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三国志》卷十三《王肃传》注引《魏略》：“至太和、青龙中，中外多事，人怀避就。虽性非解学，多求诣太学。太学诸生有千数，而诸博士率皆粗疏，无以教弟子。弟子本亦避役，竟无能习学，冬来春去，岁岁如是。”同书卷十五《刘馥传附刘靖传》载刘靖上疏，也提到了太学“诸生避役”而无心向学的问题。《宋书》卷十四《礼志一》晋孝武帝太元九年（384年）谢石上疏：“自学建弥年，而功无可名。惮业避役，就存者无几，或假托亲疾，真伪难知，声实浑乱，莫此之甚。”“学建弥年”之“学”，指的是晋孝武帝所兴国子学。那么东晋国学弟子照例免役。不过在北齐，郡学生多是贫寒学子，他们反而“多被州郡官人驱使”，见《北齐书》卷四四《儒林传序》。
(83)东晋穆帝时庾亮在武昌兴学，又听临川、临贺二郡并建学官。其教令云：“若非束脩之流，礼教所不及，而欲阶缘免役者，不得为生。明为条例，令法清而人贵。”《宋书》卷十四《礼志一》。
(84)《三国志》卷十一《魏书·王修传》注引王隐《晋书》记载了经师王裦的学生被安丘令所役之事。其时王裦有言“卿学不足以庇身，吾德薄不足以荫卿”。按司马懿做安东将军时，王裦之父王仪为其司马，且为其所杀，王裦为之终身不仕西晋。地方官肯定知道王裦是罪人之后，也知道他对当局拒不合作的政治态度，故其私学未得县廷认可，或说没给予免役资格。这就是王裦“德薄不足以荫卿”的真意所在。反过来说，若这是个普通私学，不涉政治纠葛，其师长便足以“荫”其门人，许其弟子免役，使其弟子得以“学以庇身”了。当然，王裦颇有德名于时，所以他变着法儿抗争了一下，安丘县令随即妥协，“放遣诸生”了。若没有私学弟子免役的旧例，那位县令敢随便任人脱役么？这再度显示，私学是否能得到官方承认、其学生是否可以免役，权在长官。
(85)例如十六国的后秦就是如此。《晋书》卷一○七《姚兴载记上》：“凉州胡辩，苻坚之末，东徙洛阳，讲授弟子千有余人，关中后进多赴之请业。兴敕关尉曰：‘诸生谘访道艺，修己厉身，往来出入，勿拘常限。’”其时洛阳虽毗邻北魏，但仍在后秦境内。
(86)《抱朴子·内篇·道意》：“后有一人姓李名宽，到吴而蜀语，能祝水治病颇愈，于是远近翕然，谓宽为李阿，因共呼之为李八百。……于是避役之吏民，依宽为弟子者恒近千人。”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增订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74页。
(87)唐制：国子学收纳三品官以上子弟，太学收纳五品官以上子弟；四门学的学生则分两部分：一是七品官以上子弟500人，称四门生；二是八品官以下及庶人子800人，称“俊士生”或“俊士”。参看《新唐书》卷四四《选举志上》。侯力先生认为，俊士既是四门学中的一种学生，又是一个科举科目，俊士科是面向俊士生的。见其《唐代俊士科考论》，《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1期。
(88)《新唐书》卷五一《食货志一》记载，国子、太学、四门学生、俊士，免课役。按唐代租庸调称“课”，力役称“役”。州县学生也免课、免役。李锦绣先生指出州学生属于不课口，“成丁的学生不但免杂徭，还免除了租庸调成为不课口，这样减少了国家财政收入。”她推测当时庶人学生约有70876人，推测因学生不课而减少的国家收入总数可达12.4万贯，参看其《唐代财政史稿》上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分册第1107页。南北朝以前士人之复除，能确认的大抵只是免役，至唐则课、役全免，比前代更优厚了。
(89)如唐敬宗宝历元年（825年）《南郊赦》：“名登科第，即免征役。”《唐大诏令集》卷七十，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93页；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第359页。
(90)如唐僖宗乾符二年（875年）《南郊赦》：“准会昌中敕，家有进士及第，方免差役，其余只庇一身。”《唐大诏令集》卷七二，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402页；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第366页。又杨夔《复宫阙后上执政书》：“且敕有进士及第，许免一门差徭，其余杂科，止免于一身而已。”《文苑英华》卷六六九，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3242页上栏；《全唐文》卷八六六，第9075页上栏。
(91)参看韩国磐：《科举制和衣冠户》，《厦门大学学报》1965年第2期，收入《隋唐五代史论集》，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92页。对唐代衣冠户，又可参看张泽咸：《唐代的衣冠户和形势户》，《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92)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年）五月敕：“即诸州人省试不第，情愿入（四门）学者听。”见《唐会要》卷三五《学校》，第634页。《新唐书》卷四四《选举志上》作开元七年（719年），当以《唐会要》为准。
(93)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加尊号后郊天赦文》：“应公卿百僚子弟及京畿内士人寄客修明经进士业者，并隶名太学。……其外寄居及土著人修进士明经业者，并隶名所在官学。”《全唐文》卷七八，第818页。其制又见《唐会要》卷三五《学校》，第635页；《唐摭言》卷一《会昌五年举格节文》，姜汉椿：《唐摭言校注》，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加尊号后郊天赦文》又云：“非前进士及登科有名闻者，纵因官罢职，居别州寄住，亦不称衣冠户。其差科色役，并同当处百姓流例处分。”则“前进士及登科有名闻者”，“其差科色役”，是不必“并同当处百姓流例处分”的（《全唐文》第820页）。韩国磐先生指出：“国子监、太学、四门学的学生以及俊士都免课役，投考进士、明经等科的士子呢？……既隶名于官学为学生，当然也有免役特权。”见其《科举制与衣冠户》，《厦门大学学报》1965年第2期；收入《隋唐五代史论集》，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87页。
(94)《唐律疏议》卷二八《捕亡律》：“诸非亡而浮浪他所者，十日笞十，二十日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即有官事在他所，事了留住不还者，亦如之。若营求资财及学宦者，各勿论。阙赋役者，各依亡法。”《疏议》：“‘及学宦者’，或负笈从师，或弃繻求仕，各遂其业。”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36页。“浮浪他所”有笞杖之罪，若阙赋役则属逃亡，罪至徒三年；但有两种人不在其例：商人与“学宦者”。这两种人的羁旅生涯不算“浮浪”，古已如此。
(95)如浚仪人白履忠，曾自云“往契丹入寇，家取排门夫，吾以读书，县为免”，见《新唐书》卷一九六《隐逸白履忠传》，事在开元十年（722年）。《旧唐书》卷一九二《白履忠传》作“特以少读书籍，县司放免”。
(96)《唐律》中事涉“服膺儒业”的条文均不含私学在内。例如《唐律疏议》卷一《名例律》：“九曰不义。谓杀本属府主、刺史、县令、见受业师，吏、卒杀本部五品以上官长”，《疏议》：“‘见受业师’，谓伏膺儒业，而非私学者。”卷二三《斗讼律》：“即殴伤见受业师，加凡人二等。死者，各斩。谓伏膺儒业，而非私学者。”《疏议》：“儒业，谓经业。非私学者，谓弘文、国子、州县等学。私学者，即《礼》云‘家有塾，遂有序’之类。如有相犯，并同凡人。”分见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5、420页。杀官学业师属“十恶”中的“不义”，殴伤官学业师加凡人二等；而对私学业师的同样侵害，其惩罚同于侵害凡人。
(97)参看李伟国：《略论北宋末太学生的免役特权》，《学术月刊》1981年第9期。南宋太学生一度可能有差役，不过可以募人代役。参看朱瑞熙：《疁城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8-119页。
(98)《开庆四明续志》卷七《行移始末》，台湾大化书局1980年版，第2-3页。曾琼碧：《宋代的下户》，收入《宋史论集》，中州书画社1983年版，第64页。
(99)《宋史》卷一五七《选举志三》。又《文献通考》卷四六《学校考七》政和七年（1117年）：“给事中毛友言：‘比守郡，见诉役者言：富家子弟初不知书，第捐数百缗钱求人试补入学，遂免身役。比其岁升不中，更数年而始除籍，则其幸免已多矣。请初试补入县学人，并帘试以别伪冒。’从之。”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33页下栏。其事亦略见《宋史·选举志三》。表明县学学生在学期间是可以免除本人差役的。
(100)葛胜仲：《丹阳集》卷一《乞以学书上御府并藏辟雍札子》，《丛书集成续编》，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126册第417页下栏。
(101)乔卫平：《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三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85页。
(102)萧启庆：《元代的儒户：儒士地位演进史上的一章》，《元代史新探》，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1页以下。
(103)“明制设科之法，士自起家应童子试必有籍，籍有儒、官、民、军、医、匠之属，分别流品。以试于郡，即不得就他郡试。”许承尧：《歙事闲谭》卷二九《吴宪》，黄山书社2001年版，第1041页。
(104)顾炎武：《生员论》，《亭林文集》卷一，《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402册第77页。
(105)陈宝良：《明代地方儒学生员数蠡测》，收入《顾诚先生纪念暨明清史研究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30页。又其《明代儒学生员与地方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5页以下。
(106)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十九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22页。
(107)《学政全书》卷二《学校规条》，《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第828册第552页下栏。
(108)《学政全书》卷二五《优恤士子》，《续修四库全书》，第828册第656页上栏。
(109)《大清十朝圣训》，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版，第873页。
(110)鲁迅：《孔乙己》，《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57页。
(111)黄式国、黄爱国：《〈毛主席去安源〉的幕后风波与历史真实》，《南方周末》2006年4月20日。
(112)《十三经注疏》，第345页上栏。
(113)参看郭沫若、闻一多、许维遹：《管子集校》，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61页；收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册第126页以下。这段文字中可能有脱讹，诸家有不同解说，引文断句，依赵守正《管子注译》，广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9页；赵守正：《管子通解》，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43页；钟肇鹏：《管子简释》，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45-46页；周瀚光、朱幼文、戴洪才：《管子直解》，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6页；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76页。
(114)阎益振、钟夏：《新书校注》，第53页。
(115)《十三经注疏》，第1668页下栏。
(116)《十三经注疏》，第958页下栏。
(117)胡适：《说儒》，《胡适文集》第5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
(118)孙诒让：《墨子间诂》，第451-542页；吴毓江：《墨子校注》，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703页。
(119)冯友兰：《原儒墨》，收入《三松堂学术文集》，北京大学1984年版，第308页。
(120)钱穆：《驳胡适之说儒》，收入《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76年版，第2册第377页以下。
(121)杨宽：《古史新探》，第248-249页；《西周史》，第783页。
(122)江永：《乡党图考》卷五《冠考》，《清经解》卷二六五，上海书店1988年版，第2册第309页中栏。
(123)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717-718页；王先谦：《庄子集解》，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80页。“缓”或释为穿玉玦以饰佩之“绶”，或释为“轻裘缓带”之“缓”，近于“褒衣博带”之“博”。
(124)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38页。对“章甫、絇屦，绅带而搢笏者”，杨倞即以孔子“逢掖之衣”、“章甫之冠”释之，见董治安、郑杰文：《荀子汇校汇注》，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970页。这段史料又见《大戴礼记·哀公问五义》，见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9页。对端衣、玄裳、冕，孔广森、王先谦、王聘珍等释为斋服和祭服，参看黄怀信：《大戴礼记汇校集注》，三秦出版社2004年版，上册第50-51页。又见《孔子家语·五仪解》，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3页。《盐铁论·刺议》：“文学曰：……衣儒衣，冠儒冠，而不能行其道，非其儒也。”王利器：《盐铁论校注》，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17页。即用其意。
(125)《史记》卷六七《仲尼弟子列传》。
(126)《孔丛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9页。
(127)《史记》卷九七《郦生陆贾列传》。
(128)《史记》卷九九《刘敬叔孙通列传》。
(129)张双棣：《淮南子校释》，第1381页。
(130)汪荣宝：《法言义疏》，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30页；韩敬：《法言注》，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37页。
(131)周锡保先生云：“郦食其以儒衣而冠侧注见高帝，注解云：‘儒冠，侧注也。’故亦为儒者所服。”《中国古代服饰史》，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版，第83页。但周先生没给“注解”的出处。按《史记》卷九七《郦生列传》：“状貌类大儒，衣儒衣，冠侧注。”《集解》引徐广：“侧注冠一名高山冠，齐王所服，以赐谒者。”没说是儒冠。《汉书》卷二七《五行志》提到：“昭帝时，昌邑王贺遣中大夫之长安，多治仄注冠，以赐大臣，又以冠奴。刘向以为近服妖也。”“仄注冠”即“侧注冠”，也没说是儒冠。查谢肇淛：《五杂组》卷十二《物部四》：“儒冠，侧注也。”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57页。但谢氏所云，恐系臆说。
(132)《唐六典》卷二一《国子监》引，第559页（标点略有变动）。又见《太平御览》卷二三六《职官部·博士》引《汉旧仪》，原文“玄端”误作“立端”。第2册第1118页。
(133)《汉书》卷七一《隽不疑传》。
(134)《后汉书》卷二《孝明帝纪》注引《汉官仪》曰：“三公、诸侯冠进贤三梁，卿、大夫、尚书、二千石、博士冠两梁，千石已下至小吏冠一梁。”又蔡邕《独断》卷下：“进贤冠，公、王三梁，卿、大夫、尚书、博士、二千石冠两梁，千石六百石以下至小吏冠一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8页。
(135)可参看重庆市博物馆编：《重庆博物馆藏四川汉画像砖选集》，文物出版社1957年版，第21页；或龚廷万、龚玉等编：《巴蜀汉代画像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图61-62。但此图中下方之背面二人之冠，被说成是“委貌冠”。又刘志远等先生云经师所服为“高冠长服”，见其《四川汉代画家砖与汉代社会》，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第100页。按经师所戴，实即进贤冠。
(136)可参看王建中、闪修山编：《南阳两汉画像石》，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图34；或闪修山、陈继海、王儒林编：《南阳汉代画像石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1年版，图12。
(137)以武氏祠画像石为例，所见孔子戴的就是进贤冠，孔子弟子大多也是进贤冠。可参看朱锡禄：《武氏祠汉画像石》，山东美术出版社1986年版，第19页孔门弟子，第69页孔子见老子（老子亦戴进贤冠），第71页孔子和何馈。一说孔子所戴为高山冠，高山冠与进贤冠形制相近，画像中不好区分。汉人尊孔子为“素王”，给他戴上高山冠也是有可能的。
(138)《续汉书·舆服志下》。
(139)《史记》卷五九《五宗世家》。《索隐述赞》：“河间儒服。”
(140)《汉书》卷二一上《律历志上》：“劾寿王吏八百石，古之大夫，服儒衣，诵不详之辞。”
(141)《汉书》卷八八《儒林王式传》。瞿兑之先生因云：“博士服盖有特制，而史不详。”见其《汉代风俗制度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285页。但我们认为，这“博士服”就是传统的儒服，并非另有特制。
(142)《后汉书》卷三七《桓荣传》。
(143)王利器：《盐铁论校注》，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23页。
(144)《后汉书》卷七九下《儒林传序》。
(145)《汉书》卷八一《匡张孔马传·赞》。孟康注：“方领逢掖之衣。”
(146)《唐六典》卷二一《国子博士》：“晋官品第六，介帻、两梁冠，服、佩同祭酒。宋、齐无所改作。”国子博士“服、佩同祭酒”，那么国子祭酒之服是什么呢？同书同卷《国子监祭酒》引《晋百官志》：“祭酒，皂朝服，介帻、进贤两梁冠，佩水苍玉。”第557、559页。又《宋书》卷十八《礼志五》：“诸博士，给皂朝服，进贤两梁冠。佩水苍玉。”
(147)《太平御览》卷二三六引《齐职仪》：“《晋令》：博士祭酒，掌国子学，而国子生师事祭酒，执经，葛巾，单衣，终身致敬。”第1116页下栏。《后汉书》卷六八《郭林宗传》注引周迁《舆服杂事》曰：“巾以葛为之，形如帢，……本居士野人所服。魏武造帢，其巾乃废。今国子学生服焉。以白纱为之。”《隋书》卷十一《礼仪志六》：“巾，国子生服，白纱为之。晋太元中，国子生见祭酒博士，单衣，角巾，执经一卷，以代手版。宋末，阙其制。齐立学，太尉王俭更造。今形如之。”
(148)《后汉书》卷三五《郑玄传》：“玄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见。”卷六八《符融传》：“融幅巾奋袖，谈辞如云。”卷八三《逸民法真传》：“性恬静寡欲，不交人间事。太守请见之，真乃幅巾诣太守。”
(149)《后汉书》卷六八《郭林宗传》：“尝于陈梁间行，遇雨，巾一角垫，时人乃故折巾一角，以为‘林宗巾’。”《宋书》卷十八《礼志五》：“徐爰曰：俗说帢本未有歧。荀文若巾之，行触树枝成歧，谓之为善，因而弗改。”
(150)《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
(151)南京西善桥南朝墓《竹林七贤图》，参看南京博物院：《南京西善桥南朝墓及其砖刻壁画》，《文物》1960年第8、9期合刊。随后多处墓葬中发现的《竹林七贤图》，可参看罗宗真：《六朝考古》，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29页以下。
(152)牛车本是拉货的，或卑贱者之所乘。但在汉末，牛车却在士人和官僚中流行开来了。刘增贵先生指出，牛车流行的原因之一，在于士人对“清”的崇尚：“名誉以‘清’为最高标准，‘羸车败马’本是其特征”，“士人在入仕之后，仍保留了清俭之风，其标榜民间常乘之柴车苇毂（大多是牛车）是很自然的，车驾的变化因此而生”，“牛车的发展，是民间原以普遍使用的交通工具，以汉末清流士风为媒介，而逐渐普及于上层社会。汉末清流是魏晋士族的前身，牛车之进入车驾制度，与士族的发展恰相一致。”参看其《汉隋之间的车驾制度》，收入《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生活与文化卷》，中国大百科出版社2005年版，第214-216页。车与服的问题是相关的。《三国志》卷三二《魏书·和洽传》：“今朝廷之议，吏有著新衣、乘好车者，谓之不清……形容不饰，衣裘敝坏者，谓之廉洁。至令士大夫故污辱其衣，藏其舆服。”又同书卷《徐邈传》：“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等用事，贵清素之士，于时皆变易车服以求名高。”
(153)《宋书》卷九三《陶潜传》。
(154)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93页。
(155)曹雪芹：《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11页。
(156)《隋书》卷十二《礼仪志七》。
(157)《隋书》卷十一《礼仪志六》。
(158)《新唐书》卷二四《车服志》。
(159)《隋书》卷十二《礼仪志七》：“案宋、齐之间，天子宴私，著白高帽，士庶以乌。”皇帝戴白纱帽之事，还可参看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白纱帽”条，第181页。南朝《竹林七贤图》中的名士所戴幅巾或纱帽，因是砖印画，颜色难以判断。唐朝画家孙位的作品《高逸图》，来自《竹林七贤图》；而今残《高逸图》中的四位主角，三人的幅巾或纱帽是黑色的。参看徐邦达编：《中国绘画史图录》，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1年版，第48-50页；韩清华、邱科平编：《中国名画全集》，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第46-49页；樊文龙主编：《中国美术全集·绘画卷》，光明日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中国传世人物画》（晋-元卷），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第24-25页；等等。
(160)可参看赵学峰主编：《北朝墓群皇陵陶俑》，重庆出版社2004年版，第13页（Ⅰ式）及第15页（Ⅱ式）。
(161)参看孙机：《从幞头到头巾》，《中国古舆服论丛》（增订本），第205页以下。
(162)牛希济：《荐士论》，《全唐文》卷八四六，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890页。
(163)王定保：《唐摭言》卷七《好放孤寒》，《丛书集成新编》，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83册第313页下栏。
(164)《宋史》卷一五三《舆服志五》。
(165)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第263页。
(166)宋朝陈岩夫“幼喜读书，为进士，力学，甚有志，然亦未尝儒其衣冠以谒县门，出入闾閈必乡其服。乡人莫知其所为也。”见欧阳修：《陈氏荣乡亭记》，《欧阳修全集》，中国书店1986年版，上册第451页。陶晋生先生因云：“换言之，读书应举的士人应当换穿儒服。”《北宋士族：家族·婚姻·生活》，台湾乐学书局2001年版，第25页。
(167)赵鼎臣：《竹隐畸士集》卷一八，第1-2页，《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124册。
(168)分见梅尧臣《杂言送王无咎及第后》、赵抃《次前人越州鹿鸣宴》，《全宋诗》卷二五八、卷三四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237、4302页。
(169)《宋史》卷一五三《舆服志五》。
(170)《明史》卷六七《舆服志三》；《明太祖实录》卷二一三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十月庚申，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3147页。明朝儒巾有垂带，是上承元代风俗的。“元式唐巾与唐宋巾的不同处是后垂二带，向外分张。”见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第371-372页。
(171)如婚丧之礼3等，品官即七品及七品以上官，庶士即八品以下官及生员、监生。祭祀之礼3等，品官为一等，即官员，进士、举人（礼同七品官），拔贡、岁贡、副贡生（礼同八品官）；庶士，即例贡生、监生、生员；余为庶人。参看《大清通礼》卷十七、卷二六、卷五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55册；吴荣光：《吾学录初编》“凡例”，《续修四库全书》，第815册第6页以下，及卷十四至卷十九。又家庙，品官立庙于居室之东，一品至三品5间，四品至七品3间，八九品庙亦3间但较狭；其下为庶士，家祭于寝室之北，以龛为板别为四室，奉高曾祖袮，如品官之仪；庶人设龛正寝北，比照庶士而简化。见《清朝通典》卷五十《大清通礼·家庙》，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2335页以下；《清史稿》卷八七《礼志六》“品官士庶家祭”。
(172)徐珂：《清稗类抄·服饰类·士庶服饰》，第13册第6136页。
(173)《清朝通典》卷五十《大清通礼·家庙》，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2335页下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