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宽先生认为，委貌、章甫、毋追都是玄冠的别名，而玄冠是贵族的通用礼帽。“孔子少居鲁，还未成年，因穿逢掖之衣；长居宋，已过成年，因戴章甫之冠。……也可能西周、春秋时宋人所戴礼帽，通用章甫的名称，其式样也还保存着殷人的遗风”；“后来儒家讲治周礼，沿用古服，章甫又成为儒服。”(121)杨先生的推测相当合理，孔子的章甫必定有些特别之处，保留着殷人遗风，跟鲁国的章甫不一样，才引发了鲁哀公的疑问，以及孔子“其服也乡”的回答。同理，公孟子拿“章甫”来显示特立独行，则其章甫式样也不同凡响。周人的通用礼服是“端委”，“端”即礼服玄端，“委”即礼帽委貌。清人江永推测说，“似章甫与委貌亦有微异”，又怀疑“当时章甫与委貌亦通行，可通称”(122)。既“微异”而又“通称”，在于风俗名物是因时因地而变化着的。兼用“微异”与“通称”两点，我想就可以较好地解释章甫与委貌的关系。
《庄子·田子方》：“庄子曰：‘鲁少儒。’哀公曰：‘举鲁国而儒服，何谓少乎？’庄子曰：‘周闻之，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时，履句履者知地形，缓佩玦者事至而断。君子有其道者，未必为其服也；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123)“举鲁国而儒服”是极言鲁国儒服者之多，那套儒服包括圜冠、句履、缓佩玦等。再看《荀子·哀公》：“孔子对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为非者，不亦鲜乎！’哀公曰：‘然则夫章甫、絇屦，绅带而搢笏者，此贤乎？’孔子对曰：‘不必然，夫端衣、玄裳、絻而乘路者，志不在于食荤；斩衰、菅屦，杖而啜粥者，志不在于酒肉。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为非者，虽有，不亦鲜乎！’”(124)可见“章甫、絇屦，绅带而搢笏”，确实就是古服、儒服；鲁国朝廷另有礼服，即“端衣、玄裳、絻（冕）”。二者是不同的。
总之，由于孔子及其门徒的原因，逢掖之衣、章甫之冠，后来真就成了儒服、儒冠了。子路早年喜欢打架，装束上“冠雄鸡，佩豭豚”，后来在孔子引诱之下，居然“儒服委质”了(125)。《孔丛子·儒服》：“子高衣长裾、振褒袖、方屐麤翣，见平原君。君曰：‘吾子亦儒服乎？’”(126)刘邦不好儒，来了戴儒冠的客人，“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郦生“衣儒衣”而见刘邦，通报者云其“状貌类大儒”(127)；“叔孙通儒服，汉王憎之；乃变其服，服短衣，楚制，汉王喜。”(128)可见人们习惯认为，读儒之书就必须服儒之服，服儒之服者必定是读儒之书者。《淮南子·泛论》有“丰衣博带而道儒墨者”(129)云云；《法言·孝至》：“假儒衣、书，服而读之，三月不归，孰曰非儒也？”(130)可见战国秦汉间确有一种社会公认且样式特定的“儒服”，被认为是儒生、学子之服。它是孔夫子及其学生留下来的，不是政府规定的。顺便说，战国秦汉间有一种侧注冠，周锡保先生把它说成“儒冠”，恐非(131)。
秦朝的儒者大概仍穿儒服，皇帝的脑袋还没想到为学士另行制服。汉帝国尊儒兴学，当局开始根据官僚行政需要规划师生服饰了。《续汉书·舆服志》：“进贤冠，古缁布冠也，文儒者之服也。前高七寸，后高三寸，长八寸。公侯三梁，中二千石以下至博士两梁，自博士以下至小史、私学弟子，皆一梁。”进贤冠既不是来自古缁布冠的，也不是文儒者之服。这一点本书已辨之于前了。我们的看法恰与《续汉志》相反：汉初儒者另有儒服，王朝是在文吏普遍使用进贤冠后，复令儒官改服进贤冠的。“进贤”那名字给人以“礼贤下士”的感受，不过我想那名字是后起的，进贤冠其实是文吏之冠。你们儒生来我朝当官，那么就该改服易容，不能是先前的那种打扮了吧？
儒生做官即改服，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叔孙通投汉之前服儒服，他在秦朝以文学征，为待诏博士。推测秦博士依然沿用先秦旧习，是儒生就服儒服。《汉仪》又记：“文帝博士七十余人为待诏。博士朝服：玄端、章甫冠。”(132)若这条记载可信，则汉初博士承先秦遗风及秦制，仍穿玄端、章甫，不用吏员制服。秦博士七十多人，汉文帝博士也是七十余人，系承秦制，冠服也一脉相承。
博士最初服儒冠，说明那时候政府只把他们看作民间延请而来的顾问，不算吏员。汉武帝时情况有了变化。武帝末年有个隽不疑，“治春秋，为郡文学，进退必以礼，名闻州郡”，绣衣直指使者暴胜之约见他，“不疑冠进贤冠，带櫑具剑，佩环玦，褒衣博带，盛服至门上谒”(133)。“褒衣博带”虽系儒服，但“进贤冠”却是官服，而非儒服。隽不疑虽然只是一位郡文学，“芝麻官”毕竟也是官儿了，换上官帽子了。文学既已如此，博士似可类推。推想汉武帝在尊儒兴学同时，给了博士、文学们戴“进贤冠”的待遇。那是皇帝的一项荣宠呢，等于给予“国家干部”身份了。不知博士摘掉了先师的章甫，换上皂色朝服和进贤冠时，是什么心情。本来，二千石以上官才可以戴两梁冠的(134)，博士秩比四百石，只有二千石的1/5，却获得了两梁殊恩。《晋书》卷二五《舆服志》：“博士两梁，崇儒也。”博士、文学的进贤冠表明，“崇儒”的同时，儒生本身也“官僚化”了。
进而我们看到，朝廷允许私学弟子也戴“进贤冠”。这显示朝廷承认学士应有特殊服装，进而认定他们是一个特殊人群，是“学以居位”者。由此，私学弟子也有了一顶进贤冠扣在脑袋上，等于有了干部待遇。那顶官帽子标志出他们的“官僚预备役”身份，应“时刻准备着”步入仕途为帝国献身。我们看汉代画像上的儒生形象，不少都戴进贤冠。像成都青杠坡《讲经图》画像砖，儒师与若干弟子戴进贤冠(135)；南阳沙岗店《投壶图》画像石中的三位投壶者应系儒生，也戴进贤冠(136)。这帽子的事还牵连到了孔子及其弟子，甚至老子：在汉代画像中，他们都被扣上了进贤冠(137)。作画者似乎不记得孔子是“长居宋，冠章甫之冠”的，把孔子弄得跟汉朝的官儿一个样了，说其“数典忘祖”不冤枉吧。
顺便说，汉代佩玉制度：“佩双印，长寸二分，方六分。乘舆、诸侯王、公、列侯以白玉，中二千石以下至四百石皆以黑犀，二百石以至私学弟子皆以象牙。”(138)“双印”即“刚卯”与“严卯”两种成双佩戴的玉印。在佩双印上，二百石以下吏员与“私学弟子”，也是被安排在同一层次的。私学弟子如此，则官学弟子可知。
概而言之，汉朝的士人冠服，其“亮点”就是给了博士及其弟子以文吏之冠，即进贤冠。士人的服装由此向王朝官僚靠近了。进而私学弟子也用官僚制服——严格说是官僚“制帽”，等于是赋予了学子以某种特殊身份，“四民之首”的特殊地位。
同时另一些史料暗示人们，儒服依然是可选项，有人穿。比如，河间王刘德“好儒学，被服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之游”(139)。汉昭帝元凤年间有个太史令唤作张寿王，服儒衣(140)。宣元之时王式被征，“衣博士衣而不冠，曰：刑余之人，何宜复充礼官？”(141)东汉桓荣：“车驾幸大学，会诸博士论难于前，荣被服儒衣，温恭有蕴籍，辩明经义。”(142)《盐铁论·利议》：“大夫曰：……文学褒衣博带，窃周公之服；鞠躬踧踖，窃仲尼之容。”(143)东汉初光武崇儒，“其服儒衣，称先王，游庠序，聚横塾者，盖布之于邦域矣！”(144)“儒衣”说明什么呢？上述居官者或在学者，可能已戴上进贤冠（河间王应是远游冠）了，但衣服还是“儒衣”，装束“半儒半吏”。西汉后期，还有“孔光、平当、马宫及当子晏咸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的事情(145)。他们大约连头带身都是儒生扮相了。这些人在什么场合“服儒衣冠”呢？也许只是日常活动，而非朝堂典礼。晋宋博士服皂朝服、进贤两梁冠(146)，其冠其服全为官僚制服，推测汉魏也是如此。在官方场合，恐不准许博士随心所欲地儒冠儒服，皇帝未必答应。总归仍有若干儒者，若有机会就弃官服着儒服。对儒服的留恋情结，是士人文化独立性的一种表现。不错，我如今身在官场了，然而我“生活在别处”，另有精神家园，在那家园中我是儒服。
魏晋以下，博士照旧皂朝服、进贤两梁冠。但学子之服有变。晋朝国子生葛巾、单衣，南朝国子生单衣、白纱角巾(147)。汉代民间学子是用进贤冠的，晋南朝的学子却改用巾了。那是为什么呢？是受了汉末名士流行“幅巾”的影响。巾帻本是卑贱执事者的服饰。蔡邕《独断》：“帻者，古之卑贱执事不冠者之所服也。”帻是一种包头之巾。庶人的帻是黑色或青色的，耐脏。所以秦国称人民为“黔首”，韩国称人民为“苍头”。然而汉末士人偏偏以幅巾为雅，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148)。名士的巾式，经常为士林所效法(149)。《傅子》：“汉末王公，多委王服，以幅巾为雅，是以袁绍、崔钧之徒，虽为将帅，皆着缣巾。魏太祖以天下凶荒，资财乏匮，拟古皮弁，裁缣帛以为帢。”(150)魏晋以下，幅巾备受青睐而大行其道。南朝出土了若干砖印画《竹林七贤图》，画中的名士所戴大抵都是巾(151)。“委王服”而“以幅巾为雅”，反映了中国士大夫“士贵耳，王者不贵”的传统理念，以及对士人文化独立性的一意寻求。又，汉末士人官僚中流行牛车，其实也有相近的意义(152)。在后代文人那里，“葛巾”成了淡泊高逸、远于官场的象征。陶渊明戴葛巾，曾“取头上葛巾漉酒”(153)。唐朝王维《酬贺四赠葛巾之作》有句：“野巾传惠好，兹贶重兼金。嘉此幽栖物，能齐隐吏心。”(154)《红楼梦》中之《簪菊诗》：“短鬓冷沾三径露，葛巾香染九秋霜。”(155)晋朝之学子改用葛巾了，我想就是源于魏晋间的那个文化风俗的变动吧。
北朝情况则不相同。北魏北齐的国子学生是有品级的，推测其冠服就是同品官僚的品服。隋制上承北朝而有所变化。隋文帝规定：“委貌冠，未冠则双童髻，空顶黑介帻，皆深衣，青领，乌皮履。国子太学四门生服之。”(156)那么隋朝学生，改用委貌冠和黑介帻了。查北齐服制，“进贤冠，文官二品已上，并三梁，四品已上，并两梁，五品已下，流外九品已上，皆一梁。致事者，通著委貌冠。”(157)那么北齐在职官僚用进贤冠，退休官僚用委貌冠，委貌冠被赋予了“准官僚”的意思，既非现任，又非布衣。则隋文帝令学子用委貌冠，目的就是让他们与品官有所区别。已冠学生的委貌冠是如此，未冠的用黑介帻，也有类似意义。现任文官用进贤冠加黑介帻，学生则去掉了进贤冠，只用黑介帻，目的也是要使之区别于品官。隋炀帝废其委貌冠而不用，学生就通用黑介帻了。
总之，魏齐学子直接用品官冠服，隋文帝时学生或用致事官之冠、或用品官冠帻的一部分，隋炀帝让学子用黑介帻，这些做法的“官僚化”意味都很浓重，都是参照官僚等级而定学子冠服的。比之晋南朝国子生戴巾，用意大不相同了，戴巾所体现的是士人精神。晋南朝政权中，士人占据主导——当然是士族化了的士人。中古士阶层由于发生了“士族化”，因而获得了较大的政治文化自主性。而北朝隋唐间存在着一个强大的“官僚化”趋势。魏晋以来陷于衰败的官僚政治，在北朝明显振兴。所以北朝的学校制度与官僚政治高度整合，这一情况，随即就体现在学子冠服制度上了。
唐朝的学生服饰，上承北朝。国子、大学、四门生、俊士以“黑介帻”和“簪导，白纱单衣，青襟、褾、领，革带，乌皮履”为“参见之服”；州县学生朝参，则着乌纱帽，白裙襦，青领(158)。按，上承汉末魏晋的崇尚幅巾之风，南朝流行纱帽，皇帝戴白纱帽，士庶戴乌纱帽(159)。那么，唐朝州县学生所戴“乌纱帽”，是南朝传统吗？《隋书·礼仪志七》记云：“后周之时，咸著突骑帽，如今胡帽，垂裙覆带，盖索发之遗象也。又文帝项有瘤疾，不欲人见，每常著焉。相魏之时，著而谒帝，故后周一代，将为雅服，小朝公宴，咸许戴之。开皇初，高祖常著乌纱帽，自朝贵已下，至于冗吏，通著入朝。”北朝乌纱帽的来历，被说得非常清楚了，它来自鲜卑突骑帽，而不是魏晋幅巾。这种突骑帽，在北朝陶俑上历历可见(160)，而且是隋唐“幞头”的来源(161)。可以看到，乌纱帽是非正式的服装。周隋受鲜卑文化影响，帝王将相们不怎么在意礼制的约束，在朝廷上也戴乌纱帽，反而把它弄成了“雅服”了，算是“半正式”的服装吧。到了唐朝，因乌纱帽的“半正式”性质，就让州县学生服用它了。也就是说，唐朝州县学生用乌纱帽朝参，显示其身份在官、民之间。
唐太宗时，“士服短褐，庶人以白。中书令马周上议：礼无服衫之文，三代之制有深衣。请加襕、袖、褾、襈，为士人上服。开骻者名曰缺骻衫，庶人服之。……诏皆从之”。由此把士子与平民区分开来。其衣服虽有“青襟”之名，但与周代“青青子襟”的全黑不同，是白纱单衣加饰黑色的襟、褾、领。这是一种特殊的白纱或白麻之衣。所以唐人描述举子省试，有“麻衣如雪，纷然满于九衢”(162)之言；叙及第进士，有“袍似烂银文似锦，相将百日上青天”之句(163)。都是就其白衣而言的。庶人穿白衣，举子的白衣却加饰了黑色的襕、襟、褾、领，也是令士、民有别的意思。北朝魏齐的学生有品级、用官服，身份就是官人；隋唐间其服装变化表明，士子重新被定位在官、民之间了。
宋代学生服襕衫。“襕衫，以白细布为之，圆领大袖，下施横襕为裳，腰间有辟积。进士及国子生、州县生服之。”(164)这种学生装“接近于官定服制，它同大袖常服形式相似，不过其色白且其下前后裾加缀一横幅，具有下裳制含义。”(165)就是说宋朝襕衫，其颜色近于平民之服，其式样近于官僚之服。读书人照例是要穿儒服的，不然就显得很个别(166)。穿“儒衣冠”并无严格法律限制，所以会有这种情况：“嘉兴富家儿冒儒衣冠，郡邑间施施无忌惮。”(167)中举之后就可以脱掉白袍麻衣了，故宋人吟咏及第之诗，有“集英唱第麻衣脱”、“白袍来，麻衣脱”等句(168)。“淳熙中，朱熹又定祭祀、冠婚之服，特颁行之。凡士大夫家祭祀、冠婚，则具盛服。有官者幞头、带、靴、笏，进士则幞头、襕衫、带，处士则幞头、皂衫、带，无官者通用帽子、衫、带。”(169)朱熹的等级观念十分清晰，品官、进士、处士、无官者四等，被他弄得井然有序。
明初儒士、生员、监生戴四方平定巾，后来统治者觉得“士子巾服，无异吏胥，宜甄别之，命工部制式以进”。生员的襕衫用玉色布绢，宽袖皁缘，皁绦软巾垂带；贡举入监者，不变所服(170)。行礼时状元冠二梁，绯罗圆领；进士巾如乌纱帽，深蓝罗袍。虽然礼毕常服如故，但也预示了他们的美好前程。胥吏另为青色盘领，吏巾。
在清朝，“顶戴”是区分官位的重要标志，进士、举人素金顶，同七品官；贡生阴文镂花金顶，同八品官；监生、生员素银顶。从顶戴看，官、士、民三者等级分明，森然不紊：
在清朝礼制之中，“庶士”是一个身份明确的流品，有别于官亦有别于民。婚丧祭祀等各种礼仪等级，也明确以品官、庶士、庶人三等为差(171)。什么是清人概念中的“士”或“庶士”呢？“凡举、贡、生、监谓之士，其他杂项者谓之庶”(172)；“庶士，贡、监、生员有顶带者”(173)。这就是清人的等级观念。
由此就能看到，两千多年中的大多数时代，士子都有其特殊冠服，或者王朝对其冠服有刻意的安排。同时在各个时代，士子冠服也经历了种种变化。有时候士子的冠服比较“官僚化”，有时候就比较“士人化”。那些变化，都是当时士阶层特性的反映，是当时士阶层与王朝关系的反映。
以上我们对士人选举资格、士子免役资格和士子冠服进行了叙述。我们的目的，就是从“中国国家的制度性设置”出发，面向“官—民”层面，探讨中国社会中“士阶层”的结构性地位。中国古文明在周代就已展示了一种倾向，以拥有高度文化教养者承担政治。这在战国时代催生了一个“士阶层”。在两千年中，这个阶层与王朝政治历经磨合调适，与政治体制一体化了，在帝国品位结构中占据了一个稳定而明确的地位。
【注释】
(1)林甘泉：《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原型及其早期历史行程》，《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3期。
(2)参看 E.Balazs：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Bureaucracy，Translated by H.M.Wright,New Haven，1964，PartⅡ。
(3)参看 Joseph R.Levenson：Confucian Chinaand It's Modern Fate：ATrilog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Volume One，pp.16-19。
(4)维贝尔（即韦伯）：《世界经济通史》，姚曾廙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87页。
(5)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9-60页。
(6)赫伊津哈：《中世纪的衰落：对十四和十五世纪法兰西、尼德兰的生活方式、思想及艺术的研究》，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62-63页。
(7)新渡户稻造：《武士道》，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76页以下；或企业管理出版社2003年版，第90页以下。
(8)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页。日本刀，可参看王剑、唐启佳编著：《日本传统艺术卷八·甲胄、日本刀》，重庆出版社2002年版，第44页以下。
(9)小原国芳：《日本教育史》，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89页。
(10)罗素：《权力论：新社会分析》，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9页。
(11)雷海宗：《中国的兵》，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89页。
(12)参看江沛：《战国策派思潮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6-137页。
(13)《诗·鄘风·定之方中》毛传，《十三经注疏》，第316页中栏。
(14)《左传》成公十三年。
(15)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85页。
(16)参看《刘师培辛亥前文选》，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57页以下。
(17)霍光以后领尚书事者凡22人次，其中有15人次其本官是“将军”，参看廖伯源：《试论西汉诸将军之制度及其政治地位》，《历史与制度——汉代政治制度试释》，第176页。又如汉昭帝时霍光、金日磾、上官桀辅政，其时“大将军”、“车骑将军”和“左将军”三衔，就分开了三人的位序高下。
(18)东汉屯骑、越骑、步兵、长水、射声等五校尉“官显职闲”，不但“多以宗室肺腑居之”，而且经常任以名儒，以示对儒者的荣宠。参看上田早苗：《贵族官制の成立》，中国中世史研究会编《中国中世史研究》，东海大学出版会，1970年。
(19)参看邢义田：《允文允武：汉代官吏的一种典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5本第2分，2004年6月。
(20)《汉书》卷八八《儒林传》。
(21)沈约指出：“汉代……黉校棋布，传经授受，皆学优而仕。始自乡邑，本于小吏干佐，方至文学功曹。积以岁月，乃得察举；人才秀异，始为公府所辟。迁为牧守，入作台司……”杜佑：《通典》卷十六《选举典四》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91页。刘邠指出：“夫东西汉之时，贤士长者未尝不仕郡县也。自曹掾、书史、驭吏、亭长、门干、街卒、游徼、啬夫，尽儒生学士为之。才试于事，情见于物，则贤不肖较然”，不似“今时士与吏徒异物，吏徒治文书、给厮役。”见其《送焦千之序》，《彭城集》卷三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第1096册第334页；或《丛书集成新编》，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61册第459页。徐天麟指出：“东京入仕之途虽不一，然由儒科而进者，其选亦甚难。故才智之士，多由郡吏而入仕。以胡广之贤，而不免仕郡为散吏；袁安世传《易》学，而不免为县功曹；应奉读书五行并下，而为郡决曹吏；王充之始进也，刺史辟为从事；徐之初筮也，太守请补功曹。盖当时仕进之路如此，初不以为屈也。”《东汉会要》卷二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405页。
(22)参看冷鹏飞：《两汉太学述论》，北京大学历史系1985年硕士论文，藏北京大学图书馆。
(23)《汉旧仪》：“丞相设四科之辟，以博选异德名士，称才量能，不宜者还故官。第一科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科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科曰明晓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中御史；四科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照奸，勇足以决断，才任三辅［剧］令。皆试以能，信，然后官之。第一科补西曹南閤祭酒，二科补议曹，三科补四辞八奏，四科补贼决”；“刺史举民有茂材，移名丞相，丞相考召，取明经一科，明律令一科，能治剧一科，各一人。诏选谏大夫、议郎、博士、诸侯王傅、仆射、郎中令，取明经；选廷尉正、监、平案章，取明律令；选能治剧长安三辅令，取治剧。”《汉官六种》，第37页。
(24)以上参看前注，以及《续汉书·百官志三》注引《汉仪》：“侍中常伯，选旧儒高德，博学渊懿”；《初学记》卷十二：侍中“汉本用旧儒高德”；《续汉书·百官志三》注引《汉官》：“市长一人，秩四百石，丞一人，二百石，明法补”；符玺郎中“当得明法律郎”。
(25)关于察举诸科的成立、标准和程式，可参黄留珠：《秦汉仕进制度》，第11—13章。
(26)《后汉书》卷六一《左雄传》。关于孝廉察举同时面向儒生与文吏，参看拙作：《察举制度变迁史稿》，第6页以下。
(27)参看朱锡禄编：《武氏祠汉画像石》，山东美术出版社1986年版，第15页图四，第16页图五，及第106页的说明。巫鸿先生评论说：“它也暗示了一个超越这个事件的一般性的政治思想，即皇帝应该尊敬并任用有德行的儒生。否则，这些儒生应该保持精神的独立，在政治上隐退。”巫鸿：《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28页。
(28)徐干：《中论·谴交》，辽宁万有图书发行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22页；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96册第489页。
(29)曹丕：《典论》，《意林》卷五引，《指海》本卷五第六页。
(30)《后汉书》卷五三《黄宪传》。
(31)《后汉书》卷三五《郑玄传》。
(32)《东海郡下辖长吏名籍》，见《尹湾汉墓简牍》，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85页以下。
(33)廖伯源：《汉代仕进制度新考——〈尹湾汉墓简牍〉研究之三》，收入《严耕望先生纪念文集》，台北稻乡出版社1998年版，第385页。
(34)《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
(35)日人纸屋正和也指出：“众所周知，汉代在百石以下小吏和二百石以上官吏之间，横有一道非经察举等不能逾越的森严关卡。”见其《前汉时期县长吏任用形态的变迁》，收入《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上古秦汉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512页。这种“森严关卡”，应该说主要是东汉的情况。
(36)《论衡·程材》：“朝廷之人也，幼为干吏，以朝廷为田亩，以刀笔为耒耜，以文书为农业，犹家人子弟，生长宅中，其知曲折，愈于宾客也。宾客暂至，虽孔墨之材，不能分别。儒生犹宾客，文吏犹子弟也。”
(37)《三国志·魏书》卷二《文帝纪》，卷三《明帝纪》。
(38)《三国志·魏书》卷一三《王肃传》注引《魏略》。
(39)《通典》卷一○一《礼六十一·周丧察举议》，有“今诸王官、司徒吏未尝在职者”的提法，又称“王官、司徒吏皆先由州郡之贡，而后升在王廷，策名委质，列为帝臣，选任唯命。”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674页。可见王官、司徒吏既不在职，又非“州国之吏”，而是“帝臣”，直属中央等待选任。
(40)《晋书》卷九八《王敦传》：“又徐州流人辛苦经载，家计始立，（刘）隗悉驱逼，以实己府。当陛下践阼之始，投刺王官，本以非常之庆使豫蒙荣分；而更充征役，复依旧名，普取出客。”司徒吏及王官本来没有一般州郡编户的征发充役义务；所以刘隗对已成司徒吏的徐州流人“悉驱逼以实己府”，“更充征役，复依旧名，普取出客”，就构成了他的罪状。
(41)《太平御览》卷五九八《文部·契券》引《晋书》：“诸王官、司徒吏应给职使者，每岁先计偕文书上道五十日，宣敕使使各手书，书定，见破券，诸送迎者所受郡别校数，写朱券为簿集上。”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693页。可见王官及司徒吏有“应给职使”义务，且以郡为单位来轮换番上。又《三国志·魏书》卷二四《高柔传》：“时制，吏遭大丧者，百日后皆给役。有司徒吏解弘遭父丧，后有军事，受敕当行，以疾病为辞。诏怒曰：‘汝非曾、闵，何言毁邪？’促收考竟。（高）柔见弘信甚羸劣，奏陈其事，宜加宽贷。帝乃诏曰：‘孝哉弘也，其原之。’”这反映了司徒吏须承担随机差使。
(42)参看拙作：《北魏北齐“职人”初探——附论“王官司徒吏”》，《文史》第48辑，中华书局1999年版。东晋初年的司徒吏一度达到了20余万，以作为对投效者的褒奖。
(43)《魏书》卷五九《刘昶传》。
(44)如卫官起家，“凡千牛备身、备身左右及太子千牛，皆取三品已上职事官子孙、四品清官子”，见《唐六典》卷五《尚书兵部郎中》，第154页；又太庙斋郎起家，“取五品已上子孙、六品清资常参官子补充”，《唐会要》卷五九《太庙斋郎》代宗宝历元年（762年）条，第1027页；又《新唐书》卷四五《选举志下》：“太庙以五品以上子孙及六品职事并清官子为之。”
(45)如唐玄宗天宝十载（751年）正月十日敕：“今三品以上，乃许立庙。永言广敬，载感于怀。其京官正员四品清望官，及四品五品清官，并许立私庙。”《唐会要》卷十九《百官家庙》，第387-388页。
(46)《唐六典》卷二《吏部尚书》，第22页。又《全唐文》卷九五武则天《定伎术官进转制》：“有从勋官品子、流外、国官参佐视品等出身者，自今以后，不得任京清要等官。若累限应至三品，不须进阶，每一阶酬勋两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83页。
(47)章如愚：《群书考索·后集》卷二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937册第276-277页。当然“清官”中也有一些卫率郎将，但章如愚的话，从总体上说我想还是成立的。“清官”的特点是“清要”、“清闲”和文翰性质，南朝“清官”更重“清闲”和文翰性质，而北朝“清官”则向“清要”偏转，以台省要职为“清官”，唐朝“清官”上承北朝，若干卫官得以混迹于“清官”之中。
(48)王栐：《燕翼诒谋录》卷三《有荫人不得为吏》，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8页。
(49)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制度，廪膳生、增广生在校六年或十年以上学无成效，发附近或本处充吏。《大明会典》卷七八《儒学》，文海出版社1988年版，第3册第1248页下栏。
(50)《隋书》卷十二《礼仪志七》大业六年（610年）诏。
(51)《新唐书》卷二四《车服志》：“流外官、庶人、部曲、奴婢，则服紬绢絁布，色用黄白。”
(52)《元典章》卷二九《礼制二》“提控都吏目公服”、“典史公服”、“儒官”等条，中国书店1990年版，第451-452页；或《大元圣政国朝典章》，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版，第1112-1113页。又《通制条格》卷九《衣服·服色》：“皂隶公使人唯许服紬绢。”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41页；或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36页。又参史卫民：《元代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7-108页。
(53)《明史》卷六七《舆服志三》：“儒士、生员、监生巾服。洪武三年（1370年）令士人戴四方平定巾。二十三年定儒士、生员衣，自领至裳，去地一寸，袖长过手，复回不及肘三寸。二十四年，以士子巾服，无异吏胥，宜甄别之，命工部制式以进。太祖亲视，凡三易乃定。”又同书卷一三八《孙远传附陈逵传》：“帝以学校为国储材，而士子巾服无异胥吏，宜更易之。命逵制式以进。凡三易，其制始定。赐监生蓝衫绦各一，以为天下先。明代士子衣冠，盖创自逵云。”
(54)《新唐书》卷四五《选举志下》：“凡千牛备身、备身左右，五考送兵部试，有文者送吏部。”
(55)《新唐书》卷五○《兵志》：“京师人耻之，至相骂辱必曰侍官。”按《隋书》卷二四《食货志》：周武帝“建德二年（573年），改军士为侍官。”“侍官”乃天子侍从之称。王仲荦先生认为，北周府兵称“侍官”，是其身份提高的标志。见其《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80页。唐朝的“侍官”之称已完全不同了。
(56)勋官的官品是正二品到从七品上，但叙阶仅从正六品上叙起，下至从九品上。勋官子弟的做官待遇，也相对低下。《新唐书》卷四五《选举志下》：“纳课品子，岁取文武六品以下、勋官三品以下五品以上子”。文武官五品以上子就可以由门荫出仕了，六品以下官的子弟才走“纳课品子”之途；但勋官三品以下子，就得从“纳课品子”出仕勋官。而且他们不能任清要官。《唐会要》卷六七《伎术官》：“有从勋官品子、流外国官、参佐亲品等出身者，自今以后，不得任京清要著望等官。”中册1183页。
(57)唐朝门荫本来只看父祖官品，而不区分其父祖官阶之文武。以门资入仕者，多从卫官如亲卫、勋卫、翊卫起家。在服役期满进入仕途时，才有了文武之分：或从“文简”，即从吏部出仕；或从“武简”，即从兵部出仕。但唐后期因三卫猥滥，唐武宗便下令：“入仕之门，此途最弊。自今以后，但令武简，其文简并停。”唐武宗：《加尊号后郊天赦文》，《全唐文》卷七八，第819页上栏。
(58)宁可：《宋代重文轻武风气的形成》，《学林漫录》第3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9页以下。
(59)刘禺生：《世载堂杂忆·左宗棠与樊云门》，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44页。
(60)《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
(61)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页以下。
(62)吴晗、费孝通等：《皇权与绅权》，上海观察社1948年版，第9页；又天津人民出版社198年版，第9页。
(63)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十九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
(64)周荣德：《中国社会的阶层与流动：一个社区中士绅身份的研究》，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12-113页。
(65)那些设置，包括干部等级制度、单位制度、户口制度、行业制度等等。李强先生指出：“干部分层是中国社会分层的本位体系，其他的社会分层是依据干部的垂直分层而划分的”，见其《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第392页。又参北京大学社会分化课题组：《现阶段我国社会结构的分化与整合》，《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李路路、王奋宇：《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结构及其变迁》，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李培林主编：《中国新时期阶级阶层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周翼虎、杨晓民：《中国单位制度》，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第85-86页；许欣欣：《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与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07、131页；陆学艺等：《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张静：《阶级政治和单位政治》，收入周晓虹主编：《中国社会与中国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11页；李毅：《中国社会分层的结构与演变》，美国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中译本电子版，第3章第10页；李春玲：《当代中国社会的声望分层：职业声望与经济地位测量》，《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等等。
(66)翟学伟：《中国社会中的日常权威：关系与权力的历史社会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07页。
(67)韩愈：《原道》，《韩昌黎文集校注》，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9页。
(68)杨夔：《复宫阙后上执政书》，《文苑英华》卷六六九，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3242页上栏；《全唐文》卷八六六，第9075页上栏。
(69)王毓铨先生指出：“以人身为本的徭役和贡纳重于以土地为本的田租（赋、粮）。不仅重，而且重得多”，“官与民之不同处很多，其主要之点是看他是否向皇帝当差。”见其《中国历史上农民的身份》，收入《莱芜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68、365页。
(70)张显清：《明代官绅优免和庶民“中户”的徭役负担》，《历史研究》1986年第2期。
(71)《大明会典》卷七八《学校》，文海出版社1988年版，第3册第1239页上栏。按明朝官宦生员免役，只免杂役，不免里甲正役。参看唐文基：《明代赋役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页。
(72)“在京官员，一品免粮三十石，人三十丁；二品粮二十四石，人二十四丁；三品粮二十石，人二十丁；四品粮十六石，人十六丁；五品粮十四石，人十四丁；六品粮十二石，人十二丁；七品粮十石，人十丁；八品粮八石，人八丁；九品粮六石，人六丁。在外官员，各减一半。教官、举、贡、监生、生员，各免粮二石，人二丁。……以礼致仕者，免十分之七；闲住，免一半。犯赃革职者，不在优免例。”《清世祖实录》卷三七，《清实录》，第3册第303页上栏。
(73)清廷后来实行“摊丁入亩”，但某些地方仍有丁税，那些地方的绅士依然拥有免役特权。特权扩大到绅士的家族成员，例如贵州黎平府学的一块碑文记“凡生员之家，一应大小差徭概行永免”；某些地方还扩大到童生，例如吴嘉炎治下的广东普宁和儋州，儋州“旧例，儒户悉免徭役，故俗以应试为荣，童卷至数千”。参看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十九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38页以下。
(74)《学政全书》卷二五《优恤士子》，《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第828册第656页下栏。
(75)《大清会典事例》卷七二○，嘉庆十六年（1811年）上谕，《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第808册第941页。
(76)《礼记·王制》：“升于学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郑玄注：“不征，不给其繇役。”《十三经注疏》，上册第1342页上栏。照这种说法，周代进入国学的青年人——他们当然都是贵族子弟——并不承担平民的徭役。就《周礼》等书看，国子生另有职役，如值宿、当差和从征等，但那与井田农民的兵役、徭役并不相同。
(77)《商君书·农战》把士人列在“舍农游食”者之列：“故其境内之民，皆化而好辩乐学，事商贾，为技艺，避农战，如此则不远矣。……夫人聚党与说议于国，纷纷焉小民乐之，大人说之。故其民农者寡，而游食者众；众则农者怠，农者怠则土地荒。学者成俗，则民舍农，从事于谈说，高言伪议，舍农游食，而以言相高也”；“农战之民千人，而有诗书辩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农战矣！”《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名外于法而誉加焉，则士劝名而不畜之于君。故中章、胥己仕，而中牟之民弃田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不畜”或作“上畜”，见王先慎《韩非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63页）。也是说一旦“随文学”，就可以“不畜于君”了。
(78)《汉书》卷八八《儒林传序》：“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
(79)文翁在蜀郡建立学官，“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为除更繇。”又《后汉书》卷七六《任延传》记，任延担任武威太守时，“造立校官，自掾史子孙，皆令诣学受业，复其傜役。”
(80)《汉书》卷八八《儒林传序》：“元帝好儒，能通一经者皆复。数年，以用度不足，更为设员千人。”俞启定、施克灿先生将之解释为“即都可以享有太学生待遇而免除徭役，不再有名额限制。但这样一来，显然会给政府开支造成负面影响。‘数年，以用度不足，更为设员千人’。比宣帝时还是扩大了5倍”，见其《中国教育制度通史》（李国钧、王炳照总主编）第一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28页。按，太学设员与民间通经者免役，是不相干的两件事情。汉元帝初年，太学生超过了千人，太学的待遇和设施都是要花钱的，所以设员千人，限制人数。汉成帝“增弟子员三千人。岁余，复如故”，其“复如故”指太学设员又减至千人，而“能通一经者皆复”的法律未变。民间通经者免役的做法虽然减少了服役者，但对帝国数千万人口来说，只是九牛一毛。汉元帝之后，“能通一经者皆复”作为惯例维持下去了，它是私学的经师及弟子可以免役的根据。
(81)王素先生认为，“私学”和“私学弟子”源于地方豪强没人逃亡户口，但需履行正式手续，见其《长沙走马楼三国孙吴简牍三文书新探》，《文物》1999年第9期，第43-50页；《“私学”与“私学弟子”均由逃亡户口产生：长沙走马楼简牍研究辨误之二》，《光明日报》2000年7月21日。胡平生先生认为吴简中的“私学”乃私学生，与没入逃亡者无关，见其《长沙走马楼三国孙吴简牍三文书考证》，《文物》1999年第5期，第45-52页。侯旭东认为，“私学弟子”的本义是官学中的非正式学徒，见其《长沙三国吴简所见“私学”考——兼论孙吴的占募与领客制》，《简帛研究2001》下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下册第514页以下。于振波先生认为，“私学弟子”是与官学相对的，指官学中的非正式成员及私学学生，见其《走马楼吴简初探》，文津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211页以下。王子今、张荣强认为，“私学”是民间儒学的受教育者，其身份须经一定手续确认，方可登录入籍，见其《走马楼吴简“私学”考议》，收入《吴简研究》第2辑，崇文书局2006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