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隋炀帝东征失败以后，高句丽就格外骄傲；联合百济，屡侵新罗，新罗无法，只得求救于中国。唐太宗初时，也无意于为它出兵；到公元642年，高句丽大臣泉盖苏文弑其主高建武（建号荣留王，是婴阳王的兄弟。立其侄宝藏王高藏）。太宗以为有隙可乘，想趁此恢复辽东，就出兵以伐高句丽（《唐书》载太宗谓臣下：“今天下大定，惟辽东未宾……朕故自取之，不遗后世忧也。”可见得这一次用兵的动机，不全是为新罗）。
太宗的用兵，自然和隋炀帝不同；然而这时候，中国用兵于高句丽，有种种不利之点；所以以太宗的神武，也犯了个“顿兵于坚城之下”的毛病，不能得志。太宗以公元645年二月出兵。四月，渡辽河，克辽东；进攻安市（在如今盖县境）；破高句丽援兵十五万于城下。然而安市城小而坚，攻之遂不能克。九月，以辽左早寒，遂班师。这一次，虽然没打败仗；然而兵威的挫折和实际的损失，是不待言而可知的。太宗深以为悔。
御驾亲征，手下的人把这件事看得太隆重了，用兵就不觉过于持重，不能应机，也是失败的一个原因。所以反不如偏师远斗的利害。公元660年，高宗因高句丽、百济攻新罗益急，遣苏定方自成山（在如今山东的文登市）渡海攻百济，破其都城。百济王义慈降，百济人立其弟丰，求救于高句丽、日本。公元663年，刘仁轨大破日本兵于白江口（如今的锦江）。丰奔高句丽。百济亡。公元666年，泉盖苏文死。三子争权，国内乱。明年，高宗遣李伐高句丽。公元668年，也把它灭掉。于是朝鲜半岛，只剩了新罗一国。唐朝在平壤设了个安东都护府，以统治高句丽、百济的地方。这时候，中国对东方的声威大振，日本和中国的交通，在此时也称极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