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献吴王之兵法是“十三篇”，到了汉初却变成了“八十二篇，图九卷”，无疑在汉代之前就有人增附。至少增附工作在战国时就开始了。如前所言，《吴问》就大约产生于三国分晋前后。增附者当是孙子后学，其中不排除孙膑及其弟子参与了这项工作。他们对十三篇本文可能也作了校理的工作。虽然此后又有人对十三篇进行过校改，但均非“定型”性手术。从目前史料看，其基本型制在春秋末即已完成。
目前所见孙子佚文约有20余篇、卷。其中《吴问》是以吴王与孙武讨论晋国六卿谁先亡、谁成功的形式写成的问答体文论，其中心思想是“厚爱其民者”胜；反之则亡，损民愈甚，其亡愈速。《四变》对《孙子兵法·九地篇》“君命有所不受”做了解释，提出：“君令有反此四变者（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则弗行也。”说明“君命有所不受”与其他之“四不”并非并列关系，而是一个条件复句，即君令在违反以上四种情况时才可以拒不接受。《黄帝伐赤帝》解释《行军篇》中“黄帝胜四帝”这一典故，认为帝王之胜都须得天道、地理、民情。《地形二》似是解释《孙子兵法·地形篇》的文字。《见吴王》内容与《史记·孙子列传》所记孙武见吴王阖庐、以兵法试诸妇人之事大致相同。这当是司马迁写《孙子列传》依据材料之一。这说明，司马迁确实见过这些托名“孙子”而写的杂篇。
《隋书·经籍志》等著录之《吴孙子牝牡八变阵图二卷》，《通典》载《吴子问孙武》诸篇，清人毕以珣认为均在“八十二篇图九卷之内”，有一定的合理性。在没有充分依据推翻这一结论之前，我们姑且从之。下面我们对这些佚文作一粗略考察。
《吴孙子牝牡八变阵图二卷》，已佚。《隋书·经籍志》始见著录。书名原缺“牡”字，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隋书》据《历代名画记》补。上孙家寨汉简中有“牡陈”字样。《银雀山汉墓竹简（壹）》中有《雄牝城》篇，内容是以地形为据谈可攻与否。如认为“城前名谷，倍（背）亢山，雄城也，不可攻也。城中高外下者，雄城也，不可攻也”；“城在亢山间，无名谷付丘者，牝城也，可击也。城前亢山，倍（背）名谷，前高后下者，牝城也，可击也”。牝牡，犹言阴阳，《淮南子·地形训》：“至阴生牝，至阳生牡。”又云：“凡地形……丘陵为牡，溪谷为牝。”这些可做为考察此书内容之参考。
《孙子八阵图一卷》，已佚。《隋书·经籍志》始见著录，《日本国见在书目》作二卷，名为《孙子兵法八阵图》。《周礼·春官·车仆》郑玄注云：“孙子八阵，有苹车之阵”。苹犹屏，苹车是有隐蔽、防护装置的战车。说明书中有论述车阵的内容。又杜牧引《军志》有“四头八尾，触处为首，敌冲其中，两头俱救”等语。《唐李问对》卷上亦引此内容，谓是诸葛亮八阵；张预注《孙子》引此句称之为“《八阵图》曰”，三家注引出处已不相同。《武经总要前集》卷七《本朝八阵法》谓八阵为方、圆、牝、牡、冲（衡）方、罘 、车轮、雁行，取之《裴子新令》；王应麟《小学绀珠·制度类·八阵》则直称此为“孙子八阵”。不可靠。赵本学在《武编》引中斥之为“伪而又伪”。
《孙子战斗六甲兵法一卷》，已佚。《隋书·经籍志》始见著录。内容似是以遁甲之术言兵之作。
《孙子兵法杂占四卷》，已佚。《隋书·经籍志》始见著录，大概是讲用占候进行决策的方法，《太平御览》卷三二八引《孙子占》疑即此书，其中讲到：“三军将行，其旌旗从容以向前，是为天送，必亟击之，得其大将。三军将行，其旌旗垫然若雨，是为天沾，其师失……”此内容与孙子《用间篇》“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的思想大相违背，显然是后人伪托。
《吴孙子三十二垒经一卷》，已佚。旧、新《唐志》著录。《太平御览》卷三五七引有此书佚文。从佚文内容看，此书可能是讲部伍阵垒之法的兵书。
另外，《通典》卷一五九载有《吴子问孙武》之文十余篇，《武经总要》、《太平御览》、《十家注孙子·九地篇》何氏、张预注中亦有摘引，或作“吴王问孙武”。这些佚文的内容是讲解施行孙子提出的不同环境条件下作战原则的基本方法，其中包括散地战、轻地战、争地战、交地战、衢地战、重地战、圮地战、围地战、突围战、包围战、骄敌战、诱敌战等。文中多处讲到骑兵作战内容，显非孙子本人所作，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可能性较大。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推断：《孙子兵法》十三篇写就于春秋末，可能曾经战国时人校理。其余杂篇，大约为战国时孙子后学所作，后来又有好事者修补。
研究发轫时期--战国(4)
综上所述，《孙子兵法》在战国时期研究、流传的基本情况可概括为四个特点：传播广泛；影响深刻；注重实用；自身在传播中得到增益和修订。
二、《孙子兵法》在战国时期得到了广泛运用，丰富多彩的军事斗争和外交斗争实践充实发展了孙子伐谋、伐交和伐兵的思想
从军事斗争看，战国时期各国用兵多与《孙子兵法》所提出的作战指导原则相合，其中最突出者是孙武的后世子孙孙膑。孙膑在桂陵之战中采用的“围魏救赵”之法，是对《孙子兵法》“避实击虚”、“先其所爱”、“攻其必救”思想的灵活运用。孙膑在马陵之战前向田忌建言中引用的“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将，五十里而趣利者军半至”，出自《孙子兵法·军争篇》，原文是：“百里而争利，则擒三将军……五十里而争利，则蹶上将军……”桂陵之战、马陵之战是战国时期运用《孙子兵法》取得成功的著名战例。另外，燕国乐毅采取的诱齐灭宋、争取与国、“举天下而图之”的攻齐方略；田单守即墨所采取的反间、奇袭之计；赵奢在阏与之战中始如处女、后如脱兔、先占高地、出其不意以打击秦军；李牧在防备匈奴中能而示之不能、勇而示之怯等，都与《孙子兵法》论述的用兵原则相合。他们是否读过《孙子兵法》，史无明载。但从他们所采取的这些战法和《韩非子》所说的“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来推断，他们不会是《孙子兵法》的门外汉。
从外交斗争看，战国时各国君臣、策谋游说之士使用诈谋的情况，如因势为资，据时为变，出奇用异，扶急持倾，倒强为弱，运亡为存等，足可令人眼花瞭乱，实乃变诈奇谋之大观。其中许多观点、计策、行为，都可从《孙子兵法》中找到依据。如，谋士们认为，“计者，事之本也”，反对迷信天命鬼神，追求不战屈人，雄辩折人，“按兵后起”，因势乘便，以敌制敌，用间反间，争取与国，孤立强敌，“渔翁得利”，“黄雀在后”，以迂为直，权借时势等，似是对《孙子兵法》军事原则的例释或演义。《汉书·刑法志》中说，战国时，“世方争于功利，而驰说者以孙吴为宗”，道出了纵横家与《孙子兵法》在思想体系上的承继关系。梅尧臣认为，《孙子兵法》是“战国相倾之说”，确切地说，应为：《孙子兵法》为“战国相倾之说”提供了理论武器。纵横家对《孙子兵法》斗争艺术的需求和成功运用，也是《孙子兵法》在战国时期广为传播的一个重要原因。
战国的纵横家极力赞成不战而胜。他们认为，战争所造成的“残费”极大，“死者破家而葬，夷伤者空财而共（供）药”，“民之所费也十年之田而不偿也”。此乃“虚中之计”，“残费已先，而能从诸侯者寡矣！"造成这么大的损失而不能使诸侯服，是极不划算的。在当时群强林立，形成多极化战略格局的形势下，任何一国都不能单凭军事手段达到兼人并土之目的，只有通过伐谋伐交，才可以收到不战而胜的理想效果，或为军事上的胜利创造必须的条件。因而，当时的一些有识之士都极力推崇不战而胜，从而从理论和实践上丰富和深化了《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思想。
战国时实行这一战略的主要手段有这样几种：
联友分敌。《战国策》记录了大量的诸侯国在作战中争取盟友、分化敌军从而取得胜利的战例，其意都在于强调在多元的战略态势下联合作战、孤立敌军的重要。如，秦为了攻楚，首先用诳骗手段破坏了齐、楚联盟；长平之战前夕，秦许愿归还魏之垣雍，使其在这一战役期间一直按兵未动。张仪曾对赵王说：“今楚与秦为昆弟之国，而韩、魏称为东藩之臣，齐献鱼盐之地，此断赵之右臂。夫断右臂而求与人斗，失其党而孤居，求欲无危，岂可得哉？”秦对六国在总体上处于孤立的地位，但在局部上却常能把对手们一个个推到孤立无援的位置上去，这不能不说是秦善于争取盟友、分化诸侯力量的结果。这些做法均体现了《孙子兵法》专我分敌的战略思想。
以敌制敌。根据多极则多矛盾的特点，充分利用客观矛盾，达到弱敌取利之目的。“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即是对这一策略的形象概括。齐灭宋后，国势煊赫，秦为了打击这一潜在的强大对手，展开了频繁的外交活动，挑起了中原诸侯联合伐齐之战。这场诸侯国之间的大混战严重削弱了他们各自的力量，是秦以敌制敌策略的一大胜利。《战国策·齐一·邯郸之难》载，魏攻邯郸，赵求救于齐，齐段干纶提出不直接救赵，而是“南攻襄陵以弊魏，邯郸拔而承魏之弊，是赵破而魏弱也。”后果如其所料。这种残赵弊魏的打法，无疑也是建立在以敌制敌思想基础之上的。这些策略体现了《孙子兵法》任势而不责人的哲学思想。
利而害之。即从暂时、表面看是利敌、但在长远和实质上却是害敌的一种策略，其好处是容易使敌人上当。如卫鞅欲弱魏，却先强之，对魏王说了许多恭维话，劝其先行王事，然后以图齐、楚。魏王果然听从。于是，齐、楚怒，齐人伐魏，杀其太子，覆其十万之军，秦乘机垂拱而受西河之外。苏秦为了打击齐国，采取了“因其强而强之，乃可折”的策略，从燕至齐，极力鼓动齐王灭宋，齐灭宋后，遂成为众矢之的，为燕国伐齐造成了有利的态势。这种欲取姑予、以屈求伸的间接取胜策略体现了《孙子兵法》杂于利害和以迂为直的战略思想。
研究发轫时期--战国(5)
在别国最高领导层中培植自己的代理人。在这方面，秦开展得最有成效。其做法：一是立足长远，拥立太子。如秦支持韩太子几瑟争国，造成韩乱。齐孟尝君田文入魏后，因恶齐把魏公子负刍之母齐女逐出魏国，韩秦劝秦昭王乘机娶齐女为妻，以使秦、齐和好而共立负刍为魏王。负刍立，因其母在秦必以魏忠心事秦；如齐女再返回魏国，亦会使齐、魏亲秦。无论怎样，都会对秦有利。这无疑是在“放长线钓大鱼”。二是着眼现实，积极争取。在各国当时的统治集团内或其亲属中物色、争取和扶植亲秦分子，如齐王建就一直是秦争取的对象之一；楚怀王幸姬郑袖也曾为张仪所用而干预朝政。韩、魏、赵、燕等国中也都有亲秦势力存在，每在关键时刻，他们就出来为秦说话。秦通过他们左右其国内政策，坐收攻战所不能得到的利益。三是派出心腹，担任要职。如先后使张仪相魏，使张唐相燕，“内韩珉于齐，内成阳君于韩，相魏怀于魏”等。利用合法手段，在其他国家最高决策层中积极培植、争取、安插自己的代理人，无疑是不战而胜最紧要的策略。
用重金收买内间。如，周赧王四十九年（公元前266年），天下之士合纵攻秦，范睢派唐睢载音乐，携重金，至武安（在邯郸西，属魏），“散不能三千金，天下之士大相与斗矣”。赵将李牧连败秦军，秦就多与赵王宠臣郭开金，“使为反间”，郭开于是诬陷李牧等要造反，赵王迁遂杀李牧，秦乃得以轻取邯郸。齐王建的相国后胜也因“多受秦间金玉”而为秦效力，“使宾客入秦，皆为变辞，劝王朝秦，不修攻战之备。”从而加速了齐国的灭亡。秦把金钱作为向敌国进攻的武器，其杀伤效力不在刀枪之下。可以说，战国时把《孙子兵法》的用间思想就已运用得相当纯熟。
威慑以屈人。《孙子兵法·九地篇》中提到了“威加于敌”的思想，战国时纵横家将之广泛运用于军事和外交斗争之中。张仪实行连横，苏秦倡导合纵，都带有威慑屈人的战略目的。《赵国策·赵二·苏秦从燕之赵》章中说：“六国从（纵）亲以摈秦，秦必不敢出于函谷关以害山东矣！”张仪也说，由于赵实行合纵，“秦兵不敢出函谷关十五年矣！”说明合纵的威慑战略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张仪游说诸侯连横事秦时，使用的多是威慑手段，均达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如张仪说赵王：“今秦发三将军，一军塞午道，告齐使兴师渡清河，军于邯郸之东；一军军于成皋，驱韩、魏而军于河外；一军军于渑池。约曰：‘四国为一以攻赵，破赵而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隐情，先以闻于左右！”赵王完全被这种心理战术所慑服，只好割地以求和。
雄辩以折人。纵横家认为，若要使人不战而屈，还必须有善辩之人说服对方。这种善辩能力由广博的知识、对天下形势的深刻认识、对人们心理特点的准确掌握以及应变能力、表达能力等多种因素构成。有了这种能力，就可雄辩胜强兵。如鲁连反对帝秦而退秦兵，顿弱游说诸侯使“四国毕从”等，都说明了这一点。《战国策·秦一·苏秦始将连横》盛赞苏秦说：“不费斗粮，未烦一兵，未战一士，未绝一弦，未折一矢，诸侯相亲，贤于兄弟。夫贤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从。故曰：式于政，不式于勇；式于廊庙之内，不式于四境之外。”其中虽不免有些夸张，但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作者强调不战而胜的思想是十分明确的。
总之，战国时期的纵横家们强调采取不战而胜的战略，主张通过伐谋伐交实现自己的战略目的，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孙子兵法》的全胜思想。这一谋略思想至今仍有重要借鉴价值。但这些谋臣策士过份夸大游说的作用，对“诡道”的施用对象缺乏严格的界定，为达成个人目的，不惜在自己内部使用诡谋等，则是不足取的。
三、《孙子兵法》在战国时期广为传播的根本原因是其理论适应了当时社会斗争的需要，我们从中可以得到有益的启示
战国时期《孙子兵法》的研究和传播何以如此广泛，影响如此深刻？这种研究和传播对当时社会的进步起了什么作用？我们从中可以得到些什么样的启示呢？
（一）《孙子兵法》在战国时期广为传播的原因
《孙子兵法》之所以能在战国时期广为流布，有其必然的思想渊源和深刻的社会原因。撮其要者，有如下几点：
一是社会思潮自身发展规律的反映。专制社会条件下的社会思潮发展史有一个基本规律，这就是：不断地进行否定── 否定之否定，周而复始，以至无穷，从而推动社会思想的发展。春秋中期之前，人们在外交、军事、政治等领域中的交往中有一个基本的观念，就是重礼轻诈。宋襄公不鼓不成列，楚闻陈成公卒而退兵等，并非只是个别现象，而是当时重礼守信的社会思潮支配的结果。到了春秋末期，这种道德观念受到功利思想的强烈冲击，人们在处理国与国的关系上由追求道义上的完美逐渐向诈谋取利方面转化。到了战国，各国以保存自己、兼并他人为主要目标，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由以道义为分合原则几乎完全转变为以利害为取舍标准。崇谋尚奇代替重礼轻诈而成为社会主流性思潮。以宣传“兵者诡道”为主要内容的《孙子兵法》顺应并指导了这一时代性的演变。这是其得以大力传播的思想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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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当时实际斗争的需要。战国史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部以军事和外交斗争史为主线的多极斗争史。经过激烈的兼并战争，至战国中期，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强并立的格局形成。它们为了各自的利益，争取盟友，分化敌人，攻城掠地，兵来将挡，展开了激烈的外交和军事斗争。战争是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如何在战争中取得胜利，是当时每个国君、将帅都须首先关注的大事。要取得战争的胜利，就要求助于先进的军事理论。《汉书·艺文志》称：“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道出了当时战争的特点。产生于多极斗争年代的以“出奇设伏”，“变诈”取胜为主要内容的《孙子兵法》正是打赢这种战争的理论武器。这是《孙子兵法》在战国时期不胫而走的社会原因。
三是由《孙子兵法》自身价值决定的。《孙子兵法》是对上古以来特别是春秋时期频繁、激烈、多样的战争经验的总结和升华，是对前人的兵学理论成果的继承和发展，是春秋时期先进的社会思想交合的产物，形成了博大精深、缜密完整的军事理论体系，对于战争问题、战略战术、军队建设等问题都有系统深刻的论述，特别是它的战略战术原则，诸如先知、先胜、全胜、致人，速胜、奇胜、击虚、任势、善守、专分等，可谓是集古代战争谋略之大全，遵之者胜，违之者败，被后世誉为“兵经”，“东方兵学的鼻祖，武经的冠冕”。《孙子兵法》自身的这种军事学价值是其在战国时期广泛传播的内在原因。
四是孙膑等人对《孙子兵法》卓有成效的宣传和运用。如同“孟轲好辩，孔道以明”一样，孙膑对“孙氏之道”的宣传和在桂陵之战、马陵之战中对《孙子兵法》的成功运用，是使当时社会承认《孙子兵法》价值的一个直接性原因。孙膑因此“而名显天下，世传其兵法”，而孙膑业绩是与《孙子兵法》联系在一起的，故其名愈显，其兵法流传愈广，《孙子兵法》的影响也就愈大。吴起、尉缭等对孙子其人其书的宣传，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孙子兵法》在战国时期广泛传播的历史作用
《孙子兵法》在战国时期广为流传，对当时社会的发展和学术的进步起了积极的作用。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国家统一起了促进作用。《孙子兵法》代表着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它主张进行兼并战争，“伐大国”以实现“王霸”之业。这与战国时期流行的反对兼并、否定战争、主张保持割据的种种论调都是相对立的。战国时期是由分裂走向统一的时期，统一的主要手段是先胜、全胜和战胜，《孙子兵法》为这三种斗争方式提供了最有力的理论武器。
二是带动了战国兵学理论的发展。《孙子兵法》是兵学鼻祖，战国时期兵学理论主要是在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吴起、孙膑、尉缭、《六韬》的作者等，注意将《孙子兵法》的理论与战国时期的实际相结合，在战争观、战争指导、治军思想等方面继承并发展了孙子的思想。如，关于战争性质的认识，关于军事统帅机构的建设，关于骑兵的地位和使用，关于城守方法，关于不同地理条件下作战指导原则等，大都源于孙子而又有新的发明。
三是对战国诸子思想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战国诸子对《孙子兵法》有尊奉者，有批驳者，有宣传者，有发展者，有取其所需为己所用者。《孙子兵法》在战国学术界中独树一帜，自成一家，与诸子互相弥补、渗透、撞击、融合，从而促进了当时学术的繁荣与进步。
四是《孙子兵法》被非军事领域加以借鉴和运用，对当时的生产经营、医学发展等起了推进作用，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据《史记·货殖列传》载，魏文侯时，白圭“乐观时变，人予我取，人取我予”，“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趋时若猛兽鸷鸟之法”，他介绍自己成功的秘诀时说：“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这是关于将《孙子兵法》运用到生产经营的最早记载。
（三）战国时期《孙子兵法》流传的启示
从《孙子兵法》在战国时期的研究和流传看，最重要的一点启示就是：《孙子兵法》是关于军事斗争的科学，对于科学，只能用科学的态度对待之，既不能贬抑，亦不能迷信。
《孙子兵法》在春秋末期流传不广，其中一条重要原因，是政界、学术界受重礼轻诈传统观念的影响，有意对其采取排斥压抑态度。荀子的观点并非彼时彼人所独有。如上所言，真理的传播规律一般是压之既久，其发必速，被压制、埋没的思想在适当条件下，就会显现出来，而其显现形式大都带有过激的特点。这是《孙子兵法》的思想到了战国时期迅猛传播，以至被很快推向极端的一个重要原因。到了西汉，统治者为适应社会统一的需要，对“先诈力而后仁谊（义）”的社会思潮进行了清算，从而完成了又一次否定。此后又有多次类似的反复。《孙子兵法》有其自身的历史价值，压抑贬损，有害无益，只会激之走向另一极端。
但对《孙子兵法》亦不可尊之过度。孙武书并非无所不包，无所不能。它乃“辅”国之一经，而非“主”国之全术。“将者，国之辅也”，孙武话说得很清楚；“将”是国之“辅”，而不是“主”，“主”不可以只治孙武之术。在“国之辅”中，它又仅是其中的一翼，而非全部，“武经”不能代替“文典”，犹如“文典”不能代替“武经”一样，二者必须兼“辅”，国家缺一而不可。知孙武书非万能之术，则不可用它去套世上万事万物，硬套就难免出错，如孙子之“诡道”，乃是讲的对敌斗争的手段，就不能像战国时一些人一样用之于自己人内部。还是唐人裴行俭说得对：“抚士贵诚，制敌贵诈”。对自己人应以诚信为本，施诡用诈，虽可得益于一时，但却伤在根本，患伏长远。总之，对《孙子兵法》尊奉过极，使用过滥，也会将其推向反面。
研究发轫时期--战国(7)
《孙子兵法》一般在战争年代特别受人重视，重视的主要原因，是它充满“变诈”之智。但一旦天下平定后，它就会受到冷落甚至贬斥。贬斥的主要原因，同样是它充满“变诈”之智。这与世人存有政权可以“逆取”但必须“顺守”的思想有密切关系。其实这种认识是片面的。《孙子兵法》是仁信与诡诈的辩证统一论者。诡诈施之于敌，仁信施之于己，二者不可偏废。战乱之秋不应将诡诈推到极端；治平之世也不能把诡诈贬入深渊。仁信与诡诈，二者原本相反相成，所以应使之相互为用。问题的关键在于：使用时首先要看清对象是谁；诡诈也须遵循一定的游戏规则。
3.《孙子兵法》初期校理时期--秦汉
秦汉是《孙子兵法》的初期校理时期。《孙子兵法》在这一时期研究和流传的基本特点是内尊外贬，即统治集团内部对这部兵法高度尊崇，但在对社会的宣传上却予以贬斥。
初期校理时期--秦汉(1)
一、《孙子兵法》在秦朝受到禁锢，但在社会上仍有流传，并为农民起义提供过理论武器；以《六韬》、《三略》为代表的政兵书与之分立并互相补充，使中国传统的兵权谋理论进一步完善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采取了收缴天下武器、儒家典籍和焚书坑儒等措施。《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说：“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既然是“收天下书”，那么孙子书亦应在被收之列。收上来以后，如何处理？秦始皇要求“去”的所谓“不中用者”，主要应是指儒家的著作，孙子书不当列于其中，因此不会在“尽去之”之列。但此书是克敌制胜的理论武器，既然是武器，统治者可以使用，被统治者也可以使用，而其威力又远在戟盾矛橹等物质性武器之上，因此秦始皇也不会让其在社会上流传，收上来后必将对之采取禁锢政策，这是可想而知的。
但秦朝廷不可能将在社会上流传的《孙子兵法》全部收尽，在民间，特别是在逃散的六国贵族的遗老遗少中，仍应有保存此书者。如《史记·项羽本纪》记载，项羽年轻时就学习过“兵法”。古人多称《孙子兵法》为“兵法”，如《尉缭子》、《 冠子》、《黄帝内经》等都是如此，《史记》、《汉书》记载秦汉时人对《孙子兵法》的称谓也多简称为“兵法”。即使当时人所言“兵法”不是专指《孙子兵法》者，其泛指的兵法一般也都应包括《孙子兵法》在内。所以，项羽所学兵法应有《孙子兵法》，当是不成问题的。史书记载韩信也是精通《孙子兵法》的。另外，据《孔丛子·答问》记载，陈涉派周章入关攻秦，有轻敌之意，博士太师孔鲋提意见说：“臣闻兵法，无恃敌之不我攻，恃吾之不可攻也。今恃敌而不自恃，非良计也。”其所引“兵法”之言，即出自《孙子兵法·九变篇》，原文是“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同书《论势》中说：“吴越之人，同舟济江，中流遇风波，其相救如左右手者，所患同也。”此言源于《孙子兵法》的《九地篇》。学界一般认为，《孔丛子》一书托名秦末儒生孔鲋编写，疑为三国魏王肃所撰，但其中亦有搜集之言，有一定史料依据。至少可作为考察《孙子兵法》在秦朝流传情况的一种参考。这些史料说明，《孙子兵法》在秦朝虽经官府收缴，但在民间仍有流传，并为农民起义提供过理论武器。
《三略》一书，今人有认为成书于西汉末或东汉末者。证据尚嫌不够充分。不能因为银雀山汉墓出土竹简中无此书就断定其成书于该墓主人死后，正如该墓中无《吴子》，不能断定《吴子》就是伪书一样。《汉志》著录之书，亦存在“犹不能备”的情况，不能因其未著录一条就断言无此书。韩信被杀时说：“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其中之“人言”即引自《三略》。《淮南子·原道训》所说“夫道者……舒之 于六合，卷之不盈一握”，与《三略·上略》中的“舒之弥四海，卷之不盈怀”句式同。《淮南子》引人之文多用其意而改其句，不讲出处；而《三略》引文大都标明出典。《淮南子》此言当是由《三略》之言变化而来。如是《三略》引《淮南子》之言，当有出处。不写出处，明其是《三略》本文，而非引文。据《史记》记载，黄石公出现于秦代。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还应将此书的作成时间暂置于秦代为宜。
《三略》晚于《六韬》，《六韬》大约成书于战国末期。它们均属于“政兵书”，是既谈兵略、又讲政略的兵书。此书继承了《孙子兵法》这一“正兵书”的某些思想而又有新的发展。《李卫公问对》卷上说：“张良所学，太公《六韬》、《三略》是也；韩信所学，穰苴、孙武是也。”指出了在兵权谋中这两个流派的存在，但没有展开论述，以致有些读者对此言感到莫名其妙。《孙子兵法》和《三略》等，有许多相同的地方，如都主张争取“全胜”，都认为将是“国之司命”，都反对“将从中御”，都强调赏罚严明等。但二者也有很多不同，其不同点集中体现在“正”和“政”这两个字上，即《孙子兵法》是比较“正宗”的兵学著作，可称之为“正兵书”；《三略》内容则是集军政于一体，则应名之曰“政兵书”。二者培养的目标就不相同，《孙子兵法》主要培养的是将帅；而《三略》等则是“帝王师”（《三略》卷上），《史记·留侯世家》称为“王者师”，所谓“帝王师”或“王者师”，都是指君主的高参。由此而决定了两书内容各有差异：《孙子兵法》研究的是军事问题，以军事为中心而及政治、经济、外交等内容；在军事问题上，它又着重研究的是战争，揭示的是战争的一般规律，重点又是讲用兵艺术，战前战后的问题不是其讨论的重点。《三略》等既重军事，又重政治，既讲战争之道，又谈治国之方，既言战场致胜，又谈战后守功，其论用兵之道不如《孙子兵法》精深，但注重从政治上考察各种社会矛盾却是其长。《孙子兵法》从将帅的职责出发，强调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能打胜仗的就是好将帅，对战争的性质没有论及；《三略》等已将战争明确区分为义和不义。《孙子兵法》从夺取战场胜利出发，重“诡”甚于重“信”，重“奇”甚于重“正”，重“智”甚于重“仁”；《三略》等受黄老思想影响，虽然也主张以诡用兵，出奇制胜，但同时更强调以“正”治国，明确“诡”是实行“道”的手段，“道”比“诡”高一层次；以奇用兵要为以正治国服务，“正”占中心位置；军事谋略与政治谋略兼施，强调政治谋略对军事谋略的决定、指导和制约作用等。《三略》与《六韬》等一样，对《孙子兵法》既有继承，又有发展，从而成为有别于正兵家的又一流派政兵家的代表作之一。
初期校理时期--秦汉(2)
正兵家与政兵家因有差异，故能互补。中国古代军事家大致可分为“高参型”和“将帅型”（《问对》称“张良”型和“韩信”型）两大类。这两种类型军事家的出现，与这两种传统军事文化在他们心理上的不同积淀有着密切关系。
二、西汉和平时期统治者内部对《孙子兵法》高度重视，对外宣传上却极力贬斥之；西汉对兵书的三次编订，对《孙子兵法》的流传有重要意义
西汉建国后，统治者为了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亟需建立适应封建大一统政治的思想体系，因此，他们不但注重从政治上、组织上采取巩固政权的措施，而且注重在意识形态领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对战国分裂局面的出现、秦朝兴亡的原因等进行了深入探讨，以为现实提供历史的借鉴。如汉初思想家陆贾从秦王朝的兴亡中得出了一条基本的教训，这就是认为对天下可“逆取”，但必须“顺守”，“取与守不同术”。即夺取天下可采用诡诈之法；但在取得天下后，必须建立严格的封建秩序，强化仁义礼教，对战争时期必然出现的“诈力”思想和行为进行清算。他认为“师旅行阵，德仁为固，仗义而强”；强调以柔道治天下，“怀刚者久而缺，持柔者久而长，躁疾者为厥速，迟重者为长存……柔弱者胜刚强”等。贾谊认为，秦亡天下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这样做，而是继续实行“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过秦论》）的政策。他提出要守天下，就必须“施仁义”，以“至孝”“至仁”治天下（《数宁》），“厉廉耻，行礼义”（《阶级》）。西汉初期曾在社会上造成过“阴谋不祥”的强大舆论，连丞相陈平也自我检讨说：“我多阴谋，是道家之所禁。”足见这场“革心”运动之深刻，舆论之强烈。到汉武帝时，占统治地位的黄老之学让位于儒学，统治者更加强了对人们思想的统治，不允许“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因此，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学者对“先诈力而后仁谊（义）”的社会思潮又进行了进一步讨伐，力图将战国以来出现的“孔氏之道微，而孙吴之术兴”的局面扭转过来。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以“兵者诡道”、“兵以诈立”立言的《孙子兵法》无疑会受到公开贬责。官修的《汉书·刑法志》对孙子本人及“任诈力”的观点进行了严厉的批判，甚至骂他“身诛戮于前而国亡于后”是应得的报应，反映了两汉之际占统治地位的某些儒家学者对孙子其人其书贬斥态度之强烈。由于这种政治气候的影响，《孙子兵法》在社会上的公开地位受到压抑，其流传是被严格限制的。
但这并不说明西汉统治者对《孙子兵法》不重视；相反，这正是他们高度重视这部兵书的另一种表现。他们认识到，《孙子兵法》既是自己夺取天下的法宝，也会成为别人推翻自己的武器，在道家“不可以利器示人”和儒家“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理论的指导下，他们才对之采取了贬和禁的措施，但他们只是不让人民“知之”，而自己却是不可不知的。汉朝对兵书进行了三次较大的校理编录，即说明了这一点。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汉代第一次校理兵书是在高帝时，由“张良、韩信序次兵法”，时间大致在韩信被贬（汉高帝六年，前201年）至被杀（汉高帝十一年，前196年）这五六年之间。所谓“序次”，当有编排目次和校理本文之意，是否撰有评介性序言，则不可得而知。汉朝廷让张良和韩信来主持这项工作，足见其对兵书整理工作的重视。后来“诸吕用事而盗取之”，这一方面说明，这些兵法是严格保密的，即使“诸吕”平时也无权拿到，可想而知，社会上就更不会允许它流传了；另一方面也说明，藏者和盗者对这些兵书价值都极端珍视，否则，也就藏者不需如此藏，盗者不必那样盗了。据载，这次序次兵法共得182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这35家具体是那些，难以确定，但《孙子兵法》在其中当是不成问题的。
第二次整理是“武帝时，军政扬仆捃摭遗逸，纪奏兵录”。此“兵录”既是“捃摭遗逸”，大概在张、韩定著之35家之基础上有所增益，但《汉志》称“犹未能备”，是还有缺遗。第三次是孝成帝时，“命任宏论次兵书为四种”，这四种分别是“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孙子兵法》位在兵权谋之首。“论次”当有评论性文字，并编排目次。《汉志》对四类兵书的评论大约就取之于任宏之“论”。其论兵权谋类说：“权谋者，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者也。”可知兵权谋大致为谈论较高层次的军事谋略之书，是将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等内容综合考虑在内的。
西汉对兵书的三次整理无疑对《孙子兵法》等兵书的整编、保存、流传具有重要意义。曹操撰《孙子略解》即是以汉代传本为底本进行校注的；宋人又以曹注本为基础，校编成《武经七书》本《孙子》和《十一家注孙子》；此后流传的孙子书又以此两本为祖本进行校注刊刻，从而形成了孙子书两个基本传本系统。我们目前见到的孙子书多属于这两个系统。1972年银雀山出土汉简《孙子兵法》，经整理出版后，目前也在社会上广为传布，成为孙子书的又一传本族系。可见汉代人对《孙子兵法》的流传是有重要贡献的。
初期校理时期--秦汉(3)
另外，从汉代的一些统治者的言行中，也可看出其对《孙子兵法》的重视。如汉武帝“勇武知兵法”，他要求霍去病学《吴孙兵法》，可见他对这部兵法的重视。这里的《吴孙兵法》不应是指《吴子》和《孙子》，而应是《汉志》载《吴孙子兵法》的简称。世人虽将孙、吴并称，但没有把《吴子》置于《孙子》之前者。这为汉代有《吴孙子兵法》传世提供了又一佐证。汉代一些将帅在讨论军事问题时也多引用《孙子兵法》，将《孙子兵法》的军事原则做为决策的理论依据已蔚成风气。银雀山汉墓出土《孙子兵法》，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汉墓出土《孙子兵法》佚文，也说明了墓主人生前对这部兵法的珍视。1981年山东省兖州博物馆在该县西关外农机学校内发掘一汉代墓葬，出土画像石数方，其中一方有孙武画像，图像右上角题刻有“孙武”二字，其身旁还有二人，其中一人身材与孙武相当，似与孙武身份相仿佛，另一人身材较小，可能是随侍人员。据专家推断，墓主下葬年代可能在西汉末到东汉初。看来墓主人生前也是孙武的尊奉者。这些都说明，孙子和《孙子兵法》在当时的统治层中是深受重视的。
三、《孙子兵法》原本十三篇，但汉代另有八十二篇图九卷本流传；银雀山出土汉简《孙子兵法》有重要文献价值。
《史记》称《孙子兵法》为“十三篇”，汉简孙子佚文《见吴王》中也明确讲到“十三篇”，大通县上孙家寨汉墓出土木简中也写有“孙子曰：夫十三篇”的字样。可见，《孙子兵法》原本十三篇无疑。但《汉书·艺文志》却著录为“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较《史记》等所载十三篇多出六十九篇图九卷，是孙子后学在十三篇的基础上有所附益。
需要注意的是，司马迁在孙子本传中两言“十三篇”，非出无意。银雀山汉墓出土《吴问》等十三篇之外的杂篇既然是汉初抄本，司马迁就应当见过。孙子佚文《地形二》中有“右负丘陵，左前水泽”句，与《史记·淮阴侯列传》所引“兵法：右倍（背）山陵，前左水泽”相近；《见吴王》内容与司马迁所记孙武吴宫教战之事大致相同，当是司马迁写孙子本传所据史料之一。这些足证司马迁对这些材料进行过研究。研究过这些杂篇，而在写孙子本传中又将其排除在孙子亲著之外，这就只有一种解释：他认为只有“十三篇”才是孙武所著，其余则非出自孙武之手。为防二者混淆，故两言“十三篇”以强调之。
《汉志》著录的《吴孙子八十二篇图九卷》可能是根据刘向、刘歆《七略》著录，而《七略·兵书略》又是据任宏“论次”的兵书而来。此书在汉初大概就已流行，它是十三篇与六十九篇图九卷的合编。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引《七录》云：“孙子兵法三卷。案：十三篇为上卷，又有中、下二卷。”必有所据。十三篇之外的六十九篇图九卷很可能就是其所说的中、下二卷。东汉时，此书还在流传，故班固据以著录。高诱言孙子书为“兵法五千言”，亦当是针对六十九篇杂篇而言，他的观点和司马迁相同，认为孙子所著书仅“五千言”（即“十三篇”，现传世本为6000余字）而已。他们代表了汉代一派学者的看法；而任宏、刘向父子、班固则取的是另外一说，将当时流行的《吴孙子八十二篇图九卷》分别著录于各自的书中。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汉代流行的《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是包括十三篇在内的，《汉志》之所以未单独著录“十三篇”，而只著录《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原因就在于此。
至曹操时，他只注十三篇，称《孙子略解》，因使其得以广泛流传。其余则陆续散佚。杜牧《注孙子序》说：“武所著书，凡数十万言，曹魏武帝削其繁剩，笔其精切，凡十三篇，成为一编，曹自为序，因注解之。”这话除“武所著书，凡数十万言”有些不妥之处，其余没什么错误，曹操“削”（删除）六十九篇之“繁剩”，“笔”（校、注）十三篇之“精切”，乃是事实。但主张“削其繁剩”的却早有人在，司马迁，高诱即是。曹操是这一意见的实行者。
十三篇之外的六十九篇图九卷大部分当是战国时人所作。因其已经散佚，我们已很难将其篇目胪列完全。银雀山汉墓出土《吴问》、《四变》、《黄帝伐赤帝》、《地形二》、《见吴王》五篇，在六十九篇之中，当是不成问题的。上孙家寨出土汉简佚文中有“牡阵”字样，似与《隋书·经籍志》著录“吴孙子牝牡八变阵图二卷”有关，若此，亦可将其列入六十九篇之中。《隋书·经籍志》另外著录的《孙子八阵图一卷》、《孙子战斗六甲兵法一卷》、《孙子兵法杂占四卷》、《吴孙子三十二垒经一卷》，《通典》卷一五九引“吴子问孙武”（《武经总要》、《太平御览》、《十家注孙子·九地篇》何氏、张预注中亦有摘引，或称“吴王问孙武”）的一些内容，清人毕以珣认为，这些“皆在八十二篇之内也”。这些杂篇和图，有的阐释“十三篇”内容，有的记述孙武事迹，有的讲阵法，有的谈杂占之术；有的反映有骑兵作战的战法等内容，均明显证明这些杂篇不是出自孙武之手。如此，我们所知的所谓孙子佚文仅有二十余篇、卷，远不足六十九篇、图九卷之数。至于《旧唐志》著录的《孙子算经三卷》、《苏州府志》著录的《孙子兵法云气图一卷》、目前尚存的《孙武子行军气色杂占》等，出现甚晚，则不当在八十二篇图九卷之中。
初期校理时期--秦汉(4)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竹简《孙子兵法》，后经整理小组整理，由文物出版社出版，题名为《银雀山汉墓竹简（壹）·孙子兵法》。此书对我们了解汉初（或略早）流传的《孙子兵法》的情况极有帮助。
汉简《孙子兵法》残留内容与传本有关内容基本相同，但也存在一些差异，其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个别篇题及其顺序有异。如传本《虚实篇》，简本木牍题为《实虚》；传本《势篇》，简本木牍题为《七势》。简本《行军》在《军争》之前，《实虚》在《行军》和《军争》之后，《用间》在《火攻》之前。传本则相反。二是因假借字、文言虚字造成异文。如《计篇》，简本“故轻之以五，效之以计，以索其请”，其中“轻”、“效”、“请”分别为“经”、“校”、“情”的通假字。《孙子兵法》开篇首句，传本均作“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简本“事”后有一“也”字，语气上有所变化。三是因避讳造成差异。如简本《实虚》“兵无成势，无恒形”，《九地》“率然者，恒山之蛇也”句，传本大约为避宋真宗赵恒讳，改“恒”为“常”；《军争篇》简本“……旌旗者，所以壹民之耳目也”句，传本可能为避唐太宗李世民讳，改“民”为“人”等。四是传抄校勘有改动，如《行军篇》，简本作“合之以文，齐之武”；传本《孙子兵法》均作“令之以文，齐之以武”。《九地篇》，传本“非霸王之兵也”，“彼霸王之兵也”，简本“霸王”均作“王霸”，其义胜于传本。《形篇》传本“守则不足，攻则有余”句，简本为“守则有余，攻则不足”等。但简本也有些不足，如，《用间篇》“周之兴也，吕牙在殷”句后，有“燕之兴也，苏秦在齐”等语即是。说明汉简本《孙子兵法》在传抄过程中有人增补，并非尽善尽美。总之，简本《孙子兵法》为我们更为准确地校读《孙子兵法》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也使我们对汉初流传的《孙子兵法》的情况增加了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