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之官指的是博士、文学、掌故等等，其所以列在“比秩”，显然也是因为他们的“非吏”性质。学者说博士制度与先秦“稷下学宫”的“列大夫”有渊源关系。而稷下“列大夫”的特点是“不治而议论”，“不治”就是不在行政系统之内。
军官之为“比秩”，在于军队组织与行政组织各成系统，军官不是行政官员，或说是“军吏”而不是“文吏”。可以借助印绶制度来观察这个问题。汉制，有职事者有印绶，无职事者无印绶。大夫、博士、谒者、郎官、文学无日常行政职事，所以没有印绶。然而军官却是有印绶的。战国以降文武分途，军官、军吏自成系统了。军官本以军职与军爵确认身份级别，但文武官之间的待遇和级别的比较，以及文武间的迁转，王朝逐渐觉得有必要在一元化的秩级框架下加以处理，出于这种需要，王朝把军官安排于“比秩”之上。可见汉代的“比秩”确实很特别，它确有区分职类的功能，从而与后代的正品、从品不同了。既有印绶、又用“比秩”，就成了汉代军官等级管理的重要特色。请看下表：将印绶与“比秩”综合考虑，则汉代官吏是分成三大部分的：行政官吏用“正秩”、有印绶；军官用“比秩”、有印绶；“宦皇帝者”及文学之官用“比秩”、无印绶。
战国秦汉间行政体制之最大进步，就是官僚政治的发展和新式吏员的崛起。这在等级管理上的最突出表现，就是针对新式吏员的、作为“吏禄”的禄秩，变成了百官的等级尺度。对“比秩”的揭示，进一步强化了上述结论。我们看到，一段时间中官员是分为“吏”和“非吏”两大块的。前一块属于官僚行政的范畴，展示了“公”的明亮光彩；后一块却是“非吏”的传统巢穴，其中名为“宦皇帝”的人群保留了浓重的“私”的气味，那是个人忠诚和人身依附的空间。前一块用禄秩手段管理，后一块不用禄秩手段管理。随着秦汉政治体制发展，早先不被视为“吏”，而是君主私属的“宦皇帝者”，逐渐地“比吏食俸”了，并通过“比秩”，而被纳入了新式等级管理的范畴。“吏禄”的亮光，照进了那个私人化的领地。新式吏员的管理手段，在向“非吏”职类渗透扩张，扩张到了“宦皇帝者”，扩张到了文学之官，扩张到了军官。那么战国秦汉间禄秩的发展，除了表现在其“纵向伸展”之外，还表现在其“横向扩张”之上。禄秩的发展历程，是一个“纵向伸展”和“横向扩张”交织的历程。
汉代还有若干官署的掾属被安排于“比秩”之上，这问题就比较复杂了。有一部分“比秩”的掾属原先是长官私吏，他们采用“比秩”后，其身份正式化了。也有一部分“比秩”的掾属本来是“吏”，但又由长官“自辟除”，由此与长官建立了个人依附关系。所以掾属在“比秩”不在“正秩”，又反映了王朝对那种私属性的宽容。东汉时掾属的“私属化”更明显了，地方的掾属们以郡府、县廷为“本朝”(72)，视长官为“君”，即令迁至他职，依然要把曾经辟除他的府主视为“故主”，向其称“故吏”。所以掾属（或部分掾属）采用“比秩”，对私吏来说具有公职化的意义，对公职来说具有私属化的意义。
汉代哪类官是“比秩”，都有其特定的形成原因，详见下编第五、六章。王朝不一定总是严格维持正秩、比秩之别，但整体看上去，“比秩”相当集中地出现在某几个职类之中，是非常有规律的。然而这个明显的事实，古今学者一直无人寓目留神，笔者也是从《二年律令》中某些细微处，才察觉汉代“比秩”中竟然潜藏着重要线索，而且与“宦皇帝者”相关呢。属于“宦皇帝者”的大夫、郎官、谒者等等，学者已有很多研究了；但在“比秩”问题和“宦皇帝者”概念被揭示和澄清之后，我们对之的认识就更深入了。
四 “宦皇帝”制度的流衍及异族政权的类似制度
“宦皇帝”或“郎从官”制度，多方显示了早期帝国品位结构的重大特征，例如先“宦皇帝”、再仕为朝官的制度，获得选官资格前先行提供勤务的制度，以散官为储才之所的制度，及其浓厚的“私”与“武”的性质。
大夫与郎官都属“品位性官职”，而且二者占据的秩级上下相接，可以构成序列。这对后世的散官、阶官之制，发生了深远影响。在南北朝，“大夫”逐渐阶官化了。唐、宋、明的阶官或散官，都以某某大夫、某某郎为称。清朝散官变成了封赠之号，仍以某某大夫、某某郎为称。大夫、郎官，在20多个世纪中一直发挥着品位功能，甚至影响到了民间称谓，比如医生亦称“大夫”，至今犹然；汉人以做郎为荣，受此风气影响，“郎”逐渐成了青年人的美称。又，北朝称父亲为郎，唐人称主人为郎(73)。
汉代“从官”，还是后代更多制度的源头。侍中、常侍、给事中等在“从官”职类。“从官”是相当散漫的，凡被召而奉侍于天子左右，就算数。有人本来就是官，所获得的侍从资格就称为“加官”，即如以某官加“侍中”、加“常侍”之类。某些从官的官称逐渐固定化了，甚至有了秩级，如东汉的侍中，比二千石。从官在天子左右，常常得予政事，参与秘书机要等等事宜。这时候他们可能被称为“诸吏”，还被编制为左曹、右曹，但这个“吏”并不是外朝行政吏员。汉代所谓“郎吏”之“吏”，其实也是从官。这样的制度，在如下三点上影响到了后世：第一，魏晋间围绕“侍中”发展出了门下省机构；第二，侍中、常侍作为加官，变成了调整官僚资望、赋予特殊荣耀的手段，但不必真的入宫奉侍于门下；第三，门下省的常侍、侍郎、给事中等，变成了一种起家迁转的阶梯。后两点，都与帝国的品位结构变迁相关。
曹魏皇帝着手提高侍从的地位，在门下设置散骑常侍、散骑侍郎等官，任以名士。魏明帝云：“天下之士，欲使皆先历散骑，然后出据州郡，是吾本意也。”(74)门下的侍中、散骑常侍、散骑侍郎、黄门侍郎、给事中等，由此地位大为提高，官数膨胀。魏晋以下侍从系统的膨胀，是很有时代性的。首先是在皇权不稳、政治动荡之际，皇帝企图利用侍从制度，来强化其与官僚、士人的个人关系，以此自我维护。这从魏明帝的话中就看得出来。其次，兴起中的士族门阀阶级期望更多的品位性官位，来满足其占据位望并尸位素餐的政治需要。
作为侍从，这些官职的职责很不确定。据云它们曾有“平尚书事”的职责，但只是一时之事；又云其“掌谏诤”或“从容侍从，承答顾问”，也散漫不定的。侍中、散骑、给事中、奉朝请诸官发挥的主要是品位功能，例如被用作加官，构成入仕起点与迁转阶梯。在南北朝，这些品位性官职构成了“东省”，而另一批禁卫军校之职，由于用于加官（南朝特称为“带帖”），用作起家迁转之位，也具有了类似性质，从而组成了所谓“西省”。东西省的官要番上值班，要承担很多随机事务，例如出使，并由此获得选任资格。所以，南朝的东西二省与汉代郎署，是很相似的；就其功能及其在官制中的结构性位置而言，不妨说东省上承汉代的三署郎，西省上承汉代的羽林郎、虎贲郎。北朝也有东西省，二省都是散官充斥之所，其中的西省武职散官，已“文官化”了。除了番上值班之外，大量临时差使，会随时落在两省散官的肩上：“任官外戍，远使绝域，催督逋悬，察检州镇，皆是散官，以充剧使。”(75)
曾属“宦皇帝者”的太子侍从，在魏晋南北朝也膨胀开来了。东宫士人荟萃，其官属的员额、清望，比汉朝有明显提高。太子舍人、太子庶子、洗马等多达36人，都任之以名胜，成为权贵子弟的起家之选。太子师傅增加到了6人，太子太傅、太子少傅还以诸公居之。此后士人便以“振缨承华”、“参务承华”为荣(76)，即以任职东宫为荣的意思。晋代还有这样一个制度：先做东宫官属，然后迁尚书台郎(77)。由此形成了以东宫师傅为重臣荣衔、以东宫官属为起家途径的惯例。唐朝的东宫官仍属“清望官”。宋明清的太子师傅如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之类，都是显赫的加衔。明清的太子洗马，则成了翰林官的迁转之阶，满汉各有其员。“加宫衔”不必真的奉侍东宫，那只是一种品位、一个名号而已。
贵臣豢养舍人之制，魏晋犹然。三公、将军等都有舍人。王朝开始为高官的舍人设置定额。大将军府可置舍人10人，诸公及开府位从公加兵者可置舍人4人。一些中央机关中也设有舍人，例如中书省有中书舍人。南朝中书省的舍人颇能弄权，所谓“南朝多以寒人掌机要”，“机要”即就中书通事舍人而言。至唐，中书舍人居然变成清官要职了。郎、从官、舍人本来有浓郁的“私”的色彩，但随帝国体制的发展，这个制度部分被逐渐纳入官僚行政范畴，从而公职化了；同时其“私”的方面，也依然存在着，如大臣置舍人。
唐朝中书省官与门下省的主要官员，特称“供奉官”，被比拟为皇帝侍从。传统政治体制是有两面性的。一方面它是公共制度，皇帝是国家象征，官僚是国家官员；而另一方面，国家又是皇帝私产、官僚又是皇帝臣妾。官僚体制是个理性化机构，若其“公”的方面过于凸显，官僚认为自己只是为国家效力、为组织效力，则其对皇帝的个人性忠顺就可能淡化；所以专制皇帝又采取措施，来给朝臣涂抹上“私”的颜色，以维系其对皇帝的无条件效忠。“供奉”、“侍从”概念，就在那些措施之列。
供奉官包括侍中、中书令、左右散骑常侍、黄门侍郎、中书侍郎、谏议大夫、给事中、中书舍人、起居郎、起居舍人、通事舍人等。任其职者，朝谒时别为一班，以示身份特殊，其他百官则依品秩为班。武则天时，御史、拾遗、补阙加置“内供奉”员。宋朝有“侍从官”。曾敏行云：“盖两制两省官皆极天下之选，论思献纳，号为‘侍从’。”(78)北宋前期，观文殿大学士、观文殿学士、资政殿大学士、资政殿学士、端明殿学士、龙图阁学士、龙图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天章阁学士、天章阁待制、宝文阁学士、报恩文阁直学士、宝文阁待制，均为侍从之臣。宋神宗元丰改制后，翰林学士、给事中、六部尚书、六部侍郎亦属侍从，中书舍人、起居郎、起居舍人为“小侍从”，外任官带待制以上职，则称“在外侍从”。
唐宋时上述“供奉”、“侍从”只是一个“概念”，那些官并非真正的内廷官，其实都是朝官。皇帝故意称其为“供奉”、“侍从”，并给予特殊礼遇，是有意显示“人近天子者则贵”；也等于向他们申明：就算你们已是朝廷大臣了，皇帝我照样可以把你们看成私属、看成仆从的。
所谓“侍臣”还有专门的冠帽，以示殊荣。唐、宋、明的高级大臣戴“笼冠”，而那“笼冠”，源于汉代侍从所戴的武冠。汉朝从官戴的武冠，上面有金珰附蝉，加饰貂尾或鹖羽，唐、宋、明的笼冠依然如此。那种冠式还传到了日本，变成了“武礼冠”。日本的武礼冠，就是在宋明笼冠基础上稍加变化而来的(79)。满清朝廷虽不用笼冠，但也用一些特殊饰物，来强化“以侍从为荣”的观念，如赐花翎、蓝翎。花翎、蓝翎本是宫中侍卫的服饰。内大臣戴花翎，三四五品的侍卫（即一二三等侍卫）可戴花翎，六品侍卫戴蓝翎(80)。后来花翎、蓝翎用作军功和其他业绩的赏赐了(81)。到了清末，花翎又可以捐纳，有钱就能买到，成了朝廷合法集资的手段。
谈到了满清，就可以转向异族政权了。这是说，若干北方异族政权也存在着某种制度，可与华夏早期的“宦于王”、“宦皇帝”制度相比。
北魏早期设有多种侍从、侍卫，大抵都由贵族子弟担任。还有，鲜卑子弟组成了近卫军羽林、虎贲，其宿卫勤务构成了入仕资格。北魏前期还有大量“中散”存在，有的迳称“中散”，也有的冠以职事之名，如秘书中散、主文中散、侍御中散、太卜中散等。郑钦仁先生认为，许多中散会被分遣到各机构服务，那与汉代郎官相似，因为汉代郎官也经常被派至中央官署服务(82)。唐代的卫官起家制度，就是源于北朝的。
辽朝皇帝的护卫，大多选自部落、族帐、宫分的贵族子弟。契丹语称贵族子弟为“舍利”，汉译“郎君”。若其被选入御帐，承担御前祗候事务，就成为“祗候郎君”；在笔砚、牌印、御盏、车舆等局服事的，被称为笔砚（祗候）郎君、牌印（祗候）郎君等。护卫、祗候郎君具有预备官身份，在服务一段时间之后，就可以选任为御帐或朝廷的重要官职了。《辽史》列传中的契丹、奚人传主，曾任护卫的计12人，曾任祗候郎君的计43人(83)。正如西汉郎官用赀选一样，辽朝郎君也有赀选的(84)。正如西汉郎中组成了“郎中骑”一类特种部队一样，辽朝的郎君也组成部队，称舍利军、舍利拽剌(85)。
元朝有一支特殊的军队叫“怯薛”军。“怯薛”是蒙语“番直宿卫”的意思。成吉思汗时就建立了“万人怯薛”，征调千户、百户、十户那颜子弟及其随从为之，称“怯薛歹”，复数为“怯薛丹”。他们分四番入值，护卫皇帝，是为“四怯薛”。长官由四功臣博尔忽、博尔术、木华黎、赤老温的后裔世袭，称“四怯薛太官”。诸王亦各有怯薛(86)。可以拿“怯薛”与秦汉郎官比较一下。怯薛要承担杂役，如天子之饮食、衣服、文书、库府、医药等（称“怯薛执事”），秦汉郎官也承担各种差使；怯薛有宿卫与散班之别，秦汉的郎官里面也有散郎；怯薛待遇优厚但无官品，而郎官恰好最初也没有秩级。怯薛可以干政(87)，而战国郎官也曾以近侍身份干政；元朝的做官资格称“根脚”，怯薛属于“好根脚出身”，四个怯薛长更是“大根脚”，而汉代郎官也是最让人羡慕的仕途。怯薛歹任官，迳由怯薛长向皇帝推荐，不经中书省奏议，叫做“别里哥选”(88)。元朝权要，多出怯薛。
清朝在入关之前就存在着侍卫制度。入关定鼎后，侍卫制度进一步发展起来，并发挥了重要的强化皇权作用。“侍卫，清语曰‘辖’，分头等、二等、三等、四等及蓝翎。蓝翎无宗室，惟满洲、蒙古及觉罗充之。又有汉侍卫，系由科甲出身。”(89)侍卫的主要职能当然就是侍卫了，但同时还承担着传旨、奏事、出使、任将、拘捕等多种事务(90)，并且还是满洲权贵的重要仕途。“满人入官，以门阀进者，多自侍卫、拜唐阿始。故事，内外满大臣子弟，五年一次挑取侍卫、拜唐阿。以是闲散人员、勋旧世族，一经拣选，入侍宿卫，外膺简擢，不数年辄致显职者，比比也。”(91)顺治四年（1647年）三月规定：“在京三品以上，及在外总督、巡抚、总兵等，俱为国宣力，著有勤劳，……各准送亲子一人，入朝侍卫，以习本朝礼仪，朕将察试才能，授以任使。”(92)这通过侍卫而“习本朝礼仪”，由此“察试才能，授以任使”的意图，又让人想到了汉代的郎官，汉代的郎官也有因宿卫而“观大臣之能”的意思。清人有时就把侍卫说成是“郎卫”(93)。清朝侍卫的晋升，首先是内部推升。一等侍卫缺，从该旗二等侍卫升用；二等侍卫缺，于三等侍卫升用；三等侍卫缺，由蓝翎侍卫等升用。而汉代郎官也有内部迁升之法(94)。侍卫外转，不但可以迁军职，还可以改文职(95)。侍卫是勋贵子弟飞黄腾达的康庄大道。与侍卫制度相关的，还有上文提到的“拜唐阿”。“拜唐阿”或“柏唐阿”为满语，意为“执事人”，他们无品级而在内外衙门当差管事，其与先秦士庶子也有可比之处。替康熙皇帝扑杀权臣鳌拜的，就是侍卫与拜唐阿(96)。明清科举制度高度发达了，但从高级显贵的来源上说，明清有异，侍卫制度就是其“异”之一。
我们觉得，北魏的侍从、虎贲、羽林，辽朝的祗候郎君，元朝的怯薛，清朝的侍卫、拜唐阿，与汉族历史早期的“宦于王”者，在很多方面是相似的，比如：都是皇帝的侍从与侍卫，承担着各种临时使命或随机职事，并构成选官资格。萧启庆先生认为，怯薛是中世北亚游牧国家普遍存在的特殊组织，有君主私属的身份，既是家产制的遗迹，又是君权的重要支柱(97)。我们很赞成这个看法，并且认为，先秦秦汉的“宦于王”、“宦皇帝者”，同样具有“君主私属”和“君权支柱”的两大特点。由此看来，“宦于王”的制度，在早期社会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同时也发生在部族色彩和贵族势力相对浓厚的地方；但在王权开始发展，甚至在专制皇权确立后，它仍能以某种变化了的形式保存下来。
纵观周朝以下的三千年历史，侍从侍卫制度是中国政治制度的一个不可忽视的侧面，其功能与意义超出了单纯的侍从与侍卫。它曾是早期王权与贵族的一种特殊结合方式，即贵族让其子弟做君主侍从以为政治交换；它曾是传统选官的一种特殊途径，即由宿卫与勤务换取入仕资格的途径；它曾是早期行政体制的一个特殊部分，是承担随机事务和临时使命的体制。侍从侍卫体制的变迁，处于“私”与“公”、“文”与“武”、“胡”与“汉”等因素的左右之下。在官僚的“公共性”较强、“文治”程度较高的政权中，侍从、侍卫体制的职能就比较单纯，只是侍从、侍卫而已，其扩展性的功能就会淡化，或被“公共化”，即由侍从、侍卫发展为正式职官。异族政权之下，侍从侍卫制度就可能具有特殊地位。
【注释】
(1)福申云：“《通典》以从品官始于宇文。按《汉志》有二千石、比二千石之文，所云比者，即从品之义。”《俚俗集》卷十六《官称·从品官》，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64-465页。
(2)《汉书》卷九《元帝纪》颜师古注：“从官，亲近天子常侍从者皆是也。”
(3)当然，“宦皇帝者”的管理者，即其长官，是有秩级的。例如中大夫不见于《秩律》，说明中大夫无秩级，但其长官“中大夫令”有秩级，为二千石时；郎官也不见于《秩律》，说明郎官无秩级，但其长官“郎中令”有秩级，为二千石，谒者不见于《秩律》，说明谒者无秩级，但其长官“谒者令”，乃六百石官。
(4)商朝的内廷官，可参看王宇信、杨升南：《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2卷先秦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34页以下；周朝的内廷官，可参同书第334页以下。
(5)《国语·晋语四》韦昭注：“十一族，晋之旧姓，近官，朝廷者。诸姬，同姓；中官，内官。远官，县鄙。”第373页。
(6)邬国义等：《国语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328页。
(7)杨伯峻先生释云：“内官，左右亲近之臣。序，依次序也。白昼则有左右二广轮流驾车一位备战，入夜则有亲近之臣依次值班以为保卫。”《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32页。竹添光鸿所释更精：“内官，若中射、郎尹之属。见《韩非》、《淮南》书。序当其夜，若后世宿直递持更也。”《左氏会笺》上册，冨山房昭和五十三年版，宣公十二年第13页。其说是。“内官”就是中射、郎尹的下属。
(8)《周礼·天官·宫伯》：“掌王宫之士庶子，凡在版者。掌其政令，行其秩叙，作其徒役之事，授八次八舍之职事。”
(9)《礼记·燕义》：“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庶子官职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掌其戒令，与其教治，别其等，正其位。国有大事，则率国子而致于大子，唯所用之。若有甲兵之事，则授之以车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军法治之，司马弗正。凡国之政事，国子存游卒，使之修德学道，春合诸学，秋合诸射，以考其艺而进退之。”《周礼》“诸子”之职，与之相近，详后。
(10)李家浩：《战国时代的“冢”字》，《语言学论丛》第7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李学勤：《马王堆帛书〈刑德〉中的军吏》，《简帛研究》第2辑，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156页。
(11)对“乃宦卿之适而为之田，以为公族”，杨伯峻释云：“宦，仕也，授卿之嫡子以官职。”见其《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665页。此说过于粗疏。竹添光鸿把“宦卿之适”等都释为卫士，显然就精细得多了：“公族、余子、公行，盖后世卫士之属，其员必众。初以公族为之，其将领之者曰公族大夫。今既无公族，故以卿之嫡易之。为之田，一位公族，但与之田，以列仕籍而已，未以为大夫也。”见其《左氏会笺上》，冨山房昭和五十三年版，宣公二年第16页。
(12)《国语》，第636页。
(13)高振铎、刘乾先：《国语选译》，巴蜀书社1990年版，第272页。
(14)邬国义等：《国语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594页。
(15)《战国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769页。
(16)顾炎武以“黑衣”为侍卫之服：“白衣但官府之役耳，若侍卫则不然。《史记·赵世家》：‘愿得补黑衣之缺，以卫王宫。’”《日知录集释》，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862页。又惠士奇云：“战国时卫王宫，皆卿大夫之庶子”；俞正燮云：“《赵策》所云补黑衣之队，卫士无爵而有员额者”；诸祖耿云：“左师盖为少子求为郎，黑衣即侍卫之服。”见其《战国策集注会考》，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126页。又缪文远释“黑衣”为“侍卫之服”，见其《战国策新校注》，巴蜀书社1987年版，第771页；何建章释为“宫廷卫士穿的衣服”，见其《战国策注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803页；王守谦等释为“当时赵国王宫卫士的制服”，见其《战国策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55页；张清常、王延栋先生亦释“黑衣之数”为“卫士”，见其《战国策笺注》，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49页。按，汉代的“卫士”来自各郡，是平民之服役者，与郎官不同。诸祖耿释“黑衣之数”为郎官，最确。
(17)《战国策·燕策三》。
(18)如《战国策·赵策四》：“春平侯者，赵王之所甚爱也，而郎中甚妒之，故相与谋曰：‘春平侯入秦，秦必留之。’”同书《韩策三》：“今臣处郎中，能无议君于王，而不能令人毋议臣于君。愿君察之也。”《韩非子》一书多次提到郎中，并指出了郎中操纵权势的情况。如《有度》：“远在千里外，不敢易其辞；势在郎中，不敢蔽善饰非”；又《孤愤》：“郎中不因则不得近主，故左右为之匿”；又《三守》：“国无臣者，岂郎中虚而朝臣少哉？”又《外储说左上》：齐桓公称“恶紫之臭”，“于是日郎中莫衣紫，其明日国中莫衣紫，三日境内莫衣紫也”；《外储说右上》：“于是日也郎中尽知之，于是月也境内尽知之”；“文公曰：吾民之有丧资者，寡人亲使郎中视事”；《说疑》：“然使郎中日闻道于郎门之外，以至于境内日见法，又非其难者也”；“称道往古、使良事沮，善禅其主、以集精微，乱之以其所好，此夫郎中左右之类者也”；《八经》：“县令约其辟吏，郎中约其左右”。
(19)《商君书·垦令》：“均出余子之使令，以世使之，又高其解舍，令有甬官食饩。”高亨先生解释说：“朝廷对于贵族大家无职业的子弟，平均地给以徭役，按照名册役使他们，提高解除徭役的条件，设立管理徭役的官吏，供给当役者的粮食。”《商君书注译》，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6页。
(20)黄怀信先生释“余子”为“庶子”。见其《逸周书校补注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8、39、41页。相关诸家注解，参看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所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79、82、86页。
(21)庄新兴编：《战国鉩印分域编》，上海书店2001年版，第247页，编号1391、1392；第256页，编号1443；或来一石编：《古印集萃》战国卷，荣宝斋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
(22)裘锡圭：《啬夫初探》，收入《古代文史研究新探》，第451页。
(23)《庄子·秋水》：“且子独不闻夫寿陵余子之学行于邯郸与？未得国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归耳。”这个“余子”，司马彪释为“未应丁夫”，成玄英释为“少年”，参看王先谦《庄子集解》所引，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47页。郭庆藩释为“民之子弟”，见其《庄子集释》，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603页。孙继民、郝良真先生认为是庶子之官，见其《先秦两汉赵文化研究》，方志出版社2003年版，第21页。
(24)“不朽而自私的基因”出威尔逊：《新的综合：社会生物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9页以下。
(25)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鲁迅辑录古籍丛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册第37-38页；戴明扬：《嵇康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18页。
(26)裘锡圭：《战国时代社会性质试探》，收入《古代文史研究新探》，第389页以下；或《社会科学战线》编辑部编：《中国古史论集》，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页以下；或复旦大学历史系编：《切问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0页以下。
(27)吴荣曾：《对春秋战国家长制奴隶制残余的考察》，《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收入《先秦两汉史研究》，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75、77页。
(28)裘锡圭：《说“宦皇帝”》，《文史》第6辑，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4页；收入《古代文史研究新探》，第152页。
(29)《国语》，第635、644页。
(30)俞樾：《茶香室经说》卷十四《左传上》，《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77册第580页。
(31)《礼记·曲礼下》：“问士之子：长，曰能典谒矣；幼，曰未能典谒也。”孔颖达疏：“士贱无臣，但以子自典告也。”《十三经注疏》，第1268页上栏。
(32)江陵凤凰山有执戟谒者木俑，简文有“大奴息谒”、“大奴美谒”字样。参看金立：《江陵凤凰山八号汉墓竹简试释》，《文物》1976年第6期，第70页；凤凰山一六七号汉墓发掘整理小组：《江陵凤凰山一六七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6年第10期，第32-33页。
(33)如《左传》昭公元年：“内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这里“内官”指的就是能生孩子的嫔妃。杜预注：“内官，嫔御。”《春秋经传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197页。杨伯峻先生云：“内官谓国君之姬妾。”《春秋左传注》，第1220页。《国语·周语中》：“内官不过九御，外官不过九品。”“九御”就是嫔妃，“九品”即朝廷上的卿大夫。韦昭注：“九御，九嫔也”；“九品，九卿。《周礼》：‘内有九室，九嫔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国语》，第54页。按《周礼》之书按“六官”体制叙官，“六官”即“六卿”。依郑玄说，三孤加六卿为九卿。参看董增龄：《国语正义》，巴蜀书社1985年版，第154-155页。君王的嫔妃与女官明确区分开来，始于北魏孝文帝。孝文帝“改定内官”，置“女职”以典内事，官品二品至五品（参看《北史》卷十三《后妃传序》），由此嫔妃就不算“内官”了。
(34)这句话的背景如下：管仲遇盗，从盗里选了两个人做家臣，后来又把二人推荐给齐桓公做了“公臣”。管仲死时，齐桓公命二人为管仲服丧，由此就形成了一个制度：虽是“公臣”，但若曾“宦于大夫”，则仍需为故主服丧。可见“宦”是私属，与“公臣”有别。
(35)侯外庐先生论汉代私学：“这种师弟关系的密切，与经学家法的笃守，乃是封建制度在中国特有的一种知识基尔特所表现出来的现象。”见其《中国思想通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54页。
(36)《礼记·曲礼》：“宦学事师，非礼不亲。”郑玄注云：“学或为御。”《十三经注疏》，第1231页中栏。“宦学事师”，别本也做“宦御事师”。我们认为，“宦”是照料老师起居，“御”是给老师驾车。依礼如此这般地奉侍老师，师生关系就亲密起来了，即“非礼不亲”。章太炎云：“宦于大夫，谓之宦御事师。”见其《检论·订孔》，收入《章太炎全集》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23页。章先生这个说法，似不可信。“宦于大夫”怎么能称“事师”呢，大夫是大夫，师是师；以大夫为师，史无其据。家臣与“大夫”之间的关系，也不能拿“亲”来描述，“亲”只发生在师生之间。郑玄注“宦学”云：“宦，仕也。”因“仕”有“事人”的意思，郑玄的解释倒也不能算错。《战国策·楚策四》：“君先仕臣为郎中。”这里的“仕”，严格说其实是“宦”。但若不知“宦”、“仕”之别，简单地释“宦”为“仕”，有可能造成误解，把“宦”理解为做官或学习做官。像熊安生注《礼记·曲礼》云：“宦谓学仕之事，学谓习学六艺。”（孔颖达疏引）王梦鸥先生据此而解释《曲礼》：“宦，练习行政事务；学，研究书本知识。”见其《礼记今注今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上册第4页。可我觉得，以“学仕”或“行政”释“宦”，跟“事师”二字是矛盾的。老师又不是官儿，读书又不是治国；原文又只说“事师”，没说“事君”。“宦御”二字，本来就是先秦秦汉的成语。《淮南子·修务》：“官御不厉，心意不精”；《论衡·命禄》：“故官御同才，其贵殊命。”这两处“官御”，吴承仕、黄晖、刘盼遂等都认为是“宦御”之讹。参看黄晖：《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1页；刘盼遂：《论衡集解》，古籍出版社1957年版，第12页；张双棣：《淮南子校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07页。其说甚是。
(37)例如著名的“希波克拉底誓词”中就有这样的话：“吾将尊敬授业之师如同父母，祸福与共。视其子代如同兄弟……”波特：《剑桥医学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2页。医师的学生要拿老师当父母，拿老师的孩子当兄弟。可见历史早期师徒如父子一点，中外有类似之处。
(38)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32页以下；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8页以下。
(39)欧洲中世纪的骑士教育，包括这样一个阶段：把儿子送进贵主（或著名牧师）的宫馆之中，以修得骑士教养。贵主一般是父亲的主人，即上级封主。在这时候，这位少年就成为一名“侍者”和“随从”，而列于下级家人之列了，直到他21岁被授予骑士爵号为止。这种制度，也与君主取其臣仆之子为“质押”的做法，存在着渊源关系。参看格莱夫斯：《中世教育史》，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第95-98页；R.F.Butts：《西洋教育史》，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2年版，第262-263页；王天一、夏之莲等：《外国教育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81-82页；滕大春主编：《外国教育通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29页以下；李淑华：《外国教育简史》，江西高校出版社2000年版，第48-49页；阎照祥：《英国贵族史》，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8页以下；倪世光：《西欧中世纪骑士的生活》，河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7页以下；倪世光：《中世纪骑士制度探究》，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90页以下。
(40)参看赵立行、于伟：《中世纪西欧骑士的典雅爱情》，《世界历史》2001年第4期；朱伟奇：《中世纪骑士精神》，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06页以下。
(41)《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4页。
(42)参看徐珂：《清稗类钞·称谓类·奴才》，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册第2171-2172页；陈垣：《释奴才》，收入《陈垣史学论著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03页以下。按，满语中的“臣”（amban）本为“大人”之意，指村中重要之人，参看江桥：《满文“君”、“臣”、“人”类词汇初释》，收入朱诚如主编：《庆贺王锺翰教授九十华诞：清史论集》，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版，第527页。华夏早期的“臣”本来也是“臣妾”之“臣”，与奴才相当，后来逐渐变尊贵了；满语或清朝的“臣”与华夏王朝后来的“臣”相当，而与“奴才”一词的色彩相当不同。又，欧洲中世纪的“封臣”（vassal）一词，最初指地位低下的男仆，后来作为主人的武装随从，成了一个尊贵的称呼了，“一个从奴隶制底层社会产生的名词竟逐步上升到一个荣耀的地位。”参看布洛克：《封建社会》，台湾桂冠图书公司1995年版，第238页；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上册第245-246页。
(43)参看杨宽：《我国古代大学的特点及其起源》，收入《古史新探》，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97页；朱启新：《从铜器铭文看西周教育》，《教育研究》1984年第3期；毛礼锐、沈灌群：《中国教育通史》第1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71页以下。
(44)刘师培：《论古代人民以尚武立国》，收入《刘师培辛亥前文选》，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57页以下。
(45)参看邱明正、于文杰：《中国文化通志·教化与礼仪·美育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4页以下；郭齐家：《中国古代学校》，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28页以下；俞启定、施克灿：《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1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76页以下；黄仁贤：《中国教育管理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页以下。
(46)布洛克：《封建社会》，台湾桂冠图书公司1995年版，第431页；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下册第489页。当然，骑士们在13世纪也开始学习文学与礼仪，绅士化了。参看朱孝远：《中世纪欧洲贵族》，广东人民出版社、华夏出版社1996年版，第90-93页。
(47)王天一、夏之莲等：《外国教育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上册第26-27页；博伊德·金：《西方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12页以下；滕大春主编：《外国教育通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册第148页以下；李淑华：《外国教育简史》，江西高校出版社2000年版，第17页。
(48)库朗热：《古代城邦：古希腊罗马祭祀、权利和政制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2-213页。正如柏拉图所说：“教育对每个母亲的儿子都是强制性的。”《柏拉图全集》，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卷第562页。
(49)《礼记·燕义》：“庶子官职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掌其戒令，与其教治，别其等，正其位。”庶子所掌“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之“卒”，应即《周礼·诸子》“掌国子之倅”之“倅”。《逸周书·籴匡解》“余子倅运”句，黄怀信先生释“倅”为“副”。见其《逸周书校补注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1页。所据当为孔晁、朱右曾说，参看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所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86页。似非。“余子倅运”，即编制起来而承担运役。
(50)西嶋定生的文章题为《中国古代帝国形成的一考察：汉高祖及其功臣》，见《历史学研究》第141号，1949年。参看其《关于中国社会结构特质的问题所在》一文，收入《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2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8页以下。
(51)参看王克奇：《论秦汉郎官制度》，收入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齐鲁书社1984年版，上册第345页。
(52)《汉书》卷六四上《严助传》：“严助……郡举贤良，对策百余人，武帝善助对，繇是独擢助为中大夫。后得朱买臣、吾丘寿王、司马相如、主父偃、徐乐、严安、东方朔、枚皋、胶仓、终军、严葱奇等，并在左右。是时……上令助等与大臣辩论，中外相应以义理之文，大臣数诎。”严助为中大夫，还有朱买臣等在皇帝左右，并在皇帝支持下与外廷大臣辩论。“中外相应以义理之文”之“中外”，就是“中大夫”之“中”与“外朝”之“外”。
(53)关于大夫承担临时使命，可参廖伯源：《汉代大夫制度考论》，收入《秦汉史论丛》，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218页以下；又其《使者与官制演变：秦汉皇帝使者考论》，台湾文津出版公司2006年版。后书所论使者，即大夫和郎官在内。大夫与郎官是临时使命的主要承担者，也可参看拙作：《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第4章第5节“散官问题”。
(54)例如侍中：“贵游子弟及倖臣荣其官，至襁褓受宠位。……张辟强年十五，霍去病年十八，并为侍中。”见《初学记》卷十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9页。又如太子庶子：汉代“国家故事，选公卿、列侯子孙卫太子家，为中庶子。”见《北堂书钞》卷六六引班彪笺，学苑出版社1998年版。又如中常侍、黄门侍郎：“汉家旧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书事。黄门侍郎一人，传发书奏。皆用姓族。”见《后汉书》卷四三《朱穆传》。又如给事中：“给事中常侍从左右，无员，位次侍中、中常侍。或名儒，或国亲。”见《北堂书钞》卷五八。
(55)《汉书》卷十一《哀帝纪》注引应劭。
(56)《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
(57)参看严耕望《秦汉郎吏制度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3本，1951年；黄留珠：《秦汉仕进制度》，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58)见《汉书》卷五《景帝纪》后元二年（前142年）诏。
(59)卫宏：《汉旧仪》卷上，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第65页。
(60)《史记》卷一○二《张释之列传》集解引《汉仪注》。
(61)汉文帝时张释之“以赀为骑郎”，见《汉书》卷五十《张释之传》。汉景帝时司马相如“以訾为郎”，见《汉书》卷五七上《司马相如传上》，颜师古云：“以家财多得拜为郎也。”此外还有一种通过纳赀，即输纳财物而为“宦”者的，但这不是“赀选”的典型形态。如黄霸“武帝末以待诏入钱为官，补侍郎、谒者。”见《汉书》卷八九《黄霸传》。
(62)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卷三四《相和歌辞·相逢狭路间·之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11页。此诗虽题为“梁昭明太子”即萧统作，但我认为它来自汉代乐府，萧统顶多做了一些润色而已，却非其原创。参看拙作：《汉代乐府〈陌上桑〉中的官制问题》，《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63)《汉书》卷十《成帝纪》鸿嘉二年（前19年）夏：“徙郡国豪杰赀五百万以上五千户于昌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