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月德意志帝国政府搞到了英国代号为“日食”的作战命令。该命令的内容包括关于在德国无条件投降后“占领德国的计划和各项准备措施”。
在该命令的一张附图上，标有苏联、美国和大不列颠等国瓜分德国的情况。除法国的占领区外，瓜分情况基本上与后来实际的区域划分情况相符，法国的占领区一直到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才得到盟国的承认。
瓜分德国的企图和在摩根索计划中规定的准备处理德国的办法，使我们为整个民族的末日而忧心忡仲。
这些苛刻的条件使德国在政治上对通过无条件投降来迅速结束战争这事产生了很大的顾虑。
除了政治上的这些顾虑外，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困难。
1945年1月12日俄国人开始向我东线发起进攻。他们突入西里西亚地区后，进而到达奥得河中游的库斯特林和法兰克福。我东部边境的德军部队无力完成他们保护德国东部居民及其家乡的这一理所当然的军事任务。因此东部居民纷纷涌向西部，以便逃离俄国的占领区。他们惊恐万状，他们懂得俄国的军队将给他们带来什么。
鉴于上述这些情况，我觉得拯救德国东部的居民也是德国军人首要的责任。如果我们因遭受苦难而无力为德国东部的百姓保住他们的家园的话，也决不可以置他们的生命于不顾。仅仅为了这一点，军人就应该在德国东线坚持战斗。
但是还需要补充的第二点是，按照同盟国的意愿，德国除了无条件投降外，根本不可能再有其它的途径来结束战争。对于德国军队来说，这意味着，随着投降书的签署他们应停止任何活动。他们必须就地放下武器，乖乖地当俘虏。如果我们在1944年冬季的几个月内投降，那末距离英美战场尚远的东线将有350万德国军人成为俄国的俘虏，对俄国人来说，即便能发善心，但要有组织地接收、供给及安置他们也是无论如何不可能的。他们只能在严寒的天气里露宿野外，死亡人数无疑是很大的。甚至当西线德军在季节上比较有利的5月份投降时，也发生了英美人无法满足德国战俘给养、以致造成大批战俘死亡的一系列事件。这说明要一下子安置和供给大批战俘是多么困难。
事实很清楚，如果按照同盟国提出的无条件投降的要求在1944年冬结束战争，那末这就意味着在东线有几百万老百姓和军人死亡。当时国防军中没有一个要人同意采取这一步骤，没有一个来自东部的可怜的逃亡者甘愿被移交到俄国人那里，没有一个德国军人愿意被俄国人俘虏。军人一定不会服从“放下武器，束手就擒”这样的命令。他们也会象老百姓一样到西部来逃生。因此每一个领导人都会懂得这样做他将失去人们的信任，懂得这样做将会使东部大量德国人的命运听凭敌人摆布和宰割，因此没有一个领导人会在这种时候签订投降协定，对这样一种决定是无人敢于承担责任的。
迫于1944年冬的情况，我们还得继续战争，还得忍受各战场和各大洋上我国军人的大量牺牲和空袭给百姓造成的伤亡，这当然是十分痛苦的，但所有这些只能看作是迫不得已情况下的权宜之计，因为这些损失毕竟要比过早地放弃东部战场来得小。每个军事领导人，在向他提出是否在这种时候投降痛苦会小一些这个问题时，他决不可以只从西部或东部的立场来判断，而应从整个德国的命运来考虑。虽然他可以对德国西部居民要求结束战争的愿望表示理解，因为对他们来说战争多继续一天就多一天灾难。但是他决不可以顺从这种要求。因为这种要求是片面的，对东部的德国同胞来说也是不可容忍的。不容忽视的是，在满足这种要求时，来自西部的军人甚至将成为牺牲品。军事领导人也不可以受这个或那个大区指导部部长的错误影响，因为这些大区负责人往往不顾其它大区的百姓，而只想使他那个大区的人民在战争结束时能从预料之中的德国崩溃中摆脱出来。
我已经在第十七章中说明了为什么我不主张接受敌人无条件投降的要求。而国家领导人并未向我这个海军总司令提出过是否应该结束战争这个问题。
鉴于上述种种原因，只要东线德军离英美战线尚远，即使国家领导人向我提出这个问题，我也会持否定态度的。
要达到拯救德国东部居民这一军事目的，首要条件是前线和国内的安定。任何混乱只会造成更多的流血牺牲。考虑到敌人的情况，当时要公开这个军事目的当然是不可能的，但这个军事目的正是我当时下达许多命令的原因。
有一点我在1944年冬并不相信，那就是认为西方盟国和苏联之间的关系将会发生破裂，因而战争还得继续进行下去。尽管我对英美人从自己利益出发、彻底消除大陆德意志力量的政策不可理解——因为因此而产生的真空必然会被东方国家的势力扩张所填补——但我却不相信当时的西方盟国已看清了这一点，从他们的战争宣传和反对民族社会主义德国的政治观点来看，这显然都是不可想象的。
从1944年夏开始，随着芬兰的背信弃义、东线逐渐向德国边境靠近以及东普鲁士面临的威胁，德国海军通过波罗的海向东线运输人员、武器、弹药和物资，再把伤员、难民和士兵运回西部的这一主要任务就显得更加重要了。当俄国人在1945年1月突入德国后，东波罗的海沿岸的陆地、船厂和训练基地就受到威胁或被占领；这时很清楚，潜艇部队再也不可能大规模使用它们多次战胜过敌反潜兵力的新型潜艇了。
因此，潜艇战已不再是海军的主要任务。我把大部分潜艇用来支援东线和拯救德国人民。我把准备分配给建造之中的潜艇或战舰的海军人员或并不急需的其他人员都给了陆军，或者把他们编成海军陆战分队和海军陆战师加入陆上的对俄作战。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中，以这种方式在德国东部陆上作战的海军人员约有50,000名。第2海军陆战师师长朔伊尔伦海军中将不幸在这场战争中以身殉职。
在北海和挪威海区除维持海上交通所需的兵力外，其余的海军兵力都被我抽调到波罗的海，去执行掩护运送东线难民的海上运输船和商船的任务。对波罗的海的运输来说，德国商船的吨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帝国海运特派员、汉堡大区指导部部长考夫曼负责商船运输工作。作为帝国海运特派员，他在执行这一任务时直接归希特勒领导。但鉴于当时德国东部的整个形势和东线的情况，有必要集中使用那里的全部力量。因此，现有的商船便归我管辖，以便在海军的统一指挥下尽可能高效率地将它们用于波罗的海的运输工作。我把最高指挥权委托给恩格尔哈特海军少将。他在海军任职多年，在商船运输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的主要功劳是，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内，使海军除了为东线运送补给品外，还成功地通过水路从东、西普鲁士和波莫瑞越过波罗的海把200多万人运到西方。
在西波罗的海组织前线运输工作的指挥官是驻基尔的东线海军总司令库梅茨海军大将，在东波罗的海主管东、西普鲁士运输工作的是布尔夏迪海军上将。这两人都主管多方面的工作，设立了相应的特别参谋部。但顺利完成这些运输任务，主要还应归功于在前线不停地来回奔波的作战舰艇和商船的乘员们，他们都是这方面的行家。
我曾经关照过，任何部队都不得阻挠或破坏、干涉留在我们手中的各港的造船和港务活动。为了使商船和作战舰艇随时作好起航准备，各船厂必须高度紧张地工作。这些船只在港口和海上随时处于敌机的空袭之下，经常被俄国潜艇的鱼雷和水雷击伤，加之主机工作量大，因此需要经常检修。为了完成运输任务，这一切都得尽快进行。
1945年3月19日希特勒下达了众所周知的代号为“焦土”的破坏命令，当时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在我的权限之内采取一些能使海军免遭这次灾难的措施。我终于在1945年3月23日得到希特勒的一次命令，内容是各海港的破坏需得到我的批准。这一点在国防军统帅部1945年3月25日颁布的实施细则中作了明确规定。在各海港城市我授权各海军指挥机关作为我的机构负责处理与此有关的全部问题。
同时我还得让希特勒委托我负责德国北部的煤和燃油的分配工作，这对于领导海上运输工作来说也是需要的。我必须能保证运输舰船得到必要的燃料。
当俄军向奥得河中游的库斯特林和法兰克福地区实施突击、美军向德国中部推进、德意志帝国面临分裂成南北两部分的威胁时，希特勒为防万一在4月10日下令，准备将德国北部地区的指挥权移交给我。不过却又说明，如果此令生效的话，我仅有权对民事方面的事宜作出决定，只有当希特勒和国防军统帅部撤离北部地区，转到南部地区之后，军事行动的指挥权才移交给我。
为协助我完成陆上各项任务，不来梅大区指导部部长韦格纳作为帝国特派员被派来负责处理民事问题，金策尔将军被派来负责指挥陆上的军事行动。
在执行希特勒上述规定的过程中，我在俄军包围柏林的前夕，即1945年4月22日前往荷尔斯泰因地区的普伦。
在把德国北部的指挥权移交给我的这件事情上我并没有插手。我觉得这个措施原则上是正确的。根据我当时在普伦进行的调查，我很快就全明白了，执行希特勒关于保卫德国北部的命令实际上已没有可能。但我的任命使我陷入这样的境地，那就是只要来自德国东部大陆的难民队伍继续需要我指挥，我就需要和民事机关和国家机关协调一致地行动。任何混乱都会干扰和阻碍海上或陆上的运输，而且必然会有人员伤亡。擅自行动或不相互配合都会对难民的流入和安置工作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必须阻止和避免这种现象。为此，我在4月23日邀请梅克伦堡大区、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大区和汉堡大区的指导部部长到我所在的普伦来，以商谈互相配合事宜。他们之中只来了两位，汉堡大区指导部部长考夫曼没有来。他不同意合作。不久我就明白了，原来他从4月中旬以来一直竭力想尽快实行汉堡的特别投降。但我在这种时候决不同意这种擅自把汉堡及其相应的战区交给盟国的做法。因为要接收东、西普鲁士和波莫瑞从陆上或海上来到西部的大量难民，就必须要有一个足够大的地区。可以考虑用于此事的只有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地区，因为根据我们所了解的盟国的占领图，梅克伦堡属俄国占领区，因此不能指望它一直控制在我们手里。此外，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地区，有海军港口基尔，该港是海军在波罗的海整个运输工作的基地和出发点，同时又是当地海军部队指挥机关的驻地。汉堡投降就会使英国人不费吹灰之力立即得到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随之而来的便是海军港口及一些用于运回难民的尚未被占领的通航港口的丢失。一些执行海运任务的海军军事机构将被英国的占领军撤消，军人将被俘虏，于是难民的运输也就只好终止，来自东部的难民从此将再也无法登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被英国人占领之后，是否还会为接收从陆上来的难民队伍而继续开放，就很难说了。总之这取决于英国人是否同意，但我们对英国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并不了解。
因为英国人十分可能会照顾他们的盟友俄国人的利益，因此同样难以预料，他们会不会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逮捕与难民一起从奥得河左岸向西撤退的德国魏克塞尔集团军的成员。据我们后来所知，美国前线部队拒绝接收难民，甚至对个别手无寸铁的舍尔纳集团军的士兵也是如此，而且还用武力阻止他们西逃，把他们驱赶到一起交给俄国人。
由此看来，汉堡单独提前投降只会给难民和来自东部地区的德国士兵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4月30日我收到考夫曼发来的一份电报，我明白了他的意图。于是我便在当天下午，也就是在我被任命为政府首脑的前一天给他作了以下答复：
1. 在目前形势下，军事领导的主要职责是拯救德国和德意志民族免受布尔什维主义的统治。因此，作战的重点显然是在东部。只有在军事上竭尽全力地阻止俄国人在梅克伦堡地区的挺进，或者至少尽可能长久地守住阵地，才能使德国人逃出来。
2. 只有敞开通往西部的大门，让难民穿过在雅尔塔商定的占领区的边境线，逃亡才有可能实现。如果现在易北-特拉弗运河被英国人封锁，我们就会把700万德国人的宝贵生命断送在俄国人的暴政之下。
3. 因此，坚韧不拔地保卫易北河阵地以对付西方的进攻是绝对必要的。在执行这项战斗任务过程中，物质上遭受的损失将通过拯救德国东部人民的生命得到千倍的补偿。但除此之外就不要再去破坏港口或工业设施了，在任何情况下都要阻止这种破坏。
4. 对上述战斗任务无保留地支持，您和汉堡市就能为决定我国人民命运的战斗立下不朽功勋。
因此，汉堡在4月份单独提前投降会铸成大错。如果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地区已经完成了接收和运输难民的任务，那末汉堡则又是另一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我决不会考虑无用的防卫问题。但现在则需要守住通向西部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地区的易北河战线以对付英国人，以便该战线后面的难民接收区不被占领。尤其是通往汉堡的易北河桥梁不可落入英国人之手。防卫行动应尽可能向西南方向推进，因为这样同时可使汉堡及其居民远离防御地带。西北线军事总司令布施元帅负责下达这方面的命令。
因此，汉堡战斗指挥官沃尔茨少将尽量多派遣一些兵力守卫汉堡是十分重要的。在汉堡港有许多潜艇艇员，由于军事局势的变化，他们已无法再在潜艇上工作，于是便穿上了灰色的军服成为沃尔茨少将的部下。沃尔茨少将让他们编成一个反坦克营，由海军少校克雷默、海军上尉佩谢尔和台特尔指挥。虽然我对潜艇艇员的战斗精神是了解的，但我对他们能否胜任陌生的陆地战争仍充满忧虑。沃尔茨少将把海军反坦克营、警察及空军分队编在一起用以执行合适的突击任务。它们突入已被英军占领的汉堡西南部地区，并在4月18日至20日这段时间内歼灭了英军40辆坦克和一些装甲车辆。根据沃尔茨少将的战斗报告，所取得的这些成果中克雷默营所占比例最大。英国人由于这些意想不到的损失，在该区暂时停止了进攻，向汉堡的推进也就推迟了。汉堡因此而幸免了一次遭受直接攻击的灾难，直至由于局势的发展允许它投降为止。
4月23日我搞清楚了德国北部的指挥问题。希特勒决定留在柏林。国防军统帅部从柏林迁到莱茵斯贝格。这样，按照4月初下达的命令，德国北部的作战指挥权就掌握在希特勒以及凯特尔元帅和约德尔将军控制的国防军统帅部手里。我的工作主要是负责波罗的海的海上运输和为难民队伍的陆上运输创造方便条件。
4月28日我从普伦到莱茵斯贝格的国防军统帅部去。我想亲自了解一下东线的军情。从普伦到莱茵斯贝格的路上挤满了逃往西方的难民队伍，有的坐着车，也有的不坐车。载有伤员、军人和老百姓的军用车辆与他们一起缓慢行进。英美的歼击机朝拥挤不堪的街道扫射。只要飞机一来，在路旁耕地的农民就慌忙离开马和犁，到附近去寻找可躲避的地方。由于敌机扫射，难民死的死，伤的伤。
当我到达莱茵斯贝格的国防军统帅部时，我看到希姆莱也在那儿。在形势讨论会结束后，他把话题转到了希特勒的接班人问题上，假如希特勒在柏林遇难的话。他问我，如果希特勒的接班人委托他而行使国家职能的话，我是否愿意为他效劳。我说，当务之急是避免可能引起更多流血牺牲的各种混乱，因此我愿为任何一个合法的政府效劳。
在军事方面，这次形势讨论会告诉我，“魏克塞尔集团军”已经不再可能持久地阻止俄国人的挺进。估计梅克伦堡不久也将失守，从这里我只能得出一个结论：继续采取一切办法，加速从海上或陆上运输难民。
在莱茵斯贝格举行的讨论会很清楚地表明，德国的首脑已无法再在与外界隔绝的柏林地下室里实施统一的领导。虽然那里有电话与外界联系，而且我可以通过海军通信分队的无线电通信与那里保持可靠的联系，该通信部队配备了新型的不为外界所发现的绝密电码。凡我用这种办法得到的情报无论如何都是可靠的。但是在柏林要自己对形势作出任何一种判断是再也不可能的了。
当时被定为国家元首接班人的戈林正在德国南部。
4月23日我从柏林的帝国总理府那里得到消息，说戈林准备发动一次政变，希特勒决定解除他的一切职务。里特尔·冯·格赖姆大将可能成为空军总司令。
后来发现，对戈林可能发生政变的估计是错误的。但是这种情况反映了当时政治气氛的紧张，也反映了置身于与外界隔绝的地下室里的希特勒多么容易作出错误的决定。
4月23日在得到解除戈林职务的消息时，我就明白了，戈林已不再可能成为希特勒的接班人了。
从那时开始，我就不再相信还有可能形成一个统一的领导。我决心只要有一丝可能，就要在最后时刻使用海军去执行拯救来自东部的人民这一政治意义重大的军事任务。一旦形势的发展不允许我们再这样继续下去，也就是说我们海军的努力也无济于事的时候，我准备和海军一起投降。
1945年4月30日我收到了从帝国总理府用海军绝密电码拍来的一份电报：“新的背叛活动正在进行。根据敌台广播，帝国领导人(希姆莱)已通过瑞典向盟国提出投降。领袖指望您飞快而果断地处理所有叛逆者。博尔曼。”
我觉得这又是一件海军中称之为“违法事件”的事。对我来说，这时在我的主要任务中维持秩序是最重要的。命令让我飞快而果断地对付尚掌握警察部队和党卫队的帝国领导人，这意味着什么呢？我可丝毫没有掌握对付他的统治工具。
为了执行运输任务，海军的全部舰船都出海了，海军还派了海军陆战师和海军陆战营支援陆军作战。没有派一个人到我这里来保护我或我在普伦的参谋部。因此我完全无法用武力来对付希姆莱。我也不愿意采用暴力，因为其后果必然是混乱。因此我的决定是简单的，也是迅速的。我请求与希姆莱碰一次头。我想知道，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们约定在卢卑克的一个警察营房里会面。
中午时分，正当我准备启程时，海战指挥部司令迈泽尔海军上将及大区指导部部长韦格纳来到我处。他们对我说，如果我只身到希姆莱那里去，他们很为我个人的安全担心。我安慰他们不用担心。
迈泽尔借此机会对我说，今后，我再也不能仅由我的一只狼狗来保护。他请求我同意，让他至少把克雷默海军少校连同他的潜艇艇员派到普伦来保护我。我表示同意。
卢卑克的警察营房里几乎集中了党卫队的所有高级司令，希姆莱让我等一下。他似乎觉得自己已经成了国家元首。我问他是否听到了这种传说，即他准备通过伯纳多特伯爵与盟国建立联系。他说，这种说法纯属捏造。他同样认为，现在，在面临战争结束的时候，决不可以由于内部意见分歧再引起混乱。我们友好地分了手。
投降之后不久我就得知，他否认他的行为实际上是骗了我。
4月30日18点左右我重新回到普伦，在那里我遇上了波罗的海海军总司令库梅茨海军大将，他准备向我报告波罗的海的局势及海上运输情况。此外，军备部长施佩尔也在场，他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呆在德国北部。我的副官吕德-诺伊拉特海军少校当着这两位先生的面把一份从柏林的领袖地下室用海军绝密电码拍给我的电报拿给我看。电报内容如下：
FRR邓尼茨海军元帅：
领袖任命您，海军元帅先生，为他的继承人，以代替前帝国元帅戈林。书面的委任状现在途中。您必须立即采取适应当前形势需要的一切措施。博尔曼。
对这个任命我感到十分意外。从1944年7月20日以来我仅在公众场合与希特勒谈过话。他从来没有向我暗示过他考虑把我当作他的继承人。我也从未从其它方面得到这方面的暗示。我也不相信其他任何一个首脑人物会猜到这一点。虽然我在4月底的几天中已经明白，戈林已不可能成为希特勒的继承人了。但很明显，希姆莱在四出活动，企图代替戈林的位置。我自己也从未想过，这种重任会落到我的头上。经过一段单纯的军人生活后我完全不可能会有这种念头。当我接到那份电报时我仍没有搞清楚，这个任命是怎么回事。后来我才知道了以下的情况：帝国部长施佩尔在4月23日再次从德国北部飞往柏林的帝国总理府，他准备向希特勒告别；施佩尔后来在1945年冬告诉我，就在那天他访问希特勒时，正好希特勒在考虑起草一份他的遗嘱，于是施佩尔自己向他提议，任命我为希特勒的继承人。希特勒显然对此经过了一番慎重考虑，每次当他处理非常事件时总是这样。经过施佩尔的这番解释，我认为希特勒是根据施佩尔的提议才想到让我担任他的继承人的。这是有可能的。
但在1945年4月30日，我接到这份任命电报时，当时也在场的施佩尔却没有给我透露他与希特勒的这次谈话。
我推测，希特勒决定由我来担任这个使命是因为他想通过一位军人毫无约束地走结束战争之路。直到1945年冬，当我在纽伦堡得知希特勒的遗嘱时，我才知道，我当时的估计错了，希特勒在遗嘱中曾要求继续战斗。
当我读完这份电报后，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最近几天我一直担心，缺乏一个负责而集中的指挥机构将会引起混乱，这种混乱又会导致数十万人无意义、无目的的毁灭。现在我相信，通过迅速地采取行动和下达一些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命令，这种混乱局面是可以控制的。
我很清楚，我现在正面临一个军人生涯中最黑暗的时刻，即军事上无条件投降的时刻。我也知道，我的名字将永远和它连在一起，人们会恨我，会不顾事实真相地攻击我的声誉。但我的责任要求我面对所有这一切而毫不在乎。
我的政府纲领是很简单的。它的要点是尽可能多地拯救德国人民。这个目标与德国在战争最后几个月中的目标是一致的。采取的所有措施必须从这个观念出发。如果我反对这一点，那末在执行这项任务中就形不成统一的领导。许多地方就会出现单独投降或者声明坚守到底的现象，甚或在同一地方同时出现这两种现象，其结果显然是军纪松散，部队各奔东西，内战不断，一片混乱。在这样一种混乱和各行其是的局面中敌人也将乘机继续战斗，横冲直撞，德国的所有城市必然会继续遭受轰炸，因为任何有约束力的，能使敌方有义务停止战斗行动的投降条约都还没有签订。在德国所产生的混乱也会对我们还占领的地区产生反作用，首先是荷兰、丹麦和挪威。这些国家的居民对德军的反抗及德军对这种反抗的制止也会引起斗争和流血，而且还会使我们同这些国家人民的关系更加紧张。因此，我必须立即采取行动。首先我得搞清楚希姆莱的事。在我的任命电报到达的那天下午，他的态度给我的印象是，他认为他将成为国家元首。这对我来说是个危险。他到处都掌握着他的统治工具。而我却没有。对现在这个新情况他会甘心情愿吗？现在，在我负责人事安排的时候要和他合作，对我来说是不大容易的。我的计划不允许我受任何政治压力。尽管当时我对希姆莱所犯的过错了解不多，但我已经明白，他是不会容忍我的。因此，我在4月30日晚上接到这份电报后立即委托我的副官请希姆莱(他和我刚在吕贝克分手)马上到我所在的普伦来。他在电话里拒绝了我副官的邀请。于是我就亲自打电话给他并对他说，他很有必要来一次，他终于答应了。
与此同时我还在4月30日晚为按照我的意图实施集中领导下的投降而采取了第一步措施。为了尽可能多地把我东线战场的军人和后面的难民救到德国西部的英美占领区去，我还得继续进行东线的战争。因此，对我来说，同盟国从1943年2月以来就提出的全面投降的要求是不可能接受的。所以我打算只在西部尽快向英美集团军群实施局部投降。首先可考虑让德国的“西北方”集团军群向其当面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投降，但其前提条件是，我们已不再需要或不再可能在易北河畔继续作战，以便敞开卢卑克和劳恩堡之间的大门，让难民和军人从梅克伦堡地区进入属于英占区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地区。
于是，我用几句简短的话向4月30日晚21点左右来探访我的戈特海军上将概括了我的这一决定，他马上把我的话记录下来：“结束吧，这场英雄之战已经打够了，保护人民的财产，停止无谓的流血牺牲。为了拯救军人和百姓免遭布尔什维主义的统治，尤其是考虑到在梅克伦堡的难民、在勃兰登堡的文克集团军和在帝国保护区指捷克斯洛伐克。的舍尔纳集团军级集群，就还必须继续对东方之敌作战；为了敞开卢卑克和劳恩堡之间的大门，就必须在劳恩堡附近的易北河畔继续作战。”
因为对西北方集团军群来说随时都有可能立即与蒙哥马利元帅进行投降谈判，因此我在4月30日晚约请弗里德堡海军上将于5月1日从基尔到普伦来，把我的意图告诉他。我打算委派他为我方代表去与蒙哥马利谈判。
希姆莱在当天夜晚12点钟左右在6名武装党卫队军官的陪同下来到我处。我的副官吕德-诺伊拉特接待了这批随从。我在我的工作室里递给希姆莱一把椅子，我自己则在写字台后坐了下来，我已事先在这张写字台上的纸下面藏了一把打开保险的手枪，准备随时射击。在我的一生中我还没干过这种事。但这次会见将引起的后果对我来说却是凶吉未卜。
我把当晚收到的我的任命电报递绐他。“请看！”我注视着他的脸部表情。他读电报时惊奇不已，甚至露出惊慌的神色。看来他的希望已破灭了。他脸色煞白，然后起身鞠了个躬，并对我说：“请让我在您的国家里当第二号人物吧！”我告诉他，这是办不到的。我用不着他。
在明白了这一切后他便在深夜1点钟向我告别。我松了口气。虽然我不能完全肯定希姆莱在以后的日子里是否还会策划反对我的各项措施，然而我所担心的一场武装冲突及其会引起的一切不利于内部安定和拯救德国人民的后果总算避免了。
现在我有了采取下一步行动的自由。当天夜里凯特尔元帅和约德尔大将也接到到普伦来找我的命令。为了决定我下一步的措施，我准备尽快亲自了解一下军事形势。
5月1日早晨，我收到柏林的帝国总理府在7时40分发来的第二封电报。电文如下：
FRR海军元帅邓尼茨(密件)：
遗嘱已经生效。我将尽快到您那里来。在我到来之前建议您不要公布这一消息。博尔曼。
从这封电报中我推断，希特勒已经死了。实际上当第一封我的任命电报在4月30日18时15分在柏林发出时，希特勒已经离开人世，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为什么要对我隐瞒这一点，我也不知道。我认为现在很有必要把所发生的一切尽快告诉德国人民和德国国防军，而不应该象博尔曼在第二封电报中所说明的“暂时不要急于公布上述消息”那样去做。我担心希特勒逝世以及我作为他的继承人这一消息会通过其他渠道以不利的形式公布于众。结果将会引起人民的混乱和军队的瓦解，特别是因为军队在国家元首逝世后会觉得不受誓言的约束了。在向德国人民和军队公布这一消息的同时，我还要告诉他们我今后的打算。出于这些考虑，我便于1945年5月1日通过北德意志广播电台向德国人民公布了上述消息。
从第二封电报“遗嘱已经生效”这句话中我只能推断，希特勒已离开人间。关于他自杀的情况我却丝毫不知。根据我对他性格的了解，我认为他是不可能这样做的，我估计他是在柏林的战斗中遇难身亡的。因此我认为应该采用一种充满敬意的措词来公开他逝世的消息。他刚一逝世就立即贬低他，我认为这是无聊的，我隐约感到周围似乎就要发生这种现象。
正是这种趋势使我准备采用有利于希特勒的措词来公布这个消息。反正总有一天历史会对他作出公正的评价。当时我对民族社会主义国家惨无人道的行为了解甚少。直到战争结束我才震惊地获悉了这一切。当时出于礼貌我认为自己应该如实地公布这一消息。我也相信，如果我今天还是处于当时的那种地位，对当时的制度还是很少了解，那末，我还是不会采取其它做法的。
当时面对大量急需解决的任务，我并没有把公布希特勒逝世这一消息的形式当作什么主要的事情来处理。这个公告涉及的是过去的事。而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将我未来的打算告诉德国人民。
因此，我在1945年5月1日的广播讲话中说：
“领袖指定我为他的继承人。在这命运攸关的时刻我接受了这一领导德国人民的重任，我意识到我责任的重大。我的首要任务是拯救德国人民，使其免遭挺进中的布尔什维克敌人的歼灭。仅仅为了这个目的，战斗还要继续进行。只要英国人和美国人阻止我们实现这个目标，我们也将继续对他们进行抵抗并同他们继续作战。英美人继续作战已不再是为了他们本国人民的利益，而仅仅是为了在欧洲扩散布尔什维主义。”
同时，我还在5月1日对德国国防军发布了以下命令：
“领袖指定我为他的继承人充当国家元首和国防军最高司令。我接受德国国防军各军种的最高指挥权，决心把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战争继续下去，直至英勇奋战的部队及德国东部地区的数十万家庭摆脱奴役或毁灭。只要英美人阻止我进行反布尔什维克的斗争，我就要把战斗一直进行下去。”
5月1日，上午弗里德堡海军上将来到我处。我告诉他，我准备让他去与蒙哥马利元帅举行投降谈判并向他交待了谈判的方式。因为他随时可能被派往蒙哥马利那里，因此我要求他在基尔时刻作好启程准备。
另一件事对我来说也是非常紧迫的，为了应付即将面临的外交任务，我需要有一位与最近几年德国外交政策无关的颇有经验的人在我身边。我希望前外长冯·诺伊拉特又译牛赖特男爵能在我组成的临时政府中担任外交部长和首席部长的职务，我是1915年认识他的。我的副官吕德-诺伊拉特奉命寻找他的下落。他打了个电话给普伦附近的冯·里宾特洛甫先生询问此事。结果里宾特洛甫来到我处，并表示他自己是一个合法而适当的外交部长；英国人肯定很乐意与他打交道。我拒绝了他的要求。
冯·诺伊拉特男爵的下落不明。后来我才知道，当时他正在福拉尔贝格。我只得另选他人。
在我被任命为国家元首的前几天，财政部长施威林-克罗西克伯爵曾到普伦我的住处拜访了我。
我们这是初次相识，在此之前从未打过交道。当时我们就整个局势交换了意见。他对形势明智的分析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相信，他关于德国属于欧洲西部的外交政治观点是与我不谋而合的。
因此，我在5月1日与施威林·冯·克罗西克伯爵取得了联系并告诉他，只要还需要内阁来处理一些尚待解决的问题，我就希望他能在我组阁的政府中担任政治顾问和内阁首脑。我对他说，我很清楚，我们可能会一无所获，但落在我和他身上的责任要求我们从德国人民的利益出发来接受这个吃力不讨好的差事。他请求让他考虑一下。这是可以理解的。5月2日他来到我处对我说，他随时听候吩咐。
我与希姆莱不同的性格对他这次作出决定起了一定的作用。
事实证明，我除了这样做以外，别无更好的选择了。这位性格坚强、头脑明智、对每个问题均深思熟虑的人所提的建议对我后来几周的工作都起了很大的作用。结果表明，我们在所有原则问题上看法都是一致的，尽管他在职务上仅负责民事方面的工作，但后来我要求他也参加军事讨论会。事实也证明，他对军事上一些问题的必要性的判断也往往与我的观点不谋而合。
从4月30日到5月1日奉我之命来到我处的还有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凯特尔元帅和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约德尔大将。
我对国防军统帅部的看法是，由于它长期孤立地在希特勒周围，现在要作出最合理的决断，恐怕还缺乏对战场情况的足够了解。但是我对约德尔大将客观而敏捷的思维方式和正直的军人气质还是颇为赏识的。
四月底，在我担任国家元首之前的几天，冯·博克元帅和冯·曼施泰因元帅也来过我处。我们讨论了军事形势。曼施泰因特别强调，必须逐渐撤回东线的集团军，把它们派到英美战线附近。这个想法完全与我的观点一致。因此，我于5月1日下令接通曼施泰因的电话。我准备请他取代凯特尔，从现在开始接受国防军统帅部的指挥权，但可惜没找到他。于是国防军统帅部的大权仍在凯特尔和约德尔手里。
他们两位在5月1日抵达，从那时开始每天向我汇报整个军事情况。
下面我想简单地追述一下，我对那几天的军事形势的看法以及后来在被监禁的头几周内我根据清醒的回忆向我的副官口授的当时的军事情况：
1. 最后几个月由于不断的空袭，一切军工生产均下降到最低限度。弹药、武器和燃料等储备物资都消耗殆尽。交通运输完全瘫痪，在这种情况下要对各种原料、产品或粮食进行平衡或转运，即使不是完全不可能，至少也是极其困难的。
2. 在意大利的那个集团军群已经投降。凯塞林元帅指挥下的西线陆军部队正在瓦解。
3. 在东线，东南方集团军正在有秩序地朝南斯拉夫撤退。在厄斯特马克地区的伦杜利克集团军群还坚守着他们的阵地。舍尔纳集团军群正在前线同俄军作战，尚无多大损失。但是这两个集团军群都只剩下能供短时间使用的弹药和燃料。
4. 援救柏林没有成功。布塞集团军试图突围向西撤退。文克集团军的进攻没有奏效，它也正在西撤。
5. 在东线北段的集团军群正在向梅克伦堡地区溃散。
6. 在东、西普鲁士的德军部队已经被俄国优势兵力所击败。库尔兰战线仍在坚守。但是由于补给物资奇缺，再也无法给该战线提供任何弹药和燃料。因此，这个战线的部队迟早也会和舍尔纳和伦杜利克的集团军群一样被打败，这仅仅是个时间问题。德国海军打算把库尔兰和东、西普鲁士的部队从海上尽可能多地援救出来。
7. 在德国西北部，东弗里斯兰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地区还没有被敌人占领。但这些地区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抵抗敌人即将发起的进攻了。因此只得把陆军部队从东弗里斯兰和易北河以西运往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地区，这样也许可以守住这个地区。但5月2日的事件表明，即使这样，兵力仍然不够，那天，敌人从劳恩堡穿过易北河发起进攻，迅速推进到了波罗的海沿岸，向卢卑克和什未林挺进。
8. 荷兰、丹麦和挪威与比斯开湾港口、海峡群岛和敦刻尔克一样仍为德国所占领。目前这些地区还是宁静的。
9. 由于俄国军队日益迫近，几百万难民，尤其是德国北部的难民，象潮水般地涌向西部。
10. 由于敌对各港口的轰炸以及连续不断地为挪威以及东部地区执行运输任务，德国海军的水面舰艇(鱼雷艇、探雷艇，快艇和护航舰艇)受损严重。大型舰只中只有“欧根亲王”号和“纽伦堡”号尚完好无损。潜艇部队正面临重新实施潜艇战时期，因为从5月份开始大批新型潜艇就要开赴前线与敌作战。
11. 空军兵力所剩无几，由于缺少燃料，它们的作战受到极大限制，作战机会越来越少。
整个军事形势清楚地表明，战争在军事上已告失败。由于政治上已没有可能改变德国的整个局势，作为国家元首的我也只能由此得出尽快结束战争的结论，以便减少继续流血牺牲。
对形势的这种看法是我采取下列各项措施的基础。同盟国曾规定，德国要结束战争，就必须同意无条件全面投降的要求。但全面投降意味着把东线的德军交给俄国人当俘虏，因此我必须尽可能久地推迟这一步。
所以我想把我们的东方战线向后移到我们所熟悉的英美占领区的边境线上，并把尽可能多的难民带到西部地区去。为了这一目的，海上运输必须加快进行并动用现有各种型号的大小舰船。在撤回东线德军部队方面，我最担心的是舍尔纳元帅率领下的中央集团军群。因为要把库尔兰集团军和在东西普鲁士的部队从海上运回是有可能的，“魏克塞尔集团军”和第九、第十二集团军离英美占领区的边界线比较近，因此也可获救。只有中央集团军群还守在捷克斯洛伐克东部边境的阵地上，它与美军战线之间被捷克斯洛伐克的全纵深国土所隔开。我们不知道美国人是否打算占领捷克斯洛伐克，还是把它分给俄国。因此，我在5月1日的形势讨论会上认为，立即把舍尔纳集团军群从它们尚坚守的苏台德阵地向美国占领区分界线方向撤退，这种做法应该是正确的。依我所见，它们应该尽快向西南地区靠拢，以便在即将到来的投降时能尽量靠近美国战线，这样士兵就能被美国人接收。但是国防军统帅部的凯特尔和约德尔将军却劝我不要立即下达撤退命令。他们认为，中央集团军群放弃它们的阵地时很可能会土崩瓦解而被俄国人一举歼灭。
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得不在亲自听取舍尔纳或他的参谋长冯·纳茨默尔中将的意见之前，违心地迁就了他们的意见，收回了撤退的命令。后来，我约请他们两位到普伦来见我。
另一个复杂的，也使我极为不安的问题是涉及尚被我们占领的一些地区的问题，除了捷克斯洛伐克，主要还有挪威、丹麦和荷兰。我和施威林·克罗西克伯爵的一致意见是，坚决拒绝把占领区作为“抵押品”用以换取敌人让步的所有建议。面对我们这样一个惨败国，敌人要得到被我们占领的其它国家的地区，完全不必要向我们回赠任何礼品作为代价。反正他们会很快得到这些地区。对我来说，至关重要的是，设法制止在这些国家内由于人民的暴动和德国占领部队的反抗而引起的战斗和流血，力求找到一个能保证在投降时把它们平安无事地移交给对方的最佳方法。因此除了舍尔纳元帅外，我在5月1日还约请驻捷克斯洛伐克的帝国保护长官弗兰克、驻荷兰的帝国特派员赛斯-英夸特、驻丹麦的帝国全权代表贝斯特博士和林德曼大将及驻挪威的帝国特派员特博芬和炮兵上将伯梅等一并前来见我。
要把捷克斯洛伐克以东的战线及居民撤到西部，我们还需要8至10天的时间。因此我必须设法把我们向苏联的投降也延迟同样多的天数。
虽然我在5月1日的广播讲话中已经阐明了我的总意图，只要我在东线的目的尚未达到，我就不得不将继续在西线的战斗，但有一点是很明确的，那就是我只有真正向英美投降，才能真正结束这场与英美的战争。但在“全面投降”的口号下局部投降能否成功，我并无把握。但至少我得尝试一下，而且要绝对不露声色，否则这种尝试肯定会因俄国人的干涉而倍受阻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