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服与公服之别，是服等形成的关键。朝服是为“具服”，以服饰具备而名之；公服是为“从省服”，比朝服省略了若干服饰。“从省”的概念始于北齐，经隋文帝、隋炀帝而到唐大致定形。唐朝的具服由“冠、帻，簪导，绛纱单衣，白纱中单，黑领、袖，黑褾、襈、裾，白裙、襦，革带，金钩▌，假带，曲领方心，绛纱蔽膝，白袜，乌皮舄，剑，纷，鞶囊，双佩，双绶”构成；从省服由“冠、帻，缨，簪导，绛纱单衣，白裙、襦，革带，钩▌，假带，方心，袜，履，纷，鞶囊，双佩，乌皮履”构成；又因官品不同而有省减(72)。略见下表：
续表
与汉相比，等级性服饰元素明显趋繁，各级官僚的衣帽上该有什么、不该有什么，王朝的考虑精细入微，进而由若干服饰的“从省”，形成了“服等”。
下面来看具服和从省服的形成过程。本来在北齐，七品以上用具服，八品至流外四品以上用从省服，就是说其时具服与从省服的区别，只基于“级别分等”的考虑，二者在结构上是纵向衔接的。隋文帝规定，从五品以上，除在陪祭、朝飨、拜表等“大事”场合用朝服外，“自余公事，皆从公服”。这样，“场合分等”明确化了，公服成了从五品以上官的另一套冠服，用于“自余公事”的场合。“服等”初现端倪。隋炀帝时，朝服的使用范围由七品以上扩展到了九品，成了所有品官的具服；从省服依然限于五品以上；同时随朝服向整个品官队伍扩展，流外官被排除在朝服使用者之外了(73)。这样“流内”和“流外”正式分成两大块，前一部分即品官明确表现为冠服体制的主体。到了唐代，从省服的范围也扩大到了九品官。“具服”与“从省服”两个服等，就是这样形成的。图示如下：
此图表明，具服、公服的形成过程贯穿着三个变化：第一是“级别分等”的强化，第二是“场合分等”的形成，第三是品官成为冠服体制的主体部分而流外官被排斥在外。在朝服与公服分化为二之时，王朝趁热打铁、充实服等，以弁服为“公事之服”，以休闲之服为燕服。燕服并不是随便穿的，它同样有等级区别，要遵从服色。
服等制度以“场合差异”为本，其所强调的是规格不同，而不是职类之异。当官僚的服装依职类而异时，他会有一种观感和体验；而当官僚服装依场合而异时，他又是一种观感和体验。前者强化了不同职类的异类之感，即“你我各自从事不同工作”之感、“各干一行”之感；后一做法，却把感受与注意转到了活动规格上，大家全都是王朝官僚，眼下是“同一批人共同参与同一活动”。“服等”之制，使冠服体制的重心向事务等级和活动规格偏转，那么也就疏远了职类的区分。
两《唐志》叙述群臣冠服，多少还拘泥于前史《舆服志》的“以冠统服”模式，这有时会模糊了观察者的视线；但《唐六典》就不同了。《唐六典》卷四《礼部尚书》叙述冠服之文，分为两大段落，第一段依次叙祭服、朝服、公服、弁服与平巾帻、袴褶，这部分显以服等为纲；第二段转叙诸冠，如远游冠、进览冠、武弁、平巾帻、法冠、高山冠、却非冠、进德冠等，那只相当于对服等的进一步说明。就是说，在“以冠统服”的模式之外，以“服等”为纲而叙群臣冠服的模式，开始萌生、滋长，并占据主导了。
宋朝的冠服体制，上承隋唐的变化趋势，继续趋于“一元化”，继续强化“级别分等”和“场合分等”。宋朝的祭服仍使用冕服，朝服仍使用梁冠、朱衣朱裳。朝服的梁冠在宋初只分五梁、三梁、两梁3等，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又分为貂蝉笼巾七梁、七梁、六梁、五梁、四梁、三梁、二梁，共达7等，比汉代的三等之分细致得多了。
汉朝文武冠服不同，一用进贤冠、一用武弁大冠。唐朝的朝服仍有文武之分，文官戴进贤冠（即梁冠）、黑介帻，武官戴武弁、平巾帻。唐朝的进贤冠与武弁，虽在概念上继承汉朝，实际形制已非汉旧，二者的外观差异小多了。宋朝文武官索性都用梁冠，只不过武官只用四梁、三梁、二梁冠而已。
宋朝的“常服”概念与唐不同，所谓“常服”相当于唐之“公事之服”，采用幞头，曲领大袖，但也没有文武之分(74)。赘言之，宋朝的朝服、常服，都没有了文武之别。（军人出征打仗穿甲胄，是另一回事。）“职事分类”进一步淡化了，等级区分却清晰而严明，公服依品级而有紫、朱、绿、青之别，各种饰物的等级区别依然细致入微。高山冠、却非冠、委貌冠基本退出了冠服体制(75)。御史台、大理寺、审刑院、刑部的官员仍然戴法冠，然而那法冠也今非昔比了：“獬豸冠即进贤冠，其梁上刻木为獬豸角，碧粉涂之，梁数从本品。”(76)本来在唐朝，高山冠已“梁依其品”了，成了梁冠的变体；进而在宋朝，獬豸冠也被“梁冠化”了，被纳入了进贤冠的范畴，只是在梁冠上加装一个“獬豸角”而已。那么法官、军官与文官在服饰一体化的道路上，又迈进了很大一步。
明太祖定制，冕服为皇帝、皇族禁脔，官僚不得染指。一品至九品官的祭服改用梁冠，青罗衣、赤罗裳。朝服也用梁冠，赤罗衣、赤罗裳。梁冠等级，是公冠八梁，侯伯七梁，均加笼巾貂蝉；一品七梁、二品六梁、三品五梁、四品四梁、五品三梁、六七品二梁、八九品一梁；合计9等。常朝之公服，则使用乌纱帽与盘领右衽袍，一品至四品官用绯色，五品至七品官用青色，八九品官用绿色。明朝无论祭服、朝服还是公服，都不分文武。所以，《明史·舆服志》采用的是“文武官朝服”、“文武官公服”、“文武官分献陪祀，则服祭服”的措辞，“文武官”一并言之了。文官与武官的冠服已无区别，只是在由乌纱帽、团领衫构成的常服上，用补服分别文武，文官用禽鸟，武官用猛兽。清承其制。此外，都御史、副都御史、给事中、监察御史、按察使的补服上绣獬豸，算是法官用特殊服饰之传统的一个残余罢了。
与此同时，冠服饰物的各种等级规定，依然细致而严明；服饰等级手段的调整范围，旁及官僚的父祖、伯叔、子弟、侄孙、母妻女以至女婿、子妇，下及庶民、工商、僧道。天底下的人穿什么、戴什么，政府都觉得有义务管、有权力管，甚至管到了异族藩邦，对“外国君臣冠服”亦以专门的条文规定之。当然，民众是否严格遵守那些规定，又另当别论了，历代“车服逾制”的现象史不绝于书。传统中国就是如此，法律繁密却不严格遵守，大量的人处于“违法”状态，朝廷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服饰禁令也是如此。然而即使明知禁不过来，在制度上朝廷仍不肯放弃干预权力，对“车服逾制”照样下令禁，这事情本身就足够重要了。
五 从“由服及人”到“由人及服”
本章的基本方法之一，就是探讨《舆服志》与王朝典章的冠服叙述模式。前已指出，冠服叙述模式上，存在着一个“由服及人”到“由人及服”的变化。本节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明政府对各色人等的服饰施加全面管理，包括各种杂职人员。杂职人员使用特殊冠服，历史前期已然，明朝就更细密了。仍引《明史》为例：
《明史》卷六六《舆服志二》：皇帝冠服，皇后冠服，皇妃、皇嫔及内命妇冠服，九嫔冠服，内命妇冠服，宫人冠服，皇太子冠服，皇太子妃冠服，亲王冠服，亲王妃冠服，公主冠服，亲王世子冠服，世子妃冠服，郡王冠服，郡王妃冠服，郡王长子冠服，郡主冠服，郡王长子夫人冠服，镇国将军冠服，镇国将军夫人冠服，辅国将军冠服，辅国将军夫人冠服，奉国将军冠服，奉国将军淑人冠服，镇国中尉冠服，镇国中尉恭人冠服，辅国中尉冠服，辅国中尉宜人冠服，奉国中尉冠服，奉国中尉安人冠服，县主冠服，郡君冠服，县君冠服，乡君冠服。
《明史》卷六十七《舆服志三》：众臣冠服，仪宾冠服，状元及诸进士冠服，儒士、生员、监生巾服，庶人冠服，士庶妻冠服，协律郎、乐舞生冠服，朝会大乐九奏歌工巾衫，宫中女乐冠服，教坊司冠服，王府乐工冠服，军士服，卫军士、力士服，皁隶公人冠服，外国君臣冠服，僧道服(77)。
比较《续汉书·舆服志》那种叙述模式，我们觉得有两点值得阐述。
第一点，暂不考虑《明史·舆服志二》中的皇帝和皇族，先看《舆服志三》中所叙各种人员，那种对形形色色人员冠服的一一规定，是否与前文所阐释的“冠服一元化”趋向相悖呢？
这问题仍要从“主体冠服”考虑。“冠服体制”是就官僚主体和冠服体制的重心而言的。官僚主体就是品官，冠服重心就是《舆服志三》中的“众臣冠服”。官僚等级制的一般规律是：级别越高，越倾向品位分等；级别越低，越倾向职位分等。在中国古代，对品官和流外胥吏的管理原则截然不同，前者重分等，后者重分类；进而其冠服规划的原则也不相同，前者重级别分等，后者重职事分类。唐朝及宋前期，流外官也有九品，宋以后流外连“品”也没有了，泛称“流外”而已。百杂职事各有其服，实行“职事分类”的服饰制度，反过来证明了汉代冠服的“职事分类”色彩，是与“以吏治天下”的政治精神相通的。而那种“吏治”精神及服饰安排，在历史后期还残留着，但只残留在“流外”部分，并体现于冠服之上。
冠服体制变迁的背后，是帝国品位结构的变迁。“主体冠服”与杂色人等的冠服区分，因流内流外制度的出现而强化了。汉代官阶没有流内流外，高官与小吏冠服相通。据《续汉志》，进贤冠“公侯三梁，中二千石以下至博士两梁，自博士以下至小史、私学弟子，皆一梁。”可以看到，汉朝的官吏从上到下都用进贤梁冠，从公侯直到小史、私学弟子。“小史”极其卑微，有时由十几岁的孩子担任(78)，然而也能戴进贤冠；私学弟子根本不是官儿，然而也能戴进贤冠。可见进贤冠的使用上，官与吏并无隔绝。南北朝到隋唐发生了“官、吏分途”，出现了流内流外，这随即就反映在冠服体制上了。叶炜君对此有细致考察。首先从“冠”说，唐朝品官之冠“不通于下”，流内文官所用进贤冠、武官所用武冠，流外胥吏不能戴了。其次从“服”说，流内品官的朝服、公服，流外胥吏不能穿了，另穿“绛公服”、“绛褠衣”(79)。主体冠服与“流外”一刀两断，品官、胥吏各服其服、两不相混，给流内外制度投下了身份性的阴影。汉代进贤冠“上下群臣贵贱皆服之”的情况，成为陈迹。
第二点，《明史·舆服志》对杂职人员的冠服叙述，也与《续汉志》不同了。《续汉志》的叙述模式是“以冠统服、由服及人”，《明史·舆服志》则“以人为纲、由人及服”。二者之异，示意如下：
某冠，某服，某人……某人，某服，某服……
某冠，某服，某人……某人，某服，某服……
某冠，某服，某人……某人，某服，某服……
某冠，某服，某人……某人，某服，某服……
汉：以冠统服、由服及人 明：以人为纲、由人及服
采用“由人及服”模式，必然造成同类冠服的重复叙述。比如皇帝、皇太子、亲王各有冕服、皮弁、常服等等，这时立法者不避重复，一一叙于其人之下，即如：皇帝，冕服、皮弁、常服；皇太子，冕服、皮弁、常服；亲王，冕服、皮弁、常服之类。
两种叙述模式的转换，是在隋唐后逐渐发生的。两《唐书》叙冠服，仍拘泥于《续汉志》为代表的那种格式，一下子看不出变化来。但请看《开元礼》引唐令：
令云：诸流外官行署，三品以上介帻，绛公服……
其非行署者，太常寺谒者、祝史、赞引，鸿胪寺司仪，诸典书、学，内侍省典引，太子右春坊掌仪、内坊导客舍人、诸赞，王公以下舍人，公主谒者等，各准行署，依品服。
自外及任杂职掌无官品者，皆平巾帻，绯衫……
黑介帻，簪导……国子、太学、四门学生、俊士参见则服之。
律书算学士、州县学生，则黑介帻，白裙襦……
诸州县仓督、市令，县录事、佐史、里正，岳渎祝史、斋郎，并介帻，绛褠衣。
平巾帻，绯褶，大口袴，紫褠，尚食局典膳局主食、太官署监膳史，食官署掌膳服之。
平巾绿帻，青布袴褶，尚食局主膳、典膳局典食、太官署食官署供膳、良酝署奉觯服之。
五辫，青袴褶，青耳屩，羊车小吏服之。
总角髻，青袴褶，漏刻生、漏童服之(80)。
这段唐令叙述流外杂职之冠服，明显采用“由人及服”模式。有些文句仍用“某服，某人”句式，但那与“某人，某服”表述无实质不同，整体上仍然是“以人为纲”的。
从“由服及人”到“由人及服”，变化意义是什么呢？阅读《明史·舆服志》的“由人及服”叙述，像是阅读机关花名册，其等级结构宛然在目；而阅读蔡邕《独断》、《续汉书·舆服志》的“以冠为纲”叙述，则像阅读服装博览会的说明书，眼帘中净是形形色色的冠与服，至于穿戴那些冠服的人在朝廷中的地位，一下子就看不出来了。我们认为，“由服及人”仅仅依据于冠服的“自然差异”，是一种比较“原生态”的做法，这时候作者和读者的注意力聚焦于“冠”本身的差异；“由人及服”则把视线引向了“人”，“人”就是王朝统治者、各色官贵和各色臣隶，他们的地位、权势和职能，组成了一个等级金字塔。简言之，“人”的背后是帝国品位结构。在“由人及服”模式下，“人”的等级安排鲜明起来了。叙述模式是冠服体制的一个侧面。所以我们说，冠服等级性强化，也体现在“由服及人”到“由人及服”的叙述模式转换上。
叙述至此，可以做一总结了。本章围绕“冠服体制”概念，运用“自然分类”、“职事分类”、“场合分等”、“级别分等”各项指标，以及“以服为纲”抑或“以人为纲”的视角，考察王朝冠服在周朝、汉朝与魏晋以下的变迁轨迹，考察其分等分类功能与官僚等级制的配合。考察结果大致如下：
第一，周朝冠服体制的特点，可以概括为“自然分类”和“级别分等”的结合；汉代冠服体制的特点，则是“自然分类”和“职事分类”相对突出，其时冠服的分类功能强于前朝后世，其分等功能弱于前朝后世；魏晋以降，冠服体制的重心，就向“级别分等”和“场合分等”明显偏转了。
第二，魏晋以降，服饰元素的等级日趋繁密，等级服饰的调整范围不断扩张。就是说越到历史后期，冠服的分等功能越强大。
第三，《续汉志》简单罗列各种冠，再把“服”附之于后，再叙其穿着之人、所务之事。这是一种“以冠统服，由服及人”的叙述模式。在汉以后，冠服叙述模式逐渐向“由人及服”变迁，即先罗列人员的等级类别，再叙其服。这意味着帝国冠服体制，已全面服务于帝国等级体制了。
以往对传统冠服“等级性不断强化”的叙述，是比较笼统的；而本书利用若干概念工具，给出了一个更精细的叙述，并揭示出其间的更多曲折。秦汉冠服体制的“自然分类”和“职事分类”相对突出，服饰元素的等级性相对较弱，叙述冠服时采用“由服而人”的模式，乃是帝国体制尚处草创，其时品位结构还相对松散，其一元性、精巧性和内部整合程度，还不如后世的反映。此后二千年中，中国官僚等级日益森严，纵向的品级之别日趋细密严明，体制内部高度整合，成为一座一元化的金字塔。尽量让官僚的主体部分在同一阶梯上排成纵队，统一分出高下尊卑来，已成为时代的需要。冠服体制的各种变迁，就顺应了那个需要。
最后要补充说明的是，冠服变迁是多重因素的“叠加”，官僚品位结构的变迁并非冠服变迁的唯一动因，还有更多因素影响着服饰面貌，例如服饰习俗的自身变迁，特定的政治社会背景，等等。例如蟒龙纹样的使用在明朝限制颇严，在清朝就宽松得多了，那并不意味着清朝冠服的等级性松弛模糊了，而是另有原因，与满洲早期文化风俗有关。满族在较早时候自由使用蟒龙的风俗，叠加在清朝的冠服体制上了(81)。本章所用概念和所揭线索，也不能说涵盖了冠服体制的所有问题。一般说来，衣着习惯可能从社会高层滑向底层，但也可能由底层流向上层(82)，传统中国当然也存在着这两种流动。至少我们看到，各代都有一些新起衣帽、饰物和纹样，原系平民所用，但后来被纳入了冠服体制。同时，也有宫廷妆饰普及到民间的事情。其变迁规律需另行讨论。除了协助处理官职和官僚的分等分类之外，冠服制度在标识和构建君臣关系和臣民关系上，也发挥着重大作用。各种服饰元素的文化象征意义，还有很多值得深入推敲之处。就方法论而言，在冠服外还有更多礼制，都可以采用类似“结构主义”或“形式主义”方法，从等级、品位角度加以研究。当然这要俟以来日，以及大方之家了。
六 附论《旧唐志》所见隋朝冠服“四等之制”
前文的阐述涉及了“服等”制度。这个制度前人落墨不多，仍有若干细节需要澄清。
所谓“服等”，就是按典礼与场合之庄重正式的程度，把所使用的冠服分为若干等。为什么把这个制度称为“服等”呢？是依据《旧唐书》卷四五《舆服志》。此《志》在追述隋朝冠服时，使用了“四等之制”之辞。我们就采用了那个“等”的提法。
但在采用了《旧唐志》“等”的提法之时，也要指出《旧唐志》对隋朝各服等的具体阐述，存在问题。兹将相关文字节略如下：
衣裳有常服、公服、朝服、祭服四等之制。
平巾帻，牛角箄簪，紫衫，白袍，靴，起梁带。五品已上，金玉钿饰，用犀为簪。是为常服，武官尽服之。六品已下，衫以绯。
弁冠，朱衣素裳，革带(83)，乌皮履，是为公服。其弁通用乌漆纱为之，象牙为簪导。五品已上，亦以鹿胎为弁，犀为簪导者。加玉琪之饰，一品九琪，二品八琪，三品七琪，四品六琪。三品兼有纷、鞶囊，佩于革带之后，上加玉佩一。鞶囊，二品以上金缕，三品以上银缕，五品以上彩缕，文官寻常入内及在本司常服之。
三师三公、太子三师三少、尚书秘书二省、九寺、四监、太子三寺、诸郡县关市、亲王文学、藩王嗣王、公侯，进贤冠。三品以上三梁，五品以上两梁，犀簪导。九品以上一梁，牛角簪导。门下、内书、殿内三省，诸卫府，长秋监，太子左右庶子、内坊、诸率，宫门内坊，亲王府都尉，府鎭防戍九品以上，散官一品已下，武弁，帻。侍中、中书令，加貂蝉，佩紫绶。散官者，白笔。御史、司隶二台，法冠。一名獬豸冠。谒者、台大夫以下，高山冠。并绛纱单衣，白纱内单，皁领、褾、襈、裾，白练裙襦，绛蔽膝，革带，金饰钩▌，方心曲领，绅带，玉镖金饰剑，亦通用金镖，山玄玉佩，绶，袜，乌皮舄。是为朝服。……
玄衣纁裳冕而旒者，是为祭服。
《旧唐志》“四等之制”的概括很简洁明快，直接袭用“四等”叙述隋朝服饰，对学者是很便利的。然而一般性地把常服、公服、朝服、祭服视为“四等”，是一回事；《旧唐志》对隋朝常服、公服、朝服、祭服的具体阐述，又是一回事，未必稳妥无误。有些学者迳袭其说，却弄出了混乱。比如王宇清先生论隋朝冠服，先按照《旧唐志》把弁冠称为“公服”、把平巾帻称为“武官常服”；随后叙唐朝服类，仍把皮弁称为“文官九品以上通用之公服”；可在后文王先生又这么说：具服亦名朝服，从省服亦名公服(84)。那么“公服”到底指皮弁，还是指从省服呢？显然自相矛盾了。而且这个矛盾，显由《旧唐志》“四等之制”的提法引起，源于《旧唐志》中的“弁冠……是为公服”那一句话。孙机先生对《旧唐志》“四等之制”的说法有所批评，可孙先生的意见本身，也不无可议之处。
不光是隋朝服等，即便唐朝的服等概念，人们的使用也存在混乱。沈从文先生称，唐朝官贵“平居生活，公服、便服都比较简单，一律穿圆领服。”(85)然而就服等概念而言，“公服”并不是圆领服，而是绛纱单衣、白裙襦。曾慧洁先生说：唐朝“朝臣官吏的常服和朝服基本相同，只是一品至五品在佩带上用纷鞶，不用绶和剑。”(86)他所说的“常服”其实是公服。许南亭、曾晓明先生说：“武德令把衣服分为祭服、朝服（也叫具服）、公服（也叫从省服）、常服（也叫燕服）。”(87)然而唐朝冠服不止祭服、朝服、公服、常服四等。我们认为，弁服也曾构成一个服等。
在隋朝之前，虽已有了祭服、朝服、公服、常服概念，不过还没被明确概括为“四等”，那些概念的含义也比较散漫。例如在南朝，祭服外的官服也被叫做“常服”。相对于祭服，皇帝的通天冠是日常所用的，所以也称“常服”。如《隋书》卷十一《礼仪志六》叙陈制：“通天冠……乘舆所常服。”“常服”的这种用法，是从东汉来的。《续汉书·舆服志上》：“凡冠衣诸服，旒冕、长冠、委貌、皮弁、爵弁、建华、方山、巧士，衣裳文绣，赤舄，服絇履，大佩，皆为祭服，其余悉为常用朝服。唯长冠，诸王国谒者以为常朝服云。”“长冠”本是祭服，但王国谒者日常也用，所以此服对王国谒者来说，是其“常朝服”。《续汉志》又说：“巧士冠……不常服，唯郊天，黄门从官四人冠之。”这“不常服”，意思是不用做朝服，只用作祭服。这个意义上的“常服”是很散漫的，泛指祭服以外的其他冠服。
北周的冠服概念又有些特殊了，“诸命秩之服，曰公服；其余常服，曰私衣”(88)。王朝冠服只分公服、常服两大类。由于北周搞冠服复古，恢复了《周礼》“六冕”制度，所以其“公服”特指冕服系列，是为“诸命秩之服”；至于北周“常服”，则主要来自胡服的幞头，圆领或交领缺骻袍，及靴(89)，大概也包括其他非公服的服装(90)。
北齐的服等概念，是在汉晋基础上继续发展的，所以与北周明显不同。北齐有朝服，又称具服，是七品以上之服，包括进贤冠、介帻、绛纱单衣及各种饰物；又有公服，亦名从省服，是八品以下至流外四品之服。公服的构成也是进贤冠、介帻、绛单衣，但其饰物比朝服减省了若干(91)，所以低了一等。可见北齐的“公服”与北周“公服”不是一个概念。此外，北齐也有与北周相类的帽、袍、靴。《旧唐书·舆服志》云：“至北齐，有长帽短靴，合袴袄子，朱紫玄黄，各任所好。虽谒见君上，出入省寺，若非元正大会，一切通用。高氏诸帝，常服绯袍。”孙机先生指出：“高氏诸帝所服之袍，其式样应即上述圆领缺骻袍，它是在旧式鲜卑外衣的基础上参照西域胡服改制而成。”(92)“长帽”就是鲜卑风帽或突骑帽，因为它的后垂部分很长，所以被叫做“长帽”(93)。《旧唐志》是在唐朝“燕服”部分追述北齐的“长帽短靴”之类的，那么北齐的“长帽短靴”及袍，若从唐朝概念看，属于燕服。总的看来，北齐有祭服（冕服），有朝服，有公服，有燕服，已略具“四等”之轮廓了。隋朝的冠服等级结构，就是上承北齐的(94)。
前引《旧唐志》隋朝“四等之制”，可以简略表述如下：常服，平巾帻、紫衫袍（绯衫袍），武官服之；公服，弁冠、朱衣素裳，文官寻常入内及在本司常服之；朝服，文官之进贤冠，武官之武弁及帻（即平巾帻），法官之法冠，谒者、台大夫之高山冠；祭服，冕服。对《旧唐志》使用的“常服”概念，孙机先生提出了批评：“本节说平巾帻是‘武官尽服之’的‘常服’，良有语病。”因为《旧唐志》在“燕服，盖古之亵服也，今亦谓之常服”以下的文字中，叙北齐“长帽短靴”及袍，又叙述了隋朝的帽、袍、靴，所以孙先生认为隋朝“常服”应为帽、袍、靴，而不是武官所服的平巾帻、紫衫袍（绯衫袍）。孙先生还指出，“常服”有时候不是专名。如《隋书·炀帝纪》云“上常服皮弁”，孙先生认为那不过是说炀帝“经常”穿着皮弁而已。《隋书·何稠传》记何稠论弁服之语：“此古田猎之服也。今服以入朝，宜变其制。”孙先生因云：“可见这里说的弁服，实为文官入朝的朝服。《炀帝纪》以武官之平巾帻与文官之弁服并列，说明平巾帻应是武官的朝服。”(95)
不过孙机先生的说法，也带来了新的疑惑。他把弁服说成是“朝服”，相应把武官的平巾帻也说成“朝服”，这跟他后文的说法矛盾了：“公服亦名‘从省服’，较朝服为简易。朝服亦名‘具服’，是七品以上官员陪祭、朝、飨、拜表等大事所服，其余公事均着公服。唐代以冠服为朝服，故以下冠服一等的弁服为公服。”(96)在前面孙先生说弁服是朝服，而这地方孙先生又说弁服是公服了；其后一说法，显然也是受了《旧唐志》“四等之制”中“弁冠……是为公服”那句话的影响。可弁服若是朝服（即具服）的话，就不会是较朝服为简的公服（即从省服）了。而且，隋朝的弁服是朝服或公服吗？我认为，弁服就是弁服，自成一等，既非朝服，也不是公服。《旧唐志》“弁冠……是为公服”说法是错误的，孙先生说弁服是“文官入朝的朝服”，似不妥当。至于《旧唐志》把隋朝的平巾帻称为“常服”，孙先生认为不对，但我觉得《旧唐志》也不是无因而发，并不全误，问题在于“常服”如何定义。
对弁服和平巾帻的服等和属性的误断，可能招致对隋唐服等制度的不当理解。《旧唐志》对隋朝冠服只是简单追述，至于隋朝冠服的整体面貌，还得去看《隋书》卷一二《礼仪志七》。开皇初年隋廷规划冠服，“于是定令，采用东齐之法”。其时所确定的朝服和公服，据载如下：
朝服，亦名具服。冠，帻，簪导，白笔，绛纱单衣，白纱内单，皂领、袖，皂襈，革带，钩▌，假带，曲领方心，绛纱蔽膝，袜，舄，绶，剑，佩。从五品已上，陪祭、朝飨、拜表，凡大事则服之。六品已下，从七品已上，去剑、佩、绶，余并同。
自余公事，皆从公服。亦名从省服。冠，帻，簪导，绛纱单衣，革带，钩▌，假带，方心，袜，履，纷，鞶囊。从五品已上服之。绛褠衣公服，褠衣即单衣之不垂胡也。袖狭，形直如褠内。余同从省。流外五品已下、九品已上服之。
那么，隋朝的朝服、公服两个概念就得以明确了：它们仍是“具”与“从省”的区别。前者服饰繁备，故称“具服”，用于陪祭、朝飨、拜表等“大事”；后者服饰较简，省略了若干饰物，故曰“从省服”，用于规格较低的场合。这种“朝服”、“公服”概念上承“东齐之法”，而与北周有异。《隋书·礼仪志七》后文又叙隋炀帝的大业服制，依然是“其朝服，亦名具服”，“其五品已上，一品已下，又有公服，亦名从省服。”可见大业年间的“朝服”、“公服”的概念，同于开皇。
朝服、从省服都用“冠，帻”。所谓“冠”，就是进贤冠；所谓“帻”，就是黑介帻。这一点也是同于北齐的。《隋书·礼仪志七》叙述隋朝的进贤冠：“进贤冠，黑介帻，文官服之。从三品已上三梁，从五品已上两梁，流内九品已上一梁。”隋朝的公服既用进贤冠、黑介帻，则《旧唐志》说隋朝“弁冠，朱衣裳素，革带，乌皮履，是为公服”的说法必误。公服既用进贤冠，皮弁就不可能是公服，更不可能是朝服。
那么隋朝的“弁冠”属于什么“服”呢？这就要从其式样及用途来分析了。《旧唐志》说隋朝“弁冠”的用途是“文官寻常入内及在本司常服之”，而唐代的冠服中，恰好就有式样与用途都与之对应的服类。《新唐书》卷二四《车服志》叙述唐朝群臣冠服，说是“群臣之服二十有一”。那21种冠服的前几种是祭服，其余跟此处讨论相关的几种服装，我们摘引如下，并加编号以便称引：
1.武弁者，武官朝参、殿庭武舞郎、堂下鼓人、鼓吹桉工之服也。有平巾帻，武舞绯丝布大袖，白练▌裆，螣蛇起梁带，豹文大口绔，乌皮靴。
2.弁服者，文官九品公事之服也。以鹿皮为之，通用乌纱，牙簪导。缨：一品九琪，二品八琪，三品七琪，四品六琪，五品五琪，犀簪导，皆朱衣素裳，革带，鞶囊，小绶，双佩，白袜，乌皮履。六品以下去琪及鞶囊、绶、佩。六品、七品绿衣，八品、九品青衣。
3.进贤冠者，文官朝参、三老五更之服也。黑介帻，青緌。纷长六尺四寸，广四寸，色如其绶。三品以上三梁，五品以上两梁，九品以上及国官一梁，六品以下私祭皆服之。侍中、中书令、左右散骑常侍有黄金珰，附蝉，貂尾。侍左者左珥，侍右者右珥。
4.平巾帻者，武官、卫官公事之服也。金饰，五品以上兼用玉，大口绔，乌皮靴，白练裙襦，起梁带。陪大仗，有裲裆、螣蛇。朝集从事、州县佐史、岳渎祝史、外州品子、庶民任掌事者服之，有绯褶、大口绔，紫附褠。文武官骑马服之，则去裲裆、螣蛇。
5.黑介帻者，国官视品、府佐谒府、国子大学四门生俊士参见之服也。簪导，白纱单衣，青襟、褾、领，革带，乌皮履。未冠者，冠则空顶黑介帻，双童髻，去革带。
6.具服者，五品以上陪祭、朝飨、拜表、大事之服也，亦曰朝服。冠，帻，簪导，绛纱单衣，白纱中单，黑领、袖，黑褾、襈、裾，白裙、襦，革带金钩▌，假带，曲领方心，绛纱蔽膝，白袜，乌皮舄，剑，纷，鞶囊，双佩，双绶。六品以下去剑、佩、绶，七品以上以白笔代簪，八品、九品去白笔，白纱中单，以履代舄。
7.从省服者，五品以上公事、朔望朝谒、见东宫之服也，亦曰公服。冠，帻，缨，簪导，绛纱单衣，白裙、襦，革带钩▌，假带，方心，袜，履，纷，鞶囊，双佩，乌皮履。六品以下去纷、鞶囊、双佩。
先看最后两种，即第6种具服和第7种从省服。两服的构成、称呼和用法，与隋无异。“冠，帻”仍是具服与从省服所共有的，它们就是第3种“进贤冠”及第5种“黑介帻”。之所以单称“冠”而不特称“进贤冠”，是因为那“冠”除进贤冠外还包括远游冠、獬豸冠、高山冠、却非冠(97)，这五冠处于同一服等。情况是这样的：一般文官穿的具服或从省服，其“冠”为进贤冠；而亲王、法官、谒者或亭长门仆所穿的具服或从省服，其“冠”为远游冠、獬豸冠、高山冠或却非冠。上引第7条说“从省服”为“公事、朔望朝谒”之服，而第3条说“进贤冠”是“文官朝参”之服(98)，也说明进贤冠就是从省服中的“冠”，进而也是具服之冠了。
可见在《新唐志》“群臣之服二十有一”的说法中，具服、从省服与其余的进贤冠、黑介帻等冠，并不是同等概念——进贤冠、黑介帻是具服与从省服的组成部分。它们彼此交叉重叠。王宇清先生把唐朝冠服分为7类，但他未能弄清具服、从省服与进贤冠的关系，结果把远游冠、进贤冠、法冠、高山冠等叙述为第4类，而把具服叙述为第6类，把从省服叙为第7类(99)。看来王先生没弄清楚，进贤冠、法冠、高山冠等“冠”，就是具服、从省服中的“冠”。可见《新唐志》“群臣之服二十有一”的说法有误导性，因为列在最后的两种——即具服与从省服——是服等概念而非冠类概念，与前面的19种交叉重叠。某些学者叙唐代冠服时，未加辨析而径用“二十有一”之说，那不怎么妥当。
孙机先生说：“唐代以冠服为朝服，故以下冠服一等的弁服为公服。”可我们看到，唐朝公服并不是弁服，而是使用冠、帻的从省服，同隋。这从皇太子的冠服上也看得出来。皇太子的具服，是饰物齐备的远游三梁冠；其公服，是比具服简单一些的远游冠；再下就是乌纱帽、平巾帻和鹿皮弁服等(100)。那么在皇太子那里，弁服也不是公服或朝服。孙先生还把武官的平巾帻说成“朝服”，可皇太子的平巾帻被列在朝服、公服之外，不好看成朝服吧。
进贤冠与黑介帻的搭配构成了文官朝服，单用的黑介帻则如前引《新唐志》第5条所示，是“国官视品、府佐谒府、国子大学四门生俊士参见之服”。类似的搭配还有武弁与平巾帻：武弁与平巾帻二者共用，就构成了“武官朝参”之服；单用的平巾帻，则如前引《新唐志》第4条所示，是“武官、卫官公事之服也”。
对“公事之服”的提法，要给予特别注意。从构成、用途和等级看，我们认为，唐朝的“公事之服”应视为一个单独服等。武官以平巾帻为“公事之服”，而文官也有其“公事之服”。请看前引《新唐志》第2条：“弁服者，文官九品公事之服也。”“弁”即“皮弁”，它来自古代礼书中的“皮弁”，曾为冠礼“三加”之一，是鹿皮制成的。
唐以弁服为“公事之服”，其事在隋已然。《旧唐志》：隋朝“弁冠，朱衣裳素，革带，乌皮履，是为公服。其弁通用乌漆纱为之……文官寻常入内及在本司常服之。”可见这套弁服，在隋朝是“文官寻常入内及在本司常服之”，在唐朝是“公事之服”，二者显系上承下效关系。什么是“公事”呢？“公事”包括两种场合：一、朝参之外的因事入见皇帝，即“寻常入内”；二、本司的日常办公。换言之，准以唐制，隋朝的弁服其实是“公事之服”，而不是《旧唐志》所说的“公服”。“公服”与“公事之服”是两个服等，各有各的用途，“公服”用于朝参，“公事之服”不用于朝参。
进而《旧唐志》叙隋“弁冠”，其所使用的“冠”字也有问题。若以“冠”为泛称，当然不妨说弁也是一种冠；若以狭义绳之，则唐制中弁是弁、冠是冠，“冠”特指进贤冠等五冠(101)。《旧唐志》隋朝“弁冠……是为公服”那句话的正确表述，应是“弁服……是为公事之服”。《旧唐志》作者疏忽或误会了，把“公事之服”说成了“公服”。少了“事之”二字，便可能招致误解。
顺便说，《旧唐志》所记隋朝车驾制度，也存在着问题。《旧唐志》云：“隋制，车有四等，有亘幰、通幰、轺车、辂车。”孙机先生指出：“其四等之说，全然与隋制不合，且置辂车于第四等，尤失其序……案《隋志》五通卷皆言车制，叙述甚详。本节仅节取其‘犊车’条末后数语，而以之概括隋代车制，殊爽原意。”(102)这就是说，《旧唐志》既用“四等”概括隋朝冠服之制，又用“四等”概括隋朝车舆之制，但二者都不尽准确。
文官的弁服和武官的平巾帻都是“公事之服”，在唐朝冠服体制中，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单独服等。请看《唐六典》卷四《尚书礼部》对唐朝冠服的概括：
凡王公、第一品服衮冕……六品至九品服爵弁……
凡百官朝服，陪祭、朝会，大事则服之……
公服，朔望朝、谒见皇太子则服之……
弁服，〔文官〕寻常公事则服之……
平巾帻之服，武官及卫官寻常公事则服之……
袴褶之服，朔望朝会则服之……(103)
《唐六典》的分等叙述，比两《唐志》清晰得多了，它昭示人们，弁服与平巾帻同系“公事之服”，“寻常公事则服之”，自为一等。
《唐六典》上文还列有一种“袴褶之服”，“朔望朝会则服之”。袴褶出现于东汉末，本来是劳动者的服装，后来变成了军服。唐朝有一段时间，百官在多种场合穿袴褶。就其用于“朔望朝会”而言，它与用于“朔望朝”的公服规格相同，大概用了袴褶就不用公服套装中的“绛纱单衣，白裙襦”了。又：
1.唐睿宗文明元年（684年）七月甲寅诏：……京文官五品已上，六品已下七品清官，每日入朝，常服袴褶。诸州县长官在公衙，亦准此。（《旧唐书》卷四五《舆服志》）
2.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御史大夫李适之建议：“冬至、元日大礼，朝参官及六品清官服朱衣，六品以下通服袴褶。”天宝中，御史中丞吉温建议：“京官朔望朝参，衣朱袴褶，五品以上有珂伞。”（《新唐书》卷二四《车服志》）
3.唐德宗贞元十五年（799年）：膳部郎中归崇敬以百官朔望朝服袴褶非古礼，上疏云：“按三代典礼、两汉史籍，并无袴褶之制，亦未详所起之由。隋代以来，始有服者，事不师古，请罢之。”奏可。（《文献通考》卷一○七《王礼考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017页中栏；又见同书卷一一二《王礼考七》，第1017页上栏。）
第1条说在京五品以上及六七品清官，每日入朝，常服袴褶。这跟用于朝参的弁服是相近的；同时“诸州县长官在公衙，亦准此”穿袴褶，在公衙办公应属“寻常公事”了，而弁服也是“寻常公事之服”。第2条说冬至及元日大礼，朝参官及六品清官服朱衣，六品以下服袴褶。那么对六品以下官，袴褶又用于朝服场合了。由第3条知，唐德宗时罢袴褶，其服不用了。据此我们认为，一度被使用的袴褶，其用途类似公服，某些情况下也相当弁服与朝服。因为袴褶的使用跨越了几个服等，所以不必看成一个独立服等。
燕服则可以构成一个独立服等。燕服有时被称为常服。《旧唐书·舆服志》：“燕服，盖古之亵服也，今亦谓之常服。……隋代帝王贵臣，多服黄文绫袍，乌纱帽，九环带，乌皮六合靴。百官常服，同于匹庶，皆着黄袍，出入殿省。天子朝服亦如之，惟带加十三环以为差异，盖取于便事。其乌纱帽渐废，贵贱通服折上巾，其制周武帝建德年所造也。晋公宇文护始命袍加下襕。……武德初，因隋旧制，天子燕服，亦名常服，唯以黄袍及衫，后渐用赤黄，遂禁士庶不得以赤黄为衣服杂饰。”天子“其常服，赤黄袍衫，折上头巾，九环带，六合靴，皆起自魏、周，便于戎事。自贞观已后，非元日冬至受朝及大祭祀，皆常服而已”；皇太子“若燕服，常服紫衫袍，与诸王同”。官僚的燕服也是折上巾、乌皮六合靴和袍衫；袍衫之色是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绯，六七品服绿，八九品服青。
皇帝、太子和官僚的服等，存在着对应关系，可以互证。《唐六典》卷四《礼部尚书》：“乘舆之服则有大裘冕、衮冕、鷩冕、毳冕、絺冕、玄冕、通天冠、武弁、弁服、黑介帻、白纱帽、平巾帻、翼善冠之服。……皇太子之服则有衮冕、具服远游冠、公服远游冠、乌纱帽、弁服、平巾帻、进德冠之服。”由此，把皇帝、太子和官僚的有关冠服简列如下：
翼善冠、进德冠属什么服等呢？二冠为唐太宗所制，其形制与弁相近。翼善冠为唐太宗自服，进德冠赐给贵臣服，太子也服。李▌墓中出土了三梁进德冠，可供了解那冠的原始样子(104)。在一段时间中，皇帝在元日、冬至、朔望视朝时服翼善冠，那么臣下相应要服进德冠；若皇帝朔望视朝仍用弁服，则臣下应亦步亦趋，弁服如故了(105)。所以，进德冠的用途与弁服、公服、朝服重合，也不构成独立的服等。
下将唐朝服等表示如下：
也就是说，唐朝的文官服等有五，武官则是四等。马端临对唐朝冠服，是这么概括：“王公以下冠服，唐制有衮冕九旒……爵弁、朝服、公服、袴褶、弁服。宋朝省八旒、六旒冕、公服、弁服。”(106)在其所叙唐制中，袴褶是一种服装但不构成一个服等；弁服被他单独列为一类，说明他对那种“公事之服”有正确认识。
最后再对“常服”概念略加辨析。《旧唐志》把隋朝的平巾帻、紫衫白袍、靴称为“常服”，对这一点，孙机先生提出了非议，他认为常服是燕服。我们觉得，“常服”概念比较散漫，往往只是“日常之服”的意思。在南北朝，祭服之外的冠服都可称“常服”，皇帝通天冠也可以称常服。然而有时常服又是对朝服而言的。《魏书》卷十四《元丕传》：“至于衣冕已行，朱服列位，而丕犹常服列在坐隅。晚乃稍加弁带，而不能修饰容仪。”“冕”属祭服，“朱服”属朝服，则其“常服”应在祭服、朝服之外，实为胡服；“晚乃稍加弁带”的服装，大概是弁服。《隋书》卷三《炀帝纪上》：“上常服，皮弁十有二琪；文官弁服，佩玉。”隋炀帝所“常服”的皮弁，又是相对于冕服和通天冠而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