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春秋时各国军队无《孙子兵法》中讲的那样大的规模，而只能战国时才有，因此断言此书不会成书于春秋，亦值得商榷。蓝永蔚先生在《〈孙子兵法〉时代特征考辨》对此进行了考辨。综合此文及所见其他史料,可知：晋在公元前541年治兵于邾南，有简甲车4000乘，如将韩氏、羊舌氏等10家9县计算在内，实际车数有4900乘之多。公元前530年，楚灵王自称，仅陈、蔡、东、西不羹4个大县，“赋皆千乘”，总计已有4000乘的兵力。另外，《诗·鲁颂· 宫》中歌颂鲁僖公有“公车千乘”，“公徒三万”的话。公元前632年，城濮之战，晋车700乘以败楚师；公元前548年，郑子展、子产帅车700乘伐陈；公元前484年，吴、鲁联合伐齐，仅获齐军革车就有800乘，甲首3000。各国参战兵车就有如此之多，其国家总兵车数都应在千乘以上是没有问题的。按孙子所说的比例，这些国家的兵力均应在10万以上。又，《国语·越语上》载勾践誓词中有“今夫差衣水犀之甲者亿有三千”之语。“亿”有大小两解，大为万万，小为十万。此记载说明，当时吴国兵力也已在10万以上。概而言之，《孙子兵法》中所反映的“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的军队规模，以车战为主的作战样式，有车兵、步兵而无骑兵迹象的兵种组成等，都应符合春秋末期的情况。
但《孙子兵法》确经后人整理，在整理过程中有窜入后人文字的情况。如汉简本《孙子兵法·用间篇》中有“燕之兴也，苏秦在齐”之语；十一家注本《九地篇》中增“焚舟破釜”四字等。这种情况是在《孙子兵法》成书后整理中出现的，不能影响人们对其成书于春秋末期的认定。
二、《孙子兵法》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有：对上古以来，特别是春秋时期战争经验的总结；对已有兵学理论成果的继承和发展；春秋时期社会思潮的影响和齐文化的培育等
为什么生活在两千多年前的孙武，竟能写出这样一部体系完整、认识深刻、应用广泛、影响深远的兵学著作呢？为什么它只能产生于中国，而不在其他国家呢？这除了孙武个人的天才和实践条件之外，还有社会、历史、思想等多方面的原因。
（一）中国上古以来，特别是春秋时期频繁、激烈、多样的战争，是《孙子兵法》产生的源泉和动力。
在中国上古时，就发生过多次战争。见于文字记载的有：黄帝与炎帝的阪泉之战，黄帝伐蚩尤的涿鹿之战，共工与 顼之战，尧、舜、禹攻苗之战，夏启伐有扈的甘之战，商汤伐桀、武王灭纣、周公东征等战争。《孙子兵法》中提到了“黄帝胜四帝”、商灭夏、周灭殷的故事，说明孙武对那个时期的战争曾进行过研究，并汲取了这些战争所提供的一些经验教训。
春秋末期，周朝天子的权威日渐衰微，诸侯、卿大夫的势力则在不断扩大，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常常互相攻伐，战争此起彼伏，烽烟弥漫全国。据不完全统计，从周顷王元年（前618年）到周敬王元年（前519年）这100年的时间里，见于记载而又比较大的战争就有160多次。他们为了赢得战争，纷纷在国内进行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军制也因之而出现了较大的变化，如公元前645年晋国“作州兵”，废除了奴隶和平民不能充当甲士的限制。公元前594年，鲁国“作丘甲”，要求按土地面积服兵役和交纳军赋。公元前538年，郑国“作丘赋”，规定奴隶可以充当甲士并承担军赋等。由于奴隶可以充当甲士，扩大了兵源，军队的数量有较大增加，战争的规模也因之扩大了。另外春秋末期的兵器、作战样式、谋略的使用等也有了很大的变化。铁制兵器已用于战场。步兵已经兴起，舟师也成为一重要兵种，车、步相结合的野战是主要的作战方式。在作战指挥上，与野战相适应的奇袭、迂回、包围、伏击、后发制人、各个击破等战法已广泛应用，战争指挥艺术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酝酿产生时期--远古至春秋(3)
春秋末期频繁、激烈、多样的战争迫切需要先进的军事理论作指导，同时又为军事理论研究者们源源不断地提供新鲜的经验教训，推动着兵学理论的发展。如宋楚泓之战、晋楚城濮之战、鄢陵之战等战役从正反不同角度证明，“不鼓不成列”，“不重伤，不禽二毛”，“逐奔不过百步”等旧的战争指导原则已不再适用于变化了的战场，而出奇制胜、避实击虚等诡诈之道则应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战争指导原则。《孙子兵法》正是适应了这种时代的需要而对当时战争实践提供的经验教训加以总结概括写成的军事理论专著。
（二）已有的兵学理论成果是《孙子兵法》跃上兵学峰颠的阶石。
中国古代兵学理论源远流长，早在孙武之前，就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那时就已经有专门性的兵书流传，见于史籍记载的有《军志》、《军政》、古《司马法》、《令典》等。从目前见到的这些兵书一鳞半爪的佚文看，《孙子兵法》成书是受到了这些兵书的影响的。如《军志》中有“允当则归”、“知难而退”、“有德，不可敌”、“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之类的话，《孙子兵法》中所说的“归师勿遏”、“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五事”以“道”为首等，含义与之都比较接近。另外，《孙子兵法》中还直接引用了《军政》里的话：“《军政》曰：‘言不相闻，故为金鼓；视不相见，故为旌旗。’”可见，孙武曾认真地研读过这些兵书，并吸收了其中的一些精华，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新的理论创造。
据黄朴民博士考证，古《司马法》对《孙子兵法》的形成有重要影响。《史记·太史公自序》称：“自古王者而有司马法，穰苴能申明之。”“《司马法》所从来尚矣，太公、孙、吴、王子能绍而明之。”这里的“孙”即应指孙子。从目前所见史料看，《孙子兵法》中有些话很可能引自《司马法》，或对其有些观点进行了介绍和阐发，但在思想体系上进行了新的构筑。
除了这些专门性兵书外，先于孙武或与孙武同时代的兵学家们对军事问题也已有许多精辟的论述。如《左传》成公十三年载有刘康公的话：“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孙子兵法》开篇就说：“兵者，国之大事也”，与之一脉相承。《韩非子·难一》载有晋大夫狐犯的观点：“战阵之间，不厌诈伪”，《孙子兵法》中“兵者，诡道”，“兵以诈立”，应是对前人这种认识的理论概括。大约与孙子同时的申包胥提出：“夫战，智为始，仁次之，勇次之”，将“智”摆在首位，与《孙子兵法》提出将帅应具备的五条标准“智、信、仁、勇、严”相通。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必须有一个基础。《孙子兵法》之所以能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就是因为其前人或同时代人关于军事问题的论述，奠定了可供其腾跃的阶石。
（三）春秋时期社会思潮对《孙子兵法》的形成有重要影响
任何思想无不打上时代思潮的烙印。《孙子兵法》也不例外。春秋末期在政治思想、哲学思想、思维方式等方面都有新的发展，为正在孕育着的《孙子兵法》源源不断地输送了营养。
从政治思想看，春秋时期民本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早在周公时，就提出了“保民”的思想，《尚书·康诰》中反复讲到这一问题。春秋时，这种呼声更加强烈，如认为“夫民，神之主也”，人民是神的主宰；“无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没有人民的支持就什么事情也办不成。《孙子兵法》“道”、“仁”、“与众相得”观点的提出无疑渊源于这种思想。当时人们对“仁”的理解也更加宽泛，有的提出预计功利行动就是仁，“度功而行，仁也”；还有的认为，对人民仁并不妨碍对敌人诈，仁与诈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并行不悖。在德刑关系上，主张宽猛结合，以猛为主等。这些思想都渗入了《孙子兵法》整个思想体系之中。
从哲学思想看，西周以来以否定天命观为主要内容的朴素唯物论观点和迷信天命鬼神等唯心论的斗争一直存在着。军事斗争不迷信权威、只遵奉科学的特点，使更多的人们自觉不自觉地按照唯物论行事。《孙子兵法》“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的思想正是对这种斗争作出的科学结论。我国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源远流长。《尚书·皋陶谟》所载“宽而栗（宽弘而严厉）”，“柔而立（和柔而能立事）”，“强而义（刚强而合于义）”等“九德”，就已经包含着对对立统一原理的感知。《周易》中提出了许多相反相成的哲学范畴。春秋时期，人们对对立统一关系的认识更趋广泛和深刻。如对五行相生相克关系的论述说明人们已体悟到这一规律存在的普遍性。医学家医和提出的“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徵为五声”，蕴含着朴素唯物论与辩证法结合的萌芽。吴公子季札对周乐的议论，如“直而不倨（正直而不骄傲），曲而不诎（曲折而不屈枉），近而不逼（接近而不咄咄逼人），远而不携（远离而无二志）”等，也饱含着深刻的哲理。《老子》书更是集当时朴素辩证法认识之大成。《孙子兵法》汲取了这些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并作了进一步的发展，从而形成了自己独树一帜的兵家哲学思想。
从思维方式看，先秦时期的思想家们往往是通过对自然和社会的观察、思考、直觉顿悟的思维方式对客观事物直接作出论断；长于统体思维，注意完整思想体系的构筑；注重对哲学范畴的概括和使用，因此有很强的哲理性；论述问题的方式大都是舍事而言理等。这与同时代西方一些国家的军事著作相比，有很大的不同。中国古代这种特有的思维方式也是《孙子兵法》产生于中国而不产生于他国的一个原因。
酝酿产生时期--远古至春秋(4)
（四）尚武崇智的齐文化是培育《孙子兵法》这朵奇葩的沃土。
孙武生活的地方原属周太公望的封地，太公望是一个足智多谋的人，周武王推翻商朝，主要依赖于他的谋略。他受封于齐后，享有征讨五侯九伯之权。太公望个人的经历、思想特点、周建国后担负的特殊使命等，使他非常重视军队和兵学理论。到齐桓公时，管仲实行军事改革，齐国的军事实力进一步增强，成为当时诸侯国的霸主，尊王攘夷，东征西讨，盛极一时，尚武崇智之风发展到鼎盛，并逐步形成了一种社会传统。据史书记载，齐人具有“宽缓阔达”，“好议论”，讲义气、尚豪侠，能忍耐，争强胜等习俗特点，这是尚武文化中较低层次的内容在人们心理上积淀的反映。韩信说，齐人“伪诈多变”，并非完全无据。它从正面说明了齐文化的尚智特征。这种文化是哺育优秀军事人才、创造先进军事理论的良好条件。先秦许多兵书都出在齐地，也说明了这一点。
孙武从小不但在社会上受到这种文化的薰陶，而且还受到家庭军事文化深刻的影响。如上所言，孙武出身于军事世家，这对于他成长为军事理论家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由于以上条件，再加上孙武本人的天才和勤奋，完成《孙子兵法》的任务就必然地落在了他的肩上。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孙子兵法》的产生，有广远的社会实践渊源，丰厚的兵学理论基础，深刻的社会思想影响，浓郁的尚武崇智文化的薰陶。它是中国远古时期的军事思想与春秋末期军事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三、《孙子兵法》军事思想博大精深，按照简易原则，大致可将其概括为战争观、战略战术原则和军队建设三个方面
《孙子兵法》的军事思想是一个博大精深、缜密完整的体系。人们从不同角度可对之作出不同的概括。按照简易原则，我们大致可将其概括为关于战争问题、战略战术原则问题、军队建设问题三个大的板块。
（一）关于战争问题的认识
国家至上，胜利第一。这是《孙子兵法》战争观中最重要的一个内容。《孙子兵法》中18次讲到“国”字，85次讲到“胜”字，所讲内容充分体现了完全从国家利益出发，一切为了战争胜利的思想。它认为，战争是国家的大事，因此必须认真研究；提出决定战与不战最根本的依据是国家利益，合于利则动，不合于利则止，“亡国不可以复存”，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制定先胜、全胜、速胜等谋略的着眼点也是国家利益。为了国家利益，要求将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对于国君错误的指令也可以不执行，执行与否的最高标准是唯民是保，安国全军。这些都体现了国家利益至上的思想。要维护、扩大国家利益，就必须取得对敌斗争的胜利，否则，国家利益就是一句空话。因此，《孙子兵法》全书论述的中心问题是如何在对敌斗争中取得胜利，《孙子兵法》说到底是一部“制胜法”，从庙堂多算到战场指挥，从选将到教民，所有的谋划和行动都是为了胜利。最好是不战而胜，其次是战场打胜。总之，一切为了胜利，这是《孙子兵法》写作的宗旨所在。
重战慎战。《孙子兵法》认识到战争是关乎国家存亡、人民死生的大事，因此强调必须对战争要高度重视，其《计篇》中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重战，就必须要备战，所以，《九地篇》中强调，要“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要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做到胜敌一筹，甚至要“以镒称铢”，“先为不可胜”，造成绝对优势；还要在思想上“以虞待不虞”，不能松懈麻痹。重战，备战，但不可浪战，如《火攻篇》所说，必须要“慎之”，“警之”，“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
多因素制胜。《孙子兵法》认为，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是道、天、地、将、法。道是政治，要使人民与统治者同心同德，就必须政治修明；否则，就会失败。这一条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首要因素。天是天时，地为地利。这两条是决定战争胜负的自然性条件。将是将帅，《孙子兵法》要求将帅必须具备智、信、仁、勇、严“五德”。法是编制、法规、法令的制定与施行，还包括后勤保障（“主用”）。后人称这五条为“五事”。另外还有“七计”，内容与此基本相同，增加了“卒”（士兵素质）和“兵”（武器装备）两个条件。“五事”“七计”之外，《孙子兵法》还看到了战争对经济的依赖关系，认为经济实力是决定战争胜负的物质基础，《作战篇》、《用间篇》都论及这一问题。《孙子兵法》对战争的这些认识，在当时来说，无疑都是很高明的。
（二）关于战略战术原则
孙子生活的时代没有将战争、战役、战斗区分开，在战争指导上也没有对战略、战法、战术严格区分。用今天的眼光看，《孙子兵法》中确实大量地论述了关于战争全面谋划问题，它是最早论述战略原理的名著。其中也有论述战法、战术的内容。但更多的理论则是既适用于战略，又适用于战法、战术，讲的是关于战略、战法和战术的一般原则。概而言之，有如下几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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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原则。《孙子兵法·用间篇》中说：“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就是预先掌握情况，预见战争胜负。《谋攻篇》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强调对敌、我双方的情况都必须掌握。《用间篇》对如何知彼作了专门的论述，提出了五间俱起的方略；《虚实篇》论述用计算、挑动、示形、试探性较量等方法了解敌情的问题；《行军篇》列举了30多种相敌之法。这些都是讲的“知彼”问题。书中对“知己”也多有论述，如强调国君对将帅要知；将帅对士卒之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要知；对士卒在不同环境下的心理特点要知等。先知是预测战争胜负的依据，是进行决策的前提，是指挥军队的先决条件（“三军所恃而动”），因此要不惜爵禄重金，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手段达到这一目的。《孙子兵法》关于先知的思想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是其战略战术原则中首要的原则之一。
先胜原则。《孙子兵法·形篇》中说：“胜兵先胜而后求战”。先胜，就是先要使自己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谋划等方面都胜过敌人。从国家战略角度讲，要通过“修道而保法”，使人民服从国家统治者的意志；要重视国家经济和军事实力的积累，形成如积水于千仞之山之势；通过外交斗争，孤立敌人，增强自己的势力等。在全局上占优势，还要在局部上也占优势，这就要合理部署，备其当备，攻其不守，守其必攻，而不能无所不备；在全局上处于劣势，更要通过专我分敌、示形欺敌等手段，造成自己局部上的优势，以专击分，达到战役战斗上先胜的目的，并逐步扩大为全局上的胜利。《孙子兵法》认为，实力优势是取得胜利的先决条件，但如果放松警惕，或不善谋划，既使在实力上处于优势，也会遭到失败。因此，它强调在强化实力的同时，在谋划上也须胜过敌人，正如《计篇》所说：“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
全胜原则。《孙子兵法·谋攻篇》提出，“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进而要求“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这就是著名的“全胜”原则。这里有三点需要注意：一是这里的“全”首先是指全局上的胜利，孙子主张，最大限度地使敌“全国”而屈，“全军”而屈，都体现了这一思想。二是“必以全争于天下”的“全”，是要求在谋划上全面周到，算无遗策，应释为“全策”，如既知利，又知害，既知进，又知退，既知奇，又知正，等等，这在哲学上叫两端分析，即把各种可能性都考虑到。这个“全”讲的是思想方法的全面性，是一种完满无缺的“全”。三是处理好“全破”的辩证关系。《孙子兵法》中“兵不顿而利可全”的“全”，讲的是实际操作和结局，这个“全”并非一定完满无缺，“全”中允许有“破”，有“破”之“全”也是一种“全”，这是一种相对的“全”。国不能“全”，就退而求全军，军不能“全”，就退而求“全”旅，旅不能“全”，就退而求“全”卒，卒不能“全”，就退而求“全”伍。这些都符合“全胜”原则。可见，《孙子兵法》在全胜问题上认识到理想与实际之间的差距，认识到了“全”与“破”相反相成的原理，在指导思想上，要求力争完满的“全”，在实践中，要“全”“破”结合。最终目的是使敌人屈服于我而把敌我双方的损失减少到最小。总之，谋全局，懂全破，筹全策，应是孙子全胜思想的基本内容。其中懂全破是理论，筹全策是手段，谋全局是目的，三者相互为用，缺一而不可。实行这一原则的方法，《孙子兵法》也讲到了，归纳起来，大致是：首先造成我方力量上的绝对优势，这是迫敌屈服的物质基础；使用威慑手段，威加于敌，夺敌将之心，慑敌军之气；伐谋、伐交与伐兵相结合，“破”“全”相互为用，以“全”策瓦解敌心，以“破”策迫敌“全”屈等。这一思想既是国家战略原则，也是军事战略原则，同时又是战役战术原则。今天看来，这一原则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致人原则。《孙子兵法·虚实篇》说：“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唐太宗李卫公问对》认为，兵法“千章万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于人而已’”（卷中），可见这一原则之重要。所谓“致人而不致于人”，就是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所调动，讲的是关于战争的主动权问题，或者说是军队的自由权，对战事的驾驭权、对局势的控制权问题。战争是智与力的较量，谁掌握了主动权，谁就可以充发发挥自己的长处，即使短处也可变为长处，同时压制对方之长处，使我敌之间的优劣差距无形中成几何级数拉大，从而取得胜利。反之，就会被动挨打，遭到失败。所以，交战双方都倾其全力、绞尽脑汁、千方百计地争夺主动权，通过“示形”、“分敌”、“击虚”、“先其所爱”，“以利动之”、“战胜不复”等手段调动敌人；同时，又通过用间、相敌、试探等手段识破敌人的阴谋，防止自己入人彀中。主动权问题，至今仍是致胜的铁则，是军事科学研究中一项常用常新的课题。
突袭原则。《孙子兵法》中的《作战篇》、《九地篇》突出强调进攻和速决的作战指导思想，主张深入到敌国作战，认为“深入则专”，能充分调动士卒的斗志；可以“因粮于敌”，“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等。进攻速决的最好方式是突然袭击，提出，“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为了达成突然袭击的目的，要求秘密决策，隐蔽准备，“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必要时，实行纵深奔袭，“并敌一向，千里杀将”，以巧成事。反对旷日持久，暴师于外。《孙子兵法》之所以如此强烈地主张利用突袭手段，达成速战速决，一则从当时国家承受能力和后勤供应困难角度考虑，时间过长，国家承受不起；二则从战争自身特点出发，因为只有突袭才能出敌不意，攻其不备，取得胜利，这是由“兵之情主速”这一客观规律决定的。三是怕诸侯之兵“乘其弊而起”，认为出现这样的情况，“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
酝酿产生时期--远古至春秋(6)
奇胜原则。《孙子兵法、势篇》认为，“战势不可奇正”，要求“以正合，以奇胜”，即以正兵迎战，以奇兵取胜，提出“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不可胜穷。这一谋略原则几千年来一直被兵家视为致胜的妙谛。但各家对奇正的理解诠释不尽一致。一般地说，符合常规的为正，超出常规的为奇。具体地讲，在兵力部署上，担任常备性任务的为正，机动力量为奇；在作战方式上，正面攻击为正，迂回侧击为奇；公开对阵为正，暗中偷袭为奇；按一般原则作战为正，采取特殊战法为奇。从军事心理上看，合乎常情的、人们预料之内的为正，出乎常情的、人们预料之外的为奇等。奇正理论的精髓是“奇正相生”，即以奇为正，以正为奇，变化无穷，使敌莫测。出奇胜制的要义是“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奇胜原则的主要特征是从实际出发，灵活机动，“与敌变化而取胜”，反对墨守成规。
击虚原则。《孙子兵法·势篇》说：“兵之所加，如以碫投卵者，虚实是也。”另在《虚实篇》中提出了著名的“避实而击虚”的原则。虚实是指兵力大小、众寡；士气的高低、凝散；军队的治乱、劳逸；兵势的锐钝、勇怯；部署的主次、坚瑕等。击虚是指打击敌人虚弱而要害之处。击虚可以使敌之实也变为虚，使强敌变成“易胜”之敌。《管子·制分》中揭示了击虚原则的底蕴：“攻坚则瑕者坚，乘瑕则坚者瑕”。《李卫公问对》载唐太宗的话说：“朕观诸兵书，无出孙武，孙武十三篇无出虚实。夫用兵识虚实之势，则无不胜。”识虚实之法甚多，如派间谍打入敌人内部侦察，在战场上“相敌”，通过“示形”迷惑敌人，运用试探手段使之暴露兵力部署等。一旦掌握了敌人虚弱之处，就应采取以石投卵之势对之进行攻击，如此，则无有不胜。
任势原则。所谓任势，就是运用力量，因势施谋，借势成事。《孙子兵法·势篇》之“势”的基本含义是力，它包括军队的正面冲击力（“转圆石于千仞之山”），多向威慑力（“疾水漂石”），各种势力之间普遍存在着的互相作用的力（即所谓“态势”），自然界因各种差异形成的力（如地势）等。所谓任势，首先是要正确发挥自己主观的力量，这就要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坚持谋胜，以巧成事，不硬拼实力，集中力量，渐蓄乍用，快速出击等。其次是充分利用客观矛盾之间互相作用的力量以达成我之目的。如石之不能自转，因山之险而成不可遏之势；物之难以力举，借水之疾漂之远去；矢之不能自射，凭弩之力而劲发，借他力为我所用，用小力而获大功。所谓求之于势而不责于人，如“置之死地而后生”，就是以“死地”之势使人自发地去殊死战斗。因势定谋，借势成事，是《孙子兵法》中一个很突出的谋略思想。
善守原则。《孙子兵法》不但强调善攻，而且也主张善守，即善于防御作战。要求“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形篇》）。为了取得防御作战的胜利，必须首先做好战争的准备；在兵力部署上要重点守备，并掌握一定数量的机动兵力，以应付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反对“所备者多”，更反对“无所不备”；其次，强调发挥防御作战的优势，“先处战地”，“以逸待劳，以饱待饥”，利用有利的地形，搞好防御伪装，制造假象，欺骗敌人；再次，在防御作战中灵活用兵，军队具有各种情况下的应变能力：“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在敌“整众而来”时，先夺其所爱，以调动敌人，以攻为守，破坏敌人的进攻企图；或坚守不出，“画地而守”，使敌不得与我战等。《孙子兵法》的防御作战思想，在其军事思想体系中占有一定的地位。
《孙子兵法》的用兵思想非常丰富、深刻。还可以说出一些。人们从不同角度可以得出不同但有益的启示。
（三）关于军队建设
《孙子兵法》中没有论述治军问题的专篇，其治军思想散见于各篇之中。主要的体现在两个方面：重视将道和以法治军。
《孙子兵法》认为，将帅强弱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五项基本因素中的一项，将是“国之辅”，辅佐周密，国家必定强盛；反之，国家就会削弱。将是国家安危的主宰，是“生民之司命”。将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所以，对他们必须要有全面而严格的要求，这就是“智、信、仁、勇、严”五条标准。智，就是要有智慧计谋，这是首要的，是由战争的特点决定的，所以居于“五德”之首。孙子的“仁”，既是一种德，也是一种手段，目的是“令民与上同意”。勇，是勇敢坚定。严，是制定法规、法令严明，并能严格执行。这里需要注意的有两点：一是这“五德”是一个互相限制又互相统一的整体，将帅必须将五者和谐地统一起来，而不能分割开来。正如贾林所说：“专任智则贼，偏施仁则懦，固守信则愚，恃勇力则暴，令过严则残”，必须“五者兼备，各适其用”，才可为将帅。二是这种选将标准是对当时实行的世卿世禄制度的一种否定，它适应了时代的需要，是进步的，应予肯定；但因为它会触犯某些权贵们的利益，所以，提出者需要有很大的理论勇气和科学态度。
令文齐武是《孙子兵法》在治军问题上的一个重要思想。“文”指行仁、教化、爱卒、厚赏；武是威重、强制、重罚、严刑。二者相辅相成。强调将士卒看成如“婴儿”与“爱子”一样，但坚决反对“爱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乱而不能治”（《行军篇》）的治军方法。认为对士卒首要的应是爱，其次才是罚，“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也；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也。”（同上）要求平时对士卒要进行严格训练，“令素行以教其民”，把“士卒孰练”作为判断作战双方胜负的重要依据之一。要求军队内部上下团结，关系融洽，“与众相得”。战时，则要善于利用环境条件对人们心理产生的影响，求之于势而不责于人，最大限度地调动士卒的勇敢精神。必要时，还要施无法之赏，悬无政之令，置之死地，以激励士卒的斗志等。
酝酿产生时期--远古至春秋(7)
但《孙子兵法》也有其难免的局限性。如主张实行愚兵政策，鼓吹抢掠，是其糟粕。其哲学思想也有唯心主义的杂质。另外，随着时代的发展，《孙子兵法》中有些论述也已过时，如火攻之法等。我们研究《孙子兵法》，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知一反三。只有这样，才能使之更好地为现代化建设服务。
2.《孙子兵法》研究发轫时期--战国
战国是《孙子兵法》广为流传的时期，也是《孙子兵法》研究的初始时期。其思想对当时的兵学理论、诸子学说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它不但成为当时军事实践的指导理论，而且在外交斗争、生产经营、医学研究等非军事领域也开始对之借鉴运用。此书在战国广为传播的根本原因是其理论适应了当时军事、外交、政治等社会斗争的需要，是中国古代社会思想发展至战国时期的必然反映。我们从战国时期《孙子兵法》的流传中，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研究发轫时期--战国(1)
一、战国时期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孙子热”；《孙子兵法》不但成功地指导了当时的军事实践，而且非军事领域也开始对之借鉴运用
《孙子兵法》在战国初期就应已有传播。孙子佚文《吴问》中对范氏、中行氏、智氏的灭亡顺序说得很准确，但预言韩、魏、赵最终将归于赵就说错了。这说明此文很可能完成于三国分晋（前403年）前后。如此说来，孙子后学在此时期就已经作祖述、阐发、补益《孙子兵法》的工作了。《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称，吴起（？－前381年）“学兵法以事鲁君”，这里的“兵法”应包括《孙子兵法》在内。战国中期，《孙子兵法》传播已相当广泛。到了战国末期，此书几乎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韩非子·五蠹》说：“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即反映了这一情况。
（一）战国时期兵书中反映的《孙子兵法》研究情况
《孙子兵法》是军事理论著作，对之重视的首先是战国时期的兵家，他们对《孙子兵法》有深入的研究。这在战国时期出现的几部兵书中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吴子》一书，今人一般认为是战国吴起所作。《汉书·艺文志》著录为“吴起四十八篇”，后多佚失。今本《吴子》仅存六篇。《吴子》继承了《孙子兵法》的军事思想而又有新的发展。其有些观点，与《孙子兵法》极为相近。试举数例如下：
《孙子兵法》 《吴子》
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 夫安国家之道，先
待也。（《九变篇》） 戒为宝。（《料敌》）
兵之形，避实而击虚。 用兵必须审敌虚实
（《虚实篇》） 而趋其危。（《料敌》）
令半济而击之，利。 涉水半渡，可击。
（《行军篇》） （《料敌》）
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 必死则生，幸生则
死地而后生。（《九地篇》） 死。（《治兵》）
凡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 理者，治众如治寡。
（《势篇》） （《论将》）
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民之耳 夫鼙鼓金铎，所以威耳；旌旗
目也。（《军争篇》） 麾帜，所以威目。（《论将》）
从以上数例可以看出，《吴子》之言，多有师《孙子》之意者。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孙膑兵法》，学界认定其为战国中期军事家孙膑及其弟子撰。此书祖述、阐发、发展了《孙子兵法》的思想，在语言上也多有直接或间接引用《孙子兵法》的话。如，《擒庞涓》中的“示之疑”，“示之不知事”，“示之寡”，即是对《孙子兵法》“示形”理论的具体运用。《威王问》中的“兵者不可不察”，源于《孙子兵法·计篇》首句：“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威王问》中“攻其无备，出其不意”，“避而骄之，引而劳之”、“必攻不守”等，大都是由《孙子兵法》的语言演化而来。其“战胜而强立，故天下服矣”，则源之于《孙子兵法》的“胜敌而益强”。《孙膑兵法》中的“贵势”思想，如主张“事备而后动”、“料敌计险”、“并卒而击”、“居生击死”等，乃是对《孙子兵法》知势、造势、任势思想的发展和发挥。在治军上，《孙膑兵法》强调“素听”、“素信”、赏罚严明等，与《孙子兵法》的治军思想一脉相承。《孙膑兵法·陈忌问垒》中说：“……明之吴越，言之于齐。曰知孙氏之道者，必合于天地。孙氏者……”这里的“明之吴越”当是指孙武，“言之于齐”则是孙膑自称，称“孙氏之道”，是强调两孙子的兵法乃是一家之学。从此句的语气看，对“孙氏之道”很有些“广而告之”的味道。
大约成书于战国中期的《尉缭子》中也引有《孙子兵法》之言和载有孙子之事。此书《将理》中说：“兵法：十万之师出，日费千金”（汉简“兵法”作“兵策”，“日费千金”作“费日千金”）；同书《制谈》篇中说：“有提十万之众而天下莫敢当者谁？曰桓公也；有提七万之众而天下莫敢当者谁？曰吴起也；有提三万之众而天下莫敢当者谁？曰武子也。”这里的“武子”当指孙武。作者对孙武的推崇溢于言表，说明他曾认真地研读过孙武的事迹及其兵法才得出这样的结论。《尉缭子》中所讲的“道胜”、“威胜”、“力胜”，无疑受到了《孙子兵法》“伐谋”、“伐交”、“伐兵”思想的启发；它重视“廊庙”决策，主张计先定，虑早决，与《孙子兵法》的“先胜后战”思想相一致；它反对“考孤虚，占威池，合龟兆，视吉凶，观星辰风云之变”的做法，也与《孙子兵法·用间篇》“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的主张相通。
近人一般认为《六韬》成书于战国晚期。此书对《孙子兵法》的思想多有阐发。叶适认为，《六韬·龙韬》之后43篇“繁悉备举，似为《孙子》义疏”，《六韬》的“将有十过”近于《孙子兵法》的“五危”；《六韬》的战车“十死”、战骑“九败”与《孙子兵法》的《行军》、《九地》相出入。这是有道理的。但《龙韬》之外亦多有阐发《孙子兵法》的内容。如“全胜不斗，大兵无创”（《武韬·发启》）、“文伐”十二法等，即是对孙子“全胜”思想的注疏和发挥。
研究发轫时期--战国(2)
（二）战国时期非兵书中反映的《孙子兵法》研究情况
《孙子兵法》不但对战国时期的兵学著作有深刻影响，而且在一些非兵书中，也可以看到其浸润的痕迹。这说明当时研究《孙子兵法》的领域和范围已相当广泛。
《管子》一书，学界一般认为是战国时齐国稷下各学派著作的汇编，其中可能也有管仲的言论。此书中有的军事观点即与《孙子兵法》相近，有的则有所发挥和发展。如该书中的《幼官图》主张实行“全胜而无害”的“全胜”战略；《轻重》甲、戊中提出的用经济手段达到不战而屈人的战略目的，即是对《孙子兵法》“全胜”思想的肯定和发展；《七法》中的“早知”、“遍知”与《孙子兵法》的“先知”、“尽知”相通；同篇中的“计必先定”，“然后兵出乎境”与《孙子兵法》的“未战而庙算胜”相近；《霸言》中的“释实而攻虚，释坚而攻脆，释难而攻易”等，则是对《孙子兵法》“避实击虚”思想的阐发。
《商君书》为商鞅及其后学所作。其中《战法》中强调“庙算”的重要，“庙算”一词最早见诸《孙子兵法》。《商君书·修权》说：“凡赏者，文也；刑者，武也。文武者，法之约也。”是对《孙子兵法》“令之以文，齐之以武”之文所作的注释。《徕民》中说：“兵法曰：‘敌弱而兵强’，此言不失吾所以攻，而敌失其所守也。”“不失吾所以攻，而敌失其所守也”句，当是由《孙子兵法·形篇》“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和《虚实篇》中“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二句演变合成。
《荀子·议兵篇》载临武君之言：“兵之所贵者势利也，所行者变诈也。善用兵者，感忽悠暗，莫知其所从出，孙吴用之，无敌于天下，岂必待附民哉！”其中所讲“孙吴”，即指孙武、吴起。临武君可能是楚人，《战国策》楚策中载有春申君之言：“仆欲将临武君”。可见《孙子兵法》已传入楚国。他认为孙子用兵，只讲“势利”、“变诈”，不讲“附民”，这是不对的，实际是孙子既讲“附民”，又讲“变诈”，将二者辩证地统一起来了。但从临武君之言中，可见孙武在当时一些将领心目中的地位是相当高的。但荀子对此观点则进行了批驳，他认为，诡者不仁，仁者不诡，“仁人之兵，不可诈也”，从而将“仁”和“诡”完全对立起来，走到另一极端，开儒家批判孙子之端，对后世产生了深刻影响。
可能在战国中后期成书、“初本黄老而末流迪于刑名”的《 冠子》，多处引用《孙子兵法》之言。如此书《天则》引：“故法者，曲制、官备、主用也。”语出《孙子兵法·计篇》，原文为：“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 冠子·世兵》：“势急节短，用不缦缦”，其中“势急节短”出自《孙子兵法·势篇》：“故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 冠子·武灵王》中载有武灵王问庞焕的话：“寡人闻飞语流传曰：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胜，善之善者也。”庞焕以“太上用计谋，其次因人事，其下战克”予以解释。武灵王所说的“飞语流传”之话及庞焕对答之语，均本《孙子兵法·谋攻篇》之言。这说明，《孙子兵法》的思想当时在赵国已广为流传。
《文子》可能成书于战国晚期，今本或有后人附益。此书中亦有明引、暗引或阐发《孙子兵法》之言。如《文子·道原》中说：“音之数不过五，五音之变，不可胜听也；味之数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色之数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此语系由《孙子兵法》的《形篇》和《势篇》“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演变而来。又《文子·上仁》篇说：“王兵先胜而后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语出《孙子兵法·形篇》。《文子·上义》篇说：“义之所以行者，威也。是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威义并行，是谓必强。”“令之以文，齐之以武”，语出《孙子兵法·行军篇》。
另外还有一些著作也不同程度地透露了《孙子兵法》在当时传布的信息。如纵横家著作《鬼谷子·谋篇》“事贵制人，而不贵见制于人”，即是师《孙子兵法·虚实篇》“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之意；其《本经阴符·分威》中所说“以实取虚，以有取无，若以镒称铢”，则分别取之《孙子兵法》的《虚实篇》和《形篇》；其《损兑》中说：“故善损兑者，譬若决水于千仞之堤，转圆石于万仞之溪”，语出《孙子兵法》的《形篇》和《势篇》。这说明《鬼谷子》的作者是研究过《孙子兵法》的，并汲取了其中的思想。杂家著作《吕氏春秋》中对《孙子兵法》也有较多的反映，如该书《尚德》中称“阖庐之教，孙吴之兵”，《决胜》中讲的“不可胜在己，可胜在彼”等。
大约成书于战国末或秦汉之际的《黄帝内经》中也多处引用了《孙子兵法》的语言。此书《灵枢·逆顺》中载：“兵法曰：无迎逢逢之气，无击堂堂之阵。”引言与《孙子兵法·军争篇》“无邀正正之旗，无击堂堂之阵”相近。该书《灵枢·营卫生会》中说：“阴阳相贯，如环无端”，此句与《孙子兵法·势篇》“奇正相生，如环之无端”相象。《黄帝内经》的作者似受到了《孙子兵法》较深的影响与启发。此乃将兵法原理引入医学领域之滥觞。
研究发轫时期--战国(3)
（三）《孙子兵法》在战国时期的增附与修订
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为汉初抄本，其中有《吴问》等十三篇之外的杂篇，这说明，这些杂篇在汉初就已流传。由此我们推测，汉代初年至班固时流行的孙子书很可能有“八十二篇图九卷”本。司马迁看到过这个本子，银雀山汉墓出土竹简很可能也是这个本子，《汉志》著录的自然也是这个本子，其中《吴问》等五篇就是十三篇之外、六十九篇之内的杂篇，其余各篇因残坏而不可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