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研究史》
作者：于汝波【完结】
孙子兵法研究史
研究任何一门科学，都必须首先了解这门科学过去和现在的研究状况。否则，就不知道前人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不能借鉴古人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不了解当前这门科学的前沿性问题，也就谈不上在已有的基础上取得新的进步。从事《孙子兵法》研究，也是如此。
主编：于汝波
绪 言
众所周知，研究任何一门科学，都必须首先了解这门科学过去和现在的研究状况。否则，就不知道前人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不能借鉴古人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不了解当前这门科学的前沿性问题，也就谈不上在已有的基础上取得新的进步。
从事《孙子兵法》研究，也是如此。初学者欲入门，专门家要创新，浏览者希望读有所得，都应首先了解《孙子兵法》研究的历史。
《孙子兵法研究史》：兵学发展史文献
早在1990年，我们编撰《孙子学文献提要》时，就商定，在此基础上，编撰一本《孙子兵法研究史》。此后，虽发表了多篇这方面的研究论文，但终因其他事情繁多和一些其他原因，而未能将其整理成书。现在总算稍微轻松了一点，经和一些同志共同努力，终于将其编撰成册，也算了却了多年的一桩心愿。
众所周知，研究任何一门科学，都必须首先了解这门科学过去和现在的研究状况。否则，就不知道前人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不能借鉴古人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不了解当前这门科学的前沿性问题，也就谈不上在已有的基础上取得新的进步。
从事《孙子兵法》研究，也是如此。初学者欲入门，专门家要创新，浏览者希望读有所得，都应首先了解《孙子兵法》研究的历史。
《孙子兵法》研究史是中国兵学发展史的一条主线。要研究中国兵学发展史，也必须首先抓住《孙子兵法》研究史这个纲。
我们编撰《孙子兵法研究史》的目的，正在于此。
一、中国《孙子兵法》研究史的分期(1)
孙子兵法研究史属学术研究专史。对这种学术研究专史的分期，应主要依据其自身发展的阶段去分，同时兼顾其他性因素，如社会形态、朝代起止等。据此，中国孙子兵法研究史大致可分成7个时期。
（一）孕育产生时期──远古至春秋
学界一般认为，《孙子兵法》产生于我国春秋末期；亦有认为成书于战国或更后者。关于此书的作者，多认为系孙武亲著，又经后人校理。对于孙武的生活时代，学术界也有不同观点，一般认其为春秋末期人，大约与孔子同时。
《孙子兵法》在产生以前，应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的孕育过程。其产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择其要者，应有以下几点：中国远古以来，特别是春秋时期频繁、激烈、多样的战争是《孙子兵法》产生的源泉；此前已有的兵学理论成果，如《军志》、《军政》、古《司马法》、令典等，是《孙子兵法》跃上兵学峰颠的阶石；春秋时期的社会思潮，特别是关于“道”、“仁”、“阴阳”、“保民”等的理论，是《孙子兵法》形成的文化因素；崇武尚智的齐文化是培育《孙子兵法》这朵军事理论奇葩的沃土。孙武个人的天赋与努力，则是《孙子兵法》产生的主观因素。另外，中华民族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形成的统体思维、辩证思维、象类思维等思维方式对《孙子兵法》理论体系的构筑起了指导性作用。这是《孙子兵法》之所以产生于中国而不产生于外国，之所以产生于春秋而不产生于其他时期的主要原因。
（二）增益和早期校理时期──战国至秦汉
《孙子兵法》十三篇于公元前512年在吴国问世后，并未迅速广泛传播开来，究其原因，大致有吴国王廷对“十三篇”密而不宣，当时传播媒介落后，社会上重礼轻诈观会对此书的贬斥，其价值未被时人所发现等几个方面。至战国时，此书才开始广泛传播，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孙子热”，所谓“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孙子兵法》自身以“出奇设伏”、“变诈”取胜为主要内容的军事理论适应了当时军事斗争、政治斗争、外交斗争的需要，是其基本原因；而其后世子孙孙膑对《孙子兵法》卓有成效的宣传和运用，则是其直接原因。值得注意的是，孙武后学在这一时期对“十三篇”做了大量解释、阐发、增益的工作，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吴问》、《四变》、《黄帝伐赤帝》、《地形二》、《见吴王》等，均应是他们解释、阐发、增益“十三篇”之作，而在被《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之内。总之，在这一时期，《孙子兵法》在“十三篇”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扩增。1996年西安“发现”的伪书《孙武兵法八十二篇》说，孙武先写成“八十二篇”，后因其“天机阴杀”，就接受其儿子的建议，缩编成“十三篇”，乃是向壁虚构，是违反历史事实的。
到了汉代，官方组织人力，对《孙子兵法》进行了三次较大规模的整理。一次是在汉高帝时，时间大致在高帝六年（前201年）至高帝十一年之间，由张良、韩信“序次”。第二次是在武帝时，由军政扬仆“捃摭遗逸，纪奏兵录”。第三次是在孝成帝时，由任宏“论次兵书”，将其分为“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四种，《孙子兵法》位在“兵权谋”之首。这三次整理对《孙子兵法》的定位、定型和流传都具有重要意义。
（三）削繁和注释时期──魏晋至隋唐
曹操《孙子略解序》中所批评的关于《孙子兵法》的“训说况文烦富”，应包括《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中“十三篇”之外的各篇在内。杜牧《注孙子序》中说：“武所著书，凡数十万言，曹魏武帝削其繁剩，笔其精切，凡十三篇，成为一编，曹自为序，因注解之。”这里的“削”（删除）其“繁剩”，应包括“十三篇”之外的六十九篇，“笔（校、注）其精切”，则是指的“十三篇”。曹操只注“十三篇”，称《孙子略解》，因而使其得以广泛流传，甚余则因其“烦富”且“未得旨要”而陆续散佚。曹操《孙子略解》的问世，标志着《孙子兵法》真正进入了注解的时期。曹注重文字训解，但他本人又是军事家，更重实际运用，因此，其注理论性、实践性兼备，对后世有重大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除了曹注孙子之外，还有东吴沈友撰《孙子兵法》、贾诩《钞孙子兵法》，曹操、王凌集注《孙子兵法》、张子尚《孙武兵经》、《孟氏解说》等。从目前所见到的这一时期的注解内容看，其注文大都比较简略，偏重文字训诂，表现了《孙子兵法》早期注解时期的特点。
隋唐五代是《孙子兵法》注释的高峰时期，这一时期注解《孙子兵法》之书主要有：隋代的《萧吉注孙子》、唐代的《李筌注孙子》、《贾林注孙子》、杜佑《通典》中的训解《孙子》、《杜牧注孙子》、《陈暤注孙子》、《孙镐注孙子》、《孙燮集注孙子》、五代的《张昭制旨兵法》等。宋人辑的《十一家注孙子》中，唐人就占了五家。除注家多外，这一时期的注孙子还具有另辟蹊径、纠谬补缺、义详例丰、整体把握等特点。较魏晋南北朝时已有较大进步。如李筌已注意从整体上把握孙子的思想，他依《遁甲》注《孙子》，成一家言；杜牧“其学能道春秋战国时事，甚博而详”，其注纵谈横论，广征博引，多有新见。这一时期在运用《孙子兵法》指导实践方面也卓有成效，人们注意总结新的经验教训，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孙子兵法》的军事思想。《孙子兵法》在唐朝时传入了日本，开始了在国外的传播。
一、中国《孙子兵法》研究史的分期(2)
（四）武经首位确立时期──宋代
宋朝自仁宗起，官方就重视兵学研究和整理，至神宗，诏令司业朱服、武学教授何去非校定《孙子兵法》等七书，号“武经七书”，以官方名义颁行，同时，重办武学，以“七书”试士。至此，以《孙子兵法》为首的七部兵书，在一定意义上说，取得了与儒家经典同等重要的地位。此后各代率相尊奉，其武经之首的地位一直得到了官方的肯定，《武经》本《孙子兵法》成为后世流传的最主要的版本。
宋朝前期的《孙子兵法》研究以官方组织为主。到了后期（北宋末至南宋亡），则以私人著述为主，反映了战乱年代整个社会对《孙子兵法》研究的重视。这方面的代表作是大约成书于两宋期间的《十家孙子会注》，学界一般认为，此书就是存世的《十一家注孙子》。由于辑者将各家之说辑在了一起，具有重要的军事和史料价值，因而成为后来研究《孙子兵法》者的必读之书。此书的校定刊行，是宋人对孙子研究做出的重大贡献。此后的孙子书，以《武经》本《孙子兵法》和《十一家注孙子》这两个版本为底本不断繁衍，形成了传世版本的两大基本系统。《梅圣俞注孙子》、《张预注孙子》、郑友贤《孙子十注遗说》、施子美《七书讲义》等，代表了这一时期《孙子兵法》注解的新水平，对后世影响较大。尤其是张预注，集诸家之长，成一家之言，博而切要，多有发明，文字亦好，有杜牧之风。另外，此时还出现了西夏文《孙子兵法》，这是迄今所见最早的国内少数民族文字译本。
总之，宋代在孙子文献研究方面有突出成就，在版本较勘、注解讲义、专题研讨、兵书合刻、集注汇解、分类辑编、少数民族文字翻译等方面，均有成果传世。特别是《武经》本《孙子》和《十一家注孙子》的编定刊行，深益后世，功不可没。但宋人对《孙子兵法》军事理论体系的系统研究和应用理论研究进展不大，理论与实践脱节严重，实际运用是其薄弱环节。其成就和教训对后世均有深刻影响。
（五）阐发和考据时期──明清
如果说宋代施子美的《七书讲义》开疏解阐发《孙子兵法》之先的话，那么，明清就是《孙子兵法》疏解、阐发和考据的大丰收时期。刘寅的《孙子直解》、赵本学的《孙子书校解引类》、李贽的《孙子参同》、黄献臣的《武经开宗》、朱墉《孙子汇解》、顾福棠《孙子集解》、黄巩《孙子集注》等，都注意在理论阐发上下功夫，而不仅仅是注字训词，其讲解多有新见，且更注意了系统性，指导性，体例也更趋完备。李贽主张“以《七书》与《六经》合而为一，以教天下万世”（《孙子参同序》），王阳明合心学、兵学于一体，戚继光融兵、儒于一炉，并注重应用理论研究，将《孙子兵法》高深的理论具体化为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方法；清代的顾福棠、黄巩等开始将《孙子兵法》和西方的军事理论相结合，在《孙子兵法》研究史上具有开拓性的意义。明、清两代的许多将领和学者将《孙子兵法》的理论用之于海防建设、火器战法等，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和观点，在《孙子兵法》研究史上闪耀着特有的光辉。另外，这一时期以服务于武科应试为目的的武闱孙子研究，重视对《孙子兵法》的义理阐发，具有积极和消极（充当考生进入仕途的敲门砖）的双重作用。
与偏重讲解《孙子兵法》义理研究相对应的，是清代中期有关孙子的考据研究。其代表人物有孙星衍，毕以珣，章学诚等。他们在关于孙子事迹、《孙子兵法》成书时间、篇数和内容、文字校订和注释等方面作了深入考究，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特别是孙星衍据华阴《道藏·孙子》为底本、参《通典》、《太平御览》等书校订而成的《孙子十家注》，纠正了原书的不少错误，刊行后，广泛流传，成为《孙子兵法》流传的最主要的版本之一，改变了自宋以来主要靠《武经》本《孙子兵法》流传的单一格局。但他的这一版本因所见资料不全也出现了新的错误。
这一时期的《孙子兵法》研究在方法上仍主要承袭前朝，在内容上创新不足，特别是在清朝时期，西方军事理论已有长足发展，清人却仍抱残守缺，固步自封，研究气氛沉闷，成果内容呆滞，表现出中国古代孙子研究即将终结的征兆。
（六）近代中西军事融合时期──民国
民国时期的孙子研究和古代孙子研究相比，有了重大变化。一是《孙子兵法》与火器条件下的战争实践结合紧密，在战役战术乃至战略思想上均有新的重大发展，和冷兵器时代诸注家阐发的理论相比，已有了质的飞跃；二是《孙子兵法》的理论与西方军事理论在碰撞中相融合，已不单是闭关锁国的近亲繁衍，使孙子研究因获得新生而表现出某种生机勃勃的气象；三是注重对《孙子兵法》的军事理论进行系统阐发，而不只是训字、注词、解句、讲章，已初步将《孙子兵法》的军事理论概括为战争问题、战争指导、战略战术、治军思想等几个方面，进行比较系统的论述，为现代人更科学地概括《孙子兵法》的军事理论框架打下了基础。这一时期较有影响的著作有：蒋方震、刘邦骥《孙子浅说》、李浴日《孙子兵法之综合研究》、钱基博《孙子章句训义》、陈启天《孙子兵法校释》等。近代虽然时间短暂，但却是《孙子兵法》研究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时期，它标志着中国古代孙子学的终结，孙子研究新时代的开始。
一、中国《孙子兵法》研究史的分期(3)
（七）孙子学确立与大发展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
新中国成立后的《孙子兵法》研究，在继承近代研究成果和方法的基础上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毛泽东、刘伯承、郭化若等老一辈革命家首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孙子兵法》之端，其后遂成一代新风，出现了一批批闪耀着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光辉的研究《孙子兵法》的力作。郭化若《孙子译注》、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孙子兵法》、吴如嵩《孙子兵法浅说》、杨丙安《孙子会笺》、陶汉章《孙子兵法概论》、吴九龙《孙子校释》、李零《〈孙子〉古本研究》等，或译注信达公允，或版本弥足珍贵，或笺注广征精取，或解说深入浅出，或论述多有新义，或校释集粹于一，或在古文献研究上独辟蹊径：各以其特有的光彩流传于世。尤其是汉简本《孙子兵法》版本系统的出现，打破了《武经》本和十一家注本《孙子兵法》两大基本版本系统流传的格局，影响重大，意义深远。这一时期的论文更如雨后春笋一般层出不穷，这些论文大多不拘成说，不但在《孙子兵法》版本流传、文字校勘、注释训解、军事思想阐发、哲学思想研究等方面颇多建树，而且开辟了多学科、多领域研究的新局面。有的从系统论入手，有的从决策学着眼，有的从管理学探讨，还有的从经济学、预测学、谈判学、语言学、心理学、逻辑学、地理学、数学、医学等不同角度进行研究。《孙子兵法》的非军事运用研究逐步成为《孙子兵法》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从而使孙子研究逐步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这就是“孙子学”。孙子学的确立，进一步促进并规范了《孙子兵法》的研究，使之更加繁荣而有序地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
二、中国历代《孙子兵法》研究的内容(1)
中国历代《孙子兵法》研究的内容及特点
我国从古至今的《孙子兵法》研究，不断前进、拓宽和深化，逐步形成了一门有独立的研究对象，系统的研究内容，丰硕的研究成果，多样的研究形式，在社会实践中有重大应用价值的专门的学问。探讨历代研究《孙子兵法》的内容及特点，多有可供今人借鉴之处。
（一）中国历代研究《孙子兵法》的内容分类
中国历代研究《孙子兵法》的内容相当广泛，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目录类研究：即史书艺文志、经籍志、公私书目、引用书目等文献中关于《孙子兵法》的研究和记载。其中又可分为纯目录性和解题性两类。
校勘类研究：即对《孙子兵法》文字进行校勘方面的研究。此类内容多体现于《孙子兵法》不同版本中，但亦有专门论述。
注释类研究：即对《孙子兵法》加以训诂注解方面的研究。民国以前的孙子书大量的属于此类。其中又包括义注、考注、评注、断注、体注、集注、笺注、约注、详解、说注、句注、眉注、段注、页下注、篇末注等。
阐发类研究：即阐述发挥《孙子兵法》思想方面的研究，包括讲义、引类、参同、史证、概论、浅说、应用引伸等。它们又可分为综合系统阐发和专题阐发、军事思想阐发和非军事思想阐发等不同类别。
应用类研究：将《孙子兵法》应用于军事、外交、管理等不同领域的研究。
翻译类研究：即将《孙子兵法》等文献译成现代汉语、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和外国语言文字方面的研究。
考证类研究：即对《孙子兵法》及其作者、成书年代等问题考证、辨伪等方面的研究。
传记类研究：即关于孙子生平事迹方面的研究。
辑佚类研究：即关于《孙子兵法》佚文考辨、辑录、注解等方面的研究。
近代以来，《孙子兵法》的研究内容又有所拓展。概而言之，孙子兵法研究包括关于孙子其人其书的文献性研究、《孙子兵法》军事理论研究和《孙子兵法》非军事应用研究三个主要组成部分。
关于孙子其人其书文献性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孙子兵法》作者及成书；《孙子兵法》版本流传；《孙子兵法》文字校勘；《孙子兵法》注释、通解及翻译；有关孙子文献的整理与编纂等。
《孙子兵法》军事理论研究，包括《孙子兵法》自身军事理论研究和应用理论研究两部分内容。前者主要研究《孙子兵法》本身所包含的军事思想，包括它的战争观、战争指导思想、战略战术思想、治军思想、军事哲学思想、军事伦理、军事心理、军事经济、军事地理思想等。后者则是介于《孙子兵法》自身理论研究和实践之间的一种更直接指导实际斗争的理论研究，如《孙子兵法》与当代国际战略，《孙子兵法》与现代高技术战争，《孙子兵法》与核威慑理论，《孙子兵法》与现代局部战争，《孙子兵法》与军队管理等。它的突出特点是将《孙子兵法》所阐述的原则具体化为便于当代实行的方法。
《孙子兵法》的非军事应用研究是指将《孙子兵法》的某些军事原则应用到军事领域以外的其他社会领域，以指导人类和平建设为目的的研究，如经营管理、市场竞争、医疗卫生、体育竞技、教学艺术、演讲技巧等。
（二）中国《孙子兵法》研究发展的主要特点
纵观我国研究《孙子兵法》的历史，就可发现其存在着尊奉与贬斥并存、兴衰与治乱相背、祖述与创新兼有、研史与论略相成、高深与普及并重、书生与武人共论等特点。
尊奉与贬斥并存。从战国时起，各代对《孙子兵法》就既有尊奉者，又有贬斥者，二者并行不悖。如《荀子·议兵篇》中记载的临武君就唯孙子是奉，而荀子则对其持贬斥态度。汉代一些学者将“孔氏之道”与“孙吴之术”对立起来，对战国以来出现的“先诈力而后仁谊（义）”的社会思潮进行了清算；但同时官方又高度重视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兵书的整理和校阅。宋代出现了尊奉与贬斥孙子两个截然相反、并峙而立的高峰，尊之者奉之为“武经”，贬之者斥之为“盗术”。这种争论流风所及，至明、清而不衰。
兴衰与治乱相背。即《孙子兵法》研究逢乱世而兴，遇治世则衰。中国历代和平时期大都会出现“士大夫耻言兵”的情况，《孙子兵法》研究萧条，兵学著述甚少，或应景者多，有价值者少，浮躁者多，深入研究者少；而每逢战乱时期，孙子研究就兴盛，兵学著述就繁荣。如秦汉时期的统治者对《孙子兵法》内尊而外贬，甚至实行禁锢政策；唐朝自高宗至玄宗前，宋朝自太祖后至仁宗前，均曾出现兵学萧条景象。而战国时期、三国时期、唐安史之乱后至灭亡，宋仁宗之后至南宋亡，民国等时期，则都言兵者甚多，兵学著述传于世者亦繁，有价值者也较多。这一历史现象昭示后人：修文亦须尚武，治世休耻言兵。
祖述与创新兼有。中国历代研究孙子，注释、阐发者居多，其间亦有创新。如对虚实、奇正、速久、形、势等军事范畴的注释与阐发，随着社会的进步，不断被注入新的内容。但总的看，由于中国长期处于封建专制社会形态之中，生产力发展缓慢，军事技术进步迟滞，人们在观念上重传统而多保守，闭关锁国，缺少交流，因此，人们对《孙子兵法》的研究，多祖述而少创新。进入近代以来，中国大门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西方兵学理论涌入中国，并与中国传统兵学理论在碰撞中相融合，对传统兵学理论进行重塑，才使之出现了新的飞跃。
二、中国历代《孙子兵法》研究的内容(2)
研史与论略相成。中国历代兵学家强调研究兵法要与研究军事历史相结合，为提高谋略水平而研究历史，研究历史为提高谋略水平服务，史与略结下了不解之缘。故其注释、阐发《孙子兵法》都列有大量史例，讲军事史者，也必以《孙子兵法》军事理论为指导。所列史事是对兵法谋略的例释和阐发；而所讲兵法谋略则是对史事的理论概括和升华，二者相互为用，成为兵学家们注释阐发《孙子兵法》思想的重要方法，亦是培养造就军事人才的不可缺少的途径。这与西方古代重史轻理的军事学研究倾向有很大不同。
高深与普及并重。中国历代兵学家研究《孙子兵法》既重视深研和提高，又重视普及和实用，形成了两者并行、相互为用的研究传统。他们高度重视“古”为“今”用，为“今”而研“古”，对《孙子兵法》的精义既注意向高深处开掘，又注意为当代“武人”、“士子”等社会大众服务。《六韬》、《卫公兵法》等，都可视为当时的普及《孙子兵法》之作。叶适所谓《六韬》“似为《孙子》义疏”，杜佑所说“《卫公兵法》，悉出《孙子》”等，即是指此。历代注释、疏解《孙子兵法》之书，大都具有提高与普及并重的特点。
书生与武人共论。中国历史上研究、注解、阐发《孙子兵法》者，既有武人，也有书生。前者如韩信、曹操、李靖、戚继光等；后者如张良，杜牧、梅尧臣、茅元仪、孙星衍等。武人有军事实践经验，其论多有创见而可操作性强，但往往理论性不足；书生论兵，视野开阔，学贯古今，理论水平高，但缺乏实践经验，正可弥补武人论兵之不足，二者互相结合，相辅相成，促进了中国历代兵学的发展。
三、影响中国《孙子兵法》研究发展的因素
中国历代《孙子兵法》研究的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孙子兵法》自身思想内容博大精深，揭示了一些军事斗争的规律；有着深刻的哲理性，广泛而长久的可鉴性；辞如珠玉，文采斐然等，是这一研究经久不衰的主观原因。除此之外，从客观因素看，影响其发展的，还有如下几种：
中国历史上次数繁多，斗争激烈，空间广，样式多的战争实践，是《孙子兵法》研究不断发展的直接因素。据《中国军事通史》统计，中国自有文字记载以来至1911年清朝灭亡，发生战争和武装冲突达6000多次。不同时期不同样式的战争实践，迫切需要先进的军事理论作指导，步战、车战、骑战、水战、冷兵器条件下的作战，火器条件下的作战，不同兵种合同作战等，都需要相应的作战理论指导。《百战奇法》等，就是这种需求的产物。这种迫切的不间断战争的需求，直接推动了《孙子兵法》研究的发展。
以农业生产为主，多种生产方式共存的经济模式，是影响《孙子兵法》研究发展的基本因素。中国历史上的中原地区以农耕为主，周边民族则以游牧、渔猎等为主。许多战争都是缘于这方面的利益冲突而起。所以，为此而服务的军事理论就比较发达。中国中原地区的兵学家们重视研究陆战而忽略海战，重视塞防而疏于海防，强调防御而短于进攻，安土重迁，比较保守等，均与此有关，由此而影响到对《孙子兵法》的研究和阐发。这种状况直到近代才逐步有所改观。另外，生产力的发展速度，军事技术更新的快慢等，也制约着军事理论的提高。
长期的、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是影响《孙子兵法》研究发展的政治因素。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大都以天朝自居，比较封闭，自我欣赏有余，纳异心态不足，与外界交流不够；统治者在治国理军、战争指导等方面有一套与其专制统治相适应的原则，如军权高度集中，御将于战场之上，实行愚兵政策，主张“逆取”“顺守”，和平时期限制甚至禁锢兵学研究，重视内部敌对势力甚于重视外部之敌等。这种封建专制条件下的政治必然影响制约着《孙子兵法》研究的发展，历代注释、阐发《孙子兵法》的观点言论大都与这些原则相适应。
幅员辽阔、地形多样、“四塞之国”等，是影响《孙子兵法》研究发展的地理因素。中国国土辽阔，且平原、山林、沙漠、江海湖泊等地理条件都有，兵学家们在论述军事问题时，必须考虑其理论指导在不同地理条件下的普遍适用性；同时还要考虑到根据不同的地理条件灵活运用《孙子兵法》的作战指导原则，因而派生出一系列专门的兵学著述。另外，中国北有大漠，南有峻岭，西有高原，东临大海，这种封闭的地理环境，容易培养国人的闭塞心态，这是中国兵学理论体系在封建社会长期未能突破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状况直到近代以来随着交通工具的进步和信息传播手段的发展才有所打破。
各时期不同学派思想的互相斗争和融合，是影响《孙子兵法》研究发展的文化因素。《孙子兵法》是中国传统文化孕育的骄子，它博取各家精华而自成一家。后世研究《孙子兵法》者也自然会受到当时学术思潮的影响。如汉代的黄老刑名之学，唐代的尊崇道家之风，宋代的理学，明代的心学，清代的考据学等，对《孙子兵法》研究均产生过浸润作用。历代兵学家们在注释疏解《孙子兵法》的方式上，也不同程度地受到当时儒家注经方式的影响。至于中华民族长于统体思维、短于分析思维，长于辩证思维、短于逻辑思维，长于象类顿悟、短于严格论证的思维方式，对《孙子兵法》的研究和发展都产生了潜指导作用。
影响和制约《孙子兵法》研究与流传的，还有科学技术上的原因。兵器等军事技术的发展变化影响《孙子兵法》研究的进步，是不言而喻的。另如造纸术、印刷术等书籍制作业的出现，书籍保管与发行技术的进步等，也对《孙子兵法》研究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四、《孙子兵法》在国外流传概述(1)
《孙子兵法》在国外流传也相当广泛，其中以传入朝鲜半岛为最早，研究成果以日本为最多，军事应用以美国为最突出。据日本兵学家佐藤坚司称，早在663年前，百济的兵学家就将《孙子兵法》带到了日本。这说明，《孙子兵法》在此前就已传入了朝鲜半岛。公元716年，日本吉备真备（693～775）来唐留学，735年回国，将《孙子兵法》等典籍带回日本，并在军队中传授，此后这一研究在日本经久不衰。据不完全统计，日本有不同版本的《孙子兵法》200种左右，有些研究著作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如吉田松阴《孙子评注》、佐藤坚司《孙子思想史之研究》、阿多俊介《孙子之新研究》、服部千春《孙子兵法校解》等。另外，日本还藏有一些珍贵的中文《孙子兵法》版本，如宋刊《武经七书》、樱田迪校《古文孙子》、赵本学《孙子书》等。《孙子兵法》于1772年被旅居北京的神父约瑟夫·阿米奥译成法文，传入欧洲。1905年由在日本学习的卡尔思罗普译成英文，后又出版了多种英译本，其中以塞缪尔·B·格里菲斯的译本影响最大。在俄罗斯，也有《孙子兵法》译本，如斯莱兹奈夫斯基1860年译的《中国将军孙子对其属下将领的教诲》，苏联国防部军事出版社1955年出版的西多连科译的《孙子兵法》俄语译本等。除此之外，《孙子兵法》还有朝鲜文、越南文、泰国文、缅甸文、马来西亚文、希伯莱文、阿拉伯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捷克文、罗马尼亚文、荷兰文、希腊文等20多种不同语种的译本。
国外对《孙子兵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日本学者尾川敬二在《孙子论讲·自序》中称孙武是“兵圣”，“东方兵学的鼻祖，武经的冠冕”；福本椿水在《孙子训注·自序》中称孙子是“兵家之神”；北村佳逸在《孙子解说·自序》中称孙子是“兵学家、哲学家，且是东方第一流的大文豪”。美国战略学家约翰·柯林斯说：“孙子是古代第一个形成战略思想的伟大人物。”英国战略学家利德尔·哈特在《战略论》中说：“《孙子兵法》是世界上最早的兵法著作，但其内容之全面与理解之深刻，迄今还无人超过。”俄罗斯郭泰纳夫在《中国军人魂》称“孙子确是可以算是世界上第一流的军事学家”等。可见，《孙子兵法》在世界兵学史上也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需要注意的是，国外研究《孙子兵法》着眼于解决实际问题，不是坐而论道。他们思路开阔，善于联想，受框子的束缚少，应用范围广泛，善于抓住《孙子兵法》中的精华，密切联系实际，常能提出出人意外的重大决策或观点。如在战略研究上，美国著名“脑库”斯坦福研究所“战略研究中心”领导人福斯特于1978年11月向美国国防部及国务院提出了“上兵伐谋”的对苏新战略。曾参与这一“合作研究”的日本京都产业大学教授三好修把它直称之为“孙子的核战略”。前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在《运筹帷幄》中也提出，随着核时代的到来，应以“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做为美国与苏联竞争战略的总方针。美国著名战略理论家、美国国防大学校长理查德·劳伦斯中将在阐述《空地一体战——纵深进攻》时，认为这一作战原则所根据的原理是《孙子兵法》的“奇正之变”和“避实击虚”。美军研究军事欺骗的专著《战略军事欺骗》，对《孙子兵法》中的“诡道”思想进行了研讨。所谓“战略军事欺骗”，实际上就是对孙子“诡道”理论的发挥与发展。《美国海军学会月刊》1995年11月号刊登署名文章《中美海军南沙之战及中国海军战略战术研究》，文章假设2006年中美海军在南沙海域发生海战。中国海军用《孙子兵法》原理（海上游击战）打败了用马汉海权理论武装的美国海军。这些研究成果均体现了其注重运用的思维特征。
诞生于2000多年前的《孙子兵法》不仅登上了当代一些世界强国战略决策的“庙堂”，而且，在其他一些领域中也被他们率先应用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功。早在60年代，日本就把《孙子兵法》引进了企业管理。日本企业家大桥武夫的《兵法经营学》，就是讲述如何将兵争战术运用于商战的，其中特别强调以《孙子兵法》管理企业。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史密斯自称他的经营之道来自2000多年前中国的《孙子兵法》。美国著名管理学家乔治在《管理思想史》中则说：“你想成为管理人才吗？必须去读《孙子兵法》！”
综上所述，《孙子兵法》研究源远流长，历两千余年而不衰。它不但在我国内影响深刻，而且在国外也广为传播。这一研究今后还将长期继续下去。展望21世纪的《孙子兵法》研究，必将在《孙子兵法》文献研究、《孙子兵法》军事理论及其应用研究、《孙子兵法》非军事应用研究这三个方面会有新的拓展和提高。高技术条件下的军事斗争，同样可以从这部产生于戟盾矛橹时代的兵学圣典中获得启示。《孙子兵法》在制定国家战略、指导局部战争、治国理军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借鉴作用。不但如此，在非军事领域，比如外交斗争、企业管理、竞技比赛、医疗卫生等方面，人们都可从中获得智慧。这就决定了《孙子兵法》研究将继续深入发展。鉴古而知今，察往而知来。我们应吸取前人研究《孙子兵法》的经验教训，为当今人类的和平与发展事业，更为有效地开展《孙子兵法》研究，使之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有新的进步。
四、《孙子兵法》在国外流传概述(2)
此书除《绪言》与附录外，恰成十三篇。书中《绪言》、第一至第六篇及附一《“孙武兵法八十二篇”证伪》，由于汝波撰写；第七篇季德元撰写；第八篇皮明勇撰写；第九、十篇及附二《1993年-2000年〈孙子兵法〉研究论著知见录》由苏桂亮撰作；第十一至第十三篇由潘嘉玢撰写。全书框架由于汝波设计并统稿。书中不当之处，诚请专家及所有读者指正。
1.《孙子兵法》酝酿产生时期--远古至春秋
讨论《孙子兵法》的酝酿产生，必须首先确定此书的作者与成书。学界对此持有不同观点，需要我们作些辨析。另外，《孙子兵法》产生的渊源是什么，它主要论述了哪些内容等，也是本篇需要回答的问题。
酝酿产生时期--远古至春秋(1)
一、关于《孙子兵法》的作者与成书，学界众说纷纭。我们认为，此书的作者应为孙武，其后学曾对之进行过校理；“十三篇”成书的时间为春秋末期
关于《孙子兵法》的作者与成书，自宋以来，人们就争论不已。概括起来，主要观点有如下几种：
1、成书于春秋末，孙武著。汉司马迁《史记》、曹操《孙子略解》、明宋濂《诸子辨》、胡应麟《四部正讹》、清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孙星衍《孙子十家注序》等，都持此观点。
2、成书于春秋末，本于孙武，成于孙膑。明吴兴松筠馆主人在《孙子参同序》中提出这一观点。今人陈启天在《孙子兵法校释》中进一步提出，“武之兵法授之于膑，膑即据之撰十三篇”。日人武内义雄亦认为十三篇不出于孙武，而出于孙膑。
3、成书于春秋末，伍子胥著。认为孙武即伍子胥，孙膑乃伍子胥之后，居阿、鄄之间，改姓孙。清人牟庭在《校正孙子》中提出这一观点。
4、成书于春秋末、战国初，山林处士所为。南宋叶适在《习学记言》卷四十六《孙子》中即持这一观点。
5、成书于战国，非孙武所著。据欧阳修在梅尧臣《〈孙子注〉后序》中称，梅尧臣认为此书乃“战国相倾之说” ，非孙武所著。清人全祖望等赞同。
6、成书于战国，孙膑著，孙武与孙膑为一人。中国学者钱穆与日本学者斋藤拙堂即持此说。今人金德建在《古籍丛考·孙子十三篇作于孙膑考》中亦认为《孙子兵法》的作者为孙膑。
7、不可得而知。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称：“孙武事吴阖庐而不见于《左氏传》，未知其果何时人也。”清人姚际恒《古今伪书考》亦认为，孙武及《孙子兵法》“皆不可得而知”。黄云眉《古今伪书考补正》：“孙武之有无其人虽未暇定，而十三篇之非孙武书则固无可疑者。”
8、“十三篇”作者是孙武，但孙武不是田书之孙，而是田无宇的长子田武子开，田乞、田书是其弟。今人田昌五先生在1992年山东临沂召开的第三届孙子兵法国际研讨会上提出这一观点。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同时出土，证明《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不是一书，《汉书·艺文志》将《吴孙子兵法》与《齐孙子》分别著录是有根据的。但关于《孙子兵法》的作者和成书问题的争论仍未停止。李零认为，《孙子兵法》不是春秋末孙武亲著，而是“孙子学派”军事思想的记录，成书过程大约从春秋末期的吴国开始，到战国时的齐国，经过长期整理于战国中期成书，其中不能排除孙膑参与了对此书整理的可能性。郭化若认为，《孙子兵法》是孙武的门徒等根据孙武的著述整理而成，其思想体系属于孙武，成书时间大概在春秋末至战国初。杨丙安、陈彭则认为，《孙子兵法》奠基于春秋，基本完成于战国，定型于秦汉。
我们认为，《孙子兵法》应为孙武所著，在春秋末期既已成书。其后学虽曾对之进行校理，但这种校理是在《孙子兵法》已经成书的基础上进行的。
明确记载《孙子兵法》作者与成书时间的，是《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其中讲到：“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阖庐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又据《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阖庐三年（前512年），吴军在攻克楚城舒（治今安徽庐江县西南）后，就想攻打楚国都城郢（在今江陵西北），“将军孙武曰：‘民劳，未可，待之。’”同书《伍子胥列传》中有相同记载。这些记载告诉我们：《孙子兵法》的作者是孙武，他在公元前512年攻楚之前即已为吴国“将军”。关于孙武献书的时间，后汉赵晔撰《吴越春秋·阖闾内传》明确记载是在阖庐三年，与他劝阻吴王攻郢是在同年。这一时间与《史记》相印证，应是比较可靠的。至少至今尚未发现能否定这一记载的确凿证据。又据《史记·伍子胥列传》记载，阖庐九年，“吴王谓子胥、孙武曰：‘始子言郢未可入，今果何如？’二子对曰：‘楚将囊瓦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之，必先得唐、蔡乃可。’阖庐听之。”于是有吴楚柏举（今湖北麻城东北，或说今汉川北）之战，吴军“五战，遂至郢”。另据同书《孙子列传》和《伍子胥列传》记载，孙武参与了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的谋划，在吴国称霸中，他们都是有功劳的。
宋以来否定以上记载的主要理由大致有三：一是《左传》等典籍中没有关于孙武事迹的记载；二是春秋时期无私家著书；三是春秋时期没有《孙子兵法》中所说的那么大的战争规模。对此，我们须做一简要辨析。
关于《左传》、《国语》等先秦典籍中无孙武事迹这条理由，明代宋濂在《诸子辨》中已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春秋时，列国之事赴告者则书于册；不然，则否。二百四十年之间，大国者秦、楚，小国者越、燕，其行事不见于经传者，有矣，何独武哉！”另外，孙子事，《左传》、《国语》中没有记载，但其他先秦典籍中却有，单据《左传》、《国语》断其有无，而置其他典籍于不顾，也是不妥当的。如《孙膑兵法·陈忌问垒》，《尉缭子·制谈篇》，《荀子·议兵篇》，《韩非子·五蠹篇》等，对此均有记载（详见本书第二章）。这说明，此前确有孙武其人，其人确著有兵书。
酝酿产生时期--远古至春秋(2)
对春秋末期有无私家著书问题，学界有不同看法。罗根泽先生提出，战国前无私家著作。这一观点成为后人考辨古书真伪的一个重要依据。但其中多有可疑者。众所周知，春秋末期已出现私学，有私学就不能肯定绝无私人著述。如邓析就曾写成与官方“铸刑书”不同的《竹刑》（写在竹简上的刑法）。《左传》定公九年记载，继子产（前522年卒）执政的驷 “杀邓析而用其《竹刑》”，是《竹刑》先由邓析写成而后为公家所用。杜预注说：“邓析，郑大夫，欲改郑所铸旧刑，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书之于竹简，故曰《竹刑》。”此注应持之有据。又据《吕氏春秋·审应览·离谓》中说，邓析创办私学，“民之……学讼者不可胜数”，可知其私学之兴盛。又载，“郑国多相悬（悬挂）以书者。子产令无悬书，邓析致（致送）之；子产令无致书，邓析倚（夹带）之。令无穷，则邓析应之亦无穷矣。”这里的“书”亦应是指邓析的《竹刑》，“悬”、“致”、“倚”是其为了教学，针对上面政策而采取的不同对策。又据《庄子·盗跖》载，跖曾骂孔子“作言造语，妄称文武”，看来孔子还是“作”过“言”、“造”过“语”的。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但他即使“述”，恐怕也不会全凭脑袋记忆，写写记记应还是有的。“述”不能完全排斥在“著作”之外。至于《老子》，学界主流性观点认为，其书出自春秋晚期曾任周王室史官的楚人老聃之手。如此，则亦应为私家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