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僚政治的典型形态是“士大夫政治”，即由士人或文人充当官僚。这是传统中国最重大的政治特点之一。秦帝国任用专业文法吏的政治形态，并没有维持很久；在汉代，文吏逐渐被士人排挤，士人占据了政坛的中心。
有人不认为儒生与文吏的区别有多大意义，儒生也好、文吏也好，都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1)。另一方面，用非专业的士人承担官僚政治，却引起了来自不同文化传统者的重大关注。法国学者白乐日评价说：“中国士大夫……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专门化。”(2)美国学者赖文逊评价说：“他们的人文修养中的职业意义，就在于它不具有任何专门化的职业意义。”(3)社会学家韦伯也看到中国缺少专家政治：“士大夫基本上是受过古老文学教育的一个有功名的人；但他丝毫没有受过行政训练。……拥有这样官吏的一个国家和西方国家多少有些两样的。”(4)
进而人们看到，士人政治与军人政治也大相异趣。利玛窦在中国惊讶地发现，中国是由“哲学家”们统治的，“军队的官兵都对他们十分尊敬并极为恭顺和服从”(5)。欧洲中世纪有一个骑士阶层，“于是历史被缩减为君主的荣誉与骑士的美德的展示”(6)；而这与中国的“文士”恰好形成对比，中国历史经常被缩减为皇帝仁爱和士人德才的历史，士人拥有崇高的社会地位。日本的“武士”阶层以“刀”为“武士之魂”(7)，“刀”成了民族性格的象征物，武士们5岁开始就学习用刀(8)；中世的武士教育内容就是习武(9)。罗素有言：“哲人是与武人大不相同的人物，由于哲人的治理而产生的社会也和武人统治下产生的社会截然不同。中国和日本就是这种对比的实例。”(10)雷海宗先生称秦汉以后的中国文化是“无兵的文化”(11)，这曾引起若干学者的共鸣，把它视为“劣根性”和“积弱”的根源(12)。
春秋战国之际，社会中演生了一个士人阶层，此后他们对中国历史产生了巨大影响，包括政治社会的等级安排。本书上编第一章第三节阐述了“品位结构变迁的四线索”，即“贵—贱”、“士—吏”、“文—武”与“胡—汉”。“士”与“吏”、“文”与“武”的问题，都直接与士人阶层相关。“贵”与“贱”、“胡”与“汉”也与士人阶层相关。第一章第四节还提出了“品位结构三层面”的概念。在这个架构中，“士”之身份资格，是同时在“官—官”和“官—民”两个层面被规定的。在“官—官”层面，他们成了“士大夫”，并与军官、胥吏等区分开来；在“官—民”层面，“士为四民之首”，在官民间占据了一个结构性位置。
在唐宋明清，通过文化考试而来的学历，成为一种正式资格，士人的社会资格和任官资格。由此，中国传统国家与社会的一个特点，即“品级、等级和阶级的更大一致性”，就显露出来了。“士”的基本特征是“学以居位”，帝国统治者因其“学”而予其“位”，士人在王朝等级和社会分层中的地位，由此而定。不过，“士大夫政治”经历过曲折发展历程。在某种意义上，周代政治形态已略有“士大夫政治”的轮廓了。但战国秦汉间发生了历史的断裂，文吏和军吏一度霸占了政治舞台。汉代士人进入政权了，并在魏晋以降，经“门阀化”而获得了特殊显贵地位。在北朝与隋唐，士族门阀开始衰落，“士人的门阀化”的趋势转变为“士族的官僚化”。
我们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中，从“三层面”和“四线索”出发，通过比较前朝与后代，观察秦汉品位结构中“士”的地位的。下文将讨论三个问题：第一，选官体制和资格管理中的“士”的安排；第二，社会身份结构中“士”的免役特权；第三，王朝礼制中对“士”的特殊礼遇。
一 选官与资格视角中的士人
春秋以上“士”，可以是贵族最低等级之称，也可以是贵族之通称，包含卿大夫在内。公、卿、大夫、士都取决于家族地位和宗法身份。贵族既是行政政治的承担者，又是一个文教深厚的阶层。他们从小接受“六艺”，即诗、书、礼、乐、书、数的教育。据说做大夫得有九种能力——“九能”：“建邦能命龟，田能施命，作器能铭，使能造命，升高能赋，师旅能誓，山川能说，丧纪能诔，祭祀能语，君子能此九者，可谓有德音，可以为大夫。”(13)“士”这个称谓，由此就具有了浓厚的“文化人”意味。他们属“君子”阶层，是道德与礼乐的代表者。而“君子”那个词恰好也有双重意味：既指身份高贵的人，又指拥有道德才艺的人。
周代政治体制已孕育着士、吏两分的格局了。其时的政务承担者分两大层次：有爵的贵族卿大夫士和无爵的胥吏。有爵者以采邑、禄田的报酬方式，胥吏则以“稍食”为生。古文字中“吏”与“事”原是一个字，“吏”即任事者。所以“吏”这个称呼强调的是职位和任职能力。府、史、胥、徒承担各种细小的职役，属“庶人在官者”，属“小人”。“君子勤礼，小人尽力”(14)。质言之，在周代政治结构中，已蕴藏着后世士、吏两分的制度先声和观念先声了。制度先声就是“爵禄—稍食”体制，前者乃品位分等，后者则蕴含着职位分等的种子；观念先声就是士大夫被视为“君子”，胥吏等于小人。
周代贵族又是文武不分途，“允文允武”的。顾颉刚先生有言：“吾国古代之士，皆武士也。士为低级贵族，居于国中（即都城中），有统驭平民之权利，亦有执干戈以卫社稷之义务。”(15)不光是士，卿大夫也往往如此，像晋国六卿，就同时又是三军将帅。贵族教育“六艺”之中，射、御都是军事技能。刘师培《论古代人民以尚武立国》指出，周代“士”乃军士，国子学习干戚之舞，选拔人才用射礼，由军官司马负责(16)。那么学校、礼乐、选举、进士制度，都带有军事色彩。
由此看来，周朝品位结构的特点，就是贵贱不通，士吏有别，文武不分。这些特点，被战国秦汉间的剧烈社会转型打断了。贵族制度衰落后，士人分化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群体；各国都通过军国主义措施来推动富国强兵；官僚政治日新月异，新式吏员崛起，文武明确分为二途；法治需要和耕战需要，造成了文法吏和军吏的特殊尊贵地位。
这时候“人”与“职”发生了分离，士、吏、文、武等概念发生了交叉。职类、位阶与群体归属不一定对应，文职与武职、文号与武号不等于文人与武人。文人可能出任武职、拥有武号，武人也可能出任文职、拥有文号。儒生也可能担任文法吏职，这时从群体归属说他是士人，但从所任职务说他也是文法吏。
较之周代的贵贱有别、士吏有别而文武不分，秦汉帝国品位结构，一度“贵贱相通”、“文武有别”、“士吏无别”。当然这是“概而言之”的，具体详下。
首先从“贵—贱”线索看，汉代官僚政治的特点是“布衣将相之局”，选官并不限定于某个特别的高贵阶层，身份性相当淡薄，小吏亦可迁至公卿，是为“贵贱相通”。官秩和爵级都是可变动、可晋升的，入仕者因官而贵、因爵而贵。用做官阶的禄秩来自周代胥吏“稍食”，甚至直接承袭了“稍食”以“若干石”谷物额度为秩名的做法，这是一种面向吏员的管理方式。
再从“文—武”线索看，在职位设置和职类划分上文武分途，吏员有文吏、有武吏、有军吏，各有不同冠服。汉代朝位遵循“文东武西”规则，即文官和武官东西两列对立。在秩级安排上，文官用“正秩”，而武官用“比秩”。就是说汉代品位结构上“文武有别”。但也要指出，秦汉职类上文武有别，但官僚迁转上文武无别，文官可以任武将，武将也可以任文官。而且汉代的品位结构，其“尚武”的色彩比后代浓重得多：二十等军功爵变成了社会的基本身份尺度，这与历史后期科举功名构成了社会身份的情况，形成了明显对比。“大将军”、“将军”被用作辅政者的加衔(17)，而这与后世用“大学士”作为辅政者的加衔，也构成了明显的对比。汉代“校尉”有时被用作儒者的荣衔(18)。郎署是王朝选官的枢纽，郎官具有浓厚品位意义，而郎官本是执戟宿卫的士官，这种晋身之阶也是“尚武”的。“允文允武”的古老理想，依然是官僚形象的典范(19)。
再从“士—吏”线索看，秦帝国“焚书坑儒”，汉帝国也是“以吏治天下”的。文法吏沿行政等级向上伸展，一度弥平了周代品位结构中士大夫与胥吏的鸿沟。秦汉的文法吏没有显示出跟哪个社会阶层有特殊关系，其品位特权比后世少得多。在刚刚登上政治舞台时，文吏还没有马上发展为“官僚阶层”，只是作为“新式吏员”活动着。随汉武帝独尊儒术，“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20)。帝国品位结构中由此出现了新的因素。但儒生加入行政官僚队伍之后，相当一段时间中，其迁转被视之如吏，原则上要经郡县吏职、为“乡部亲民之吏”。南朝沈约、宋人刘邠及徐天麟，都敏锐注意到了汉代仕途士、吏无别、不同于后代的重大特点(21)。冷鹏飞先生的研究显示，西汉之由太学射策入仕者不过寥寥数人，而东汉103名太学生之可考者，无人由太学直接入仕，“这说明东汉时期太学生考试制度虽然存在，但经由考试入仕的太学生是很少的。据文献所示，许多太学生卒业后的出路是‘归为郡吏’。”(22)小吏亦能由卑而显，士人亦须由吏而显，若以此两点与后世比，则秦汉官僚等级管理上的“士、吏无别”是相对突出的。
然而儒生与文吏并立朝廷，毕竟带来了最初的士、吏之别。这时候的士、吏区别，我们发现其“分类”意义大于“分等”意义。具有品位意义的相关制度安排，是辟召“四科”与察举诸科。这些科目承载着选官资格，而我们已把“资格”列于“品秩五要素”中。在历史后期，科目和学历变成了最重要的品位安排之一。那么它们在帝制初期，是什么情况呢？
首先看“四科”。汉代选官以“四科”取士，“四科”即德行科、明经科、明法科和治剧科(23)。（“剧”是难治的县，能治理这种县的人才称“治剧”。）丞相任用吏员，或三公征辟掾属，都按“四科”分类任用。丞相府的西曹南閤祭酒、侍中，按规定应该用德行科；议曹、谏大夫、议郎、博士及王国傅、仆射、郎中令等，按规定应该用明经科；侍御史、廷尉正监平、市长丞、符玺郎等，按规定应该用明法科；三辅令、贼曹、决曹等，按规定应该用治剧科(24)。德行、明经两科偏重儒生，明法和治剧两科偏重文吏。“四科”资格是并列的，无尊卑优劣之别。
其次看察举诸科。汉文帝举贤良，汉武帝举孝廉，汉代察举制由此而成立(25)。由此各种察举科目，就成了前所未有的官僚资格，从而具有了品位意义。从察举科目看，贤良、文学、方正、明经、有道、至孝之类，以德行和儒学为条件，显然是面向士人的。“明阴阳灾异”科也不妨说是面向士人的，因为汉儒与方士合流，喜欢因灾异以说治道。而如明法、治剧、勇猛知兵法、能治河者之类科目，则以政事为本，士人在这些科目面前处于劣势。秀才科主要面向在职官员，无儒、吏之分。孝廉科则同时面向儒生、文吏。东汉顺帝的孝廉考试制度，就是“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26)，以儒生、文吏分科的，从制度上两种资格也是比肩并列的。
总观汉代“四科”和察举科目反映出的儒、吏关系，从资格分类说，儒、吏有别；就资格分等说，儒、吏无别。士人参政后，其在品位结构上最初造成的士、吏之别，主要体现在横向的资格分类上，而不是纵向的资格分等上。结构性的分析，向人们展示了汉代察举科目与唐以后科举科目的主要区别之所在。如果说唐代“明法”之科，多少还带有汉代科目体制之余绪的话，宋以下诸科向“进士”一科集中，则无论从分等还是分类看，科目已完全面向士人了。
两汉四百年中，贵、贱、文、武、士、吏各种因素在不断沉浮演变着。汉代儒生与文吏间既有疏离、冲突，二者又在缓慢融合。因朝廷崇儒，文吏开始学习经典而逐渐“儒生化”了；而儒生士人们日益熟悉了文法故事，也趋于“文吏化”了。经两汉几百年发展，士人已是一个文化雄厚、影响巨大的社会阶层了。他们成为官僚队伍的主要来源，即令未仕，也被人称为“处士”。“处士”之称明有待价而沽之意，暗示了朝廷屈尊礼贤的义务。东汉画像石中有一位乘牛车的“处士”，县功曹居然向其跪拜(27)。一旦在士林获得好评、赢得“士名”，则州郡察举、公府辟召纷至沓来。所以时人感叹着“序爵听无证之论，班禄采方国之谣”(28)，“位成乎私门，名定乎横巷”(29)。可见汉末士林的人物品题，已在相当程度上支配了朝廷选官。有个著名隐士叫黄叔度，当时的三公陈蕃有言：“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绶矣！”(30)还有个民间经师郑玄，董卓时公卿们举其为赵相，袁绍征其为大司农(31)。大名士竟被视作公卿之选，可以迳登公卿之位。概而言之，秦汉文吏并不来自某个特定的社会阶层，但汉末选官已明显向一个特定的阶层——士人——倾斜了；士人阶层已推动了一种社会期待，官场也出现了一种选官新例：给予名士或士人以更高起家资格，高于非士人的普通吏员的起家资格。
起家资格上的“士优于吏”，由此而始。秦汉的典型仕途，本是先做郡县小吏，然后再依“功次”逐级升迁。尹湾汉墓出土《东海郡下辖长吏名籍》所记迁、除实例约110多个，其中标明“以功迁”的就有70多例(32)，占到了65%。又据廖伯源先生统计，尹湾汉简中属吏以功次升迁为朝廷命官的，占到45.54%，“则属吏与朝廷命官之间，并无所谓非经传统所知之仕途不得跨越之鸿沟”(33)。当然廖先生这话还不全面，多少忽略了“郎署”这个选官枢纽。自汉初就有“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34)的情况。东汉“孝廉察举”与“公府辟召”呈现为两大选官枢纽和渠道。郡县的吏员与士人经察举孝廉或辟召公府掾，方能获得更高资格，由此成为朝官并继续迁升。秦汉的“以功迁”制度本是个连续性的仕途，而今被“拦腰斩断”了，呈现出了阶段性和层次性(35)。进而随士人的影响力上升，这两途逐渐被儒生名士所充斥了。孝廉越来越多地面向儒生，郎官队伍日益“士人化”。许多官职，被特别指定为“孝廉郎作”，非孝廉的郎官不得予其选。公府掾也是如此，越来越多地以名士为人选。大量名士直接由州郡察举、公府征辟入仕，非士人的单纯文吏难以晋身了，只能长居小吏干佐。这意味王朝的资格管理，在“分等”上也开始向“士阶层”倾斜了。中国官阶史上的“士、吏有别”以及“流外”制度，由此发端。
东汉王充对儒生、文吏问题曾有专论，他的看法中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是“取儒生者，必轨德立化者也；取文吏者，必优事理乱者也”，阐述了儒生与文吏各有不同政治功能。第二，他还指出“儒生犹宾客，文吏犹子弟也”(36)。这说法也大有深意。看不出文吏与哪个特定的社会阶层有特殊关系，朝廷就是他们的“家”，统治者也拿他们当“子弟”。儒生可就不一样了，他们居官之后，其背后还有一个士人阶层。文吏是职业吏员，是忠实贯彻指令的行政工具；儒生却有自己所奉之“道”，他们经常据“道”抗“势”，以其政治理想衡量和改造政治，跟统治者并不完全“同心同德”。“宾客”的比喻，很形象地反映了士人官僚在文化上的相对独立性。在简单化了的“阶级分析”中，“道高于势”被鄙夷为“知识分子的自恋”；但从政权类型的角度看，“士大夫政治”确实是各种政治形态中独具特色的一种，对中国史的影响至深至巨，包括等级秩序。
如果说汉末选官的“士、吏有别”还只是初具轮廓的话，魏晋以下那种区别就充分制度化了。从某种意义上说，东汉官僚发生了三个重大变化：第一是吏员的“官僚化”，职业吏员群体逐渐演化为一个“官僚阶级”了；第二是官僚的“世家化”，先秦一度中断的“世家”传统，在汉代开始再度缓慢积累起来，出现了若干世代居官的门阀；第三就是官僚的“士人化”。三个变化的“叠加”，使汉代的“士阶层”在魏晋间发展为“士族阶层”，并波及到品位体制上来了。其体现至少有四。
第一是察举制的变化。魏文帝时的孝廉察举，“儒通经术，吏达文法，到皆试用”，因袭了东汉的儒生、文吏分科；魏明帝则不同，“申敕郡国，贡士以经学为先”(37)，这等于取消了单纯文吏的察举资格。西晋秀才科实行了对策，对策逐渐变为一种文学考试，那么秀才科变成文士的晋身之阶了。由此，孝廉和秀才两科都面向士人，成为“士”的资格标志，而把非士人的“吏”排斥在外了。唐代科举进士试诗赋、明经试经学，这种两科并立体制，由此发端。从“资格”角度观察，科目作为重要的品位性安排，开始占据主导了。
第二是魏晋以下实行的九品中正制。这个制度规定，由“中正”之官根据德才，把士人品评为“上上”至“下下”九品。中正通常要任以名士，品评标准也是“士人化”的，而这就意味着，中正品是一种偏向士人、偏向名士的品位安排。非士人者是难以获得中正品的，他们就只好去屈就九品以下的吏职，或者军职了。南朝还有明确的“二品士门”、“吏门”和“役门”概念。“役门”是编户，“吏门”就是中正品太低、只能充任低级吏职的人。“士、吏有别”之制，由此获得了充分的发展。多数学者认为，中正人选用名士、中正品评称“清议”，都是受了汉末士林品题的影响；而汉末士林品题对王朝选官的影响，其所造成的“吏”的仕途阻隔，已见前论。中正制维护了门阀选官特权，这一点已是学者共识。也就是说，九品中正制是一个具有阶层针对性的制度，那个阶层就是文化士族。
而且中正制度还以一种特殊形式，强化了对士子的身份管理，那就是“王官司徒吏”制度。对这一点，研究中正制的人很少言及。司徒府负责中正品评，得到其品评的士子由此拥有了选举资格，就成为“司徒吏”。曹魏正始年间，“郎官及司徒领吏二万余人，虽复分布，见在京师者尚且万人”(38)。“王官”是郎官，属散官，他们和“司徒吏”都处在候选状态，并不在职；但因他们已得到中正品评，所以就进入中央人事管理的范畴，不属地方了(39)。司徒吏被免除了编户所负担的征役(40)，但要“应给职使”，即承担某些定期职役和临时差使(41)。西晋拥有中正品的司徒吏，大概也在两三万人以上(42)。可见九品中正制以“司徒吏”的方式，赋予“学以居位”的士子以特殊社会政治地位。汉末士人的居位资格还只是潜在的，或说惯例性质的，中正制则使之更为制度化了。在这个意义上说，“司徒吏”这个人群，与历史后期的举子、生员人群，具有类似的身份。
第三是选官论“清浊”的制度。朝廷的官职被分为“清官”和“浊官”，文化士族只任“清官”，或只从“清官”起家。寒庶之人不能染指“清官”，只能任“浊官”了。清浊制度，可以看成是中正品的进一步发展。“清”这个概念，本是个用以描述与士人相关的事象的用语，如士人的节操称“清节”，士人的才华称“清才”。在中古时代，“清族”、“清华”被用于特指士族门第。所谓“清官”多是文翰性官职，如秘书郎、著作郎之类，这反过来表明中古士族是文化士族，所以他们的特权性起家官偏重于文翰。
第四是南北朝时形成的“流内流外”制度。九品中正制本来有9个等级，中正二品以上是士族的品第，中正二品以上官是士族所做的官。而北魏孝文帝很有创意，他把中正品三至九品7个等级，转化为官品中的流外七品了，“流外”制度由此而生。比如，某官原先由中正三品的人担任，那么现将此官降为流外一品；某官原先由中正四品的人担任，那么现将此官降为流外二品……；至于此前二品士人所任之官，则留在官品九品之内。这样，流内九品面向士人，流外七品面向吏员的体制，就正式出现了。孝文帝说得非常清楚：“士人品第有九，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复有七等。”(43)流内流外之别，就是“君子”、“小人”之别。梁武帝稍后也实行官品改革，设十八班和七班，中正二品以上的人和官职置于十八班，七班是“位不登二品”的寒人寒官。北齐把流外七品增加到流外九品，其制为隋唐所沿用。可见，中国官阶史上的流内流外之制，其实是从九品官人法脱胎而来的；流内流外之间的那道鸿沟，发源于中正品二品与中正三品间的那道鸿沟，“士门”与“吏门”之间的鸿沟。
因以上四制，“士、吏之别”大为强化了。魏晋南北朝“士、吏之别”的强化动力，在于东汉以来官僚的阶层化、世家化和士人化。察举科目、中正品制度、清浊选例、流内流外四制，是贵贱（士庶）有别的，重文轻武的，重“士”轻“吏”的。
由北朝进入隋唐，官僚政治重新振兴，中古士族衰落下去了。中正制旋即被废除，科举制从察举制中破土而出。学者对科举制取代中正制的变革意义，给予了充分强调。竞争性的科举考试打破了士族门第特权，为寒门学子开拓了晋身之阶，大大强化了官僚队伍的流动性。在学历主导的资格制度下，再度出现了“贵贱相通”的情况。但另一方面，科举学历面向士人；就“面向士人”一点论，科举功名与魏晋南北朝中正品，其实又是一脉相承的。从“士”的历史发展看，汉代儒生、中古士族和唐宋文人是一脉相承。他们传承的是同一文化传统，并同样以“学以居位”为特征，只不过中古士族阶层具有更大封闭性、特权性和家族性而已。
正是由于士阶层发展的连续性，中古若干制度设置被继承下去了，当然其形态和内容也发生了变化。像“清官”这个概念，就被唐王朝承用了。“清”构成了对职位等级的一种附加评价，是对官品的微调。“清官”和“清资常参官”子孙的起家资格，还因其父祖居于“清官”而提高一品，四品者相当三品，六品者相当五品(44)。礼制待遇上也有区别，例如四五品清官可以立私庙(45)。什么人可以任清官也有资格限制，“凡出身非清流者，不注清资之官”(46)。为什么要优待清官呢？章如愚的说法值得参考：“唐之制虽不纯于周，而其亲近儒士之意，则犹古意也。何也？有常参官、有供奉官、有清望官、有清官，皆儒士也。”(47)可见“清”的概念仍与“士”密切相关。当然唐之“清官”与魏晋南朝还是不同了。魏晋南朝是“官因人而清”，士族习居之官就是清官，士族不居其官亦“清”，寒人居之亦不“清”；而唐朝则是“人因官而清”的，某些官职被确定为“清官”后，居其位则“清”，不居则不“清”。宋明清以后“清官”概念淡化，是因为科举士大夫已成为官僚主体，大家皆“清”了。
被沿用的还有流内流外制度，它依然被认为具有区分君子、小人的意义，“吏”被涂抹为一个无道德的卑劣层次。宋朝“吏人皆士大夫子弟不能自立者，忍耻为之”(48)。明朝甚至把“充吏”用作对学子的惩罚(49)。汉代服制，文官一律服黑，小史与丞相皆同；所别仅在于冠梁，一梁或三梁而已。隋唐以下就不同了，礼制上士、吏有别了。隋制“胥吏以青，庶人以白”(50)，胥吏的服饰既有别于官僚，也有别于庶人。唐朝的流外官与庶人同服黄白，仍不同于流内(51)。元代“吏”地位一度颇高，但低级吏员仍有专门服装，即檀合罗窄衫、黑角束带、舒脚幞头，儒官则用襕衫和唐巾(52)。明初一度士子与胥吏同服，但是不久，朱元璋就觉得有必要为士子另制巾服了(53)。
汉代的大夫、郎官和将军、校尉，经魏晋南北朝，在唐发展为文散阶和武散阶，各29阶。从职类管理来说，文武分途的制度更严整了。文武阶的互转尚无大碍。例如千牛备身和备身左右出身属于武资，但有文才者可以由兵部转到吏部，铨为文资(54)。武阶出身者可换为文阶，文阶出身者也可以换为武阶，“出将入相”很常见。不过随“进士集团”崛起，军人地位开始下降。相应地，与“武”相关的资格与品位，往往贬值。北周府兵号称“侍官”，原系尊称，在唐朝却逐渐成了骂人话(55)。用于奖酬军功的勋官，其品位待遇明显低下(56)。唐后期三卫日趋猥滥，唐武宗下令终止卫官的“文简”资格(57)。到了宋朝，“重文轻武”成为时风(58)，文资、武资界限森严，跨越互换异常艰难。明朝同品官员，武职远比文职卑下。清末有位叫樊燮的总兵官去见抚帅，自以为是二三品官了，不肯向举人师爷左宗棠请安；左宗棠遂称“武官见我，无论大小，皆要请安”，大骂“忘八蛋，滚出去”。樊燮大受刺激，从此严课其子，功名务必超过左宗棠(59)。这个历史花絮，也可反映出功名在区分文武上的品位意义。
那么，现在就可以对“士”品位安排变迁，做一概括了。若把周王朝的“士”看成贵族通称，而且是拥有文化教养者之称，则周王朝“士”居“吏”上，即士、吏有别。而且这是一种贵贱之别。不过此时并没有针对文士的特殊品位，因为历史早期贵族是允文允武的，官制上文武不分途，“文士”没有构成一个独立人群。
汉帝国的品位结构，从资格分等上说士、吏无别，“儒吏”亦吏；但从资格分类上说则士、吏有别。辟召“四科”与察举诸科中，面向士人和面向吏员的科目被明确区分开来了；博士、文学等属文化职类，被列在“比秩”，行政吏员则在“正秩”（参看本书下编第五章第二节）。与此同时，二十等爵用为身份系统，将军、校尉和宿卫郎官发挥着品位功能，这两点给汉帝国的品位结构涂上了浓厚的“尚武”色彩。东汉的情况发生了不小变化，察举、征辟逐渐向名士倾斜。士人往往直接由州郡察举、公府征辟入仕，由此，士人与单纯吏员的仕途起点出现明显区别，那也是流内外制度的最初萌芽。
魏晋以来的中正品、清浊官之制，赋予士人——主要是士族——以特殊身份与资格；在中正品影响下，官品低端与其上段分离开来，由此演化出了流内外制度。科举制由察举制直接发展而来，上承察举科目，科举学历在宋明清进而发展为主干性品位；流外和文武分途，令胥吏和武人相形见绌。由此反观汉朝，其士、吏无别，其文、武平等，就构成了早期帝国品位结构的重要特征。
二 阶层的标志：士子免役
对传统中国的社会等级，古人有一个“士、农、工、商”的经典表述。很多学者也采用“四民社会”的说法，并把这种特别的社会分类，看成是中国社会的重要特点。“学以居位曰士”(60)，以“学以居位”为特征的士人成为“四民之首”，是“四民社会”最富特色的地方。按余英时先生的看法，作为“四民”之一的士阶层在战国就初具规模了(61)。费孝通先生指出：“绅士是士，官僚是大夫。士大夫联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一个重要的层次。”(62)张仲礼先生把“绅士”视为“阶层”，这是一个“以学衔和功名划分的集团”，其最低一级是8生员，而“生员”的确切意思是“官办学校的学生”(63)。周荣德的考察也显示，士人是一个阶层群体，有共同的生活方式，形成了一套控制个人活动和相互关系的行为规范(64)。
当然也有青年社会学者，坚决反对把“四民”说成社会分层。社会学一般根据收入、权力和威望等来确定社会分层。但“阶层”、“分层”之类概念，在社会学中的定义也有分歧，而且那些定义未必充分考虑过中国的历史经验。史学的概念运用是经验性的，因而更鲜活，这时抽象概念的过度纠缠就显多余了。毕竟是中国史学家直接面对着中国史，不一定非得对社会学亦步亦趋。
那么传统中国的“士”，是否可以看成一个阶层呢？很有意思的是，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的研究者，几乎形成了一个共同认识，就是中国国家的若干制度设置，在塑造社会分层上发挥了巨大作用，这一点与西方的社会分层很不相同(65)，也是一种“中国特色”，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中国特色”。社会学研究者“可以把行政等级放入社会等级来研究，……中国政治和社会结构基本上是连续的”(66)的意见，完全适用于传统中国。在“品位结构三层面”的概念中，我们设定了一个“官—民”层面，用以彰显王朝品级在决定社会等级上的重大作用，即“品级、等级和阶级的高度一致性”。有本于此，这里对士人阶层的关注，也集中在传统国家的制度设置之上。
在认识“士阶层”上，“免役”是个有帮助的线索。我们都知道，编户的赋役义务是“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67)尤其是徭役负担，“天下黔首，不惮征赋而惮力役”(68)。徭役不但重于赋税，而且是适龄人口的身份标志(69)。“官绅等级与庶民等级的差别是多方面的，是否向封建国家承担徭役则是主要标志之一。官绅有免役权，而庶民必须服役当差。”(70)官贵们的田产大抵不能免税，但其本人甚至家庭却能免役，编户就不一样了。明朝是有田必有役，军田出军役，民田当民差，灶田当灶差，匠田当匠差；至于明清生员以上的士人，不但本人可以免役，其家庭还可以免差徭2人(71)。清顺治五年（1648年）制，举人、监生及生员免粮2石、免丁2人(72)。兹将洪武制度及清廷顺治五年免粮免丁制度列表如下：
这个免丁和免粮的级差，以一种“数字化”形式，显示了士人处于品官与平民之间的特殊地位(73)。乾隆元年（1736年）上谕：“任土作贡，国有常经。无论士民，均应输纳。至于一切杂色差徭，则绅衿例应优免。乃各省奉行不善，竟有令生员充当总甲图差之类，殊非国家优恤士子之意。嗣后举、贡、生员等，著概免杂差，俾得专心肄业。”(74)嘉庆十六年（1881年）上谕也这么说：“齐民之秀，国家培养人才，身列胶庠者，各宜修洁自爱，岂可承充官役自取侮辱？”(75)那么免役特权，即可看成“士”居“四民之首”并构成阶层的证据之一。
士人拥有特殊身份及免役权利，可能在周代就萌芽了。周朝国子学中的“学士”不服役，即“不征于乡”(76)。由此形成了一个古老传统：学士免役。孔子据说有三千弟子，其中很多一直追随着老师，我们没看到其课役迹象。其余诸家的学士及弟子亦然。商鞅、韩非的叙述也都显示，一旦成为学士，就可以“弃田圃”、“避农战”了(77)。那在先秦似是一种“习惯法”。当然在授田制下，士人不服役，国家就不授田，不得授田就没有家业。所以做学士也是有代价的，选择了作学问，就得“弃田圃”，放弃受田。
汉武帝建太学，太学的博士弟子是免役的(78)。东汉后期京师的太学生曾达三万余人，他们都应免役。地方学官的学子是否免役，由长官自行决定(79)。那么私学呢？秦禁私学，汉初朝廷大概也不许私学者脱役。但随文教兴盛、官学逐渐免役了，王朝就下令“通一经者皆复”，“复”即免役(80)，这应该就包括私学弟子了。很多私学弟子长年在外求学、“事师数十年”，不在原籍服役，朝廷也没拿他们当逃亡人口。长沙走马楼孙吴简牍中能看到很多“私学”和“私学弟子”(81)，他们可以免役。魏晋南北朝以下，太学或国学生(82)，地方官学生(83)，得到官府认可的私学生，都可免役(84)。平民迁移，汉晋以来即有限制，但诸生四方游学，王朝不禁(85)。顺便说，宗教徒往往也可以免役(86)。我想那也跟学者免役的古老传统相关，佛教、道教被认为也是一种“学”。所以教徒免役，是学者免役古老传统的有力旁证。
唐代国子学、太学、四门学生及俊士(87)等在校生，还有州县学生，本人可以免役，而且还可以免课(88)。寻求科名者“名登科第，即免征役”(89)；若进士及第，还可以免除一门课役(90)，成为所谓“衣冠户”。韩国磐先生说：“衣冠户是科举特别是进士科出身者的专称”，他们是宋代“官户”的前身；“唐代的衣冠户和宋代官户，都是在科举制的形成、发展下而形成发展起来的。”(91)科举制及授予学历获得者的相关特权，使士人继续向一个特殊阶层演进。至于尚未及第的举子，唐朝也很乐意给他们特殊身份，比如让省试不第、滞留京师的士子隶名于四门学，从而拥有了免役权(92)；甚至士人尚未省试，只要是有志举业，也可以通过隶名中央和地方的官学，而获得免役权(93)。举子往往要离乡“寄客”，王朝对这些“学宦者”不责以“浮浪”之罪(94)。非官学的学子，地方长官也可能格外开恩，免其徭役(95)。当然，私学的法律地位是低于官学的(96)。
宋代的太学生有免役权(97)，州县学生也免役。“上户多是衣冠读书赴举仕族”(98)。宋徽宗崇宁年间：“凡州县学生曾经公、私试者复其身，内舍免户役，上舍仍免借借如官户法。”(99)上舍生已可享受“官户”的待遇了。大观三年（1109年）据朝廷统计，全国24路学舍95298楹，学生达167622人(100)。学者云，其经费之大、学舍之广，实为旷古未有(101)。
元代科举很不发达，由科举入仕者人数寥寥。但王朝特设了一种“儒户”，儒户必须送一人入学就读，除纳税粮外，可免科差。儒户不能世代承袭。北方儒户经两次考试确定，元太宗九年（1237年）取中4030人，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年）再经考试、分拣，定为3890户。南方的儒户不须经考试，由地方官奏报。至元二十七年的江南户口登记表明，儒户约为总户数的1%左右(102)。
明代把儒户并入民籍，但户籍上注明为儒籍。士子从童子试起，即应登录为“儒籍”(103)。《明进士题名碑录》中每名进士籍贯之下，都注明“儒籍”等特殊身份。据顾炎武估计，天下生员不下50万人，“一得为此，则免于编氓之役，不受侵于里胥”，因其优免特权，“杂泛之差乃尽归于小民”，“故生员于其邑人无秋毫之益，而有丘山之累”(104)。宋代的地方学校生员，可达20万，约占总人口的0.45%；明末的生员之数，陈宝良先生估计约在60万以上，占人口的0.46%(105)。（东汉后期的学生数量，我们推测也能接近这个比例。）
至于清代，据张仲礼先生统计，太平天国之前的生员与监生的总数为109.4万(106)。这时候，这个人群依然享有法律、经济和文化上的种种特权。朝廷经常申说生员不同于平民。学宫前的卧碑上镌刻着顺治皇帝的谕旨：“朝廷建立学校，选取生员，免其丁粮，厚以廪膳，设学院学道学官以教之。各衙门官以礼相待，全要养成贤才，以供朝廷之用。”(107)康熙九年（1670年）上谕：“生员关系取士大典，若有司视同齐民挞责，殊非恤士之意。今后如果犯事情重，地方官先报学政。俟黜革后，治以应得之罪。若词讼小事，发学责惩。”(108)王朝给予了学子以法律特权。雍正四年（1726年）上谕：“士为四民之首，一方之望。凡属编氓，皆尊者奉之，以为读圣贤之书，列胶庠之选，其所言、所行，俱可以为乡人法则也。”(109)这“士为四民之首，一方之望”之言，被官僚士大夫视为“最高指示”而不断地引述申说。
免役特权显示士人处于臣、民之间，士人把“居位”作为政治期望，而朝廷也视之为一个官僚后备队伍，一群“准官僚”，他们处于朝廷品官的下端，在等级管理上被置于一个特定层次。由此士人拥有了经济特权、法律特权，以及更高的社会地位与威望。
三 服饰等级中的士子礼遇
学校的学生穿校服或学生装，校服、学生装当然不是“阶层”的标志，但在现代社会如此，传统社会却不一样。鲁迅先生的小说《孔乙己》，区分了“长衫主顾”和“短衣主顾”两种人；“穿长衫而又站着喝酒”(110)，就是孔乙己所属阶层及其个人沦落的象征。著名油画《毛主席去安源》，把前去安源号召劳工的毛泽东画成了穿长衫的形象。毛泽东本人对此不甚满意，他说：“我在安源不是穿长袍，是穿短衣。”(111)学生与有身份的人都穿长衫，短衣是劳动者的装束。毛泽东似是强调学生出身的他，那会儿已同工人阶级打成一片了；现在画成了穿长衫，看着就像没打成一片似的。
传统社会中的服饰是职业与身份的直观标志，特定人群穿着特定服饰，一望即知，王朝往往以法规规范之。士子也是如此，他们有特殊冠服，那往往还是朝廷正式规定的。“贤贤”本是中国“礼乐”的基本精神之一，士子们就是被培训的贤者，是未来国家政治的承担者。换言之，王朝是在其与政权的关系之中，处理这个人群的身份与地位的，包括他们的礼遇。冠服属“礼”，“礼”是国家的制度安排，其基本精神就是区分尊卑贵贱，因而也是塑造“阶层”的能动力量。透过士子冠服的变化，来旁证不同时期“士”的身份变化与品位安排，就是本节下文的目的。
学人有特定服装，先秦典籍中已有若干迹象了。《诗·郑风·子衿》，据小序说是“刺学校废也，乱世则学校不修焉”。其中有句：“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毛传》：“青衿，青领，学子之所服。”这说法应有某种历史根据。孔颖达疏云：“《释器》云：‘衣皆谓之襟。’李廵曰：‘衣皆，衣领之襟。’孙炎曰：‘襟，交领也。’衿与襟音义同。衿是领之别名，故云‘青衿，青领也。’衿、领一物。色虽一青，而重言青青者，古人之复言也。……《深衣》云：‘具父母衣纯以青，孤子衣纯以素。’是无父母者用素。”(112)那么周朝的国子学生，可能穿着一种交领的青色服装。《子衿》又云“青青子佩，悠悠我思”，那青年既有佩玉，应为贵族子弟。
战国时代，国家对“士”的服装似有专门规定。《管子·立政》：“天子服文有章，而夫人不敢以燕以飨庙，将军、大夫以朝，官吏以命，士止于带缘，散民不敢服杂采。”这里的“士”，张佩纶释为“不命之士”(113)。因上文云“官吏以命”，即官吏穿命服，则后文的“士”应指未命无官者，张说是。“带缘”指带子上的缘边，那是平民所不能使用的。这也显示处在官、民之间的士人，确实拥有一种法定身份，朝廷要专门安排其服饰。不要以为衣带事小。贾谊《新书·服疑》特别指出：“高下异，……则衣带异。”(114)
先秦有一种“儒服”，但它是逐渐成为“儒服”的，起初不是。《礼记·儒行》：“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与？’孔子对曰：‘丘少居鲁，衣逢掖之衣；长居宋，冠章甫之冠。丘闻之也：君子之学也博，其服也乡；丘不知儒服。’”(115)。在春秋末，鲁哀公还弄不清什么是“儒服”呢，按孔子之说，那只是“其服也乡”而已。《仪礼·士冠礼》：“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116)胡适先生认为章甫是殷服：孔子“懂得当时所谓‘儒服’其实不过是他的民族和他的故国的服制。儒服只是殷服，所以他只承认那是他的‘乡’服，而不是什么特别的儒服”(117)。
《墨子·公孟》也记载有“儒服”：“公孟子戴章甫，搢忽，儒服，而以见子墨子”，自称“君子必古言服，然后仁”。墨子回答说：“然则不在古服与古言矣。且子法周而未法夏也，子之古非古也。”(118)冯友兰先生因而提出：“则公孟子之古言服，乃是周言周服，墨子时所谓‘古’不必即‘指被征服的殷朝’。”(119)钱穆先生干脆说孔子之服就是士服(120)。不过我们看到，“章甫，搢忽，儒服”是被看成一种特殊服装的，所以公孟子才会用穿“儒服”来自我标榜，所以鲁哀公才为“夫子之服”疑窦丛生。至于墨子称其是“法周”，我想那只是就“周代”而言，却不是就“周制”而言的。墨子意谓：这章甫，在我们周朝仍有人戴，并没有消亡，不能算是“古服”。然而墨子指其不算“古服”，不等于儒者不把它看成“古服”。好比今天有人穿中式褂子，以示热爱传统文化；有人就出来说，“汉服”才是华夏正宗呢，褂子不是。冯、钱二先生的批评，不算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