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以后，五百石以下县长就频繁出现了。《汉书·百官公卿表》：“成帝阳朔二年（前23年）除八百石、五百石秩。”八百石、五百石被合并于六百石、四百石，则八百石县令、五百石县长，又遭遇了一次秩级下降。合并后的令长，为千石令、六百石令、四百石长、三百石长。据李昭君统计，东汉县级长官中“令”约500个左右，约占县、邑、道数1180个的42%。千石令大概很少。东汉的洛阳令也不过千石。西汉长安令大概也是千石。“令”的绝大部分应是六百石，其余为“长”。总的说来，《秩律》时代，县级长官全部处在千石至六百石段落；而至东汉，半数以上的县级长官在四百石以下。那么县级长官的平均秩级逐步下降的趋势，是确实存在的。
汉代郡县长官秩级下降或相对下降，当然也跟国土拓展、经济繁荣、人口增殖造成的郡县普设、同级行政单位大大增加有关；不过王朝本来也有另一种选择，即增设郡县而不降其秩。但王朝没那么做，非压低其秩级不可，那就不是没有意义的了。
总之，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变化线索：中央官秩级扶摇直上，王国郡县同类官职的秩级却相形失色，二者成反比。史载：“孝文时……其二千石长吏亦安官乐职，然后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后稍稍变易，公卿以下传相促急，又数改更政事，司隶、部刺史察过悉劾，发扬阴私，吏或居官数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错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怀危内顾，壹切营私者多。二千石益轻贱，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过，增加成罪，言于刺史、司隶，或至上书章下；众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则有离畔之心。”(51)随司隶校尉和十三州部刺史的设置，中央对郡守二千石控御与监管的大为强化，二千石长官“益轻贱”，战战兢兢，临渊履薄。王国官也逐渐沦为“左官”，员额惨遭削减、秩级不断下降。由此，中央朝廷对地方的政治强势，全面确立。
【注释】
(1)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劳动工资和职工保险福利卷（1953—1957）》，中国物价出版社1998年版，第488页以下。
(2)韦正等：《江苏徐州狮子山西汉墓的发掘与收获》，《考古》1998年第8期。
(3)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遣策，记有安车一乘、大车一乘、辒车二乘、辌车二乘，是“驾六马”的，见何介钧主编：《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第一卷《田野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第51-52页。
(4)马王堆一号汉墓遣策，记有“酑羹九鼎”一套，参看俞伟超先生的讨论，《马王堆一号汉墓用鼎制度考》，收入湖南省博物馆编：《马王堆汉墓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65页。
(5)按陈直先生怀疑王国“郎中令秩六百石”的记载，认为“郎中令秩二千石，在王国则秩千石，不应为六百石，故知原文有脱落”。见其《汉书新证》，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6页。我想郎中令的秩级不妨有变，若无确证，还是不能断为脱落的。
(6)《续汉书·百官志五》：“郎中令一人，仆一人，皆千石。”则东汉郎中令复为千石了。
(7)《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
(8)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秦汉地方行政制度》，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四十五A，1997年版，第100页。
(9)《后汉书》卷五《安帝纪》注引《续汉书》、卷十四《宗室四王三侯传》注引《续汉志》等，均称中大夫秩比六百石。又《后汉书》卷五五《章帝八王传》注引《续汉志》作“中大夫，秩六百石”，不脱“中”字而脱“比”字。
(10)萧亢达：《从南越国“景巷令印”、“南越中大夫”印考释蠡测南越国的官僚政体》，《广东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
(11)赵平安：《秦西汉官印论要》，《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3期。
(12)《史记》卷五四《曹相国世家》。勾承益先生认为此事在惠帝元年之后。见其《西汉前期刘氏诸侯王的“相”》，《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
(13)当然也要看到，王国“丞相”虽降为王国“相”，实权反倒增大了。马雍先生指出：“自从景帝改‘丞相’为‘相’以后，诸侯王的直接统治权完全被剥夺，王国朝廷的高级官吏统统由中央任命，似乎级位稍降，而权力却大为提高，实际上已成为王国最高的统治者。”见其《轪侯和长沙国相国——谈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主人身份和墓葬年代的有关问题》，收入湖南省博物馆：《马王堆汉墓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4页。改名“相”、给其秩级，是为了强化中央集权；增大王国相的实权，也是为了强化中央集权。两个措施的目的是一致的。
(14)参看《汉书》卷六《武帝纪》。
(15)《汉书》卷八九《循吏黄霸传》。
(16)孙慰祖、徐谷富编：《秦汉金文汇编》，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162页。
(17)《汉书》卷九七上《外戚传上》。
(18)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的《张家山汉墓竹简247号墓》（释文修订本），仍把这些条文放在《置吏律》部分。第38-39页。
(19)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0-11页。
(20)《汉书》卷八《宣帝纪》、卷八九《循吏黄霸传》。
(21)杨鸿年：《汉魏制度丛考》，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郡太守不尽二千石》条及《郡有美恶守有高低》条，第281页以下。
(22)参看严耕望：《秦汉地方行政制度》，第39页；谢桂华：《尹湾汉墓所见东海郡行政文书考述（上）》，收入连云港市博物馆、中国文物研究所编：《尹湾汉墓简牍综论》，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1页。
(23)连云港市博物馆等：《尹湾汉墓简牍》，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79页。
(24)谢桂华：《尹湾汉墓所见东海郡行政文书考述（上）》，《尹湾汉墓简牍综论》，第31页。
(25)杨际平：《汉代内郡的吏员构成和乡亭里关系》，《厦门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
(26)《后汉书》卷三七《丁鸿传》：“时大郡口五六十万举孝廉二人，小郡口二十万并有蛮夷者亦举二人，帝以为不均，下公卿会议。鸿与司空刘方上言：‘凡口率之科，宜有阶品，蛮夷错杂，不得为数。自今郡国率二十万口岁举孝廉一人，四十万二人，六十万三人，八十万四人，百万五人，百二十万六人。不满二十万二岁一人，不满十万三岁一人。’”
(27)据葛剑雄先生研究，汉武帝时人口负增长的年份居多，其人口的最低点是3200万。按正常的年平均增长率计，汉武帝时期损失人口1558万。当然人口不等于户口。汉昭帝初年核定户口，可能只有2000多万。是所谓“户口减半”。汉宣帝地节元年（前69年），户口上限已达约4700万左右。见其《中国人口史》第1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75页以下。
(28)可参看崔在容：《西汉京畿制度的特征》，《历史研究》1996年第4期。但此文没有涉及京畿官职的秩级问题。
(29)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四十五A，1990年版，第98页。
(30)《汉书》卷五十《郑当时传》。
(31)杨鸿年：《汉魏制度丛考》，第329页。
(32)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志二八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334页下栏。
(33)《三国志》卷二四《王观传》。
(34)《续汉书·百官志一》注引应劭《汉官仪》录世祖光武帝诏：“丞相故事，四科取士……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这“四科取士”中的“才任三辅令”，就是西汉的“治剧”。卫宏《汉旧仪》记西汉制度：“刺史举民有茂材，移名丞相，丞相考召，取明经一科，明律令一科，能治剧一科，各一人。……选能治剧长安三辅令，取治剧。”又《后汉书》卷三一《王堂传》：“初举光禄茂才，迁谷城令……三府举堂治剧，拜巴郡太守。”王堂举“治剧”而任巴郡太守，则巴郡时为“剧郡”。又《续汉书·百官志二》注引蔡质《汉仪》：“（侍御史）公府掾属高第补之。初称守，满岁拜真，出治剧为刺史、二千石，平迁补令。”是州郡县都用“治剧”，那么州郡县都有剧、平之别。
(35)严耕望：《秦汉地方行政制度》，第327页以下。
(36)《后汉书》卷三一《苏章传》、卷四一《第五伦传》。
(37)《隋书》卷二七《百官志中》。属官之差，如“上上州府，州属官佐史，合三百九十三人。上中州减上上州十人。上下州减上中州十人。中上州减上下州五十一人。中中州减中上州十人。中下州减中中州十人。下上州减中下州五十人。下中州减下上州十人。下下州减下中州十人”。
(38)杜婉言、方志远：《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9卷（明代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16页。《明史》卷七一《选举三》：“其繁简之例，在外府以田粮十五万石以上，州以七万石以上，县以三万石以上，或亲临王府都、布政、按察三司，并有军马守御，路当驿道，边方冲要供给处，俱为事繁。府粮不及十五万石，州不及七万石，县不及三万石，及僻静处，俱为事简。在京诸司，俱从繁例。”等级与前书所述有异，这是不同时期制度变化造成的。
(39)《清世宗实录》卷一一三，雍正九年（1731年）十二月戊申，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10页下栏。
(40)《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建武三年（27年）七月庚辰诏。这个制度其实来自新莽。《汉旧仪》卷下：“哀帝时长相皆黑绶。亡新吏黑绶，有罪先请，与廉吏同。”《汉官六种》，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82页。
(41)《汉书》卷三十《艺文志》：“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颜师古注云：“稗官，小官。《汉名臣奏》唐林请省置吏，公卿大夫至都官稗官各减什三，是也。”而潘建国先生认为，“稗官”相当于《周官》中的土训、诵训、训方氏，在汉代则是待诏、侍郎之类。见其《“稗官”说》，《文学评论》1999年第2期。按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金布律》：“官啬夫免，效其官而有不备者，令与其稗官分，如其事。”《注释》谓：“稗官，属下的小官。”《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63页。又云梦龙岗秦简第一○号简：“取传书乡部稗官。”《云梦龙岗秦简》，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74页。刘信芳、梁柱等取《汉书·百官公卿表》“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以释之，见其编著：《云梦龙岗秦简》，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8页。结合睡虎地简、龙岗简，加之《秩律》所见“稗官”，潘先生的说法恐难成立，颜师古所云应是正确的。
(42)《汉书》卷九《元帝纪》。
(43)《尹湾汉墓简牍》，第79页。东海郡的郡尉秩真二千石，朱绍侯先生认为是战争时期的特殊安排，见其《〈尹湾汉墓简牍〉是东海郡非常时期的档案材料》，《史学月刊》1999年第3期；谢桂华先生则以东海郡是“大郡”释之，见其《尹湾汉墓所见东海郡行政文书考述》，第31页。
(44)《汉书》卷八八《儒林传》：“以治礼掌故以文学礼义为官，迁留滞，请选择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艺以上补左右内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补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边郡一人。先用诵多者。”可知左右内史、大行的卒史是二百石卒史，郡卒史是百石。另参本书下编第五章第二节。
(45)严耕望先生说：“掾史秩一百石，则守属书佐盖斗食之奉矣”；“功曹虽秩仅百石，然于守相自辟之属吏中地位最高，且职统诸曹，故特为守相所任委。”见其《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第116页、第119页。又尹湾汉简有“属”，《集簿》记东海郡太守府有“卒史九人，属五人，书佐十人，啬夫一人”，都尉府有“卒史二人，属三人，书佐五人”；《东海郡吏员簿》谓太守府有“卒史九人，属五人，书佐九人，用算佐一人，小府啬夫一人”，都尉府有“卒史二人，属三人，书佐四人，用算佐一人”。见《尹湾汉墓简牍》，第77、79页。这所反映的是汉成帝前期的情况。谢桂华先生说，汉初所见郡属吏主要是卒史和书佐，“属”乃后来新增之一级：“在卒史和书佐这两个等级之间，增设了属这个等级。”见其《尹湾汉墓所见东海郡行政文书考述》，第26页。杨际平先生则认为，“属”亦百石吏，与卒史同级，见其《汉代内郡的吏员构成与乡、亭、里关系——东海郡尹湾汉简研究》，《厦门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
(46)《汉书》卷八八《儒林传》又云：“不足，择掌故以补中二千石属，文学掌故补郡属。”这句话的意思是，若官阙不足，则以比二百石治礼掌故，补中二千石之比二百石属；以比百石文学掌故，补百石（或比百石）的郡属。
(47)《汉书》卷八九《循吏黄霸传》注引。
(48)《续汉书·百官志五》注引《汉官》：“洛阳令秩千石……员吏七百九十六人，十三人四百石。”又云：“河南尹员吏九百二十七人，十二人百石。”严耕望参照洛阳令的例子，指出河南尹府中“十二人百石”的“百石”之前应有一数字。《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第111页。邹水杰君认为“十二人百石”的“百石”前夺一“四”字。又《续汉志》“百官奉”条注引《古今注》曰：“永和三年，初与河南尹及洛阳员吏四百二十七人奉，月四十五斛。”臣昭曰：“此言岂其妄乎？若人人奉四十五斛，则四百石秩为太优而无品，若共进奉者人不过一斗，亦非义理。”邹水杰君认为，这“四百二十七人奉”一句中夺一“石”字，当为“四百石二十七人奉”，因为比四百石俸月四十五斛，正好可以说通。“由此可见，京师之制，与常制异。”见其《简牍所见秦汉县属吏设置及演变》，《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3期。其说可取。
(49)陈乃华：《论齐国法制对汉制的影响》，《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2期。
(50)李昭君：《两汉县令、县长制度探微》，《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1期。
(51)《汉书》卷八六《王嘉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