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常服”可以专指燕服(107)，但弁服似乎有时也算常服(108)。又《新唐书》卷二四《车服志》说“太宗……常服则有袴褶与平巾帻”，那么平巾帻还真可以说成是“常服”的。但《新唐志》叙述太子之服，先说平巾帻是紫裙白袴，又云“常服则有白裙襦”，那么紫裙白裤的平巾帻又不算常服了。又如“其在京诸司文武职事，五品已上清官，并六品七品清官，并每日入朝之时，常服袴褶”(109)，话中以袴褶为“常服”。而在“帝、后俱兴，尚宫引皇帝入东房，释冕服，御常服”(110)、“近日惟郊庙太微宫具祭服，五郊迎气日月诸祠，并祇常服行事”(111)这类记述里面，“常服”明指祭服外的冠服，朝服通天冠、进贤冠都在常服之列。“常服”的各种意义，列为下表：
那么“常服”可指祭服之外的冠服，可指祭服、朝服之外的冠服，也可以特指燕服。看来“常服”概念是比较散漫灵活的，含义不太确定。所以在讨论服等之时，对那套折上巾、袍、靴构成的服饰，我们觉得特称“燕服”为好，称之为“常服”则难免纠缠不清。反过来说，也不能见到“常服”就认定它必定是折上巾、袍、靴。称平巾帻为“常服”，未必就是错误。
唐后期服等发生了一些变化。马端临说，“宋朝省八旒、六旒冕、公服、弁服”。细考《唐六典》、《通典》与两《唐志》，四者对公服、弁服及其用途的记载，其间存在着微妙的差异。《唐六典》说“弁服，［文官］寻常公事则服之”；“公服，朔望朝、谒见皇太子则服之。”《通典》所述与《唐六典》相同(112)。按照《通典》与《唐六典》的叙述，弁服与公服各有其用，并不重合。《新唐志》的说法。就不同了，先称“弁服者，文官九品公事之服也”，随后又云“从省服者，五品以上公事、朔望朝谒、见东宫之服也，亦曰公服”。这样一来，弁服用于“公事”，从省服也用于“公事”，二者的运用场合发生了交叉。《旧唐志》叙述了平巾帻，却根本没记弁服，同时又说唐朝的公服是“谒见东宫及余公事则服之”，公服的用途包括了“余公事”，似乎把“寻常公事则服之”的弁服的领地兼并了。兹将其间差异列为下表：
我们暂时推测，《唐六典》与《通典》反映的是较早情况，其时公服和弁服有明确分工，互不相扰，是两个服等。但唐后期弁服的使用场合逐渐缩小，被公服压缩了。在这时候，朝服、公服、弁服3个服等开始简化，开始向宋朝的朝服、常服两等演变，隆重的朝礼用朝服，日常公事用常服而已。
唐后期公服有兼并弁服之势，由此走向宋朝的常服制度。从用途和规格说，宋朝的常服与唐朝公服在服等上相近，具体所指的冠服则不相同。《宋史》卷一五二《舆服志四》：“朝服：一曰进贤冠，二曰貂蝉冠，三曰獬豸冠，皆朱衣朱裳。”朝服即进贤冠加绯罗袍、绯罗裙。至于常服，是幞头与曲领大袖衫，其服色依官品而定。同书卷一五三《舆服志五》：“凡朝服谓之具服，公服从省，今谓之常服。宋因唐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其制，曲领大袖，下施横襕，束以革带，幞头，乌皮靴。自王公至一命之士，通服之。”所谓“凡朝服谓之具服，公服从省”一句，说的是唐制而非宋制；“今谓之常服”，并不等于宋朝的常服也是朝服之“从省”。宋朝的朝服是梁冠、朱衣朱裳，常服是幞头、曲领大袖衫，服色依品级而异，二者间并无“从省”关系。
唐宋间服等变化的更多细节，有待另行详考，本文不赘。但要特别说明，我们认为“服等”主要是个规格与场合的概念，至于各服等所对应的具体服饰是什么，则是因时而异的。某种服饰跨越了两个服等的情况，时或出现；各服等的名称未必总那么严格，有时也用得比较随意。所以对服等的结构，要从“场合”、“服饰”、“名称”三方面综合考虑。
至于明朝，以梁冠、青罗衣、赤罗裳为祭服，以梁冠、赤罗衣、赤罗裳为朝服，以乌纱帽、盘领右衽袍、束带为公服，以乌纱帽、团领衫为常服，嘉靖皇帝还为官员制定了燕服。就是说，明朝冠服也有5个服等，与唐朝服等之数相同。
【注释】
(1)格罗塞：《艺术的起源》，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81页。
(2)傅克斯：《欧洲风化史·风流世纪》，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13-114页。
(3)凯瑟：《服装社会心理学》，中国纺织工业出版社2000年版，下册第447页。
(4)华梅：《服饰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章第3节“历代舆服志”，第116页以下。
(5)例如在美国，“大部分早期的美国职业群体都有其传统的服装”。参看布鲁范德：《美国民俗学》，汕头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53页。法国17世纪的职业服装，可参看拉米西：《奇异的服装和职业》，上海书店2001年版。
(6)可参看华梅：《服饰社会学》，第三章“社会角色的标志——一般社会角色和特定身份标志”，“标明性别差异”、“标明社会地位”、“标明社会职业”、“标明政治集团”、“标明信仰派系”、“社会活动标志”等节。
(7)例如王霄兵、张铭远先生的《服饰与文化》，就只讲了制服“以一种图案或颜色，或服装的式样来固定地表示某一对象”。中国商业出版社1992年版，第101-102页。本文则把制服上的服饰元素的区分功能，分为区分职能和区分级别两点。
(8)《史记》卷三十《平准书》：“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
(9)《广韵》卷四《十四泰》：“《晋令》，侩卖者，皆当著巾，白帖额，言所侩卖及姓名，一足白履，一足黑履。”周祖谟编：《广韵校本附校勘记》，中华书局1960年版，上册第383页。又《初学记》卷二六《器物部·履》，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629页。
(10)“非人”，日本江户时代的贱民之一种。他们不能束发，参看竹内理三：《日本历史辞典》，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7页。
(11)尚会鹏：《种姓与印度教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7页。
(12)《战国策·赵策二》，第663页。
(13)《论衡·讥日》。后文又云：“造冠无禁，裁衣有忌，是于尊者略，卑者详也。”造帽子没吉凶禁忌，裁衣服却有吉凶禁忌，在王充看来，那就是“冠”尊于“衣”的意思。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67页；又刘盼遂：《论衡集解》，古籍出版社1957年版，第480页；黄晖：《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994页。但这里还要补充指出，造冠虽无禁忌，但举行冠礼的日子，却是有禁忌的。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秀日……冠、制车、制衣裳、服带吉。”见《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181页。
(14)杨宽先生说：“可知初次加冠，无非表示授予贵族‘治人’的特权；再次加皮弁，无非表示从此要参与兵役，有参与保护贵族权利的责任；三次加爵弁，无非表示从此有在宗庙中参与祭祀的权利。”见其《古史新探》，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52页；《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86页。
(15)《史记》卷六七《仲尼弟子列传》。
(16)首先，周朝的冕是否有旒，无法得到考古资料的证明。周以至夏商虽然出土了很多穿孔玉珠，但多用于项链、玉组佩及其他串饰上，并不是冕旒所用的玉珠，看不到冕旒的迹象。其次是服章。周朝冕服上有“火龙黼黻”之类纹章，可以推想等级较高则纹章较多，但严整的十二章制度是否存在，也没多少史料足资证明。
(17)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78页。
(18)郭沫若先生认为“黄”是佩玉：“黄、珩、衡为一物”（《金文丛考·金文余释·释黄》，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63页）；“古金文乃至甲骨文中之黄字或从黄之字所从黄字，为珩之初文，乃玉佩之象形。”（《师克盨铭考释》，《文物》1962年第6期）但唐兰先生认为“黄”是系巿之带，见其《毛公鼎朱韨葱衡玉环玉瑹新解》，《光明日报》1961年5月9日，收入《唐兰先生金文论集》，紫禁城出版社1995年版，第88页以下。陈梦家先生也说是衣带，见其《西周铜器断代·赏赐篇·释黄》，《燕京学报》新1期，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77页以下。近年孙机先生详考其事，认为“黄为命服中的玉佩”，至此已无可置疑。见其《周代的组玉佩》，收入《中国古舆服论丛》（增订本），第124页以下。
(19)参看杨宽：《西周史》，第476页以下；陈汉平：《西周册命制度研究》，学林出版社1986年版，第284页以下；汪中文：《西周册命金文所见官制研究》，台湾国立编译馆1999年版，第324页以下。
(20)《十三经注疏》，第426页上栏。
(21)《十三经注疏》，第1481页上栏。
(22)许慎：《说文解字》卷七下，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60页。“赤巿”二字据段玉裁之说补，见其《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362页下栏。
(23)孙机：《周代的组玉佩》，收入《中国古舆服论丛》，第131页。
(24)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赏赐篇》，《燕京学报》新1期，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74页以下；陈汉平：《西周册命制度研究》，第286页以下。
(25)许倬云先生也说：“《礼经》所谓君子庶人之别及封建阶级之间的区分，都未必是如何井然有序的。”《求古编》，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版，第233页。
(26)冯尔康：《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页。
(27)参看石璋如：《殷代头饰举例》，《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8本下，1957年；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版，第6页以下；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85页以下；宋镇豪：《中国风俗通史》第2卷夏商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347页以下；陈高华、徐吉军：《中国服饰通史》，宁波出版社2002年版，第61页以下；宋镇豪：《商代玉石人像的服饰形态》，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2集，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82页以下；等等。
(28)分见《管子·立政》：“度爵而制服”，赵守正：《管子注译》，广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9页；及《周礼·春官·典命》，《十三经注疏》，第781页上栏。
(29)《大明集礼》卷三九《冠服》，明嘉靖九年内府刻本。
(30)戴庞海：《先秦冠礼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07页以下。当然也有学者认为，“总的说来，‘衣服不贰，从容有常，以齐其民’、‘禁异服’、‘同衣服’，重共性而限个性发挥，求观念守常而轻款式繁化，是春秋战国时各国统治者安民导俗的通举。”参看宋镇豪：《中国春秋战国习俗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2页。这个判断也许适合春秋，但不适合战国那个变革时代；既令统治者真的都有“禁异服”的“通举”，也没能限制住新服饰的蓬勃涌现。
(31)《汉书》卷九三《佞倖传》：“故孝惠时，郎侍中皆冠鵔鸃，贝带，傅脂粉。”《汉书》卷六三《武五子传·燕王刘旦传》记，汉宣帝时燕王刘旦谋反：“郎中、侍从者著貂、羽，黄金附蝉，皆号侍中。”按貂、羽似不并插，插貂者是侍中，插羽的为鵔鸃冠、鹖冠。这句话应理解做郎中著羽，侍从著貂。
(32)卫宏《汉旧仪》卷上：“中郎将一人，施旄头，属羽林。”《汉官六种》，第34-35页。又《汉书》卷六三《武五子传·燕王刘旦传》：“建旌旗鼓车，旄头先驱。”颜师古注：“凡此旄头先驱，皆天子之制。”
(33)《汉旧仪》卷上：“选能治剧长安、三辅令，取治剧。皆试守，小冠，满岁为真，以次迁。奉引则大冠。”同书卷下：“县户口满万，置六百石令，多者千石。户口不满万，置四百石、三百石长。大县两尉，小县一尉，丞一人。三百石丞、县长黄绶，皆大冠。亡新令长为宰，皆小冠。”均见《汉官六种》，第68、82页。可见“小冠”有非正式或等级稍低的意思，“大冠”则是标准的进贤冠了。《汉书》卷六八《霍光传》“更以（霍）禹为大司马，冠小冠，亡印绶。”霍禹“冠小冠，亡印绶”，都是地位稍低的意思。《续汉书·舆服志下》刘昭注引《古今注》：“建武十三年，初令令长皆小冠。”这个做法，也许可以同光武帝裁减郡县、精兵简政的措施联系起来。
(34)蔡邕：《独断》卷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8页以下。
(35)《续汉书·舆服志》、《隋书·礼仪志》、《太平御览·服章部》等所引。应劭、阮谌是汉末人，董巴是曹魏博士。
(36)戴平指出：“纵观中国少数民族之饰，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重头轻脚。这一现象古已有之……”见其《中国民族服饰文化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35页以下。
(37)《续汉书·舆服志》：“獬豸神羊，能别曲直，楚王尝获之，故以为冠。胡广说曰：《春秋左氏传》有南冠而絷者，则楚冠也。秦灭楚，以其君服赐执法近臣御史服之”。汉代的獬豸冠两角，见《续汉志》注引《异物志》：“今冠两角，非象也。”又蔡邕《独断》卷上：“今冠两角，以獬豸为名，非也。”《淮南子·主术》：“楚文王好服獬冠，楚国效之。”张双棣：《淮南子校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86页。包山楚简有“桂冠”，胡雅丽先生认为就是“觟冠”，亦即獬豸冠，见其《包山楚简服饰资料研究》，收入王光镐主编《文物考古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51页。陈荣先生认为，獬豸冠最初来自羌族的羊角帽，楚人来源于西羌，所以楚王好服獬豸冠。见其《论獬豸冠与“西王母”》，《青海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38)《隋书》卷十二《礼仪志七》：“故《淮南子》曰：‘楚庄王冠通梁组缨。’注云：‘通梁，远游也。’”《通典》卷五七《礼十七·嘉礼二》：“远游冠，秦采楚制。楚庄王通梁组缨，似通天冠而无山述。”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28页下栏。按今检《淮南子》，无“楚庄王冠通梁组缨”之文；仅其《齐俗》篇有“楚庄王裾衣博袍，令行乎天下，遂霸诸侯”一句。然而《太平御览》卷六八五《服章部二·远游冠》引云：“《淮南子》曰‘楚庄王通梁组缨。’高诱曰：‘通梁，远游冠。’”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065页下栏。又见《事类赋注》卷十二《服用部·冠》，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61页；《玉海》卷八一《车服·远游冠》，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7年版，第1507页下栏等。又王念孙《广雅疏证》卷七下：“《淮南子·齐俗训》：‘楚庄王通梁组缨。’《太平御览》引高诱注云：‘通梁，远游冠也。”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899页。王泰岳等《四库全书考证》卷二六《隋书卷十二》：“‘楚庄王通梁组缨’，刊本‘缨’讹‘缕’，据毛本及《淮南子》改。”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629页上栏。又《后汉书集解校补》，柳从辰亦云：“《淮南子》：‘楚庄王通梁组缨。’高注：‘通点，远游也。’是此冠亦楚制。”参看王先谦：《后汉书集解》，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60页上栏。似乎王念孙、王泰岳、柳从辰都确实在《淮南子》中看到了“通梁组缨”四字。《墨子·公孟》提到了楚庄王“组缨”：“昔者，楚庄王鲜冠组缨，缝衣博袍，以治其国。”但其“鲜冠”二字不同于“通梁”。录以存疑。
(39)《续汉书·舆服志下》：“武冠，一曰武弁大冠，诸武官冠之。侍中、中常侍加黄金珰，附蝉为文，貂尾为饰，谓之‘赵惠文冠’。胡广说曰：赵武灵王效胡服，以金珰饰首，前插貂尾，为贵职。秦灭赵，以其君冠赐近臣。”汉代国王仍有用惠文冠的。《汉书》卷六三《武五子传》：昌邑王刘贺“衣短衣大绔，冠惠文冠。”但孙机先生认为“惠”是稀疏的繐布，与赵惠文王无关，见其《进贤冠与武弁大冠》，收入《中国古舆服论丛》（增订本），第169页。按，蔡邕《独断》卷下：“法冠，楚冠也。一曰柱后惠文。”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8页。法冠是楚冠、非赵冠，然而也称“惠文”，可见“惠文”与赵惠文王无关，孙先生所云甚是。但那只是说“貂尾为饰”之冠与赵惠文王无关，却不能说其与赵武灵王无关。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时，“王遂胡服”，见《战国策·赵策二》，第655页。此冠的特点不在繐布，而在饰貂，帽上饰貂应系胡俗。《续汉志》注引胡广曰：“意谓北方寒凉，本以貂皮暖额，附施于冠，因遂变成首饰。”从汉代画像“二桃杀三士”中的冠上貂尾形象看，是很粗的貂尾从顶部弯曲垂下的，与后世斜插在冠之侧部，似有不同。
(40)《续汉书·舆服志》记高山冠，“胡广说曰：高山冠，盖齐王冠也。秦灭齐，以其君冠赐近臣谒者服之。”徐广说同。
(41)《史记》卷九七《郦生陆贾列传》记，郦生见刘邦时“冠侧注”，“侧注”即高山冠。而当时郦生只是里监门吏，自称为“高阳贱民”。
(42)《淮南子·主术》：“赵武灵王贝带、鵔鸃而朝，赵国化之。”张双棣：《淮南子校释》，第986页。按《续汉志》“谓之赵惠文冠”之后，刘昭注谓“又名鵔鸃冠”。这就把赵武灵王戴鵔鸃冠之事，与其在武冠上加貂尾之事，混为一谈了。
(43)《说文解字》卷四上：“秦汉之初，侍中冠鵔鸃。”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82页。《史记》卷一二五《佞幸传》：“故孝惠时，郎侍中皆冠鵔鸃、贝带。”“贝带”应作“具带”，参看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二二《史林十四·胡服考》，《王国维先生全集初编》，台湾大通书局1976年版，第3册第1069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29页。
(44)《史记》卷九九《叔孙通传》。
(45)可参看杨宽：《冠礼新探》，收入《古史新探》，第248页；《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82页。
(46)蔡邕：《独断》卷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9页。
(47)参看孙机：《进贤冠与武弁大冠》，收入《中国古舆服论丛》（增订本），第163页。
(48)《续汉书·舆服志下》。
(49)亦参孙机：《进贤冠与武弁大冠》，第169页。
(50)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二二《史林十四·胡服考》。
(51)此外东汉天子可能使用五梁冠。《后汉书》卷三八《法雄传》：“永初三年，海贼张伯路……冠五梁冠，佩印绶。”李贤注云：“《汉官仪》曰：‘诸侯冠进贤三梁，卿大夫、尚书、二千石冠两梁，千石以下至小吏冠一梁。’无五梁制者也。”后汉官僚不用五梁冠，那么张伯路的五梁冠何所取法呢？我们推测是取法天子，因为晋南北朝天子有五梁进贤冠、五梁远游冠，见《晋书》卷二五《舆服志》、《宋书》卷十八《礼志五》、《隋书》卷十一《礼仪志六》；及《太平御览》卷六八五《服章部二》引徐广《舆服杂注》，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056页。晋南北朝天子所用五梁冠，可能是上承东汉的。又，朱锡禄先生曾说，武梁祠后壁画像上的梁高行、楚昭贞姜及双层楼房中的两人都戴五梁冠。见其《武氏祠汉画像石》，山东美术出版社1986年版，图七、图八，及107-108页说明。这些人都是女性，所谓“五梁”实为花钗。朱先生的《武氏祠汉画像石中的故事》（山东美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32页）一书，已改称“梁高行头戴首饰”、楚昭贞姜“戴花冠”了。
(52)阮谌《三礼图》：“通天冠，一曰高山冠，上之所服。”《太平御览》六八五《服章部二》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册第3056页上栏。又《续汉书·舆服志》注引卫宏《汉旧仪》：“乘舆冠高山冠，飞月之缨，帻耳赤，丹纨里衣，带七尺斩蛇剑，履虎尾絇履。”刘昭注：“案此则亦通于天子。”
(53)《续汉书·舆服志下》：“巧士冠，［前］高七寸，要后相通，直竖。不常服，唯郊天，黄门从官四人冠之。”蔡邕《独断》卷下：“巧士冠，其冠似高山冠而小。……巧士冠高五寸，要后相通，扫除从官服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8-19页。
(54)《汉书》卷八八《儒林传》：“（任）章为公车丞，亡在渭城界中，夜玄服入庙，居郎间，执戟立庙门，待上至，欲为逆。发觉，伏诛。”颜师古注：“郎皆皂衣，故章玄服以厕也。”是说郎官玄服即皂衣。同书卷九九下《王莽传下》：“其令郎、从官皆衣绛。”新莽时郎从官改服绛衣，恰好反证郎从官此前是服黑的。
(55)《汉书》卷一《高帝纪》。
(56)傅玄《傅子》：“高山制似通天、远游，乃毁变先形，令行人、使者服之。”《太平御览》六八五《服章部二》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册第3057页。又《宋书》卷十八《礼志五》：“谒者高山冠，本齐服也。一名侧注冠。秦灭齐，以其君冠赐谒者。魏明帝以其形似通天、远游，乃毁变之。”其事又见《隋书》卷十二《礼仪志七》。
(57)《宋书》卷十八《礼志五》：“魏明帝以公卿衮衣黼黻之文，拟于至尊，复损略之”。其事又见《晋书》卷二五《舆服志》及傅玄《傅子》，《太平御览》卷六八五、六九○引，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册第3080页。
(58)《隋书》卷十一《礼仪志六》。
(59)据沈从文先生研究，汉代妇女一般在发间斜插六花钗。然而就画像砖石所见，这种妆饰一般用于舞女或婢妾，贵族妇女头上却不多见。“贵族妇女除如史志所在流行马皇后四起大髻，此外簪、钗均少使用，而在伎乐或执行一般任务的女性婢仆头上，反而出现满头珠翠。金银六钗更明确在发髻间外露。”见其《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185、191-192页。可见汉代妇女首饰，等级限制并不严格。沈先生随后又说汉代妇女钗环使用有极严格的区别，似与前文所论相左。
(60)华梅：《服饰与中国文化》，第29页。
(61)徐庭云主编：《中国社会通史》第3卷，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05页。
(62)黄正建：《唐代衣食住行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7页。
(63)《隋书》卷十二《礼仪志七》。
(64)吴玉贵：《中国风俗通史》（隋唐五代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26页。
(65)《新唐书》卷二四《车服志》。即：1.衮冕、2.鷩冕、3.毳冕、4.絺冕、5.玄冕、6.平冕、7.爵弁、8.武弁、9.弁服、10.进贤冠、11.远游冠、12.法冠、13.高山冠、14.委貌冠、15.却非冠、16.平巾帻、17黑介帻、18.介帻、19.平巾绿帻、20.具服、21.从省服。黄能馥、陈娟娟先生说群臣之服22种，那是把“婚服”也加上了。见其《中国服装史》，中国旅游出版社1995年版，第148页；或《中国文化通志·服饰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28页；或《中国服饰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30页。朱和平也说是22种，见其《中国服饰史稿》，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98页。大概是承袭黄、陈之说。但这算法未必稳妥。若婚服要算上，丧服是不是也要算进去呢。而且婚服即冕服、爵弁、公服。《唐六典》卷四《礼部郎中》：“若职事官三品已上有公爵者，嫡子婚，听假絺冕；五品已上孙、九品已上子及五等爵婚，皆假以爵弁服；庶人婚，假以绛公服。”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17页。那么婚服是在“群臣之服二十有一”之内的。
(66)1—7种为祭服，除平冕为郊庙武舞郎之服外，其余可以合计。平巾帻与武弁应属一类，武官、卫官以平巾帻为“公事之服”，武官在朝参时再把武弁加于平巾帻上。又黑介帻与进贤冠也应属一类，文官朝参的进贤冠也是加于黑介帻上的。隋朝已是如此。《隋书》卷十二《礼仪志七》：“承远游、进贤者，施以簪导，谓之‘介帻’；承武弁者，施以笄导，谓之‘平巾’。”唐朝黑介帻又是视品官及学生之服。流外官的介帻乃黑介帻之属，炊事人员的平巾绿帻应是平巾帻之属。
(67)王溥《唐会要》卷六一《御史台中》：“大事则豸冠、朱衣纁裳、白纱中单，以弹之；小事常服而已。”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067页。大事、小事，是就弹劾之事项重大与否而言的。
(68)黄能馥、陈娟娟先生说：“《旧唐书·舆服志》说通天冠有12首，唐王泾《大唐郊祀录》卷三说十二首是天之大数，大概是应12个月份的数字，也就是通天冠有12根梁。《新唐书·车服志》说通天冠有24梁，这大概是晚唐时的制度。”见其《中国服装史》，第153页；又其《中国文化通志·服饰志》，第246页；又其《中国服饰史》，第248页。朱和平也说12首是12梁，见其《中国服饰史稿》，第203页。大概是承袭黄、陈之说。按《大唐郊祀录》卷三所云原作“通天冠，加金博山，附蝉十二首”，可见“十二首”指的是“附蝉”。只要看看下文皇太子“具服远游三梁冠，加金附蝉九首”，就知道梁数不同于“首”数了（《大唐开元礼附大唐郊祀录》，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752页）。“首”犹今言“头”，“十二首”即十二头金附蝉，“九首”即九头金附蝉，与“梁”无关。
(69)如《唐会要》卷三一《舆服上·杂录》唐文宗太和六年（832年）六月礼部式：“又袍袄衫等曳地不得长二寸已上，衣袖不得广一尺三寸已上。妇人制裙不得阔五幅已上，裙条曳地不得长三寸已上，襦袖等不得广一尺五寸已上。”第573页。
(70)《续汉书·舆服志下》：“迎气五郊，各如其色，从章服也。”说的就是“五时朝服”。又《宋书》卷十八《礼志五》：“汉制，祀事五郊，天子与执事所服各如方色；百官不执事者，自服常服以从。”那“各如方色”之服也是“五时朝服”。
(71)《汉书》卷七八《萧望之传》张敞自言：“敞备皂衣二十余年。”如淳注：“虽有五时服，至朝皆著皂衣。”张敞说这话时官为京兆尹。他此前仕历：以乡有秩补太守卒史，察廉为甘泉仓长，稍迁太仆丞，擢为豫州刺史，宣帝征敞为太中大夫，与于定国并平尚书事。主兵车，复出为函谷关都尉，徙为山阳太守；拜胶东相，守京兆尹。那么他做这些官时都服皂朝服。
(72)《新唐书》卷二四《车服志》。
(73)《隋书》卷十二《礼仪志七》：“其朝服，亦名具服。……自一品已下，五品已上，衣服尽同，而绶依其品。陪祭朝飨拜表，凡大事皆服之。六品、七品，绶。八品、九品，去白笔、内单，而用履代舄。其五品已上，一品已下，又有公服，亦名从省服。并乌皮履，去曲领、内单、白笔、蔽膝。”叶炜君分析说：“朝服和公服都发生了变化，其中朝服的范围从‘七品已上’之服，扩大到了八、九品流内官，‘八品、九品去白笔、内单，而用履代舄’，略有简化而已。公服则成为了‘五品已上，一品已下’流内官除朝服外的另一套服装。”见其《从冠服制度看南北朝隋唐之际的官吏分途》，中国中古史中日学者联谊会论文，2007年8月25日，第5页。
(74)参《宋史》卷一五二《舆服志四》；卷一五三《舆服志五》。
(75)按，鼓吹令、丞之冠原称“袴褶冠”，宋徽宗宣和元年（1119年）以礼制局议，“卤簿既除袴褶，冠名不当仍旧，请依旧记如《三礼图》‘委貌冠’制。”从之。见《宋史》卷一四八《仪卫志六》。所谓委貌冠，仅鼓吹令丞服之而已。
(76)《宋史》卷一五二《舆服志四》。
(77)《明会典》的叙述模式与之类同。如其卷六十《礼部十八·冠服一》子目：皇帝冕服，皇后冠服，皇妃冠服，皇嫔冠服，内命妇冠服，皇太子冠服，皇太子妃冠服，亲王冠服，亲王妃冠服，公主冠服，世子冠服，世子妃冠服，郡王冠服，郡王妃冠服，长子冠服，郡主冠服，长子夫人冠服，镇国将军冠服，镇国将军妃冠服，辅国将军冠服，辅国将军夫人冠服，奉国将军冠服，奉国将军淑人冠服，镇国中尉冠服，镇国中尉恭人冠服，辅国中尉冠服，辅国中尉宜人冠服，奉国中尉冠服，奉国中尉安人冠服，县主冠服，郡君冠服，县君冠服，乡君冠服。其卷六一《冠服二》子目：文武官冠服，仪宾冠服，命妇冠服，进士巾服，状元冠服，生员巾服，吏员巾服，士庶巾服，士庶妻冠服，教坊司冠巾服。万历《明会典》，上海古籍出版社，第790册第196页以下；又万历《大明会典》，台湾文海出版社1984年版，第3册第1017页以下。《大明集礼》卷三九《冠服》分类较简，分为乘舆冠服、皇太子冠服、诸王冠服、群臣冠服、内使冠服、侍仪舍人冠服、校尉冠服、刻期冠服、士庶冠服，及皇后冠服、皇妃冠服、皇太子妃冠服、王妃冠服、内外命妇冠服、宫人冠服、士庶妻冠服而已。明嘉靖九年内府刻本，早稻田大学藏，第21册，电子扫描版。
(78)《宋书》卷二一《乐志三》载《艳歌罗敷行》：“十五府小史。”《汉书》卷八四《翟方进传》：“方进年十二三，失父孤学，给事太守府为小史，号迟顿不及事，数为掾史所詈辱。”“小史”年幼位卑，时遭大吏呵斥凌侮。严耕望先生称：“位次干者有小史，于吏员中最为卑末。”《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秦汉地方行政制度》，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四十五A，1990年版，第115页。
(79)参看叶炜：《从冠服体制看南北朝隋唐之际的官吏分途》；又其《论南北朝隋唐之际“流外”性质的变迁》，《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3期。
(80)《通典》卷一○八《礼六八·开元礼纂类三·序例下》引，第570页。
(81)《建州闻见录》：满洲早期“衣服则杂乱无章，虽至下贱，亦有衣龙蟒之绣者。”《建州闻见录校释》，辽宁大学历史系1978年版，第43页。女真对于龙纹，本来缺乏汉人那种高贵感受，所以清廷对官贵服饰使用蟒龙图案的限制，宽松一些了。
(82)华梅：《服饰社会学》，第102页以下；罗什：《平常事情的历史：消费自传统社会中的诞生，17—19世纪》，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246页。
(83)“朱衣素裳，革带”，中华书局标点本作“朱衣裳，素革带”。孙机先生断做“朱衣、裳素、革带。”见其《两唐书舆（车）服志校释稿》，收入《中国古舆服论丛》（增订本），第348页。按“裳素”当作“素裳”，因为《旧唐志》叙皇帝和皇太子弁服，皆作“绛纱衣素裳，革带”；《新唐书》二四《车服志》叙群臣弁服，亦作“朱衣素裳，革带”。知以“朱衣素裳，革带”为是。又叶炜君告知，“素革带”那东西也是有的，《隋书》卷十一《礼仪志六》叙陈朝皇太子朝服，有“素革带”；叙诸王朝服，有“素带”。
(84)王宇清：《中国服装史纲》，台湾中华大典编印会1967年版，第188-191页。
(85)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第294页。
(86)曾慧洁编：《中国历代服饰图典》，江苏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67页。
(87)许南亭、曾晓明：《中国服饰史话》，轻工业出版社1989年版，第68页。
(88)《隋书》卷十一《礼仪志六》。
(89)《隋书·礼仪志六》叙毕北周冕服，又云：“后令文武俱着常服，冠形如魏帢，无簪有缨。”那么其常服的冠应是“帢”一类东西，其形制类似魏晋幅巾，故称“魏帢”，但实为鲜卑突骑帽、乌纱帽、幞头之类。参看孙机：《从幞头到头巾》，收入《中国古舆服论丛》（增订本）。
(90)《周书》卷七《宣帝纪》：“诏天台侍卫之官，皆著五色及红紫绿衣，以杂色为缘，名曰品色衣。有大事，与公服间服之。”是公服之外还有品色衣，大概也属常服。《隋志》又云：“宣帝即位，受朝于路门，初服通天冠，绛纱袍。群臣皆服汉魏衣冠。”群臣所服之汉魏衣冠，应即进贤冠，与皇帝的通天冠用于同一场合。这套服装后来成为朝服了。
(91)《隋书》卷十一《礼仪志六》。又，北齐流外五品至流外九品吏员，以绛褠衣为公服。
(92)孙机：《南北朝时期我国服制的变化》，收入《中国古舆服论丛》（增订本），第201页。
(93)《梁书》卷五四《诸夷河南王传》叙述慕容鲜卑的风俗，提到了“大头长裙帽”；《隋书·礼仪志七》有“胡帽垂裙覆带”之语。吕一飞先生认为，“裙”是风帽后垂的边沿，见其《胡族习俗与隋唐风韵》，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6页。
(94)但隋朝祭服的旒章等级，却是上承北周的，不用北齐之法。参看拙作：《北魏北齐的冕旒服章：经学背景与制度源流》，《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3期。
(95)孙机：《两唐书舆（车）服志校释稿》，《中国古舆服论丛》（增订本），第343页。
(96)孙机：《两唐书舆（车）服志校释稿》，第346页。
(97)《唐六典》卷二二《织染署令》：“臣下之冠五，一曰远游冠，二曰进贤冠，三曰獬豸冠，四曰高山冠，五曰却非冠。”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575页。这五种冠，就是朝服、具服的“冠、帻”之“冠”。
(98)按唐代的朝参，有常朝和朔望朝之别。常朝即常参官的每日朝参，后改为单日朝参。常参官包括文武五品以上职事官，及两省供奉官、监察御史、员外郎、太常博士。朔望朝则在每月的初一、十五举行，这是较隆重的，在京九品以上文武职事官都要参加。参看张国刚：《唐代官制》，三秦出版社1987年版，第14页；李斌城：《唐代上朝礼仪初探》，收入《唐文化研究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7页以下。所谓“公事、朔望朝谒”包括“公事朝谒”即常朝和“朔望朝谒”两种朝参。
(99)王宇清：《中国服饰史纲》，第190-191页。王先生所述缺第5类，第4类后面就是第6类，大概编序号时马虎了。
(100)参看《旧唐书》卷四五《舆服志》。
(101)《唐六典》卷二二《织染署令》云“臣下之冠五”，又云“冕五”，“弁二”、“帻三”。可见“冠”、“弁”有别。第576页。
(102)孙机：《两唐书舆（车）服志校释稿》，收入《中国古舆服论丛》（增订本），第342页。
(103)《唐六典》，第117页以下。又同书卷二二《织染署令》专门讲造冠，所以另用“天子之冠”若干、“太子之冠”若干、“臣下之冠”若干的叙述模式。第575页以下。
(104)参看陕西历史博物馆、昭陵博物馆编：《昭陵文物精华》，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12页；介眉编著：《昭陵唐人服饰》，三秦出版社1990年版，第41页。
(105)《新唐书》卷二四《车服志》：“太宗……采古制为翼善冠，自服之。又制进德冠以赐贵臣，玉琪，制如弁服，以金饰梁，花趺，三品以上加金络，五品以上附山云。自是元日、冬至、朔、望视朝，服翼善冠，衣白练裙襦……其后朔望视朝，仍用弁服。”
(106)《文献通考》卷一一三《王礼考八·群臣冠冕服章》，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019页中栏。
(107)《旧唐书》卷九六《姚崇传》记姚崇临死之言：“吾身亡后，可殓以常服，四时之衣，各一副而已。吾性甚不爱冠衣，必不得将入棺墓，紫衣玉带，足便于身，念尔等勿复违之。”这“服紫，金玉带”的常服，正是燕服。
(108)《旧唐书》卷四四《职官志三》记侍御史：“大事则冠法冠，衣朱衣纁裳、白纱中单以弹之，小事常服而已。”又《唐会要》卷六一《御史台中》：“大事则豸冠、朱衣纁裳、白纱中单以弹之，小事常服而已。”“法冠，衣朱衣纁裳”与进贤冠、绛纱单衣在同一服等，那么文中“小事常服”的“常服”，就有可能是弁服了。不过《大唐开元礼》卷三叙弁服：“文官职事九品以上寻常公事服之。泥雨则通着常服。”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30页下栏。那么弁服又在“常服”之外了。
(109)武则天：《改元光宅赦文》，《全唐文》卷九六，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94页。
(110)《新唐书》卷十八《礼乐志八》。
(111)路航：《申严祀典议》，《全唐文》卷八四八，第8913页下栏。
(112)参看《通典》卷一○八《礼六十八·开元礼纂类三·君臣冕服制度》，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69-570页；或中华书局1988年版，王文锦等点校本，第280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