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入外国的初始时期--7世纪至19世纪(4)
至于日本嘉永四年（1851年）的樱田本《孙子兵法》，作为日本保存的一个《孙子兵法》版本当然不容置疑。但若认定“为魏武以前之书”从而称为《古文孙子》，尚需斟酌。因为樱田本出现时间很晚，已到了江户时代末期。樱田迪本人在刊印《古文孙子》正文同时发表的《略解·凡例》中称：“言传入余家之旧《孙子兵法》正文一册，古文《孙子兵法》也。其自何时自何处传来，不可得知”。更重要的是，该版本作序人昌平学校教官安积信提出的论据不足。其依据都属推论性质：其一、安积信认为，今本的《九变篇》开篇只论述了“五事”（即“途有所不由”等五个“不”），而樱田本则论述了《军争篇》末“高陵勿向”等“九”个“勿”（最后一个取自该篇中的“绝地无留”），这与孙武在《九地篇》中开宗明义地论及“九”种“地”完全一致。因此，樱田本“优于今本”。其二、今本的《用间篇》称：“死间者，为诳事于外，令吾间知之，而传于敌间也。生间者，反报也。”而樱田本则“简练明洁”地称：“死间者，委敌也。生间者，反报也。”因此，樱田本“过今本远甚”。实际上，从樱田本的影印件分析，其篇名标题与流行的《孙子兵法》（“十一家注”和“武经”系统）相比有较大差异；其文辞与通行本极近，无本质的差异，而与汉简相比则差异很大。一些学者认为，从樱田本楷书中古体字和俗体字看，这些字都是出现在六朝至唐初，以及避讳唐高祖和唐太宗的名字判断，它可能是一本唐代本《孙子兵法》，而唐代本《孙子兵法》是从汉代古本《孙子兵法》到宋代今本《孙子兵法》过渡的关键。樱田本可能就是从古代本到今本的一个过渡形态的唐代本。亦有认为其是元末明初张贲《注孙子》者。
（三）日本的兵家、武士与学者初期视《孙子兵法》为秘密的兵法要诀，在实践中加以运用而不外传。战国时代以来，在作战中运用《孙子兵法》又有所发展。日本的兵家学者不仅善于运用《孙子兵法》谋求作战的胜利，而且重视用其思想分析和总结失败的经验教训。例如，统一日本的丰臣秀吉曾分别于1592年和1597年两次出兵侵略朝鲜，均未得逞。丰臣也因侵朝战败于1598年8月积郁而死。对这场旷日持久的日朝战争，日本史书称“文禄·庆长之役”，朝鲜史书称“壬辰倭乱”，中国史书称“万历朝鲜之役”。日本兵家香西成资在其所著的《武田兵术文稿》（1674年）一书中，结尾压轴的一篇是“丰臣阁下击朝鲜国论”，正文用汉文写成，共4600余字，对丰臣秀吉出兵朝鲜之役作了严厉的批评。主要有两点：其一、以寡击众。在出兵远征中，违背了也做不到《孙子·谋攻篇》所说的“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其结局只能是“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其二、久暴师于外邦。认为“秀吉的出征之举是无谋之举”，远伐大明国是“以小国之力，击大国之欠也”；何况久暴师于辽远之外邦，贻害更甚。显然，香西成资充分领会了《孙子兵法·作战篇》的“久暴师则国用不足”的含义，否定了丰臣秀吉的持久作战。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历代的兵家、武士、学者以及军界在研究《孙子兵法》时都十分重视《用间篇》。从德川家康、林罗山到吉田松阴、恩田仰岳，历代的兵家学者都注意在全面理解《孙子兵法》的基础上，对该篇作了重点研究。深刻了解“先知者，必取于人”和“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的道理。正如山鹿素行所说：“上古之圣人，用上智之大贤，洞察敌国之情而天下兴也”。崇尚“用间”已成为日本兵学的传统之一，在明治以后这一传统又与西方情报学相结合。日本政府和军界不惜人力财力加强其间谍情报事业，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日本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战争中取得胜利。
四、1772年法国传教士阿米奥将《孙子兵法》译成法文并在巴黎出版，法译本成为第一个西方文字的《孙子兵法》文本
由于地理和历史等种种原因，《孙子兵法》传入西方的时间比传往东瀛的时间晚了千余年。直到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才由来华的法国耶稣会士阿米奥译成法文，并在巴黎出版。从此开启了《孙子兵法》在西方传播的历程。
阿米奥的全名是让·约瑟夫·玛丽·阿米奥（Jean Joseph Marie Amoit）（1718～1793），中文的名字是钱德明，别名钱遵道，字若瑟。法国耶稣会士。1750年（乾隆十五年）奉派来华，先到澳门，然后转赴北京。因通晓满、汉语文，深获乾隆帝信任，赐氏职，居北京42年，从事学术研究。他介绍许多中国情况给西方，其著作大都见于《北京传教士关于中国历史、科学、艺术、风俗、习惯录》十六卷（1776～1814）丛书中。钱氏还编有一部《鞑靼满法字典》三卷（1789～1790）。
阿米奥之所以要翻译《孙子兵法》，是因为“奉当时国王路易十五的一名大臣贝尔东（M. Berton）的指示”。阿米奥在接到指示后，开始搜集材料。后来，他的一位朋友（可能是一名中国教徒）在几名被贬黜革职的满清官员的财产拍卖时，买到了一本满文手抄本的《武经七书》。由于阿米奥精通汉、满两种文字，这对他用汉文版本与满文抄本相互对照翻译《孙子兵法》带来很大益处。1772年在他完成翻译之后，巴黎迪多出版公司出版了阿米奥的《孙子兵法》法译本。在这一珍贵版本的扉页上写着：“中国兵法 公元前中国将领们撰写的古代战争论文集 凡想成为军官者都必须接受以本书为主要内容的考试 附：当今皇帝的父亲雍正皇帝对部队提出的‘十诫’；有关中国军队操练、演变、服装、军队和军事装备的板画插图。本书由在北京的传教士阿米奥译成法文，由德居尼先生校审和出版发行。”
传入外国的初始时期--7世纪至19世纪(5)
《孙子兵法》的法译本一经问世，立刻引起人们的注意，在当时的法国文学刊物上受到好评。有的评论家甚至说，在《孙子兵法》里他发现了色诺芬、波利比尤斯和德·萨克斯笔下所表现的那一伟大艺术的全部原理。他认为，如果这一杰作能成为培养法国将领和军官的教材，那将大有益于法国。因此特别希望，年青的法国贵族认真阅读这位真正的将军（孙武）的著作。同年（1772年）7月号的法文《新闻精神》和《特雷武回忆录》两种杂志刊登了《孙子兵法》的内容摘要。10年后，即1782年，经法国国王特许批准，尼昂出版公司出版了《北京传教士关于中国历史、科学、艺术、风俗、习惯录》丛书，阿米奥的译文作为丛书第七卷重新出版。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法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席卷了整个欧洲，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也受到影响。“到19世纪，中国的思想和物品在法国没有18世纪那么流行。法国革命后到1900年这一段时间没有人再提到孙子。1900年8月，法国前驻北京武官德·科唐索恩在《新评论》上发表文章，强调需要重新研究中国古代军事作家：‘今天和过去一样，必须通过研究古代兵法家弄清中国官员的谋略。’”
阿米奥的法译本开创了西译《孙子兵法》的先河，几百年来，法国保留了这个本子，从没有修改过，也没有新的译本问世。但这并不说明该译本足以永久流传，因为其译文有很多不足。诚然如钱氏在其“译者的话”中所说：“于是我决定不逐字逐句翻译，而是要表达出中国最优秀的兵法家的战争思想。在解释他们的军事原则时，我尽可能最大限度地保持他们原来的风格，又照顾到我们自己的语言；同时拨开比喻、模棱两可、晦涩难懂的语言等层层迷雾，把这些迷雾笼罩下的思想讲得清楚明白一些。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我参考了前面提到的鞑靼语手抄本，而且参考中国古代的和现代的注释。”由于背离了翻译以“信”为先的原则，钱氏在很多处将评注者的话与孙子的原文搅在一起，更不可取的是，译者将传教士的看法掺杂到译文里。结果搞出来的东西既不是翻译，又不是完全正确的解释。英国的汉学家、《孙子兵法》的英译者贾尔斯（Lionel Giles 1875～1958）认为，该书《势》篇开头一段的法译文与原文（包括“分数”、“形名”、“奇正”、“虚实”等概念）的意思相去甚远，以至尖锐地抨击这位博学的、当时颇享盛誉的法国汉学家，指出：“阿米奥的所谓的《孙子兵法》译本如与原文对照，马上就可看出不啻是虚妄之作。因为译文中有大量不是孙子所写的原话，而孙子原话却廖廖无几。”
迄19世纪末，在西方文字中除法文译本外，还有《孙子兵法》俄文译本。1860年（咸丰十年），俄国汉学家斯列兹涅夫斯基把《孙子兵法》译成俄文，书名是《中国将军对部将的训示》。1889年（光绪十五年），普佳塔教授撰写了有关《孙子兵法》内容的“中国古代将帅战略战术原则”，刊载在俄国出版的《亚洲地理、地志和统计资料手册》上。
12.传播及影响不断扩大时期--20世纪
20世纪是充满着战争、革命和改革的时代，也是人类社会空前发展与繁荣的时代。在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40余年的“冷战”之后，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冷战后”和新世纪的主旋律。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尤其是高科技、信息网络技术的大发展使得人们相互间的交流与往来更加便捷和密切。
传播及影响不断扩大时期--20世纪(1)
《孙子兵法》传播及影响不断扩大时期--20世纪
一、20世纪初《孙子兵法》英译本相继问世，其中贾尔斯的译本成为西方文字译本的佳作；该世纪上半叶日本出版了较多的《孙子兵法》注释本
1905年，日本东京出版了英国皇家野战炮兵上尉卡尔斯罗普（E. F. Calthrop）翻译的《孙子兵法》。这个首版英译本依据的是日文版的《孙子兵法》。当时卡尔斯罗普是在日本学习语言，他在翻译过程中得到日本人的大力帮助。对该译本，卡尔斯罗普自己坦率地承认，没有两位日本先生的帮助，就不可能有这个译本。汉学家贾尔斯指出，正由于是在日本人帮助下完成的翻译，这个译本才会如此糟糕。整个作品充满着令人苦恼的日本味道，书名是日语拼法的“孙子”（Sonshi），连阖闾和孙武都扮成了日本的帝王将相。这个译本不单是有严重错误的问题，因为谁都无法完全避免。问题是省略和脱漏比比皆是，艰难的字句被任意曲解或一带而过，而这类过错是难以宽恕的。在任何一种希腊或拉丁经典版本中都不能容忍这类错误，翻译中文经典作品应当坚持同样的忠实于原文的标准。
1908年，卡尔斯罗普上尉重新翻译出版了《孙子兵法》英译本。这一版本是由伦敦约翰·默莱公司出版，爱丁堡出版社印刷。该书的封面书名标题为《兵书》，副题是“远东兵学经典”，并在译者署名处注明“根据中文翻译”。1908年的英译本包括孙武和吴起的两部兵法，并在全书尾附加了较详细的英文索引。从全书看，译文比较完整，十三篇没有重大脱漏，也再没有受日文版本影响的明显痕迹。译者在其前言结尾处声称，“蒙J.C.萨默维尔少校的帮助和指正，谨表谢意。”由于译者与审阅者均为军人，修改本在翻译兵学概念和军事用语方面，颇多可取之处。如开篇的“兵者”译为“战争”；兵学概念如“形名”、“奇正”、“虚实”等都给出了较恰当的译文，而对有的专名如“阴阳”、“距堙”等则采取音译法，另加页下注；在注释中也不乏佳句，如《谋攻篇》中的“军”、“旅”、“卒”、“伍”的军制，解释明确。此外，不少有关作战方面的辞句，如“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 等，译文正确。尽管这个译本有很多不完善之处和差错，但其译文的一些长处（包括有的篇名的译法）可供后来的英译者借鉴或汲取。总之，卡尔斯罗普上尉的修改版译本的最大特点，是反映了一个英国年轻军官对中国古典兵学的崇敬，以及他敏锐地察觉到孙吴兵法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正如他在前言的第一部分中所说，中国古代兵学杰作“主要论述战争的根本原则，政治与人性对军事行动的影响；并以最卓越出众的方式表明这些原则是如何永恒不变的”。在前言的第二部分，译者还指出：“如今孙吴的书已让位给欧洲作者的科学著作，但他们的话已成为格言，而他们的影响无疑有助于日本在最近的战争中取得胜利。”显然，“最近的战争”指的是1904～1905年的日俄海战。纵观该译本的全部前言，可见译者对《孙子兵法》中的要旨，特别对攻守战取等战法方面是有所研究的。因此，对此修改版英译本的价值不应抹杀。
1910年，莱昂内尔·贾尔斯（1875～1958）的《孙子兵法》英译本问世。这个由伦敦卢扎克（LUZAC）公司出版的译本对在西方世界中传播《孙子兵法》的思想起到了深远的影响。由于英译本是严格按照孙星衍的《十家孙子会注》本翻译的，其译文忠实于原作，行文流畅，且注释详尽。这部在总体上达到“信、达、雅”标准的译作，不仅第一次比较完整准确地用英文表达了孙子的兵学思想，而且为其他西方文字翻译《孙子兵法》奠定了基础。莱·贾尔斯（翟林奈）生于中国，是英国领事官、汉学家老贾尔斯（翟理思）（1845～1935）之子。翟林奈于1900年进大英博物馆图书馆，负责管理东方书刊和手稿。他潜心研究汉学，除《孙子兵法》外，还译过《论语》等书。此外还编有《钦定图书集成（按字母顺序的）索引》（1911）。
翟译本的主要特点有三：其一，翻译之前作了充分而细致的学术准备，为保证译文质量提供了坚实可靠的基础。其二，采取汉英对照的方法，将正文分段逐句译出；且注释详尽，而所有重要的注释除英译外均注明中文出处。这样就便于读者深入了解原作，对于懂双语者来说更是如此。其三，“十三篇”的译文在忠于原作的基础上，通顺流畅，形成贾氏的独特风格。
（一）充分的学术准备 在译本的《前言》中，贾尔斯表示，《孙子兵法》是中国兵学之精粹，不能因翻译不当而使“《孙子兵法》蒙尘受辱，我深感有必要为其正名”。尽管贾氏对法译本和1905年的英译本作过严厉的批评，但他还是实事求是地补充说：“我知道，无论如何，我一定能在前人的基础上稍加改进”。实际上，贾译本的第三篇篇名“谋攻”的译法是与1908年英译本相同，都用了“Attack By Stratagem”。从长达43页的译本“导论”中更可以清楚地看到贾尔斯在译《孙子兵法》过程中所下的功夫，他研究了《左传》、《史记》、《淮南子》、《汉书》、《吴越春秋》、《太平御览》、《四库全书》等大量典籍，考察了“十三篇”成书的历史背景和孙武其人。与此同时，他还研究了中国历代的与现存的《孙子兵法》诸版本，并对历代注释家的生平著作作了概述。其研究《孙子兵法》的力度、广度和深度，无疑有助于正确理解“十三篇”的内涵，为保证总体的翻译质量奠定了基础。
传播及影响不断扩大时期--20世纪(2)
由于《孙子兵法》版本流变复杂，如何选好版本是译介中国兵学经典的重要前提。贾尔斯在研究了当时中国国内各种版本后，选择光绪三年（1877年）重刊的孙星衍（1752～1818）《孙子十家会注》为蓝本进行英译。由于孙星衍、吴人骥刊辑的《十家注》所具有的权威性，英译本的依据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这也是为何继贾尔斯之后的英译《孙子兵法》都以《十家注》为蓝本的道理所在，只有英译《武经七书》中的《孙子兵法》以武经本为底本除外。
（二）采取汉英对照法 贾尔斯效法著名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1814～1897)翻译“四书”、“五经”的做法，将《十家注》基本上按孙星衍本分段逐句译成英文。为了保持中国古籍的传统，注释格式为页下注。出于尊重原著和表示汉译英的特点，先出中文，后出英译文，而且中英文完整地保持在同一页上。与理雅各略有不同的是，每段《孙子兵法》中的长句或短句都加阿拉伯数字序号，以便于西方读者阅读。汉英对照的译文不仅表示了译者忠于经典原著的精神，而且便于懂双语者对比检验。在一定意义上说，这样做也有利于国人提高对古汉语或文言文的理解力，尽管这并不是译者的初衷。贾尔斯对《十家注》的大量注释作了精选，篇名后正文前的题注大部被略去，或作简要的表述。难能可贵的是，所有引自中国典籍的注释都附上原文，使读者易感受到注解的真切，也便于从对比中深入了解原作的内涵。
解释详尽是贾尔斯英译本的又一特色。首先，按照中国人“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的传统，译者对十一个注释家分别作了简介，概述其主要著作以及他们对《孙子兵法》所作注释的特点。例如，对第十一个注释家张预，贾尔斯指出：“名列最后的注释家可能缺少杰出的独创性，但他独具天赋有着令人赞叹的解释透彻的能力，他解释简约的曹注增益得当，发挥自如。没有张注可以肯定地说，很多曹注将仍然是一团迷雾，因而变得毫无价值。”有关人物的介绍，包括中国历代学者对《孙子兵法》的评价，译者都写在他的“导论”中，以便读者开卷时就有所了解。其次，针对“十三篇”中的兵学概念、人名、地名、古汉语辞汇等加注，大都选自《十家注》的原注，但也有译者自己的见解。例如，《孙子兵法·作战篇》中有一句：“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原有注释均不得要领，译者联想到汉尼拔与罗马之战，紧扣“拙速”字义，译成“老实笨拙地进行速战”（stupid haste in war），体现了孙武的速战思想。李贽在《孙子参同》注称：“宁速毋久，宁拙毋巧；但能速胜，虽拙可也。”英译文基本符合此义。再次，对于“十三篇”的各家注释能进行综合分析，给出恰当的译文。例如，《势篇》的篇名，译者综合了王皙所说的“积势之变”和张预所注的“兵势已成，然后任势以取胜”，纵观通篇文字，给出了“ENERGY”的译名，表示一种动态中的势能。又如对“奇正”的概念，译者还参考了《武经七书》中的文字，给出了恰当的译名（direct and indirect methods）。与此同时，贾尔斯还在整个译本中不时对早先西方译本的译法多所评论，这在一般的译注中也是罕见的。
（三）译文严谨，通顺流畅，自成风格。从总体上看，贾尔斯英译本在忠于原作的基础上达到了“信、达、雅’的标准。译文流畅，富有韵律感，在很大程度上表达了《孙子兵法》原有的文章之美。例如，《计篇》中的一小段：“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英译文是：“The general who harkens to my counsel and acts upon it, will conquer:--let such a one be retained in command! The general who harkens not to my counsel nor acts upon it, will suffer defeat:--let such a one be dismissed!”译句押韵，文字长短也很均衡。尽管贾尔斯对原文中“将”字的理解采纳了占少数派的孟氏的注释，这点还可斟酌。
贾尔斯的译本被公认是一部将《孙子兵法》介绍给西方读者的佳作，正如美国托马斯·R·菲利普斯准将于1949年重版该英译本时撰写的导论中所说：“贾尔斯博士的译文语义准确，遣词凝练生动，其他英、法文译本在这两方面都显得逊色。”贾尔斯的译本使欧洲人能更好地了解《孙子兵法》，如英国坎大哈伯爵罗伯茨元帅（1832～1914）曾致函给贾尔斯称：“孙子的许多格言完全适用于现在。国人最好记住他的话：‘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然而，贾尔斯的译本也有不尽完善之处，缺点至少有两点：其一，开卷的头两个字“兵者”被译成“兵法”（art of war），显然失之偏颇。这可能是译者故意避开原先的法译本和英译本的译法，尽管它们都已正确地译为“战争”。因为贾尔斯在翻译杜牧评《孙子兵法》时所说的“兵者刑也，刑者政事也”之句，就将“兵者”正确地译为“战争”（war）。其二，对原先的西文译本过于苛求，在评论中有时尖刻有余，切磋不足，这或许是一个重要的缺点。正如美国塞缪尔·B·格里菲思准将在其《孙子兵法》英译本的附录中所说：“如果这位著名的东方学专家不把笔墨浪费在贬低卡尔斯罗普的译著上，而专心致志于自己的翻译，他的译著想必会更上一层楼。”
传播及影响不断扩大时期--20世纪(3)
1910年，德国的布鲁诺·纳瓦拉（Bruno Navarra）把孙子的“十三篇”译成德文，书名是《中国古典兵家论战争的书》，但此书并未在德国军方产生多大影响。在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此书已告阙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还有两本《孙子兵法》的英译本在国外问世。分别由马切尔－科克斯（E. Machell－Cox）和萨德勒（A. L. Sadler）教授所译。因战时条件困难，译得仓促，质量都不尽令人满意，发行量都不大。与此同时，中国郑麟翻译的第一个《孙子兵法》英译本也告问世，此书作为英译先秦群经诸子丛书之一于1945年在重庆出版，1946年在上海再版。其英译蓝本是孙星衍辑平津馆丛书之一的《孙子十家注》。
在20世纪上半叶，日本对《孙子兵法》的研究著作仍然不断付梓问世，文人学者和军人学者的著述都有。例如，阿多俊介著《孙子之新研究》（1930），北村佳逸著《孙子解说》（1934），尾川敬二著《孙子论讲》（1934），公田连太郎译、大场弥平讲解的《孙子之兵法》（1935），藤冢邻、森西洲合著《孙子新释》（1943）。其中，《孙子之新研究》一书在十年内再版重印了4次。作者积十年的心血才写成此书，其内容的主要特点是，结合第一次世界大战史实并对照德国戈尔茨元帅的《全民皆兵》和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评述《孙子兵法》。《孙子解说》一书是通过哲学加以解释；《孙子之兵法》一书则是通过各国战史加以说明；而《孙子新释》一书最引人注目，该书长达659页，内容分为孙子概说、孙子讲读、孙子原文等；第一部分孙子概说是由（上）绪言、（中）《孙子兵法》的结构、（下）《孙子兵法》的内容等构成的多达170页的著作。
在20世纪初的日俄战争（1904～1905）中，日本海军上将东乡平八郎以善于运用《孙子兵法》著称，首先做到“知彼知己”，通过日本的情报机构和侦察手段，掌握了罗日杰斯特温斯基海军上将率领的波罗的海舰队的情况。对俄国舰队的组成、实力、航程细节和舰只性能乃至官兵士气都了如指掌。其次，“以逸待劳”，预先集结兵力于设伏海域，用99艘日舰在对马海峡拦截由38艘舰艇组成的俄国舰队，终于在1905年5月27日一举歼灭了俄国舰队，取得了日俄战争的胜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日军侵占了大部分中国领土，并于1941年12月8日成功地偷袭珍珠港，以“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的突袭手段取得了战役和战术上的胜利，但同时也犯下了致命的战略上的错误。战后日本的著名《孙子兵法》学家佐藤坚司在批判日本军国主义的《作战要务令》（1938）时，指出编纂《作战要务令》的军官大概没有读过《孙子兵法》，而是着重于应用克劳塞维茨的“相对优势”理论，他说：“日本的战败以切身的体验证实了《孙子兵法》的价值。不仅如此，与《管子》‘至善不战’（《幼官八》）相同的《孙子兵法》‘不战而屈人之兵’（《谋攻篇》），在不战主义和全胜主义方面，在战争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能进行这一点上，是超越于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之上的。”美国研究《孙子兵法》的军人学者格里菲思在其《孙子对日本军事思想的影响》一文中，也评论说：“虽然日本人孜孜不倦地研究孙子，但他们对孙子的理解仍是肤浅的；从最深刻的意义上讲，他们既不知己，又不知彼。他们的庙算不是客观的，同时他们还忘却了孟子的至理名言：‘然则小固不可以敌大，寡固不可以敌众，弱固不可以敌强。’”显而易见，外国的学者以“成败”论20世纪上半叶日本研究《孙子兵法》的状况，这也是一个值得参考的学术研究方法。
二、20世纪下半叶，美国出版了多种不同的《孙子兵法》英译本，其中格里菲思的英译本影响最大，索耶所译《武经七书》全面地介绍了中国兵学；俄、德等文字的译本也纷纷出版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初期，美国军事出版界连续出版发行了《孙子兵法》的英译本，当时采用的仍是贾尔斯的译本，只是删去了全部汉语及大部分考证性的注释，只保留有军事价值的注释，并由托马斯·菲利普斯准将撰写长篇“导论”。美国哈利斯堡军事出版公司曾分别于1944年、1949年和1953年出版发行了这个英译本，从而促进了美国军界对《孙子兵法》的重视和研究。但随着战后形势的急剧变化，时代需要新的《孙子兵法》英译本来替代或补充20世纪初的译本，因为贾尔斯译文中的错误与不足需要订正，其文采也显得“古色古香”，有的英语辞汇已经过时。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塞缪尔·B·格里菲思（Samuel B. Griffith）根据孙星衍《十家会注》重新翻译的《孙子兵法》英译本终于在1963年由牛津出版社付梓。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的托马斯·克利里（Thomas Cleary）又重新翻译并出版了另一《孙子兵法》英译本，以及夏威夷大学罗杰·埃姆斯（Roger Ames）的新译本，同时，纽约斯特林出版社出版了陶汉章著《孙子兵法概论》的英译本 。90年代以来，至少又有一个英译本在美国问世，那就是拉尔夫·索耶所译《武经七书》中的《孙子兵法》文本。在70年代末经英国亚洲家世小说家詹姆斯·克拉维尔（James Clavell）推崇与赞助，再度出版贾尔斯的《孙子兵法》英译本，并将其分别转译成德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自费在欧洲出版。 早在1955年，苏联国防部军事出版社出版了西多连科中校所译的《孙子兵法》俄文译本，随后又被转译成德文。在整个20世纪下半叶，《孙子兵法》的西文文本以美国的英译本为主，呈现了其他多种西方文本陆续问世的格局。
传播及影响不断扩大时期--20世纪(4)
（一）格里菲思英译本 译者塞缪尔·格里菲思于1906年出生于美国匹兹堡，1929年从美国海军军校毕业后为海军陆战队少尉，1956年晋升至准将。早在30年代后期被派往北平学习汉语，在此期间他对毛泽东军事思想发生兴趣，随后翻译出版了毛泽东论《游击战》。1946年至1947年，他受第七舰队之调遣来华继续学习汉语。50年代，美国军事思想突出核威慑而忽视局部战争经验和海军陆战队的作用。对此格里菲思深有感触，决心为海军陆战队寻求对付游击战和小规模战争的“正确作战方针”。他认为游击战理论之源是《孙子兵法》。1961年，在他52岁时被牛津大学授予博士学位，主修科目是中国军事，并从事翻译《孙子兵法》工作。显然，格里菲思翻译《孙子兵法》的动因与他毕生研究游击战理论和美国陆战队军事思想有关，同时不满足贾尔斯的译文，也是一个原因。1963年英国牛津出版其英译本，当时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中国代表作丛书》，并在以后的岁月里作为丛书之一多次出版发行。格译本主要有三个特点。其一，中国古代军事术语译得较好，译文富有军事特色。例如，开篇的“兵者”订正了贾尔斯的错译；其他军语译得也较准确，包括古代中国军制、兵器等。其二，凝聚了译者毕生尤其晚年时期研究《孙子兵法》的心血。除“十三篇”正文加注外，全书包含了较丰富的有关中国古代战争和《孙子兵法》在世界上影响等其他方面的学术内容。其“前言”和“导论”涵盖了孙武其人、孙子时代的战争、孙子论战争、孙子与毛泽东等内容。附录部分有《吴子》英译文、《孙子对日本军事思想的影响》等4个专论，所有这些都值得一读。其三，英国战略学家利德尔-哈特（1895～1970）为此书作了精彩的序言。利德尔-哈特指出：“《孙子兵法》是世界上最早的军事名著，其内容之博大，论述之精深，后世无出其右者。......与《战争论》相比，孙子的文章讲得更透彻，更深刻，永远给人以新鲜感。”在回顾个人学习《孙子兵法》体会时，利德尔-哈特就格里菲思英译本的意义作了这样的概括：“人们早就感到需要一种《孙子兵法》的新译本，更完整、更准确地解释孙子的思想。在可能导致人类自相残杀和种族灭绝的核武器研制成功以后，这种需要更为迫切。鉴于中国在毛泽东领导下重新成为一个军事大国，出版这样一种新译版本的《孙子兵法》就更为重要。”无疑，利德尔-哈特的序言不仅为新的英译本的问世造成声势，而且有力地促进了西方人士尤其是美国军界人士对《孙子兵法》学习与研究的重视。例如，美国著名专栏作家J.艾尔索普（Joseph Alsop）在读过该译本后曾在其全国性的报纸专栏文章中多次赞扬该书；当时的美国特种作战部队将领与反叛乱高级参谋官都读过这本英译的《孙子兵法》，而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Robert S. McNamara）在读后还将美国总统L.约翰逊（Lyndon Johnson）1965年春季行动的某些做法与孙子的论点进行比较，甚至连驻越美军司令W.威斯特摩兰（William Westmoreland）上将也抽时间研究孙子的名言，并思考孙子的思想与武元甲、毛泽东思想之间的联系。“格里菲思的《孙子兵法》译本促使美国领导人了解越南的革命战争，这是任何其他书籍望尘莫及的”。
尽管格里菲思英译本有其特色而且影响广泛和深远，但该译本也有其严重的不足之处。缺点至少有三个方面：其一，自《军争篇》起没有严格按照《十家会注》逐字逐句翻译，在《军争》、《行军》、《九地》诸篇中，多处随意删节和挪动，使译文和原文相去甚远，以致面目全非。其二，漏译之处屡见不鲜，小的如个别译句编号脱漏，大的如重要的句子漏译。例如，《九地篇》中表述孙子反对迷信思想的两句重要的话：“禁祥去疑，至死无所之。”竟被删去；《火攻篇》末段：“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其中后面的两句也漏译了。其三，有的篇名译法欠妥，更为突出的是正文中译错之处不少。多数是没有弄懂原句就落笔翻译，结果不是搞错原意就是词不达意。例如，《谋攻篇》中谈用兵之法的最后两句：“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被简单地译成：“for a small force is but booty for one more powerful”。译者还注明，“小敌之坚”是指“小股部队的实力，即其武器装备。”而“坚”字分明是“坚守硬拼”之意。从全书看，译者在前面几章还是下功夫的，但越到后面译文的失误越多，显得虎头蛇尾。造成这类错误的最根本的原因是格里菲思的汉学功底不足，在这方面无法与贾尔斯相比。到了1965年，即其英译本出版后的第三年，格里菲思还读不懂“以夷制夷”的成语。在1968年，他甚至向美国海军陆战口述历史计划人员说：“我一点也不想恢复认识汉字，我决不费心劳神了。”显然格里菲思无意再修改完善其译本，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依然照旧发行，以致这个先天不足的译本至今仍在广为流传。
（二）80年代的英译本 1987年，纽约斯特林出版公司出版了陶汉章著《孙子兵法概论》的英译本。封面的英文名称《孙子兵法》两侧各有一个汉字“帝”，副题是“现代中国的解释”，译者为外交学院副教授袁士槟。该英译本以1985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中文原作为蓝本，主要内容是作者根据其战场指挥经验与课堂教学资料，对“十三篇”作出解释和论述，在《导言》中还概述了刘伯承元帅论《孙子兵法》的精辟见解。译文比格里菲思的译文有所改进，但未能完全摆脱其影响，如个别篇名译法欠确切，在《谋攻》、《九地》、《火攻》等篇译文中的一些脱漏现象和翻译错误依然没有订正。由于中国军内人士的著作译本在国外出版实属罕见，该译本尽管印数不多，在国外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传播及影响不断扩大时期--20世纪(5)
1988年，美国哈佛大学学者托马斯·克利里（Thomas Cleary）翻译出版了另一个新的《孙子兵法》英译本。克利里的译本被列入美国“桑巴拉龙版”（Shambhala Dragon Editions）丛书的道家著作类。译者在其序言中声称：“我认为，了解《孙子兵法》的道家要旨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这部战略经典著作不仅充满着伟大的道家作品诸如《易经》和《道德经》的思想，而且它揭示了道家的基本原理乃是所有中国传统武学兵经的最终之源。更有甚者，尽管《孙子兵法》在陈述原理方面无与伦比，但探索其战略实践的深奥底蕴之关键则取决于道家专注的心理展现。”译者还在长达40页的《导论》中首先用大量的篇幅将《孙子兵法》与《道德经》作比较。他将孙子的“不战而屈人之兵”与老子的“兵者不祥之器”和“无为”相联系。在《导论》的最后部分，有着20年翻译经验的克利里还深有感慨地谈到译事之艰辛，他认为一部内容丰富的东方经典“至少会有三种可能的译法”，而他翻译《孙子兵法》方法的技术目标是，使译本达到“血肉透明、骨骼鲜明”，“再创作一部富于读者个人生活情景色彩的抽象之作”。为此，译文中删去了“次要内容的有关句子，诸如中国古代兵器”。
其实，译者为了突出“骨骼”（道家思想），删去的不止是“古代兵器”。例如，《计篇》的译文中删掉了“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一段。再如，《作战篇》开头一整段被删去。又如，《用间篇》开头描述战争影响的一段被压缩成一句英译文，完全忽略了《孙子兵法》所述实施“井田制”的时代背景。因此克利里的英译本不是严格的《孙子兵法》足本。从根本上说，将兵家经典列入道家著作也失之片面。译者把孙子所说的“不战而屈人之兵”与老子强调的“不战”、“不争”相比附也不恰当，因为孙子为了“屈人之兵”并不反对“伐兵”和“攻城”，这与老子倡导的“不争而善胜”相去甚远。虽然老子的“道”与孙子的“兵”有某些相似或共通之处，但就其实质而言，毕竟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体系和治世方略。至于译本《导论》中谈及的《孙子兵法》保留着的道家哲学内核及其可能的反战思想，这个观点也需商榷。因为《孙子兵法》强调的是“慎战”与“全胜”，是一部探讨智胜谋略和攻战取胜的兵家经典，并不是一本反战的典籍。尽管克利里的译本并非足本，但有其突出的优点，主要是译文简洁流畅，注释得当，在篇名的译法上也有新意。这个译本在西方有其影响力。80年代末到90年代，不少西方学者在学术论文或著作援引克利里的译句，就是明证。
必须提及，经美国作家詹姆斯·克拉维尔（James Clavell）编辑和作序的贾尔斯英译本在80年代曾先后连续10次出版发行，促进了《孙子兵法》在西方的传播。80年代的贾尔斯版重印本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军事出版社再版的本子有相同之处，但也有差别。相同之处是，两者都删去了汉字及大量的注释，加进编者简要的评注，同时也各自写出序言和长篇的导论。然而由于编者的军人职务与文人身分的差异，各自注释的要点不尽相同，导论的内容则差别更大。战后版的评注完全立足于军事的观点，在“十三篇”正文的英译文内不时加进一些提纲挈领式的小标题或“眉批”。例如，在《作战篇》的“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的句子后，标出“闪击战”的字样；《虚实篇》的“夫兵形象水”一段之前，小标题为“战术是变动的”；《军争篇》的“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一段之前，标明“预则立”；以及在末篇中分别标明“间谍的分类”、“间谍的方法”和“用间的目的与目标”等。而80年代版的注释则大不相同，编者克拉维尔更着重于人文的观点，致力于解释的通俗性，使《孙子兵法》更易被西方读者所接受。其主要特点：1.注释少而精，篇中要点的解释简明扼要；篇末所选的最后一个注释往往能对全篇内容的概括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例如，《九地篇》后段：“践墨随敌，以决战事。”编者概括了贾林的话，改写为：“舍弃陈规。惟胜是利，不可守以绳墨而为。”再如，《谋攻篇》末的注释只保留了张预的两句话：“知彼则可以攻，知己则可以守；攻是守之机，守是攻之策。”这样有助于读者了解“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原理。又如《势篇》末，编者精选了《通典》的评点：“此篇大抵言兵贵任势，以险迅疾速为本，故能用力少而得功多也。”从而将《势篇》的中心意思勾勒清楚。2.对原作文字所涵盖的历史背景作出必要的说明，以及在简化的十一家的原注中，作适当的增益以便西方读者看懂。例如，《谋攻篇》中“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句之后，编者保留了贾尔斯的原有注释，提醒读者注意中国在春秋末期群雄割据的局面，破坏敌人的联盟具有重大的意义。再如，《形篇》中“故举秋毫不为多力，见日月不为明目，闻雷霆不为聪耳”之句，注释只选用了何氏注，并简化为三句：“乌获举千钧之鼎，离朱百步睹纤芥之物，盲人音乐家师旷听蚊行蚁步声。”其中对师旷其人指出是盲人乐师。3.选择既有意义又有情节的史实作注释。例如，《势篇》中“故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注释只取杜牧所举的“马陵道之战”，介绍了孙膑的减灶法引诱庞涓进军遭伏击身亡，用有情节的注释以飨读者。4.选用西方熟知的将帅或战争史实来注释《孙子兵法》中的概念和辞句。例如，《用间篇》中“五间俱起，莫知其道，是谓神纪，人君之宝也。”编者指出英国铁骑军统帅克伦威尔善于用间，充分获知敌情而取胜，是“人君之宝”。总之，克拉维尔在编辑重版贾尔斯译本时对原译本中的大量注释作了精选，并在此基础上作出必要的改写，使之简明扼要，与正文的搭配更加得当。从1981年至1988年，这个英译本已印刷发行了10次。
传播及影响不断扩大时期--20世纪(6)
克拉维尔对《孙子兵法》情有独钟，他认为《孙子兵法》是为子孙后代求生存、谋和平的经典之作。在其所编英译本的长篇导论中，克拉维尔热情讴歌《孙子兵法》，指出：“孙子在2500年前写下了这部在中国历史上奇绝非凡的著作”，并真诚地希望大家要爱读这部书，“我希望，《孙子兵法》成为自由世界里所有的现役官兵，所有的政治家和政府工作人员，所有的高中和大学学生的必读材料。……我强烈地认为，《孙子兵法》对我们的生存至关重要；它能提供我们所需要的保护，看着我们的孩子和平茁壮地成长。永远记着，从古时起，人们知道：‘战争的真正目的是和平。’”克拉维尔对《孙子兵法》的酷爱并非文人墨客的心血来潮，也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推崇，如郑厚在《艺圃折衷》中所言：“孙子十三篇不惟武人之根本，文人亦当尽心焉。其词约而缛，易而深，畅而可用。《论语》、《易》、《大传》之流，孟、荀、杨著书，皆不用也。”克拉维尔从其切身体会中，尤其是反思二战期间的战俘经历，领会到孙子的伟大智慧。这位美国籍的作家、亚洲家世小说家原是英国人。1943年，他刚18岁，在英国皇家炮兵任少尉，被日军俘虏，关进爪哇和新加坡昌吉战俘营达3年半之久。他于29岁时移民去美国，进入好莱坞电影界，成为电影剧本作家、制片人、导演中的佼佼者，并加入美国籍。1973年，克拉维尔为寻求创作灵感前来香港。1977年他在参加香港“快乐谷”的一次赛马会后的次日，香港赛马总会干事威廉斯送给他一本《孙子兵法》英译本，当他阅读这个贾尔斯的译本时，立刻被《孙子兵法》充满睿智的丰富内容和优美的语言所倾倒，从此与《孙子兵法》结下不解之缘。为了弘扬《孙子兵法》，他不仅编辑和重新出版英译本，而且在他后来创作的《贵族之家》小说里，让书中的许多人物都对孙子极尽赞誉之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