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王后位在诸王侯上，余各以官品为序”一句，唐《公式令》说得更清楚一些：“二王后位在诸王侯上，余各依职事官品为叙。”(51)“职事官”是权力、事务和责任之所系，乃是帝国命脉之所在，因而“职事官品”被规定为朝位的最基本依据。文散官、武散官、勋官，均列在同品阶的职事官之下。
“官同者先爵”，意味着“官”高于“爵”。“其男已上任文、武官者，从文、武班”，封爵者若有官，则不依爵而依官定朝位；在职务相同的时候，再以爵排序。只有亲王、嗣王例外，“若亲王、嗣王任卑官职事者，仍依王品”。“郡王任三品已下职事者，在同阶品上”，也算是一种优待。若无职事官，又该怎么办呢？那就按“嗣王在太子太保下，郡王次之，国公在正三品下，郡公在从三品下，县公在正四品下……”的规定，来确定其朝位；而这时其朝位，就明显低于爵号的自身品级了。例如，国公自身是从一品，但其朝位在正三品下；郡公自身是正二品，但其朝位在从三品下。
我们把封爵、朝位及其授田额度、叙阶待遇综合起来，列出下表：
续表
那么就从“一元化”和“官本位”角度，来解读此表。爵级纳入了官品框架，是为“一元化”；朝会时爵号的分量比职事官小，又显示了“爵”从属于“官”（暂不考虑宗室，只论官僚封爵者），这是“官本位”的。再从品秩要素中的资格和特权两点观察。从授田额度看，高爵略低于其品级，低爵略高于其品级，参看上表。从“资格”要素看，有爵者本人叙阶时待遇不低，一品国公本人由正六品上叙，二品郡公本人从正六品下叙阶。但有爵者的儿子就不能同品官的儿子比了，“国公子，亦从八品下”(52)，一品国公的未袭爵的儿子，叙阶只与从五品官的儿子相当，参看上表相关部分。在延续身份和传承特权上，“爵”不如“官”了，再次表明“官”重于“爵”。
总之，唐代朝位，同样把文武职事官、文武散官、勋官、爵级涵盖在内；其结构及其与职、散、勋、爵的关系，几乎等同于官品与职、散、勋、爵的关系。可见朝位具有很大的涵盖力，相当敏感地反映了帝国品位结构的特性及变迁，所以它能够成为官品的温床；甚至在官品诞生之后，它仍以某种方式发挥着等级尺度功能。这一点，在北宋看就更清楚了。这是就宋朝的“合班”、“杂压”而言的。
唐后期到北宋初，中国官阶史上发生了一场大波荡。因职事官被大量滥用为品位，职事官所承担的职事另由使职差遣承担，造成了行政级别的重大混乱，官品失效。至北宋前期，索性直用省、部、寺、监的职事官做“寄禄官”，让它们发挥“本官”（即阶官）功能；而那些职事官的昔日职能，转用“差遣”承载。马端临概括说：“至于官人授受之别，则有官、有职、有差遣。官以寓禄秩、叙位著，职以待文学之选，而差遣以治内外之事。其次又有阶、有勋、有爵。”(53)司马光把这现象视为大弊：“今之所谓官者，古之爵也；所谓差遣者，古之官也。官所以任能，爵所以酬功。今官爵混淆，品秩紊乱，名实不副”，建议“于旧官九品之外，别分职任差遣，为十二等之制，以进退群臣。”(54)司马光之所以建议“别为十二等”，是因为其时官品的效力大大低落，其所承载的品秩要素几乎只剩服色，与本官的官序和差遣的资序无大关系了。这场大波荡的发生，是唐后期“职事官的品位化”造成的。其原因本文不拟深论，而只就论题所及，观察其时的官品与朝位的动向：在官品效力大降，已不能反映各种官号的实际地位时，王朝曾转而乞灵于朝位，让朝位发挥更大的等级功能，具体的表现就是实行“杂压”、“合班”之法。
利用朝位或班位来安排官号位望，称“杂压”或“合班”。所谓“杂”或“合”，就是不论文官、武官、内侍官、宗室官，亦不分职事官、寄禄官、职名、伎术官，都按照位之高下混同排定先后次序；所谓“压”，就是某官“压”在某官之上的意思，如“宰相压亲王、亲王压使相”之类。没列入杂压的官名、职名等，不能进入班位序列。朝廷经常下令某官入杂压、某官不入杂压，某官杂压在某官上或某官下，以为调整。宋太祖建隆三年（962年）有司进呈《合班仪》，其班序从太师、太傅一直排到司天五官正；而宋太祖认为，应提高尚书中台、节度使、检校师傅三公者的班序，“给事、谏议、舍人宜降于六曹侍郎之下，补阙次郎中，拾遗、监察次员外郎，节度使升于六曹侍郎之上、中书侍郎之下”(55)。与“杂压”、“合班”相关的法令，有建隆三年《合班仪》(56)，景祐五年《合班杂压仪》，《元丰以后合班之制》、《庆元杂压》等。
龚延明先生认为：“定杂压仪制，其意义在于，确定各色官品秩之高下、排定朝班列位之次序。”(57)薛梅卿、赵晓耕先生说：“宋朝将各种官职……都大体按照品级高低排定上朝时的班序，称为官品杂压，也称合班。这种品位分类制度，是宋朝独有的职官制度，是将唐朝散官、勋官、爵位制度与宋朝差遣制度糅合而成。”(58)“杂压”或“合班”，首先表现为一种“上朝的班序”，即朝位。进而“杂压”的最大特点，仍是前述朝位的两大特点：“涵盖性”与“大排队”。从“涵盖性”说，它把文官、武官、内侍官、宗室官，把寄禄官、职名，把伎术官、环卫官，把散官、勋官、爵位，甚至把贴职、检校等因素，都包含在内了。从“大排队”说，它依然采用某官压某官的单向纵列；调整“杂压”，也就是调整诸官地位。
把“杂压”用作等级尺度，只是“宋朝独有的职官制度”吗？不全是。汉帝国的各种品位缺乏一体性，那时就如此那般地利用过朝位了，即利用“位”给官职排队。魏晋南朝各种位阶的一体化仍不够高，其时“位比”、“位视”概念，仍用作调节官职资望的重要手段。北朝的“位比”、“位视”作法大大减少。因为北朝及唐官品的一体化程度大大提高了，朝位与品级充分一体化了，“位”的意义就黯淡下去了。用“比”、“视”安排诸官位次的做法，在魏晋南朝特别突出，而那做法在北宋又再度“时尚”起来了(59)，难道是偶然的么？当然不是。
北宋一度官品效力大减，于是朝位的等级功能再度凸显，我们将之视为官品失效的一种弥缝之方。官品之黯淡与朝位之凸显，正反映了官品与朝位具有同构性和功能对等性，也就是“涵盖性”和“一元化”的性质。而且宋廷“大体按照品级高低排定上朝时的班序”的说法，恐怕只适合元丰新官制以后的情况，这时候职、散、勋、爵恢复了唐式的样子，官品复活。而在此之前，很多职名或差遣连品级也没有，遑论“按照品级高低排定上朝时的班序”呢。
“杂压”的排序原则，是先论“职事”后论其余，以差遣在阶官之前(60)。也许有人会说，“杂压”既以差遣在前，那就是“以职事为重”的。但我们不那么看。那种观察方法并不正确。古往今来，任何政权安排等级，都不可能把“职事”置之度外；所相区别的，只在于除“职位”之外，是否还兼顾、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兼顾“品位”问题。“杂压”排序把“职事”放在第一，并不能证明它“以职事为重”。因为还要考虑，此时职事之外的品位性安排有多大分量。君臣不惮其烦地推敲每一个官职的位序，其时是把职事、贴职、服色、资序、封爵、勋官、转官、出身、年齿等，把差遣和本官等，综合考虑在内的。所以我们认为，“杂压”的基本精神并不是“以职事为重”，而是“以地位为重”，它所要处理的是各色人等的相对地位，或说是职、阶、勋、爵等位阶衔号的相对地位。打比方说，今天若把全国处以上或厅局以上职务做一个纵向单列大排队，行政上肯定毫无必要，而且人们会觉得是笑话，但宋朝真就是那么做的。
明清时朝位制度再度简化，或说淡化了。这是就其等级功能下降而言的。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定侍班官，百官侍朝之位与所属职类和机构有关，但最基本的排序规则则是官品：“令礼部置百官朝牌，大书品级，列丹墀左右木栅上，依序立。”(61)据《奉天殿丹墀班位图》，文官以西属上，武官以东属上，各由正一品到从九品东西两行对立。又据《奉天殿常朝侍立图》，御座之前首先是诸王；诸王之下，文官武官分东西两行，分别依官品排成队列(62)。由清史相关记载及《朝贺图》(63)之类，可以知道清制与明类同。明清朝位大体上依官品分班，既不具备超越官品的特殊涵盖性，也不是百官资望的纵向单列大排队，只是以官品为本的一种等级礼制而已。所以我们认为，比起宋朝的“杂压”、“合班”之制，明清的朝位制度简化或淡化了。
那么回过头来，再看魏晋官品与朝位的关系问题，就清晰得多了。因魏晋南朝官品的涵盖度和一体化程度还不够高，“位”就显出了特殊意义；赵宋官品效力下降之时，朝位就挺身而出承当“替补”，发挥综汇各种位阶，确定百官资望的功能；唐与明清的官品能正常发挥作用，朝位就退居为一种等级礼制了。这些情况有力说明，官品与朝位间存在密切的关系，二者密切配合，特定意义上二者还会“此消彼长”。
九品官品是一个“一元化”和“官本位”的体制，而“朝位”是九品官品的温床，这很发人深思。秦汉禄秩发源于“职”，而官品发源于“位”，二者的来源相当不同。禄秩来源于职事的报酬，也就等于来源于职事，体现的是官职的权责大小与贡献大小。而官品的来源是朝位，是王朝之上各色官贵的综合地位，哪怕你没职事，但只要有爵号、有位阶，你就有“位”，就能在朝堂上占据一席之地。朝位是最重要的等级礼制之一，而中国等级礼制的基本精神，就是依身份、名位——而不是依职能，来安排人的尊卑贵贱，而那也正是中国官僚组织的基本特点。如此，我们对禄秩到官品的转变，就会有更深入的认识。
四 一元化和连续性
中国号称“礼乐之邦”，“礼乐”成了中华文明的象征。从文化角度看，“礼乐”寄托着先民的生活方式、文化心理，其中蕴藏着他们数千年来的精神追求。同时中国的文化与政治，从古至今都不是截然两分的。而从政治角度看，那些繁密入微的等级礼制，意味着什么呢？如《白虎通义·礼乐》所说：“所以尊天地，傧鬼神，序上下，正人道也”，“朝廷之礼，贵不让贱，所以有尊卑也；乡党之礼，长不让幼，所以明有年也；宗庙之礼，亲不让疏，所以有亲也。此三者行，然后王道得。”(64)“礼”是社会性的，对各种尊卑贵贱关系予以综合安排，是一种总体性的、一元化的等级秩序。正是为此，“礼”成了中国文化的独特概念。柳诒徵谓：“故中国古代所谓‘礼’者，实无所不包，而未易以一语说明其定义也。”(65)也正是由于其“无所不包”的性质，帝制时代的“古礼复兴运动”，得以在品秩位阶的一元化上，做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
人们看到，先秦礼制遍及生活的各个细节。甚至连吃瓜都有等级之礼。《礼记·曲礼》：“为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为国君者华之，巾以绤。为大夫累之，士疐之，庶人龁之。”(66)贾谊《新书·服疑》：“奇服文章，以等上下而差贵贱。是以高下异，则名号异，则权力异，则事势异，则旗章异，则符瑞异，则礼宠异，则秩禄异，则冠履异，则衣带异，则环佩异，则车马异，则妻妾异，则泽厚异，则宫室异，则床席异，则器皿异，则饮食异，则祭祀异，则死丧异。”使用什么交通工具，穿着什么服饰，在现代社会只是个人偏好和消费能力问题；但在传统中国古代，某种样式的车马、服饰只能为某等级所用。《管子·立政》：“虽有贤身贵体，毋其爵，不敢服其服。虽有富家多资，毋其禄，不敢用其财。”
某些社会的结构是“林立式”的，各个领域中林立着各种等级，其间缺少制度化的高低贵贱之别；一个领域的地位和成就的尺度，并不用作另一领域的尺度。而中国传统社会则是“金字塔式”的，政治等级一家独大，行政管理的级别，或说王朝官爵决定社会分层。而王朝官爵，被儒生认为是更大的社会秩序的主干；那个更大的社会秩序的理想状态，就是“礼”。传统中国礼制中蕴含着中国社会的一个最基本特性，那就是“品级、等级、阶级的高度一致性”。周朝的礼制与后世相比，其实还是比较粗略的，但已显示出那种倾向了，显示出以国家行政品级塑造社会、通过王朝制礼来安排生活的强烈意图。
从某个角度看，战国秦汉之际是一个“断裂”的时代，但二者间又存在着相当的“连续”。周朝的某些制度元素、某些结构性特征，在帝国时代延续下去了。这种延续，一方面来自制度本身一环扣一环的进化，同时儒生所传承的“古礼”反作用于现行政治制度，也是一种承载连续性的因素。古代礼制的“一元化”特征和“数字化”特征，被传递到了帝国品位结构之中。这个“塑身”作用就体现了传统的力量。在一段时间里面，古礼传统与帝国体制也曾彼此疏离，呈现出了“二元性”；但经汉唐间的“古礼复兴运动”，礼制文化与帝国体制再度完美整合。
说到了“连续性”，因已是本编的最后部分，可以把话题扯远一点儿了。中国文明的连续性，很早给了外部观察者以强烈印象。18世纪的欧洲人阅读中国历史，其感觉就是“中国的历史本身没有什么发展，因此我们不必再与闻该历史的各个细节方面”了。亚当·斯密、黑格尔都有“中国停滞”的看法。“停滞论”在20世纪衰落了，原因之一是其西方中心论色彩太浓厚了；但更重要的，则因为20世纪的中国史研究主导是“传统—现代”视角，服务于进化与变革的时代需要。这时人们把最多努力，投入到最能体现进化与变革的“阶段论”、“分期论”上了。各种分期模式异彩纷呈。宫崎市定有言，对历史最好的理解，往往产生于历史分期问题讨论的开始和终结(67)。这一番话，可谓对20世纪“分期论”、“变革论”的一个精彩评价。
不过“中国停滞论”虽含曲解，但不全是平地生风。中国王朝在崩溃与重建中仍能维持着某些基本特点。那也被表述为“循环”。美国教科书就通行着一种对中国史基本认识：即大一统的连贯性和周而复始性(68)。费正清观察中国现代史，以“王朝循环”为出发点(69)。当然西方学者的“循环”概念，还不意味着没有进化。伊佩霞的《剑桥插图中国史》宣称：“试图着重勾画一两个有关中国的最紧要的问题：它的巨大和历史连续性。……在其他文化注意非连续性的地方注意连续性的趋势。”(70)“连续性”的提法不含贬义，还可以容纳“进化”而不同于“停滞论”，所以被人们广泛使用着。作为一般史观而言的“中国历史文化连续性”的提法，恐怕是大多数人所认同的。张光直先生曾把从野蛮到文明的演进，划分为西方“突破性的”和非西方的“连续性的”两种类型，后者的代表者是中国(71)。余英时先生指出：“中国文化的延续性是很高的。我们可从商周，下溯至明清，以至今日，在中国的土地上，一直存在着一个独特的政治传统。这个传统在秦以后便表现为大一统的政府。”余先生赞同“传统之内的变迁”的提法，除了秦与近代，中国历史上缺乏里程碑式的事件。为此他还忠告：“我希望大家多研究中国的政治史，不要存一种现代的偏见，以为经济史或思想史更为重要。”(72)
在今天，关注“连续性”有什么意义呢？历史学的主题，往往根植于时代主题之中。随“中国的崛起”，“中国特色”问题逐渐成了新的时代主题。拥有世界1/5人口、巨大幅员和数千年文明的中国，其在近代的“历史断裂”，多大程度上是一般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多大程度上又将依其自身的历史逻辑前行呢？尽管经历了巨大“断裂”，但数千年的独特政治传统，是否仍不动声色地发挥着同样巨大的历史惯性呢？其发展的结果，将在多大程度上以西式的现代法治国家为归宿，又将在多大程度上维持着“中国特色”呢？世界在看，中国似乎也没全想好。
社会的进程也如人生。少年人的视野中充满了自由与机会，沧桑岁月则将不断消去生活的可选项，让人习惯于“路径依赖”。回顾20世纪初的中国，曾面对着那么多的可能性，而今远不是那样的了。罗素有句名言：“但是中国总是一切规律的例外。”(73)真会如此吗？我们不能确知。但占世界1/5的中国人，今天仍然生活在一种与众不同的体制之下，这是事实；至少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若干年中，它看上去不会有根本性改变，将在保持着其鲜明“特色”的情况下强大起来。余英时先生说：“史学虽不能预言，但史学家却无法不时时刻刻以未来为念。多一分对过去的了解，终可以使我们在判断将来的发展方面，多一分根据。”(74)而我们是反过来看这个问题的：多一分对现实和未来的关怀，可以使我们在反观历史发展之时，多一些观察与思考之点。无论如何，在“中国特色”论题前面，“传统—现代”模式已暴露出了某种局限性。
田余庆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有一个基本论点，就是把中古门阀政治视为“皇权政治的变态”，它只存在于东晋一朝；它来自皇权政治，也必将回归于皇权政治。这个“变态”与“回归”的思路，我认为在方法论上具有重大价值，可以引申出一种与“六朝贵族论”、“魏晋封建论”等不尽相同的中古史解释，并将之扩大到制度与文化层面(75)。中古时期的贵族政治、玄学思潮、宗教异端、异族政权和分裂局面等使人看到，中国历史本来是存在着其他可能性的；然而它们最终被消解，“回归”了。在“分期论”努力凸显“时代特殊性”的地方，“变态—回归”模式在衡量“变态”幅度和寻找“回归”动力。比如，在玄学思潮、宗教异端和儒学衰落构成了“特殊性”的地方，可以看到在君主诏书、臣工奏议中依然通行着“选贤任能”论调，它维系着秦汉以来的政治传统；比如，在士族凭藉门第而赢得了选官特权的时候，又可以看到考试制度、考课制度等依旧在缓慢进化。“变态—回归”可以包容时代特殊性，不过是用不同视角观察它们的。即，在汉唐间，是什么力量导致了那些“变态”或时代特殊性，又是什么力量促使其回到历史的轴线上来的呢？
“连续性”是就一个变迁主体而言的。中国历史的主体是什么？在我看来，除了种族发展与生存空间的连续性外，就是它的独特制度和独特文化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的历史，就是秦始皇和孔夫子的历史：秦始皇奠定了帝国体制的基石，孔夫子奠定了中国文化的主调。经过秦汉，中国的制度与文化高度整合了，形成为一个综合性的“政治文化体制”；在我们的视角中，它就是中国历史连续性的主体。生产工具在变，经济关系在变，哲学思想在变，社会阶层在变，民族成分在变，风俗习惯在变，但诸变动都只有在与那个体制的关系中，才能得到完整理解。它们都承受那个体制的强大制约，被以某种方式纳入体制；当其发展具有了反体制的性质之时，就会遇到限制与抑制。数千年来连续发展着的，就是中国独特的政治文化体制。所谓“政治文化”研究，因而就有了特殊意义(76)。有人会觉得“常态”、“变态”的提法是非历史的、先验的，预定了一个“常态”就据以衡量历史。不过我们的看法相反。“常态”、“变态”视角恰好是“历史的”，是在对数千年的历史观察中得到的。确实，像统一王朝、皇帝专制、中央集权、官僚政治、儒学正统、士大夫政治和“官本位”等级制，都表现了重大连续性。
所谓“政治文化体制”是“制度”，是“结构”。王朝可以更替，政权可能垮台，但“制度”本身依然存在着。一个王朝垮台了，另一王朝又以相似的样式建立起来；构成它的“部件”可能发生更新，但其整体结构却可以保持着基本特征。好比翻新一座古建筑，改用新式建筑材料了，但它仍是原先的风貌。也就是说，“常态”的提法不否定两千年的帝制中国有进化、有阶段；但不认为其间曾发生过“转型”或“变革”，因为其“部件”的更新没有导致结构的改变，而是同一结构的精致化。进一步说，所谓的“政治文化体制”是一块“模板”，或者说是长时段的起伏摇摆所趋向的“轴线”，而不一定就是某个王朝的具体制度。在帝国前期，制度与文化的起伏幅度更大一些，然而人们仍能看到一种“向心力”。各个时期都经常演化出若干游离于体制之外的、甚至反体制的因素，反体制因素也会由外而来，从而导致了或大或小的各种“变态”；但它们的结局，是被逐渐体制化了，被“常态”吸收了，或者停留在对体制无害的状态下而不能扩张。
除了“变态”，中国历史也发生过“断裂”。这样的“断裂”，可以认定为三次：夏朝进入王国时代，战国进入帝国时代，以及近代废除帝制。在这时候，确实就存在着“变革”或“转型”了。但“连续性”论点在此依然有效。因为它有如同一个人的长大成人，或软件的升级换代。“升级”，就表明它是同一产品的连续发展。如果把夏商周看成中国国家的1.0版，帝制中国就是它的2.0版。再以建筑打个比方，从商周的早期宗庙到秦朝的咸阳宫、阿房宫，可以说发生了“质变”或“飞跃”了，其规模、结构和复杂性远非昔比，然其样式和风格上仍有一脉相承之处，我们不会把它与古希腊、古埃及、古印度或其他什么地方的建筑混淆起来。
“变态—回归”容纳了“变态”和“进化”，它立足一个“中轴线”，而把中国史理解为一个“螺旋形上升”的历程，从而既不同于“分期论”，又不同于“停滞论”。20世纪与“连续性”相关的研究，远不如“分期论”研究的成就之大。因为只讲某些特点的一以贯之，那么这“连续性”简单了一些。但若把“变态”与“断裂”纳入思考，则“连续性”的研究，就可能寻找到新的可耕地，并大大增加了可操作性。
回到本章论题上来，从“爵本位”到“爵—秩体制”、再到“官本位”的演进，就是被我们处理为一个“断裂—升级”进程的。我们在“品位结构”这个层面，通过若干线索，具体勾勒出了断裂的表现及原因，进而是断裂的弥合、新体制的完善，还有那些促成“升级”、维系“连续”的因素和机制。刚刚讨论过的等级古礼，正是这个话题的一部分。在这里，我们既看到了古礼传统的“断裂”，也看到了它的“连续”，还看到了它与王朝官阶制是怎么逐渐整合起来的。它由“古礼”变成了帝国礼制，升级换代了。
【注释】
(1)我对“古礼复兴运动”的认识，参看拙作：《宗经、复古与尊君、实用：中古〈周礼〉六冕制度的兴衰变异》，《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2006年第1、2期连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