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部投降的第一步是结束在德国北部与蒙哥马利元帅指挥的英军的战争。我与国防军统帅部一起确定了公布我方谈判代表的方法。
于是我准备在西部签订投降协定，在此我得提一下执行这些协定的德国国防军是如何效忠于我的事。
国防军军人都受效忠于德意志帝国领袖和德国国防军最高司令阿道夫·希特勒本人的誓言的约束。由于希特勒的逝世，这个誓言在形式上已不复存在，但这并不能意味着，从现在开始每个军人可以不受其义务的约束而回家去。国防军必须继续完成它们的任务。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混乱和更多的牺牲。面对这几天德国绝望的军事形势和土崩瓦解的陆军战线，要想使武装部队作出效忠于我的宣誓，事实上是办不到的。但另一方面，使军人履行服从我的义务是有必要的，确切地说这不仅有利于执行其它由我决定的所有措施，如撤退军队的命令，而且对于我即将代表德国国防军签订停战协定也是不可缺少的前提，因为这个协定国防军必须执行。局势紧急，它要求我在缺少自愿和个人履行誓言的法律基础的情况下来解决誓言问题。因此，我在5月1日的命令中对德国军人们说：
“我要求大家遵守纪律，服从命令。只有不折不扣地执行我的命令，才能避免混乱和灭亡。今天谁要是逃避责任而给德国妇女和儿童带来死亡或奴役，谁就是懦夫和叛徒。你们中间的每一个人以前对于领袖的效忠誓言，从现在起就得统统用在我——领袖指定的继承人——身上。”
随后到来的那些日子表明，德国国防军各首脑人物都无条件地服从我的命令。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在我叙述如何向当面地段的英军部队实施局部投降之前，我还想提一下发生在5月1日的另一件事。15时18分我在普伦接到帝国总理府14时46分发出的第三份也是最后一份电报：
FRR海军元帅邓尼茨(密件)，只传达到军官。
“领袖昨日15时30分去世。4月29日的遗嘱委任您为帝国总统，帝国部长戈培尔任帝国总理，帝国指导部部长博尔曼任党务部长，帝国部长赛斯-英夸特任外交部长。按照领袖指示，为了公布这份遗嘱，特将遗嘱从柏林取出交给您和舍尔纳元帅。帝国指导部部长博尔曼争取今天到达您处，向您讲清当时情况。向部队和人民公布遗嘱的形式和具体时间由您自定。
收件证人：戈培尔，博尔曼。”
由此看来这份电报的内容是以希特勒的遗嘱为基础的。但是遗嘱中有关人事安排的命令与我为结束战争而挑选的顾问和政府成员完全不一样，而且与我已经采取的一些措施相矛盾。从形式上看，这份电报与第一份授权于我“立即采取适应当前形势需要的一切措施”的电报也是不尽一致的。因此，不管在哪一方面我都不愿意按照这份新电报的旨意去做。我要走而且必须走我自己的路。于是我命令副官妥善地收藏好这份文件，防止任何内容被泄露。只有这样，我才能避免内部的骚动和混乱，否则大家一旦了解了这份电报的内容，骚乱现象必然会发生。在当前的局势下，保持安定是最重要的事。
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下令，如果戈培尔和博尔曼真的来到普伦的话，那就立即逮捕他们，在我们当时所面临的困难局势下，我绝对不能容忍纠缠和干扰。
于是，多事的5月1日总算过去了，在那一天里我作出了许多决定。与此同时，从海上向西部运送伤员、难民和部队的工作正在进行，陆上的难民队伍正在向他们的目的地前进，波莫瑞、勃兰登堡和西里西亚地区的军队正朝英美占领区分界线方向撤退。5月2日形势发生了迅速的变化。
英国人自4月26日起在易北河东岸的劳恩堡筑起了一个桥头堡，5月2日从那里发起进攻，一举攻破了德国不堪一击的防线，接着英国部队和坦克便迅速向卢卑克推进。与此同时，美国人在南翼也越过易北河，不费吹灰之力便到达了维斯马。于是，从那时开始，从波罗的海到易北河一带到处都有英美人员，在梅克伦堡至荷尔斯泰因的公路上则挤满了难民队伍和撤退的“魏克塞尔集团军”部队。通向西方的大门不再开放，那末能否把军人和难民在俄国人迫近之前救到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英占区去，这要看英国人是否同意。我们所以还在易北河畔继续与西方作战仅仅是为了给逃往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大批难民保持一条通畅的道路，而现在，在英国人控制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之后，我们的抵抗也就失去意义了。因此我下令，按照预定计划立即进行投降谈判。为了表示德国西北地区军队的投降意愿，弗里德堡应先到蒙哥马利那里去一次，一旦这件事大功告成，便再到艾森豪威尔那里去，向他说明交出整个德国西部的问题。
我通知弗里德堡，要他作好准备，并到我这里来一次。瓦格纳海军少将和金策尔将军将陪同他前往。瓦格纳自1943年以来与我共事，对今年尤其是对最近几周作出的所有决定都十分清楚，因此，在谈判中他可以给弗里德堡提供宝贵的帮助。金策尔将军则可以在有关陆军的问题方面对弗里德堡提供帮助。
汉堡战斗指挥官从国防军统帅部那里得到指示，于5月3日8时派一名停战谈判代表到英国人那里去，负责同英方协商汉堡投降事宜和向英方说明弗里德堡的代表团组成情况。
我与弗里德堡5月2日的会面推迟了。荷尔斯泰因公路整天不断地处于英国歼击机的射击之下，道路无法通行。我得知英国人突破卢卑克后，就立即下令把我的指挥所从普伦迁到弗伦斯堡附近的米尔维克，我必须设法尽可能长久地保持我的行动自由。我若是在普伦的简易营房里，很快就会被英国部队抓获。在普伦的营房周围敌机轰炸整天不断，因此那天我一直等到空袭减弱后才迫不及待地见到了弗里德堡，并把我的参谋部迁到了米尔维克。
在这段时间里，里特尔·冯·格赖姆元帅及其妻子汉纳·赖奇来到我处。格赖姆是他勇敢的妻子用飞机送到普伦来特意向我告别的。他的一只脚绑着绷带，只能用拐杖走路。在最后一次飞向柏林时他受了伤。
我满怀同情地与这位杰出的军人交谈起来。他辛酸地说，军人们满以为，忘我的献身精神有助于达到一个纯洁的目的，但现在在这场灾难中一切都完了。他准备了却此生。我们激动地相互告别。
傍晚时分，歼击机的轰炸逐渐停止。我约请弗里德堡经基尔附近的威廉皇帝运河在21点到莱文绍高桥来。施威林·克罗西克伯爵和我顺利地到达了那里。我要求弗里德堡向蒙哥马利说明德国北部地区实行纯军事的局部投降的意愿。要他特别强调在英占区东部边界上的难民的撤退问题。尤其是他应设法使陆上和海上的部队运输和撤退工作不因投降一事而受到影响。天黑时他带着我们的愿望离开了我们，我们祝愿他马到成功。
施威林·克罗西克、吕德·诺伊拉特和我继续前往米尔维克。英美人的空袭又开始了。歼击轰炸机用探照灯把公路照得通明，并不断袭击运输车辆。我们只得再次中断前进。夜晚2时左右我们总算到了米尔维克。稍睡片刻后，我开始对一些军事司令提出的问题作出决定。这些军事司令们处在介于和平与战争的中间状态，弄不清楚他们该采取什么态度，这是情有可原的，
5月3日清晨，我特别忧虑。弗里德堡在这空袭不断的夜晚是否到达了汉堡和蒙哥马利的司令部？蒙哥马利对他的要求会作出何种反应？而他的要求与盟军提出的全面投降的要求是不相一致的。
在5月3日上午，歼击机和轰炸机最近几天的连续袭击停止了，我开始希望，但愿这是弗里德堡到了蒙哥马利那里后所起的作用。后来我得知，当蒙哥马利得知弗里德堡前来履行其使命的消息时，他立即命令已经准备起飞的飞机停止起飞。
那天我方控制区的民事领导人和军事司令陆续到达我处。中央集团军群来的不是舍尔纳，而是冯·纳茨默尔将军。他向我转告了舍尔纳的意见，如果他的集团军群放弃了修筑得很好的苏台德阵地，就会陷入崩溃的境地。因此他的观点和国防军统帅部的看法是一致的。我告诉他，为什么我认为尽快向美军战线撤退很有必要。撤回集团军群的一切准备工作必须立即进行。
驻波西米亚与摩拉维亚的帝国保护长官弗兰克对我说，如果由俄国人来解放捷克斯洛伐克，那么这个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党肯定会对这个国家未来的内政感到担忧。他提议，由这个国家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向美国提出投降，并要求美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我不相信这个建议会对盟国无疑早就确定的有关处理捷克斯洛伐克的计划产生影响。但我还是同意他作相应的尝试。弗兰克重返捷克斯洛伐克，但一去便杳无音讯。5月6日布拉格发生暴动。按照弗兰克自己的看法，当时这个国家正处在革命的前夜，但他不顾个人的安危，仍愿重返这个国家，以争取即使是最小的可能性使问题得到较好的解决。这种精神使他获得了好评。
荷兰、丹麦和挪威的情况则不同。这些国家的大权尚在我们手里。但能否在这些国家顺利地进行移交工作，这一点使我十分担心。我和赛斯-英夸特约定，对荷兰应该尝试一下局部投降。决不允许再发生任何破坏和侵扰事件。但因为第二天荷兰即纳入了我们向英军投降的范围之内，因此荷兰单独的局部投降就成为多余的了。
帝国全权代表贝斯特博士和林德曼大将从丹麦赶到我处。林德曼向我保证，说他在丹麦的部队战斗力不会减弱，而贝斯特博士却劝告我，在丹麦地区继续战争要十分慎重。但是，我和施威林·克罗西克伯爵及我的副官都回想不起来，贝斯特博士当时是否曾对我说过，如果德国在本土各战线崩溃以后想在丹麦地区继续战斗，那末瑞典就会进行干预。在保存至今的我的副官所写的日记中也没有这方面的内容。直到1958年1月8日，当新闻界公布了瑞典的白皮书时，我才知道当时由瑞典方面告诉贝斯特的这个意图。因此，说瑞典的这种“威胁”对我在4月30日就已经作出的“避免把任何战争扩大到占领区”的决定产生了影响，这纯属无稽之谈。
在取得施威林·克罗西克、林德曼大将和贝斯特博士的一致同意之后，我下达指示，在丹麦即将投降之前，要避免与丹麦民众发生任何冲突。
第二天与蒙哥马利举行了投降谈判，丹麦的移交问题也明确了。
希姆莱带着他的总队长、国外保安处长舍伦贝格也突然赶来与帝国特派员特博芬和伯梅将军讨论挪威问题。挪威的司令们报告，挪威的局势稳定，由于德国占领军的结局很快就会如预料的那样，挪威的老百姓不愿意冒无谓的流血牺牲之风险而起来反抗。
舍伦贝格建议，让挪威向瑞典投降并请求能把德国在挪威的占领军部队扣留在瑞典。这样就可以使德国的占领军不当英美的俘虏。从这里可以看出，希姆莱早已派他的间谍头子舍伦贝格去瑞典就这个问题进行过联系了。瑞典很可能已经秘密地同意了拘留德国军队的这个建议。
我认为在背后进行这种非官方谈判，其动机和效果都是值得怀疑的。且不论它的动机，仅这种做法本身也是错误的：我们怎么可以在我们一败涂地的时候还对盟国“耍花招”，不让挪威向它们投降，而向一个中立国家投降呢！同时我认为把德国部队拘留在瑞典的好处也是极不可靠的。谁能保证，将来有一天瑞典在俄国的压力之下不会把德国部队交给俄国人呢！后来在马尔默登陆的德国人被移交给了俄国。
因此，对施威林·克罗西克的提议，我只是表示同意并让舍伦贝格去了解一下，瑞典究竟是在英国默许还是在英国坚决赞同的情况下表示同意的。我是绝对不会授权舍伦贝格去签订任何协定的。
此后我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由于我在后来几天所宣布的投降，这种模棱两可的交易也就结束了，这使我感到颇为满意。
5月3日，我接到凯塞林元帅从南部地区发出的电报，说他以自己的名义为西南方集团军群(菲廷霍夫将军)在5月2日宣布的投降作担保。他在无线电报中请求我同意他独立地与西方敌人进行东南战线的停战谈判。我立即表示同意，因为我们对美国人(而不是俄国人)进驻任何地区都会“感到高兴的”。
午夜前不久，弗里德堡在同蒙哥马利会谈后返回。他立即向我汇报了这次会谈中最关键的问题：蒙哥马利没有拒绝局部投降，也就是说，并没有要求包括俄军战线在内的所有战线实行全面投降。
5月4日早上弗里德堡当着施威林·克罗西克、凯特尔和约德尔的面向我作了详细的汇报。蒙哥马利接受我们在德国北部地区的局部投降。但他还要求把丹麦和荷兰划入投降范围之内。弗里德堡当时曾对他说，对于这个扩大投降区的问题他无权决定。但他可以肯定，这样作是符合我的心意的。此外，蒙哥马利还要求交出所有投降区内的作战舰艇和商船。这个问题关系到对我们来说是相当重要的难民运输问题。因此弗里德堡向他说明了我们担心这样一来是否还能把尽可能多的人从东部救到西部。蒙哥马利答道，对于单个士兵的转移他并不阻拦，但决不容许整个部队转移。关于老百姓中的难民问题他拒绝作出任何保证，因为当时的投降指的是单纯的军事投降，这里面并不包括老百姓的问题。但他又补充说，他“并不是不通人情的人”。蒙哥马利的另一个要求是，不许破坏、也不许销毁或者击沉投降区内的作战舰艇。弗里德堡请求能向我作汇报，因为对这些要求作出答复是超越他的权力范围的。
以上就是弗里德堡的报告。至于把投降扩大到荷兰和丹麦一事，我和施威林·克罗西克对这种情况都很想得通。我们感到很高兴，我们可以“摆脱”这两个国家了，而且很快就可用这种办法按照协议的规定把它们移交出去。
要交出舰船的这个要求使我感到坐立不安，这意味着向西部运送难民和部队工作的结束。但根据弗里德堡对蒙哥马利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的汇报，我得出的印象是，至少有可能让一些正在海上的舰船继续向西航行。但这些船上的伤员、部队和难民只得在丹麦港口上陆。30万德国人一下子抵达丹麦，这不仅会给它带来政治负担，而且更主要的会给这个运输工具不多的国家造成很大的组织上的负担。要保证这么多外国人，而且又是敌国人的安置、给养及医疗肯定是相当困难的。但是对这些不利条件，也只好暂且忍耐一下。弗里德堡在汇报英国人不许我们破坏、也不许击沉作战舰艇的这一要求时，出现了对立的意见。施威林·克罗西克伯爵和我都认为应该接受这些条件。如果拒绝接受这些条件，那就有损于我们作为讲信用的缔约一方的声誉，而且对我们为了拯救人民而实行局部投降的基本意图也是不利的。相反，国防军统帅部却认为，交出武器，尤其是把他们最明显的运载工具作战舰艇也交出去，显然是违反军人尊严的。
我自己也很明白，交出这些作战舰艇将违背我们及所有国家海军的一贯传统。如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曾设法击沉在斯卡帕湾的舰队，以此来坚持各国所遵循的维护民族和军人尊严的法则。但我对现在必须下令交出作战舰艇这一点是毫不怀疑的。现在的情况不同于以前任何战争。这是关系到使大量的德国人，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停战之前免遭死难的问题。如果我为了声誉而拒绝交出舰船，那么局部投降就不会实行。对德国北部的空袭又会重新开始，大量德国人又会遭到新的损失。这种现象决不允许再发生。于是我作出决定，同意移交作战舰艇。有人曾向我提出，在投降生效之前我们尚有时间来毁灭武器和击沉舰艇，我拒绝了这种方案，并答道，这种做法与我们投降的本意不相符合。蒙哥马利在5月3日，得知我们准备交出丹麦和荷兰的意图，就立即停止了空袭，虽然那时投降尚未实行。
因此，我在这次5月4日早晨举行的讨论会上就对国防军统帅部下达了禁止销毁武器的命令。在我阐明原因的同时，海战指挥部司令也接到命令，取消原定的代号为“彩虹”的击沉己方舰船的行动。因此，除了停战生效之前有一部分潜艇于5月4日夜被它们的艇长下令沉没或炸毁外，再没有发生过此类行动。海战指挥部关于停止销毁舰艇的命令到达之前，其他潜艇也已做好了销毁的准备。艇长们认为销毁潜艇也是按我的意图进行的。他们深信，我下达这样一个“移交命令”只是出于迫不得已。
5月4日上午我授权弗里德堡接受蒙哥马利的要求。他重新飞到英国司令部，并奉命在与蒙哥马利达成局部投降的谈判后继续飞往兰斯去见艾森豪威尔将军，以同样的理由和同样的方式向美国部队实行局部投降。
在接到弗里德堡5月4日的报告后，我们如释重负。局部投降的第一步基本上是成功的，我们用不着把德国士兵和居民交到俄国人手里。
从这次开始结束与西方对手的战斗行动这件事中我进一步得到了教训。蒙哥马利在投降谈判中要求停止一切海上军事行动，要求交出投降区内包括荷兰、德国西北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和丹麦海区的所有德国作战舰艇。我在5月4日中午下令立即停止所有海域的潜艇战，这是超出协议的要求的。在英国同意了我的投降提议后，我只想在所有地区尽快结束与西方的战争。
5月4日晚，我接到弗里德堡从蒙哥马利司令部打来的电报，说他已签署了局部投降书参看驻荷兰、德国西北部(包括全部岛屿)和丹麦的所有德军部队的投降书：1. 德国国防军统帅部声明，同意把德国驻荷兰、德国西北部地区包括佛里斯兰群岛和黑尔戈兰岛及所有其它岛屿、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和在丹麦的所有军队交给第21集团军群总司令。上述地区的所有舰船也包括在内。这些武装力量必须放下武器，无条件投降。2. 英国夏令时间1945年5月5日星期六上午8点，德国军队必须在上述地区停止海、陆、空一切军事行动。3. 凡同盟国今后对每件事下达的命令，德军有关指挥机关必须立即执行，不得反对和评论。4. 凡不服从命令或者执行命令不得力者，均被视为违反这些投降条件；同盟国将按照公认的法律和军事上的惯例予以处理。5. 这些投降条件是相互独立的，不附带任何先决条件。这些投降条件在同盟国或受同盟国的委托提出了对整个德国和德军都有效的总的投降条件之后，将自行无效。6. 本投降书的条文均用德文和英文订立，以英文版为准。7. 不管对投降条件的解释或说明有何疑问和不同意见，均以同盟国的决定为最后有效的决定。(B·L·蒙哥马利元帅，1945年5月4日，18时30分。冯·弗里德堡，金策尔，G·瓦格纳，波莱克，弗里德尔。)并准备再飞到艾森豪威尔那里去。投降书从5月5日8时起生效。
从这时开始，在所有规定的地区范围内都停止了一切军事行动。
5月6日早晨，金策尔将军到米尔维克来见我。他是弗里德堡代表团的成员。他奉弗里德堡之命，从兰斯赶来见我，向我报告与艾森豪威尔进行的投降谈判的情况。金策尔向我报告说，艾森豪威尔的态度与蒙哥马利相反，他一口拒绝了我们的要求。艾森豪威尔决不同意局部投降。我们必须立即宣布包括俄国战线在内的全线无条件投降。德国军队必须就地原封不动地放下武器，就地束手就擒当俘虏。德国国防军统帅部的责任就是使这种无条件的投降行动(包括海军作战舰艇和商船的移交工作)顺利进行。
对艾森豪威尔的这种态度我们感到很担心。如前所述，我在1945年5月1日对德国人民的广播讲话中曾宣布，只要西方阻止我对东方的战斗，我就要和西方继续战斗。“在这种情况下，英美两国的继续作战已不再是为了他们本国的人民，完全是为了在欧洲扩散布尔什维主义了”。后来我从美国的电台广播中得到了艾森豪威尔司令部对我上述声明的回答，“这就是众所周知的纳粹在艾森豪威尔及其俄国同盟国之间进行挑拨离间的伎俩之一”。
艾森豪威尔最近采取的一些行动方案也表明，他对现在已发生的世界政治局势的转变并没有加以考虑。自从美军在雷马根附近越过莱茵河后，对美国来说，战胜德国的这个战略目标就已经达到了。现在应该以政治目的来代替军事目的，就是说在俄国人突入德国之前应为英美西方国家占领尽可能多的德国领土。对美国军队来说，尽快向东推进，抢在俄国人之前夺取柏林，这在政治上应该是正确的。但艾森豪威尔没有这样做。他仍一味地协同红军力求达到消灭并战胜德国这样的政治目标，他在易北河畔停了下来，任凭俄国人占领了柏林和尽可能多的德国东部地区。他尽力按照华盛顿那里给他规定的政治框框行事。看来他对当时世界局势的迅速变化似乎毫不了解。对美国在战争结束时的这种态度我当时就觉得是错误的，而且现在仍然这样认为。
那还是在波茨坦会议之后，一位美国陆军上校曾对施威林·克罗西克伯爵说，俄国人是否占领整个德国，对他来说都是无所谓的。看来这一定也是美国公众的态度。
如果我接受金策尔将军在5月6日早晨通知我的艾森豪威尔提出的投降条件，我就得立即把东线的德国军队交给俄国人。我之所以不能同意这样一种要求，是因为东线的部队是不会按照这种要求去做的。
其结果必然是大批人员乱作一团地向西方逃窜。
出于这两个原因，我不能满足艾森豪威尔的要求，我只得再作一次尝试，使他相信我不会让德国士兵和东部的居民落到俄国人手里。我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请求局部投降的。
金策尔汇报之后，我即约请约德尔大将来我处。他应该协助弗里德堡带着我的新指令飞往兰斯去见艾森豪威尔。施威林·克罗西克伯爵和我一致同意给约德尔下达以下指令：
“再作一次尝试，讲清我们希望向美军局部投降的原因。如果您象弗里德堡一样遭到艾森豪威尔的拒绝，那么您就要求按以下过程实行全面投降：即投降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停止战斗行动，但德国军队还可以行动。到第二阶段才取消这种行动权。您要设法尽量拖长这两个阶段之间的时间，无论如何要允许逃散的单个士兵进入美军阵地。这样才可以把更多的德国士兵和难民救到西方”。
除上述指令外，我还给了约德尔一份书面的全权证书，给了他签署所有战线全面投降书的权利。但这种权利只有当第一个目标即局部投降未能实现时，才可以行使。而且他在实行全面投降之前，还必须事先把全面投降的内容告诉我，并在我发出电报明确表示同意后才可实施。谈话结束后约德尔于5月6日飞往兰斯去见艾森豪威尔。
5月6日深夜1时左右，我收到约德尔从兰斯发来的电报：
“艾森豪威尔将军坚持要我们今天签署条约。否则，同盟国将封锁所有战线，任何企图单独投降的人将不再准许进入，所有谈判将予以中断。我看除了混乱或者签字，就别无出路。为此，请即电复，我是否有权在投降条约上签字。签字以后，投降即可生效。双方将于5月9日德国夏令时间零时起停止敌对行动。约德尔。”
后来我们知道，艾森豪威尔又一次一口拒绝了局部投降，而且对我们提出的全面投降在时间上分阶段进行的要求也直截了当地加以拒绝。他曾对约德尔说，他会下令向任何一个德国军人射击的，即使对那些不带武器到美国战线来投降的人，他也会这样做。日内瓦公约禁止采取这种行动。后来似乎是由于他的参谋长比德尔·史密斯的建议，加上约德尔的解释，说我们在通信设施损坏的情况下，要向部队传达投降命令至少也得两天，他才同意了两天的期限。但是同意这一点的前提是，德国必须立即签署投降条约。因此我必须刻不容缓地对约德尔的电报作出决定。根据电文，从5月7日签署全面投降条约到5月9日零时停止一切军事活动，尚有48小时可用于部队撤退。
我担心这点时间对于拯救全体军人和难民是不够的。但从另一方面来说约德尔到底还是争取到了一段时间。利用这段时间把大批德国人救到西方还是有希望的。
这两天时间对于要从东部地区逃到西部地区的难民来说实际上是不够用的。如果我以此为理由而拒绝了艾森豪威尔的要求，那也不会得到什么好处。其结果必然是造成更大的混乱、毁灭和生存危机。因此，我在当夜1点钟打电报给约德尔，告诉他有权在上述基础上宣布全面投降。于是约德尔即在5月7日深夜2时41分于兰斯签署了全面投降条约。
也许是应俄国人的要求，5月8日又在苏军司令朱可夫元帅的司令部，柏林的卡尔斯霍尔斯特重演了这场全面投降的签署活动。凯特尔元帅、施通普夫大将和弗里德堡海军大将分别代表德国三个军种在投降书上签名。在他们签名之前，西方盟国和苏联都坚决要求他们出示由我以国防军最高司令名义签署的全权证书，以证明他们有权作为德国国防军合法的代表，并经过检查认为符合规定后才同意他们签字。
现在是决定东线德军和正在涌向西方的难民的命运的关键时刻。南方集团军群(伦杜利克大将)的大部分军人因已成功地逃到了美占区分界线以内而获救。但勒尔大将的东南方集团军群的形势却糟糕得多。5月9日那天，东南方集团军群的大部分人员距英美占领区分界线尚有2至3天路程。勒尔想方设法通过他与南斯拉夫人的私下谈判为他的士兵争取到了最好的条件。但尽管这样，他们中仍有万把人死在南斯拉夫的俘虏营中。
在北部，美国的加文将军率领的空降师在5月2日向卢卑克推进的同时又占领了梅克伦堡地区，在作战上他隶属于英国集团军群。他允许“魏克塞尔集团军”的剩余部队撤到英美战线以内。但尽管这样仍无法阻止大量晚到的难民队伍在分界线附近落到随后赶来的俄国人手中。
中央战线的第十二集团军在4月的最后几天受命向东部进攻以解柏林之围。该集团军在其久经考验的总司令(当过兵团指挥官和总参勤务军官)文克将军的率领下成功地到达了波茨坦地区，从而为保卫波茨坦和第九集团军(布塞将军)向西部的撤退打开了通路。大批难民队伍随着他们一起行进。但在第9集团军、第12集团军及波茨坦防御部队的士兵被准许越过易北河畔的美军战线时，美国人却不许老百姓中的难民通过易北河。文克集团军想方设法不被美国人发现让尽可能多的难民混在越界的士兵中逃到了西部地区。但仍有很大一部分不幸者由于这个非人道的禁令，最终还是落到了俄国人手中。可怜这些不幸者为了逃避俄国人，已连续几周在途中疲于奔命。
舍尔纳集团军群士兵的遭遇比第9、第12集团军更为糟糕。他们大部分人都已到达了美军战线，但大多数人却未获准通过。相反他们还被美国人用武力驱赶到一起，交给了随后赶来的俄国人。他们在战争中勇敢地尽了自己的职责，在战争结束后却仍被关在俄国的监狱中多年，有的饿死，有的冻死。
我曾在5月1日顺从了反对舍尔纳集团军群立即撤退的意见。这是我的过错。一开始我担心在自愿的迅速撤退过程中集团军群可能会土崩瓦解，但这种现象看来在以后的撤退中照样无法避免。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即使舍尔纳集团军群的士兵能早一些到达美军战线，究竟他们是会获准通过，还是会同样受到阻止，这个问题也还是没有解决。
东部地区士兵和难民的撤退完全依靠海军从海上运输。陆路已被俄国人封锁。在1月23日至5月8日这段时间内，通过海上运输从库尔兰、东西普鲁士，以及后来从波莫瑞湾及梅克伦堡地区，有2204477名人员被救到西部。在航行过程中，要不断地对付英、美、俄的飞机及俄国的潜艇、快艇的袭击，并且航行是在布满水雷的航线上进行的。在此期间，“威廉·古斯特洛夫”号(载有4000人)和“戈亚”号(载有7000人)运输舰以及“施托伊本”号(载有3000人)卫生船的沉没是骇人听闻的。尽管这些船只的伤亡人数令人痛心——但数量只占全部装船人数的1%，99%的幸运者仍安全抵达波罗的海西部港口。相反，陆路上的难民队伍蒙受损失的百分比却高得多。
由于舱位太少，加上利保尔港码头设施不足，库尔兰集团军中只有一小部分人被救出。
5月9日零点，各战线均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国防军5月9日的最后一次报告说：
“从午夜起所有战线开始停火……奉海军元帅之命国防军停止了毫无希望的战斗行动。于是，几乎长达6年的英勇搏斗终告结束。这场搏斗给我们带来了巨大胜利，同时又带来了惨重的失败。最后德国国防军被敌方强大的优势兵力所战胜。
“忠于誓言的德国军人竭尽全力为德国人民作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后方人员自始至终全力支援前方，为他们作出了重大牺牲。前线与后方所作出的前所未有的贡献将在日后公正的历史评价中得到最后的承认，德国陆、海、空三军所作出的伟大贡献和牺牲连我们的敌人也不得不表示钦佩。因此每个军人可以坦然和自豪地放下武器，在我国历史上最艰难的时刻，满怀勇气和信心地为我们民族的永久生存去工作。
“此时此刻国防军十分怀念那些已阵亡的战友。面对着满布创伤、血流遍地的祖国，死者在表现无条件的忠诚、服从命令和遵守纪律方面尽到了他们的职责。”
直到今天我一直认为这个报告的基本内容是正确的。
5月7日弗里德堡和约德尔从艾森豪威尔的司令部返回我所在的米尔维克。弗里德堡带来了一份供美国士兵看的“星条旗”报。报上登载了几幅德国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照片。这些图片惨不忍睹。我们觉得，即使在战争最后几个星期中由于运输和补给情况的混乱可能会加剧集中营里健康状况的恶化，但图片上所揭露的那些状况毫无疑问是犯罪，是任何理由都无法为之辩护的。我和弗里德堡都大吃一惊。我们过去总认为这种情况决不可能！但是，这种可憎恶的事实(不只是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才有)，直到这几天当一艘载有集中营囚犯的商船驶入弗伦斯堡时，我们才亲眼所见。他们的身心确实受到了令人吃惊的损害。弗伦斯堡的埃尔特斯特海军基地立即采取一切措施尽量为这些不幸者提供补给和医疗条件。我们不能不责问自己，对发生在德国中部的这种事情我们怎么会毫无察觉？
在1939年以前建设海军的那些年里，我作为“埃姆登”号巡洋舰舰长不是驻在国外，就是和新建立的德国潜艇部队一起出海。战争一爆发，我就坐在我的军事指挥所里，开始在东佛里斯兰的森瓦登，后来在法国巴黎和比斯开湾沿岸的洛里昂。这些指挥所都是军事上的世外桃源。与德国居民很少接触与往来，甚至根本就没有接触。我脑子里整天考虑的是如何指挥潜艇战和提高潜艇部队的技术水平。对敌人的报道我也只听与潜艇战有关的方面。毋容置疑，敌台和我台的广播一样，都得受战时宣传部门的控制。因此双方的电台广播我都不听。
在我于1943年担任海军总司令后，有极长一段时间我是呆在柏林以北的贝尔瑙和埃伯斯瓦尔德之间偏僻的代号为“珊瑚”的指挥所里。我到领袖大本营去也是为参加军事讨论会，希特勒叫我去也只是问问有关海军方面的事情。战争期间这些问题已使我投入了全部的精力。要我再关心除此之外诸如上面所述的那些事情，实际上已无此可能。
在1945年投降后的那几个月和在1946年我所获悉的民族社会主义制度非人性方面的行为，使我大为震惊。
我对民族社会主义的态度和我与希特勒的关系在前面几章已经谈到过。我说过，以纯洁的民族和社会这个词的含义为基础的民族共同体思想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德国人民的内部团结曾使我受到鼓舞。我觉得是希特勒把德意志各种族联合成了一个共同的帝国，从而实现了德意志自古以来的梦想。我国所以会四分五裂，其根源是战胜国在为结束30年战争而缔结的威斯特法伦和约中所作出的裁决。我们在欧洲的一些敌对民族在近代史的初期就已经形成了统一的国家，他们希望我们衰弱，几百年来一直在千方百计地阻挠我们的统一。只有民族社会主义才成功地克服了种种阻力实现了国家的统一。这就是它的历史功绩。
但现在我终于完全看清了民族社会主义的阴暗面。从而也使我改变了对它所创立的国体的看法。
不从事实中吸取教训是愚蠢的，也是软弱的。在纽伦堡宣判前，在我的诉讼结束语中我得出了结论，并说：
“人们经常谈论被告中有人曾经参与了阴谋活动。我认为这些说法是出自一种政治信念。对这类事情人们是无法证实的，只能相信或者不信。但是大部分德国人民永远也不会相信：他们的灾难竟是由这样的一种阴谋集团造成的。政治家和法学家可以对此提出诉讼，但是，他们只会使德国人民更加难于从这次审讯中吸取这样一个教训：将领袖原则视为政治原则是错误的。这个教训对于德国人民正确地认识过去，对于德国人民将来的发展，都是极其重要的。
“领袖原则在全世界所有军队的军事指挥中被证明是最适用的。据此经验，我曾认为领袖原则在政治领导中也是正确的。特别是在1932年德国人民正处于绝望境地的时候。新政府取得的巨大成就，整个民族中出现的一种前所未有的幸福感，似乎可以说明这个原则是正确的。
“但是，尽管德国人民极大多数富有理想，行为正直，而且具有献身精神，但如果领袖原则最后只带给德国人民灾难和不幸的话，那末这样的原则无疑是错误的。这个原则之所以错误，是因为人的本性显然不可能只利用这个原则的力量去做好事，而不屈服于这种力量的诱惑。”
当我在1945年5月那几天得知集中营的这些状况时，我扪心自问，我能为这件事做些什么呢。
我已经提到过，我在1945年4月30日曾与希姆莱发生过争执，那时要彻底和他决裂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他手中握有警察这个统治工具，而我却一无所有。
随着德国领土完全被占领，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5月6日我解除了希姆莱的一切职务。后来当我听到集中营那些令人憎恶的暴行时，我很后悔让他走了。因为我觉得这些事情是德国自己的事，我们必须对所发生的一切非人道行为作解释并追究罪犯的责任。施威林·克罗西克伯爵在这个问题上与我的看法一致。他很快给我看了一道命令，根据这道命令帝国法院有权调查和判决所有残暴行为。我把这个命令及一份详细的报告寄给艾森豪威尔并请求帝国法院对这项工作尽力而为。在一次与艾森豪威尔的政治顾问、美国大使墨菲谈话时，我再次明确地提出这个请求并希望他能给予帮助。他也答应帮助我。但此后却杳无音信。
在考虑通过局部投降来实现最有利的投降并为此采取相应措施的同时，我从5月1日开始考虑成立一个看守政府的问题。一开始事情就明摆着，我需要一位外交政策顾问。至于内政方面我觉得将来德国人民会处于最黑暗的时期。在失去东部地区以及德国其余地区被战胜国瓜分之后如何才能避免饥荒？能否成功地保证各个地区粮食的平均分配？如何才能使交通运输和经济重新恢复正常？要消除住宅紧张局面需要从何处着手？我们的资金和货币会起何种变化？为了援助难民，在千头万绪之中应该先干什么？我们如何才能把另外几百万东部的难民安插到本来已很拥挤的德国西部并把他们划入那里的居民和经济体系之中？
对我来说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对这些涉及整个德国人民的问题必须要有一套对所有四个地区都行之有效的处理办法。出于这个原因，必须建立一个相应的统一的帝国政府机构。因此集中所有各个领域的专家也是十分必要的，以便能使他们协助占领国进行工作。首先要拯救德国人民的生命。因此我方必须尽我们所能，采取一切办法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
当施威林·克罗西克伯爵来到我处时，成立临时帝国政府的考虑更加成熟和具体化了。他除了担任外交部长和财政部长外，还负责内阁的全面领导和组织临时政府。尽管临时政府的成员只能是一些留在德国北部的人，但一个有工作能力的内阁总算成功地组成了。它的组成情况如下：
施威林·克罗西克伯爵负责全面指导临时政府的工作，并任帝国外交部长和帝国财政部长，施图克特博士担任帝国内政部长和文化部长，施佩尔担任帝国经济部长和生产部长，巴克担任帝国粮食与农林部长，泽尔特博士担任帝国劳动部长和社会部长，多普米勒博士担任帝国交通部长和邮政部长。
我们都很明白，临时政府要主动地开展任何一项活动暂时肯定是不可能的。但临时政府的每个成员都在各人的工作范围内拟订关于如何在集中领导之下控制困难局面的计划和备忘录。有一部分备忘录和有关的口头汇报使我感到意外，因为它们对短期内的情况作出了比较乐观的预测。如多普米勒博士虽然年事已高，但他却充满活力地向我报告，说他愿意承担责任，在6个星期之内使德国的交通和运输事业恢复正常。理所当然的条件是，应该在各个方面，尤其是人员方面给予他处理问题的自主权。
这些计划和备忘录关系到能否对人民生活极为重要的各个方面实施有效的和集中的领导。因此我们把它们送交在米尔维克的西方盟国和苏联政府的代表。在一些专门场合我们还口头阐明过我们的提议。一开始好象我们的合作愿望已被接受。
但只不过看起来是这样而已。5月中旬交通部长多普米勒博士和粮食部长巴克接到盟国下达的飞往美国司令部的命令。因为他们就其职权范围内的问题与米尔维克的盟军管制当局往来一直特别频繁，因此他们认为，这次兰斯之行对他们今后在工作范围内的有效协作定会有所裨益。但是他们去后便杳无音信。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才得知，至少巴克没有去与盟国协作，而是飞到了监狱里。
鉴于此事效果甚微，于是便产生了我是否应解散临时内阁的问题。我的逐步实行投降的任务已经完成。即使我们住在尚未被盟国占领的属于我方领土的米尔维克，但不言而喻，我完全在敌人的控制之下。整个德国都被敌人占领了。敌人统治着德国。对我来说要采取象实行投降时那样的独立行动已再无可能。
鉴于上述这些情况，主动地解散这个徒有虚名的内阁，结束其使命，而不是眼睁睁地等待着战胜国采取完全意想不到的措施，难道这样做不值得吗？不言而喻，实行投降后，我坐在那里碌碌无为，这种味道是很难受的。
施佩尔部长首先认为，我们应该引退。他本人相信，美国人会继续与他合作的。
相反，施威林·克罗西克伯爵却认为，我们必须留下来，尽管敌人可能会故意公开嘲笑我们。帝国总统及其临时政府显示了帝国的统一。在无条件投降中只有国防军已明确地投降。但德意志国家仍然存在。尽管我在实际行使政府职能的过程中受到阻碍，但我是德意志帝国的国家元首这一点却没有改变。在5月8日签订投降书时，敌方国家要求德国国防军三个军种首脑出示我的委托书一事也说明，敌人也承认这一点。因此我只有在考虑好一位继承人以后才能引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