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重攻心战是三国时期伐交斗争的一个重要特点。诸葛亮实行“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的攻心策略，并取得成功，已是尽人皆知的故事。另外，司马氏统一三国，实行了“慰巴蜀之心”、“倾吴人之望”的手段。钟会在蜀将姜维投降后的上言书中讲到：“有征无战，帝王之盛业。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用兵之令典。”根据孙子的这一思想，他禁止士卒抄掠，虚己诱纳蜀人。晋将羊祜“尤好……孙吴兵法”，为边将时，“与吴人开布大信”，“绥怀远近，大得江汉之心”。吴将陆抗认为，“祜之德量，虽乐毅、诸葛孔明不能过”，告诫诸将：“彼专为德，我专为暴，是不战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无求细利。”双方展开了以“信义”和“德量”为武器的政治攻心战。三国时期以攻心为重点的伐交斗争，配合军事手段以取得对敌斗争的胜利，这在中国军事史上颇具特色，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孙子兵法》的伐交思想。
用以指导治军。魏晋南北朝人注意运用《孙子兵法》的理论指导治理军队，在有些方面对《孙子兵法》的思想有所发展。如，诸葛亮攻魏，因失街亭之罪而将守将马谡斩首，蒋琬等为马谡讲情，诸葛亮说：“孙吴所以能制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坚持依法从事。孙子过分强调将帅的作用，而对士卒的作用有所忽略。诸葛亮则提出，“有制之兵，无能之将，不可以败；无制之兵，有能之将，不可以胜”这是对孙子上述观点进行“矫枉”而采取的“过正”说法，目的在于强调法制和士卒的重要，这一思想较孙子的说法有所发展。
孙子主张将帅要“智、信、仁、勇、严”兼备，以“智”为首；治理军队要“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既强调“视卒如爱子”，又反对“爱而不能令”，要恩威兼施，以得其死力等。这一时期的许多君主将帅都实践了这些思想。他们在选拔人才上大都主张任用谋略型人才。如曹操要求“举贤勿拘德行”，“举士勿废偏短”，刘备三顾茅庐邀请诸葛亮出山；苻坚得王猛，称“若玄德之遇孔明也”；石勒建“君子营”，重用张宾等，都说明了他们对谋略型人才的高度重视。这与孙子“智”为“五德”之首的思想相一致。这一时期在治军上赏罚严明、恩威并施的事例甚多，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总之，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注解和运用《孙子兵法》方面均有重要成就。这些成就上承秦汉之余绪，下开隋唐之先河，对后来的《孙子兵法》研究和运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5.《孙子兵法》注释高峰时期--隋唐五代
孙武在隋唐五代时期大致处于兵学“亚圣”的地位，但其兵书《孙子兵法》的理论价值实际上被视为当时诸兵书之首。这一时期是《孙子兵法》注解的高峰时期，注家蜂起，异彩纷呈，内容、形式均有创新。这一时期颇多建树，特别是在唐代，其战争指导艺术堪称是冷兵器时代的一个高峰。
注释高峰时期--隋唐五代(1)
一、孙武在隋唐五代时期大致处于兵学“亚圣”的地位，但《孙子兵法》的理论价值实际上被视为当时诸兵书之首
孙武在隋和五代时期的兵学地位，史籍中未见有具体记载，但其理论价值为此两代所重视，是确定无疑的。《隋书·经籍志》载有以“孙子”命名的兵书七种，《通志·艺文略》另载有《萧吉注孙子》一种。无“孙子”之名的兵书中，也很可能包含有《孙子兵法》的内容。孙子书在当时不但种类较多，而且其在诸兵书中的位置也是被摆在前面的。五代时期战乱频仍，对兵书在内的古籍无暇整理，故这一时期留下来的兵书极少。顾氏《补五代史艺文志》仅录五代兵书一种；《通志·艺文略》又录二种。且均已散佚。《宋史·艺文志》另录有张昭《制旨兵法》十卷，从有关史料看，此书多阐发《孙子兵法》本旨的内容。五代将帅用兵，亦多有称引《孙子兵法》者。由于战争实践的需要，孙子及其兵书较承平之世更受到当时人们的重视。
孙武在唐代被统治者明确置于兵学“亚圣”的地位。《新唐书·礼乐五》载，唐人以姜尚为兵家的代表人物，并试图以其与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相并列，用于宣扬国家文武并重之意。这反映了当时人们提高兵学地位的心理要求。贞观时，曾下令在磻溪（在今陕西宝鸡东南，传为太公垂钓处）立太公庙。到开元十九年（731年），朝廷令天下诸州各置太公庙一所，以汉张良配享。后由于天下战乱，军事日益受到重视，姜尚的地位也因此而大幅度提高。到上元元年（760年），诏尊姜太公为武成王，以太尉献祭，祭奠规格与被封为文宣王的孔子相同，并仿文宣王下设“十哲”的做法，于武成王下亦设“十哲”，称为“亚圣”。其中白起、韩信、诸葛亮、李靖、李勣列于左；张良、田穰苴、孙武、吴起、乐毅列于右。孙武只是被视为太公十个弟子中的普通一员，其地位尚未突显出来。到建中三年（782年），又于“十哲”之下，列古今名将64人图形配享。朝廷的这些举措，引起了一些大臣的非议，其主要观点是，姜尚本是殷臣，“纣暴不谏，而佐周倾之”，封其为王，与当时弘扬“立节死义”以维护唐廷的宗旨相悖；另外，姜尚主张使用权谋，“使武成之名，与文宣为偶；权数之略，与道德齐衡，恐非不刊之典也”，建议去掉武成王封号，恢复只在磻溪立太公庙的规定。但一些武将不同意，他们说，“兵革未靖，宜右武（推重军事）以起（弘扬、培植）忠烈。今特贬损，非劝也”，“文武并宗，典礼已久，改之非也”。皇帝没办法，只好将两种意见折衷，命将原来的太尉献祭改为将军献祭，其余不变。但到贞元二年（786年），又命去亚圣“十哲”之名，唯享武成王及留侯张良。到天 二年（905年），又规定，武成王之“制度配享，皆准故事”。可见，武成王在唐代的地位因时局变化而不断浮沉，作为兵家“亚圣”之一的孙武自然也随之而低昂。
姜尚是兵家鼻祖，将孙武置于其下尚好解释；张良系汉代谋臣，在孙武之后，亦将其置于孙武之上，表明了当时人们在公开场合尊崇“政兵家”甚于“正兵家”的倾向。孙武在唐代的名份虽低于姜尚和张良，但其兵书《孙子兵法》已成博大精深之兵学理论体系，其理论价值高于当时流行的诸兵书，因而，实际上已被人们视为兵书之冠，倍受兵家重视。从新旧《唐志》看，唐代注疏《孙子兵法》者甚多，而对被认为是姜尚所作的《六韬》等兵书注疏者明显少于此书。李世民、李靖等人论兵，对《孙子兵法》推崇备至，对其理论多有阐发，如，李世民说，“朕观读兵书，无出孙子”，兵法“千章万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于人’而已”，“夫用兵，识虚实之势，则无不胜焉”等，其中“致人而不致于人”，“虚实”皆取之《孙子兵法》。书中载李世民君臣对其他兵书论及较少。从现有史料看，唐人虽没有象宋人那样，给当时流行的几部重要兵书排列序位，但从论述情况看，无疑是将《孙子兵法》摆在首位。
李世民认为，天下可“逆取”，但必须“顺守”，即取天下时可以不择手段，一旦达到目的，就必须用仁义礼信之说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因此，在和平时期，唐王朝同其他王朝一样，对公然宣传“兵者诡道”的《孙子兵法》不会公开给它很高的社会地位，更不会将它作为治国的经典。当时的一些儒家学者对姜尚尚且主张贬抑，对孙武也就可想而知了。另从有唐一代兵学的发展情况看，其大致呈“兴－衰－兴”马鞍形状。唐代初期，兵学兴盛，出现了一批兵书。究其原因，一是经过战争实践的人们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经验，二是建国后比较安定，为对军事进行理论总结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三是当时统治者懂得军事的重要，较重视武备。太宗之后至安史之乱前这一时期，兵书为史籍所著录者甚少，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当时人们在承平日久的情况下对军事问题的轻视和忽略。杜牧在《注孙子序》中说，士大夫以谈兵为耻，即反映了这一社会状况。后来发生了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人们才又懂得了军事的重要，于是谈兵者又多起来。所以，安史之乱后，又出现了不少的兵书。《孙子兵法》作为兵学的代表作，其命运与这一“马鞍形”亦应是一致的。
注释高峰时期--隋唐五代(2)
二、隋唐五代是《孙子兵法》注解的高峰时期，注解的内容和形式均有创新
如果说，魏晋南北朝是《孙子兵法》注解时代的发端时期，那么，至隋唐五代就达到了高峰，注家蜂起，异彩纷呈，内容、形式均有创新，为宋明《孙子兵法》疏解阐发时代的到来打下了基础。这一时期注解《孙子兵法》之书主要有：隋代的《萧吉注孙子》、唐代的《李筌注孙子》、《贾林注孙子》、杜佑《通典》中的训解《孙子》、《杜牧注孙子》、《陈暤注孙子》、《孙镐注孙子》、《纪燮集注孙子》等。从流传下来的注解内容看，这一时期的注孙子之书具有另辟蹊径、纠谬补缺、义详例丰、整体把握等特点。现将这一时期几个主要注本分别简要介绍如下：
《萧吉注孙子》，隋朝萧吉（？－约615）注。萧吉，字文休，梁武帝兄长沙宣武王萧懿之孙，后归顺隋朝，官至太府少卿，加位开府。此人性情孤峭，博学多通，精于阴阳算术。除此书之外，他还另著有《金海》三十卷。《萧吉注孙子》，佚。《通志·艺文略》始见著录，一卷。《宋史·艺文志》著录同。《国史经籍志》则作三卷。《宋史·艺文志》又云：“或题曹、萧注”。如此，则应是曹操与萧吉的集注本。《崇文总目》作“萧古注”，“古”乃“吉”之误。民国萧天石撰《孙子战争理论之体系》称，作者曾于兰陵书院见过此抄本，后不知其所终。因此书已不可见，故已难知其详。
《李筌注孙子》，唐朝李筌注。李筌，道号达观子，生平事迹不详，约为玄宗至代宗时人。《直斋书录解题》谓李筌撰《阃外春秋》，于“天宝二年上之”。巴黎图书馆藏敦煌本《阃外春秋》残卷进书表末署“天宝二年六月十三日少室山布衣臣李筌上表”，与《直斋书录解题》所记时间相符。应是比较可靠的。这说明李筌在天宝二年（743年）时还是个普通百姓，并在今河南少室山隐居。《集仙传》说他有将略，官作到荆南节度副使，仙州刺史，后入山访道，不知所终。今传本《太白阴经》前有李筌自序及进书表，序末作“唐永泰四年秋河东节度使都虞侯臣李筌撰”。永泰无“四年”，永泰二年十一月即改元为大历。如不是传抄刊刻错误，则可肯定此序为后人伪托。《李筌注孙子》，《新唐志》著录为二卷，《通志·艺文略》、《宋史·艺文志》作一卷，《郡斋读书志》则作三卷，单行本已不可见，其注现存《十家注孙子》系统各本中。《郡斋读书志》说，李筌“以魏武所解多误，约历代史，依《遁甲》注成三卷”。《李筌注孙子》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他较早注意到从整体上把握《孙子兵法》的军事思想，探讨十三篇各篇次序与其思想脉络的关系，而不仅仅是解词释字，为后人系统理解《孙子兵法》的思想开辟一新的思路。二是他的注解也有一些新的发明。如《虚实篇》“饱能饥之”句，曹注“绝粮道以饥之”，失之偏狭。李注“饥敌之术，非止绝粮道”，并举三国司马景王征讨诸葛诞之谋，高 所献疲弊陈朝之策，李密打败宇文化及之事以证之，认为“但能饥之则是”，比曹注更符合孙子本意，也更具有普遍指导意义。三是他较早注意运用更多的史例解释《孙子兵法》抽象的军事原则，对于人们理解《孙子兵法》精义很有帮助，对后来的注解者有较大启示和影响。另外，用《遁甲》作注，是《李筌注孙子》的一个显著特点，反映了我国古代兵阴阳家的一些情况，在诸家注中自成一家，对我们研究古代兵阴阳家的情况有一定史料价值。
《贾林注孙子》，《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通志·艺文略》均著录为一卷，《国史经籍志》则作三卷。《郡斋读书志》有“唐纪燮集唐孟氏、贾林、杜佑三家所解”，是其注曾收入纪燮集注本中。此书与贾注单行本俱亡，其注现存《十家注孙子》系统各本中。据新旧《唐书》和《资治通鉴》载，贾林曾为李抱真参谋，于德宗建中四年（783年）曾多次奉抱真之命游说王武俊，使王武俊与李抱真、马燧结盟，并去伪号。学界对贾林与贾隐林的关系有不同看法。据考证，贾林与贾隐林非是一人。贾隐林乃原范阳节度副使贾循从子，在783年朱泚之乱时，他已为永平兵马使，率众扈行在，立有战功，不在李抱真营中，并于兴元元年（784年）二月去世。而贾林则在兴元元年五月说服王武俊与李抱真合军，大败朱滔于贝州（治所在今河北清河西北）。《宋史·艺文志》著录《五家注孙子》注者有贾隐林，其可能性有二：一是辑者将贾林误作贾隐林，所谓贾隐林注实乃贾林注；二是贾隐林亦撰有注《孙子兵法》之书，曾被辑入《五家注孙子》书中。其中第一种可能性较大。从《资治通鉴》载贾林游说王武俊的说词看，此人颇有见识，且能言善辩，有纵横家的某些特点。其注在《十家注孙子》中保留较少，多具思辨特色，亦时有新见。他率先提出，《用间篇》之“因间”应为“乡间”，张预、刘寅均赞同此说，樱田本《孙子兵法》即作“乡间”。他在讲《计篇》将帅五个条件时说：“专任智则贼，偏施仁则懦，固守信则愚，恃勇力则暴，令过严则残。五者兼备，各适其用，则可为将”，讲清了将帅五个条件相辅相成、互相制约的辩证关系，甚为精譬严谨。他注《九地篇》“是故散地则无战”句说：“地无关闼，卒易散走，居此地者，不可数战。地形之说，一家之理。若号令严明，士卒爱服，死且不顾，何散之有？”不拘成说，执其两端，顾此而不失彼，有利于防止读者理解此句时产生片面性和绝对化的倾向。
注释高峰时期--隋唐五代(3)
《杜牧注孙子》，此书写成后曾献于宰相周墀，杜牧在《上周相公书》中专门讲到此事。周墀为相在大中二年（848年）五月至三年四月。可知其注成书当在此间。杜牧（803－852），字牧之，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杜佑之孙，唐代后期著名诗人。历官监察御史、宣州团结判官、殿中侍御史内供奉、中书舍人等职，刚直有奇节，“慨然最喜论兵”。杜牧自言，其《注孙子》中仍保留曹注，如此说来，此书实为曹操、杜牧二人集注。《新唐志》、《郡斋读书志》皆作三卷，《直斋书录解题》作二卷，《通志·艺文略》作一卷。《文渊阁书目》、《箓竹堂书目》则作三册。此书后又被收入《五家注孙子》、《孙子十家注》中。传世单行注本尚有《石室秘笈兵书》五函本（北图）、清抄本（北大）等。杜牧注孙子在十一家注中，不但数量多，质量亦比较高，故有称其为曹操之后第二大注家者。杜牧对《孙子兵法》在总体上认识比较全面、准确，认为“武之所论，大约用仁义，使机权”，较有些学者只见其诈不见其仁即进行褒贬为有见。另外，他注意从当时实际出发，总结新的经验，对《孙子兵法》的军事原理进行注解，所谓“某所注孙武十三篇……上至周秦，下至长庆、宝历之兵，形势虚实，随句解析”，因而多有发明。再次，他大量征引史例及其他典籍之言，以阐发《孙子兵法》本旨，弥补了曹注过于简略的不足。如《作战篇》“杀敌者，怒也”句，曹注只有“威怒以致敌”五个字，杜牧注：“万人非能同心皆怒，在我激之以势使然也。田单守即墨，使人劓降者，掘城中人坟墓之类是也。”不但较曹注具体，而且对如何实现《孙子兵法》提出的军事原则作了进一步阐发，对人有启智益慧之效。欧阳修《孙子后序》称杜牧“其学能道春秋战国时事，甚博而详”，“博”和“详”确是杜牧注孙子的两个主要特点，为其他各家所不及。但其注也有不足，有的不够准确，陈皞认为其注“阔疏”，在己注中间或能攻中其短。
《陈皞注孙子》，《新唐书·艺文志》、《通志·艺文略》、《宋史·艺文志》均著录为一卷；《郡斋读书志》、《国史经籍志》则作三卷。《宋史·艺文志》著录《五家注孙子》中有陈皞注。此书已不可见，单行本亦佚。其注现存《十家注孙子》系统各本中。陈皞事迹不详，约与杜牧为同时代人或略晚于杜牧。《郡斋读书志》说，陈皞“以曹公注隐微，牧注阔疏，重为之注”。欧阳修在为梅尧臣所作《孙子后序》中将其注与曹操、杜牧注并称为“三家注”。其注虽在数量和质量上均不若曹、杜，但也有不少纠谬补阙的新见。如《军争篇》“饵兵勿食”句，李筌、杜牧都将“食”解为敌人造设的毒水、毒食、毒酒等，要求军队对此不要饮食。陈皞指出，“饵兵非止谓置毒也”，谓“敌若悬利，不可贪也”，做出了正确的解释。再如，《火攻篇》“行火必有因”句，曹操、李筌皆谓“因奸人”为内应以起火。失之偏狭。陈注：“须得其便，不独奸人”，可使人广开思路。其注《行军篇》“兵非多益，惟无武进，足以并力、料敌、取人而已”句说：“言我兵力不多于敌，又无利便可进，不必他国乞师，但可厮养中并力、取人，亦可破敌也。”似是对唐廷借吐蕃、回纥之兵平叛教训的一种总结，强调应尽量依靠自己国内力量破敌，说明作者注意了总结新的经验教训并用于注解《孙子兵法》。
另外，《郡斋读书志》著录有《纪燮集注孙子》（衢本作《纪燮注孙子》，此据袁本），并言“唐纪燮集唐孟氏、贾林、杜佑三家所解”。如此，该书应为《孙子兵法》的集注本。日本《官板书籍解题略》著录《十家注孙子》中有孙镐注，置其名于陈暤之后，梅尧臣之前。《新唐书·艺文志》有“孙 注吴子一卷”，“镐”“ ”字形相近，疑二者为一人。如是，亦应为唐人。
总之，这一时期《孙子兵法》注本较丰，各俱特色，多有发明，从而将注解《孙子兵法》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三、一些兵学著述大都以《孙子兵法》为宗，同时吸收总结了当时的新鲜经验，因而继承发展了《孙子兵法》的军事思想
存世的唐代或反映唐代军事思想的兵学著述大都以《孙子兵法》为宗，在继承其军事思想的基础上，吸收总结了当时的一些新鲜经验，从而将冷兵器时代的军事思想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大唐卫公李靖兵法》、《唐太宗李卫公问对》、《神机制敌太白阴经》等著作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大唐卫公李靖兵法》或称《卫公兵法》、《李靖兵法》。《通典》多称《大唐卫公李靖兵法》。此书新旧《唐志》中均无著录，但《通典·兵典》中保存了它的部分内容，说明在唐代确有此书。作者为李靖亦素无疑问。《通典》称：“《卫公兵法》，悉出《孙子》。”它实际是《孙子兵法》军事理论与当时军事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书中提出的“料彼我之形”的12个方面，即“料彼将吏孰与己和，主客孰与己逸，排甲孰与己坚，器械孰与己利，教练孰与己明，地势孰与己险，城池孰与己固，骑畜孰与己多，粮储孰与己广，工巧孰与己能，秣饲孰与己丰，资货孰与己富”，乃是对孙子“五事”“七计”的进一步发展和具体化，这十二个方面较“五事”“七计”增加了经济因素，对其他因素的论述也更为具体，可操作性更强。书中提出的“十五形可击”（新集、未食、不顺、后至、奔走、不戒、动劳、将离、长路、侯济、不服、险路、扰乱、惊怖、不定），是对孙子关于行军察敌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帅有十过”（勇而轻死、贪而好利，仁而不忍、知而心怯、信而喜信人、廉洁而爱人、慢而心缓、刚而自用、懦志多疑、急而心速），是对孙子“将有五危”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间之道有五”（因其邑人，使潜伺察而致词；因其仕子，故泄虚假令告示；因敌之使，使矫其事而返之；审择贤能，使觇彼向背虚实而归说之；佯缓罪戾，伪露我伪情俘计，使亡报之），是对孙子用间思想的深化阐发。该书提出的“用兵上神，战贵其速”，是在当时轻骑兵取代重甲骑兵的条件下，对《孙子兵法》速战速决思想的发挥和发展，李靖指挥的平东突厥和征吐谷浑等战役，均体现了这一思想。但同时此书又提出了持久战的问题，认为对“敌将多谋，戎卒辑睦，令行禁止，兵利甲坚，气锐而严，力全而劲”之敌，应“避其锋锐，与之持久”，这是对唐初一些战争经验进行总结得出的结论，从而将持久与速决统一起来，使孙子的战争指导理论进一步完善。总之，《卫公兵法》既“悉出《孙子》”，又发展了《孙子》。
注释高峰时期--隋唐五代(4)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或称《唐李问对》、《李卫公问对》，简称《问对》，是以唐太宗李世民与卫国公李靖讨论兵法的形式写成的问答体兵书。按《郡斋读书志》的记载，其颁行时的书题似应为《李卫公对问》，从书中内容看，也确系李卫公“对问”，而不是李卫公“问对”，即是他回答唐太宗提出的问题，而不是他提问题，由唐太宗回答。对此书的作成年代，自宋以来，聚讼不已，一说作成于唐初贞观时，一说乃北宋仁宗天圣时进士阮逸伪托之作。查书中所载许多言论与史实不符。如霍邑之战时，李建成统左军，李世民民统右军。该书却称李世民统左军，李建成统右军；李勣之名乃唐高宗时所改，此前唐太宗一直称其为“李世勣”，该书中却让唐太宗称之为“李勣”；安北都护府系高宗总章二年（669年）改置，此时唐太宗和李靖已去世20年，该书却让他们提前讲出了这一都护府的名字等。这些都说明，此书绝非贞观时作品。从目前所见史料看，此书应是宋神宗下诏、官方组织人力集体“提举修撰”“散见”的李靖兵法而成的一部反映唐太宗与李靖军事思想的兵书。此书大约在神宗熙宁后期问世，经王震、朱服等人修撰校正，于元丰三年正式颁行。此书作者对唐太宗、李靖事迹及其军事思想进行过深入研究，成书经过官方严格审修，其中虽仍有违背史实等错误之处，但基本上反映了唐太宗和李靖的军事思想，是对他们军事思想的总结和阐发，应将此书作为反映唐代军事思想的著作来研究，正如《新唐书》虽出于宋人之手，但却是研究唐史的重要史料道理一样。
如果说，《卫公兵法》侧重于对《孙子兵法》实际应用研究的话，那么，《李卫公问对》则侧重于对《孙子兵法》的理论阐发，其中特别是对致人、奇正、虚实、主客、攻守等军事范畴论述较详，有些有独到的见解。如该书认为，兵法的核心是“致人而不致于人”，即争取战争主动权的问题。认为孙子奇正理论的精髓是“奇正相变”，反对那种只知“以奇为奇，以正为正”的形而上学的理解，强调“临时制变”，做到“无不正，无不奇”，从而达到“正亦胜，奇亦胜”的目的。《问对》还认为，虚实也是达成“致人”的重要原则，“夫用兵，识虚实之势，则无不胜焉”。识敌虚实的目的是以奇正之术打击敌人，“敌意其奇，则吾正击之”，“敌意其正，则吾奇击之。使敌势常虚，我势常实”，这样，就可无往而不胜。《问对》对孙子提出的攻守范畴也作了进一步阐发，提出了“攻是守之机，守是攻之策，同归乎胜而已矣”的观点。《问对》对《孙子兵法》某些范畴的论述多有高于前人之处。
李筌著《神机制敌太白阴经》也在许多方面继承和发展了《孙子兵法》的思想。其突出的一点是，将《孙子兵法》与道家和儒家的思想结合起来，既强调“主有道德”，又认为，“善用兵者，非仁义不立，非阴阳不胜，非奇正不列，非诡谲不战”，由于此书吸收了兵、道、儒诸家之长，因而弥补了《孙子兵法》的某些不足，如对战争性质的认识上即有所进步。另外，该书强调“太上用计谋，其次用人事，其下用战伐”，并列举了多种“阴（或作“顺”）倾之术”，即用阴谋之法达倾敌社稷之目的，从而对如何实现孙子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思想提出了一系列可行的策略。该书还对《孙子兵法》中的某些范畴进行了发展和发挥，如认为“形”（物质）与“神”（精神）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应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兵之兴也，有形有神，旗帜金革依于形，智谋计事依于神，战胜攻取——形之事而用在神，虚实变化——神之功而用在形”。这一论述发展了《孙子兵法》关于“形”的理论。再如，作者从“兵者诡道”的观点出发，对“心”与“迹”这对范畴也作出了独到的论述，认为“谋藏于心，事见于迹。心与迹同者败，心与迹异者胜。”强调军事欺骗与严格保密的重要。总之，此书是唐代的一部综合性兵书，对《孙子兵法》既有理论性阐发，又提出了一系列可操作性的方法和措施，是一部学术性和实践性都较强的兵书。
史载李光弼撰有《统军灵辖秘策》五十章。已佚。《郡斋读书志》载，此书末云：“吕望智廓而远，孙武思幽而秘，黄石宽而重断，吴起严而贵勇，墨翟守而无攻，老聃胜而不美。今择其精要，杂以愚识，为一家之书。”可知此书也辑有孙子之言，并有作者的融汇与阐发。
从施之美《七书讲义》中可以看出，五代后周时的《张昭兵法》对《孙子兵法》亦多有引解和阐发之文。《宋史·艺文志》著录有《张昭制旨兵法》十卷，此书大概就是《七书讲义》称引的《张昭兵法》。张昭在周世宗时曾为兵部尚书，其兵法即在此时奉旨所撰。《旧五代史·周世宗本纪》载，显德三年（956年）二月，兵部尚书张昭奏，准诏撰集兵法，分为十卷，凡四十二门，目之为《制旨兵法》，上之。优诏褒美，仍以器币赐之。”《宋史·张昭传》中亦有类似记载。可知此书成书于周世宗时，应属五代时著作。此书已佚。《七书讲义》引用此书之文开头有“张昭论权谋之法曰”、“张昭安营垒法曰”、“张昭应机决战篇曰”、“张昭择地利法有曰”等，由此可知此书中的一些篇名。此书对《孙子兵法》的一些理解有值得注意之处，如认为《孙子兵法》的主旨是“以权谋而辅仁义，先智诈而后和平”，较为全面深刻。其释“九天”“九地”句说：“九地以藏形之深，使敌不可测，得机而发，疾若雷霆，势如天落。九，数之极也。”甚得其旨。此书对《孙子兵法》中有关地形的内容多有论述，有的有新的见解和发挥，似作者对兵要地理有较深入的研究。
注释高峰时期--隋唐五代(5)
总之，这一时期的兵学著作对《孙子兵法》不但祖述，且有发展，从而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古代兵学的内容，推动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进步。
四、一些非军事著作中也载有《孙子兵法》的内容，透露了此书在不同阶层和领域流布的信息；《孙子兵法》在唐代开始传入国外
隋唐五代时期，《孙子兵法》不但在一些兵书中被注释和阐发，而且，在一些非军事著作如类书、史书、文集、诗歌中，也有记载，透露了一些关于此书在这一时期研究和流传的情况。
虞世南在任隋秘书郎时辑成的我国存世中最早的类书《北堂书钞》的《武功部》中，多处摘引《孙子兵法》之文，如其中《谋策》辑有“上略伐智，下略伐势”，“始如处女，后如脱兔”，“不动犹山，难知如阴”，“动如震雷，住如岳立”，“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等。这些引文对于考察唐代《孙子兵法》传本情况、校勘《孙子兵法》之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唐弘文馆学士欧阳询领修的《艺文类聚》也是一部按类摘引古文献资料的图书，其中卷五十九《武部·将帅·战伐》，卷六十三《居处部·橹》，卷八十《火部·火》，卷九十六《鳞介部上·蛇》等类中，都分别摘有《孙子兵法》之文。
唐谏议大夫魏徵主编的《群书治要》卷三十三中摘有《孙子兵法》之文近千字，无篇题，一以贯之，并带曹注，选录的主要内容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慎战、爱卒、唯民是保、知彼知己等；作战指挥的内容所摘甚少，对“兵者诡道”之类的内容一无所取。作者编撰此书主要是给皇帝看的，故有此取舍；同时也反映了作者对军事问题的一些主张。此书所摘《孙子兵法》之文与传本有一些差异，为后人考察《孙子兵法》在唐代的流传情况提供了参考依据。
作成于开元四年（716年）的《长短经》是一本论述王霸经权之变的著作。作者赵蕤，博学韬钤，长于经世，不应辟召。此书卷九《兵权》专门论兵，其中多引《孙子兵法》之言，保存了《孙子兵法》的一些异文和佚文，对考察《孙子兵法》在唐代流传情况，研读校勘《孙子兵法》有参考作用。如书中《禁令》引《孙子兵法·行军篇》“卒未专亲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卒已专亲而罚不行，则不可用矣”，与多数传本有异，而与简本相近。
杜佑撰《通典》有兵典15卷，共136个子目，各目多以《孙子兵法》阐述的军事原则为题，如“出其不意”、“击其不备”、“以逸待劳”、“师不远袭”、“饵敌取胜”、“先夺其心”等，正文则取历代史例及他人有关言论对这些军事原则进行解释，以讲述兵略和兵法要义，书中对有些所引孙子之言进行训释，后人将其训释收入《孙子十家注》中。其释文多同曹注，间有个人阐发。书中保存了《吴子问》等部分孙子佚文，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另外，在一些注疏、文集、奏议、诗歌中，也多有言及孙子其人其书者。如《毛诗》孙颖达疏，《左传》孔颖达疏，《周礼》贾公彦疏，《后汉书》李贤注，《文选》李善等注，《管子》尹知章注中，都有明引或暗引《孙子兵法》之文。杜牧《樊川文集》、陆贽《陆宣公奏议》等书中，亦引有孙子之言。杜甫常以诗论兵，晚唐诗人罗隐认为他可与孙武说用兵（《耒阳》）。另如王翰诗：“报国每惭孙武策，匡时空草贾生书”；杨巨源诗：“料敌知己在方寸，不劳心力讲《阴符》”（《寄太原李光禄》），其中“料敌知己”即由孙子“知彼知己”演化而来。这说明，《孙子兵法》在当时的文学艺术领域也有一定影响。
需要注意的是，从李善等人的《文选注》看，有些现在看来属于《孙子兵法》中的引文，李善却注为出自《司马法》。如潘岳《关中诗》注释引文“兵者诡道，故能而示之不能”；潘岳《马 督诔》注释引文“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火攻有五”；潘岳《射雉赋》注释引文“始如处女”等，均被注为出自《司马法》。《后汉书·皇甫嵩传》中引文“穷寇勿追，归众勿迫”，也被李贤注为引自《司马法》。这说明，唐人对《孙子兵法》中一些观点的出处进行了考辨，证明《孙子兵法》在写作过程中，吸取了前人的一些兵学理论成果，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造和发展，从而形成了自己的迥异于古者《司马法》的独树一帜的军事理论体系。
另据《续日本纪》载，唐开元四年（718年），日本奈良时代著名学者吉备真备（693－775）来唐留学，735年回国时，将《孙子兵法》等典籍带回日本，并在军队中传授，此后这一研究在日本经久不衰。又据日本兵学家佐藤坚司称，《孙子兵法》传入朝鲜的时间可能更早，在663年之前，就有百济人将《孙子兵法》传入了日本。
五、在运用《孙子兵法》指导军事实践方面颇多建树，唐代作战指导艺术堪称为冷兵器时代的一个高峰
隋唐五代时期的军事家们十分重视运用《孙子兵法》指导军事实践，在用以指导战略的制定、战争指导思想的实施、治军原则的贯彻等方面，均体现了很高的水平。
从战略的制定方面看，隋对突厥采取的“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之策，是对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和“用间”思想的成功运用；其对陈朝采取的先疲后打的战略，也体现了孙子“上兵伐谋”、“逸而劳之”的谋略思想。李渊领导集团为夺取天下制定的“乘虚入关，号令天下”战略，符合孙子“避实击虚”、“致人而不致于人”的原则；唐平安史之乱中，郭子仪、李光弼建议“北取范阳，复其巢穴”的策略，也体现了孙子“以迂为直”的军事思想。
注释高峰时期--隋唐五代(6)
这一时期的军事指挥者在将《孙子兵法》用于战争指导方面创立了辉煌的业绩，其中最杰出的代表者是李世民和李靖。李世民指挥作战，必“先料敌之心与己之心孰审”，“察敌之气与己之气孰治”；在敌力量强大、利在速战的情况下，采取“持久弊之”，“待其气衰而后奋击”的方略；与敌交战时，多采取正兵接敌、奇兵袭后的战术；认为“兵法尚权，权在于速”等，他运用这些原则先后取得了对薛仁杲、宋金刚、王世充、窦建德等人作战的胜利。这些原则大都来自《孙子兵法》，又在某些方面发展了《孙子兵法》。李靖用兵“临机果，料敌明”，他指挥的平萧铣之战、平东突厥之战、征吐谷浑之战等，都采取了示形欺敌、远程奔袭、出其不意、攻其无备等战法，是对《孙子兵法》军事原则的成功运用。宋人叶适认为：“唐太宗、李靖，近世君臣之言兵者，无出其上。”应当说，他们不仅在“言兵”、而且在“用兵”上，都达到了当时的高峰。
唐代政论家陆贽提出，对边远少数民族的侵袭要采取以己之长击敌之短的指导原则，如“据险以乘之，多方以误之……所谓乘其弊，不战而屈人之兵”；对脆弱之敌，要“夺人之心”；对坚强之敌，则“观衅而后动”。这些策略都包含着孙子的思想，有的直接引用了孙子之言。唐武宗平刘稹时，杜牧提出了扼险、“捣虚”、“速擒”的谋略，为宰相李德裕所采纳，史称“泽潞平，略如牧策”。他还建议，为防御回纥、吐蕃扰边，可选择在敌人自恃天寒地远、认为唐军不会进攻他们时发起攻击，“击其空虚，袭其懈怠”，以达积极防御之目的。这是对孙子避实击虚、出奇制胜思想的灵活运用。苏定方平定西突厥，李愬袭蔡州，都堪称是孙子“并敌一向，千里杀将”思想的杰作；张巡守睢阳所用草人借箭、真兵杀敌之法，已将有无相生、虚实变化之术用至极致；郭子仪单骑说降回纥、用骚扰之术吓退吐蕃、智败仆固怀恩、平定河东等，则已将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思想运用得出神入化。五代晋梁柏乡（今属河北）之战中周德威向李存勗提出的“以逸待劳”、“因其将退而击之”的建议等，亦与孙武思想合。概而言之，这一时期在作战指导上体现的正兵相持、奇兵袭后的击溃战思想；兵贵神速、乘胜追击的歼灭战思想；正确料敌、“一举两克”的围城打援思想；水陆协同、多方误敌的渡江攻城作战思想；避攻坚城、野战歼敌的反客为主思想；因常而异、虚实相生的避实击虚思想等，均符合《孙子兵法》关于作战指导的基本原则，又有所创新和发展。
唐人对阵法也多有创新。如《卫公兵法》中对阵的基本战斗单位（队，或称大队）编制的规定，对七军兵力编组和一般使用原则的规定，对七军阵形及其变化等，都有详备而明确的论述。他们对军阵的布列既有严格的要求，又不象宋人那样拘泥于阵法，而是主张因情因势灵活用兵。李世民、李靖等都是活用阵法的高手。如李靖的六花阵就有多种变化形式；其横阵和竖阵也可以因敌而列；行引方阵也可据情变化；其隔队抽队的撤退阵法也体现了孙子所说的既“践墨”（遵守法度）、又“随敌”（灵活应变）的指导原则。
在运用《孙子兵法》理论指导治军方面，这一时期亦有建树。如《卫公兵法》将孙子的治军原则具体化为一系列法规、制度和条令，对军队的编制等作了适应当时战法的具体规定，从而较好地实现了孙子“治众如治寡”的要求；对赏罚作出了严明的规定，体现了孙子“令之以文，齐之以武”的治军思想；为实现“令素行以教其民”的要求，该书十分强调严格训练，对如何进行训练，做了详明的规定。另外，裴行俭提出的“抚士贵诚”的治军思想；陆贽的恩威并用以管理边兵的建议；杜牧主张根治军队中“不蒐练”、“不责实料食”、“赏厚”、“轻罚”、“不专任责成”等“五败”的观点等，都符合孙子的治军原则，是用其治军理论解决当时实际问题而提出的可行主张。
总之，《孙子兵法》在隋唐五代时期流传广泛，影响深刻。这一时期的军事家、将帅和军事理论研究者们继承了《孙子兵法》的精髓，并较大幅度地发展了孙子的思想，对中国兵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6.武经首位确立时期--宋元
宋元时期的《孙子兵法》研究，上承三国隋唐冷兵器时代孙子研究之传统，下开明、清冷热兵器并用时代研究之先河，是孙子研究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这一时期，《孙子兵法》被官方正式列为《武经七书》之首，“七书”在一定意义上说取得了与儒学经典同等重要的地位。
武经首位确立时期--宋元(1)
一、宋代《孙子兵法》研究大致可分成萧条、复兴和以应用研究为主三个阶段
宋朝政治上高度集权；国家由兴渐衰；军事上战乱不止，亟需先进的军事理论指导；北方游牧民族军事文化冲击着宋朝传统的军事思想；经济上积贫，军力上积弱；学术上理学兴盛，文人积极参与论兵；科技上有较大进步，火器已成为战场上重要的杀伤武器，活字版印刷术已运用于出版业等。这些因素都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宋代《孙子兵法》研究的发展。
宋代《孙子兵法》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仁宗中期以前，是《孙子兵法》研究的萧条时期。赵匡胤建国后，总结了唐后期藩镇割据的教训，采取了一系列强化中央集权的措施，并修文偃武，将兵书列为禁书，兵学因而受到禁锢。赵匡义虽两次大败于辽军，但仍认为“外忧”事小，“内患”事大，对兵书未见有放宽之举。这一指导思想一直影响到仁宗朝前期。刘敞《送梅圣俞序》中说：“昔者边鄙无事，士大夫耻言兵”；《郡斋读书志》称：“仁庙时，天下承平久，人不习兵……”即反映了这一情况。这一时期有关《孙子兵法》研究的成果很少。
（二）仁宗中期至神宗朝，为《孙子兵法》研究的复兴时期。北方少数民族政权辽与西夏崛起，宋军在与这些少数民族政权的战争中屡屡失败，从而刺激起宋朝廷乃至整个社会对兵学的重视。康定元年（1040年），仁宗命修大型军事专著《武经总要》，庆历三年（1043年）建立武学于武成王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官方对兵学态度的转变。社会上对兵书的研究也渐趋热烈。《郡斋读书志·王皙注孙子三卷》说：“元昊即叛，边将数败，朝廷颇访知兵者，士大夫人人言兵矣。故本朝注解孙武书者，大抵皆当时人也。”可知孙子研究在这一时期已相当兴盛。至神宗时，诏令司业朱服、武学教授何去非校定《孙子兵法》等七书，以官方名义颁行，号“武经七书”，同时，重办武学，以“七书”试士。“七书”在一定意义上说取得了与儒家经典同等重要的地位，而《孙子兵法》实际位居“武经”之首。这使《孙子兵法》研究更趋兴旺。这一时期的孙子研究，官方居领导地位；著述者多为文人；理论色彩较后期为浓，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可能在此时或更早，《孙子兵法》被译成西夏文。现存西夏文《孙子兵法》残本，为曹操、李筌、杜牧三家注本。这是迄今所见最早的少数民族文字《孙子兵法》译本。金朝国内亦有孙子书流传，施子美《七书讲义》即刊行于金朝。
（三）北宋末至南宋亡，为《孙子兵法》以应用研究为主的时期。这一时期战事不断，加之印刷术的进步，有关孙子的书刊刻甚多，大都是为时而作。如张 刊印《杜牧注孙子》，乃是因“夷虏盗据神州”，取“（杜）牧当时之意”。王彦著《武经龟鉴·孙子》，以历代事例阐释《孙子兵法》中的军事原则，目的在于使将官领悟《孙子兵法》精义，以用于战争指导。故孝宗“令选择兵官，各赐一本”。陈直中所撰《孙子发微》主张“兵事尚变”，反对“以训诂求之”，可知也是着眼于实际应用。成书于两宋期间的《十家孙子会注》亦应是为适应当时的军事斗争而辑刻。这一时期的《孙子兵法》研究成果以私人著述为主，反映了整个社会对《孙子兵法》研究的重视。但多数著作因战乱等原因而佚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