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研究在宋代总的发展状况是由冷而热，这与宋朝国力由盛而衰恰恰相反。孙子书在历代的命运大都是承平日久遭贬斥，战乱之世受重视，这似已成为孙子研究在封建社会发展的一条规律。
二、宋代《孙子兵法》研究成果甚多，编校刊行《武经》本《孙子兵法》和《十家孙子会注》是其对孙子研究作出的重大贡献，另在注解讲义、专题研讨、分类辑编等方面均有成果
史籍所见宋代研究《孙子兵法》的主要著作近20种，论文10多篇。在版本校勘、注解讲义、专题研讨、兵书合刻、集注汇解、分类辑编、少数民族文字翻译等方面均有成果传世。
（一）两个版本、一大贡献
《武经》本《孙子兵法》和《十家孙子会注》的校定刊行，是宋人对孙子研究、乃至对中国兵学做出的重大贡献。
宋人将《孙子兵法》与其他六部兵书合刻，称为《武经七书》，做为官方颁行的军事教科书。需要注意的是，他们认识到了《孙子兵法》在兵学理论领域中的首领地位，故将其列为“七书”之首，从而体现出兵事尚智、首重权谋的编纂指导思想。同时也认识到了它的局限性，故以另外六书与之互补，从而又体现出努力使兵学理论体系趋于完善和全面培养将帅的颁行宗旨。如本书第三篇所言，《孙子兵法》是“正”兵书，是培养将帅型军事家的乳汁；《六韬》、《三略》是“政”兵书，培养目标是“王者师”型的军事家；《司马法》亦属于正兵家之作，侧重于讲统摄；《吴子》儒家特色甚浓，又较《孙子兵法》“切近”而“明白”；《尉缭子》是对先秦诸子进行初步综合、俱杂家特征的谈兵之作；《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则是阐发《孙子兵法》某些重要军事原则便于武人阅读的通俗兵书。可见《武经七书》不是简单的七书合编，而是一有机的整体，它的颁行，标志着以军事谋略为主体，军事政治、军事经济、军事外交、军事文化兼备的中国古代兵学理论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它适应了历代统治者对高层兵学理论的需求。加之此书校勘精审，颁行郑重，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因而久传不衰。
武经首位确立时期--宋元(2)
关于此书颁行的时间，尚无确切说法。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元丰三年（1080年）四月，神宗诏朱服等校订七书，“镂版行之”；元丰六年十一月丙辰，朱服建议七书“宜去注行本书，以待学者之自得”，神宗诏：“《孙子》止用魏武帝注，余不用注。”是在此时《武经七书》的编纂体例才最后确定下来。《郡斋读书志》谓：“元丰中，以《六韬》、《孙子》、《吴子》、《司马法》、《黄石公三略》、《尉缭子》、《李卫公对问》颁行武学，令习之，号七书云。”神宗于元丰八年二月寝疾，三月去世。《武经七书》既是在“元丰中”颁行，则其颁行的时间当在元丰六年（1084年）十一月至元丰八年之间，其在元丰八年年初的可能性较大。因七部兵书从正式编校到刻版、印刷、审校、装订等，在短时间内不可能完成。
《十家孙子会注》，《宋史·艺文志》著录为吉天保辑，无注者姓名。辑者事迹及此书的编辑、印行情况，史籍无载。但成书于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的《通志》著录了郑友贤《孙子遗说》，说明《遗说》作成于1161年之前，而《十家注》又应在《遗说》之前，则《十家注》成书不会晚于绍兴年间（1131-1162）甚明。此书可能在绍兴年间刊刻过（宋本《十一家注孙子》中避高宗讳“构”），但不能肯定就是初刻。初刻时间更早些的可能性不能排除。现存《十家注》中注家为曹操、孟氏、李筌、杜佑、贾林、杜牧、陈皞、梅尧臣、王皙、何氏、张预，共十一家。孙星衍，毕以珣，余嘉锡等均认为现存《十家注》即是吉辑本。书中实收注家之数与书名所记之数不侔，其说有三：一说杜佑本不注《孙子》，其注乃《通典》之文，去佑不数，正合十家；一说吉辑原本十一家注，书名取其成数，故称“十家”；一说吉辑原本十家，郑友贤“辑且补之”为十一家，并附己《遗说》于其后。这三种说法均带有推测的性质，有待进一步考证。又，日本昌平坂学问所有另一种《十家注孙子》，无辑者姓名，十注家为曹操，王凌，张子尚，贾诩，李筌，杜牧，陈皞，孙镐，梅尧臣，王皙，与现存《十家注》本注者出入较大，不知其与吉辑本有无关系。
《宋本十一家注孙子》中，十一注家的排列顺序比较混乱，或将孟氏排在唐人之后，或将杜牧置于其祖父杜佑之前等。《宋史·艺文志》著录《五家注孙子》的注家是曹操、杜牧、陈皞、贾隐林、孟氏。亦将孟氏置于诸唐人之后，这说明，《十一家注》很可能是在《五家注》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几家扩编而成。辑者对注者的情况不甚了解，编辑时对此有所忽略。但他将各家之说集在了一起，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工作，使此书具有了重要的军事和史料价值，因而成为后来研究《孙子兵法》者的必读之书。郑友贤说：“学兵之徒，非十家之说，亦不能窥武之藩篱，寻流而之源，由径而入户，于武之法，不可谓无功矣。”可谓公允。但书中有的注家注文不多，似辑者对之有所取舍。另外，辑者将各注家的本子汇集在一起时，对各本所存异文必须决定取舍，总的看，由于其参照比较的本子多，有利于取优去劣，所以此书在《孙子兵法》文字校勘上也有较高的价值，是孙子书最重要的版本之一。
（二）注解讲义，多有发明
宋代人注解《孙子兵法》的十余家中，成就较大者当推梅尧臣，张预，郑友贤，施子美，他们的注解代表了宋代注解《孙子兵法》的水平。现分别简论如下：
《梅圣俞注孙子》，查《宋本十一家注孙子》中有梅注484条，数量仅次于张预。其注重视探究《孙子兵法》本义，时能纠谬补遗，语言亦简洁洗炼，颇显诗人遣字用词功力。如《计篇》“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句，曹注“官道”为“官者，百官之分也；道者，粮路也”，将“官道”分开解释，在“道”前臆增“粮”字，甚为不伦不类。但李筌、杜牧因袭其说。梅注始将“官道”联系起来，注为“裨校首长统率必有道也”，较曹注为佳。《行军篇》“先暴而后畏其众者，不精之至也”句，前人多将“众”解为敌人，梅注认为是“先行乎严暴，后畏其众离，训罚不精之极也”，解释为内部管理上的问题，始切本意。其注《九地篇》“投之亡地然后存”句说：“地虽曰亡，力战不亡；地虽曰死，死战不死。故亡者，存之基；死者，存之本也。”言简语粹，甚为精彩。欧阳修对其注释评价甚高，认为当与曹操、杜牧、陈皞“三家并传而后世取其说者往往于吾圣俞多焉”。朱熹则认为其注不及杜牧。据载，天津图书馆藏有明末梅士生刻《梅尧臣注孙子》单行本一册。
《张预注孙子》，《宋本十一家注孙子》中有张注530条，是十一家中注释条数最多者。其注集诸家之长，成一家之言，于《孙子兵法》义旨多有发明，博而切要，文字亦好，堪为杜牧之亚。其注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1、注意研究《孙子兵法》各篇之间的内在联系，而不单是孤立地注解其某些字、词。如，其《作战篇》解题说：“计算已定，然后完车马，利器械，运粮草，约费用，以作战备，故次《计》。”注意到了《计篇》、《作战篇》之间的内部建构关系。2、对《孙子兵法》一些词、句的训解多有新见。如《军争篇》“朝气锐”句，张预注“朝喻始，昼喻中，暮喻末，非以早晚为辞也”，纠正了杜牧“阳气生于子，成于寅，衰于午，伏于申”的说法。他对将有“五危”的解释，讲清了各条之间互相制约的关系，反对“守一而不知变”，认为“虽勇而不必死，虽怯而不必生，虽刚而不可侮，虽廉而不可辱，虽仁而不可烦”，从而纠正了理解上的片面性和绝对化。3、征引史例贴切精炼。如注“计者，诡道也”句说：“曳柴扬尘，栾枝之谲也；万弩齐发，孙膑之奇也；千牛俱奔，田单之权也；囊沙壅水，淮阴之诈也。此皆用诡制胜也。”与何氏注引史例比起来，显得尤为简炼精切。这当与他熟悉历代将领事迹有关。另外，其注中引录了较多的孙子佚文和诸葛亮、李靖等人的言论，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武经首位确立时期--宋元(3)
郑友贤《孙子十注遗说》，此书的突出成就是从哲学的高度考察、阐发《孙子》本旨，把它视如“儒者之《易》”，而不仅仅将其作为一部兵书看待，故常能发诸家之未发。他对“常法”与“变法”的阐发即是如此，提出：“兵法之传有常，而其用之也有变。常者，法也；变者，势也。书者可以尽常之言，而言不能尽变之意。五事七计者，常法之利也；诡道不可先传者，权势之变也。”从这一观点出发，他对《孙子兵法》中所阐述的一些军事原则做了辩证的分析。如认为：“所谓高陵勿向，背丘勿逆，盖亦有可向、可逆之机；佯北勿从，锐卒勿攻，亦有可从、可攻之利……此兵家常法之外，尚有反复微妙之术，智者不疑而能决，所谓用兵之法妙也。”颇得《孙子兵法》妙谛。其次，《遗说》是在努力融会贯通《孙子兵法》整体思想的基础上阐发其具体观点的，故有高屋建瓴之势，给人以“能识庐山真面目，只因站上最高层”之感。另外，《遗说》关于校勘《孙子兵法》之文的有些意见也值得重视。
《施氏七书讲义》，此书在我国流传不广，国内一些学者对之评价亦不高。但它在日本却多次刊刻，传播甚广，有的又回传我国。这种状况有引人注意之处。此书初刻于金贞祐壬午年（1222年），是最早为《武经七书》讲解义理的书，每篇篇题下有解题，讲此篇要义；正文采取分段讲解的形式，集字注、句解、段析、章讲于一体，而以阐发义理为主，开武经阐发讲义之先。《讲义》征引大量宋以前史例，以例释义，所选事例大多贴切，能启人意智，从而将《孙子兵法》的一些抽象理论形象化，通俗化。讲解多借鉴《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太白阴经》、《通典》、《张昭兵法》等书的一些观点，亦时有自己的新见。对于前人在同一问题上的不同观点分别予以介绍，然后加以评说，表明作者个人的观点，宜于读者比较、鉴别。读者有此一册在手，前人研究之主要成果多有，这亦是此书经久而不废的一个原因。应当指出的是，此书主要的不是写给学者们看的，它更注重对前人成果的总结，着眼于军事上的实际运用，这是孙子兵学研究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我国的兵学研究历来有重抽象、轻应用的倾向，介于基本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应用性理论研究一直是个薄弱环节，国内一些学者至今仍对此有所轻视。而有些外国人对这一环节的研究却非常重视，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从军事应用学的角度衡量，它应得到更适当的评价。
在文字校勘方面，《王皙注孙子》值得顺便一提。《郡斋读书志》谓王皙为宋仁宗时人，并称：“皙以古本校正阙误，又为之注。”王注单行本已不可见，其“以古本校正阙误”，在《十家注》中偶有显露，如《作战篇》“近于师者贵卖”句，王注“师”为“市”；《势篇》“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句，王注谓“必”当作“毕”。均与简本《孙子兵法》合。《郡斋读书志》所言当有所据。
关于《何氏注孙子》，《郡斋读书志》著录为三卷。《崇文总目》、《通志·艺文略》均题为何延锡注。何延锡乃五代时南唐兵马都监，于周世宗显德三年(956年)被赵匡胤率军击杀于涡口（今安徽怀远东北）。若此，何氏应为五代时人，不应在梅尧臣、王皙、张预等诸宋人之后。但《十一家注孙子·行军篇》“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也”句下有何氏注曰：“梅氏之说得之。”是何氏又在梅尧臣之后，其与南唐的何延锡应为两人。《郡斋读书志》称何氏“未详其名，近代人也”，不取《崇文总目》之说，当有其原因。目前尚难遽断何氏即五代南唐之何延锡。如其确系五代时人，其在诸注家的位置亦不应排在第10位，而应在梅尧臣之前，诸唐人之后。何氏究竟为何人，有待进一步考证。何氏注理论挖掘较少，征引事例繁细。如《军争篇》“锐卒勿攻”句，其注详列陆逊抗击刘备等6例；《九地篇》“投之亡地然后存”句，亦细述韩信背水为阵等多例。其注亦偏重于武人运用，对于普及《孙子兵法》有益。
（三）热门话题，不囿旧说。
宋人对孙子其人其书作了许多专题性探讨，提出了一些新说。这些新说有的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有的则不尽正确，有的尚待进一步考证。这些新说的价值不仅仅在于观点的对错，还在于这些问题提出本身。它说明宋人对有关孙子的文献进行了比前人更为深入的研究，从而进一步促进了孙子研究的深入。
宋人对孙子其人其书的热门话题，大致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关于《孙子兵法》的作者及成书。宋人在唐林宝撰《元和姓纂》的基础上，对孙武世系作了进一步考证，其成果体现在欧阳修、宋祁等撰《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和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中。《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载孙武世系图示如下：
┌──恒
田完（敬仲）─○─○─桓─无宇─┤
└──书（子占,赐姓孙氏,食采乐安）┐
┌────────────────────────────────┘
│ ┌─驰
武经首位确立时期--宋元(4)
└─孙凭（起宗）──武（长卿）──────┼─明─膑
└─敌
这一记载成为后人考证孙武世系及其故里的重要史料依据。但亦有疑其不可靠者。对孙子书的作者与成书，宋人多认为是孙武所作，成书于春秋末年；但也有一些不同观点。如，梅尧臣认为《孙子兵法》之言乃“战国相倾之说”，陈振孙因孙武事不见于《左传》，提出“不知果何时人也”；叶适疑是春秋末战国初山林处士所为等。这些问题的提出，促进了对孙子其人其书的研讨，对后世有较大影响。
关于“诡”“诈”。宋人对《孙子兵法》“兵者诡道”、“兵以诈立”的观点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一种意见对这一观点予以全盘否定，代表者有陈师道、叶适、高似孙等。陈师道称孙、吴之书是“盗术”，要求朝廷“循大禹之事，服下惠之言，而却兵家之图书”；叶适称：“非诈不为兵，盖自孙、吴始。甚矣，人心之不仁也！”高似孙说：“兵流于毒，始于孙武乎？武雄于言兵，往往舍正而凿奇，背义而依诈……故《诗》《书》所述，《韬》《匮》所传，至此皆索然无泽矣！”苏洵、苏轼对此也基本持否定说。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对敌诡诈是战争指导必须遵循的一个原则，诡诈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行“仁”，“仁者”要立于不败之地，必须在军事斗争中使用诡诈。坚持这一观点的有李觏、郑友贤、黄震等。郑友贤说：“古之人立大事，就大业，未尝不守于正，正不获意，则未尝不假权以济道。夫事业至于用权，则何所不为哉？但处之有道，而卒反于正，则权无害于圣人之德也。盖在兵家名曰间，在圣人谓之权……权与间，实同而名异。”黄震提出，《孙子兵法》言兵“终始未尝言杀，而以久于兵为戒”，其所言“诡道”，“特自指其用兵变化而言，非俗情所事奸诈之比”。这两种观点中，无疑后者是正确的。争论起到了磨砺、宣传真理的作用。
关于“将能而君不御”。宋人对《孙子兵法·谋攻篇》里这句话的讨论多为有的放矢，非空泛之言。梅尧臣借机批评“君徒知制其将，不能用其人而乃同其政”的现象；何氏认为“御能将而责平猾虏者，如绊韩卢而求获狡兔者又何异焉”。叶适认为“春秋时固无中御之患，战国始有而未甚也。秦汉以后，其语遂为砭石”，也承认这句话是切中要害之论。需要注意的是，他们对《孙子兵法》这一观点的阐释，已不单是对前人注解的重复，而是具有了时代的特点，是对宋代“将从中御”做法的批评，其中已经总结了一些新鲜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苏轼则对此持完全批评态度，提出“天子之兵，莫大于御将”。认为“不力”之将比寇仇、敌国危害更大，并举唐后期朝廷对边将失去控制造成藩镇割据为例说明之。苏轼对这句话的批评是从君将之间的政治关系角度讲的，而孙武则说的是战场军事指挥问题，二者不是一回事。战场上情况瞬息万变，将帅没有专断权，凡事都要听不了解战场情况的国君的旨令办事，必然要打败仗。即使讲战场军事指挥问题，孙武也没有说对国君的话一概不听，只是反对那种“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的瞎指挥。苏轼对孙武的原意不会不明白，他是故意曲解其意以批驳之，借机宣传自己的观点，为宋初实行的“将从中御”做辩护，为加强当时朝廷对边将的控制造舆论。国君把自己的将帅看得比寇仇、敌国危害还大，此亦是唐末藩镇割据的重要原因之一，君、将相疑，患莫大焉，决非国福。苏氏此论，失之偏颇。
关于孙武吴宫练兵杀姬。对此事宋人也做了一些颇有意思的探讨。何去非《何博士备论·陆机论》认为，孙武练兵杀吴王宠姬，是想“借其首以探王之诚心所以信我者固与不固”，他从阖庐不恤二姬之死而任己为将中，“知王之所以任我者固而安为其将，故能西破强楚，北威齐晋，而吴以强霸”。作者宣传这种猜测性说法的目的是为了强调君、将之间互相信任的重要：诚信固方能成大事；否则，良将就不会为其所用。这似对宋代“御将”的做法含有委婉的批评。李新则认为，孙武此举是为了激阖庐“有为之志”，“除其惑志之本”。这是一种“清君侧”之术，可为后人所仿效。李新此言，亦似为有感而发。
（四）总结阐发，不拘一格
宋代处于冷兵器时代结束、冷兵器火器并用时代开始的时期。宋人在唐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前人研究《孙子兵法》的成果进行了进一步的总结和提高。为适应这一需要，其研究方法和著述方式也有一些新的发展。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几种：
兵书合刻 将《孙子兵法》等几种不同的兵法合刻为一书，大概在宋初就已经出现。《太平御览》所引书目中的《兵法七书》即是。此书已不可见，不能肯定就是后来《武经七书》中的七部兵书。目前所见最早的《孙子兵法》与其他兵书的合刻本是《武经七书》。如上所言，这种合刻体现编辑者在军事理论研究和军事人才培养上的指导性主张，进一步完善了中国古代兵学中较高层次的理论体系。这无疑是宋人的得意之作。
分类辑编 《武经总要》前集卷一至卷十五大量引用《孙子兵法》之文，各节内容多是结合新的经验分条阐发《孙子兵法》的军事原则。其后集“故事卷”中所设子目多以《孙子兵法》之语为题，如《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多方以误之》等，然后举例铨释，体例仿佛《通典·兵典》而有所发展。《百战奇法》则是将作战指导原则概括成100条，分条论述，“其命名立法，多出《孙武子》”。《太平御鉴》卷二七0至卷三二四《兵部》门中将《孙子兵法》语录与所摘其他典籍之文分类编辑，亦属总结性工程。《册府元龟·将帅》门编纂体例与之相似，只不过由于选录的原则不同，《孙子兵法》在《册府元龟》的地位大为下降。
武经首位确立时期--宋元(5)
集注汇解 这也是宋人汇集前人研究成果的一种著述形式。在《十家注》问世之前，已有几种《孙子兵法》集注本，但规模都比较小，编纂体例已不可见。到了宋代，注家有所增加，也有不少新的创见，为《十家注》的编辑准备了条件。此书对《孙子兵法》分句、段注解，将十一家的意见相对集中在一起，便于读者研究比较，有很强的集成性和实用性。读者有此一本，不必再去寻、翻其他注本，就可知诸家见解之异同。此书一出，单注本多被淘汰，这当是一条原因。《施氏七书讲义》成书于《十家注》之后，亦是汇集前人观点而参以己见之作。
评述人物 利用撰写军事人物评论集或人物传评集阐发《孙子兵法》的军事原理，也是宋人的一个创造。前人虽有这方面的零星撰述，但未见有专集。何去非撰《何博士备论》是我国第一部军事人物评论集，书中多以《孙子兵法》思想为准则评论古人得失，在阐发、宣传《孙子兵法》思想方面具有形象、生动、深刻等特点。张预的《百将传》则是最早的军事人物传评集。《郡斋读书志》卷十四《百将传十卷》说：“预观历代将兵者所以成败，莫不与孙武书相符契，因择良将得百人，集其传成一书，而以武之兵法题其后”，可知阐发《孙子兵法》思想是此书的一个重要目的。
另外，《虎钤经》注意系统阐发《孙子兵法》思想，侧重研究如何实现《孙子兵法》提出原则的方法问题，注意了对应用理论的探讨，也是值得肯定的。
研究和著述方法问题是《孙子兵法》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在这方面，宋人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
三、宋人研究《孙子兵法》的主要特点是：文献研究成绩突出，军事理论研究进展不大；对《孙子兵法》推崇与贬斥均达到了高峰；在对《孙子兵法》宣传和运用上正确与荒谬并行；兵儒斗争激烈，思想融合深刻；理论与实践脱节严重
宋代《孙子兵法》研究的特点我们上面讲到了一些，如，其总的发展状况是由衰而兴；在有些方面注意总结，有所创新；后期研究比较贴近现实等。但宋人研究《孙子兵法》也存在一些不足，从而又表现出一些矛盾性特点。
（一）文献研究成绩突出，军事理论研究进展不大。宋人在孙子文献研究方面的成就已如上述，可谓是硕果累累。但他们对《孙子兵法》军事理论研究，多为零散的注解和对某个问题的阐发，缺乏整体的、系统的、深刻的揭示和论述；对火器运用于战场后如何实现《孙子兵法》军事原则的应有理论研究，对如何吸收北方少数民族军事文化，改造充实中原传统兵学理论以适应现实斗争的研究等，没有明显建树，表现出理论反映实践过于迟钝的特征。论兵者多无实践经验，大都把《孙子兵法》只做为一门学问看待，而不是将其作为军事实践的指南；将《孙子兵法》等兵书尊为“武经”，提高了兵学的地位，但同时，一旦被冠为“经”的东西，就会成为束缚人们思想的绳索；宋人习惯于按祖宗家法思考问题，排异性强，致使其研究基本是在封闭状态下进行的近亲繁衍等，是其军事理论进展不大的重要原因。其后期的孙子军事理论研究虽注意了贴近现实，但由于人们思想受旧观念的束缚，故仍未见有突破性进展。
（二）对《孙子兵法》推崇与贬斥均达到高峰。宋廷将《孙子兵法》等七书定为“武经”，《孙子兵法》居首，其地位可谓至高无上。但同时一些学者对孙子其人其书又贬斥极烈。这两个褒贬截然相反的高峰都出在宋朝，是由于当时战事频仍、客观现实亟需《孙子兵法》指导，然而排他性很强的理学又高度发达这种特殊社会环境中出现的特有现象。贬斥者对《孙子兵法》中一些不符合儒家思想的观点进行激烈抨击，而另外一些明智务实的学者、将帅等则因军事斗争的需要而主张广泛普及《孙子兵法》，于是贬之者愈烈，用之者愈尊。以致贬斥《孙子兵法》颇为偏激的叶适也认识到，《孙子兵法》虽经贬黜，“犹杰然尊奉逮今，又将传之至于无穷，此文武所以卒为二涂（途）也”，承认《孙子兵法》是打不倒的。
（三）对《孙子兵法》思想的宣传和运用正确与荒谬并行。象《武经总要》、《虎钤经》等这样有较大影响的军事著作，一方面能比较正确地阐发《孙子兵法》的军事思想，另一方面又有许多与《孙子兵法》思想相违背的占候遁甲之类的东西。《太平御览》卷三二八引有《孙子占》之文；《九贤秘典》又有《孙武子行军气色杂占》，《琳琅秘室丛书》认为此书是“大约宋初人所为”。《宋史·艺文志》中也著录了大量的这方面的兵书。可见这些荒诞不经的说教在宋代很有些地位和影响。宋钦宗时，郭京等使“六甲正兵”、“六丁力士”、“北斗神兵”守城致遭惨败，并非偶然，它与宋代兵学较深地陷入这一误区有很大关系。另外，宋人对阵图（有的阵图书也冠以“孙子”之名）的看法和运用也多有片面荒谬之处。
（四）兵、儒斗争激烈，思想融合深刻。兵儒之争，无代不有，宋朝更为激烈。争论的结果既有消极的影响，也有积极的作用。其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兵学研究的排斥和羁绊上。而积极作用则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通过思想撞击，迸发出新的火花，人们对有些问题的认识有所升华，起到愈辩愈明的作用。如对“诈力”与“仁义”的争论即是如此。二是促进争论双方对《孙子兵法》等兵学著作进行深入研究，并在研究中自觉不自觉地接受对方影响，如，宋人注解《孙子兵法》有较浓重的伦理色彩，反映出理学对兵学的浸润。同时，许多儒家学者也因研究兵学而影响到个人的著述和经历。两宋时期的“儒将”和“将儒”比较多，当与这种兵、儒结合比较紧密的军事文化在他们心理上的积淀有着重要关系。三是起到了宣传、普及《孙子兵法》等兵学著作的作用。兵、儒对《孙子兵法》某些观点的争论促进了整个社会对《孙子兵法》的注意和研究。宋代文人学者参与论兵的极多，除了我们上面讲到的外，还有沈括、范仲淹、徐积、陈规、李纲、辛弃疾、陈傅良、陈亮、王应麟等，从他们留下的著作和史传记载的言论看，他们对《孙子兵法》都做过深入的研究。这在一定意义上反映出《孙子兵法》在宋代学术界的影响程度。
武经首位确立时期--宋元(6)
（五）有些进步理论，不能认真执行。在宋人的军事理论中，也不乏进步的论述，但有些却被束之高阁，得不到真正的实行。如，宋人对《孙子兵法》“兵非多益”的训诫非不能理解，他们主张精兵的论述俯恰皆是，但实际上却一直实行冗兵政策。“前世之兵未有猥多如今日者也”，这就是宋人宣传精兵的实际效果！再如，对从严治军这一理论，宋人认识亦算得深刻，但实行起来多是背道而驰，出了问题，大都以“姑息”处置，甚至对犯死罪者也“以权宜招纳，皆许不死”，以致“军多弃其将，不肯死战”。辛弃疾的《美芹十论》等对如何收复失地亦多有良策，但亦未能付诸实施。北方几个新兴起的少数民族政权虽兵书不如宋多，军事理论也不如宋系统完备，但他们策得辄行，有法必依，军队的战斗力反而在宋朝之上。这种现象的出现，根本原因在于政治。它反映了兵学理论的实行对政治的依赖。
四、元代立国时间较短，但在《孙子兵法》研究和运用方面也有一些新的成绩
元代立国时间较短，但其朝野上下都很重视《孙子兵法》研究。在元代流传的主要是《武经七书·孙子兵法》，另外还有一些《孙子兵法》的单行本。
目前所见元代《孙子兵法》版本，一是上海图书馆藏的“元锲《武经七书》”。此书与宋本《武经七书》相比，有很多不规范的异体字，如将“舉”写作“ ”，将“ ”写作“ ”等。；且每页14行，行25字，与存世宋版《武经七书》每页11行、行20字不同；另外，此书带魏武帝注，而存世宋刊皕宋楼《武经七书》都是白文无注。二是解观撰《武经注》，此书已佚，光绪六年（1880）刊《江西通志》著录，注者解观，名子尚，字观我。注文内容不详。三是佚名校《武经七书》，《西湖书院重整书目》著录。这说明，元代承认宋朝确立的《孙子兵法》等七书的“武经”地位，《武经》本《孙子兵法》在社会上流传版本较多。
元代流行的《孙子兵法》单行本，目前所知有两种，一是潘可大撰的《孙子释文》，已经佚失，戴表元《剡源文集》卷八中有《潘可大孙子释文序》，知有此书，成书大约在元朝初年。潘可大，名衍翁，元天台（今属浙江）人，戴表元之友，20岁时作成此书。据戴表元序称，此书折衷《孙子兵法》之意，“称仁人之兵，主于除天下之害，其杀之也，所以生之”，“本《孙子》所未讲，而学《孙子》之家所未悉”，认为《孙子释文》一书“其心仁，其术慎，其于诈利也远矣”。作者突出强调《孙子兵法》的“仁”字，似与时代背景有一定关系。
元代另一《孙子兵法》单行本是张贲的《孙子张贲注》，也已佚失。明代刘寅《武经直解》著录并引用其注文。张贲大约生活于元末明初。据《武经直解凡例》说：“《孙子张贲注》论‘道’字甚重，诸家说得极略，《军争》、《九变》错简处，贲皆订正”。从刘寅《孙子直解》所引张贲注文看，其校注多不苟同于前人，如注《计篇》“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句说：“部曲有制，分官有道，使各主其用而不失其义。”校《虚实篇》“作之而知动静之理”之“作”为“诈”，并注云：“谓或诳之以言，或诱之以利，或示之以害，多方以诡道欺之，则敌之动静可知。”认为《九变篇》“绝地无留”之“无”应为“勿”，此句与《军争篇》“高陵勿向”等八句应相连属，合为“九变”。而《九变篇》中的“圮地无舍，衢地合交”，“围地则谋，死地则战”乃《九地篇》之文。刘寅、赵本学等多遵从之。日本樱田本《孙子》有可能与《孙子张贲注》有关。
另外，元人对《孙子兵法》中的一些重要观点注意作进一步探讨。如隐士陈栎（1252－1334）探讨“避实击虚”问题，提出，刘秀破王寻、王邑，李光弼败史思明，从表面看是击其最坚处，但昆阳（在今河南叶县）之战，刘秀是以精锐击怠惰；李光弼破史思明，则是以死战决胜负，乘敌困惫而万众齐奋，出其不意，故能摧坚陷强。从本质上看，二者仍是以实击虚，只不过采取了活法而已。这种通过实例讨论《孙子兵法》观点、着眼答疑解惑的方法，可进一步加深读者对《孙子兵法》理论的理解。
元代杂剧发达。这一戏曲形式对孙子事迹也有反映，据《孙子书目汇编》载，仅《孙武子教女兵杂剧》在元代就有两种。
元代在运用《孙子兵法》指导军事实践方面，突出者当推成吉思汗和忽必烈。成吉思汗用兵多与《孙子兵法》相合，如凡决定征战大计，他必先举行“忽里台”（大聚会），进行充分讨论，做到先计后战；他强调在“未入敌境之前，必先侦其国内情况”；强调“不见利不进”；在作战指导上主张“来如天堕，去如电逝”，“敌分亦分，敌合而合”；在治军上，强调“智勇兼备者为之典兵”；一方面要求爱护士卒，“衣人以己衣，乘人以己马”一方面强调从严治军，“凡诸临敌不用命者，虽贵必诛”。这些论述均符合《孙子兵法》的治军用兵原则。忽必烈在治军上主张“赏罚公而不滥，号令出而惟行”；在作战指导上强调“事当从宜，毋拘常制”，赞成“兵贵神速”、“以奇取胜”、“以聚攻散”等方略，善于集中兵力打击主要敌人，发挥蒙古军长于骑战、吃苦耐劳的特点，使用远程奔袭、迂回突击等战法，取得作战胜利。记录成吉思汗铁木真、元太宗窝阔台等500年间战争史的《蒙古秘史》（或称《元朝秘史》）具有丰富的谋略思想和治军思想，在许多方面继承和发展了《孙子兵法》的军事理论。元代初期在运用《孙子兵法》指导战争实践方面，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朝代之一。
7.《孙子兵法》疏解阐发时期--明代
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建立明王朝。随着明朝卫所军制的确立，卫所武学的创立和发展，作为中国古代军事文化精髓的孙子思想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明代的《孙子兵法》研究从文献形式到思想内容，都与前代有许多不同之处，其最突出的特点是由前代的偏重注字解词变为以疏解阐发孙子思想为主，出现了一大批讲解阐发孙子军事思想的著作和论文。
疏解阐发时期--明代(1)
一、明代《孙子兵法》研究文献数量众多，形式多样，多具特色
与中国历代其他王朝相比，明代兵书数量最多，门类最全，是中国古代兵学发展的第二个高潮期。其中《孙子兵法》研究亦颇具特色，并在当时兵学研究中占主导地位。
（一）各种兵书数量众多，《孙子兵法》独领风骚
刘申宁的《中国兵书总目》中，共收入我国自先秦到清末历代兵书4221部（内有重复和交叉的书目）。其中，明代1165部。许保林《中国兵书通览》统计，中国历代兵书3227部（不含民国以后兵书研究著作153部，也有个别因著录不同而重复的）：分为现存兵书2155部，存目兵书1072部。其中，明代现存777部，存目948部，合计1725部，占兵书总数的53％。
从以上两个数字可以看出，明代兵书之多，在古代是空前绝后的。可以说，继春秋战国时期之后，明代是中国古代兵学发展的又一个高峰。又据于汝波主编的《孙子学文献提要》统计，在明代1000多部兵书中，有关《孙子兵法》的兵书200多部，约占明代全部兵书的二成。从中可见《孙子兵法》研究在明代兵学中所处的地位及其特点。明代研究《孙子兵法》的学者在50人以上，而且像刘寅、张居正、赵本学、李贽、王守仁、王世贞、俞大猷、戚继光、孙承宗、茅元仪、黄献臣等著名的政界、军界、学界人士很多，研究成果显著，这也是前所未有的。可见，孙子研究在明代兵学中处于主导和领先的地位。
（二）《孙子兵法》文献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明代研究《孙子兵法》的文献不仅数量很多，而且内容丰富，形式新颖多样，五彩纷呈。
以研究《孙子兵法》为主体内容的各种明刊本《武经七书》。目前能够查到和虽然已经失传但有文献记载的这类图书有30种左右，著名的有：刘寅《武经直解》，赵光裕《新镌武经七书标题正义》，沈应明《新镌注解武经》，臧应骥《新镌武经标题佐义》，谢弘仪《新镌武经标题七书》（或题《武经七书集注标题正义》），陈玖学《新镌增注标题武经七书》，王守仁《新镌武经七书七种》，张居正《武经直解》（一名《鳌头七书》），李清《武经七书集注》，沈际飞《武经七书合笺》，李贽《七书参同》，黄献臣《武经开宗》，何守法《武经七书》，孙履桓《武经商骘》，王升《武经七书讲义》，王圻《武学经传句解》，汪本源《武经七书题旨明说》等。
专门研究《孙子兵法》的各类单篇学术著作。这类图书在明代甚多，主要有赵本学的《孙子书校解引类》，赵庭《孙子取衷十三篇》，李腾芳《新编孙武子十三篇说印》，郑二阳《孙子明解》，薛应旂《孙子说》，陈珂、陈天策《孙武子断注》，郭良翰《孙武子会解》，谈恺《孙子集注》，李棣《孙子集注》，黄邦彦《孙子集注》，李材《见罗先生读孙子》，黄润玉《孙子纲要》，郑士元《孙武子注》，郑灵《孙武子十三篇本义》，黄智《孙子会通》，周鉴《孙子纬》，王崇献《孙子释疑》等。
明代的一些综合性兵书，也都有对《孙子兵法》阐述、发挥、发展的内容。如《草庐经略》、《投笔肤谈》、《兵 》、《兵经百篇》等。这些兵书结合新的战争经验，对《孙子兵法》的思想进行了更为精炼的概括，以关键字或关键词为纲，分条阐发古典军事思想，史略结合，以史证略，以略讲史，从内容和形式上均有所创新。
在诸子著作合辑的图书中选收《孙子兵法》。如《诸子汇函》、《诸子玄言评苑》、《新镌诸子拔萃》、《诸子纲目类编》、《诸子类语》、《诸子类隽》、《百家类纂》、《百子金丹》等，都辑有《孙子兵法》。
（三）研究《孙子兵法》的文献体裁新颖活泼，不拘一格
明代对《孙子兵法》的研究，创造了多种形式，如注、评、标题、批点、直解、备旨、参同、引类，辑录与浅说等。现择其主要者说明如下：
注：注文的形式，从总体上说有考注、类注、集注、笺注、约注数种。从注文的对象上说，有篇名注、段落注、句注、字注、用典注等；从注文的内容上说，有释文性注、解字性注、注音性注、校勘性注、引文性注、用典性注、评论性注等；从注文的行文形式上说，有篇后注、文中夹注、旁注、单行小字注、双行小字注等；篇中或篇后集中注释文字，一般下正文一字，用同样大小的字体，或用单行或双行小字。
评：评论、评价性文字。有卷首总评，卷尾总评、眉评、文章旁批性评。评论的内容主要有评论《孙子兵法》论兵之得失，评论《孙子兵法》之旨要，评论孙武其人用兵之得失，评论《孙子兵法》的地位与价值，评论前人论《孙子兵法》之当否，评论《孙子兵法》语言文字之精妙，等等。
标题：《孙子兵法》标题有两种：一是对《武经七书》中《孙子兵法》所作标题，如王守仁批、胡宗宪参评、孙元化标题、茅震东考订刻印的《新镌标题武经七书》，赵光裕的《新镌武经标题正义》，谢弘仪的《武经七书集注标题》，臧应骥的《新镌武经标题佐义》等；二是科举考试中有关《孙子兵法》的策题，以及参加武科考试的武士子策题答卷。
疏解阐发时期--明代(2)
批点：批，指批语；点，指点解。它与讲义和直解那种全面的解释不同，是对《孙子兵法》要点的指明或解释。
辑录：是将《孙子兵法》十三篇原文，按照作者设置的具体类目，寻章采句，依类归宗，以便读者检阅的一种文体。如《诸子玄言》、《诸子奇赏》、《诸子汇函》、《诸子拔萃》、《诸子类隽》等。
参：一是参同，即引证相同的论述与相关的事例作参考：二是合参，即综合诸说以供参考，与参同的意思差不多。
直解：以通俗语言解释《孙子兵法》原文含义，有忠实原意、直截了当加以解说之意。
（四）明人评价孙子其人其书的主要观点
1、关于孙武其人的身世与功绩。胡应麟、李贽等对此作了考评。胡应麟对宋人叶适怀疑孙武为《孙子兵法》作者的观点提出质疑，基本肯定孙武为《孙子兵法》的作者。他认为，左丘明对孙武事迹的记述，“不应尽没其实”，然而也有“为说文之”的成分。朱元璋也认为：“盖武之书必有所授，而武之术则不能尽如其书也。”王世贞引述司马迁的话说：“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明人对孙武业绩多持此种看法。
2、关于《孙子兵法》一书的真伪、版本与价值。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中肯定“《孙武》、《尉缭》亡无疑者”，代表了大多数人的看法。有些学者亦有论及《孙子兵法》的成书时间及后世《孙子兵法》文献的版本问题者。关于《孙子兵法》的理论价值，大多数评价很高，归纳起来有：（1）《孙子兵法》为《武经七书》之首。理由是成书早，论述精，价值大；（2）《孙子兵法》为空前绝后之巨作。孙武十三篇为“百代谭兵之祖”，“先秦之言兵者六家，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3）奉《孙子兵法》为武学教范。有明一代，《孙子兵法》居于兵学正统地位，以为武学教范，不仅要求将帅必读，武官子弟亦必读，并列为武科考试策题标准和主要考试内容。（4）《孙子兵法》为诸子之精萃，诸品之上品，古文之奇赏，韬略之奇书，被诸家经典大师、文学大师推崇备至。（5）《孙子兵法》切合实用，为经时济世之良方，养兵用兵之宝典。遇国家有难而用兵，方知《孙子兵法》之可贵。“欲有智而多谋，善将而能兵，提兵而用武，备武而守国，舍是书何以哉！”戚继光根据自己的养兵、练兵和用兵实践，将《孙子兵法》比作武库，用兵时用《孙子兵法》如同到武库中取用兵器一样，或将其比作药铺，良将用兵如同良医治病，用兵时用《孙子兵法》如同到药铺中取用药材一样。（6）部分儒家学者则贬抑《孙子兵法》为“变诈之术”，不足与于仁义之师，基本是对宋代一些儒家学者观点的重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