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明代在建军治军方面对《孙子兵法》的继承和发展主要体现在精兵与良器并重上，其要点是选练精兵，培育良将，改善兵器
（一）选练精兵
《孙子兵法》的治军思想中包括“兵非多益”、“兵有六败”的论述，对此，明人多有阐发，并注重将其付诸实践。朱元璋认为：“兵不贵多而贵精，多而不精，徒累行阵。”何良臣在其军事著作《阵纪》中首论选募，指出“兵非精选，无以得用”，主张“募贵多，选贵少”的选募原则。明初实行军户制，军兵来源有二：一是老军户，即大量接收原元朝军户中的汉军军户。老军户世代出兵，具有一定的军事素质，起用老军户，不仅使明初军兵来源有了基本保障，而且军兵的军事素质也具有一定的基础。二是新军户，即将跟随朱元璋等反元起义的从军将士永隶军籍，将归附明军的败军军士等收籍为军，将“抽籍”和“垛集”的民户充为军户。明初军户实行屯田，保证了军户的经济收入，并供给军需，使军兵无后顾之忧。明中期以后，屯田制遭到破坏，军户制也随之衰落，代之而起的是募兵。召募军兵主要依靠领兵将领和地方豪绅。为保证军队兵员质量，一些将领十分重视军兵的选募。戚继光认为选兵是练兵的基础，“其法惟在精”。他要求选拔乡野老实之人，不收城市游滑之徒。注意召募对象的体格、相貌和精神。何良臣也说募兵“最喜诚实，独忌游闲”。郑若曾主张选用土著之兵，提出“以一方之食，养一方之兵，支一方之患”（《江南经略》）。
为选练精兵，必须把好选锋关。《孙子兵法》说：“将不能料敌，以少合众，以弱击强，兵无选锋，曰北。”将选锋看作是将之至任。明人对此有所发展。如何良臣在《阵纪》中提出“选贵少”，“选务精”。他认为选锋的标准是：能举铁石器，而且耳目伶俐，手足便捷者为中选；其中胆艺过人者为上选；身驱伟大，胆气武技倍者为头领，其他条件一样；力不能举重涉远者为下选。
为选练精兵，明人注意强化部队训练，努力提高部队的军事素质。戚继光在练兵过程中遵循由理论到规则、由规则到训练、由训练到实践的转化过程。将各种训练要求编写成册发给士卒，使训练成果条令化。让“识字者自读，不识字者就听本队识字之人教诵解说，各要记熟”。他还制定许多具体的可执行的号令，如《对垒号令》、《舟船号令》、《发船号令》、《行泊号令》、《水战号令》等。他通过各种号令、条教等军事规章体现《孙子兵法》思想，经过训练又把孙子等兵家的思想化为将士的具体行动，最终使军事理论转化为战斗力。因此，他训练的戚家军具有很强的战斗力，“屡摧大寇”，声振天下。另外，明代还建立了组织赴京集校、班军京操、京营团练等项训练制度，以强化对部队的训练。
疏解阐发时期--明代(3)
为选练精兵，明人注重改革训练内容。明代在继承以往训练传统，加强冷兵器演练的同时，根据作战的需要和武器装备的发展，改革军事训练内容，增加了使用兵车、火器等新装备的训练；在注重技术训练的同时，还增加了战术训练的内容，将练习操法与练习阵法结合起来；在注重体能和技巧训练的同时，还增加了学习兵书和作战条令的内容，既练体能、练技巧，又练思想、练气节。戚继光在蓟镇练兵，写出《练兵实纪》，他规定的训练内容包括：练伍法、练胆气、练耳目、练手足和练将。郑若曾提出的训练内容为：练胆、练艺、练阵、练地和练时令，练阵就是训练战术运用。
俞大猷曾师从赵本学，学习《孙子兵法》，他结合学习心得和练兵、作战实践，写出《兵略对》、《大同镇兵车操法》、《广东选锋兵操法》，集中探讨练兵问题、车战问题和选锋问题等与部队的训练、作战有关的战术与技巧。戚继光的《练兵实纪》与《纪效新书》在理论上都闪烁着孙子思想的光辉，同时又有他自己的风格，他能结合新的形势与特点，研究新问题，而且能把高深理论具体化为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方式方法，务真求实，不尚空谈。如孙子曰：“斗众如斗寡，形名是也。”这样一句话要变成战斗力，就得转化。戚继光把它具体化为“练伍”、“练耳目”与“练将”等，强调将士要对旌旗金鼓发出的号令，做到“人人明习，人人属守，使此身可弃，此令不可不守，此命可拼，此节不可不重，视死为易，视令为尊”。
为选练精兵，明人注意改革训练方式。名将戚继光是明后期练兵的典型人物，他根据当时火器和冷兵器并用的时代特点，认为：“有精器而无精兵以用之，是谓徒费；有精兵而无精器以助之，是谓徒强。”因而大胆改革训练办法，正确认识精兵与精器即人与物的辩证关系，将部队的战术训练与技术训练、练胆与练艺、练兵与练将紧密结合起来。在武器技术的训练与运用上，他主张“长以救短，短以救长”，根据沿海地形和抗倭斗争的实际需要，创造了12人鸳鸯阵法，在训练中，使长、短兵器互相配合、冷热兵器互相配合，发挥整体作战威力。后来，为了防御北方的鞑靼部落和崛起的后金军队的南侵，戚继光移镇蓟州。他又根据北方敌情特点，创制车营阵法战术训练部队。作战时，以装备有火炮的战车居前，掩护步、骑兵作战。当距敌50步时，车内火器突然一齐开火，等敌人逼近战车，再出动步兵。步兵第一行用长刀斫敌马腿，第二排用木棍将敌人打下马来，后面持枪、钯的士卒向前冲杀，并以骑兵作为机动兵力，相机调用。史称戚继光在蓟州16年，“边备修饬，蓟门宴然”。
（二）以《孙子兵法》与儒学经典相结合培育将才
明代将《孙子兵法》作为军事学校的主导教材，使围绕《孙子兵法》的学术研究活动与军事教育紧密结合起来，不仅促进了军事教育事业的发展，而且也使《孙子兵法》学说得到了普及和推广，在继承《孙子兵法》思想的基础上有了一些新的发展。
明代的军事教育制度是建立在明初卫所制基础之上的。明初制定军卫法，实行卫所制。与此相适应，自洪武十七年（1383年）开始，在卫司和都司设置儒学，编配教授和训导，负责教育武官子弟。洪武二十年（1386年）礼部曾奏请设立武学、武举，朱元璋认为设立专门武学不利于培养文武全才，不肯批准。至建文四年（1402年）始置军事专业学校京卫武学,至永乐中停办。正统初，朝廷命太子太保朱勇选拔有文武全才的御史负责选拔都指挥等武官，学习《孙吴兵略》和《历代臣鉴》等。朱勇及御史朱鉴等向朝廷呈送《请设京卫武学疏》，提出：应袭替的文武官员子弟及幼官，趁其年少，选送武学，习读《历代臣鉴》等书，讲解武经，孙吴等法。凡弓马娴熟，兵法精通，智谋宏远，文武双全者，量加升赏，录名听用。正统六年（1441年），英宗正式批准“开设京卫武学”，接着向全国推广，形成卫所武学教育体制。
明代武学与武科考试走向制度化。凡京师各卫武学与在外地的各卫所武学，各设教授一人，训导一至二人，负责教授诸卫幼官及武臣子弟的武艺和文化。这是明代世兵与世袭军官所接受的早期教育。他们在未从军或承袭、袭替军官职务之前，首先接受军事教育。初期武学所读大都是市肆版孙子书旧注，为了统一武学教材，官方规定将刘寅的《武经直解》刊印行世，作为卫所武学的正式军事教科书。该书序称：“太祖高皇帝有旨，俾军官子孙讲读武书，通晓者临期试用。寅观孙武旧注，数家矛盾不一，学者难于统会......于是取其书，删繁摄要，断以经传所载先儒之奥旨，质以平日所闻父师之格言。”可见，《武经直解》本身就是为武学生学习兵法韬略而作。
为适应武举科考的需要，一些学者将《孙子兵法》等兵书的思想理论观点抽选出来，作为武生考试的试题。于是，社会上大量刊印带有孙子策题的标题性兵书。这种参考书大体分为三类：（1）孙子十三篇标题。如谢弘仪的《武经七书集注标题》（又称《新镌武经标题正义》、《新镌武经标题七书》）。全书八卷五册，其中《孙子兵法》一卷由谢氏辑录，分上下两栏。下栏有双行小字注文；上栏标题，以小字批注。标题分为四种：一正题；二副题；三小题；四策题。其中正、副标题有注，小题、策题无注，正题以圆圈为标志，策题以问字开题。如《孙子兵法·始计篇》策题：问孙子首言令民与上同意，吴子亦首言先和而能造大事。曰同曰和，果皆人和之旨非欤？正题：道者，令民与上同意。注：道就行师有道言。令民同意即是上下同欲也……。副题：将者智信仁勇严。注：将有五者，则道天地法皆兼举矣。然人君信任不专，亦难成功。结宜责孙子所论不及太公“勇智仁信忠”之言。（2）孙子策题。明代在应付科举考试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孙子策题，如令民与上同意、上兵伐谋、安国全军之道等。戚继光在《止止堂集·策问》中，直接问到《孙子兵法》的有两个策题：一，“问兵法有曰：‘无所不备，无所不寡。’蓟镇十区，延袤逾二千里，主客军足十五万，岁费仅百万，兹欲无所不备而不致无所不寡，有何道欤？”二，“又曰：‘小敌之坚，大敌之擒。’蓟镇官军每枝不过三千，胡马动称十余万，将图小敌能坚而不为大敌所擒，岂无策欤？”针对这些策问，戚继光不是直接回答问题，而是结合实际军事地理形势和当时边防的敌我双方情况，向通过武科考试来求取功名的诸生提出问题，让他们独立思考；不是引导诸生照搬孙武的现成理论，而是引导他们活用古法，即所谓师古而不泥古。他这种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的方法，得到了后世兵家的好评。
疏解阐发时期--明代(4)
孙子策题等应付科举考试的兵书的出现，固然有其明显的功利主义色彩；但是，将《孙子兵法》的研究成果用于教学和科举考试，推动了《孙子兵法》的普及，使明人对《孙子兵法》思想的研究更加系统化、条理化，有利于深化军事教育内容的改革和军事教育质量的提高。
另外，为普及《孙子兵法》原理，明人还注意以孙子言论评论兵略、将略。明代不仅翻刻宋人张预的《百将传》，而且进行续编，明景泰年间何乔新撰刻《续百将传》，续选名将40位，编成四卷，体裁一仿张氏旧例。明代还推出一种新的传略《古今将略》（冯孜撰），在各个名将事迹中附有《孙子兵法》等《武经七书》有关军事论点，以便读者将理论和事例结合起来，加深对《孙子兵法》军事思想的理解。
（三）实现重道轻器的传统兵学向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的转变
中国传统兵学重道轻器，重理论轻技术。所以，《孙子兵法》关于武器装备的论述不多，其中最典型的一句话是“兵众孰强”。意思是说：哪一方的武器装备精良，是衡量其作战能力大小的标准之一。明代兵家能够从孙子这一思想出发，并转变坐而论道的经院式军事学术风气，务真求实，进一步认识精兵与良器即人与物的辩证关系，重视加强武器装备建设，以良器取得战场上的优势地位。
明代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迅速发展，特别是宋以来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不仅使明代传统的冷兵器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而且为明代火器的发展提供了契机，使管形火器的研究和制造进入了比较成熟的发展阶段。戚继光说得好：“彼以何器，我必求长于彼”，“有精兵而无精器以助之，是谓徒强”。明朝统治者为占据军事上的有利地位，十分重视武器装备的研究与制造，而且兵器研制特别是火器的研制，受到中央的严密控制，专门设立军器局和兵仗局进行集中管理。兵家重视武器装备建设的社会实践，结果写出大量有关兵器等制造技术与运用方法的兵书。如《手臂录》、《少林棍法阐宗》、《蹶张心法》、《长枪法》、《单刀法选》、《名剑记》、《车营百八叩》、《车营图制》、《军器图说》、《神器谱》、《司兵便录》、《军中医方备要》和《西洋火攻图说》等。
以火器为重点坚持精兵与良器并重的建军原则。明代高度重视火器的制造与运用，把发展火器看作是富国强兵的一个重要条件。明代兵学著作的发展突出反映出重视火器的倾向，仅论述火器制造与火攻的兵书便有10余种，如《神器谱》、《火龙神器阵法》、《火龙经》（一名《火攻备要》）、《火攻纪要》、《火攻挈要》、《火器图》、《火器图说》、《西洋火攻图说》和《备边屯田车铳议》等。徐光启认为：“大炮至猛至烈，无有他器可以逾之。”赵士祯在《神器谱》中指出：火器“攻城陷阵，致远摧坚，锋不可挡”，发展火器“可致兵强，兵强斯望国富”。洪武初即开始设计制造铜火铳，以后改进制造铜碗口炮，永乐年间成立了专门的火器部队神机营，更加紧了对火铳和火炮的制造和装备。《神器谱》一书介绍的各种铳枪、火箭、火药等火器有20多种。明朝不仅自行研制火器，还从西方引进人才和火器技术。自正德年间开始，佛朗机、火绳枪和红夷炮相继传入中国，在仿制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制造出一批形制新颖的火器。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就曾被朝廷聘用，向中国的火器专家传授火器制造技术。除了中央制造外，经过皇帝批准，一些地方也负有制造冷、热兵器的职责。如戚继光曾经创制新型冷兵器狼筅、火器赛贡铳和木发熕。
贯彻从实战需要出发发展武器装备的发展战略。为了对付北部边境的军事压力和沿海倭寇的袭扰，明朝坚持从实战需要出发，先急后缓的发展方针，积极研制战车和战船，以运用于中原和东南沿海。其中战车先后有独辕车、武刚车、火车、偏箱车、独轮小车、军队小车、双轮全胜车等，多为冷热兵器混合编组、搭配使用的重型军事装备。军事技术引起军事思想、军事编制和战术的变化。明嘉靖年间，俞大猷根据其练兵作战经验，写出《兵略对》、《大同镇兵车操法》，对战车的形制和战术运用作了详细的描述。明天启二年（1622年），孙承宗就任兵部尚书经略蓟、辽。他在练兵屯田，修堡防边，与文武大吏和部属探讨车营战法，以抗击后金军事进攻的军事实践中，将研究《孙子兵法》、筹划边防的心得，写成《车营叩答合编》一书。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车营编制和车营阵法，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明创造出来的。
三、明代在国防战略与作战指导上对《孙子兵法》的继承与发展：建立大纵深、多层次的国家防御系统；辩证认识久速；重视冷热兵器并用、阵地防御与阵法训练
明代不仅丰富和发展了《孙子兵法》的建军治军思想，而且对《孙子兵法》的作战理论也有所创新和发展，从而丰富了对外防御的国防思想（含海防思想）与对付内部动乱的作战指导原则等战争理论问题。
（一）安国全军、积极防卫的国防战略
明代的国防战略，是根据明王朝当时面对的国际环境、周边关系和《孙子兵法》“安国全军”的思想制定的防御战略。这种防御战略是大纵深、多层次的防御战略，其重点是北方九镇边防与东南沿海海防。不同时期侧重点有所不同。据此，我们可以透视整个明代国防。
疏解阐发时期--明代(5)
巩固边防重镇，加强纵深防御。明初，为防止元朝残余势力及以后的蒙古族瓦剌部和鞑靼部袭扰犯边，根据孙子“守其所必攻”的思想，朱元璋、朱棣两朝以长城为依托，建立前哨卫、所，以加强防御正面，加大防御纵深，朱元璋又命诸王各统重兵分头镇守北平、大宁、宣府、大同、太原等边防重镇。朱棣继位后，曾先后五次主动出击，实施以长城为依托深入漠北的军事行动，打击蒙古贵族的势力，以确保北部边境的安全。同时，加强九边包括长城在内的防御工程的建设，以及部署在九镇的军事力量。对于遏止来自北部的安全威胁，发挥了明显的作用。著名将领俞大猷在受诬陷发配山西大同镇时，协助巡抚李文进经略边防，领导造出独轮兵车，并由李文进上奏朝廷，创建兵车营。俞还提出利用兵车营，协同步、骑、炮兵作战，实行多层防御的防御作战思想。为了防止敌人骑兵长驱直入，主张于京郊大量植树，招集流民垦荒建堡，迟滞和防御敌人的进攻。明代研究边镇防御作战理论的军事著作还有杨时宁的《宣大山西三镇图说》、刘效祖的《四镇三关志》和胡献忠《九边形势图》等。
筹划海防，抗击倭寇。中国古代的海防思想与海防体系是在明代建立起来的。明初本着孙子“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的思想，确立了积极防卫的海防政策。其具体部署是：打造战船，以舟师巡海；修筑城堡，固守岛屿；增设沿海卫、所，扼守海岸、海口，构成阻歼敌人的海上纵深防御体系。为了加强沿海防御，做到“知彼知已，百战不殆”，许多有识之士如郑若曾、徐光启、茅元仪、焦勖等，精心研究沿海军事地理，了解倭寇活动规律，研制新的火器技术和使用技术，先后推出了军事地理学和防御作战理论的著作《筹海图编》、《江南经略》，研究御倭的有郭光复《倭情考略》一卷和王囗囗《御倭条款》一卷，探讨海防学术问题的有徐明达《乾坤一统海防全图》，王在晋《海防纂要》十三卷图一卷，李汝华《温处海防图略》一卷和张兆元《海防图议》一卷等。这一大批军事理论著作，为沿海的抗倭斗争提供了重要的学术资料。其中郑若曾的《筹海图编》提出了御海洋、固海岸、严城守的纵深防御战略体系理论。俞大猷根据自己长期抗倭斗争的实践经验，提出了优先发展水军和多兵种协同作战的海防思想。关于发展水军，他认为水军应当占海防兵力的七成，陆兵应当占海防兵力的三成。关于作战方法，他认为海上与陆上配合，内河与内陆配合，水军与渔民配合；在海上、海岸、内河与城镇设置多层次的纵深防御体系。
经略辽东，布防山海关。明末后金势力崛起，成为明朝的主要威胁，朝廷以重兵防御，先后多次钦派大员经略辽东，其中不乏有识有为的将领，如袁崇焕与孙承宗等。孙承宗、鹿善继、茅元仪等还在督防辽东的军务繁忙、戎马倥偬之中，研究《孙子兵法》，讨论战法，撰写《车营百八扣》和《车营百八答》等书，以军事学术理论指导国防建设实践。名将袁崇焕在长期镇守辽东的军事实践中，提出“守为正著，战为奇著”的作战方法；实施以和议为掩护、缓敌修守的军事策略；坚持“坚壁清野以为体，乘间击瑕以为用”，且筑且屯，且守且战的积极防卫战法，先后取得了抗击后金的辉煌战果，丰富与发展了孙子的防御作战理论。明代兵家何良臣的《阵纪》、吕坤的《守城秘要》和《城守验方》、钱梅的《城守筹略》和程开祐的《筹辽硕画》等兵书，反映出明代兵家重视研究军事斗争实践经验，特别是城市防御作战的作战指导理论原则问题，对《孙子兵法》均有所继承和发展。但是，由于朝廷政治腐败、用人不当及农民起义武装的冲击，明王朝在辽东边防的防御体系未能抵挡住努尔哈赤的队伍。
（二）拙速与巧久变通运用的作战指导原则
明代一些兵家研究《孙子兵法》着眼于创新，能够破除旧的思维框框，大胆提出新的作战指导原则。《孙子兵法·作战篇》有一句名言：“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明代抗倭名将俞大猷对此提出异议。在他的《正气堂馀集》卷四《洗海近事》及《正气堂续集》卷四《杂文》有《拙速解》上、下两篇文章专论孙子“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一语的战术思想。上篇作于明隆庆二年（1568年），作者认为战国时期，诸侯纷争，作战惟速，不嫌其拙；而今天下统一，堂堂正正地打仗，十围五攻，应讲究巧而不嫌其迟了。或者拙速，或者巧久，要视具体情况，灵活运用，各得其宜。“速而果拙，何贵于速；迟而果巧，何嫌于迟”。在下篇，作者认为《孙子》的拙速论仅适合于战国时期列国相争的历史条件。后世则为“堂堂讨罚，有征无战之兵，必为万全之画”；后世之人为图速成之功，“视三军之命如草芥”，“杀天下后世之人不可胜计”，都是由于孙武子一言“误之”。历代统治阶级用正规军队对付个别武装叛乱和小股农民起义武装，最拿手的办法就是以静制动，让对方充分暴露自己的弱点，如围而不打，攻心为上，待敌自乱、自破，再一举歼灭。所以，俞大猷根据历代统治阶级的用兵经验，对《孙子兵法》“兵闻拙速”的历史结论，作出了自己的评价，而不是一味盲目地重复旧说。他提出的用兵持重、谋定而后战、以收万全之功的作战指导原则，具有理论创新的价值。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普陀岛歼倭之战，俞大猷率舟师以一部佯攻，一部利用夜暗隐蔽接近普陀岛，达成突然全部登陆的作战部署，“出其不意，攻其无备”，向倭寇发起猛烈攻击；当敌人逃往茶山后，他又适时组织左、右、中、后四路围攻，运用万全之策，全歼逃敌。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王守仁平息宁王朱宸濠叛乱作战，一开始并不急于发兵，而是运筹谋略，大张声势，派遣间谍，进行离间，瓦解敌人；然后采取围魏救赵战法，与敌周旋，调动敌人，造成不利于敌而利于己的作战态势，顺利地取得了平叛作战的彻底胜利。这些，都体现了先计后战的作战指导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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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视火攻战法与冷热兵器的混合运用
《孙子兵法》以专篇论述火攻战法，提出了“以火佐攻者明，以水佐攻者强”的论点。其所论水、火，都是自然之水与自然之火，论述人类如何将水、火的自然力量因势利导，运用于战争。到了明代，火攻武器的发展，火铳、火枪、火炮、火车（装有易燃物的战车）等火器的大量使用，为发展孙子的火攻思想提供了物质基础，先后推出《火龙神器阵法》、《火攻备要》、《火攻挈要》和《西洋火攻图说》等一系列论述火攻战法的兵书，《武编》和《武备志》等综合类兵书中也收录了有关火攻的内容。据《火龙神器阵法》序称，朱元璋在起兵反元战争中运用火龙神器，发挥了巨大威力。所以，明代开国以后一直十分重视火器的制造与作战运用。明代虽然火器有了很大发展，但还不可能完全取代冷兵器，这就决定了明军的装备是冷热兵器混合编组。这一物质技术条件和军事编组制度，引起了明代战术战法的深刻变革，在军事训练中反复演练冷热兵器混合运用的技巧，在战场上，将火器部队与步、骑兵部队梯次部署，协同作战。首先发挥火器的火力优势，以火炮、火箭、火车等压制敌人，掩护步兵和骑兵运用其他冷兵器与敌人展开拼杀。特别是火铳这种便携火器的发展，广泛地装备到步、骑兵部队中，实现冷热兵器的混合编组，更使冷热兵器的混合演练和协同运用成为明代军事理论研究与作战实践的一大课题。
明代关于火器的战术运用原则：一是兵器与火器互助，远、近、长、短相兼。 “火炮、火锐、火弹，此远器也，则与长枪、大刀相间；火枪、火刀、火牌、火棍，此近器、短器也，则与长弓硬弩相间”（《火龙神器阵法》）；“长技与短技间迭而出，兵器与火器互相为助，击法与卫法兼资以用”（《火攻挈要》）。二是长器短用，抵近射击。指出火器虽为远器，但远近要适度，不可轻放。能射三四百步的重火器，要等到距敌五六十步再开火，能射百余步的轻火器，要等到距敌二三十步再开火，抵近射击，才能更有效地杀伤和震慑敌人。三是扬长避短，量敌制器。这是对孙子“因敌变化”思想的具体运用和发挥。火器虽然是精器、利器，但还要强调制器得法、用器得当，即根据不同敌人的不同弱点，制造不同的火器，运用不同的火器，或以大击小，或以长胜短，或以多斗寡，或以精敌粗，或以善用对付不善用。四是上应天时，下因地利。如果运用火器不得其地、不得其时，不仅不能发挥火器的威力，反而会造成士卒弃器而走，“徒资寇敌也” （《火龙神器阵法》）。
（四）重视阵地防御与阵法的作战运用
中国阵法起源很早，《孙膑兵法》中有“八阵”与“十阵”之说，《后汉书·礼仪志》有“孙吴兵法六十四阵”的说法。《孙子兵法》中也有不少论述：“勿邀正正之旗，勿击堂堂之阵”，“轻车先出居其侧者，阵也”，“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恒山之蛇也。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究其大意不外：兵阵易守难攻，布阵不过奇正，用阵首尾相顾。宋代就十分重视阵法的演练和运用，明代亦然，这可能与宋、明采取防御战略有很大关系。
明代像《阵纪》、《阵法直指》、《秘授金锁八门阵图要诀》、《八阵图说》、《八阵辨证》、《飞鸣园阵法答客问》、《阵法全图》、《营阵图说》、《握机经》等大量论述布阵练兵与用兵的兵书，对《孙子兵法》的阵法思想作了充分的论证发挥和创新发展。明代重阵用阵，与宋代的最大区别在于重实用、重火器；重车战、重协同。
重实用、重火器。就是不摆花架子，结合实战需要，采取火器布阵进行阵法演练。宋代多用大阵，明代多用小阵。如戚继光在抗倭作战中运用的鸳鸯阵，亦可演变为三才阵，就是由配备火器与冷兵器结合的12人组成的军阵。戚继光在教练阵法时强调“临阵的真法、真令、真营、真艺”，反对练花法、演虚套。戚家军在抗倭作战中巧妙运用鸳鸯阵法，屡屡获胜。俞大猷师从赵本学，学习阵法，并运用于作战实践当中。宋继祖在俞大猷的《续武经总要》后跋中说：“观俞公八罗山之捷，似自某阵而变者也；五指山之捷，似自某阵而变者也。化某阵于交阯，而南夷靖；化某阵于浙直，而东倭平。不泥其迹而师其意，孰非自韬钤中来耶？”
重车战、重协同。明代在京师保卫战中，名将于谦将神机营等专门的火器部队与步兵和骑兵部队的作战运用结合起来，协同作战，有效地抗击了瓦剌军的进攻，保卫了京师，形成有明一代城市阵地防御作战的特殊战法。明军布防辽东作战中，重视城堡防御作战。天启三年（1623年），袁崇焕奉孙承宗之命驻防宁远城，他根据实战需要，积极研习修筑城垒方法，亲定筑城规则，实施以台护铳、以铳护城、以城护民的城堡防御作战原则，建成了屏障山海关的军事、政治与经济重镇。在与后金的作战中，他多次凭城固守，运用火炮和阵地，配合步、骑兵遂行防御作战，强调驻于城内、守于城外，与敌周旋，屡立战功。明代为了扬长避短，重视运用车兵营来抵挡后金的强大骑兵部队。著名兵家何良臣在《阵纪》中以专篇论述车战战法，强调车、步、骑协同作战，发展了孙子的车战思想。他说：“虽曰步不胜骑，骑不胜车，然有骑无车，则一骑不能当一卒也。务使步不离车，骑不远毂，进退有制，循环反复，得用车之法也。”
疏解阐发时期--明代(7)
四、科技进步，政治间歇性稳定，经济相对繁荣，对科举考试与军事教育的重视，民族忧患意识等，是明代孙子研究发展的主要原因
明代《孙子兵法》研究的范围广泛，研究队伍庞大，研究形式新颖，理论联系实际，认识深刻，成果丰富，学术创新多，对后世影响大。造成明代孙子研究大发展的局面，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对孙子研究发挥了促进作用
科学技术进步是推动生产和社会发展的动力，也是推动学术和文化发展的动力。首先是宋元两代科学技术，尤其是军事科学技术的发展对明代的影响。宋代将火药运用于军事，制造出了火药箭、火球、火蒺藜、火枪。宋代兵书《武经总要》对此作了详细的记载。到元代又出现了火铳，并用于作战。以上火器的制造和使用，不仅为明代制造和使用火器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产生了一系列介绍火药和火器制造技术方面的兵书，如《火器图》、《火龙神器》、《神器谱》等，而且，明代在总结前人火攻作战经验的基础上，更产生了新的火攻技术，写出了专门探讨火攻战法的兵书《火攻阵法》、《火龙经》、《火攻挈要》等。活字印刷技术的发明，也为这些兵书的形成和传播发挥了实际的作用。明代本身不仅继承前代火器，而且对火铳等火器的制造有了新的改造和发展，创造出了各种各样的新样式新性能的火器。正德以后，还从葡萄牙人那里学习并仿制了新的火器佛郎机。这些新式火器的出现，改变了部队的装备状况，使部队的编制体制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作战方法也要随着这一变化而变化。于是，兵家根据变化了的新情况，开始研究军队的编制制度和训练方法，以及适合火器使用的合同阵法，摸索出了一套火攻战法。这些火攻战法不仅吸取了当年《孙子兵法·火攻》中的思想，而且对孙子火攻思想作出了创新发展。
（二）国家政治、经济局部性、间歇性的稳定与繁荣为孙子研究发展提供了可能与条件
朱元璋推翻元朝统治建立明朝政权后，进一步加强了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在二百七十余年里，没有出现大的政权更迭和动荡。同时，大力发展屯垦、兴修水利，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手工业在元朝的基础上有了相当规模的新发展，出现了资本主义因素的早期萌芽。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地对军事思想的活跃和孙子研究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三）科举考试与军事教育事业对孙子研究起了推动作用
《武经七书》是宋代适应科举需要而颁行的兵法汇编。自从宋代将《武经七书》列为武学教科书之后，《孙子兵法》等七部兵书，便从名山走进了官办的武学堂。到了明代，为了适应武士子学习的需要，刘寅等首先开始对《武经七书》作直解。一部《武经七书直解》，于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问世了。不仅《武经七书》广为流行，而且又出现了标题本《武经七书》，这是明人在科举方面的新创造。不但《武经七书》有标题本，其他兵书也有标题本，如《新镌标题百将传》等。作为科举过关考试的辅导材料，这些书的编撰与刊刻意图是再明显不过了。以后，随着科举考试的不断发展，《孙子兵法》等武经不仅成为武学的必修教材，而且也成为想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那些士子们的入仕门径之一。各种各样注释《武经》的兵书，以及为《孙子兵法》等兵书出题考试的著作，纷纷面世。一些书商为了谋利而刊刻大量专门为考生准备的各种标题性参考书。不管是出自何种目的需要，它们都在客观上扩大了对《孙子兵法》等兵书的传播，推动了对《孙子兵法》等兵书的普及教育。
（四）民族忧患意识是明代孙子研究发展的内在动力
明人经过宋辽金元诸民族的反复竞争，进一步激发了民族自尊心和竞争意识。除了中华民族内部的矛盾纷争而外，中国更面临外敌入侵的局面，如倭寇的侵扰等。“多难兴邦”，驰骋疆场的爱国将士俞大猷、戚继光、王守仁、于谦、袁崇焕等，开始认真总结军事之成败，从事军事理论研究的兵家积极探索复兴之方略。就连那些文人学士如赵本学、李贽、王世贞、茅元仪、尹宾商、郑若曾等，也纷纷加入军事理论研究的行列，寻求强兵兴国的良方，为孙子研究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8.古代孙子研究的终结和再造--清代
孙子兵学作为中国传统兵学的核心部分，在清代经历了一个重要发展时期，其传统的理论体系再一次得到完善，并随即开始了它的解体过程。人们在这里既可以看到传统孙子兵学的最后辉煌，也可以看到它在繁荣外表之下的凝滞；既可以感受到它在进入近代之后的休眠，也可以感受到它在近代条件下的再造。
古代孙子研究的终结和再造--清代(1)
一、清代《孙子兵法》研究，大致可分为清初武闱研究、中期考据研究和晚清休眠与再造三个发展阶段
清初《孙子兵法》研究上承宋明，继续居于兵家显学的地位。并随着清朝政治、军事和社会文化的变化，以及西方近代军事的冲击，而呈现出明显的发展阶段性。大致说来，清初顺、康、雍三朝为第一个发展阶段；清中期的乾隆、嘉庆至道光初年为第二个发展阶段；鸦片战争以后至清朝灭亡为第三个发展阶段。
（一） 清初的武闱《孙子兵法》研究
在清初第一发展阶段，《孙子兵法》研究以为武科应试服务为宗旨，以撰辑武闱读本为特色。清代存世的关于《孙子兵法》的第一部著作是陈裕辑著的《武经全题汇解·孙子》，刊刻于顺治十四年（1657年）。该书即为武科应试读本。根据统计，顺、康、雍三朝共计有41种关于《孙子兵法》的著作刊刻行世，其中30种属于武科应试读本，占居明显的多数。
既是以服务于武科应试为宗旨，这一阶段的大量孙子研究著作在形式和内容上便带有明显的共同特征。从形式上看，这些著作一般都分为上下两栏。下栏为《孙子兵法》十三篇本文，多采用双行夹注，并有圈点句读。夹注主要用于解释十三篇的文字，间或有文字校订。上栏各书名称不一，或称“开宗合纂全题汇解”，或称“明解”，或称“直解开宗合参”，或称“秘拟乡会两闱标题主旨”，或称“合纂全题衷旨”，等等。究其上栏的具体内容，大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孙子兵法》十三篇各篇篇旨、节旨以及重要文句的阐述、注解；二是根据以往武闱试题的特点，模拟出各种新的试题，然后标明题源（出自《孙子兵法》本文的哪一段文字），提供简略的答题思路，以及答题时需注意把握的一些诀窍。在总体风格上，这些著作都追求文字浅显，语义简明，以适应武科应试读者文化水平不高的特定需求。
在这一时期大量的武科应试读物中，与上述各书在形式和内容上存在一定差异，并稍具学术色彩，值得特别一提的是朱墉辑注的《武经七书汇解·孙子》和丁洪章辑注的《武经七书全解·孙子》。
朱墉所辑之书，在形式上无上下栏之分，而是将十三篇各分为若干大段，每段之后低一格双行注解。其注解兼采群说，卷首开列之“征引书目”多达91种。所征引的内容主要包括两类：一是曹操、杜牧、李筌、贾林、梅尧臣等历代著名注家之说；二是明代和清初各种《武经》“直解”、“明解”、“开宗”、“合参”、“醒宗”、“题炬”、“正义”之文。由于各说并存，不仅保存了一些后来佚失的《孙子兵法》注文，而且为读者比较鉴别各家之说提供了方便。该书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问世之后颇受读者欢迎，后曾多次修订重刊，并引得众家效尤。
丁洪章的《武经七书全解·孙子》亦初刊于康熙二十七年。该书具有体例完备、内容丰富的特点。它借用明、清两代注解《四书五经》之法以注解《孙子兵法》：有“全旨”以提其纲；有“节旨”以契其领；有“注”以逐字训其义；有“疏”以逐句释其理；有“参订”以选录历代注家之言，并加发挥以究其理；此外还有“考证”备载有关的战例和人物事迹，以佐证《孙子兵法》的理论。该书与朱墉之书一样，也是为武科应试读者服务的，书中附载有《射谱》、《武闱乡试条约》、《棘围事宜》等内容，特别是大量的“论题”和“题解”，已超出了武闱的需要，而对《孙子兵法》学术研究有所裨助。
清初能够摆脱武闱读物的套路、主要从学术的角度探讨《孙子兵法》的，总共只有谢文 、郑端、郑达、王 、王又乔等数家。谢文 著《兵法类案》，取《孙子兵法》十三篇之要语为纲，如“主孰有道”、“将孰有能”、“能而示之不能”等语皆为其所取。每纲之下复取历代名君名将之言论实迹为目，或二三目，或十余目不等。通观全书，所选之纲综括了《孙子兵法》的主要思想，所列之目则多历代治军用兵之精华。郑端有《孙子汇征》（一题《孙武子集解广义》），采择前代注家之说及古来谈兵之言以注解《孙子兵法》；郑达有《孙子附解》，据道藏《孙子十家注》辑纂，为清人对道藏本《孙子》首先予以重视之作，惜其书已佚；王 有《武经三子集注·孙子》，兼采各家之注，证以历代战例，注意十三篇之间的逻辑联系，重视对各篇内容的总体把握；王又乔有《孙子集注》，乃校订《孙子》十三篇文字之作。此数书虽非武科应试读物，但由于作者用力不够，对《孙子兵法》的学术研究并无大的建树，因而其影响不大。
清初孙子研究著作真正表现出一定理论水平的是邓廷罗所著之《孙子集注》、《兵镜或问》和《兵镜备考》三书。其中《孙子集注》侧重于对《孙子兵法》十三篇文句的注解，虽亦引前代注家之言，但更重视自己的发挥。特别是各篇末后之总论，尤见作者研讨《孙子兵法》之心得。其论《势》篇曰：“兵之势生于奇正”，而“众者易寡，强者易弱，正忽变为奇，奇忽变为正也。”《兵镜备考》则有如谢文 的《兵法类案》，将《孙子》十三篇比作“治病之方”，将历代帝王将相之战功言论视为“名医之案”。他广征博引，要以“案”证“方”，以“案”论“方”，借以发掘《孙子兵法》的兵学精义。《兵镜或问》对《孙子兵法》以及中国古代兵学中的31对常用范畴分别进行论述。这些范畴既有关于战争观的，如“王霸”、“天人”等；也有关于治军之道的，如“用舍”、“人势”、“道法”等；又有关于用兵之道的，如“奇正”、“虚实”、“强弱”和“主客”等。综而观之，邓氏三书乃自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将对《孙子兵法》的历史论证与理论阐释密切结合在一起。该三书在清代曾先后6次刊印，影响甚大。
古代孙子研究的终结和再造--清代(2)
清初的孙子研究著作一般都以《武经七书》为蓝本，对《孙子兵法》的版本文字未曾给予必要的重视。所以，这一阶段所刊印的种种《孙子兵法》本文讹误甚多。邓廷罗、王又乔虽曾在各自的著作中校改过《孙子兵法》文字，但皆无确切依据。邓氏将《作战》与《谋攻》两篇位置互换，又将《九变》篇改为《军变》篇，且对《九变》、《九地》两篇中的文句多有窜改。在没有文献依据的情况下，作这种改动，有欠妥贴，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殊嫌窜乱旧文”。至于王又乔的《孙子集注》，则窜改删节更多，让人无法卒读。
因此，从总体上看，清初的《孙子兵法》研究水平是不高的，有价值的东西较少，而共同的缺陷却很明显。
（二） 以考据见长的清中期《孙子兵法》研究
清中期乾、嘉两朝至道光初年，《孙子兵法》研究为武闱服务的风气渐衰。在这一时期成书或刊印的20多种《孙子兵法》研究著作中，只有6种仍属武闱读物。其中有4种出自张权时一人之手，另有一种为艾钦的《武闱三子详解》。它们在形式和内容上皆因袭清初同类作品，缺乏创新。
与此同时，不少有关《孙子》的著作将读者对象转向武闱应试者之外，或在所谓“穷乡俗儒”之中寻求读者，或为清军将领提供服务。由于新的读者群或财力不丰，或文化水平不高，或读书时间较少，所以，这些作品大都篇幅很短，再也看不见大段大段的“直解”、“合参”、“醒宗”、“全旨”、“参订”之类的文字，就是《孙子兵法》十三篇正文有的亦只是节录。这类作品在这个时期计有近10种。其中比较典型的，如任兆麟在《任氏述记》中选辑的《孙子》，包括计篇、谋攻篇、形篇、势篇、虚实篇、军争篇和九地篇中各数段文字，偶有双行夹注；再如湖广总督马慧裕所辑著的《武备集要》，全书仅1.5万字，其选录的《孙子》文句不及千字；又如徐经的《孙吴子兵法》，亦是将《孙子》与《吴子》的有关内容分类选排，共得12目，试图以此教导清军将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