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施威林·克罗西克的观点是正确的。一开始我只把我的任命理解为：只要结束战争，我的使命也就结束了。但现在不管今后可能发生什么情况，我也决不可以自动地解散帝国临时政府。否则的话战胜国就有理由声称：因为主管德国各个地区事务的政府已经溜走，我们除了在各占领区设立特殊的德国政府机构，由自己的军政府掌握各地区的主权外，就别无它法了。
出于这个原因，我就只能向暴力屈服，否则的话，我在德国今天面临的分裂问题上，至少在形式上会给敌方留下政治把柄。我的辞职，也就是自动放弃得到盟国承认的我的职位，可能会铸成我在投降之后的政治错误。
这种想法并不排除我过去和现在一直认为德国人民的意志可以决定由谁占据国家最高职务的这个观点。
因此在重新改选和盟国采用武力来解除我的职务之前，我必须在1945年5月竭力保住那时属于我的这一职务。
从1945年5月中旬起，敌对国家似乎也面临着对是否保留我的政府要作出决定的问题。
全面投降以后在米尔维克出现了一个盟国监督委员会，由美国鲁克斯少将和英国福特准将领导，不久又有俄国代表加入该组织。我曾与监督委员会的这两位英美首脑商谈德国内部的形势达1小时之久。我对他们说了我认为必需采取的那些措施。我也准备采取同一办法与英方发言人沃德先生交换意见。我想通过这些谈话来支持帝国临时政府递交的备忘录。为了帮助德国人民，我很重视利用可能产生作用的每一个机会。我的告诫和提议也是为了达到同一个目的，它们关系到今后东欧外交政策的进一步发展。但它们很少被人理解。
在与盟国代表打交道的过程中，我发现他们方面在上述几次谈话中态度都很冷淡，然而又无可指责。我们互相致国际上流行的军礼。我帝国政府的成员及我本人为不失我们的尊严也采取了同样冷淡的态度。这是理所当然的。
从5月中旬开始，我停止了与监督委员会代表的会谈。敌方新闻界尤其是苏联广播电台开始谈论起“邓尼茨政府”。俄国人拼命攻击我。很明显，俄国人不希望有一个主管所有地区事务的德国联合政府。临时政府和英美驻米尔维克的代表迄今的合作已引起了他们的怀疑。
看来丘吉尔一开始好象是反对把我排挤掉的。他想把我当作“有用的工具”使用，并通过我向德国人民转达各种命令，这样英国人就用不着亲自“把手伸进骚动的蚁穴中”去了。丘吉尔还认为，如果我对英国人有用的话，他们可以对我担任潜艇部队司令以来所犯下的罪行一笔勾销。见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一书，第6卷，第646页，丘吉尔首相1945年5月14日给英国外交部的信。丘吉尔的这种态度果然不出我所料，从当时英国的对外政策中我已估计到这一点。在他们达到目的之前，他们会一直需要我。
大概在1945年5月15日，艾森豪威尔考虑到与俄国的友谊，提出了应该把我排挤掉的要求。
1945年5月22日，我的副官及朋友吕德·诺伊拉特通知我，盟国监督委员会的首脑要求我同弗里德堡和约德尔在第二天早上到监督委员会的所在地“帕特里亚”号兵营船上去。我只回答了一句话：“准备行李！”我相信，通过逮捕来排挤我的时候到了。
当我们走上“帕特里亚”号的舷梯时，那里出现了一番不同前几次我拜访监督委员会时的情景：没有一位英国中校在下面迎接我，也没有向我致敬的岗哨。相反却涌现了一大批新闻记者在抢着拍照。
约德尔坐在“帕特里亚”号上方，弗里德堡和我坐在一张桌子的一边，另一边是监督委员会的首脑们，中间是美国的鲁克斯少将，两旁是英国的福特将军和俄国的特鲁斯科夫将军。在预感到我们的命运已经是大势已去的时候，我的两位同伴和我都镇定自若。鲁克斯将军向我们公布了一项宣告，并说他根据这项宣告和艾森豪威尔的指示必须逮捕我，德国政府和国防军统帅部的成员。从现在开始我们就得把自己看作战犯。
他问我是否还有什么话要反驳的。我反唇相讥地说：“每一句话都是多余的。”
今天，当我回顾战争结束时我的活动时，我意识到我人道主义的行为还是很不够的。有时最佳的意图往往被证明是错误的，或者在贯彻过程中也证明是很不完善的。因此我根本不敢相信，我在此叙述的当时我的一切考虑和行为以后会被认为是正确的。
但是，即使今天我仍认为，我对德国人民是尽了职的，我负责结束了战争并尽力避免了混乱。分阶段逐步投降的成功拯救了许多人的生命。我得感谢命运，它使我在履行最后的使命中发挥了有益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