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的赐爵与补吏（或吏增秩）做法，汉代还有若干次。如：
1.《汉书》卷十《成帝纪》永始二年（前15年）二月诏：关东比岁不登，吏民以义收食贫民、入谷物助县官振赡者，已赐直，其百万以上，加赐爵右更（14级爵），欲为吏补三百石，其吏也迁二等；三十万以上，赐爵五大夫，吏亦迁二等，民补郎。
2.《汉书》卷九九下《王莽传下》地皇元年（21年）七月：是月，大雨六十余日。令民入米六百斛为郎，其郎吏增秩、赐爵至附城。
由此人们再次看到，赐爵、补郎、补吏、增秩，是与“入谷”、“入米”相关的。对此类贡献的奖励，第一是“赐直”，第二是“赐爵”，第三是“补郎”或“补吏”（已为吏者则“迁等”）；而这跟《墨子·号令》提到的“赐赏”、“赐爵”、“欲为吏者许之”三项，显有渊源关系，系战国秦汉以来的习惯做法。上引第1条永始二年的材料中，“民补郎”似与“五大夫”相关；第2条地皇元年的材料中，民“为郎”与郎吏“赐爵”无关(93)。到了东汉，入钱入谷补吏赐爵逐渐被视为卖官鬻爵了(94)，反映了随官僚政治的发展，观念发生了变化。无论如何，汉代依爵补吏之事，几乎都发生在卖爵的场合，这足以否定如是论断：二十等爵本身是居官的条件，爵构成了官资。
朱绍侯先生看到：“研究汉代爵级与官级的对比关系，很难找到具体的标准根据”(95)；于振波君分析燧长、候长和戍卒的爵位之后，认为不存在“什么级别的官吏与哪一级爵位相配”的制度(96)。西嶋定生也认为，“不可能按照爵级赐与来显示官爵的授与及其晋升。”(97)。唐人杜佑已经指出：“二汉并有秦二十等爵，然以为功劳之赏，非恒秩也。”(98)清人钱大昕亦云：“爵虽高，初无职事，非有治民之责也。官有定员，而爵无定员，故云：‘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无穷。’盖假以虚名，未尝列于仕籍。”(99)因爵非官资，所以爵级与秩级间在官资上并无对应关系。高敏先生也这样说：“官与爵是互不相干的两码事了。”(100)
跟后代加以比较，情况就更清楚了。首先，在魏晋官品体制下，各级爵号置于各级官品之中，与职事官、散官、军号等同列，从而一体化了。进而，两晋以下以爵位起家之制逐渐发展起来：“晋世名家身有国封者，起家多拜员外散骑侍郎”(101)；北魏宣武帝为五等爵拥有者制订了起家“选式”(102)；唐制，“凡叙阶之法，有以封爵”(103)。简言之，晋以下“资格”要素被配置于爵级之上，可以依爵起家了。在这时候“资格”就作为纽带，把爵级和品级联结在一起了。反观秦汉，爵级与秩级间并无这样一条纽带，爵级与秩级是“疏离”的。这种“二元性”，我们看成是秦汉帝国品位结构的重要特征之一。
沿着“品秩要素配置”的思路，继续比较爵、秩两方的待遇配置。这时人们还能看到，秦汉辐辏在爵级上的特权与待遇，明显优于后代。首先是秦爵与汉爵的经济待遇比后代优厚，对此我以往曾有阐述(104)。此外后代很多附丽于官品的待遇，在秦汉时是附丽于爵的。为此再略举两端。
第一，依官阶授田还是依爵级授田。西晋占田制，“其官品第一至于第九，各以贵贱占田”(105)；唐朝均田制下，官僚占有永业田的特权依官品而定，封爵的永业田与官品不过略有参差，而且授田时爵与官不并给，只能取其多者。秦汉的授田或名田则与秩级无关，而是以爵为准的。其具体规定，可参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户律》(106)。而且，汉初第7级爵七大夫（即公大夫）以上即有食邑(107)。汉武帝时，除列侯、关内侯食邑之外，至少第15级爵少上造以上仍可食邑(108)。依爵级授田或占田，应视作周制的历史影响，周朝的“爵禄”是体现在土地人民的直接占有之上的。
第二，用官阶减刑还是用爵级减刑。南北朝唐宋实行“官当”制度，就是用官阶减刑。秦汉的官贵则不能用秩级赎罪，而是用爵级赎罪的。《商君书·境内》：“爵自二级以上，有刑罪则贬；爵自一级以下，有刑罪则已。”《汉旧仪》：“秦制二十爵。男子赐爵一级以上，有罪以减，年五十六免。无爵为士伍，年六十乃免者，有罪，各尽其刑。”《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上》晁错：“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史记》卷三十《平准书》：“议令民得买爵及赎禁锢、免减罪。……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减二等。”此外，秦爵可以用来赎出隶臣妾，见云梦睡虎地秦《军爵律》。由《二年律令·钱律》等所见，汉初也可以用军功爵减刑免罪，一级爵位可免死罪一人，或免除城旦舂、鬼薪、白粲二人，隶臣妾、收人、司空三人为庶人。朱绍侯先生因云：“一级爵位竟有这么大的作用，显示出军功爵在当时确有非凡的价值。”(109)爵可以免赎刑徒，其实也跟周制相关，周朝“凡有爵者，与七十者，与未龀者，皆不为奴”(110)。
占田和减刑，是官僚的两种最重要的经济特权和法律特权；而在秦汉之间，它们配置在爵级而非秩级之上。各种特权待遇在爵、秩两方的配置及变化，顾江龙君也有不少考察，兹不详论。之所以配置在爵级上的特权相对较重、配置在禄秩上的特权相对较轻，也要从二者的来源上加以理解。禄秩源于胥吏“稍食”，而在周朝，有爵就有贵族特权，无爵的胥吏则是一个很卑微的层次。在那时候，占有一块土地、管着若干人，才是地位和身份的标志；而做吏、做家臣，等于是自己没地可食、没人可管，只好到别人家当差混饭，跟臣妾差不多少。直到汉代，那种观念仍然残留着，所以官僚“因功封爵”没什么问题，但“以爵为吏”就不合古义了，等于让贵族去做臣妾了；所以依爵占田、依爵免罪没什么问题，但依秩占田、依秩免罪就本末倒置了，等于拿臣妾当贵族了。
至于平民拥有“公士”以上爵，其实也与周代政治传统有关。周代“士”还有另一个意思，就是军士。“士”本指成年男子，故“士女”可以并称。部族时代全民皆兵，成年男子作为“国人”都要执干戈而卫社稷，因而称“士”，当军士；非统治部族的男子则另为“野人”，只承担农耕但不能成为正式战士。《国语》中的“士乡”、“农乡”，也就是“国”、“野”之别，“士乡”之“士”就是国人、军士(111)。又十六国的若干政权，以统治部族的成员为“国人”，组成国人武装，专事战射，而以其他民族成员从事农耕(112)，与周代国人制度也是很相似的。在国野制度下，“士”是高于野人的一个身份。而二十等爵的“公士”爵号，我们认为来自国人做军士的制度。“军士”虽非爵号，却是高于野人、高于未服军役者的正式身份，后来就在二十等爵制中化为爵号了。卫宏《汉旧仪》释“公士”：“赐一爵为公士，谓为国君列士也。”“国君列士”即军士。魏人刘劭《爵制》释公士：“步卒之有爵为公士者”；又不更：“不复与凡更卒同也”。“不更”的爵号，既是一种军士等级，也是相对于“凡更卒”而言的。颜师古释“不更”：“言不豫更卒之事也。”(113)“不豫更卒之事”是说只任军士，不承担其他更卒义务了。那么秦汉赐民爵，其实也与周朝身份传统有关。汉代不计功勋的赐民爵，很像是一种赋予国人身份的做法。
总之，二十等爵的直接来源是军职，其功绩制性质是对周爵的重大突破；但军职经“品位化”而变成了“爵”，并一度成为一种确认身份的手段，又在宏观上显示了周朝“爵本位”传统的历史惯性。在战国秦汉，王朝依然习惯于用“爵”来确认社会身份，官僚吏民对把待遇配置于“爵”做法依然喜闻乐见，认为理所当然。依爵占田、依爵赎罪，把众多礼遇配置于“爵”上，以及把“爵”视为最大荣耀的社会观念，都是周爵的余绪。以“爵”安排身份，就是以一种“拟贵族”的方式安排身份。甚至在整个传统中国，“爵”的荣耀都是一种贵族式的荣耀，秦汉去周未远，那种荣耀就特别夺目。
就品位结构而言，汉帝国的等级秩序就可以分成两块儿。第一块儿是“爵”，即二十等爵和封爵发挥作用的范围。对官僚来说，无论因功封侯晋爵，或通过“赐官爵”而晋爵，都等于拿到了贵族俱乐部的会员卡，成了帝国公司的股东了，享有多种特权礼遇，拥有了比拟贵族的荣耀，祭祀时还可以戴刘家的竹皮冠(114)。而对编户来说，赐民爵则是调整身份的良机，得爵就得到了与“国人”类似的身份；因若干年一次的赐爵而提高爵位，意味着成为国人的年头越久身份就越高、可享有的权益就越多。
第二块儿则是禄秩支配的行政秩序。这个范围中以“事”为中心，贯彻“职位分等”原则。禄秩之下，官员的品位保障不但远少于先秦贵族，甚至少于后代官僚。如果无“爵”而只有“职”、只有“秩”，就只是个给皇帝打工的，皇帝以“吏”视之，用干得多吃得多、干得少吃得少的方式管理之。汉廷不为个人官资设置品位序列，官吏能上能下，官职可大可小，失去了职位就不再是官儿，无级别可言了。这种“重事不重人”的等级手段，减少了在官僚官资上耗费的行政资源，进而提高了行政效率。
与后代相比，秦汉官僚组织很简练，秦汉官僚的“服务取向”也很突出。秦汉官僚头衔相当简练，大致是一人一官，与后代官贵结衔的叠床架屋相比，是很不一样的。“公”、“卿”都由职能性官职组成，而不是品位性虚号。虽然有“任子”制度，给了官僚子弟一定优待，但秩至二千石方能任子弟一人，那比魏晋南北朝和唐宋的官贵荫叙范围，小得多了；而且“任子”只是让子弟去做郎，郎是要服役的，承担宫廷宿卫；服役之后才能获得候选资格，并不是直接给官做。不许依爵起家，就阻断了官贵及其子弟仅凭爵位占有官职的渠道，从而保证了“选贤任能”。
爵、秩疏离，依爵不能起家，爵、秩间缺乏一体性和可比性，附丽于爵的待遇较优厚，附丽于秩的待遇较简薄——由这种种情况，我们论定“爵—秩体制”含有一种“二元性”。“二元性”并不是说统治集团分裂了，也不是就社会结构来说的，它仅就爵、秩疏离而言。两种等级面对的是同一批人，大多数官吏既有“秩”又有“爵”。爵、秩疏离，意味着帝国等级制中的身份制因素和官僚制因素，是以一种特殊的样式两存并立的。“爵—秩体制”既显示了秦汉官僚政治的强劲势头和巨大动能，它催生了一种富有“职位分等”特色的、“重事不重人”的禄秩等级手段，也显示秦汉帝国去古未远，周朝以“爵”安排社会身份的传统，依然残留在人们的脑海之中。无论人或制度都不能超越时代，制度优劣和效力只能在具体历史条件下讨论。当周爵依然拥有浓厚传统影响力的情况下，利用它“旧瓶装新酒”，让它发挥“余热”，对帝国的制度规划者来说是顺理成章的。某种意义上还可以说，那种同时融合了传统因素与变革因素的“爵—秩体制”，就是秦汉官僚制蓬勃活力的来源之一。
最后要说明的是，没有一种制度是一成不变的。汉代的禄秩、尤其是爵制，也处于变迁之中。上面“爵—秩体制”的讨论，只是就其典型形态而论的。两汉二十等爵在逐渐衰落，帝国的品位结构也在缓慢演化着，向“官本位”演化。详见上编第六章。
【注释】
(1)顾江龙：《汉唐间的爵位、勋官与散官：品位结构与等级特权视角的研究》，北京大学2007年博士论文，第174页。
(2)互联网新闻，http://news.sina.com.cn/c/2006-02-21/11018264644s.shtml。
(3)胡厚宣先生这样评论殷代之封建：“知殷代已有封建之制，则其土地之所有形态，即可得而言。盖殷代既有封建之制，则其土地或本为国家所有，经王之分封，乃属于封建侯白（伯）；或土地本为诸部落国族所有，经王之封而承认其为自有之土地。”见其《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台湾大通书局1972年版，第88页。对周代封国和采邑，也不妨作如是观，即，有因君主封授而得到的，也有本来就是其所有，而由君主的封授册命正式承认的。
(4)杜正胜：《编户齐民——传统政治社会结构之形成》，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325页。
(5)齐思和：《周代锡命礼考》，收入《中国史探研》，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0页；又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99页。
(6)段志洪：《周代卿大夫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第9-14页。
(7)晁福林：《先秦时期爵制的起源与发展》，《河北学刊》1997年第3期。
(8)丁山先生说：“禹为后土，弃为后稷，皋陶作士，垂作共工，伯益为虞，伯夷作秩宗，夔为典乐，这都不过说明中国文物的创造者，也就是文物制度之神，拿初年社会学和史前神话学来解剖这类创造神话，都可作合理的解释。”见其《商周史料考证》，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页。
(9)《史记》卷二《夏本纪》正义引《帝王纪》。
(10)《左传》哀公元年、隐公十一年、襄公二十五年。
(11)对“世官”概念，学界用法不一。杜正胜先生云：“由贵族世代执政，谓之世官。”见其《周代城邦》，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79年版，第93页。杜先生所用“世官”，跟“世卿”是一个意思。按《左传》隐公八年：“官有世功，则有官族。”《国语·楚语下》：“王公之子弟之质能言能听彻其官者，而物赐之姓，以监其官，是为百姓。”韦昭注：“能言，能言其官职也。物，事也，以功事赐之姓。官有世功，则有官族，若太史、司马之属。”可见“官”特指具体官守，如太史、司马之类，其官名还可以用为姓氏。所以世官制与世卿制应有区别，后者指世代执政的制度，前者指世代承担特定官职。铜器铭文中所常见的“司乃祖考事”，就是“世官”。
(12)《左传》成公九年、定公五年、襄公二十九年、昭公十三年、昭公十五年。
(13)《史记》卷一三○《太史公自序》。
(14)陕西周原考古队：《西周微氏家族青铜器群研究》，文物出版社1992年版，第58页以下；杨宽：《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67页以下。
(15)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史林二·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外二种）》，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40页。
(16)陈汉平：《西周册命制度研究》，学林出版社1986年版，第295-304页；黄盛璋：《西周铜器中服饰赏赐与职官及册命制度关系》，《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7年第1期。
(17)顾炎武：《日知录》卷七《周室班爵禄》：“为民而立之君，故班爵之意，天子与公、侯、伯、子、男一也，而非绝世之贵。代耕而赋之禄，故班禄之意，君、卿、大夫、士与庶人在官一也，而非无事之食。是故知天子一位之义，则不敢肆于民上以自尊；知禄以代耕之义，则不敢厚取于民以自奉。不明乎此，而侮夺人之君，常多于三代之下矣！”《日知录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572页；花山文艺1991年版，第332页；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257页。
(18)如白刚先生主编的《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一卷（总论卷），就采用了“等级君主制”概念。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1页。又张荣明先生称：“周代国家具有双重特征：一方面具有方国联盟的性质；另一方面具有贵族等级君主制色彩。”见其《商周的国家结构与国家宗教》，《社会科学战线》2000年第2期；《殷周政治与宗教》，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5章。徐中舒先生称周朝为“君主等级制”，以与战国秦汉以下的“君主集权制”相区分，见其《孔子的政治思想》，收入《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中华书局1998年版，下册第1172页。
(19)分见《战国策·魏策》，及《汉书》卷一《高帝纪》汉高祖诏：“爵或人君，上所尊礼。”颜师古注：“爵高有国邑者，则自君其人，故云或人君也。”
(20)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八《桓帝》，中华书局1975年版，上册第210页。
(21)《国语·晋语八》：“是故天子祀上帝，公侯祀百辟，自卿以下不过其族。”《国语·楚语下》：“天子遍祀群神品物，诸侯祀天地、三辰及其土之山川，卿大夫祀其礼，士、庶人不过其祖。”《礼记·曲礼》：“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岁遍。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岁遍。大夫祭五祀，岁遍。士祭其先。”《礼记·王制》：“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礼记·祭法》：“有天下者祭百神，诸侯在其地则祭之，亡其地则不祭。”《荀子·礼论》：“郊止乎天子，而社止于诸侯，禫及士大夫。”（“禫”原作“道”，据钱大昕说改，参看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版，下册第350-351页。）《公羊传》僖公三十一年：“天子祭天，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之事，无所不通。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内者，则不祭也。……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则曷祭？祭泰山、河、海。”
(22)《左传》成公十三年。
(23)《左传》襄公二十六年。
(24)“庶人在官者”的概念，参看《孟子·万章下》：“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礼记·王制》：“上农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农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禄以是为差也。”
(25)《说文解字》：“平分也。从八从厶，八犹背也。韩非曰背厶为公。”高鸿缙认为：“按八为八，乃分之初文，口为物之通像。”以此来解释“平分”之义。参看周法高等：《金文诂林》，香港中文大学1975年版，第479页。
(26)王献唐：《黄县▌器》，127-128页；转引自周法高等：《金文诂林》，第482-483页。
(27)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非三公不得称公》，卷二三《称王公为君》，《日知录集释》，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697页以下、第835页以下。
(28)彭林：《〈周礼〉主体思想与成书年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95页。
(29)杨宽：《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9-341页。
(30)郭沫若：《金文余释·释白》，收入《金文丛考》，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94页。
(31)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63页。
(32)参看董作宾：《五等爵在殷商》，收入《董作宾先生全集·甲编》，台湾艺文印书馆1978年版，第901页；杨升南：《甲骨文中的“男”为爵称说》，《中原文物》1999年第2期。
(33)胡厚宣：《殷代封建制度考》，收入《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台湾大通书局1972年版，第95页。
(34)裘锡圭：《甲骨卜辞中所见的“田”、“牧”、“卫”等职官的研究——兼论“侯”、“甸”、“男”、“卫”等几种诸侯的起源》，《文史》第19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1-12页。裘先生认为，侯的本职是为王斥候，甸的本职是为王治田，卫的本职是为王捍卫，男的本职是为王任事。“后来，这些称号好像就只有区分等级的作用了”。
(35)李雪山先生说：“商王分封的诸侯爵称，尚无等级的划分。卜辞中还未发现哪一种爵称级别较高，哪一种级别较低。”见其《商代分封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6页。对周代的五等爵，潘英先生认为：“虽有尊卑之分，但无等级阶次，虽有大小之别，但无主属之分。”见其《中国上古史新探》，台湾明文书局1985年版，第325页。
(36)李雪山先生云，商代爵称有侯、伯、子、男、任、田、亚、妇8种，见其《商代分封制度研究》，第36页。
(37)白寿彝总主编，徐喜辰、斯维至、杨钊主编：《中国通史》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37-838页。
(38)参看周法高主编：《金文诂林》，第5608页，第1213号“卿”。
(39)杨宽：《西周史》，第749-751页。
(40)潘英：《中国上古史新探》，台湾明文书局1985年版，第330页。
(41)《汉书》卷十九《百官公卿表》颜师古注引。
(42)《秦律十八种·仓律》，《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32页。
(43)裘锡圭：《啬夫初探》，《古代文史研究新探》，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46页。
(44)平襟亚：《旧上海的娼妓》，收入《旧上海的烟赌娼》，百家出版社1988年版，第160-161页；武舟：《中国妓女文化史》，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第320页。
(45)以报酬为级名，要跟另一种财富分等区分开来。古罗马王政时期，塞尔维·图里阿打乱贵族平民界限，按财产标准，即10万、7.5万、5万、2.5万、1.1万阿司以上，把罗马人分5等，分别组成为百人团，以此为表决单位。参看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上古部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4章第4节，及第15章第3节；于贵信：《古代罗马史》，吉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8页；顾准：《希腊城邦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21-123页。顾准先生称之为“金权政治”。孟德斯鸠评论说：“与其说是人在选举，毋宁说是资产与财富在选举。”《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0页。那种财富的级称，所显示的就是富有者的社会权势了，正像“百万富翁”、“亿万富翁”的含义一样。
(46)孙诒让：《籀庼述林》卷二《官人解》，《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164册第174页上栏。
(47)汉高祖十一年（前196年）求贤诏：“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汉武帝元朔三年（前126年）诏：“朕嘉与士大夫日新厥业，祗而不解，其赦天下。”见《汉书》卷一下《高帝纪下》及卷六《武帝纪》。语中“士大夫”为他称。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策贤良制：“今子大夫褎然为举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听而问焉。”元光五年策贤良制：“子大夫修先圣之术，明君臣之义，讲论洽闻，有声乎当世。敢问子大夫：天人之道，何所本始？”见《汉书》卷五八《公孙弘传》。语中“子大夫”为对称。可见他称时用“士大夫”，对称时用“子大夫”。
(48)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84页以下。
(49)《续汉书》卷二八《百官志五》注引。
(50)《左传》成公十三年（前578年）：“晋师以诸侯之师及秦师战于麻隧。秦师败绩，获秦成差及不更女父。”《左传》襄公十一年（前562年）：“秦庶长鲍、庶长武帅师伐晋以救郑。”《史记》卷五《秦本纪》：（宁公十二年，前704年）“宁公卒，大庶长弗忌、威垒、三父废太子而立出子为君”；怀公四年（前425年）“庶长晁与大臣围怀公”；出子二年（前385年）“庶长改迎灵公之子献公于河西而立之”；卷四三《赵世家》：献公十三年（前372年）“秦献公使庶长国伐魏少梁”。又同书卷十五《六国年表》：秦厉共公十年（前467年）“庶长将兵拔魏城”，秦厉共公二十六年（前451年）“左庶长城南郑”。
(51)陈直先生说：“秦爵二十级……一般人认为商鞅创法，证以本文，秦当春秋初年，即有此制度。”见其《史记新证》，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1页。朱绍侯先生说：“秦国在春秋时期已建立了军功爵制度。……从春秋直到商鞅变法前，在秦国都有实行军功爵制的记录。”见其《军功爵制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1页。高敏先生说：“这里的‘不更’与‘庶长’，都是不同于旧的封爵制的新爵名。”见其《秦的赐爵制度试探》，收入《秦汉史论集》，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第4页。又《墨子·号令》：“封城将三十里地为关内侯，辅将如令赐上卿，丞及吏比于丞者，赐爵五大夫，官吏、豪杰与计坚守者，十人及城上吏比五官者，皆赐公乘。”高敏先生于是又说：“墨子是稍晚于孔子的春秋末期人，在他的著作中出现了不同于旧的封爵制的‘公乘’及‘五大夫’两个新爵名，而且恰恰也是后来的赐爵制的两个爵名。由此可见，春秋后期不同于旧封爵制的新爵名的出现，已成为带有普遍性的情况，不独秦国为然。”按，《墨子·号令》篇非墨子所作，而是秦惠文王以后一批活动于秦的墨家人物——所谓“秦墨”——的作品。可参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卷三，“田鸠考”，中华书局1985年版，上册第353-355页；蒙文通：《墨学源流与儒墨汇合》，《古学甄微》，巴蜀书社1987年版，第215页；李学勤：《秦简与〈墨子〉城守各篇》，《云梦秦简研究》，中华书局1981年。所以，《号令》篇不足以证明春秋末年之秦爵。
(52)马非百：《秦集史》，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876页，“封爵表”序。
(53)西嶋定生：《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与结构：二十等爵制研究》，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77页。
(54)陈直：《史记新证》，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4页；或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3页。
(55)参看郭子直：《战国秦封宗邑瓦书铭文新释》，《古文字研究》第14辑，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77页以下；又收入党怀兴等主编：《中国古典文献论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9页以下。李学勤：《战国时代的秦国铜器》，《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8期，第39页以下。
(56)《大良造庶长鞅造殳》：“▌▌▌▌▌造庶长鞅之造殳雝骄▌。”见《双剑誃古器物图录》49，图一三○，2。高明先生称“造字之前有五字不清，复原当为‘大良造庶长鞅’”。见其《中国古文字学通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46页。《大良造庶长鞅戟》：“十六年大良造庶长鞅之造雝矛。”见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149页。释文参看罗福颐：《三代吉金文存释文》，香港华风书局1983年版，卷二十“杂兵”部分。又见《殷周金文集成》第11911号，第18册第283页；释文参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释文》，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2001年版，第6册第731页；或张亚初：《殷周金文集成引得》，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752页。《大良造庶长鞅造殳鐓》：“十九年大良造庶长鞅之造殳犛郑。”咸阳塔儿坡M27063墓1995年出土。参看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塔儿坡秦墓》，三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3-134页。王辉先生考定为秦孝公十九年（前343年）商鞅监造的秦孝公仪仗器，见其《十九年大良造鞅殳考》，《考古与文物》1996年第5期。相关图片又见张涛、王齐秀：《秦汉寻梦：咸阳出土文物精华》，《荣宝斋》2004年第6期。
(57)赖非主编：《山东新出土古玺印》，齐鲁书社1998年版，第3页，编号007。这部书有可能不恰当地收录了一些伪印，参看陈根远：《山东新出土玺印献疑》，收入王人聪、游学华编：《中国古玺印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2000年，第103页以下。但对这枚“右庶长之玺”没见人质疑。这枚战国“右庶长之玺”若不伪，似以理解为官印而非二十等爵印为好。
(58)杜正胜：《编户齐民——传统政治社会结构之形成》，第334、358页。按，在《商君书·境内》中，“军爵”与“公爵”是有区别的。高亨认为公爵对军爵而言，是文官或无官者的爵位。见其《商君书注译》，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47页。安作璋、熊铁基认为军爵是军队中的爵制，包括公爵的最低几级，其下还分若干级。见其《秦汉官制史稿》，齐鲁书社1985年版，下册第433页。高敏认为军爵面向将士，属于军功赐爵；公爵面向军队以外的人，属于事功赐爵。见其《秦的赐爵制度试探》，《秦汉史论集》，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第12页。其中安作璋、熊铁基的解释较为深入，如依其说，则《商君书》的“军爵”与二十等爵并不相同。当然，睡虎地秦简的《军爵律》的“军爵”所指，就是二十等爵。参看《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92-93页。
(59)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209页。
(60)西嶋定生：《中国古代统一国家的特质——皇帝统治之出现》，《中国上古史论文选集》（下），台北华世出版社1979年版。
(61)西嶋定生：《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与结构：二十等爵制研究》，第447页。
(62)《后汉书》卷八六《南蛮西南夷列传》：“及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为蛮夷君长，世尚秦女，其民爵比不更，有罪得以爵除。”刘攽认为“其民爵比不更”句衍“民”字：“巴氏之君可有爵耳，民何故辄得之。”徐复先生认为“民”字不误：“此当在‘其民’二字处一逗，直冒下‘爵比不更’二句，不更，秦官爵名，言不豫更卒之事。”见其《后读书杂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50-51页。因有爵级，巴民就可以“不豫更卒”、可以“有罪得以爵除”了。
(63)《晋书》卷五十《庾峻传》。
(64)《二年律令·贼律》。张家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247号墓》（释文修订本），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
(65)楼劲、刘光华：《中国古代文官制度》，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67-468页。
(66)好並隆司：《秦汉帝国史研究》，未来社1978年版，第250页。
(67)西嶋定生：《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与结构：二十等爵制研究》，第89页。
(68)顾江龙：《汉唐间的爵位、勋官与散官：品位结构与等级特权视角的研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2007年博士论文，第58页。
(69)从中二千石的赐爵看，赐右庶长的有3例，赐左更的有1例。还有1例，是汉宣帝元康元年“次赐勤事吏中二千石以下至六百石爵，自中郎吏至五大夫”，有学者推测，这“中郎吏”可能是“中更”之讹，当然也可能是左更之讹。以通赐右庶长推论，其下到五大夫，只隔“左庶长”一级而已。而这就意味着，即令在“赐中二千石至六百石爵各有差”的情况下，其“各有差”的“差”，所可以使用的只有左庶长一级而已。我们推测，左庶长这个居间的“差”其实是没有的。只有中二千石才能进入“卿爵”，二千石以下到六百石通赐五大夫，所谓“差”就是这两个“差”。其例又如汉元帝初元元年（前48年）赐御史大夫关内侯、中二千石右庶长，同时列侯给钱20万，五大夫10万。可见就“赐官爵”而言，右庶长之下就是五大夫。二千石在汉人观念中属于“上大夫”，不是“卿”，所以不会被授予“卿爵”，“赐满”时只能是赐五大夫。
(70)此处食邑问题的相关史料与探讨，可参顾江龙的引述和评议，前引文第59页。
(71)《墨子·号令》：“而胜围，城周里以上，封城将三十里地为关内侯，辅将如令赐上卿，丞及吏比于丞者赐爵五大夫；官吏、豪杰与计坚守者，十人及城上吏比五官者，皆赐公乘；男子有守者，爵人二级”；“城外令任，城内守任，令、丞、尉亡得入当，满十人以上，令、丞、尉夺爵各二级。”孙诒让：《墨子间诂》，第594-595、600页。
(72)邢义田：《汉代画像中的“射爵射侯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1本第1分，2000年3月。
(73)关于禄秩的“职位分等”性质及其意义，仍请参看拙作：《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第4章。
(74)福井重雅：《汉代官吏登用制度の研究》，创文社1988年版，第352页。
(75)《二年律令·传食律》：“食从者，二千石毋过十人，千石到六百石毋过五人，五百石以下到二百石毋过二人，二百石以下一人。使非吏，食从者，卿以上比千石，五大夫以下到官大夫比五百石，大夫以下比二百石”；《赐律》：“赐不为吏及宦皇帝者，关内侯以上比二千石，卿比千石，五大夫比八百石，公乘比六百石，公大夫、官大夫比五百石，大夫比三百石，不更比有秩，簪褭比斗食，上造、公士比佐史。……吏官卑而爵高，以宦皇帝者爵比赐之。”分见《张家山汉墓竹简247号墓》（释文修订本），第40、49页。
(76)《汉书》卷九十七上《外戚传》：“元帝加昭仪之号，凡十四等云。昭仪位视丞相，爵比诸侯王。婕妤视上卿，比列侯。娙娥视中二千石，比关内侯。傛华视真二千石，比大上造。美人视二千石，比少上造。八子视千石，比中更。充依视千石，比左更。七子视八百石，比右庶长。良人视八百石，比左庶长。长使视六百石，比五大夫。少使视四百石，比公乘。五官视三百石。顺常视二百石。无涓、共和、娛灵、保林、良使、夜者皆视百石。上家人子、中家人子视有秩斗食云。”
(77)李均明：《张家山汉简所反映的二十等爵制》，《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2期。
(78)《通典》卷三六《职官十八》，第205-206页。
(79)《旧唐书》卷四二《职官志一》。
(80)例如高敏先生说：“于此可见，商鞅之制，确系爵与官合一，每一级爵，相当于一个五十石俸禄的官职。……这样获得爵位，就等于获得职官。”见其《秦的赐爵制度试探》，收入《秦汉史论集》，第16页。柳春藩先生说：“士兵得爵即可取得在军队或政府中作官吏的资格。……反映爵与官是紧密相关的。”见其《秦汉封国食邑赐爵制度》，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17页。朱绍侯先生说：“按此原则规定，凡立有军功的人，不仅能得到爵位，而且还可以得到与爵位相适应的官职。”见其《军功爵制研究》，第181页。等等。
(81)《墨子·号令》又云：“不欲受赐而欲为吏者，许之二百石之吏，守珮授之印；其不欲为吏、而欲受构赏禄，皆如前。有能入深至主国者，问之审信，赏之倍他候；其不欲受赏、而欲为吏者，许之三百石之吏。”“其不欲为吏、而欲受构赏禄”一句，孙诒让认为“禄”前夺一“爵”字，即作“构赏、爵禄”。见其《墨子间诂》，第611页。张纯一先生赞成其说，据补“爵”字，见其《墨子集解》，成都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41页。若依此说，则“为吏”与“受构赏、爵禄”，是二中取一的可选项，要了这个就不能要那个。孙波先生也认为夺一“爵”字，但他的标点是“其不欲为吏、而欲受构赏，爵禄皆如前”。见其《墨子》（全文注释本），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264页。若是，则“受赐”与“为吏”二者变成了可选项，二者取一；要么“为吏”，要么“受赐”，但两种情况下都有“爵禄”，“爵禄”不在可选项中。我们认为，从《号令》前文“欲为吏者许之；其不欲为吏，而欲以受赐赏、爵禄，若赎出亲戚、所知罪人者，以令许之”看，以“其不欲为吏，而欲以受赐赏、爵禄”，是说“不为吏”才给“赐赏、爵禄”，然则“为吏”与“赐赏、爵禄”鱼与熊掌不能兼得，选择了“为吏”就不能选择“赐赏、爵禄”。若是，则“爵不构成官资”的论点，就得以强化了。
(82)朱绍侯：《军功爵制研究》，第24页，第361、362简。
(83)裘锡圭：《古代文史研究新探》，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22页。
(84)张家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247号墓》（释文修订本），第58页。
(85)高敏：《从〈二年律令〉看西汉前期的赐爵制度》，《文物》2002年第9期。
(86)朱绍侯：《从〈二年律令〉看汉初二十级军功爵的价值——〈二年律令〉与军功爵制研究之四》，《河南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87)张荣强：《〈二年律令〉与汉代课役身份》，《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2期。
(88)张金光：《秦制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769页。
(89)程大昌：《演繁露》，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93-94页。
(90)朱绍侯：《军功爵制研究》，第81页。
(91)王仲荦：《金泥玉屑丛考》，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8页。
(92)马总《意林》卷五引，《指海》本，第12页；又崇文书局丛书本，卷五第12页。
(93)我曾在“中国古代官阶制度”课上讲过这一观点。我的学生顾江龙这样分析：“赐爵与补吏（吏迁秩）是二选一还是可以二者兼得，目前难以断定。不过，感觉这里的‘补吏三百石’、‘补郎’还是理解为直接用官作为奖励内容为妥。……与其说这条材料可以证明爵位仍有候补官吏的资格，倒不如说它是爵位与职事基本丧失联系的例证。”见其2007年博士论文《汉唐间的爵位、勋官与散官：品位结构与等级特权视角》，第53页。这是个很好的阐释，与我的意见相近。
(94)《后汉书》卷五《安帝纪》：“三公以国用不足，奏令吏人入钱谷，得为关内侯、虎贲羽林郎、五大夫、官府吏、缇骑、营士各有差。”《后汉书》卷八《灵帝纪》光和元年（178年）：“初开西邸卖官，自关内侯、虎贲、羽林，入钱各有差。私令左右卖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后汉书》卷八《灵帝纪》中平四年（187年）：“是岁，卖关内侯，假金印紫绶，传世，入钱五百万。”在这时候，“入钱谷”逐渐变成卖官卖爵了。
(95)朱绍侯：《从〈奏谳书〉看汉初军功爵制的几个问题》，《简帛研究》第2辑，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81页。
(96)于振波：《居延汉简中的燧长与候长》，《史学集刊》2000年第5期。
(97)西嶋定生：《二十等爵制》，第89-95页。
(98)《通典》卷三六《职官十八·汉官秩差次》本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