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战略学家利德尔-哈特倡导中国军人要读《孙子兵法》那样，克拉维尔提出要把《孙子兵法》作为对全体军官特别是将官的年度考核的内容，而成绩好坏是晋升的法定依据。这一充满热情、富有浪漫色彩的呼吁是出自其内心的：“关于孙子：我的祖籍是英国人，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一名英国皇家炮兵的尉级军官，并被关在爪哇和新加坡昌吉的日本战俘营里达3年半之久。因此，我对战争有所了解，我更知道高级军官的情况，他们几乎个个都很蠢和缺乏军事知识。自从我发现《孙子兵法》这本书以来，我每想起我所参与的战争，我的父辈们所参与的战争，或者任何一种偏离常规的战争，我就对孙子的法则没有深入我们的心灵而感到愤懑——我年少时进入男子公立学校，大部分的入学者都是军官的儿子，他们将来都要加入英国三军当军官。在1939年，我们是15岁或16岁。我们班总共约80人，其中只有7人在战争中生存下来。如果我们掌握了孙子的知识，就绝不会死那么多人。”
（三）90年代的英译本 1993年美国西视出版公司出版了拉尔夫·索耶（Ralph D. Sawyer）所译的《武经七书》，其中包含了他的《孙子兵法》的英译文。索耶的英译本是第一次全面完整地将宋本《武经七书》译介给西方的读者，这不仅填补了东西方军事文化交流方面的空白，而且标志着“兵学西渐”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其学术意义令人瞩目。作为《七书》主要内容的《孙子兵法》，其英译文也反映了全译本的主要特点：考证较充分，注释详尽和翻译严谨。就其武经本的《孙子兵法》英译文而言，索耶的翻译有两大特点：其一、仔细研究了《孙子兵法》的兵学概念，在汲取他人学术成果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看法并落实到具体的译事之中；其二、充分利用汉墓竹简《孙子兵法》残本，补正武经本的《孙子兵法》，使英译文能更加忠实于原作。在“十三篇”正文之前，译者综述了《孙子兵法》的主要概念。他认为，孙子主张“慎战”、“不战而胜”和“全胜”；强调“理性的自我控制”，“决不允许因怕被指责为懦夫而仓促行事和个人怨恨情绪对国家与军队的决策产生不利的影响”；孙子的基本战略是“奇正”与“权变”，这是制胜之道；基本原则是“诡道”，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而“知彼知己”是料敌制胜的必由之途，“用间”则是不可或缺的手段；孙子论及将领统率军队的关键在于“气”，能“静以幽，正以治”，这与将领的意志和意图以及士兵训练有素、补给和装备适当均有密切的关系，“治气”还要“避其锐气，击其惰归”以求速决，“治军”则要奖惩分明和“禁祥去疑”；最后，孙子力求在“军争”中将军队处于有利的战术地位，使其攻击力量即其势“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部署善于“示形”，用兵“悬权而动”，集中兵力于主要目标，利用有利地形，激励士气，“并敌一向”直指决定性的目标。
对于《孙子兵法》中一些重要的兵法概念，索耶深入探索其含义，并不殚其详地作出注释。例如，“奇正”一词，译者结合《尉缭子》和《唐李问对》中的精辟论述，界定了该词的基本含义，同时参考美国汉学家D.C.劳（D.C.Lau）的抽象化的译法（劳翻译过《论语》、《孟子》等经典，在《论孙子的若干注释》一书中他将“奇正”译为straitforward and crafty，意思是“直截了当”和“诡计多端”），索耶按语义概念直译为Orthodox and Unorthodox（意思是“正统与非正统”），不失为一种另辟蹊径的译法。再如，“势”字，译者探索了中国兵家与法家著作中对“势”字的理解，特别着重研究各个《孙子兵法》英译本的译法和注释，其中罗杰·埃姆斯（Roger Ames）在其1983年的译著（取书名为Art of Rulership《统治的艺术》）中对“势”字所作的长篇注释，引起了索耶的重视。埃姆斯认为，“势”至少有三方面的含义：其一、“环境”或“条件”；其二、有关兵力部署的“具体配置”；其三、占据优越的地位，从而能发挥该地位所赋予的潜在优势。由于“势”的概念与占据优越地位发挥优势紧密相关，埃姆斯将“势”译为一个“有意思的也令人费解的词“purchase”（意思是“经努力而获得”），并对篇名采用音译法，在汉字拼音后则附加注释：SHIH〔Strategic Advantage/Political Purchase〕（意思是“战略优势/政治上努力获取”）。索耶汲取其部分内涵但舍弃其译名，将篇名译为Strategic Military Power（意思是“战略军事力量”）并注明汉简本只有一个“势”字，译名从武经本“兵势”。
传播及影响不断扩大时期--20世纪(7)
如前所述，索耶译文的主要优点之一是较为严谨，译者按原文逐字逐句翻译，为使译文完整和具有可读性而采用了增益法，即在英译文中以方括弧表示补足用字。这是所有英译本中前所未见的。另一个优点是译文简洁明快，如《作战篇》：“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翻译只用了8个英语辞汇：“No country has ever profited from protracted warfare.”再如，《用间篇》：“相守数年，以争一日之胜。”译文也很简明扼要：“Armies remain locked in a standoff for years to fight for victory on a single day.其中的“locked in a standoff for”用语比较新颖生动。译者将一些古代用语译得富有现代气息，可视为是一种创新意识，也可能出于使西方读者容易看懂的目的。如将“反间”译为“双重间谍”（Double agents），将“死间”译为“在战争中为特定目的而准备牺牲的间谍”（Expendable spies）等。
索耶译文最主要的缺点是过分拘泥于原文的字面，有些直译近乎死译，没有贯通上下文吃透意思做到“等值翻译”，以致辞不达意甚至将原义弄拧了。如将《势》篇中的“分数”硬译成：“分数字的问题”（a question of dividing up the numbers），而此处“分数”应指部队的组织编制，可译为“organization”。将《军争篇》中“将军可夺心”的“心”直译为“心”（mind），而此处“心”应指意志、决心，或镇定自若的心态。英译文似可译成determination，或decision-making，或 presence of mind等。此外，索耶采用音译法翻译《孙子兵法》中的个别概念，如“道”音译tao（威妥码拼法），在《计篇》中未尝不可，但对“十三篇”中几乎所有的“道”字都音译，就显得生硬和文理不通。因为绝大多数的“道”字都可作“方法、途径”解。索耶将“战道”、“为客之道”、“安国全军之道”等句中的“道”都采用音译法，无疑是拘泥于一种方法，缺乏灵活性，没有做到领会上下文，随语而解，以致形成翻译中的一个败笔。
（四）二十世纪下半叶国外出版的其他文字的《孙子兵法》译本 在英译本不断问世的影响下，其他西方文字的《孙子兵法》译本也陆续出版，其中俄文译本较为突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前苏联元帅伏罗希洛夫根据高等军事学院学术史教研室建议，促使以贾尔斯英译本为蓝本而转译的《孙子兵法》俄译本于1943年问世。战后，前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于1950年出版了汉学家N.孔拉德（Konrad）的宏篇专著《孙子兵法的翻译与研究》，该著作被当时苏联学术界称为“对苏联军事历史科学的宝贵贡献”。1955年，前苏联国防部军事出版社出版了新的《孙子兵法》俄文译本，该译本是以上海1936年印行的《诸子集成》中《十家注孙子》为蓝本，由J.I.西多连科（Sidorenko）中校直接从中文翻译，前苏联军事理论家J.A.拉辛（Rasin）少将教授为之作序。前民主德国后来还根据这一俄译本转译成德文，并作为东德军事院校的教学材料。
拉辛少将在新版《孙子兵法》俄译本的长篇序言中，指出古代中国的军事理论家先于希腊和罗马的军事理论家，而中国古代军事理论家中最杰出的是孙子。人们对《孙子兵法》的兴趣之所以经久不衰，其原因在于“孙子研究了进行武装斗争的基本原理，揭示了战争的矛盾性，阐述了进行战争的法则。而古代其他的军事理论家没有给自己提出过上述任务”。《孙子兵法》中包含着许多关于武装斗争特点、关于战争和战斗特点、关于战争和战斗对统帅、军事首长、士卒及整个军队要求的正确论述，其中不少至今仍很有教益。拉辛还认为，《孙子兵法》以朴素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和自发的辩证法观点为基础，达到了当时理论发展的较高水平。“孙子在古代中国军事理论思想发展中所起作用之大，相当于古代世界的亚里斯多德在许多领域发展的知识。”对于“十三篇”在理论上的贡献，拉辛则从以下七个方面作了概述：关于战争的意义、目的及作战方针；关于作战手段；关于致胜的基本原则；关于知彼知己及用间；关于战争和战斗的计划问题；关于战略进攻思想；关于指导战斗的思想。
1957年，前苏联国防部军事出版社出版了《论资产阶级军事科学》一书，1961年经修改后再版，书中保留了对《孙子兵法》的评价。作者认为，在古代中国军事理论得到了特别高度的发展，孙子总结了当时中国奴隶主所进行的战争的丰富的实践，奠定了古代中国军事科学的基础。该书指出，《孙子兵法》企图给战争下一个完整的定义，并且企图确定战争的意义，对于作为国家重要措施的战争已经做了一般的评述。孙子提出的某些进行战争的规则直到现在仍有一定的意义。该书进一步指出，孙子很重视军队的后勤保障以及要善于利用地形，《孙子兵法》中有4篇专门论述物质保障和地形问题。在诱敌深入、侦察和突然性等问题上，孙子也有极深刻的见解。首篇《始计》强调预先估计情况和计划战斗行动具有决定性意义，预见是取得胜利的基础。末篇《用间》说明，杰出的将帅之所以能打胜仗是因为他们“先知”，而有关敌人的情况不能求之于鬼神，应该从活人那里得知。孙子认为侦察在战争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传播及影响不断扩大时期--20世纪(8)
至于法译本，迄20世纪末，法国一直沿用阿米奥的译本。1922年，巴黎出版了E·肖莱（Cholet）中校编辑的阿米奥译文，题目是：《中国古代兵法。两千年前的战争学。选自阿米奥译本（1772）》，肖莱为自己的著作还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序言。1948年，C·纳钦（Nachin）编写出版了阿米奥译文的注释本，其前言与导论颇有见地。1956年，法国罗歇·加卢瓦（Roger Gaillois）准将以《中国的兵法》为题，在《见证》季刊上摘要发表了阿米奥的《孙子兵法》译文和评论。这篇文章强调的论点是：中国古代兵法家主要关心的是战争的道义方面。正如英译者格里菲思所指出的那样，这一观点“当然是非常错误的，而这一错误的根源是阿米奥的曲解”。阿米奥的译本自1772年问世以来一直在法国流传，始终没有新的准确的法译本出版。个中原因可能也如格里菲思所说，是因为“法国的主要汉学家对中国的军事经典都不感兴趣”，例如，“马斯佩罗（Masparo）在《古代中国》一书中，轻蔑地称《孙子兵法》是一本关于兵法的小册子。这反映了他的偏见，或说明他对中国文献中重要部分——战争文献的了解非常肤浅。”格里菲思指出，如果法国的汉学家能把研究中国文化其他方面的刻苦劲头拿出很小一部分来用以研究这方面的问题，法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遭受的某些军事惨败就有可能避免。
迄20世纪末，国内外翻译出版的《孙子兵法》外语译本已有：日文、朝鲜文、法文、英文、俄文、德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意大利文、捷克文、罗马尼亚文、荷兰文、希伯莱文、阿拉伯文、越文、泰文、缅文、马来文等译本。
三、以《武经七书》为理论依据，探索中国传统战略文化和大战略
现任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加拿大籍学者阿拉斯泰尔·约翰斯顿（Alastair Iain Johnston）（中文名字为江忆恩）经过对《孙子兵法》等中国典籍的多年研究，于1990年10月第二届《孙子兵法国际研讨会》上发表了题为《浅谈西方对中国传统战略思想的解释》的论文，指出西方著作中对中国传统战略思想认识不足，并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其论文开宗明义地声称：“论述中国传统战略思想的西方著作多认为，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均具有某些中国文化特征：偏重战略防御，崇尚有限战争或有节制地使用武力，低估‘纯暴力’在解决安全问题中的作用。笔者研究中国古代兵书后得知，中国军事思想包含各种不同的甚至相互矛盾的主张，在崇尚战略防御的同时，又主张攻击、摧毁或征服敌人；在强调‘义战’和‘权变’的同时，又似乎对战争目标、范围和方法的制约因素置之度外；为达成政治目的，在采取非暴力手段的同时，又强调使用暴力。”在纵观兵书和统计分析用兵的字词之后，作者指出：在中国兵书中，关于对敌采取合法行动的描述看来从头到尾基本都是“入侵”和“摧毁”敌人一类的用词，诸如：“讨”或“伐”；秘密入侵敌国领土的“侵”；开进敌国首都的“入”；毁敌宗庙祀坛的“灭”；掠夺战利品的“取”等。这一切似乎在战略上都是可取的。这些用语在《司马法》、《六韬》中比比皆是，类似的隐喻词句在《孙子兵法》的《形》、《势》等篇中也跃然纸上。至于中国兵书上所说的“义战”和“权变”，江忆恩以为“义战”消除了“有限战争”所强加在战争目的上某些制约因素，而“权变”本质上是一种绝对的战略、战术灵活性的概念。“权变”也是一种决策规划，确定在面临某一特定战略形势之时，它不受任何在道义上或政治上等方面的条件制约，而是放手让人作出适当的选择。它特别适用于义战学说，因为它促使后者更加执著地找出和运用一切必要的手段摧毁不义之敌。
“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名言在中国兵书中被当作理想化的战略。江忆恩在该文中指出，孙子的这一名言作为一个理想化的概念，在兵书中确实没有起到特别实际的作用。江认为，中国古兵书对运用“纯暴力”并非完全反对，如《司马法》所说的“马车坚、甲兵利”，《尉缭子》所谓的“武”和“力”，《吴子》所强调的先发制人等，不是为了攻城略地，就是为了克敌制胜，稳固江山。关于偏重诡道、谋略，或阴谋胜过“纯暴力”之说，江以为中国古兵书的论述是含糊的，即使明确谈及非暴力的谋略充其量只是有效地使用纯暴力的前奏而已。《六韬》强调打败敌人必须使用暴力，“文伐”篇虽论述了旨在削弱、搞乱和破坏敌人的12种外交谋略，但这些外交谋略的运用是为军事行动服务的，一旦这些谋略行之有效，随即到来的军事行动就是攻击敌人，以实现其军事目的。《孙子兵法·计篇》在列出12种诡道之后，接着说的是两种明显的暴力的战略，即“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显然，实施谋略是为采用纯暴力预作准备的，并非与“纯暴力”不相干。因此，“西方将中国传统的战略思想说成是‘谋略’或低估‘纯暴力’的作用是轻率而浅薄的”。
1991年，江忆恩又根据对《武经七书》的进一步研究，向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送交了对上述论文的修改稿，充实和丰富了原论文的观点和结论。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文章的结尾处表明，中国古兵书的历史背景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进攻性的征战讨伐是兵书中主流。但这是不是就意味着中国历代的战略思想家和战略策划者都自动地将这些“进攻性”的格言融入他们所奉行的战略文化中去呢？情况可能并非如此。同样，也不能设想墨子的“非攻”思想会自动地融入中国的战略文化并远源流长地付诸实施。只有在对中国战略文化中的格言用语与各个王朝所作的实际决定进行详细的比较之后，才能明确这些不同倾向的影响。显然作者并不满足于仅仅通过《孙子兵法》或《七书》来探索中国传统战略思想，而是要在更广阔的空间和更坚实的史料基础上研究中国的战略文化。
传播及影响不断扩大时期--20世纪(9)
1995年，时任哈佛大学助理教授的江忆恩完成了对中国战略文化问题的研究，并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著作：《文化现实主义－－中国传统战略文化与大战略》（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这本书（以下简称《战略文化》）是江忆恩的博士论文，出版时已被列入普林斯顿大学的国际历史与政治学研究著作之一。《战略文化》一书的主要特点是：以《武经七书》为楔子，用较科学的方法，对翔实的明史进行充分的分析研究，确定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范式”和“战略偏好顺序”。
（一）“居安思危，有备无患”是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中心思想
1.“战略文化”概念和《武经七书》要义 《战略文化》一书共分8章，约30万字。作者首先从“战略文化”的概念内涵谈起，其次论述对此课题的研究方法，最后也是主要谈中国历史上的战略文化和大战略，以及由此产生的中国历史上的战略选择偏好等。“战略文化”一词最早出现于1977年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为兰德公司撰写的一份简短的关于苏联有限核战争学说的研究材料中。1990年5月，美国科学院首次举行有关战略文化的研讨会，以便修改完善战略文化的定义和讨论战略文化对分析各国战略行为的潜在作用。这个研讨会吸引了众多学科的专家，包括社会历史学者、人类学学者、地区专家和主流的新现实主义战略分析家等。尽管对战略文化的概念尚待全面界定，但其主要含义是指形成战略的历史的文化背景，或“广义地说，研究战略文化就是研究文化与思维方式对战略选择的影响力。”研究战略文化实质上是探讨传统文化氛围中所形成的战略思想，正如该书作者所说，战略文化的内涵有两个方面：其一，有一个“中心范式”（central paradigm）能回答有关人间冲突的性质、敌人的性质和暴力的效用等三个基本的相互关联的问题；其二，根据这些“中心范式”的论点从逻辑上推导出一套有先后顺序的战略偏好。作者之所以首先选择《武经七书》作为分析研究的对象，是因为它是中国古典兵学的精粹，包含着古代中国的“治国之道、大战略、作战战略、战术和军事编制等”。《七书》中不仅有占主流的兵家思想，也有谈仁义的孔孟之道（以《司马法》和《三略》为代表）。但在“义战”的情况下，儒家的思想也不排斥诉诸武力，属于“不得已而为之”。作者通过对《七书》的深入研究和探讨，特别是借助计算机对有关文句、词汇、隐喻、比拟等作定量分析，得出《七书》的战略文化的“中心范式”是“居安思危，有备无患”。作者认为：“中国的战略文化基本上也是一种现实政治的偏好顺序。此外，中国的战略思想是极难预料的；先验的战略偏好顺序的效应受到一种强有力的绝对灵活性观念的影响。……这就转化为一种战略行为模式，在该模式中就会在力量相对有利的期间采取更加强制的战略。实质上，可以说中国的战略决策反映了一种基本上是看时机、凭实力的现实政治的计谋。”
作者引证了中国台湾学者魏汝霖、刘仲平对比中西战略思想上的差异：西方的游牧和商业文化传统上强调通过战争谋求扩张和财富，而中国的农业和就地栖息的文化则历来强调防御、谋略和寻求和平。西方强调人类征服自然，而中国文化则强调天人合一。西方文化着重于成就、利益和使用纯武力迫使对方就范，而中国文化则重视仁义和以德行促使对方自愿屈服。在西方，对冲突的态度具有典型性的象征是拳击和武力的较量。在中国，这种典型性的象征则是“太极拳”和“以柔克刚”。最后，西方文化强调军事战争的头等重要性，而中国传统则强调政治战争的头等重要。对于魏、刘的这番议论，作者指出这与他研究所得的“认知图”和符号分析结果是“大相径庭”的。作者声称：“一般来说，‘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否就是《孙子兵法》的非暴力或尽量少用暴力核心思想的精髓，那是模棱两可的。我的分析是，这一名言及其战略推论都体现了应用暴力的因素。”他接着说：“‘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一种理想化的战略方式，这与《武经七书》中大量篇幅所谈的务实的、作战的问题关系不大。”因此，它不能成为战略选择中的决定性的指导因素。从总体上看，《武经七书》尽管各文本内容不尽相同，但主题是攻战取胜的兵学。《唐李问对》开卷就是谈论外交接触失败转而诉诸武力的问题，这是意味深长的。
2.以丰富的明史资料作为基础材料，进一步探索中国“居安思危，有备无患”的战略文化“范式”以及中国传统的战略偏好顺序。作者选择明史作进一步的研究，原因有三：一是在这段历史时期内，当朝的决策者是中国“战略文化的哲学与文本传统和经验遗产的自觉继承人”；二是决策精英人士不受外界——非汉族的或西方的战略文化的影响；三是明朝有关决策的文献资料相对来说还是丰富的。作者对《明臣奏议》、《阵纪》等明史文献和兵书作了仔细的研究。同时，分历史阶段统计对比发生战事的频率，明确蒙古族和明廷分别主动出战的比率，尤其把明英宗年间的土木堡之役（1449年）作为一个分水岭。此外，作者还从永乐至万历年间的有关明臣奏折中，精选了足够数量的明确的主战与主和的词汇进行数理统计。通过上述多种方法，作者研究的结果是：明朝的战略文化“范式”和战略偏好顺序，基本上与《武经七书》的结论一致。
传播及影响不断扩大时期--20世纪(10)
明朝的决策者一般认为战争是历史上的一个经常不变的主题，与蒙古人的冲突尤其如此。解决这类冲突必须靠优势的军事力量。明朝的“居安思危，有备无患”思想决定了采取攻势战略在原则上是最佳选择，因为非此即是一种示弱的表现，只会鼓励蒙古的侵略性。当然明朝的战略家认识到，在明朝衰弱时，攻势战略不大可能取得成功。一旦作出这种判断，中策的战略就是倾向于静态的线性防御的纯防御性战略。只有在战略上处境十分困难，万不得已时才做出“和亲”的选择。换言之，明朝的中国在其力量强盛时总是对蒙古族采取咄咄逼人的攻势战略；而当动员人力物力从事进攻的能力备受制约时，明朝的决策者就采取防御性的或妥协的战略。
《战略文化》一书从崭新的角度探讨和研究了《武经七书》和有关明史的内涵实质。作者提出“居安思危，有备无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特色。这一高度概括的论点来自作者对中国兵书史籍的苦心钻研，也是运用现代研究方法（包括科学的统计分析）的结果。有意思的是，作者将西方现实政治学中的一个拉丁文名词“Parabellum”（“要和平就得准备战争”）译成中国成语“居安思危，有备无患”，并将这些汉字作为该书封皮的衬底，颇具有中西合璧的意味。
3.独特的研究方法 《战略文化》是一本在较深层次上研究中国兵学的专著，作者在治学方面有其独到之处。其一，广泛占有资料，认真钻研原著，领会其精神实质。作者对《武经七书》、《明臣奏议》以及《阵记》、《草芦经略》、《投笔肤谈》等兵书史籍，不仅认真阅读，而且还对一些典籍进行了逐篇逐本的翻译（如作者翻译了《三略》、《司马法》、《问对》三书以及《六韬》、《尉缭子》的部分内容），以便加深对原著的理解。即便是已有多种英译本的《孙子兵法》，作者对孙子一些名句的译法还是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对某些重要的兵学概念如“权变”，不满足于一般的释义“随机应变”，而是在钻研《武经七书》的基础上，结合当代西方学者的见解，确定“权变”是战略战术意义上的绝对灵活性，也是在战略文化“范式”内改变“战略偏好”的关键因素。作者能从海外不同版本的《明臣奏议》中校订和互补于谦、曾铣等明臣奏折的内容，使之更加准确，为电脑的分析运算打下可靠的基础。至于西方有关中国兵学的论著和当代国际战略著作，作者更是博览群书，从费正清到亨廷顿等人的著作无所不读。特别对研究长城起源的专家沃尔德伦（Waldron），作者不仅读其书，而且与他多次交谈，充实了有关明长城的知识，丰富了作者对明朝如何抵御外患的感性认识。
其二，采用认知图示法、符号分析和数理统计对兵书和史料作科学的定量和定性分析。认知图示是一种对内容进行分析的实验形式，旨在发掘在兵书中的某些原因和预期行为后果之间的联系。它有助于澄清在兵书中被长篇大论的文字或假象所掩盖的战略选择偏好。不同文章的认知图之间的相同程度有助于研究人员确定传统战略思想，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保持前后一致的。为此，作者就《武经七书》和《明臣奏议》中有关说明对敌行动的古汉语的字词，分为非暴力和暴力两大类。后者又分为防御性和进攻性的字词两个部分。全部共131个古汉语字词，作为电脑储存的基本资料之一。此外，作者对《武经七书》中有关为了国家安全而使用武力的所有因果语句都进行编码（共2225个），并输入数据库系统。这样就能对与某一特定概念有关的所有因果关系进行分析。例如，只要输入“胜利”结果概念，电脑随即显示出兵书中有关这一结果的全部原因概念。至于符号分析，作者认为对战略文章中的“符号”（指具有象征意义的重要词句）进行分析，可以极大地显示兵书中战略格言在实际行动方面的含意，即这些格言形成的战略偏好顺序。作者声称，已把《武经七书》中的这些符号分析的精粹补充到兵书的认知图内。关于明朝与蒙古的交战史，作者除了采用上述方法外，还进行了数据统计。用列表对比和曲线图形象地显示了明朝对蒙古192次较大规模战争的情况。明朝各个时期主要大臣和官员对蒙古外患的态度也一目了然。
其三，独立思考和“古为今用”。作者在其“序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该书论述的中心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的战略文化在多大程度上基本是连贯的和短暂的一致；另一方面，这一战略文化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国在历史上运用武力对付外来“威胁”。以战略文化为题，作者要运用有关冲突性质、敌人和决策者共识的中心范式论推导出“分级的大战略偏好”。关于“古为今用”，作者有其志趣和抱负。他认为，不知道历史的和文化的先例就无法了解中国的政治行为。探讨中国战略文化在中国行为方面的作用是有意义的。作者声称：“在我心目中还有一个更远大的目标——引用一位前美国总统的话作为‘想象之事’：要从全部历史上探讨中国的对外行为，探讨中国解决冲突的模式及其战略理论等等，要像在国际关系材料中探讨德国、法国、英国和俄国问题那样普通平常。
诚然，《战略文化》是一部论述中国传统战略思想的新作，其研究方法和“居安思危，有备无患”的中心范式都是有意义的，书中所谈及的西方学者的种种观点，其中也不乏参考价值。然而有些看法我们不敢苟同，特别是全书结尾“结论”一章中，除历史部分外，现实方面的若干观点，都值得商榷。
13.20世纪国外关于《孙子兵法》的应用
在《孙子兵法》西文译本尤其是20世纪下半叶的译本中，值得重视的一个现象是，各译本的前言、导论和绪言都重视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对《孙子兵法》的意义和作用做出阐述和论证，多数着重于军事意义（如菲利普斯、利德-哈特、拉津等），也有从人文的含义进行论述（如克拉维尔、克里利等）。20世纪下半叶和世纪之交，《孙子兵法》的研究与应用转向非军事领域则是一个新的发展趋势。
20世纪国外关于《孙子兵法》的应用(1)
20世纪国外关于《孙子兵法》的应用理论研究
一、重视对“诡道”、“先知”等兵学概念的研究与应用，认为“诡道”是现代军事欺骗学的先驱；“先知”则是现代情报学的基本原则
（一）对“诡道”的认识与理解
“诡道”一词如果脱离《孙子兵法》或具体战争背景泛泛而论，极易与“阴谋诡计，狡诈善变”相混淆。《孙子兵法》西传之后，到19世纪末列强入侵中国之际，一些有偏执之见的外国人就是把“诡道”曲解成中国官员“奸诈成性”的。例如，1900年8月，法国前驻北京武官德·科唐索恩（M. de Cotenson）在《新评论》上发表文章，反复指出：“中国兵法的特点”就是“将帅们奸诈狡猾，企图用各种手段欺骗对方”，因此，法国指挥官“不应被中国将领们的信誓旦旦所欺骗”，这一点“极端重要”。这种偏见已经受到《孙子兵法》英译者格里菲思的批评,实际上任何真正的《孙子兵法》的外国学者或认真读过该书的读者，都不会同意这种曲解和偏见。
1.就战争而言，从“侠义之道”到实施“诡道”是历史的进步 对此西方研究中国兵法的学者看得很清楚。譬如，对《孙子兵法》素有研究的波兰学者克里斯托夫·高利考斯基（Krzystof Gawlikowski）（中文名字石施道）曾撰文论述《左传》中的战争观与孙武思想的区别。在题为《孙武思想和中国的军事传统》一文中，石施道援引《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史料并作分析，在这场公元前638年的宋楚之战中，宋襄公坚持“不以阻隘”，“不鼓不成列”，致遭惨败，这是因为宋国代表古代商朝的贵族传统，这一传统强调“君子不乘人之危”和“君子不攻击不成阵势的敌军”。与世袭贵族的“侠义”战争观不同，孙子的军事思想大大前进了一步。他不仅主张“半济而击之”（《行军篇》）和“勿击堂堂之阵”，而且强调“穷寇勿迫”（《军争篇》）。因为“置于死地而后生”的道理对于处于绝境的敌人同样是适用的。从战术角度看，使敌人不再恋战或负隅顽抗，更有利于取胜和减少伤亡。石施道在研究《左传》与《孙子兵法》之间的关系时，还参照了马克·刘易斯（Mark E.Lewis）的学术见解。后者认为，从《左传》和其他早期资料中得知，对世袭贵族来说，战争是威望和荣誉问题，打仗是为了取得荣耀。从公元前597年的楚晋之战和公元前575年的鄢陵之战中看，都盛行着这种世袭贵族的观点。晋国将领明知寡众不敌，也不甘心在强大的楚兵压力下撤退。石施道说，从《左传》中可以看到，春秋末期在军事问题上存在着两个互相对立的派别：一派是坚持旧贵族阶层捍卫侠义战争规范，把维持尊严看得比胜利本身还重要。另一派则摒弃这些规范，注重军事行动的效果，宣称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国家的利益，而不是个人或家族的光荣。因此，为了军事上的胜利可以毫不犹豫地进行欺骗，对敌人实施突然袭击。《孙子兵法》代表着后者的新兴的军事思想。由于“贵族思想传统在中原各国根深蒂固，新的实用主义的方针首先由所谓‘蛮夷之国’采用，如吴、越、楚和秦，这些国家没有那种矫揉造作的贵族传统。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为什么《孙子兵法》出现在吴国，而不出现在中原国家。石施道还认为，孙武继承了《左传》中的许多概念，并使之系统化。孙武在发展战略思想方面的作用，堪与孔子在发展哲学方面的作用媲美。“他们的著作高度概括抽象，成为永恒的真理，有些观念甚至放之四海而皆准。然而两人之间又有重要的区别：孔子继承了古老的传统，包括贵族传统中的各种因素，他的目标是以一种新的形式把古老的传统保持下去；孙武则不然，他摒弃贵族式的军事传统，提倡与之背道而驰的军事原则，他绝不容许旧的荣辱观左右战争进程和战争目标，他破除了旧的荣辱观，而代之以争‘利’的观念，代之以建立在‘诡道’基础之上的讲究实际的战争行为规范”。显而易见，孙子“以利动”的战争观和实施“诡道”等一系列的战略战术思想，是中国战争史上的一个飞跃。
2.“以利动”是实施“诡道”的准则 关于“诡道”是否合乎伦理道德的问题，东西方学者的看法不尽相同。日本学者山鹿素行在《孙子谚义》中指出，圣人用兵之际，亦必用诡诈，不然战必败。可见其界定“诡道”概念时加了“圣人用兵”或“仁义之师”之类的大前提。而孙子论“诡道”的前提只是“兵”字——“兵者诡道也”、“兵以诈立”，并无仁义道德之类的含意。对于“诡道”这一重要的兵学概念，西方学者有其独特的见解。如波兰学者石施道指出，孙武是第一个认为“战争”不应受伦理考虑束缚的思想家。在孙武看来，战争的目的是有利于国家，衡量战争的唯一标准是胜败如何。利用非伦理手段，使用诡道诈骗敌军和己方的士卒是战争的基本法则。他进一步指出：“孙武得出了非常极端的结论：在战争中，对一切人都要用诡道和权谋，包括敌人、己方官兵、甚至最亲密的合作者和己方的间谍人员，只有最高指挥一人可以了解真实情况和真正的目的意图。所以，多少世纪以来，孙武的文章被贬为不讲道德，其实他的著作只能称作超越道德，无所谓道德不道德。”作为一家之言，石施道的这番话道出了孙武的功利主义的战争观，也说明了实施“诡道”的基本准则。
20世纪国外关于《孙子兵法》的应用(2)
（二）美国《战略军事欺骗》一书论“诡道”
《孙子兵法》中的“诡道”谋略的意义已被古今中外的战争实践所证实。但将“诡道”做为西方战略研究的目标之一，并撰写成军事理论著作，那是近十几年的事。1982年，美国佩尔格蒙出版社出版了由唐纳德·丹尼尔和凯瑟琳·赫尔比格编辑的《战略军事欺骗》（Strategic Military Deception Edited by Donald C. Daniel, Katherine L. Herbig Pergamom Press U.S.A.1982）一书。该书从战略的角度阐述了军事欺骗的重大意义以及在核时代与威慑的关系。其中有一章专门论“中国军事欺骗的理论与实践”（“The Theory and Pratice of Chinese Military Deception”），论文由道格拉斯·斯图尔特（Douglas T. Strart）和威廉·托（William T. Tow）执笔。文章的目的是，“要从中国的理论著作中提炼出一种明确的‘欺骗方式’，并评断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欺骗方法从1949年以来对北京的战略谋划有多大程度的影响”。文章的前半部着重谈《孙子兵法》以及毛泽东军事思想中的军事欺骗；后半部侧重分析朝鲜战争、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1969年乌苏里江中苏对峙和1979年中越战争4个战例。作者认为，“诡道”历来被中国的兵家视为统帅将领的一种才智。在中国传统著作中，通常把敌对双方都描绘成“善施诡道”，而最终成为英雄的必然是更精通“诡道”的一方。作者指出，中国的传统战略和“诡道”概念源自孙子。两千多年来，《孙子兵法》已成为中国战略家和军事领导人的一本主要参考书。
此外，作者还从理论上对“诡道”概念作了分析，认为：孙子著作中关于“诡道”的思想还与传统的战略思想中的一系列方面互相关联。这些方面包括：（1）预知有关情况是作战的先决条件，即所谓“知彼知己，百战不殆”。（2）选择时机和客观环境因素，如地形和天气，“攻其所不守”。（3）不先“伐兵”、“攻城”，而先“伐谋”。（4）诱敌深入，而我付出最小的代价，遇到最小的危险。所谓“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作者指出：“孙子认为，战争中衡量‘诡道’成功的最恰当标准是看它能否使领兵之将以最小的人力物力代价实现战略目标，保护战略利益，而所谓的风险又最小。在孙子的文章里，诡道是制敌的若干因素之一，他总是强调知己知彼，然后才可交战。”
2.“诡道”等兵法原则与毛泽东军事思想 斯图特尔和威廉·托都承认，毛泽东军事思想与《孙子兵法》在军事欺骗学说方面有多大的直接联系，还不很清楚。然而，在军事欺骗的性质和目的以及通过欺骗来控制事件和最大限度地减少危险方面，毛泽东的著作和诸如《孙子兵法》之类古典战略著作之间，无疑存在着高度的一致性。作者认为，毛泽东于1936年12月所写的题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长篇文章，总结了历年来红军作战的经验，特别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提出放弃“全线防御”、“寸土不让”的错误战略，敢于抛掉“坛坛罐罐”，争取主动；强调反包围和对敌实施欺骗。毛泽东指出：“我们可以人工地造成敌军的过失，例如孙子所谓‘示形’之类（示形于东而击于西，即所谓声东击西）。”作者进一步分析了毛泽东军事著作与《孙子兵法》的不同之处，指出毛泽东的另一句格言：“各个历史阶段的战争规律各有其特点，不能呆板地移用于不同的阶段。”这与孙子大不相同。毛泽东主张“持久战”，与孙子所说的“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是大相径庭的。在实施军事欺骗方面，作者的结论是：“毛当然不会采取荀子那样完全摒弃‘诡道’的极端态度，但毛的著作和军事行动都反映了在‘诡道’问题上，毛比孙子要保守得多。”
历史证明，毛泽东根据敌我力量对比和中国抗日战争的具体情况，提出“持久战”战略是完全正确的。从表面上看，其“持久战”与孙子的“兵之情主速”背道而驰，但从深层内涵探讨，毛泽东主张“战略上的持久战，战役上的速决战”；而“持久战”将由无数个小的速战速决的战斗和很多局部的速胜的战役所组成。这些都与孙子所说的“兵贵胜，不贵久”相一致。毛泽东提出的“持久战的三个阶段”符合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既有利于克服当时国内的“亡国论”和“速胜论”的思想，又反过来对侵略者造成一种心理压力。因为孙子所说的“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对军国主义的日本来说同样适用。总之，毛泽东军事思想中有关军事欺骗等理论与孙子的“诡道”、“兵贵胜”等原则是有着内在联系的。古今中外的战争要取得胜利，实施军事欺骗均必不可免。西方的现代战争也不例外。
（三）对“先知”理论的认识
1.日本历来推崇“用间”、“先知”，美国中央情报局也很重视《用间》篇 如前两章中所述，日本兵家和学者对《用间篇》十分重视并素有研究，在实践中获得“先知”而制胜之例屡见不鲜。1984年我国翻译出版了英国作家理查德·迪肯（Richard Deacon）所著《日本情报机构秘史》一书，该书指出：“日本人搜集情报的灵感是受中国2450年前的战略家孙子的影响”，《孙子兵法》中详细阐述了间谍策略，孙子的名言诸如“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上兵伐谋”等，显然一直是历代日本谍报机构的座右铭。也可以说，《孙子兵法》为历代日本谍报工作奠定了理论基础和行动纲领，以至于成为日本从事间谍的经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