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大理寺卿萧俨，是忠厚耿直的三朝元老。他一生嫉恶如仇，刚正不阿，从不谄媚权贵、哗众取宠。中主李亶在位时，他因为直言指责中主的骄奢浪费而开罪中主，被贬为舒州判官，逐出京城。后来中主悔悟，又将他召回。如此忠心耿耿的有为老臣，哪里看得惯后主整日沉迷声色佛事，不理朝政的无为样儿？一天，他得知后主没有上朝，却在后宫与嫔妃对弈。他便怒不可遏地径直冲进后宫，禁内侍卫阻挡也无济于事。后主果然正在那儿与嫔妃下棋，而且正下得兴起，根本不想听他的奏议。老先生一怒之下，抬手就将棋盘掀翻在地，黑白棋子滚了一地。侍弈的嫔妃吓得魂不附体，李煜自己也一时窘住，而且事出意外，一时不知所措。在老臣的虎视眈眈下，良久才想起自己的威信，立刻厉声喝道 ：“萧卿如此大胆，难道竟想作今日的魏征不成？”萧俨可没有被他的声色俱厉吓倒，反而理直气壮，针锋相对地回答道 ：“老臣固然不敢以魏征自诩，可是陛下也不是唐太宗转世啊 ！”后主一时理屈词穷，面对这位忠心耿直的开国元老，他只好强忍怒气，挥手让他退下。
句容县尉张泌，有感于国势日衰，便上书李煜，奏请致治， 并列出十条具体的当务之急的大事， 即“急务”十项，要求后主抓大略小，明确君臣职能，刑赏分明，约束权臣，防止权臣专职擅断，注意广开言路，听取忠臣良言，克勤克俭，从自己做起，给臣民树立一个好榜样。后主看了奏章，当时心中十分欣赏，可事后并没有认真实施，使张泌的一片苦心付诸东流。
歙州进士汪焕，看到后主信佛佞佛，消耗大量的钱财建造寺塔，供奉僧侣，并且不理朝政，诵经念佛，弄得上行下效，国事昏暗，便不顾此前曾有两位大臣因为仗义直谏而一个被流放，一个被罢官的凄惨下场，冒着被罢官免职甚至是牺牲生命的危险，写了《谏事佛书》一文，呈给后主。该奏议写道：
“昔梁武事佛，刺血写佛书，舍身为佛奴，膝为僧礼，散发俾僧践，及其终也，饿死于台城。今陛下事佛，未见刺血践发，舍身屈膝，臣恐他日犹不得如梁武也 。”
汪焕在谏书中，以当初梁武帝佞佛成性，不专心国事，而落得个饿死台城的可悲下场为借鉴，劝谏后主要从佛事中解脱出来，勤勉治国，如果执迷佛道不悟，那么终有一天要落得比梁武帝还不如的下场。后主阅完这份谏书，心中自然不高兴，当下悻悻地自言自语道 ：“这又是一位不怕死的人啊 。”但他生性仁慈，看到汪焕敢冒死上奏，倒也怜他一片忠心，所以并没有治罪于他，反而将他提升为校书。可是他依然我行我素，照样地信佛佞佛，没有丝毫收敛。
后主信佛事佛，真是到了痴迷的程度。别人信佛，如果有一天身遭劫难，发现神佛并不真的可以庇佑他，或许也就回头是岸，不再诚心诚意地敬献了。可是后主却不，他自懂事起就信仰佛教，一直至死也没有悔悟。后来南唐被北宋所灭，他肉袒投降，被押往汴梁。在去汴梁途中，路经临淮（今安徽泗县东），他还特地去当地的普光王佛寺烧香。当时属臣侍从劝阻他不要去，他勃然变色，厉声骂道 ：“我从小就被你们这些人限制，不得自由，现在家国都灭亡了，还要这样被你们限制吗？”于是拂袖而起，仅带着几名随从，进入普光王寺中，虔诚地跪拜祈祷，并向寺院损赠了丰厚的礼物，而他当时作为一介降虏，根本就没有多少财物了。幼稚的后主以为，他所以家亡国破，完全是天意如此，与自己的佞佛不理国政无关。而且极可能是对神佛敬奉得还不够虔诚，导致神佛生气，才不肯保佑自己的。
七、借我一双慧眼吧
后主的祖父李昪，所以能拥兵自重，逼迫吴王禅位，不仅在于他自身的胆识过人，机智超群，还在于他能任贤用能，得到不少有勇有谋的文臣武将的全力相助。他在任金陵节度使之前和之后，都很注意体恤下属，与士兵将领同甘共苦，深受部属爱戴。他还慧眼识英雄，提拔了出身寒微的周宗、萧俨等一班有才识的将领，使他们从士兵中脱颖而出。这些人后来一直忠心耿耿地随他鞍前马后，为他以后称帝立下了汗马功劳。李昪称帝建南唐国后，这些开国元老并没有居功自傲，为了报答李昪的知遇之恩，他们仍全心全意地辅佐李昪治理朝政，君臣上下一心，同心协力，把南唐整顿得井井有条，繁荣昌盛。中主李亶继位，因为不辨忠伪，不会察人用人，至于误用了冯延已等一大批轻薄文人，终于把李昪辛辛苦苦一辈子挣来的南唐半壁江山拱手让人。后主李煜，禀承了父亲的无知人之能，宠信徒有文采而无实际治国安邦才能的文人墨客，致使本就国力大减的南唐终成奄奄待毙之势。
事实上，后主并非不懂得偏信则暗，兼听则明的道理，也并非不知道国家危亡之秋，更应任贤用能。他在以尚书令知政事位居东宫时，就在崇文馆公开招纳天下贤良。公元９６７年，他又命令两省侍郎，谏议大夫、给事中、中书舍人、集贤勤政殿学士，轮流到光政殿住宿值班，与他们议论治国之道，商讨治理国家的良策。但是天下事并非只要有心就可以成功的。有用贤之心未必能得贤，大开言路也未必能得到真正有益的忠谏。它要求君主要有判别对错，明察贤愚的眼光和才能。后主的气质和才能，完全是作文人艺术家的料子。后来他投降北宋寄人篱下时，有一次宋太祖赵匡胤宴请群臣，也请他前去作诗助兴。他看到太祖背后为太祖摇扇的宫娥手中的扇子， 当即吟道 ：“揖让月在手，动摇风满怀 。”太祖听后仰头大笑道：“满怀的风能有多少 ？”又让群臣与李煜谈论诗词、音律。李煜本是行家里手，自然振振有词，旁征博引，议论十分精辟。太祖当下意味深长地评论道 ：“好一位翰林学士 。”赵匡胤的这一评论，虽然略带讥诮讽刺，倒也很实在。俗话说“人以类聚，物以群分 ”，文人性格的后主拔用的贤士，果然大多是富有文采，高谈阔论的文人，很少有真才实学，平定社稷的栋梁之才。
例如被世人讥为“五鬼”之一的冯延鲁，本来就是个好大喜功，贪图个人利益的卑鄙小人，根本不考虑国家兴衰大计。当初中主兴兵讨伐闽国，听从了他的佞言，而他所以要极力怂恿中主出兵伐闽，完全是为了他个人赢得政治资本。据说对他的这一举动，他的兄长冯延已都颇不以为然地责问他说 ：“士以文行饰身，忠信事上，何用行险事以要禄？”冯延鲁却厚颜无耻地对答道 ：“哥哥你自然可以按常规办事，我却不能按部就班地等待资历够了才作宰相 。”可见他的卑琐用心。这次伐闽兵败，南唐损失惨重，冯延鲁理应引颈就戮，可中主却因一贯宠信于他而没有给他治罪。后来他任东都（扬州）留守，遇到后周南侵，又一次损兵折将。他为了逃命，自己剃了光头窃了僧袍妄想逃跑，可还是被后周掳去当了战俘。当时有人作偈语嘲笑他这一行径说 ：“昔日旌旗，拥出坐筹之将；今朝毛发，化为行脚之僧 。”周世宗一念之仁，又将他放回南唐。宋朝建国初年，冯延鲁奉命出使，在宋太祖面前说了几句北宋不应该讨伐南唐的话，就把宋没有立即出兵征伐南唐作为大功自居，在朝臣面前沾沾自喜，不可一世。可就是这样一位无识无德的轻狂文人，只因少时颇有文名，后主就对他优待有加，视为奇才，还曾亲自斟酒请他喝。冯延鲁内心醉心名利，表面上却标榜清高隐逸。他曾在同僚面前说 ：“当年唐玄宗赐给贺知章镜湖三百里，这我不敢奢望，今主上要是能赏给我后湖数曲，我也就了却夙愿了 。”徐铉马上语含讥诮地答道 ：“主上对于近臣，怎么舍不得一座玄武湖？只可惜他要到哪儿去找贺知章这样的高人呢 ？”说得冯延鲁悻悻不已而又无言以对。
徐铉也是当时后主器重的一位大臣，他人品比冯延鲁好，可也没有什么治国经邦的真本事。他博闻强记，学富五车，词采极为出众，是当时名噪江南的大才子，后主对他极为倚重，授以礼部侍郎、通署中书省事、尚书右丞、兵部侍郎、翰林学士、御史大夫、吏部尚书等要职。徐铉也想尽心尽力地辅佐后主，可他同后主一样，也是生就的翰林学士的料子，对于治邦安国，实在也是拿不出什么良谋善策来，真可谓“心有余而力不足”。就他所占的职位来说， 他也是不称职的。
还有潘佑和李平，这两个人素来被世人认为是后主臣中的两大忠臣，的确，他们是对后主颇为忠心，并没有任何叛变变节的意图，但他二人也算不上良臣。潘佑为文，词采富丽，思路清晰，是有名的笔杆子。当初后主奉命劝降后汉主刘鋹归顺北宋的那篇洋洋万言的劝降信，就是由他捉刀主笔的。潘佑为人，像徐铉一样也是颇为自重，人品刚正的。他虽然贵为中书舍人，很得后主恩宠，被后主用“潘卿”的爱称称呼，却从不曲意奉承。他是较早跟随后主的近臣之一，在后主还没有登基只是东宫太子时，他就乘后主设崇文馆招纳贤士的机会步入了皇宫，并一直不离后主身前马后。有一次，正是梅花吐艳时节，李煜在楼上读书，忽然飘来一阵梅香。他推窗下望，见庭中花团锦簇，云蒸霞蔚，不由诗兴大发，便令潘佑等填词咏梅。碰巧这时正是南唐刚把江淮１４州割让给后周不久，举国忧愤，朝中大臣对此讳莫如深，生怕言语不慎开罪了中主父子引来杀身之祸。而潘佑却无所顾忌，语义双关，填词讽谕，居然在词中用了这三句话：
楼上春寒山四面，
桃李不须夸烂漫，
已输了春风一半。
潘佑晚节也是极好的，他看到南唐日益贫弱，后主身边大臣又大都尸位素餐，无所作为，便连上七道奏疏针砭时弊。在这些奏疏中，他指责文武大臣不识时务，在国家危难之时无所事事，饱食终日，空享俸禄。接着又指责后主不能知人善任，尽用无能之辈误国害民。他措词激烈，对后主大为不敬。后主虽极为生气，却也没有把他怎么样。他便呈上辞呈，想以挂冠归田相威胁。后主顺水推舟，免了他的全部官职，却又不放他归田，命他继续留在京师，负责修编国史。潘佑十分恼怒，他不甘心自己的七道奏疏如石沉大海般不起丝毫作用，于是破釜沉舟，再将第八道奏疏呈上：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臣乃者继上表章凡数万言，词穷理尽，忠邪洞分。陛下蔽奸邪，曲容谄伪，遂使家国□□，如日将暮。古有桀、纣、孙皓者，破国亡家，自己而作，尚为千古所笑。今陛下取则奸回，败乱国家，不及桀、纣、孙皓远矣！臣终不能与奸臣杂处，事亡国之主。陛下不必以臣为罪，则请赐诛戮，以谢中外。
这篇奏疏，潘佑以历史上有名的亡国昏君桀、纣、孙皓来对比后主，指责后主忠伪莫辨，简直还不如他们，同时怒骂群臣，激起众怒，被群臣诬为大逆不道，怀有异心而唆使后主下令将他投入监狱。
李平是潘佑同气相求的好朋友，潘佑受难，他也受到牵累被捕入狱，但又并不止于这个原因。李平当时是执掌司农职务的卫尉卿，他比较推崇周时的井田制，上任伊始，就着手恢复井田制，大造民籍、牛籍。他认为，要富国强兵，必先寓兵于农，按丁授田，按户征兵，因此要对黎民按户登记注册，叫做造民籍。要发展耕稼，就必须保护耕牛，禁止随意宰杀买卖，所以要对耕牛登记注册。而且，对于强占民田的官绅，都要求他们退还田宅，从而遭到不少官绅的怨恨和抵触，使他的工作没有收到多大的成效，并怀恨在心以谋报复。潘佑案发后，那些人借机向后主进谄言，于是李平也被捕入狱。
潘佑在狱中思前想后，觉得人生一世，直如浮云一般，什么功名利禄转眼即逝，实在无须留恋。而好友李平的被累蒙难，让他十分难过，终于留下一纸遗书，悬梁自尽了。他的死讯传到李平耳中，他本就痛苦压抑，预料到此次入狱，必然凶多吉少，骤闻好友自杀身亡，顿时万念俱灰，便也学了潘佑的样子，自缢于狱中。他二人一生忠介，刚正不阿，自然算是大大的忠臣。但终观二人一生，并没有什么瞩目的业绩，所以也算不得有利于国家社稷的良臣。
后主不能得贤，并不是他生不逢时，天下没有贤能，而是他无知人之明，有贤而不能用，致使鱼龙混杂，埋没无闻。在他的朝中，文臣如韩熙载，武臣如林仁肇，都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但都不能尽其所能，甚至蒙冤被害。
韩熙载是北方人，在后唐中过进士，因为父亲获罪被害才逃往南方的。史书记载他“怀抱奇志，行有异操”。 他在南逃前对好朋友李□说 ：“江南如用我为相，一定长驱直入平定中原 。”李□则说 ：“中国（当时称中原为中国）若用我为相，攻取江南便如探囊取物一般 。”到了东吴，韩熙载作书上表自荐，言辞慷慨，不逊当年的毛遂自荐。
可韩熙载却没有毛遂那样得遇明主，当时吴国的当权人物包括李昪在内，都看不惯他的自负，认为他狂妄自大，夸夸其谈，未必有什么真才实学，所以并不重用他。当时中原人士投奔江南的大多被破格提拔，惟独他在中原时就才名远扬，如今却埋没无闻，落魄潦倒。但他并不以为意，依然故我，天马行空，我行我素。李昪当皇帝后，开始注意到他，让他当了秘书郎，在宫中辅佐中主李亶，同时给予很多勉励。直到中主继位，他才真的得到重用，被授与户部员外郎，负责史馆修撰。他也不负中主厚望，对朝廷大计，吉凶礼仪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后主登位之后，开始对韩熙载也很重视，对他委以重任。不久因北方来的将领朱元阴谋叛乱，对北方来的臣子都起了疑心。韩熙载是何等聪明之人，怎会看不出后主的心思？而早在中主时就因被中主宠信，为人又不善奉迎而被权势忌恨，卷进了朝中朋党争斗的漩涡，所以对政治极为失望，对南唐的前途也失去了信心。于是他便在生活上故意放纵，在家中蓄养了４０多名妓妾，每日里纵情歌舞，寻欢作乐，甚至放纵妓妾与门客调笑，妓妾与门客杂居。他的这些怪诞行为很快便传到了外面，在士大夫和百姓中传为笑料。但他却依然怡然自得，没有丝毫愧怍之意。他背地里对心腹亲信说 ：“我这样做，是故意搞坏名声，以免被任为宰相。我已年老体弱，国事如此，我已无能为力。我可不想在这种情况下出任宰相，成为千古笑柄。”
韩熙载的丑闻也传到了后主耳里，后主不了解他这样做的用意，以为他真的腐化堕落，就把他降职为太子右庶子，要把他打发到南都去。韩熙载接到命令后，把妓妾统统解散，只身入朝辞行。后主大为高兴，以为他痛改前非，又改变主意把他留在朝中任秘书监，不久又复任兵部尚书，并准备进一步加以大用。不料韩熙载却又把遣散的妓妾全部召回，弄得后主也无可奈何，叹息道 ：“我也拿你没办法了 。”就这样，少怀凌云壮志的韩熙载就在南唐官场这个大染缸中，逢场作戏，得过且过，消磨时光。他的悲剧，在于生不逢时，不遇明主。
但比起林仁肇来，韩熙载就算十分幸运了。林仁肇是闽国的将领，闽国灭亡后投奔南唐。在南唐抗拒后周的战争中，他冲锋陷阵，屡建奇功。他体魄雄伟，刚毅沉稳，勇气过人，胆识超群，而且善于抚恤士兵，与士兵吃同样的伙食，穿同样的粗布衣服，深得军中拥护，他带领的军队特别骁勇善战。
林仁肇是一位极有战略眼光的大将，当宋军远征岭南，攻打南汉之时，他看到宋军连年远征，士卒疲惫，淮南诸州守备薄弱，很有可乘之机，便上书李煜，请求独对，即单独会见君主，当面献策请命。他给后主分析了上述形势，然后请求后主让他率领精兵数万渡江北伐，先立足寿州，依靠当地民众收集粮草，收复江淮１４州，然后再扩充兵马北上攻取汴梁。他还考虑到了万一事情失败后李煜和国家的困境，便自愿承担全部责任为后主开脱，他要求后主待他起兵之日就将他的眷属全部佯拘下狱，然后向赵匡胤上表指控他窃兵叛乱，并请北宋发兵讨伐。这样一来，李煜就进退自如了。如事成，君臣国家都可受益；事败，他林仁肇一人承担责任，甘受满门抄斩之冤。如此赤胆忠心的忠臣良将，真是旷古少有。可是后主懦弱无能，面对北宋的赫赫声势，早已吓破了胆，哪里还敢有丝毫反抗之心？于是他听了林仁肇的话后，吓得面如土色，连连摇头说 ：“千万不要胡说，这样干是要亡国灭宗的啊 ！”
不久以后，后主任命林仁肇为南都留守、南昌尹。此时北宋已灭掉了楚，荆南和南汉，南唐的北、西、南三面全部处在宋朝的包围之中，南都在西南二线的战略地位就大大加强了。林仁肇智勇双全，的确是北宋吞并南唐的一大障碍，于是赵匡胤暗使反间计，借李煜之手轻轻巧巧的就去掉了这颗眼中之钉，为北宋大举南下扫平了道路。
事情是这样的，赵匡胤下了要先铲除林仁肇的决心后，便设法买通了林仁肇的侍者，偷偷地画了林的画像送到汴梁。当时后主的弟弟从善正被软禁在汴梁，赵匡胤得到画像后，便把它挂在一间房子的壁上，然后召见从善，问他认不认得画像中的人是谁。从善一时没有认出来，赵匡胤便笑话他道 ：“这是你们江南有名的大将，爱卿都不认得啊。告诉你吧，他就是南都留守林仁肇，他即将前来归降，先送来画像作为信物 。”他又指着空无一人的宅第说 ：“这是我准备赏赐给他的宅第，爱卿以为怎样？”从善当时吓得不知所措，嘴中一个劲地唯唯诺诺说 ：“吾主圣明……”回到自己房间，马上亲笔写了一封密信，告知后主林仁肇要谋反一事。恰巧那时林仁肇与部下一二个将领不和，那些人就造谣说林仁肇与宋王勾结，妄图割据江西自立为王。两件事掺杂在一起，本就没有察人之明的后主耳软心活，中了奸计，派人赐给林仁肇一壶毒酒，毒死了林仁肇。就这样，南唐惟一的一员虎将，因为后主的听信谄言，没有为国损躯在沙场上，却被自己一心要鼎力扶助的皇上毒杀在自己家中。
后主一心想得贤能辅佐，却因为自己昏庸，有贤而不能用，甚至错杀忠臣，造成了上下离心之势。在林仁肇蒙冤遇害的前三年，韩熙载已经老病而死。至此，略有经邦纬国的重臣差不多已凋零殆尽，残留的几位也已心灰意冷，不想励精图治、有所做为了。比如有胆有识的开国元老陈乔，在听到林仁肇死讯后，不由哀叹道 ：“事势如此，而杀忠臣，我不知道自己 将要葬身何方了 。”言下之意，竟是说南唐的灭亡指日可待了。陈乔原本十分推崇林仁肇，他曾对人说：“让林仁肇率领军队镇守边疆，我陈乔在朝中主持国家政务，那么虽然国土不多，国势衰微，别国想要图谋，却也不容易 。”而今二去其一，大厦将倾，独木难撑，陈乔深感南唐无望了。后主一错再错，弄得臣下寒心，自己也失去了实际的依靠。他日夜事佛，怎么就没想到请求佛爷赐给他一双明察忠伪的慧眼呢？兵戈未起，先损虎将，南唐江山，已成北宋囊中之物了。
八、卧榻之侧 岂容他人酣睡
就在后主沉迷声色，专心佛事，并诛杀忠良，倒行逆施之时，北宋方面早已磨刀霍霍，作好了攻打南唐的一切准备。李煜诛杀林仁肇的消息传到北宋，赵匡胤立即作了挥师南下，直指南唐的决定。但在这之前，赵匡胤倒是一直心存幻想，希望用各种手段哄骗后主不战而降，自献江南诸城的。能够不动干戈，不损一兵一将，一钱一帛就能得到富庶的江南诸州，自然是再妙不过的事。
赵匡胤知道北宋建国伊始，连年征战，于国不利。定下“先南后北”的统一策略后，他为了先稳住李煜，倒也拿出一副开明大度的君王样子，几次对李煜表示自己的怀柔政策。李煜即位后，南唐继续对北称臣。他碰到的第一件棘手的事，就是向赵匡胤上表为他父亲中主李亶追复帝号。本来按照常规，古代帝王或官僚死后，朝廷为了给他来一个盖棺定论，褒贬他一生的功过，都要评定一个谥号。帝王的谥号，由礼官议定；臣僚的谥号，由皇帝赐予，这是自古而然的事情。这属于王朝内政，外邦无权过问。可是中主李亶在世时已向宗主国后周和北宋上表自削帝号，所以死后若要恢复帝号也得向宗主国上表陈情，待取得“恩准”后方算有效。赵匡胤本来也不是促狭小人，他看完李煜的表文后想：李亶生前主动自降身份，对我称臣，没有什么越轨的言行，表现还算忠顺。现在他死了，赐他一个虚名也无妨，不仅不会因此而影响我大宋的尊严、权威，还可以表示出我的宽宏大度，显示出我中原大朝君主的气量。于是顺水推舟，批准了李煜的奏请，谥李亶为“明道崇德文宣孝皇帝 ”，庙号“元宗 ”，陵号“顺陵”。为了进一步笼络李煜， 赵匡胤还派鞍辔库使梁义专程赴金陵吊唁，并赠绢３０００匹资助丧事。虽然梁义的身份不高，可他代表的是宋皇赵匡胤，李煜哪敢怠慢，不得不脱下龙袍，换上大臣穿的紫袍，下令去掉屋上的雉尾，然后才毕恭毕敬地出来迎接梁义，并处处陪着小心，惟恐得罪了他。直到梁义返朝后，他才敢脱下紫袍，重新换上黄色的龙袍。这一脱一穿之间，显示的是以小事大的耻辱。后主登基伊始，赵匡胤就给了他一个软中带硬的下马威。
为了进一步安抚李煜，让他放松对北宋的警惕，赵匡胤还是很做了一些表面文章的。李煜登基不久，南唐有两个罪臣畏罪潜逃到扬州，向当时正在扬州的宋太祖赵匡胤献计如何轻取江南，吞并南唐。赵匡胤立即下令砍掉其中一个的头，并派人把它呈送给后主。天真的后主信以为真，以为赵匡胤当真无心吞并南唐，于是更加放心地纵情声色，过那种歌舞升平太平盛世皇帝的日子了。
赵匡胤以为，像李煜这种贪图安逸的人，只要对他稍加笼络，给以优厚的待遇，就可以诱使他不战而降，自献江南的。于是他诏令在薰风门外皇城南、汴水滨大兴土木，营建一幢俨然皇家宫苑的花园式府第，赐名“礼贤宅 ”，虚位以待后主。他为了让李煜及其嫔妃生活习惯乐不思蜀，还特别强调，这座府第的规模要超过当朝宰相府，要和李煜在金陵的宫廷相当，外观既要精美考究，又要雄伟庄严；建筑样式必须充分体现江南特色，尤其是后园，要凿池堆山，修渠引水，建造亭台水榭，移植江南奇花异石，以再现南国小桥流水，曲径回廊的柔婉景观，好让后主及嫔妃们流连忘返，像当年西蜀降王刘禅一样只知此间乐而不思蜀。
“礼贤宅”完全竣工以后，宋太祖便开始招降李煜的活动了。他先让从善游览了“礼贤宅 ”，然后命令他连续修书几封，规劝后主北上朝见太祖。从善人在屋檐下，哪能不低头，自然从命。可后主虽然生性怯懦，对赵匡胤害怕得紧，诚惶诚恐，从不敢违命拂逆他的心愿，但他也深知若然北上便永远回不来了，弟弟从善的命运就已确证了这一点，寄人篱下生活的艰难，后主也是十分清楚的。所以对于“入朝”一事，他倒是时刻怀着戒心的。朝臣陈乔等对“入朝”的含义也了如指掌，他们生怕后主耳软心活，一时动摇，时刻在他耳边提醒他“入朝”的可怕后果，他们还献计让后主以身体虚弱，不宜长途跋涉为由，尽量婉转地拖延“入朝”时间。因此不管宋太祖怎样地变着花样让后主入朝进见，后主硬是以不变应万变地婉拒搪塞，始终没有“入朝”。
宋太祖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公元９７４年，他两次遣使南下江南，敦请后主前往汴梁观礼。第一次是派词门使梁迥出使金陵，口传圣谕说 ：“天子今年冬天要举行柴燎告天的盛大仪式，希望你前往助祭 。”这是迫使后主入朝的外交辞令， 所谓“助祭 ”， 就是要李煜以降王的身份亲赴汴梁，陪同宋天子去南效举行祭天大典。这样，就可乘机强迫后主对天盟誓，臣居京师，永作赵匡胤的不贰之臣。后主倒也看透了这一邀请的真正含义，在朝臣的支持下，根本不予理会，婉言谢绝了。梁迥见后主拒绝入朝，便与随从密谋了强行劫持后主入朝的计划。想待后主到渡口为他们送行时，乘机挟持他到船上，到时便不由他肯不肯北上了。可是后主对他们的这种计划有所耳闻，事先便与群臣制订了防范措施，从而并没有中计。
第二次是派遣知制诰李穆作为国信使，带着太祖的亲笔诏书来到金陵。诏书的大意是说宋太祖年冬要在天坛祭天，希望后主前去共阅祭天的牺牲。这次会晤是在专门接见外国使臣的清辉殿进行的。李煜同上一次一样，以“抱病”的理由婉拒。言辞委婉，态度却很坚决，所以双方谈得很僵。李穆自恃为大国使臣，十分傲慢无礼，见李煜执意不肯北上，居然阴阳怪气地训斥贵为一国之君的后主：
“古训曰，识时务者为俊杰。看来国主入朝，势在必行，只是时间而已。既然如此，当宜早不宜迟。不然，天子发怒，则将挥师渡江，犁庭扫穴。到那时，国主追悔莫及 。”
李穆的话，明为劝告，实为恐吓。后主不敢直言对抗，但却以柔克刚，绵里藏针地答对道 ：“臣事大朝，冀全宗祀，不意如是，今有死而已 。”言下之意是说，我李煜忍辱退让，以小事大，臣服你赵匡胤，无非是想保全江南的半壁河山和李家的社稷宗庙而已。如若欺人太甚，连这一点都不能容忍，硬要以武力相逼，那我也只有铤而走险，横下心来与你拼命了！
李穆对于后主的答话满不当一回事，当下继续以不可一世的口吻恫吓道 ：“国主入朝与否，理当自裁，本使不便多言，不过，朝廷兵甲精锐，物力雄富，南征北伐，所向披靡，尚无一国能为其锋刃。但愿国主明智，切莫以卵击石，还是权衡轻重，及早入朝为好。”
后主忍无可忍，平和而坚决地回敬道 ：“烦请尊使转奏圣上，臣年来体弱多恙，不禁风寒，眼下更艰于长途跋涉，实难入朝 。”双方又不欢而散，结束了这次硝烟弥漫的会晤。
李穆回朝向太祖复命，把会晤的一切详情禀知太祖。太祖一听李煜居然敢以死相抗，和平迫降的计划遂告泡汤，于是恼羞成怒，调兵遣将，决计以武力扫平南唐，生擒后主入朝。
其实南唐这边更希望不要发生战争，后主自登基以来，一直忍辱不发，臣事北宋，图的就是偏安江南一隅，保全祖宗遗留下来的半壁江山。他自登基之日起，无一日不是生活在宋太祖的鼻息之下。他新登基之日，朝廷按照常规，举行登基大典，颁布诏书，接受百官朝贺，封王晋爵，宣谕大赦。熟知礼仪的礼部大臣按照惯例，在宫门前高高树起一根朱红的七丈长杆，杆顶立着一只黄金饰首的四只木鸡，口衔七尺绛幡，下承彩盘，以降绳维系。赵匡胤听说后大发雷霆，说他不甘心俯首称臣，蓄意僭越当朝天子礼仪，怒不可遏地宣见南唐驻汴梁的进奏使陆昭符，责问李煜为何胆敢袭用“金鸡消息”举行大赦？幸好陆昭符善于左右逢源，当下从容不迫地奏道 ：“伏乞陛下息怒。江南本为中原属国，国王嗣位，大赦境内，怎敢动用金鸡？只能另用怪鸟。所以我家国主所为不配称金鸡消息，充其量只能称着怪鸟消息。此等小事，陛下何须介意 ！”陆昭符的话虽然有些牵强，但是他出口滑稽，赵匡胤听了好笑，见他这样自贬，也就算了。一场一触即发的风波就这样被机智的陆昭符化解掉了。
可是本就如履薄冰的李煜听说这桩金鸡怪鸟的笑谈后，精神骤然高度紧张，生怕赵匡胤借口问罪，挥师江南，特派冯延鲁入朝，贡献金银２０００两，银器３万件，纱罗绢丝３万匹，并奏表陈述袭位缘由，即《即位上宋太祖表》：
臣本于诸子，实愧非才。自出胶痒，心疏利禄。被父兄之荫育，乐日月以优游。思追巢、许之余尘，远慕夷、齐之高义。继倾恳悃，上告先君；固匪虚词，人多知者。徒以伯仲继没，次弟推迁。先世谓臣克习义方，即长且嫡，俾司国事，遽易年华。及乎暂赴豫章，留居建业，正储副之位，分监抚之权，惧弗克堪，常深自励。不畏奄丁艰罚，遂玷缵承，因顾肯堂，不敢灭性。然念先世君临江表垂二十年，中间务在倦勤，将思释负。臣亡兄文献太子弘冀将从内禅，已决宿心，而世宗敦劝既深，议言因息。及陛下显膺帝□，弥笃睿情，方誓子孙，仰酬临照。则臣向于脱屐，亦匪邀名，既嗣宗枋，敢忘负荷。惟坚臣节，上奏天朝。若日稍易初心，辄盟异志，岂独不遵于祖祢，实当受谴于神明。方主一国之生灵，遐赖九天之覆焘。况陛下怀柔义广，煦妪仁深，必假清光，更逾□日。远凭帝力，下抚旧邦，克获宴定，得从康泰。
然所虑者，吴越国邻于敝土，近似深仇，犹恐辄向封疆，或生纷扰。臣即自严部曲，终不先有侵渔，免结衅嫌，挠干旒□。仍虑巧肆如簧之舌，仰成投杼之疑，曲□异端，潜行诡道。顾迥鉴烛，显谕是非，庶使远臣得安危恳。
上述表文的大意是：微臣本是先君的一个普通皇子，为人平庸，自幼熟读经书，视功名利禄如浮云。原想仰赖父兄的荫庇，一生淡泊寂寞，就像当年的巢父、许由、伯夷、叔齐那样归隐山林，不必作太子，不想登皇位。无奈几位兄长相继早殇，先君只好按长幼顺序将社稷传给我。南唐得有今日，全凭天朝遗泽，特别是陛下登基以来，受益尤深。如今微臣即位，一定恪守先君遗训，竭尽为臣之道，奉朝进贡，全部按原来的规矩行事。伏乞陛下明察，勿信南唐世仇吴越国谗言离间。
这道表章，语辞谦恭，书写工整，通篇流露出李煜自暴自弃，情愿寄人篱下，仰人鼻息，对赵匡胤俯首贴耳的卑微情感。若说这是出自他内心的肺腑之言，未免有违人性。他这样做，实在也是无可奈何而为之。自此后，开了奉表修贡先例的后主，不得不卑躬折节，忍辱含垢的臣服赵匡胤，不敢稍越雷池一步。希冀用自己的诚心换得赵匡胤的怜悯，从而求得偏安江南。
可是赵匡胤对他的怀柔，让他苟且偏安江南却是别有打算的。北宋建国伊始，赵匡胤无力南征，而且南唐有长江天堑作依恃，惯于陆上作战的北方军队很难轻易取胜。因此，老谋深算的赵匡胤一面对南唐示以怀柔，希望能不战而取；另一方面加紧调度人口、物力、财力，在长江边大造战船，训练水兵，以防和平获取江南失败后便用武力掠取。他的这一招，南唐方面有识之士早就看破了，在他战船刚建好时，南唐有的将领就自动向后主请缨，要求带人偷偷地把北宋的战船放火烧掉。只是后主胆小怕事，又对赵匡胤抱有和平共处的奢望而不肯下令才没有成功。
后主的偏安构想终于在赵匡胤的一逼再逼下破灭了，所以才敢软言顶撞李穆。李穆走后，后主知道战争已不可免，于是意气慨然地对朝臣说 ：“一旦宋军南来，孤当身披战袍，亲自督师，背城一战，以保社稷。如果兵败，便自焚而死，绝不作他国之鬼 。”这话传到汴梁，赵匡胤听了哈哈大笑，对左右大臣说道：“这又是文人的气话了！李煜不过有那张嘴巴而已，他哪里会有这番壮志。假使他能这样，孙皓、叔宝也不会作降虏了 。”赵匡胤这番话虽然尖刻，后来的事实倒也证明了他是了解后主的性格的。
但是可怜的后主仍不死心，他一方面命令广聚钱粮，加强金陵守备，一面仍于此年十月派弟弟江国公从镒出使北宋，向宋进献了帛２０万匹，白银２０万两。又派大臣潘慎修出使北上，贡献宴钱５００万两，帛１万匹。听说北宋已然出兵后，又连忙表奏愿意领受爵号。可见后主此时对赵匡胤仍抱有幻想，真可谓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见棺材不落泪。他这种痴心妄想，一直延续到宋军兵围金陵，那时他还派遣徐铉出使，希冀说服宋军北退。而就在这次会见徐铉中，宋太祖赵匡胤道出了他迟早要并吞南唐的原因。
说起来这次徐铉出使还挺有一点戏剧色彩。徐铉文才超群，不仅名震江南，中原士大夫对他的大名，也是如雷贯耳的。按照惯例，凡有外国使臣前来，将要到国境时，朝廷要派一官员前往迎奉，称为“押伴”。北宋群臣听说是徐铉为使臣，惮于辞令不及他，都害怕被太祖选为“押伴”。赵匡胤却镇定得很，说：“你们且退朝，我自会择人 。”结果他选中的是殿前侍卫中一个目不识丁的最为憨厚木讷的人。该侍卫一听自己中选，十分惶恐，赵匡胤对他说，尽管去，不用怕。那人迫不得已，只好硬着头皮去迎接徐铉。二人见面后举行宴会，徐铉巧舌如簧，言词如剑，旁观者都骇得不敢吱声，冷汗浸衣。那位押伴反正不懂，哪里敢答对，只是一味的唯唯喏喏，点头不已。徐铉云里雾里，难测对方深浅，便不断地找话题交谈。该押伴仍是唯唯喏喏，不敢接过话头。这样一连几天，徐铉莫名其妙之余，也就懒得再说什么了。赵匡胤深知群臣中没有人能敌得过徐铉的巧舌，于是妙用古人不占而屈人的招术，让徐铉自问自答去，无形中挫伤了徐铉的锐气，可谓不战而胜。赵匡胤对于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之道，运用得炉火纯青，百试百灵。
到了汴梁后，赵匡胤在便殿接见了徐铉。徐铉凭三寸不烂之舌，大谈后主如何谨遵为臣之道，小心在意地臣事天朝，江南与天朝的关系亲密如父子，而今江南以子事父，未有过失，如何见伐？赵匡胤任他摇唇鼓舌，待他说完后，冷不丁地反问一句 ：“你说江南与我朝如同父子，试问父子之间能够分成两家吗 ？”一句话把徐铉问得张口结舌。可徐铉也不是平庸之辈，见此路不通马上另辟他途，在太祖面前夸赞后主如何博学多才，怜民惜民，有圣人之能。赵匡胤捋须一笑，从容问道 ：“你能不能背诵一二首李煜的诗来听听？”徐铉略一沉吟，就朗声念道 ：“月寒秋竹冷，风以夜窗声 。”并说道 ：“这篇《秋月》诗，天下传诵，人人知之 。”赵匡胤一听，哈哈大笑道 ：“此寒士说，朕不为也 。”徐铉一时不服气，忘了君臣礼仪，脱口而出道 ：“那么陛下有高明之篇，微臣愿闻玉音 。”赵匡胤并没有为他的失语冲撞动怒，一捋浓须说道：“朕当年为布衣时，某夜偶于田间步月，忽得一联：‘未离海底千山暗，才到中天万国明。’卿以为如何？”徐铉细品此联 ， 深深为赵匡胤的心胸气魄所折服，一时锐气全消。但他身负重命，岂能轻甘罢休以负主命，于是强打精神再次反复游说赵匡胤，希望他能怜悯后主的一片苦心，罢战休兵。赵匡胤开始还能忍耐，看他一说再说，大有不达目的誓不住口的势头，便不悦地拂袖而起，厉声说道 ：“不须多言！江南国主何罪之有？只是一姓天下，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吓得徐铉不敢再言，惶恐的退下。
就在徐铉游说宋太祖的时候，北宋军队已然气势如虹地进军常州了。早在公元９７４年的农历九月，运筹帷幄已久的宋太祖赵匡胤，宣谕由宣徽南院使曹彬任西南面行营马步军战□都部署挂帅出征，由山南东道节度使为副帅，曹翰、李汉谅、田领祚等为先锋，排山倒海地向江南进军了。就在当年十月，宋军就攻占了南唐的池州。南唐被迫应战，下了戒严令，两国正式进入了交战状态。至此，后主企图和平保住社稷的美梦才告完全破灭。
宋师势如破竹，南唐前景黯淡，如日将暮，后主早就身心交瘁了。在公元９７３年秋，也就是赵匡胤强索江南诸州地图时，后主也隐隐预料到了宋军终有一日会吞并南唐的。只是他对此亦没有什么良方善策，只好转而化佛，求诸醇酒，希冀借酒消愁，来个“事大如天醉亦休”。当年九月， 他曾作过一首《九月十日偶书》，借以表达自己的无可奈何之感：
晚雨秋阴酒乍醒，感时心绪杳难平。
黄花冷落不成艳，红叶飕□竟鼓声。
背世返能厌俗态，偶缘犹未忘多情。
自从双鬓斑斑白，不学安仁却自惊。
年龄不到不惑之年的风流才子李后主，突见斑斑白发，联想□□家国，自然颇多感慨。诗成之后，他意犹未尽， 又填词一首， 就是至今脍炙人口的调寄《乌夜啼》：
昨夜风兼雨，帘帷飒飒秋声。烛残漏断频歌枕，起坐不能平。
世事漫随流水，算来梦里浮生。醉乡路稳宜频到，每外不堪行。
后主诗词，言到尽意，鲜有人能比，可惜“南朝天子多无福，不作词臣作帝王”。 仁懦的风流才子，怎么可能在雄心万丈的赵匡胤的“卧榻之侧安睡”？
九、四十年来家国一朝成梦
战争的帷幕已经不可避免地拉开了，南唐方面虽然万分不情愿，也还是硬着头皮进入了迎战状态。战争的形势，明眼人一眼即可看出，双方的实力根本不可相提并论，南唐处于极度的劣势地位。后主曾在一首词中说过南唐“几曾试干戈 ”，的确不是妄语。
南唐自中主李亶向周世宗割地江北１４州以来，一直向北方称臣纳贡，以求得偏安一隅，不敢再言战事，到北宋出兵伐唐已有２０多年不复用兵。过去追随先主李昪征战的老将大多已凋零亡故，中主时遗留下来的虎将林仁肇又被后主误听谄言用毒酒给毒死了，余下的统兵将领多为新进少年。这些青年将领大都惯于纸上谈兵，没有任何作战经验；他们一心锐意功名，却没有顽强抗战，奋勇杀敌的心理准备，一旦真正的临阵对敌，往往仓猝应战，纷纷败北，甚至倒戈投降。士兵的士气很高，可是军队的组成很杂，没有统一严格的编制。部队的组成五花八门，有义军、新擬军、拔山军、凌波军、义勇军、自在军、排门军及白甲军等总计１３种类型的军队，是地地道道的杂牌军。军队的数量不可谓少，士兵的抗敌热情也不可谓低，但是一则没有能征善战，有勇有谋的将领统帅，二则这些军队大都为临时杂拼起来的，平时缺乏严格的训练，作战能力并不很强。
而北宋方面，自宋太祖公元９６０年陈桥兵变得天下以来，就积极准备伐南征北，一统江山，对于吞并南唐的准备工作是做得十分缜密周详的。１０多年来，造战船、练水师、积粮草、探敌情，对南唐方面的情况摸得一清二楚，了如指掌。而且此时的南唐，早已成为北宋的瓮中之鳖，周围的荆南、楚、西蜀、南汉都已被北宋所吞并，惟有东面的吴越还在苟延残喘，可是吴越不仅早就对北宋称臣，而且还是南唐的世仇，所以这惟一的依恃也是聊等于无。因此，北宋不管是军事，还是政治、经济上都占有极大的优势，再辅以能征惯战之将，统率奋勇争先之卒，威势赫赫，有排山倒海之势。
赵匡胤这次伐南唐，是下了一举成功的决心的。他采取两路夹击的办法，一面任命麾下大将曹彬为帅，潘美为副帅率领本朝兵马自荆南南下直扑金陵；一面命吴越王钱□率领吴越兵马沿太湖自东向西攻取金陵，与曹彬、潘美紧相配合，对金陵造成两面夹击之势。这样，就不怕李煜君臣插翅飞上天去了。
赵匡胤不仅战略得当，而且择人也极为合适。本朝兵马统帅曹彬，知兵善战，思虑深远，颇有古代良将之风。在他领旨率兵南下之日，宋太祖鉴于宋军伐西蜀时，主将王全斌等纵容部下烧杀抢掠，引起已降的西蜀兵不满从而发动叛乱的教训，特地对他告诫道：“江南之事， 一切委托于卿。 切记不要暴掠生民，务广树威信，使他们自愿归顺，不要害怕麻烦而冒躁行事 。”又交待道 ：“城陷之时，慎勿杀戮 。”并把一把剑授给曹彬，当着众将领的面说 ：“卿持此剑，副将以下不听命者，斩之 。”曹彬当下欣然从命，恭谨地接过宝剑，潘美及众将领都吓得噤若寒蝉，从此一切调度听指挥，每攻下城池，都不敢纵容部下抢掠。曹彬为人又极为机智，在日下攻陷金陵之前，他为了防止节外生枝，将领和部下一时忘乎所以而像一般攻陷敌城那样烧杀抢掠，违背圣命，便假装卧病，非要众将及士兵们发誓金陵城陷后不妄自烧杀抢掠才肯起床。有如此仁智的将领为帅，难怪宋军势如破竹，节节取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