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欧美国家 1989年，加拿大学者与中国学者合著的《孙子兵法及其在管理中一般应用》一书出版，具有寓意的是，这一年恰逢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成立和举行第一届研讨会。该书的两个作者分别为：加拿大马克马斯特大学金融、工商经济学教授陈万华（M.W.Luke Chan）和南开大学管理学系教授陈炳富。两作者在“导论”中指出：“《孙子兵法》不仅是一本论述战略管理的书，而且是一本涉及成本管理、销售学以及人生哲学和通过竞争取胜的书。……尽管孙子谈的是有关军事问题，但其论述有着极大的普遍意义，他的理论和原则涵盖了广阔的时间和空间，因此完全适用于任何类型的商业活动。”该书根据“十三篇”结合现代商业活动特点，提出了《孙子兵法》在管理中一般应用的6项原则：最大最小原则，即以最小的人员和资金投入的成本取得最大的有效产出；激励原则；时间和效率原则；适应环境变化的原则；情报原则；组织原则。关于组织原则，孙子曰：“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对此，诺贝尔奖得主H.A.西蒙教授表示赞同，他认为，一个理想的组织就是该组织的全体成员表现出统一的意志。孙子的一条重要的组织原则是“治众如治寡”，即简明扼要。对此，西蒙也表赞同。
正如《孙子兵法》被推崇为管理理论的先驱那样，美国的著名管理学家乔治在《管理思想史》一书中告诫管理者，“你想成为管理人才吗？必须去读《孙子兵法》”。在一些设有工商管理学硕士（MBA）学位的美国高等学府中也都将《孙子兵法》纳入学生的阅读材料。在现代战略管理学中，有一个叫做SWOT的概念，它包含4个因素，即“强弱、机遇和风险”（Strengths, Weakness, Opportunity and Threats）。“强弱”指优势和劣势，是与竞争者相比，组织在某些领域或某竞争手段上的强项或弱项；“机遇”能带来重大的利益，但它较多地来自创新。而“风险”则指外部的威胁，会损害甚至断送组织的利益，它经常涉及竞争对手。通过SWOT分析研究所形成的基本策划是实现战略管理的有效途径，也是“知彼知己”制订经营战略的重要依据。来华讲授经济学的美国学者约翰·阿利（John Allee）从营销学的角度，把SWOT分析法和《孙子兵法·虚实篇》联系在一起。他指出：“《孙子兵法》的虚实之分及其倡导的以实击虚的效果，与现代SWOT分析方法的效果如出一辙。SWOT分析法是营销中流行的策略性方法。这种方法给出公司强弱的领域，给出市场的机会与风险。应用实力去追寻机遇的观点可以说是《孙子兵法》的再版。这完全是换一种说法说出了我们计划要做的事情。”阿利在研究《孙子兵法》与销售战略的关系中，特别重视“地形”、“诡道”和消费者诸要素。他认为消费者的需求是现代销售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地形”可指动态的市场条件，而“诡道”则是销售的必由之路。他在分析了11项诡计在商业中的应用后，指出“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在现代销售中的含意是：寻找机会在消费者最意想不到的时候向消费者进行宣传，开展别人意想不到的推销服务。要富于想象力，发现可以向消费者推销而他们又毫无准备因而不会拒绝的东西。阿利接着指出，“诡道”是一门艺术，有着更广泛的含义：“诡道是销售学的一个重要部分，正如竞争是生活的重要部分一样。在叫做销售学的这门学科内神奇方面和世俗方面是密不可分的。没有必要对此提出指责，更不要不好意思，情况就是这样。”至于《孙子兵法》与现代商战的关系，阿利认为，步入市场经济的中国对此尤须重视：“在整个书中，孙子向我们指明如何利用土地（市场）提供的有利机会，如何运用做买卖的实际诀窍，以及如何智胜竞争对手。这些论述越来越具有现代意义。随着中国本身也进入混合市场经济，这部书对中国越来越切合实际需要。《孙子兵法》虽然古老，却可能成为未来的蓝图。”
20世纪国外关于《孙子兵法》的应用(10)
英国研究经济管理的学者也很重视孙子的原则在现代管理和商战中的应用。香港大学的英国学者布赖恩·斯图尔特和吉尔伯特·翁撰文称，中国自己的传统著作中充满了管理方面的聪明见解。孙子提出的“五事”——道、天、地、将、法，与管理学相应的提法：政治、道德、法律环境，经济气候，市场与竞争，管理人员，方法，资源及本单位纪律，这五个方面是一致的。作者还认为，孙子所说的五个因素，前三个“道、天、地”是人生的外在条件，一个领导人必须研究和认识它们，却无法改变和控制它们，他只能利用那些最有利的特点，在制定计划时将它们考虑在内。后两个因素“将、法”则是内在的，一个领导人可以在其企业内部培养、改变和创造它们。此外，“知彼知己”，至关重要，这关乎企业的决策和商业活动的成败。搜集商业情报，充分利用大量公开材料进行市场分析研究，不可或缺。关于“诡道”，他们认为是“遇到了一个复杂的道德问题”。不能排除在竞争中公关人员利用暗示的方法进行欺骗宣传，也不能排除对手的商业谍报活动。因此，有必要保护商业秘密，包括各种商业思路和想法在内。
3.马来西亚 在华族占35％的马来西亚，其国家文化具有多民族的特色。中国传统文化在马来西亚有着深远的影响。据说，大马首相马哈迪（即总理马哈蒂尔）一生最重视两本书，其中一本就是《孙子兵法》。在一次演讲中，大马首相对《孙子·九地篇》情有独钟，将“令发之日，士卒坐者涕沾襟，偃卧者涕交颐”等句，演绎得入木三分。在马来西亚不仅有“帛书”和孙子学专家郑良树，而且还有像吕罗拔那样的学者兼商家。吕罗拔于1991年在吉隆坡组建大马孙子兵法学会，任历届会长。十年来在民间讲演从未间断，在新、马两国作孙子及有关思想讲演会300多场，撰写讲义200多篇，发表的有关论文90余篇，著作有《我与孙子》、《孙子兵法散论》等。在吉隆坡每星期日下午的演讲会，富有吸引力，经久不衰。吕的著作行文流畅，说理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如《转亏为盈的新法则——探讨〈孙子兵法〉的目光所及》一文，集古今中外的学问于一体，对从商者颇有启迪。
（二）《孙子兵法》在人文科学领域的研究与应用
与西方的军事思想不同，孙子的用兵原则涵盖着抽象的谋略和“以利动”的高超的斗争艺术，它可以适用于军事以外的各个领域。波兰学者石施道指出：孙子的理论认为，战争具有普遍意义，涉及各种规模的斗争（因此很容易把那些规则用于其他形式的竞争，用于社会关系矛盾或用于市场竞争），而克劳塞维茨和西方的思想一般把斗争规则看成只适用于自身领域。因此，在西方军事思想中战略和战术相分离，把战争规则应用于民事生活与和平的社会关系中是不可想象的事。石施道在其题为《孙武——中国行为学、斗争哲学和科学的创始人》的论文中，高度评价了孙武理论的学术价值。指出孙武在中国古代思想领域里，独树一帜，对中国的社会科学思想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文章分三部分：孙武对科学思想发展的作用；孙武的斗争哲学；孙武与西方的行为学。概括起来，孙武理论的特点有三，即它的科学性、开放性和开拓性。石施道还谈到，孙武的理论在规范中国人的思想和文化方面是十分重要的。同孔子和道家一样，兵家思想通过各种方式，如历史、小说、故事、戏剧等，广为流传，家喻户晓。“因此，从人类学的观点看来，权谋派以及孙武的著作，都应列入最重要的学派。要对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活以及中国人的心态有真正的了解，就需要不仅懂得孔子的‘仁道’，而且懂得中国的行为学和孙武提倡的‘诡道’。”必须指出，石施道的结论有失偏颇。一是夸大了兵学原则在中国人的传统思想和文化方面的影响；二是抽掉了“诡道”的前提，孙武所言战争中的“诡道”目的在于“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其实质是“以少胜多”；就连《战争论》也有“战略支配的兵力越少，就需要使用诡诈”的主张。三是将“诡道”和“仁道”与中国行为学并列，不仅不符合中国的历史传统，而且显出逻辑上的混乱。因为儒家的“仁道”在中国的传统中根深蒂固，而“诡道”即便用于斗争领域和竞争行为也是有条件的：一方面要适合于斗争或竞争的环境要求；另一方面，必须铭记孙武所言“兵者诡道”是为了攻战取胜的“安国全军”之道，决非个人或小集团的私利。
有意思的是，石施道还从《红楼梦》的遣词造句与人物塑造中探讨中国人的行为学。他将《孙子兵法》的研究与应用扩大到文学领域，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但是能否成为研究红学的一种新的思路，那是文学界探讨的问题了。
附一：“孙武兵法八十二篇”证伪
1996年下半年以来人们所说的关于“孙武兵法八十二篇”(以下简称“八十二篇”)的真伪问题，应包括载体真伪和内容真伪两个方面的含义。载体真伪是指此书是真“汉简”还是假“汉简”，是真的抄自民国十二年(1923年)的抄本，还是假冒民国十二年的赝品。内容真伪是指此书内容是否孙武亲著，是否《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载体真伪与内容真伪既有区别，又互为表里，二者密切相关。
与《吴孙子》篇数、内容不符
从“八十二篇”的掌握者已披露的有关材料看，该书并不是82篇，而是95篇。这与《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篇数不符。
据“八十二篇”中的《预示》篇讲，其“八十二篇”是不包括《孙子兵法》十三篇的。请看其文：
“(孙武)历时八年，周敬王四年秋而修成兵法八十一篇图九卷，以名命简，定名《孙武兵法》……吾子 天机阴杀，去步图而留大则，缩立成简，一曰计，二曰谋，三曰形，四曰势，五曰争，六曰战，七曰变，八曰实虚，九曰处军，十曰地形，十一曰九地，十二曰火攻，十三曰用间。此为十有三篇也，定名《孙子兵法》。所示前者，天机玄，阴气 ，杀 ，故非圣明之君不可传也，非智者贤士不可传也，庸者不要传也， 腥者不可传也，故定为家传简也……所示后者，百句取精……故定为传世简也。此五年所定三[卷]，吾之后世子民明传也。”
这段话意思很明确：“八十二篇”作成于“周敬王四年秋”，书名由孙武亲定为《孙武兵法》，是“家传简”；“十三篇”在“八十二篇”的基础上“缩立成简”，作成于周敬王五年，书名由孙武亲定为《孙子兵法》，是“世传简”。《孙武兵法》与《孙子兵法》是两本书，“八十二篇”中不包括“十三篇”。
吕效祖所作《汉简孙武兵法八十二篇张氏家传手抄本序》中也说：
“这均说明孙武兵书除十三篇之外还有八十二篇。汉简孙武兵法八十二篇张氏家传手抄本完全证实了史书的这些记载。”
这段话也清楚表明，所谓“张氏家传手抄本”“八十二篇”是不包括“十三篇”的。
如此说来，“新发现”的“孙武兵书”不是八十二篇，而是九十五篇。我们在史籍中没有见到任何关于“孙武兵书九十五篇”的记载。《汉书·艺文志》只著录《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无《孙子兵法》十三篇，是因后者包括在前者之内，否则是不会不单独著录的。这早已是学界共识。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引《七录》云：“《孙子兵法》三卷。案：十三篇为上卷，又有中、下二卷。”章学诚解释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注图九卷，此兵书权谋之首条也……盖十三篇为经语，故进之于阖闾，其余……编次于中下，而为后世亡逸者也。” 他认为，《孙子兵法》八十二篇中，十三篇为上卷，其余六十九篇编次于中、下二卷，十三篇在八十二篇之内。毕以珣则讲得更为明确，他说：“八十二篇者，其一为十三篇，……其一为问答若干篇，……《汉志》惟云八十二篇，而隋、唐《志》于十三篇之外，又有数种，可知其俱在八十二篇之内也。”余嘉锡认为，毕氏所考，可“以为《孙子》之定论焉”。总之，《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是包括十三篇的，稍有点孙子文献知识的人都懂得这一点。但“孙武兵法八十二篇”的作者们却恰恰不懂，他们将“十三篇”置于“八十二篇”之外，造出了一个“孙武兵书”九十五篇的东西，从而露出了作伪的马脚。
据“八十二篇”持有者提供的“周书汉简抄本孙武兵法”篇目中，居然还有一“篇”是《三十六策》。按，“三十六策”之名，始见于《南齐书·王敬则传》，谓“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计”。“檀公”即南北朝时南朝宋名将檀道济(？－436)。这里的“三十六策”竟成了《孙武兵法八十二篇》中的第81“篇”，这一“篇”中又有36“策”之多，而且还在《汉书·艺文志》著录的那个《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之内。如果这是真的话，那历史就真成了梁启超所说的“怪物”了。
颠倒“十三篇”与“八十二篇”成书顺序
颠倒“十三篇”与“八十二篇”的成书顺序
“八十二篇”中的《预示》篇讲。孙武先写成“八十二篇”，后缩简成“十三篇”。这与“十三篇”和“八十二篇”的实际成书顺序大相径庭。
“十三篇”与“八十二篇”成书的顺序应是先有“十三篇”，后有“八十二篇”，“八十二篇”乃是孙子弟子及其后学在“十三篇”的基础上附益而成。这是学界共识，是有充分的史实依据的。
《史记》孙子本传两次称“十三篇”：一是吴王阖闾说，“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二是“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上孙家寨汉简孙子佚文亦有“十三篇”的记载。《吕氏春秋·上德篇》高诱注：“孙武，吴王阖闾之将也，兵法五千言是也。”这里的“五千言”也是指“十三篇”。曹操《孙子略解序》称：“孙子者，齐人也，名武，为吴王阖闾作兵法一十三篇。”这些记载都说明，孙武晋见阖闾时，只有“十三篇”。“八十二篇”始见于《汉书·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说：“《史记》称‘十三篇’在《汉志》之前，不得以后来附益者为本书。”章学诚：“十三篇之自为一书，在阖闾时已然。”姚际恒：“《汉志》八十二篇，或反为后人附益。”余嘉锡：“吴王与孙武问答，未必武所自记……此盖战国时人所追叙耳，至其后乃合而编之，或即刘向校书时所定著。” 吕思勉：“今所传十三篇，实为原书。《汉志》八十二篇，转出后人附益也。”杨炳安、陈彭：“八十二篇乃是以十三篇为主题，另合其后学所衍绎、附益的六十九篇而成；原来十三篇的基本体制似乎并未打乱而保存于八十二篇之中了。”蓝永蔚：“据现有资料可以看出，《十三篇》经过汉初的流传，迅速繁衍出一系列的著作，成为长达数十万言的洋洋大书，这也就是从《史记》所载的《十三篇》发展成为《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的根本原因。”李零：“所谓八十二篇本的《孙子》显然正是逐步合并了汉初十三篇和陆续增益的《吴问》一类后出之作才得以编成。” “八十二篇”乃是在“十三篇”的基础上增益而成，是学者经过科学论证得出的普遍性的结论，是建立在坚实的史料和严密的推理基础之上的。但可惜“八十二篇”的造假者们对此一无所知，结果自己把自己的谎言戳穿了。
《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等有关孙子之文传至东汉末年，曹操认为世人对《孙子兵法》“未之深亮训说，况文烦富，行于世者，失其旨要，故撰为《略解》焉”，于是删掉了那些“失去旨要”的东西，只注“十三篇”，使之广泛流行于世，其余69篇则因价值不大而逐渐被淘汰，故《隋书·经籍志》已无著录。从这个意义上说，杜牧说曹操“削其繁剩，笔其精切”，并非完全没有根据。这说明，《孙子兵法》经历了“十三篇”──“八十二篇”──“十三篇”的历史演变过程。《预示》篇的作者由于不了解《孙子兵法》这一流变情况，编造了一个孙武先写成“八十二”篇、后缩编成“十三篇”的天方夜谭式的神话，足证其是伪作无疑。
错乱年代
房立中先生提出，《孙武兵法八十二篇》中成书最晚的《预示》篇，其“成书年代也与银雀山汉简不相上下，甚至不能排除由韩信或其门客拟作的可能性，其价值相当珍贵。”但我们发现，在这篇“相当珍贵”的东西中，就有多处违背史实，错乱年代是其一个方面。
该篇以孙武的口吻说：“周敬王十三年春，吾黄道起兵，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三万，兴兵伐楚。”周敬王十三年为公元前507年，而吴楚柏举之战实际发生在公元前506年冬，即周敬王十四年冬，而不是什么“周敬王十三年春”。《左传》载：定公四年(前506年)“冬，蔡侯、吴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 ，自豫章与楚夹汉”，“十一月庚午，二师陈于柏举”。《史记·吴太伯世家》亦载：阖闾九年(前506年)，“吴王阖庐……悉举师与唐、蔡西伐楚”。《预示》篇所说吴伐楚时间比史实早了一年多。该篇记载孙武晋见吴王的时间比《吴越春秋》所记时间也早了一年。《吴越春秋》载孙武晋见阖闾的时间是公元前512年(周敬王八年)，而《预示》篇却称“周敬王七年(公元前513年)春，伍圆荐吾于吴”。这应不是偶然的，很可能是作伪者运用公元纪年换算王朝纪年时因缺乏这方面的知识而犯了错误。另外，《左传》记载得清清楚楚，吴攻楚的季节是“冬”，而不是“春”，“二师陈于柏举”的时间是“十一月庚午”，《预示》篇却记为“周敬王十三年春”。该篇是以孙武的口气所写，他对自己亲身经历的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的时间绝对不会记错、写错。文中出现了这样的错误，不会是孙武之错，亦不会是《左传》、《史记》之错，那就只有是作伪者搞错了。
《预示》篇又说：“破楚一战，传于列国，吴王阖闾得以天下之亲主也，《孙子兵法》从而传民，吾愿足矣。辅政七年，用战劝戒，功成身退，民之情也，隐居景林，经以兵法。”这里，作伪者是经过精心计算的。孙武既然是在周敬王七年春被荐于吴王，那么，“辅政七年”后，自应为周敬王十四年。孙武于“周敬王十三年春”完成攻楚之战，使“阖闾得以天下之亲主”后，于十四年春“功成身退”，这个故事似天衣无缝。但由于作者把柏举之战的时间搞错了，比实际时间提前了一年多，这就出了问题。柏举之战的实际时间是周敬王十四年十一月十八日，吴军入郢的时间为十一月二十八日，“阖闾得以天下之亲主”更在其后，那么，按照作伪者的算法，孙武“辅政”从周敬王七年春算起，到实际破楚并成为“亲主”后身退，那就绝不至是“七年”了。另外，《预示》既然是《吴孙子》中的一篇，是关于孙武事迹的“珍贵”史料，被班固著录于《汉书·艺文志》中，班固不会置孙武“功成身退”这一重要“史料”于不顾，而妄说“孙吴商白之徒皆身诛戮于前，而国亡于后”的话。可见，班固没有见过这篇东西。说《预示》作成于班固之前，甚至汉初韩信或其门客拟作，是没有根据的。
《预示》篇后有韩信批语，并署“汉楚王韩信，于汉五年二月”。房立中先生说：“自汉四年二月至汉五年二月之间，韩信没有大的军事行为，仅接待了武涉、蒯通的游说……在这期间他将以往收藏的孙子兵法整理、序次完毕，并于五年二月作跋语，从逻辑上是顺理成章的。”这里所说的“逻辑”也应是造伪者当时的心态。造伪者之所以署“汉五年二月”，很可能正是基于这一考虑。但这恰恰是违反历史事实的。汉四年八月，楚汉在广武(今河南荥阳东北)相持时，韩信曾进兵击楚，迫项羽与刘邦订立和约；汉五年十二月，韩信参加了著名的垓下之战。这样的军事行为还不“大”吗?作伪者由于不懂汉初以十月为岁首，汉五年十二月在汉五年二月之前，错误地认为汉五年十二月在汉五年二月之后，因而得出汉五年二月前相当一段时间里韩信没有大的军事活动，故能于汉五年二月将“孙武兵法八十二篇”整理序次完毕的结论。实际上，韩信在这段时间里戎马倥偬，是很没得闲的。这说明造伪者虽有一定的历史知识，但基础很不扎实。韩信在汉五年一月由齐王迁为楚王，都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不可能与张良在都城共同序次兵法。杨炳安、陈彭先生指出，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其时间当在韩信被贬(高帝六年，前201年)至被杀(高帝十一年，前196年)之间。这时，秦亡未久，挟书之律未除(惠帝四年，即前191年始除)，献书之路未开，在此情况下，竟得到一百八十多家，除来自咸阳秘府外，决无其他可能。”其论证是可信的。
罗根泽先生指出，“淆混史实，错乱年代”之伪书，“诚宜析辨而杂烧之”。“孙武兵法八十二篇”中的《预示》正是这样一篇“淆混史实、错乱年代”的伪作。
多有后出事实
从目前披露的“八十二篇”内容看，其中多有汉代以后的事实，足证其为后人伪作。
“八十二篇”中的《行空》篇谈到：“黄帝谈道，执谈柄而观尽 ，以空能大而 (帖)天下。”这里的“ ”亦即“ ”。典故出自旧题元代伊世珍撰《 记》(实际很可能是明人所为)，此书系“子虚乌有”之类的笔记小说，语多不经。书内首载“ 福地”的传说，“语皆荒诞猥琐”，不足为信。明末张岱撰《 文集》中亦有《 福地记》之文，谓晋太康(280－289)中，张华为建安从事时，游洞山，遇一仙人，“走石壁下，忽有门入”，洞中藏书万卷，多所未闻者，如《三坟》、《九邱》、《连山》、《归藏》、《 》等。问其地，曰 福地也。华甫出，门自闭。张华回视，“但见杂草藤萝，绕石而生，石上苔藓亦合，初无缝隙”。汉代著作中不会讲出元、明时人编的关于晋人的神话，当是常识。
“八十二篇”中多次出现有关盘古的记载。《光明日报》1996年11月19日发表的《辨“兵法”真伪，明事实真相》一文指出：“有关盘古的记载最早见于宋代《太平御览》卷二引三国徐整《三五历记》，盘古原为苗族传说中的始祖，汉代以后才被吸收入汉族创世神话序列中，因而先秦典籍中不可能有关于盘古的记载。”张敬轩等人辩解说，宋以前就有关于盘古的记载，但提不出任何三国以前就有此记载的论据。既然他们也承认盘古的事迹最早见于三国时人的著作，当然也不能成为“八十二篇”就是“《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的依据。
再如，《拾中》篇说：“雪中之战，车上链钉，马上掌钉，卒上鞋钉……”“马上掌钉”是一句文理不通的话，其意当是指在马蹄上钉掌。马蹄钉掌在我国出现很晚。据养马史专家谢成侠先生考证，“到目前为止，我国考古学界还没有发现一千多年前的蹄铁”，“姑且认为蹄铁的应用恐怕是唐以后的事，但这也不能说是晚了。”目前所见记载出现马蹄铁的最早时间是十五世纪前叶，明成祖置建州卫之后。汉代之书不应有此内容。
前代之书不会记后世之事，这是辨别其书真伪的一条基本标准。“八十二篇”中屡见汉以后才有的史实、名物，足证其绝非《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吴孙子》。
文字多伪造痕迹
“八十二篇”抄件中大量使用古字和生僻字，造伪者企图以此证明其是抄自“周书汉简”的古籍。但抄者又常常由于疏忽而写出很晚才出现的简体字。他们这样做，恰恰暴露了其作伪的痕迹。这些字大体可分作两类：
一是将本应为繁体的字写成了简化字。如《拾中》篇有“出积车居中”的话，“书理”者居然把其中的“ ”写成了“积”。按，“积”字，本读作zhǐ，《改并四声篇海·禾部》：“积，音枳。”清吴任臣《字汇补·禾部》：“积，诸矢切，音枳。义阙。”这就是说，迄至清康熙时，“积”与“ ”在字音和字义上还都不相干。二字可以互代，至少要晚于吴任臣的《字汇补》，汉简中是绝不会将“ 车”写为“积车”的。又，同篇中出现了简体字“惊”。按，古代的“惊”与“ ”音、义均不同。宋人撰的《集韵》说：惊，音良，悲也；又注音谅，义与谅同，或作 ，其音、义与“警”都不相干。“惊”成为“ ”的简体字，乃是解放后推行简化字以后的事情。民国十二年的抄件中竟出现了解放后才有的简化字，实在又是一个“奇迹”。
二是将没有简化的字写成“繁体字”。《拾中》篇中就有多处将进出的“出”写作“ ”，如，“军 以律”，“勿 以斗”，“速 水中”等。按，“ ”字所出很晚，裘锡圭先生对此已作过考辨。这里再作点补充。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十五载：“传奇以一折为一 。古无是字，始见吴任臣《字汇补》，注曰读尺。相沿已久，遂不能废。”王力先生也认为，“ 是近代产生的字”。“周书汉简”中居然出现了清代才有的字，岂非咄咄怪事！
关于“ ”字的出处，《中国文物报》1996年12月8日发表的《＜孙子兵法＞82篇纯属伪造》一文中明确指出，此字“《改并四声篇海》引《俗字背篇》谓出于道书，先秦及秦汉时代绝对不会有”。但房立中先生硬说“ ”字“出自汉代张陵《道书》无疑”，并称《后汉书·艺文志》中就著录有“张陵《道书》”。对这一说法，人们是绝对不会“无疑”的。首先，《后汉书》中无《艺文志》，说《后汉书·艺文志》如何如何，这本身就是错误的。清人、民国时人所辑《后汉艺文志》、《补后汉书艺文》之类，那已不是《后汉书》的内容，后者距前者一千多年，这是不能混为一谈的。将二者混为一谈，不是无知，就是欺骗。其次，史籍中所载张陵造作道书，均是泛指道教之书，而不是专有书名。《华阳国志·汉中志》中说：“汉末，沛国张陵学道于蜀鹤鸣山，造作道书，自称太清玄元，以惑百姓。”《后汉书·张鲁传》谓张陵“学道鹤鸣山中，造作符书，以惑百姓”，《三国志·魏志·张鲁传》载，“张陵学道鹤鸣山中，造作道书，以惑百姓”，中华书局等出版的以上各书点校本，均未在此处的“道书”、“符书”旁加书名号。《隋志》、《唐志》、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等官私书目中也均无著录此书名。这里的“道书”不是专有书名，而是道教之书的泛称，乃是历史常识。
但房立中先生说，《中华小字典》、《汉语大字典》都注“ ”出自《道书》。这不是事实。现将字典原释文与房立中先生引文对照情况列表如下：
原释文与房立中先生引文对照表
┌────────┬──────────┬──────────┐
│ 字典名称 │ 字典释文 │ 房引文 │
├────────┼──────────┼──────────┤
│ 《中华小字典》 │ ，与天同，出道 │ ，与天同，出《 │
│ │ 书，见《篇海》。 │ 道书》、《篇海》。 │
├────────┼──────────┼──────────┤
│ 《汉语大字典》 │ ，同“天”。《 │ ，同天，《改并 │
│ │ 改并四声篇海·青 │ 四声篇海·青部》 │
│ │ 部》引《俗字背篇》 │ 引《俗字背篇》： │
│ │ ：“ ，与天同，出 │ 与天同，出《 │
│ │ 道书中。” │ 道书》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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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中可以清楚看出，两字典释文中“道书”二字均未加书名号，房先生引文中的“道书”却都加了书名号，并谎称他的这两段引文就引自该两部字典。房先生的眼力当不至差到连字典释文有无书名号都看不清的地步。这种故意篡改文献典籍以欺骗舆论的做法大不应该。且张陵造作道书在永和六年(141年)，时班固已去世半个世纪。无论如何这都不能成为“八十二篇”就是《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吴孙子兵法》的证据。房先生为此扯谎，实无必要。
抄本来历不明
我国古代伪书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大都来历不明。持有者为了说明其书是真的，都要编造一个关于此书来历的离奇故事：或谓得自墓穴，或说来自墙中，或言出于戚属，或称受之某母某女等。也有前世已佚，经若干年后突然出现或被史籍无故著录的，都属来历不明者。这些来历不明的书经后人考辨，大都被确认为伪书。故梁启超据此总结出判断伪书的方法之一，就是“从书的来历暧昧不明而定其伪”，认为对这种书，“可以径从其奇离而断定为作伪之确证”。
“八十二篇”的出现，也有一个离奇的故事。其大体情节是：持有者张敬轩是清光绪时进士、晋陕名人张瑞玑之孙。张瑞玑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赴陕西韩城任知县途中，用重金买下了《孙武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汉简。1923年，张瑞玑辞职回家，与其二子张联甲在西安共同“书理”这些汉简。张瑞玑去世后，张联甲“遵照父训”，终将此书竹简“书理”成册。“文革”时，张联甲采取“毁简保兵法”的策略，主动将竹简“装满架子车”，送到西安药王庙门前大坑内烧掉，又在“红卫兵”监督疏忽时，从火中抽出一捆即将点燃的竹简(即“八十二篇”中的第三十一篇)，“从而幸运地保存了一件汉竹简的原物和张瑞玑父子书理竹简的墨迹手稿”。张联甲去世后，第三十一篇兵书竹简(共27枚)和手稿由其子张敬轩保存至今。
这个故事荒诞离奇，破绽很多，完全是持有者向壁虚构的谎言。
据张瑞玑真正亲属的揭发材料证实，张联甲与张瑞玑根本无血缘关系，所谓张联甲是张瑞玑的二子，纯系捏造。这就使“张氏三代护国宝”的故事不攻自破，汉简来自“张氏家传”的说法成为无稽之谈。
“近两千年”前的竹简在没有科学庋藏条件的情况下，在地上不可能保存到现在，更不可能经得起那样折腾而保存完好；且持有者对汉简形制的描绘也证实了其对汉简的无知。所谓张敬轩家中至今还保存有27枚汉简的说法亦是谎言无疑。
经专家鉴定，持有者拿出的所谓抄自“民国十二年”的抄本“原件”，实际抄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证明持有者在“抄本”问题上也是在搞欺骗。
总之，“八十二篇”持有者张敬轩等人是晋陕名人张瑞玑之后的身世是伪造的；“八十二篇”“抄自汉简”、张敬轩至今还保存有27枚家传汉简的说法是虚假的；抄本由张瑞玑、张联甲共同书理于民国十二年的说法也是骗人的。“八十二篇”这样“暧昧”的来历，理所当然地应作为断定此书为伪书的一个重要依据。
总之，“新发现”的“孙武兵法八十二篇”，无论从篇章构成上看，还是从内容反映的史实、典故和器物看，抑或是从文字使用和改动情况及其不明来历看，都堪称伪迹昭著。文中许多内容是汉代所没有的。元、明、清甚至更晚才有的史实、器物、文字等，书中却屡屡出现，这决不是一句“窜入后人文字”的话所能遮盖得了的。此书是冒称《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的伪作，乃是不可辩驳的事实。
附二：《孙子兵法》研究论著知见录
说明：1、1993年以前的《孙子兵法》研究论著目录，请参看于汝波主编《孙子学文献提要》，该书由军事科学出版社1994年10月出版。2、此目录分著作和文章两类，分别按出版（发表）时间为序排列，同一时期出版（发表）的，则按题目文字笔划顺序排列。3、各目录构成要素：著作类为书名、作者名、出版社名及初版时间；文章类为文章名、作者名、报刊名及发表时间。同一论文集中有多篇与孙子有关的论文者，只在第一篇论文后著录出处，并括注“以下论文未注出处者，与此同”，不再重复著录出处。
1993--2000年《孙子兵法》研究论著(1)
1993--2000年《孙子兵法》研究论著知见录
一、著作
1993年
中国古兵法[白话)精粹 李启、姚有志选编 军事译文出版社1993年1月孙子兵法与炒股实战100计 谢志强等主编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1月
孙子兵法——制胜武经 包继英编著,春风文艺出版社1993年2月
兵法谋略——现代企业经营决胜之本 丁傅、谷弘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1993年2月
孙子兵法今译今注 齐光译注 北京古籍出版社1993年2月
孙子研究在日本 [日]佐藤坚司著，高殿芳等译 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2月
评析本白话诸子集成 王宁主编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3年2月
中国智慧精典 薛贻康等编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1993年3月
白话兵法大观 黄朴民等编著 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3月
孙子兵法新译 朱军著 海潮出版社1993年3月
孙子兵法辞典 吴如嵩主编 白山出版社1993年3月
孙子兵法钢笔字帖 任玉涛书 河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4月
孙子探胜——第三届孙子兵法国际研讨会论文精选 本书编辑组编 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4月
孙子集成 谢祥皓、刘申宁纂辑 齐鲁书社1993年4月
《孙子》精粹新编 黄志贤等编著 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4月
厚黑孙子兵法 金枫编著 金城出版社1993年4月
孙子兵法与企业思想政治工作 倪子兰著 济南出版社1993年5月
汉英对照《孙子兵法》 潘家玢、刘瑞祥英译 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5月
兵家妙语选 王建伟编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1993年5月
孙子兵法与经营决胜谋略 吴成编 湖北美术出版社1993年5月
股市兵法 郭海培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5月
人生谋略九大兵书 胡平主编 团结出版社1993年6月
中国兵书十种 徐子宏等编 湖南出版社1993年6月
斗智奇谋——孙子兵法百例应用 董际平、杨坤伟编著 同济大学出版社1993年6月
四库全书精华 宋德全等编 大连出版社1993年6月
先秦秦汉三国兵书名著精华 王宝元等主编 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6月
兵圣两孙子(连环画) 庄宏安等图、刘庆等文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7月
孙子神术 阎勤民编著 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3年7月
中国谋略大典 吴井田编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3年8月
孙子与齐文化——海峡两岸孙子与齐文化学术讨论会文萃 逄振镐主编 石油大学出版社1993年8月
孙子兵法与带兵之道 李建中著 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8月
孙子兵法与市场竞争 黄志贤等著 八一出版社1993年9月
孙子兵法函授讲义(上、下) 《孙子兵法函授讲义》编写组 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1993年9月编印
百战百胜的兵法——孙子兵法 普颖华等编 辽沈书社1993年10月
孙子赚钱商法 [日]河野守宏著 傅志道译 长春出版社1993年10月
战法与计谋——中外古今兵家名著大观 何太田等主编 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
(汉英对照）孙子兵法 [英]贾尔斯英译 程郁、张和生校注今译 湖南出版社1993年11月
孙子兵法与现代企业经营谋略 暴奉贤编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1月
诸子精华今译 王颂民、孙通海主编 人民日报出版社1993年11月
丰增秀俊选集 [日]丰增秀俊著、黄仁义等译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3年12月，
文史英华丛书 白寿彝等主编 湖南出版社1993年12月
孙子兵法与下海实践 吴崎、蔚然主编 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年12月
孙子兵法与市场营销研究 王文举主编 中国商业出版社1993年12月
孙子兵法与跨国经营 徐振利编著 对外贸易出版社1993年12月
孙子传 黄尧德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1993年12月
孙子兵法精解 叶琦 湖南文艺出版社1993年12月
孙子名言妙用史证 邱复兴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
孙子兵法(录音带) 赵忠祥播讲 山西教育音像出版社1993年
1994年
《孙子兵法》与经济发展战略 吴岐山编著 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2年1月
孙子兵法教本 刘春志、刘思起著 国防大学出版社1994年1月
兵书观止 房立中主编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4年1月
兵法商战谋略全书 肖尚弼著 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1994年1月
中国古代兵法大全 万同林主编 国防工业出版社1994年2月
兵法谋略与企业竞争 虞祖尧、沈恒泽主编 企业管理出版社1994年2月
《武经七书》今译 肖迟等译 煤炭工业出版社1994年2月
商用孙子兵法 王东华编著 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1994年2月
古兵法今用——商战韬略200 王长远、陈兆祥 李俊民编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年2月
1993--2000年《孙子兵法》研究论著(2)
孙子兵法与市场谋略 唐突生编著 青岛出版社1994年3月
《孙子兵法》与企业经营战略 曹凤高等编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6月
孙子兵法与市场营销 王文举主编 中国商业出版社1994年7月
孙子兵法解说 吴如嵩 于汝波主编 金盾出版社1994年7月
历代兵法注释 孙金城注释 敦煌文艺出版社1994年8月孙子兵法 孙晓玲编著 武汉出版社1994年8月孙子兵法钢笔字帖 卢中南书 金盾出版社1994年8月孙子兵法辞典 赵国华等主编 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孙子兵法与市场经济 高增厦等主编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