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5月所发生的事件清楚地表明了两大海军强国的反潜防御能力超过了我潜艇的战斗力。
潜艇还需好几个月才能装备上当时正在研制和生产的经过改进的武器。在1944年年底前，新型水下高速潜艇估计也还不能问世。
1943年6月，我遇到了整个战争期间最难作出决断的问题：应从所有海区撤出潜艇，停止潜艇战呢？还是应当不管目前敌强我弱的兵力，继续让潜艇随机应变地作战。
德国在各个战线上均处于守势。我陆军正陷于艰苦的防御战之中。同盟国对德国领土的轰炸日益加剧。在这些情况下停止潜艇战会对我方的整个战争形势产生何种后果？我们可以放弃潜艇战吗？从我们的艇员考虑，我们能否不管我们的明显劣势而叫他们继续作战呢？
潜艇战曾迫使海军强国以护航运输队的形式进行海上运输。根据他们自己的陈述，采用这种方法较之采用单独航行的商船，运输吨位要减少三分之一以上，因为单独航行的船只可以采用最高航速，选择最短航线，而且不必等待集合后才开赴指定的集合地点。此外，商船结队同时抵港引起装卸方面的种种耽搁，又产生了浪费现象。为了反潜，各海军强国不得不在所有海区出动数以百计的驱逐舰、护航舰艇和数百架飞机。
这些舰艇和飞机又需要有庞大的船厂、仓库、基地和机场，包括大批地勤人员、工人和数不清的物资。
如果我们停止潜艇战，那么敌人就可以腾出这些力量用在其它地方来对付我们了。
举个例说，如果昔日敌用于反潜的轰炸航空兵从现在开始都用来轰炸德国，并给德国居民造成无可估量的损失的话，那末人们就会问，难道我们能容忍这种情况吗？潜艇艇员难道可以对此熟视无睹并对妇女和孩子们说，他们必须忍受这一切，他作为军人不愿意再承担牵制这支轰炸力量的重要义务了？问题是明摆着的，答案也已明确。
但另一方面的实际情况是，如果我们继续打潜艇战，不管我们怎样千方百计加速改进防御武器并实施更加有效的掩护，潜艇的损失也会达到令人吃惊的程度。毫无疑问，继续战斗可能就是一种真正的自我牺牲。
在征得我参谋部成员一致同意的情况下，我得出继续战斗万分必要的结论。潜艇部队不能独自退出战争，而坐视着把它们迄今承担的全部责任统统推到德国其它正在浴血奋战的军队和居民身上。
其次，在潜艇战停止了很长一段时间后再用新型潜艇来恢复潜艇战是很困难的。因为即使最精锐的部队，这种间断也会使士气一蹶不振。最后，既然我们还得与敌人继续交战，那末如果我们对敌情没有完整系统的了解，以后就只能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从头开始了。
现在的问题是，潜艇部队是否看到了打这场不再能获得重大战果的战斗的必要性，并愿意无私地、以自我牺牲的精神投入这场战斗。
在潜艇部队指挥机关相信我们必须继续战斗这一点后，我准备在我作出决定之前，再倾听一下前线的意见。
于是我让比斯开湾沿岸的各潜艇支队司令到“西线潜艇部队指挥官”勒辛海军上校那里开个碰头会。他们是第九潜艇支队司令勒曼·维伦布罗克海军少校、第十潜艇支队司令库恩克海军少校、第七潜艇支队司令佐勒尔海军少校、第六潜艇支队司令舒尔茨海军少校和第三潜艇支队司令察普海军少校。他们都是一些经验丰富的优秀指挥官，与本支队的艇员们接触最频繁。
我向他们提出了潜艇战的问题。
在这次讨论会上我们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必须继续战斗。我们相信大多数艇员会感到这个决定是正确的。潜艇部队的实际行动证明了我们的这种信任是合乎实际的。直到战争结束，他们一直斗志昂扬。
支队司令讨论会结束后，我作出了继续战斗的决定。1943年5月31日我向希特勒报告了我们在5月份遭受的严重损失及已经采取和准备采取的一些措施。
我还接着谈道：“但是潜艇战究竟还能取得多大战果，发挥多大作用，还是难以预料的。敌人势必加强水面和空中反潜兵力。至于他们如何加强，我们对此很不清楚，也摸不准。1940年每艘潜艇每个出航日的击沉吨位约为1000吨，而1942年底却只有200吨左右。从中可清楚地看出，随着反潜兵力的增强，潜艇的战果则有所下降。尽管它已无望再取得较大的战果，我还是认为潜艇战必须进行，因为它所牵制的敌人兵力相当大。”(海战指挥部一处1943年第1614号绝密文件[1943年6月5日])。
当务之急是加速改进潜艇部队的武器装备。
在最重要的雷达方面，我们成立了“海军科研指挥参谋部”，由屈普夫米勒工学博士担任领导。他最紧迫的任务是帝国研究局及科学界和工业界的权威人士合作，生产一种新型的具有较大频率的供潜艇使用的测向接收机。这种接收机同旧接收机相比能捕获更大的敌雷达搜索波幅范围，因此对付敌人的突然袭击也就更有把握。
第二件事是加强高炮火力，使艇员们在受到敌机的突然攻击时不至于束手无策，能在来不及下潜的情况下顶住敌机的攻击，摆脱敌机。
潜艇装备方面第三项根本性的改进是音响鱼雷。这种鱼雷可在驱逐舰正好驶向潜艇时自动地根据驱逐舰的螺旋桨噪音行驶。在施佩尔部长的协助下，这项工作从开始研制到完成投产，时间有所缩短，原计划1944年秋完工，实际上1943年8月这种鱼雷就交付前线使用了。
这些新型武器究竟又会使潜艇的战斗力增强多少，事先是很难估计的。它们的实际效果如何，在下面叙述潜艇战情况时将同时予以介绍。
比斯开湾的潜艇在驶离基地后不久和抵达基地前不久的那段时间里所面临的威胁最大，敌人在这一带使用的空中兵力最集中，因为对这些基地本身难以从空中加以攻击。
1940年10月25日，我有幸向希特勒报告了上述情况，当时他与佛朗哥会晤后回国途中逗留巴黎附近。他问我，比斯开湾沿岸的潜艇需要用什么样的掩体。我回答说，如果在潜艇装备、停泊及维修阶段的所有停泊场都采用混凝土掩体，潜艇在港口的安全就有保证。潜艇的维修车间也应采用同样方法加以保护。
希特勒说，他将尽力按要求去办，我不必为此再操心了。我只对总司令雷德尔海军元帅报告了这次谈话的结果。
几天后托特部长来到我处，和我一起研究确定了修筑各潜艇基地内潜艇掩体的顺序、样式和数量。
政府建筑工程师多施先生受托特组织之托具体执行这项规模庞大的任务，在庞大而流动的组织中多施先生及其协作者在令人吃惊的短时间内完成了这项工作。于是，1941年底洛里昂港和拉帕利港的潜艇，1942年中期布雷斯特港和圣·纳泽尔港的潜艇，直到再晚些波尔多港的潜艇均完全处在掩体的保护之下。德国本土也建造了同样的掩体，但数量较少，这项工作由海军总司令部里的埃克哈特局长负责。
英国人没有在掩体建造期间从空中用炸弹攻击比斯开湾沿岸的掩体，这是他们在作战指挥方面的一大失策，因为当这些掩体在建造阶段处于防水沉箱后面时尤其易受损害。但英国的轰炸机部队却只注意轰炸德国城市。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1卷，第459页。待潜艇进入混凝土掩体后，他们再要轰炸就为时太晚了。
尽管如此，英国首相还是在1943年大西洋之战的关键时刻作出了轰炸法国城市和潜艇基地的决定，而且把以前担心这样做将给法国居民造成损失的顾虑置之脑后。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2卷，第351-352页。
空袭使四分之一的法国港口城市沦为废墟，但对潜艇维修却毫无影响。只有一次，一个尚未按预定计划加固的潜艇掩体的顶部被一枚特重炸弹炸毁，几乎炸通，但没有造成其它的损失。
虽然潜艇在基地掩体里不怕空袭，但它们通过比斯开湾时却受到飞机的困扰。由于德国空军在这个直接位于我大西洋诸港前沿的“濒陆海区”没有掌握制空权，潜艇部队指挥机关不得不经常研究，如何使潜艇靠自己的力量以最小的损失通过该海区。
研究结果，第一艘作为“飞机诱饵”改装的潜艇U-441号在1943年5月22日从布雷斯特港出海。艇长是格茨·冯·哈特曼海军上尉。该艇配备两门20毫米四联装高炮和一门半自动37毫米速射炮，其任务“不是吓退敌机，而是将其击落”。应该尽可能使英国飞机因与高炮潜艇打交道经验不足而减少向水面潜艇实施攻击的兴趣，至少应让它们感到这样做比以前危险多了。
起初，似乎一切都按计划进行。1943年5月24日，U-441号在比斯开湾受到一架“桑德兰”型四引擎飞机的低空袭击时命中了该飞机。由于U-441号上的艇尾炮失灵，使该飞机虽被命中但还能投掷炸弹，以致潜艇也负伤返回基地。
U-758号潜艇(艇长曼泽克海军上尉)，是防空火力得到加强的第一艘作战潜艇(增加了一门20毫米四联装火炮)。它于1943年6月8日与舰载飞机发生了一次战斗。艇长对这次战斗报告如下：
“19时18分：莱桑德式单引擎舰载飞机从右舷方向低空向我袭击。我用舰炮抗击，在它突进之际被我命中多弹。飞机急转向并紧急投掷4枚80至100公斤重的炸弹。炸弹落在右舷约200米以外处。飞机又在附近投下发烟浮标后返回。
“我以全速驶向西南，2架飞机(一架莱桑德式和一架马特莱特式)来接替受伤的飞机。它们在3000米高空、距潜艇4000-5000米处盘旋，没有发动攻击。偶尔扫射一阵，但未命中。
“19时45分，又一架马特莱特式飞机从右舷低空向我艇实施攻击。我艇命中其多弹，飞机艰难地越过我艇尾后转，并扔下4枚炸弹。这些炸弹落在距我艇尾约25米处。飞机拖着黑烟坠入大海。我觉得可以用火炮将敌人阻挡在3000至4000米以外。好几架飞机飞到距我艇2000-3000米处折回。20时，2架马斯坦式歼击机实施低空袭击。这2架飞机多处中弹。一架受伤的飞机返回，后由另一架歼击机接替。
“两门20毫米自动炮因直接被击中而发生故障。单炮的俯仰和旋回装置失灵。炮兵及嘹望哨等11人受轻伤。我决定下潜。”
我们认为，潜艇的得到增强的高炮火力对这两次作战起了积极的作用。
以前我们取得的经验是，潜艇编队经过比斯开湾时，用双倍的火力和统一分配高炮火力的办法可迫使来袭敌机转向，或至少降低其投弹的准确性。根据这个实践再加上“飞机诱饵”潜艇U-441号的经验，我们决定在1943年5月底再试一下，原则上让潜艇编队通过比斯开湾。
到6月10日为止，潜艇部队指挥机关收到各艇长的第一批报告都是令人鼓舞的。若干潜艇群毫无阻挡地通过了比斯开湾。另一些潜艇也用加强的火力击退了敌机的多次袭击。
但两周之后敌人开始采用新的战术。飞机发现潜艇群后，就在潜艇的高炮射程外与潜艇保持接触，而且又守在近到使潜艇不敢冒险下潜的位置，因为此时潜艇下潜势必遭到袭击。等到其它飞机到来后，就开始实施协同攻击。
例如，有一次一个由5艘潜艇组成的潜艇群击退了好几次单机攻击后突然受到4架重型战斗机的同时攻击。U-155号和U-68号人员伤亡严重，被迫返回基地。
这个事件说明潜艇白天在水面航行危险太大。于是我们又开始采用老办法，即白天基本上潜航，只有在充电时才上浮。如果白天空袭来势凶猛，那么充电则推到夜间进行。
1943年6月底，英国海军部使用专门的反潜群加强对比斯开湾的封锁。1943年6月，潜艇在比斯开湾编队航行的损失比5月份明显降低，但现在由于敌人采取了上述措施，潜艇在7月份的损失又有回升。在潜艇不得不上浮充电时，飞机便引来反潜群攻击潜艇，而我们又没有水面兵力来驱逐这些离我潜艇基地很近的敌人。
潜艇部队指挥机关力所能及的事是每天向潜艇发送有关情报，告诉它们敌人的海上封锁兵力和空中作战的重点。这些情报只能根据我方空中侦察和无线电探测的结果面获知。
第二次使用“飞机诱饵”潜艇所取得的经验并不令人满意。
1943年7月11日，U-441号在比斯开湾与敌3架重型战斗机交战。尽管一架敌机被击中，尽管U-441号的舰桥四周都采用了装甲护板，但敌机的连续炮击仍使U-441号潜艇10人阵亡，13人(包括艇长)重伤，最后只得停止战斗。幸亏该艇抓住有利时机下潜，才幸免于难。后来该艇军医普法芬格尔侥幸地把艇驶回布勒斯特港。
该艇刚入港，潜艇支队的基本成员中就有许多人自愿报名，要求代替遇难和受伤人员乘U-441号潜艇重新出海。
但潜艇部队指挥机关认为，这次战斗表明，潜艇在同敌机的交战中缺乏坚实的基础。因此改建和使用“飞机诱饵”潜艇的计划便停止了。
虽然有人反对潜艇结群通过比斯开湾，但权衡利弊的结果还是采用了这个办法。1943年7月1日到20日，75%的潜艇是结群通过比斯开湾的。结果只损失3艘，而其余25%单独行驶的潜艇中却损失了4艘。
1943年7月底，2个潜艇群准备出海。因当时正好有几艘德国驱逐舰，我便让它们护送潜艇到西经8度处。到达这里后，各艇艇长便可自行决定，是单独行驶还是继续结群航行。后来他们仍决定编队航行。
一天后，潜艇群中的一艘潜艇报告，该群在西班牙北岸奥特加尔角以北150海里处与5架敌机交战。于是9架JU-88飞机便被派来增援，但因燃料不足这群飞机未能到达战区。与此同时，在比斯开湾的另外4艘潜艇又报告受到敌机袭击，而且附近还发现敌海上兵力。于是我就把手头仅有的3艘大型鱼雷艇派去增援。
看来敌人这次为封锁我潜艇出海所作的努力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因此在尚未搞清这次作战的结局及参战潜艇的命运前，即在当天，1943年8月2日，我就下令停止其它任何潜艇出航。
德国鱼雷艇全速向一艘被炸弹击伤的潜艇驶去，这艘潜艇因受伤而只能下潜到有限深度上。
遗憾的是，当这艘潜艇听到会合点附近我鱼雷艇的螺旋桨噪声时，它已重新浮到水面。潜艇看到了鱼雷艇的桅尖并向它驶去。以后情况艇长报告如下：
“19时25分，一架‘桑德兰’飞机从右后方飞来，距离800米，飞行高度中等。我们立即开火，该机向右转并在我火炮射程之外盘旋。为了不让敌机有机会从正面攻击我艇，我们必须向左旋转，这样一来我们与鱼雷艇就离得更远了。
“2分钟后，第二架‘桑德兰’破云而出，在我艇周围盘旋。这两架飞机占领了有利阵位后便开始各从我左右舷45度处向我艇袭来。我艇火炮猛烈反击。20毫米四联装炮对付右舷敌机，单管炮和两门81Z型(8毫米)机关枪对付左舷敌机。右舷敌机在激烈的炮火中稍微避开了些，它在离艇尾50米处至少投下6枚炸弹，使我艇剧烈震动。另一架飞机的炮弹几乎同时在左舷爆炸，使四联装火炮的2名瞄准手和2名弹药手阵亡。在替换四联装火炮的操作手时射击暂停，使敌机乘机逃逸。
“电动机左配电盘被震落，起火。右舷柴油机停转，艇内烟雾弥漫，海水大量涌入。艇向左侧倾斜。
“5分钟后，两架飞机从左右舷发起第二次攻击。火力分配情况如同第一次。3名单管炮操作手被飞机机关枪击倒。两机飞越我艇，投下多枚炸弹，在我艇附近爆炸。使我艇又遭重创。左舷柴油机也停转。艇失去机动能力，因两台电动机也不转了。两组电池散发出强烈的气体。艇尾明显下沉，因抽水泵也不再抽水了。
“20时零8分，一架飞机离去。也许它在第一次袭击中被我四联装高炮击伤。两分钟后留下的那架‘桑德兰’发起第三次攻击。由于大部分炮手已阵亡，替换上来的都是一些技术上不熟练的新手，因此对目标的命中率较低。该机飞越我艇时，枪炮齐发，并投下4枚炸弹，在右舷艇尾后10米处爆炸。艇下沉更甚，据机电长报告已维持不了多久了。
“‘全体人员离艇！’甲板旁放下充气橡皮筏。除5名炮兵外，其余人员均跃入水中。
“20时15分，第四次攻击开始。由于机枪扫射猛烈，水中多人受伤，许多橡皮筏被击碎。飞机仍瞄准水中的游水者扫射。艇尾甲板已被水淹没，靠定深舵使艇首翘起。
“艉柱随时可沉。
“飞机又多次飞越我艇扫射。我艇弹药耗尽。我和最后5名炮兵跳水。不久随着艇内一声巨大的爆炸，在游水者的一片乌拉声中潜艇顷刻沉没了。
“飞机仍多次飞越我艇，未扫射，投下2枚发烟浮标后离去。36名艇员在水中穿着已破损的救生衣留在一艘较大的橡皮艇旁，一直坚持到黎明，直到3艘鱼雷艇赶来把我们救起。”
这个报告对于叙述敌机歼灭一艘潜艇的具体经过来说是很典型的。
后来逐渐发现，从7月20日至8月初共有10艘潜艇损失，数量之高，实在令人吃惊。袭击潜艇的飞机数量剧增，它们集群进行攻击，以压倒编队航行的潜艇的总火力。因此我们再也不能指望以潜艇的高炮来打开通往比斯开湾的航路了。潜艇只好采用老办法，只要无线电探测仪一发现敌人在搜索，便立即下潜，用这种方式偷偷地进入比斯开湾。由于频率范围扩大的新型无线电探测仪要到1943年8月底才能投入使用，因此我下令我在8月2日发布的潜艇不再出海的命令继续有效。此外，我还命令返回的潜艇必须紧靠西班牙沿岸航行。由于那一带的环境对潜艇特别有利，所有采用这条航线的返航潜艇都得以安然抵港。
新型高炮在其它战区使用的经验也和在比斯开湾的使用经验相类似。截止1943年9月，大多数艇长报告，高炮的使用情况是好的。据他们观察，敌机不敢象以前那样放肆了，有时遇到一艘作好防御准备的潜艇时甚至会放弃攻击。结果潜艇在9月份的损失总数又降到10%。但从1943年10月初开始空袭增多，于是潜艇损失又重新增加。虽然潜艇击落了一批敌机，而且有些飞机可能在返航途中坠毁，但这一切都帮不了潜艇多少忙，因为飞机接二连三地反复袭击，潜艇终究要被击中、击伤或击毁。只有在高炮火力十分强大，足以使敌机慑于它的威力而放弃攻击或足以在敌机进攻之前将其击落时，才算达到了高炮的使用目的。
然而遗憾的是，有些战斗经历，例如U-267号潜艇的战斗经历，却很清楚地证明了我方高炮武器所处的劣势。该艇在10月17日对飞机的一次攻击作了如下报告：
“飞机在进攻时被我一连串炮弹击中，但却没起作用。潜艇瞭望哨发现，20毫米炮弹连续从飞机驾驶舱弹回。”
用于反潜的重型轰炸机和飞艇现在在机体下方都有厚厚的装甲，一般情况下20毫米高炮是击不穿的。只有这个原因才能说明为什么飞机明明中了一百多发炮弹却没有坠毁的道理。
自从1943年5月在北大西洋攻击护航运输队的作战失败以后，我们现在又倾向于采用老战术，即“抓住敌人的弱点”，重新派潜艇去占领那些遥远的、认为能取得较大成果的战区。至于在这些战区内敌反潜力量究竟弱到何种地步，则必须由实践来证明。
为了把作战行动扩大到危险较小的一些海区，我决定把潜艇也派往印度洋作战。
我驻东京的海军武官文内克尔海军将军为德日在海战过程中的有效配合而奔波忙碌。他在1942年12月报告，日本人建议，把位于日本势力范围内的槟榔屿港或沙璜港提供给在北印度洋作战的德国潜艇作基地用。
但要利用这些基地首先要考虑到德国潜艇所需的燃油和润滑油、机器磨损及备件，尤其是可口的食品在那里是否能长期得到满足，因为习惯于吃欧洲食品的潜艇艇员必然不习惯吃日本人喜爱的食品。根据德国海战指挥部的要求，日本人于1943年春开始对槟榔屿基地作技术上的准备，并在1943年春的晚些时候多次表示希望德国潜艇前往那里。
但在大西洋尚有充分战机击沉敌舰的这段时间内，我一直没有接受日本人的建议。
自1943年4月起形势发生了变化，于是决定在6月底把IX-c和IX-d-2型潜艇派到印度洋去，让它们在西南季风停止时先在印度洋北部海区发动几次突袭，然后再驶向槟榔屿基地，因为这种季风引起的汹涌波涛和不良的能见度对海上作战十分不利。
潜艇在印度洋及往返印度洋的航路上共击沉57艘舰船，计365,807总吨位，另外还击伤了一些舰船。战果最突出的IX-c型艇是U-510号，艇长是艾克海军中尉；IX-d-2型艇中是U-181号，艇长是弗赖瓦尔德海军中校。遗憾的是，为取得这些令人鼓舞的战果，到战争结束时止，派往印度洋的潜艇中共损失22艘，其中16艘肯定是被飞机击沉的，而且大部分是在已经踏上大西洋的征途时被击沉的。
由此可见，整个大西洋都处在敌空军的严密监视之下。即便在大西洋中部和南部海区，无论是四引擎远程飞机或者是美国航母的舰载飞机，均用于反潜。甚至在印度洋也有一些飞机用于反潜，尽管数量有限。英美两个海军强国在各大洋都明显加强了以空军对付潜艇的作战行动，直到战争结束，这种趋势有增无减。
一些在其它遥远海区作战的潜艇的经历也是如此。
派往这些海区的潜艇在1943年6月中旬以前，在亚速尔群岛以西尚能不受干扰地从潜水油船上补充燃油，然后驶向作战海区，这些作战海区从美国东岸的佛罗里达海峡到南部的里约热内卢，从达喀尔一直到非洲沿岸最里面的几内亚湾。每个艇长都可以分配到一个很大的海区，他可以根据敌人在那里的航运和防御情况相机行事。因此，为了不引起敌人集中相应的反潜兵力，潜艇没有采取任何集中行动。
起初，战况似乎对潜艇有利，因为开战不久它们就击沉了16艘舰船。但很快敌人就加强了空中警戒力量，以致潜艇连停留在指定的作战海区都感到十分困难，尤其是在美洲海区更是如此。
同时潜艇从潜水油船上接受补给也变得极其危险，后来只得放弃并提前结束战斗。
据我们所知，我们在这些遥远的作战海区所蒙受的损失归根到底也是由敌方飞机造成的。原来我们打算通过在这些遥远海区的作战行动来减少我们的损失，结果未能如愿以偿。
6月份出海潜艇的损失尚不到20%，而7月份则达到30%以上。后来的统计结果表明，潜艇在通过比斯开湾的短短几天内所蒙受的损失相当于它们后来在作战区停留几周所蒙受的损失。因此，8月2日禁止潜艇出海的命令是根据实际情况作出的正确估计。
1943年8月下半月，比斯开湾基地的首批潜艇配备了“哈格努克”式新型无线电探测仪。同时每艘潜艇又装备了4枚刚制成的“音响鱼雷”，代号叫“鹪鹩”。
除了增加防空火炮外，我们还尽力为这些潜艇改进其它所有最重要的装备。艇员们为操纵这些新装备都经过了专门训练。
我们的打算是让这些潜艇由水下隐蔽地进入北大西洋，在那里与飞机和驱逐舰配合袭击敌护航运输队。
我们想再次加强北大西洋的兵力，是因为我们的“无线电侦收部门”发现，在1943年7月大批敌机对汉堡实施的空袭中，也有英国“岸基海军航空兵”的第十五和第十九机群的几百架四引擎轰炸机参加，许多汉堡居民成了这次轰炸的牺牲品，景况惨不忍睹。而在此之前这些飞机一直仅在北大西洋用于反潜。显然，这是由于我在5月24日下达了先撤回英国以西海域潜艇的命令后，才使英国得以暂时把这些轰炸机从北大西洋撤走。
我们怀着极度紧张的心情注视着1943年8月底通过比斯开湾驶向北大西洋的潜艇。新型无线电探测仪能使潜艇比以前更有效地防止敌机的突然袭击吗？
比斯开湾的潜艇虽然面临着敌最强大的空中警戒兵力，但遭受袭击的次数并不多。这说明情况好象有所好转，这只能归功于新型的“哈格努克”式探测仪。确实，装备“鹪鹩”鱼雷的潜艇群在通过比斯开湾时一艘也未损失。
从这时开始到1944年5月在该海区的潜艇平均每月损失1-2艘。看到这种发展趋势，我们大大松了口气。
“鹪鹩”潜艇群好不容易到达了预定的作战区，1943年9月20日夜晚在大环形航线上发现了预期的敌护航运输队，天刚亮就有2艘商船被潜艇从水下击伤。后因敌方空中和水面掩护兵力甚强，潜艇再次与敌船队失去接触。原定由潜艇同时在水面协同抗击敌空中掩护兵力的计划在第一天即告失败，因为各艇之间的距离太大。但当天夜晚潜艇与船队又重新恢复了接触。
现在潜艇要对付的主要是强大的水面护航兵力。于是潜艇首次使用了新型音响鱼雷。
第二天几艘潜艇成功地以防空火力使来袭的敌机无法准确地投掷炸弹。现在它们可以在水面航行去占领攻击阵位，接近护航运输队。
战斗进行了4天，因大雾战斗不时中断，最后终因大雾而结束。潜艇报告用新型音响鱼雷击沉了12艘驱逐舰、用普通鱼雷击沉9艘商船，共计46000总吨位。损失2艘潜艇。
我们认为这次袭击护航运输队所获得的战果是令人满意的，尤其是在第二天的大雾肯定还使潜艇失去了不少攻击时机的情况下。
根据报告我们觉得“鹪鹩”的效果不错。后来才搞清，艇长们对击沉敌护航舰只的数量无疑估计过高了。其中原因是，潜艇在近距离发射音响鱼雷后必须立刻下潜到60米水深处，否则音响鱼雷就会被自己的螺旋桨噪音吸引而发生危险。因此，近距离发射时潜艇无法观察鱼雷的爆炸效果，只能听声，因而容易把这种声音和深水炸弹的爆炸声搞错。
根据今天掌握的英方统计资料，在这次作战中有6艘商船(共计36422总吨位)和护航舰“圣克鲁瓦”号、“波利安德”号和“伊切”号被击沉，“拉根”号被击伤，但尚能被拖入港内。罗斯基尔上校今后在叙述这次作战经过时可能会公布护航舰只的其它损失，或者说明敌方采取了哪些措施来限制音响鱼雷的可靠效果。
从1943年10月首次使用“鹪鹩”对护航运输队的作战中，我们得到的经验是，大雾在特殊情况下也能掩护潜艇免遭空袭；因为雾过之后潜艇就再也没有可能同敌空中掩护兵力进行有效的斗争。首次“鹪鹩”作战令人满意的战果此后再没有获得过，相反以后几个月的事实表明，甚至那些改进了的装备也不能够使潜艇恢复战斗力。我们只好彻底放弃使用潜艇群同敌护航运输队作战。为了牵制敌人的兵力，我们只能进行牵制作战，并要尽可能节省我们的兵力。潜艇对海上交通线的压力不可放松。但要造成这种压力也得有足够数量的潜艇，只有使敌人担心潜艇随时可能以集群方式实施作战，才能使敌人不至于减少用来对付潜艇的飞机和海上兵力，不至于把它们用以遂行其它任务。
实施这种牵制作战究竟有多么艰难，可从潜艇部队司令1944年6月1日的战争日志中看出来：
“根据潜艇的观察、谍报部门的报告和无线电侦收部门的情报，牵制敌兵力的任务到目前为止完成情况是好的。敌方派遣的飞机、护航舰艇、反潜群和航空母舰的数量有增无减。
“对潜艇艇员来说，进行一场以牵制敌人为主的战斗是特别艰难的。全体潜艇艇员为获取胜利而作出的个人贡献比迄今任何其它兵种都大，这种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使他们在敌人的防御面前表现了特殊的坚韧不拔和顽强不屈的战斗意志。现在，成功的希望越来越小，而难从虎口逃生的可能性则越来越大，最近几个月来，参战潜艇每月只有70%能够安然返回。”
因此，我们反复考虑，面对如此惨重的损失，继续实施潜艇战是否还是正确的、合理的？是否应该采取其它的办法？但是，鉴于我们潜艇部队牵制的是敌人庞大的兵力，因此我们再次得出了潜艇战绝对必要的结论：
“必须利用现有兵力继续实施潜艇战，尽管损失惨重，大大超过了我们所取得的战果，但对此必须忍受。”1944年6月1日潜艇部队司令战争日志。
当时没有其它的部队能象潜艇部队那样牵制敌人如此庞大的兵力。
为使战斗有重新获胜的希望，必须有一种无须浮出水面充电、水下速度快且续航力又大的潜艇。我们感到欣慰的是，这种潜艇已经出现了，这种潜艇在前线服役的日子也一天天迫近了。
1944年春天，第一批旧式作战潜艇装备了“通气管”，这种“通气管”能使潜艇在水下充电并更新艇内空气。这意味各种传统型的潜艇在作战过程中不再需要浮出水面。5月底，这种新装置原有的一些毛病已得到克服，并取得了初步的实践经验。
就在这个时期，潜艇部队指挥机关由于盟军入侵法国而处于难以作出决断的困境。能把潜艇派到英吉利海峡的浅水区去吗？那里有敌人数以百计的各种类型的护航舰只，而且飞机在空中不断地飞行。潜艇到底能否逗留在那里？往那里派遣大量潜艇能否取得相应的战果呢？
从1940年以来，我们一直未在象英国沿岸那样的浅水区中作过战。现在有了“通气管”，我们就可以在那里作战了。不过，潜艇必须在连续几周的作战中潜伏在水下。艇员们在体力和精神上能忍受得了这种辛劳吗？在警戒如此森严的海区，通气管能正常使用吗？
使潜艇部队指挥机关难以解答上述问题并定下决心的原因是，它只能根据敌人公布的消息来获知潜艇在入侵海区的战果和境况，直接听取返回的潜艇艇长的口头汇报则要在几周以后，因为潜艇无疑是不能从该海区发送无线电报的。
另一方面敌入侵的成功与否对于整个战争的进程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潜艇正好是唯一能以少量代价获取重大战果的作战工具。潜艇上人员较少，只要能击沉一艘满载军火、坦克或其它武器的船只，即使自己被击沉也是合算的。而要在陆上消灭敌人同样多的军用物资，那得要牺牲多少人，耗费多少物资？在陆上我方人员的损失肯定要大得多。对这个问题我绞尽脑汁苦思冥想，最后终于决定，一旦敌人实施入侵行动，务必派遣潜艇前往阻击。
当敌人于1944年6月6日开始入侵时，第一批潜艇开赴塞纳湾。我对它们发出如下命令：
“凡敌用于登陆的每一艘船只，哪怕只运载50名士兵和一辆坦克，都是潜艇全力打击的重要目标。即使我方蒙受损失，仍要发动攻击。
“只要有利于靠近敌登陆部队，则不必顾虑浅水、水雷或任何其它的危险。
“在敌登陆之前消灭其一个人或一件武器都能减少其成功的希望。
“潜艇，只要给敌登陆造成了损失就是完成了它的最崇高的任务，它的存在才有价值，即使遇难也是有意义的。”摘自给艇长们的“海峡”作战命令。
于是潜艇部队开始了连续几周的最艰苦的战斗。返回来了的艇长们汇报了他们所获取的战果，这些战果表明继续派遣潜艇作战是正确的，尽管由于连续几周的水下生活艇员们在体力上已精疲力尽。艇员们的战斗意志无论给予怎样的赞美也不过分。
最后，我自己却丧失了艇员们在那些日子里所表现的那种勇气。由于担心作战潜艇的命运以及敌人可能集中大量反潜兵力使我潜艇难以招架，我便在8月24日和26日召回了当时所有在塞纳湾的潜艇。使我感到莫大宽慰的是，5艘潜艇报告它们在返航途中又获得了理想的战果。
从1944年6月6日至8月底在入侵海区内进行潜艇战的总战果如何呢？
30艘装有“通气管”的潜艇陆续参加了45次作战行动，其中20艘被击沉。我方遇难者约1000人，其中238名获救。
根据英方的统计，潜艇在蒙受上述损失的同时共击沉英方：
5艘护航舰艇；
12艘商船，共计56845吨；
4艘登陆舰艇，共计8404吨。
据英方统计，另外还有一艘军舰被潜艇所布水雷击沉；被鱼雷击伤的有：
1艘护卫舰；
5艘商船，共计36800吨；
1艘登陆舰。
另外还有2艘商船被水雷击中。
所有被击沉的船只都满载军用物资。这意味着什么，战争期间引自美国空军《训练手册》由美国罗得岛州匡塞特角海航站的大西洋舰队飞机反潜发展支队编写，见莫里森《大西洋战役》，第1卷，第127-128页。的一段话最清楚不过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这段话的大意是：
“假如潜艇击沉2艘6000吨位的商船和1艘3000吨位的油船，那末我方的损失为：42辆坦克、8门152毫米榴弹炮、88门87.6毫米火炮、40门40毫米火炮、24辆装甲侦察车、50挺布朗式自动机枪、5210吨弹药、600枝步枪、428吨坦克配件、2000吨储备品及1000桶汽油。如果这3艘船能安然抵港和卸载的话，那将会起多大作用！敌人如果要用空袭来炸毁这些军用物资，必须出动3000架次飞机并进行有效的空袭。”
后来我在战争日志中也回顾和分析了潜艇在敌入侵海区的作战情况：
“在英吉利海峡的潜艇战结束了。战斗中潜艇部队又一次表现了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整个战况证明，打消先前的各种顾虑及连续不断的各种怀疑派遣潜艇去作战是正确的，就当时那样艰难的条件来说，潜艇还是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尽管损失不小，但尚可忍受。潜艇即使没有给敌人的补给造成决定性的重大损失，也减轻了陆上部队的负担。”潜艇部队司令1944年9月15日战争日志。
由于英美入侵部队在1944年8月4日突破了阿弗朗什，使我们无法再利用比斯开湾附近的潜艇基地，因此于8月底到9月底我们逐步把潜艇调到了挪威。
1944年6月1日我下令今后在大西洋不许再使用无“通气管”的潜艇。于是，潜艇部队指挥机关就把装备了“通气管”的潜艇重新派到英国沿岸海域，这是1940年以来的第一次。在那里，可以将作战海区无限制地扩大到公海。
在潜艇部队司令1944年9月11日的战争日志中记载了有关情况：
“所有潜艇都得到了根据它们所在位置的东部或西部海区的防御情况相机行事的命令。对在东部海区行动的各种限制只能取消。领导机关十分清楚，在敌防御十分强大的情况下，装有通气管的潜艇原则上只实施水下作战，这对艇员尤其是年轻艇员的能力提出了最高的要求。
“在敌沿岸海域行动的各艇艇长又一次接到命令，可根据敌防御情况自行决定，是否需要暂时或长期撤离(乘撤离之机汇报情况！)，或者是否由于艇员和潜艇负担过重需要在燃料和鱼雷尚未耗尽之前返回。”
据对这次作战的第一个报告，这次作战进行得相当顺利：U-482号(艇长格拉夫·冯·马图施卡海军上尉)在爱尔兰以北的北海峡占领阵位，据英方报告，它在那里击沉了“赫斯特卡斯尔”号驱逐舰和4艘商船(共计31610总吨位)。
潜艇在直接靠近爱尔兰海岸的作战行动及在英吉利海峡西部出口处和瑟堡港前方海区的活动也取得了重大战果。装有通气管的潜艇在较遥远的作战海区表现也不错。根据英方报告，U-1232号(艇长多布拉茨海军上校)于1944年10月在哈利法克斯、新斯科舍半岛海域击沉了2支护航运输队中的4艘商船，共计24331总吨位，并用鱼雷击伤了一艘2373吨位的商船。甚至在直布罗陀以西海域作战的U-870号潜艇(艇长黑希勒海军少校)也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战果。
因此，到1945年1月底我们便得出了令人振奋的结论，那就是“通气管装置”甚至能使旧式潜艇重新恢复战斗力。在过去的3个月中，潜艇在同一个作战海区的作战效果与1942年8月一样大！但潜艇的经济使用率却根本不同了，1942年潜艇在100天中有60天在海上，其中有40天呆在作战海区，而1944年12月(我们已失去了比斯开湾的维修场)潜艇在海上和返港时间之比例则于我们更不利，加之由此而造成的潜艇航程之增加，而且途中采用潜航，速度慢，时间又长，因此潜艇平均只有37天在海上，其中只有9天在作战海区。因此击沉敌舰的实际数量大大低于1942年。只有新型的水下高速潜艇服役才能改变上述状况。
1945年1月底人们发现，上几个月最令人满意的是潜艇损失明显减少；它只占出海潜艇的10.4%，与1942年下半年相差无几，甚至还低于1940年和1941年。
这样一来，由于安装通气管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以及由于全体指战员孜孜不倦的奋斗精神，潜艇战又从牵制作战变为在敌岸水区的进攻性作战了。
事实证明，潜艇停留在近岸附近的浅水海区甚至还有许多优点，那里沿岸地形复杂，海流急，敌巡逻艇的音响探测器材难以发现水下潜艇。
我一再向在浅水区作战的各艇长指出，在行动上务必完全出敌不意，例如尽量不要从深水区而从沿岸浅水区攻击船队，攻击之后应立即向岸边躲避。
鉴于潜艇的损失不大而且尚能取得战果，潜艇部队指挥机关在1945年1月底决定，把准备在2月份服役的潜艇也派到敌岸水区去作战。
作出这个决定并不是容易的。敌人势必会在他们的水域加强防御。在那里潜艇发报不可避免地几乎要完全受到限制，这样潜艇部队指挥机关就要在好几个星期后，也就是在通气管潜艇结束作战后，才能了解到潜艇在作战海区的命运及出现的不利趋势，而不象以前只要7至14天使可得到上述情报，这样往往会使潜艇部队指挥机关本来可以采取的一些对抗措施为时太晚。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在英国海岸击沉每一艘驶向法国和斯海尔德河口为入侵部队运送军用物资的商船却可以减轻陆上作战的负担。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通过我潜艇的袭击可把敌轻型兵力牵制在它们自己的沿岸水域，使它们无法脱身来袭击我在北海、斯卡格拉克海峡和沿漫长的挪威海岸的近海航运线。例如从1944年11月底起，在这一航线上就不断地有大量德国部队被运往德国增援前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