司令部，由于天气变坏，他不同意战斗群进行作战。舰队司令部认为他的考虑是正确的，建议海战指挥部因天气不佳而同意下令停止作战。
当海战指挥部司令把上述意图告诉我时，我回答说，无疑只有作战海区的司令才能对天气情况作出判断，而不是我们。因此必须由他决定在当时气象条件下是否出击。必须把这个精神电告拜海军少将。
在舰队和海战指挥部间就这个问题进一步交换意见后，战斗群在12月26日1时37分收到舰队司令部发来的下列无线电报：
“如果驱逐舰无法经受住剧烈的海浪，则由‘沙恩霍斯特’号单独按巡洋舰作战的方式执行任务。具体情况由战区司令决定。”
虽然我认为“沙恩霍斯特”号单独出击并不妥当(参看我给战斗群的指令)，但我在得知这个电报的内容后，加以干预也不合适。“沙恩霍斯特”号在12月26日早上和中午接连两次交战。事实证明，“沙恩霍斯特”号在无己方驱逐舰的支援下也能取得赫赫战果。
12月25日23时55分，即尚未收到上述无线电报时，拜海军少将曾给舰队司令部发出下列电报：
“预测作战区内有西南风6-8级，严重影响驱逐舰使用武器，航行受限。”
是什么原因促使战斗群指挥官发出了上述无线电报呢？
他在发出这份无线电报时，事先并没有向与“沙恩霍斯特”号一起行驶的驱逐舰支队司令约翰内松海军上校询问，在当时天气条件下驱逐舰的作战能力如何。此外，战斗群应当知道，舰队司令部对当时的天气情况也是清楚的，因为潜艇已经报告了天气情况。然而，战斗群还是宁肯为这份无线电报而打破战术上极其重要的无线电沉默。究竟为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
现在，我们只能作出这样的估计，即敌人已获悉“沙恩霍斯特”号在海上航行，而且可能已测出了它的大概位置。
事实上英国本土舰队司令弗雷泽海军上将在该无线电报发出3小时后即接到海军部的通知，说“沙恩霍斯特”号很可能已起航。
1时37分，拜海军少将接到舰队司令部的无线电报，这时他询问了在“沙恩霍斯特”号附近航行的第4驱逐舰支队司令对天气的估计。约翰内松根据目视观察向战区司令报告说：
“在目前的8级风浪中尚未遇到困难，但缺乏预测天气的依据。我估计天气会好转。”
从第4驱逐舰支队司令的这份莫尔斯电报中可以看出，他认为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也要让驱逐舰继续作战。
12月26日6时30分，战斗群位于预期的护航运输队航线以东。这个位置又是一艘德国潜艇发现的。“沙恩霍斯特”号以12节航速向西南方向迎着护航运输队驶去。在它前面约10海里处，驱逐舰配置成一个侦察幕向同一方向行驶。
今天，我们根据英国弗雷泽海军上将的作战报告，知道了当时英国海上兵力的数量和位置。
该护航运输队由19艘商船和担任直接掩护任务的数艘驱逐舰和护航驱逐舰组成。正如潜艇所报告的，它位于熊岛以南50海里的海面上。在这支护航运输队以东约100海里处是英国的“第1编队”，由“贝尔法斯特”号、“诺福克”号和“谢菲尔德”号巡洋舰组成，在伯内特海军中将率领下向西南航行。
弗雷泽海军上将自己在12月23日夜晚率领“第2编队”离开冰岛。该编队由“约克公爵”号战列舰、“牙买加”号巡洋舰和4艘驱逐舰组成。
他已得知德国飞机发现了驶向俄国的护航运输队。因此他估计护航运输队可能会遭到袭击。12月26日3时39分，他接到英国海军部的无线电报，通知他“沙恩霍斯特”号可能已经起航。
因为他位于北角以西，距护航运输队270海里之处，无法派他的重型战斗群去阻止对护航运输队的袭击，因此他命令护航运输队稍偏北航行，以便使“沙恩霍斯特”号难以发现它。除了采取其它一些措施外，他还命令“第1编队”向护航运输队靠拢。
这样，“谢菲尔德”、“贝尔法斯特”和“诺福克”号便与“沙恩霍斯特”号相遇了。9时21分，“谢菲尔德”号发现了“沙恩霍斯特”号。9时24分，“贝尔法斯特”号开火，稍后“诺福克”号也相继开火。“沙恩霍斯特”号只用舰尾炮还击。9时40分，“贝尔法斯特”号和“诺福克”号停止射击，因为此时距离又拉大了。
“沙恩霍斯特”号高速向南驶去，然后又向北航行。当时拜海军少将的想法可能是为了避开3艘巡洋舰，从北面向护航运输队发起攻击，这样就不必与巡洋舰纠缠了。
拜海军少将避开巡洋舰的原因可能是他怀疑英国的巡洋舰或许已行驶到“沙恩霍斯特”号和护航运输队之间起着很大的保护作用，但它们在9时20分与“沙恩霍斯特”号相遇时已陷入十分危险的境地了。
“沙恩霍斯特”号的装甲防护和稳定性，尤其是火炮均大大优于敌巡洋舰，除了性能独特的中口径火炮外，“沙恩霍斯特”号还可用9门重型28厘米身管炮对付英巡洋舰上的中口径炮。
基于“沙恩霍斯特”号的这种优势，拜海军少将准备在黎明时分与英国巡洋舰展开炮战的想法是有道理的。将巡洋舰歼灭或重创之后，再对付仅由护航驱逐舰掩护的护航运输队就可不费吹灰之力了。
这正是弗雷泽海军上将担心的事。当时这支运输队仅靠巡洋舰与德国的重型舰对阵，而他自己乘坐的“约克公爵”号尚在相距200海里以外的远方。
在黎明前的短暂交战中，“沙恩霍斯特”号好象并没有击中对方，而自己却中了2发炮弹，一发击中火炮甲板，但没爆炸，另一发击中前樯楼，炸毁了那里一个无线电探测仪，使“沙恩霍斯特”号无法在60-80度区域内进行探测。
第4驱逐舰支队虽然在凌晨看到了这次战斗的照明弹，但因为没有接到战斗群新的命令，因此继续在侦察幕中向西南方向前进。10时27分，第4驱逐舰支队才接到命令：要他们以70度航向，25节航速，于11时58分到达“6365方格”作战。这样，“沙恩霍斯特”号和第4驱逐舰支队之间就不再保持战术协同关系。
在“沙恩霍斯特”号开始向南、然后又向北改变航向时，伯内特海军上将决定不跟踪“沙恩霍斯特”号，而是率领他的3艘巡洋舰向护航运输队靠拢，以便在“沙恩霍斯特”号重新发动进攻时能担负掩护任务。这一决定无疑是正确的。
“沙恩霍斯特”号在向北行驶途中，于11时接到一架德国飞机的报告，说在北角西北面的远方、即离“沙恩霍斯特”号约150海里处发现5艘舰只。
在基尔的舰队司令部接到这个无线电报后，认为这是我方的5艘驱逐舰，它们可能是根据“沙恩霍斯特”号不用驱逐舰也可完成任务的建议而被准予驶离战区的。舰队司令部和海战指挥部无论如何没有理由因为飞机的这一报告而干预战斗群指挥官目前的行动，因为它们对这一行动的具体情况还不清楚。
直到“沙恩霍斯特”号遭到损失后才清楚，德国飞机实际上已经报告了：“北角西北部5艘舰只，其中一艘可能是重型舰只。”
在向舰队司令部和“沙恩霍斯特”号转发这个无线电报时，机长让删去了“其中一艘可能是重型舰只”这句补充语，因为他不想报告估计的情况，只想报告一些实际情况。
我们不知道，当拜海军少将在11时收到发现这些舰只的报告时有何想法，当时这些舰只离他尚有150海里左右。他也许估计到了这是英国的重型舰只。得救的海军四等兵施特雷特尔的叙述可以说明这一点，据他所说，15时左右“沙恩霍斯特”号的舰员得到通知，说英国的一个战斗群在战列巡洋舰的西面向东行驶。这个通知的内容事实上只能是以11时飞机的报告为依据。
不管怎样，拜海军少将还是决定从北面截住护航运输队。
12时左右，“沙恩霍斯特”号位于护航运输队的北面，此后不久即对英“第1编队”的巡洋舰发起第二次袭击，“第1编队”此时又移到“沙恩霍斯特”号和护航运输队之间。在第二次袭击中，“沙恩霍斯特”号毫无损伤。相反却至少击中了2艘英巡洋舰；如“诺福克”号被2发炮弹击中，舰尾炮塔及全部无线电探测仪被损坏，有一部已无法使用，人员遭到伤亡。“沙恩霍斯特”号上死里逃生的格德斯海军一级下士对他目睹的第二次战斗作了如下叙述：
“12点半稍过一会，舰上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同时发现并报告前面有3个黑影。根据无线电探测的结果，警报早已经发出。但在我重型火炮开火之前，‘沙恩霍斯特’号上空升起第一批照明弹。敌人的弹着点离我舰很近。我重型火炮的首次齐射压制敌人的火力。我亲眼看到，在第三和第四次齐射后，一艘巡洋舰上的舰尾烟囱部位燃起了熊熊烈火，另一艘巡洋舰的舰尾和舰前部也着了火，火光冲天，烟雾弥漫。
“火炮继续齐射后我又发现，第三艘巡洋舰的前部也命中了一发炮弹。顷刻间那里喷出了强烈的火焰，但很快又熄灭了。浓烈的烟雾不断弥漫，估计舰中部也已起火。此后敌人的射击则变得无规则了，当我们改变航向时，敌巡洋舰也随之转向，并消失在暴风雪中。在这次作战中，敌舰前部和两舷的情况可以看得见。我舰上向敌开火的是A和B火炮，有时舰首部的两门15厘米火炮也用上了。关于‘沙恩霍斯特’号被敌方一发炮弹命中的情况，我当时既无法通过电话，又无法采用其它途径打听。在第一次作战中，敌舰情况几乎什么也看不到，而这次借着将近中午时分的微光则可以很好地看清它的轮廓。而且距离也比上午近得多。”
当中午这场战斗展开时，英国的驱逐舰不在附近，因为在英巡洋舰发现“沙恩霍斯特”号转向100度时，驱逐舰还在斜对面约4海里处。
尽管中午这场战斗形势对我很有利，并且已经在攻击英国轻型巡洋舰的作战中取得了明显的战果，但拜海军少将还是停止了这场战斗。他在12点40分发出的无线电报中说明了其原因：
“在方格AC4133，与众敌作战，雷达遭重型舰只炮击。”
我们搞不清楚，“沙恩霍斯特”号上怎么会出现“雷达遭重型舰只炮击”这个观察错误的。因为敌3艘巡洋舰可以看得很清楚，它们绝不会被“沙恩霍斯特”号看作“重型舰只”的。唯一的可能是，它把“诺福克”号20厘米火炮炮弹爆炸所激起的水柱看作是一艘看不清的重型舰只发射的炮弹爆炸所激起的水柱。
这个判断错误的后果是严重而不幸的：在战局有利的时候拜海军少将没有紧接着发挥“沙恩霍斯特”号上重型火炮齐射的巨大威力，使英国巡洋舰丧失战斗力，甚至把它击沉，而白白放弃了取胜的大好希望。否则的话，通向护航运输队的道路就可畅通无阻。“沙恩霍斯特”号在返航途中的处境也会截然不同，一些能与“沙恩霍斯特”号保持同样高速的敌舰就不会与“沙恩霍斯特”号保持接触了，而且弗雷泽海军上将也许就不可能发现“沙恩霍斯特”号了。
“沙恩霍斯特”号约于12时40分以很高的航速向南和向东南方向往挪威海岸行驶。
对此有必要提一个重要问题：“为什么‘沙恩霍斯特’号要采用这条航线，在这条航线上不但英国的巡洋舰、而且穿越大洋的驱逐舰都可以追击它？”而任何一条稍偏西一些的航线都可以使它很快把保持接触的敌巡洋舰远远甩在后面，因为顶风浪航行时德国战列舰的速度肯定要比英国轻巡洋舰和驱逐舰快好几节。弗雷泽海军上将在其战斗报告中说，由于天气的原因，“沙恩霍斯特”号拥有“速度快4至6节的优势”。
在海战中采用顶风浪的航向来甩掉在这种条件下只能采用低速的敌轻型舰只的跟踪，是众所周知的常用办法。
但很可能拜海军少将认为，采取稍偏西些的航线，极有可能到达11点时所发现的那5艘正在航行之中的舰只附近。也可能他担心那艘重型舰只会采用稍偏西些的航线来跟踪他？因为从他12时40分发出的那份无线电报来看，他错误地估计那艘重型舰只已在他的附近。
因此，拜海军少将只好任凭英国“第1编队”的舰艇与他保持接触。这对“沙恩霍斯特”号的命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在同一时间弗雷泽海军上将的想法是，只要“第1编队”中的某艘轻型舰只能与“沙恩霍斯特”号保持接触，他就能发现“沙恩霍斯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