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也没有什么能够阻止蒙哥了。
正如他在成吉思汗灵位前表白的那样，他要建立一个强大统一的帝国。为此，他已经做了一半工作，这就是以清查叛乱者为名，把不属于他棋盘上的棋子全部清洗掉。接下来的一半工作，就是一颗一颗地落上他需要的棋子。
他在全国设置了三个行尚书省：一个是燕京行尚书省，断事官为牙老瓦赤，统辖中原汉地；一个是别失八里行尚书省，断事官为麻速忽，统辖畏兀儿和河中地区；一个是阿姆河行尚书省，断事官为阿儿浑，统辖阿姆河以西的波斯、呼罗珊及谷儿只、阿塞拜疆等地区。牙老瓦赤和麻速忽父子以及阿儿浑三人都是窝阔台及贵由时期的旧臣，但由于他们的管理卓有成效，蒙哥继续委以重任。
除设置行尚书省外，蒙哥还向各地派出达鲁花赤，作为下一级的行政官员，帮助管理地方事务。
从窝阔台时期开始，地方断事官、达鲁花赤等都与当地藩王不够协调，那时候的断事官及达鲁花赤主要是负责收税的工作，耶律楚材曾想扩大他们的权力，削弱藩王的特权，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管理，但他受到了从中央到地方的蒙古藩王及大臣的强烈反对。当他失去窝阔台支持的时候，这些断事官和达鲁花赤的作用就更加形同虚设了。
如何加强中央集权，又能照顾蒙古贵族共同享有帝国财富的传统观念，成了摆在蒙哥面前的严峻课题。
此外，蒙哥还必须感谢那些曾经帮助他登上汗位的宗王们。
拔都是不能不感谢的。蒙哥能登上合罕之位，除了唆鲁禾帖尼带领拖雷家族二十多年的苦心经营以及蒙哥自身的努力和能力外，还有拔都的支持。关键时刻，是拔都凭一己之力把他抬上去的，所以，他永远记得拔都对他的这份恩情。在清查叛乱的时候，他没有向拔都的封地派出过任何一个清查团队；在重新洗牌分封土地的时候，他没有割过拔都巴掌大一块土地；在向各地派驻断事官及达鲁花赤时，他也没向拔都派出过一个官员。
蒙哥的这种做法让孛鲁欢深为忧虑，他多次向蒙哥上奏说：“合罕，自古一国无二君，就好比一山不容二虎。怎么能把拔都汗的权力放置在整个国家的权力之外呢？这不是一种分裂吗？”
蒙哥为难地说：“拔都大哥对朕有恩，朕可不能知恩不报啊！再说，拔都大哥英武明断，由他来独立治理，朕很放心，拔都大哥是绝不会把国家分裂出去的。”
孛鲁欢说：“拔都汗明断，识大体顾大局，这一点臣绝对相信。但是，合罕能确保拔都汗的手下或者他的后人没有二心？如果哪一天拔都汗去世了，在权力失控的状况下，不是会引发新的动乱吗？到时候合罕对这种动乱是镇压还是不镇压呢？”
蒙哥笑笑说：“拔都大哥身体结实得很，他会活得很好的！”
孛鲁欢叹口气，说：“我们也希望拔都汗能永寿千年！但这毕竟只是美好的愿望。从古至今，我们很难找到活上百岁的，遑论一千年呢？请合罕还是提早做准备吧。”
蒙哥说：“反正拔都大哥在世的时候这话不能提起，以后再说吧……”
一直到1255年，拔都去世，别儿哥接替拔都为可汗后，蒙哥才派出驸马剌真之子乞解为达鲁花赤。那时候，金帐汗国的管理方式才变得和蒙古其他地方一样了。
还有一个人的恩情蒙哥也不能忘，那就是忽必烈。在忽里台会议进行到最焦灼，他感觉整个天空就要像锅盖一样沉重地压下来，他将进入无边的黑暗的时候，忽必烈猛地站起来的动作，简直就像是天使在空中拉开一条云缝，把耀眼的光芒洒下来。这条小缝，再一次给他指示了一条通往天空的康庄大道。
之前，蒙哥并没有怎么注意他的弟弟忽必烈。他的整个注意力都在发明研究、战争以及整个帝国的动向上，而忽必烈又比他小了许多，所以即便有不明白的或者有事情要研究，他也总是去找他的母亲。后来他的母亲放手让他自己抉择后，他就更多地自己拿主意了，要商量，也只是和忙哥撒儿、孛鲁欢等那可儿或者是他的妻子商量。
忽必烈的振臂一呼，让他多留了些心眼在他的弟弟们身上。这一观察，他才发现他的弟弟们原来个个都不同凡响。旭烈兀英武豪迈，阿里不哥聪明乖巧，特别是忽必烈，睿智而又豁达，仁厚而又稳重，是一个有非凡气度的人。
既出于感恩，又出于对弟弟们才干的欣赏，同时也是为了践行那个“帝国财富家族共享”的传统观念，蒙哥让他的弟弟们分别总领不同的疆域。其中阿里不哥这个小兄弟留在身边，协助他总领以哈拉和林为中心的漠北地区；旭烈兀总领波斯及呼罗珊等西域地区；忽必烈总领漠南，包括整个中原汉地。
再加上窝阔台系的阔端、合丹等宗王及察合台系的哈剌旭烈遗孀兀鲁忽乃等宗王以及各公主驸马及勋臣封地，整个蒙古的格局仍然是成吉思汗延续下来的分封制，似乎并没有多大变化。
要变的是这些宗王应该拥有多大的权力，派往各地代表汗廷的断事官及达鲁花赤应该拥有多大权力，要怎样才能把成吉思汗时期的铁腕统治一并延续下来。
蒙哥知道，他现在所面临的局面和成吉思汗时是不一样的。成吉思汗时期，所有的地方官员及军队长官，都是从一无所有通过艰苦的战争挣得一切的，都是成吉思汗最忠实的那可儿或者是他的儿子们，他们懂得珍惜他们的成就和荣誉，成吉思汗在他们面前拥有绝对的权威，成吉思汗的任何一个指令都会得到彻底的执行，不会打任何折扣。成吉思汗的扎撒像高悬在每个人头顶的利剑，只要望一眼就会心惊胆战。
蒙哥面临的状况要困难复杂得多。诸王贵族很多都已经是第二代、第三代，甚至第四代、第五代。他们生在尊贵的环境里，从小过惯了锦衣玉食、颐指气使的生活，他们不再像创业的祖先一样懂得珍惜、收敛和服从，他们觉得他们就是天下的主宰，怎么可能还有人来主宰他们呢？
他们和蒙哥的关系也不再像成吉思汗时那种亲密无间的君臣关系。即使有血缘关系，那血亲的浓度也已经变得很淡。这种淡淡的血缘往往是一种危险的状态，很多争斗和残杀就发生在这样的状态下。
更多的官员和蒙哥既没有血缘关系，也不是蒙哥的那可儿。他们仅仅因为蒙哥是合罕而服从于他。但是这种服从是相对的、有弹性的。如果蒙哥的能力被他们怀疑或者说蒙哥没有足够的魄力，这种服从立刻就会转化为背离。
复杂状况还在于诸王贵族们经历了窝阔台后期、脱列哥那、贵由、海迷失等差不多二十年的不受拘束的岁月，他们在这种不受拘束中享受到了做王的味道，谁会轻易地放弃他们的特权？
事实上他们已经过起了像合罕一样滋润的日子。他们在自己的封地上随便发号施令，为所欲为。那些象征权力的符牌被他们发出去，人们只要手握着这样的符牌，就可以到全国各地享受到宗王甚至合罕的权力。还有诏旨和宣令，宗王们也在发。一个国家如果诏令满天飞，并出自不同人之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国家就已经走到分崩离析的边缘了。
作为合罕，蒙哥可不喜欢这样的局面。其实不只是蒙哥，贵由、脱列哥那、海迷失也是不喜欢这种局面的，他们也希望将权力牢牢地抓在自己手里，政令畅通，令出一门，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
蒙哥做到了。蒙哥命令，把自窝阔台后期朝廷及诸王滥发的符牌、诏旨和宣令全部收回来销毁，绝不能再使用。谁要不交，一旦查出，格杀勿论。今后，所有的诏令都只能由合罕来颁发，任何宗王、大臣，如果擅自颁发，或者打起汗廷的旗号颁发，就是造反，是犯了大逆之罪，要处以极刑。
阿蓝答儿较好地完成了符牌的回收工作。
所有的宗王，以后再想要实行个什么政策，就只能去请示合罕了。
符牌、诏令等回收后，再有新的札儿里黑，蒙哥总是亲自起草，反复斟酌，征求意见，仔细修改。特别成熟后，他才交给孛鲁欢抄写副本，盖上玉玺颁发。
有时候，一道简单的札儿里黑，他会反复不断地改上三四次。
由于当时蒙古由多个民族组成，还没有统一的文字，为了让札儿里黑能准确地传达下去，不折不扣地执行，蒙哥建立了一个人数庞大的书记处，总的书记官是孛鲁欢，相当于窝阔台时期的中书令。下面聚集了精通波斯文、畏兀儿文、契丹文、吐蕃文等各种文字的一大群书记官。札儿里黑制定出来后，都要根据当地语言文字的书写情况，抄写成相应的文字颁发。
统一政令，这是削弱诸王贵族特权的第一步。蒙哥做的第二步是统一司法及刑事。
扎撒是蒙古的最高法典，是由成吉思汗颁发的，后来在窝阔台时期又经过耶律楚材修订完善。蒙哥上台后，根据新的形势，由忙哥撒儿、孛鲁欢及阿蓝答儿组织人力对扎撒进行了再一次修订，重新颁发。
蒙古人之所以能够在战场上横扫千军，对扎撒的严格执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但是，从窝阔台后期以来，伴随着行政的混乱，扎撒的尊严也受到了严峻的挑战。
违反扎撒的情况比比皆是，甚至历任合罕或监国也在带头违反，但没有人受到制裁。掌管扎撒的官员，比如窝阔台后期的察合台以及后来的合答，他们也不作为。当然也是他们没法作为，扎撒是从合罕及监国那里开始破坏的，怎么去制裁合罕或监国呢？
合罕及监国带头了，诸王贵族便争相效尤。同时，在没有法度的时候，诸王贵族就纷纷自行制定法度，自行实施执行。他们根据自己的利益立下规矩，想逮捕人就逮捕人，对于他们认为的犯人，私设公堂进行审判，从不上报中央。
这样的做法使得很多百姓深受其害，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被抓，为什么受刑，他们没有参照的标准，没有规范言行的尺度。他们受到不公正处罚的时候，没有一个可以为他们平复冤屈的机关。一些人含恨积怨，一些人则铤而走险，以暴制暴，从而造成严重的社会动乱。
诸王贵族之间也是摩擦纷起，各执一词，无人裁断。国家的向心力变得越来越弱。
还有一个可怕的后果是中央的权威也受到严峻的挑战。法权也是汗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失去了法权，汗权将变得非常软弱。
蒙哥深深地认识到这一点。他在修订并重新颁布扎撒的同时，统一并强化了扎撒的监察和执行。
蒙哥规定，诸王贵族及地方官员无权随便逮捕人、审判人、处决人，更不准私设公堂刑讯逼供。案件必须上报中央，隐瞒不报的将受到处罚。最后的裁断权归中央所有，忙哥撒儿是最高执行官，阿蓝答儿协助他完成案件的审理和判决。
蒙哥的这些规定其实并没有多少创新。他并没有更完善的司法规程，忙哥撒儿等法官依照扎撒的判决也带有很大的随意性，这个判决治理还是人治，并没有上升到法治的高度。不过，由于他把法权收归中央，这样从某种意义上恢复了扎撒的严肃性和严格性，也确保了在形式上的公正公平。
限制王权的另一个表现是严格驿站的使用。
驿站也叫站赤。成吉思汗时期，效仿中原的驿传制度，在蒙古本土设置了数个驿站。窝阔台时期，把驿站从蒙古本土延伸到了察合台及拔都的封地，又延伸到了中原汉地。
成吉思汗最初设置驿站主要出于军事目的，用以传递军情和武器、粮草等军用物资。成吉思汗制定了严格的乘驿制度，传递军情的时候，来往使者身上有一种圆形的符牌叫“圆符”，佩戴圆符的使者，有择骑良马、夺骑官民马匹等特权。
窝阔台后期，他鼓励世界各地商人到哈拉和林做生意，免费为他们提供驿马和食宿，驿站又作为商用。从窝阔台后期到蒙哥上台，几乎没什么战争，驿站的军事目的便渐渐淡化了，大都变成官差来往的栖息地，或者为诸王贵族传递物资及游宴之用。汗廷便为官差及诸王贵族发放长形的符牌，叫做“铺马圣旨”。他们凭借铺马圣旨使用驿站的马匹及物资。
但是，因为政令的混乱，铺马圣旨越发越多，连一些宗王也在乱发，造成泛滥。即便没有铺马圣旨，诸王贵族也往往依仗权势超量使用驿站的牲口物品。有一些甚至把铺马圣旨当圆符使用，随便掠夺沿途老百姓的马匹。驿站不堪其苦，老百姓切齿痛恨。
蒙哥又颁发了一道札儿里黑，重申了驿站的军用目的，要求在战争状态下，任何人不得随便使用驿站，否则以贻误军情罪论处。
接着他制定了严格的乘驿制度。汗廷设置专门管理驿站的机构，由阿蓝答儿负总责。以前滥发的那些铺马圣旨全部收回来销毁，以后要使用驿站，必须向汗廷申报，经同意后重新发放铺马圣旨。对驿马的使用量也作了严格规定，每次只能用三匹，远行者不得超过四匹。不得沿途攫取老百姓的马匹，不得索取超过规定的供应物。
几道札儿里黑颁发后，蒙哥本来以为诸王贵族会一片哗然的。从窝阔台到海迷失，四代统治者对他们都是以赏赐为主，可以说，蒙古诸王一直是被宠着的，唯一的打击来自于耶律楚材的改革，但耶律楚材的改革如昙花一现，只相当于在他们身上挠挠痒，根本就没有触及他们的皮毛。蒙古诸王已经过惯了自由攫取帝国财富的好日子，就像是一群好久没上过缰绳的马，现在突然在它们嘴上装上一个笼头，它们如何能够适应呢？
蒙哥已经做好了和诸王长久角逐的准备。
札儿里黑的颁发及良好的执行情况，让蒙哥对困扰他的宗王权力失衡问题有了明确的答案。这个问题在整个窝阔台时期都在争论，到脱列哥那、贵由及海迷失时期，天平倾向了宗王一边，断事官及达鲁花赤形同虚设。现在，这个问题不能再争论了，王权必须置于汗权之下，断事官及达鲁花赤代表合罕行使职权，因此，宗王必须接受合罕派出的断事官及达鲁花赤的监督！
当然，在蒙哥时期，断事官及达鲁花赤的主要职责还是收税，其他行政职能很少。这一点，和窝阔台早期是一样的。蒙哥并没有更多的改革，蒙哥所做的工作，不过是把达鲁花赤更多地安插为自己的那可儿，并让那可儿能真正行使收税的职能，从而使收税的权力严格控制在汗廷手里。
1252年，也就是蒙哥继承汗位的第二年，他在中原进行了人口普查。为防备诸王贵族隐瞒户口，他规定，所有的人户都以现居登记入籍，与本处民户一样依例当差，违背者本人处死，财产没收。经过这次户口普查，中原户数比窝阔台时增加了二十余万户。
蒙哥夸奖了牙老瓦赤卓有成效的工作，并把这种经验在河中地区及呼罗珊地区推广。同时，他也派别儿哥在斡罗斯开展了户籍普查。
户籍册拿出来后，为了减轻百姓的负担，蒙哥采用了牙老瓦赤曾经在河中地区行之有效的办法，规定税种，规定税额。基本税一共有三种：向成年男子征收的人头税，以钱币支付；由农村人口以实物支付的农业税；在城市的市场及其他商业交易中以现金收取的商业税。税额采取每年“包银”的办法，在汉地各地区，一个富人应缴纳十个第纳儿（一种货币单位），穷人则按比例缴纳一个第纳儿；在河中地区，缴纳同样的数目；在呼罗珊地区，富人缴纳七个第纳儿，穷人缴纳一个第纳儿。
蒙哥告诉收税的官员，这种收税方法，意在缓和臣民的处境，而不是增加国库的财富。“包银”交税之外，各宗王及地方大臣不许再向老百姓有任何摊派。税务官员在收税的时候，不得徇私偏袒，不得收受贿赂。
同时，蒙哥决定革除窝阔台后期以来，诸王贵族及地方官员与商人勾结向老百姓放高利贷的弊政。
说起这事，首先要说到诸王贵族与地方官员和商人合作经商，这是窝阔台统治后期非常普遍的事情，已经造成很多弊病。比如窝阔台及贵由等把国库里的钱拿出来交给商人做生意，因而造成财政混乱。同时窝阔台、脱列哥那、贵由、海迷失都欠着商人很多钱，单是贵由就欠了50万银巴里失。欠了商人的钱，他们就得给商人特殊待遇，比如向商人乱发各种符牌，让商人享受各种特权。比如商人可以随意骑用驿马来往于各地，不交纳任何赋税。还有就是诸王贵族，尤其是税收官员与商人联合，向老百姓放高利贷。连晚年时糊涂的窝阔台也认识到这一点，加以遏止。不过这种弊政却一直很有市场，这主要是有利益在其中。放高利贷虽然祸害百姓，却可以使放高利贷者获得巨大的利润，产生巨大的经济刺激。
蒙哥偿还了前几任合罕及监国所欠的债务，同时取缔商人的各种特权，禁止政府把符牌发给外国商人，不准他们擅自骑用驿马。如果他们来蒙古做生意，必须加入当地户籍，承担应纳的赋税。
蒙哥让不只儿负责斡脱事宜，设置专门的机构管理商务，负责给出售官家的货物估价，鉴定币值。而不是像窝阔台那样，以双倍的价钱付给来哈拉和林做生意的商人。
蒙哥还加强内部管理，规定诸王贵族及各级官员不得经商赢利，更不准和商人勾结放债。否则，一经查实，严肃处理。
蒙哥明白，要想有效地改变这种状况，只能一步一步地来，先从他委派的官员身上着手，端正他们的行为，由此推及其他宗王贵族。
由谁来负责收税？所收的税款，汗廷国库与封地上的宗王怎么分配？这将是关乎王权与汗权的核心问题。
窝阔台后期及脱列哥那时期，由商人包税的办法是百害无一利的，必须绝对禁止。由诸王贵族在自己的封地上，自行制定税额，委派自己的人收税的办法也是必须禁止的。
财权必须和法权、政权一样，收归中央，高度集中，高度统一。
汗廷收税工作由不只儿负总责，三个行尚书省的断事官加以配合。各地的收税官员全部由汗廷委派，负责人口普查、税务登记及征收。封地上的宗王贵族无权派人收税，所收的税额全部上交汗廷，再行分配。
蒙哥的这个政策，在宗王里引起了一片议论之声，因为这相当于剥夺了宗王的财权，让他们感觉自己不再是蒙古王，而只是一个地方官员。他们不断上书表示抗议，有的在话语中隐含了蒙哥不够仗义，取缔圣主成吉思汗关于帝国财富黄金家族共同拥有的原则。这让蒙哥心里充满矛盾，他觉得必须这样做，又觉得不能做一个不仗义的人。于是，他找到不只儿商量对策。
不只儿说：“合罕，微臣认为，对各宗王采用的最好的制度是俸禄制。臣所了解到的南家思及西域的一些国家，对宗王就是实行俸禄制。宗王可以完全不管收税之类的事情，只需要到朝廷领取俸禄就可以了。”
蒙哥说：“这样好是好，但是宗王们肯定对朕有意见，觉得朕是独享国家财富，其实朕哪里是独享呢？大部分钱还是分给宗王们了。”
不只儿说：“合罕，臣认为，这涉及一个知情权的问题。他们不了解具体收入情况，所以才会误解合罕。不如合罕让各宗王派出自己的那可儿，参与收税。税额及财税分配的方式不变。这样，他们知道收入多少，就再不会有意见了。”
蒙哥一拍脑袋说：“对呀，爱卿这话有理！收税本来是一件麻烦的事情，收起来是很不容易的，让他们派那可儿参与，不但可以减轻朕的收税官的负担，还可以知情，一举两得啊！”
于是，蒙哥让诸王贵族派出他们的那可儿为收税副官，协助征收。这样，各宗王才心满意足了。
还有一个问题，诸王贵族该不该纳税？按照成吉思汗的做法，诸王贵族是要纳税的，他们和其他蒙古人一样，缴纳“百一税”，即一百头牲口中抽出一头作为税收，不满一百头的，可以不交。蒙哥决定，恢复到成吉思汗时期的做法。
诸王贵族却认为他们有权享受免税特权。理由是，既然整个世界的财富都是蒙古人的，蒙古人在这个世界上的任务就是征服，就是把属于自己的财富从世界各地取回来。也就是说，全世界的人都该是蒙古人的仆人。那么作为蒙古人的宗王贵族，为什么还要交税呢？
这样的争论，从窝阔台时期就开始了，到了窝阔台后期，宗王贵族不交税，已经成为一种不成文的规定。休说一百头抽一头，就是一万头，也不能抽一头。
在脱列哥那、贵由、海迷失时期，这种不成文的规定依然在起着作用，不管朝廷怎么规定，宗王贵族们就是不交。海迷失的时候，把“百一税”提高成了“什一税”，也就是十头牲口中抽一头，表面上提高了税额，实际上，不得不交税的只是无权无势的普通老百姓，他们的负担变得越来越重。有很多人家已经交不起，拖欠的税款越来越多，甚至到了家破人亡的地步。
蒙哥废除了“什一税”，那些因贫困而拖欠的税款，蒙哥予以免除。
对于蒙古宗王贵族该不该交税的问题，蒙哥找到了一条说服大家的理由。国税收起来，主要是为新的征服做准备。只要有足够的资金准备好战马、武器及粮草，就可以延续自成吉思汗以来的征服行动，到时候，就可以从战场上拿回更多的财富。为了证明他所说的话是真的，他在蒙古贵族中倡导节约，除了登基典礼上举行过盛大的宴会，这以后他就很少举行大型宴会了。他自己的生活也非常俭朴，给各宗王起到良好的榜样作用。有一次，有个商人送了蒙哥一份厚礼，有水晶盆、珍珠伞等名器，价值达银3万余锭，蒙哥不收，他对商人说：“当今老百姓穷困不已，大家都缺钱，朕拥有这样的奢侈品，实在不应该。”
同时，他还下令停止从窝阔台时期以来就一直不停的对哈拉和林的扩建。
正当蒙哥大刀阔斧地开展政权集中和政治清理的时候，仆人告诉他一个不幸的消息，他的母亲唆鲁禾帖尼病了，病得较重，让他快去看看。
得到这个消息，蒙哥才想起来，最近忙于政事，已经好久没到母亲跟前请安了。他心里充满愧疚，赶紧朝母亲的宫帐赶去。
这是蒙哥第二次得到母亲病重的消息。第一次是在他登上汗位不久。后来由于失烈门叛乱，也许是注意力有所转移，母亲的病情似乎得到了缓和。没想到没隔上一年，母亲的病又犯了。这一次，蒙哥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他害怕这种预感，这种预感像野兽的咻咻鼻息一样，逼得他喘不过气来。
在蒙哥的记忆中，母亲似乎从来都是不生病的，从来就是精明干练的样子。二十多年来，她忙里忙外，从不知疲倦，一边教育他们几兄弟，一边管理封地及庞大军队里的众多事务，参与研究国家的诸多重大事务。她还要随时提防窝阔台系的历任合罕、监国对她的猜忌和打击。
母亲在他的心中，始终像大山一样，挺拔、伟岸而坚强，又像大湖一样，温柔、宽厚而广阔。当他困惑的时候，他第一时间就会想到母亲，母亲总能把那些千丝万缕的乱麻一一帮他解开，理出头绪；当他急躁的时候，母亲又会用她宽厚的胸怀，给他营造一个风清月白的环境，疏解他的情绪，把他引到一条正确的道路上；当他软弱的时候，母亲又如同一棵参天大树，为他撑起一把伞，给他磅礴的力量和勃勃的生机。
现在，他强大起来了，成了大蒙古帝国的合罕，成了草原上空的一轮太阳。他已经不需要到母亲的臂弯寻求安慰和支持了，他已经可以独立处理那些国家大事了。
他特别希望母亲能健康长寿，能好好活着。因为母亲和他们几兄弟经历的都是艰苦的岁月，母亲还没有享受过一天安逸休闲的时光。现在他做合罕了，有能力了，他要让母亲过两天舒心的日子，享受最尊贵的荣光。他要弥补母亲所受的苦难带给她的人生缺失，他要用巨大的幸福来冲刷刻在母亲额头上的艰难印记。
更为重要的一点，他要让母亲骄傲，让母亲因为有一个伟大的儿子而自豪。是的，他要成为一个伟大的人，伟大的帝王。他通往伟大的旅程才刚刚开始，他的宏伟蓝图才描出第一笔。他刚刚让国家回到一条正常的轨道上来，他还要接过成吉思汗的马鞭，把帝国的版图扩大到陆地的尽头。像成吉思汗一样，他将成为千古一帝，这样气势磅礴的光荣，母亲不能不和他分享。
唆鲁禾帖尼躺在床上。她的面容变得非常憔悴，头发似乎一下子全白了，整个人就像一截秋天的树木，安安静静地躺在被窝里，没有挣扎，没有咳嗽，似乎连气息也没有。蒙哥跪在她面前，心里咚咚直跳，凑上前，很小心地喊了她一声。
唆鲁禾帖尼很长时间才抬起眼皮，有气无力地说：“蒙哥，你来了……”
蒙哥的眼泪刷一下就掉下来了，他忍不住大声地喊道：“额吉，您这是怎么了？您怎么突然病得这么严重啊？”
正说着，忽必烈、旭烈兀、阿里不哥都来了。大家一时都慌了，围在唆鲁禾帖尼身边，摇着她的手，大声叫着。
旭烈兀忽然站起来，吼道：“太医！太医！”然后他紧紧捏住侍女，发疯似的叫喊道，“太医呢？你们喊过太医没有？”
侍女被旭烈兀捏得龇牙咧嘴，只能拼命点头，话都说不出来。
这时候，唆鲁禾帖尼又抬了抬眼皮说：“不要吵，你们，等我睡一会儿，我，太困了……”
这话说得非常细，但是蒙哥听了，忍不住浑身一震。这话他太熟悉了。
他想起小时候上战场，这也是木阿秃干战死前说过的话。母亲现在也说，难道母亲……他紧张得手心直冒汗，转过头来，严厉地向弟弟们做了一个眼色，止住大家的喊叫。所有人都屏住呼吸，跪在蒙哥身后，眼巴巴地看着唆鲁禾帖尼。
唆鲁禾帖尼转过眼睛，望着蒙哥，挤出一句话：“蒙哥，你们几兄弟，以后，要抱成一团，要相敬，互爱啊……”
蒙哥等人使劲地点点头。唆鲁禾帖尼转着眼珠，把四个儿子一个一个看了一遍，然后就静静地闭上了眼睛。
忽必烈、旭烈兀和阿里不哥疯了，他们号叫着，摇晃着唆鲁禾帖尼的手，大声喊着“额吉！”但是唆鲁禾帖尼再也没有睁开眼睛，她的头和手随着忽必烈等人的晃动摇来摆去。
蒙哥忽然嚯的一声站起来，哭着冲弟弟们喊道：“没听额吉说吗？不要吵！让她安静地睡一会儿！为什么要摇她！”
忽必烈等人把唆鲁禾帖尼放回床上，给她盖好被子，退回地上跪着，拼命压住自己的哭声。
蒙哥一屁股坐在地上，脑袋无力地耷拉着，喃喃地说：“额吉，您安心地睡吧，我们不会打扰您的！您带着我们，操碎了心，从来没睡过一个安稳觉，现在，您就安安静静地睡一觉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