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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3

作者：童超当前章节：15651 字更新时间：2026-6-13 13:01

身处甘泉宫的武帝信以为真，派丞相刘屈髦率兵镇压。经过五日激战，太子战败，弃城逃走。武帝下令将太子刘据的门客全部处死；追随其起兵的家臣和官吏士卒，一律按谋反罪满门抄斩。随后，武帝派遣使臣携带诏书来到未央宫，收缴卫皇后的印玺和绶带，卫皇后被迫自尽。太子逃离长安后，隐藏在湖县泉鸠里一个编织草鞋的贫民家中，食不果腹。太子无奈之下派人去找当地的一个朋友求助，结果被官府发觉。官府立即派人包围了太子的藏身之处，绝望中的太子自杀，两位皇孙全部遇害，幸存者只有皇曾孙刘病已，这个仅有几个月大仍在襁褓中的婴儿也被投入了监狱。

征和三年（前90），经官府证实，“巫蛊之祸”中的案件大多查无实据，大家都认为太子是受江充陷害惶恐不安而被迫起兵自保的，没有任何谋逆的企图。一个叫田千秋的郎官上书为太子鸣冤，说做儿子的擅自调用父亲的军队，其罪不过是受鞭笞的惩罚。武帝大为感动，下诏将江充满门抄斩，丞相刘屈髦被灭族。随后，武帝在长安修建了思子宫，在太子殉难的湖县筑归来望思之台，以表达追悔之心，以示怀念之意。征和四年，武帝颁布了著名的“轮台诏”，承认自己的一系列政策存在过失。后元二年（前87），武帝驾崩，8岁的皇子刘弗陵登上皇位，是为汉昭帝。13年之后，汉昭帝去世，在大臣霍光的主持下，太子的孙子刘病已，在狱中长大流落民间十几年之后被扶立为皇帝，是为汉宣帝。宣帝即位后，继续执行武帝晚年休养生息，发展生产的政策，汉朝的国力得到恢复，西汉盛世得以延续。

打通西域与开辟丝绸之路

两汉时期

人物：张骞班超地点：玉门关阳关以西关键词：丝绸之路

两汉时代，汉朝政府与周边及域外各民族和国家进行广泛的交往。西域诸国为了自身的生存需要，向外进行民间贸易往来，实际上构成了丝绸之路的雏形；而汉朝政府对西域的开发及苦心经营，对丝绸之路的开通和畅顺更是至关重要。各国使节频繁往来，随之而来的商旅、僧侣络绎不绝，终于实现了东西方连接的梦想。中国、印度、希腊、罗马等各具特色的文明，在中西交通的中间地带——西域地区汇合、交融，从而缔造了举世瞩目的西域文明。

初通西域

西域是见诸中国史籍的一个地理概念，泛指甘肃玉门关、阳关以西的广大地区。历史上狭义的西域指今敦煌以西到新疆全部；广义的西域则可远至中亚、西亚、印度半岛、北非以及东欧部分地区。

纳贡场面贮贝器西汉

贮贝器是西汉时期西南地区的滇国特有的青铜器，其主要用来盛装货币——贝壳，同时还具有较高的艺术审美价值。这件贮贝器因为塑造了不同民族的人物向滇王进贡的场面，因而得名。现藏于云南省博物馆。

汉代以前直至远古时期的新疆地区，基本没有确切系统的文献记载，故称“史前西域”。西域一带地理环境特征分明：以天山为界，天山以北的地区属于温带干旱半荒漠和荒漠气候，适合畜牧业的生产经营，当地居民多具有游牧民族的特点。在这片土地上建立起来的国家，被称为“行国”，其中又以乌孙较为突出。乌孙极盛之时，是一个有10多万人口的骑马游牧部落，畜牧马、牛、骆驼、羊等，又以羊居多。“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简明概括了乌孙人的饮食起居。天山以南地区属于暖温带极干旱荒漠气候，灌溉农业发达，当地居民多具有定居民族的特点，这里的国家称为“城郭之国”。各个绿洲上的国家情况有所不同，或以畜牧为主，兼营农耕，如鄯善等，因为仰仗邻国粮食，故而也称为“寄田仰谷”；或以农耕为主兼有畜牧，如于阗等。

鎏金铜马西汉

这件铜马出土于陕西茂陵汉武帝墓中，马高62厘米，马长76厘米，造型朴实稳重，通体鎏金，表面光洁度很高。根据考证，鎏金铜马是饲养在上林苑或御厩中的大宛天马的艺术造型。

汉武帝统治时期，听说西迁的大月氏与匈奴有仇，为了寻找讨伐匈奴的同盟军，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建元二年（前139），张骞一行100余人从长安出发，但不久就被匈奴捕获，并押送到漠北的单于王庭，扣留十多年。后来，张骞逃离匈奴，继续西行，历尽辛苦，才辗转到大月氏。但大月氏人已经西迁，现居地肥沃，安居乐业，不再考虑向匈奴复仇之事。张骞在大月氏逗留一年多，始终没有说服大月氏。然而，张骞带回的丰富的西域知识，是中原汉人闻所未闻的，这大大开拓了人们的视野。河西一役，汉军打通河西通道。在此形势下，张骞建议武帝与乌孙结盟，共同打击匈奴。元狩四年（前119），张骞再次奉命西行，企图招引乌孙东归。此时的乌孙国家分裂，国王年老，既对汉朝缺乏了解，又惧怕匈奴，张骞未能如愿。但乌孙使者随张骞来到汉朝，“乌孙使既见汉人众富厚，归报其国，其国乃益重汉”，从而开启两国交通往来。而张骞派遣出使大宛、大月氏、康居等国副使，几年后多与出使之国的使臣回到汉朝，“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

经营西域

西域归属汉朝统治以后，汉军在这里驻扎屯田，设置机构，做好了长期留守的打算。到了两汉之际，由于政局的改变与动荡，中原对西域的保护变得无力，匈奴乘虚而入，于是有了东汉班超的再通西域。

张骞出使西域后，汉朝每年都要向西域派遣使团，以求建立外交和通商关系。但这些使团，或受到匈奴的侵扰，或遭受西域小国的劫持，生命和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为了加强对西域的控制，汉朝在西域设置西域都护府，作为汉朝管理西域的最高行政军事机构，以监护西域南、北两道的安全畅通。西域都护相当于内地郡守，下设副校尉、丞、司马等属吏，有统率的军队。西域都护府的设立，标志着西域正式归属中央政权，这对于加强汉朝对西域的控制和军事管理具有重要意义，也有利于西域屯田的顺利进行和过往商旅的正常往来。伴随中原王朝的治乱和国力的兴衰，西域或归附汉朝，或臣服于匈奴；与中央政府的联系，或紧或疏，甚至完全断绝。

东汉光武帝初年，西域诸国无法忍受匈奴的沉重赋敛，相继遣使要求内属，请求汉朝派遣都护。光武帝刘秀考虑到天下初定，无暇西顾，予以拒绝。汉明帝时，汉朝政局安定，经济有所发展，反击匈奴、恢复中央政府在西域的统治已经成为可能。永平十六年（73），班超投笔从戎，跟随窦固出击匈奴，建立战功，崭露头角，受窦固器重，因此被派遣出使西域南道诸国。班超一行走南道，至鄯善。他因时行事，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豪迈气魄斩杀匈奴使者，安抚鄯善，威震于阗，靖定疏勒。明帝去世，汉朝尽撤西域屯兵，班超决定率部返回中原。疏勒等国害怕匈奴卷土重来，苦苦请求班超留驻西域，于阗王甚至抱住马腿，说：“依汉使如父母，诚不可去。”班超因而决定留驻西域。他在西域历尽艰险，苦心经营，使丝绸之路保持畅通。和帝之时，班超击败月氏，讨伐焉耆，使焉耆降服汉朝，“于是西域五十余国皆纳质内属焉”。班超在西域的军事外交实践，使这一地区和中原的联系空前密切，也为东西文化交流创造了必要的条件。班超再通并经营西域之功，其意义绝不亚于张骞初通西域之举。

值得一提的是，永元九年（97），班超派遣副使甘英出使大秦，即罗马帝国的东部地区。甘英抵达条支海滨（今波斯湾），无功而返。即便如此，此行仍加深了汉朝对沿途各地情况的了解，开阔了视野。永元十二年（100），一个罗马商人使团到达洛阳，这是中国与欧洲有据可寻的首次交往。桓帝延熹九年（166），大秦王安敦派遣使者从海路辗转来到洛阳，敬献象牙、犀角等礼物，中西方开始了有明确历史纪年的官方交往。

延伸阅读

佛教东传和白马寺建成

佛教在西汉末期已从西域传入中国。东汉明帝永平七年（64），派遣郎中蔡愔和博士秦景前往天竺求佛经。永平十年（67），他们与天竺的两位沙门（高级僧人）带着佛像和佛经回到洛阳。汉明帝接见了天竺僧人，并把他们安置在东门外的鸿胪寺。第二年（68），又命人在雍门外另建住所，天竺僧人就在这里翻译佛经，他们所译的《四十二章经》是中国现存的第一部汉译佛典。由于驮佛经回来的那匹白马也供养在其中，这处住所就被命名为白马寺。白马寺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建立的第一所寺院。

丝绸之路

19世纪后期，德国地理学家里西霍芬第一次提出“丝绸之路”的概念。“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通向西方的贸易通道，从今天的西安出发，经新疆分南北两路，越过葱岭，到达中亚、西亚各国，再由这些国家转道至欧洲。其实，中国通过丝绸之路向外输出的物品远不止丝绸一宗，但以丝绸最为有名。从公元前2世纪起，以后的千余年间里，中国的丝绸通过大宛，源源不断地经由这条商路远销地中海世界，成为国际市场上闻名遐迩的畅销商品，此路故而得名。早在张骞通西域前，西域绿洲诸国为了自身的存在与发展，必须谋求各个绿洲之间的合作，互通有无，无形中沟通了绿洲之间的交通路线，形成相对稳定的商道，奠定了丝绸之路的雏形。张骞通西域，使绿洲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东西方之间的联系又借汉朝的政治力量进一步加强，使丝绸之路得到实质性开发。东西方彼此间物质、技术、文化的互相需要，是丝绸之路得以开通的根本性原因。各国商旅的贸易往来，使节的频繁交通，都对丝绸之路的实质性进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丝绸之路沟通了东西方的贸易往来。中国的丝绸、漆器、铁器及其他手工艺品输入西方；中亚和西亚的一些植物品种，如葡萄、苜蓿、石榴、胡桃等，盛产于康居等国的皮毛，月氏、安息、大秦的毛织品及各种珍奇异兽，如琉璃、琥珀等也输入中国。精通天文、农业、水利、冶金等各种技术的人才移居西域地区，对于推动当地生产技术和科学进步，都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西域地区具有波斯、印度风格的乐舞、美术、生活用品，如胡坐（靠椅）、胡床（折叠椅）等，一时间也引得西汉皇室、贵胄、官僚的竞相效仿，风行一时。西域南北两道城郭诸国在丝路贸易中是重要的商品集散地。丝绸之路的开通，也使得中国与西方文明频繁接触，交流持续不断，而西域则成为各个文明的交汇、融合之地。汉代，不仅有陆路丝绸之路的开放，几乎同时也有海上丝绸之路的拓展。东南沿海擅长航海的百越民族，沿着大陆边缘的海岸，经过长途航行，到达东西方海上交通的汇聚地南印度洋海岸，进行各种物品，主要是奢侈品的交易。随着历史的发展，海上丝绸之路的地位和作用日渐突出。

高昌古城遗址

高昌城建成于公元前1世纪，是西汉王朝在车师前国境内的屯田部队所建。《汉书》中最早提到了“高昌壁”。《北史·西域传》记载：“昔汉武遣兵西讨，师旅顿敝，其中尤困者因住焉。地势高敞，人庶昌盛，因名高昌。”汉、魏、晋历代均派有戊己校尉驻守此城，管理屯田，故又被称为“戊己校尉城”。

汉与匈奴的和战

两汉时期

人物：卫青霍去病窦宪地点：马邑稽落山关键词：民族大迁徙

两汉时代，汉朝周边的少数民族不断向中原地区发展。汉朝中央政府基于实力的强弱，或采取和亲政策；或采用军事手段，积极拓展疆域，加强对民族地区的控制，力求实现国家的“大一统”。战争与和平并存，交流与融合共生，从而形成了中国文明的显著特征——多民族、多样化的统一局面。在众多的民族中，匈奴与汉王朝的对抗最为激烈，引发的战争竟绵延数百年之久。

匈奴文明

匈奴具有悠久的历史，是过着“逐水草而居”生活的游牧民族。匈奴人吃苦耐劳、骁勇善战。

羽人天马玉饰西汉

这件玉饰出土于陕西咸阳，塑造了一个飞驰于云端的天马上承载着一个羽人的形象。汉代认为仙人们浑身长满羽毛，因此玉雕的羽人像大多遍身羽毛，肩生羽翼，这符合当时人们心目中的仙人形象。

匈奴的历史始见于《史记·匈奴列传》，“匈奴”是匈奴对本族人的自称，例如匈奴首领单于曾派遣使者致书汉文帝，书中有“天所立大匈奴单于，敬问皇帝无恙”等语。匈奴人又自称为“胡”，《汉书》曾记载匈奴单于致书汉武帝，书中有“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的话语。因为匈奴人自称为胡，所以秦汉时期，“胡”为匈奴的专称。匈奴政权结构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军制与政制的结合，是游牧性质的军事政权。单于是部落联盟的最高首脑，总揽军政及外交大权，由左、右骨都侯辅政。诸大臣由贵族担任，世代相袭为官。左、右贤王是匈奴政权在地方上的最高长官。因为匈奴尚左，所以左贤王是单于的继承人，经常让太子担任。左、右贤王之下有左、右谷蠡王和左、右大将等，他们既是部族首领，也是军事将领。部族首领之下，又有千长（千骑长）、百长（百骑长）、什长等中下级带兵长官，分领数量不等的骑兵，指挥作战。匈奴最强盛的时候，军队由二十四部族组成，各部族的兵力，多者万人，少则千骑，总计有骑兵三十万。这种军事编制使匈奴兵民合一，聚结大量人马，随时可以举国出征。他们对外掠夺和压迫邻近各族，统治被征服地区；对内则保护贵族的私有财产，维护社会秩序。

错金虎节西汉

虎节，又称虎符，是古代帝王授予臣属兵权和调发军队的信物。这件错金虎节出土于广州象岗南越王墓，现藏于广州南越王墓博物馆。

在生活习俗上，匈奴人“随畜牧而转移”，过着游牧生活。为求得丰盛的水草，匈奴族随着畜群四处迁徙，居无定所。其衣食住行，大多仰给于畜牧及相关产品。匈奴族的食物，以畜肉、乳浆和奶酪为主。他们以皮、革、裘等为衣，以毡毯为帐幕住处，其他物品，如铠甲等，多用皮革制成。除畜牧业外，狩猎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也占有一席之地；还有一小部分匈奴人从事农业，生产粮食。匈奴人这种以游牧业为主的经济，对自然环境有较强的依赖。如果遇到大的自然灾害，往往畜死人亡。这也决定了匈奴人长期游徙不定，力量时强时弱，部族“时大时小，别散分离”的社会特性。匈奴人在战国中晚期进入铁器时代，掌握了冶铁技术，生产铁制工具，冶铁业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有相当规模的手工业部门。从其出土的刀剑与汉式刀剑的相似性来看，匈奴是从中原地区那里接受了铁器文化。匈奴人非常重视与汉人互通“关市”，交换有无，以满足自身生产和生活需要。

根据文献记载，匈奴人只有本民族的语言，没有自己的文字，即“毋文书，以语言为约束”。匈奴人流行的乐器是胡笳，诚如《胡笳十八拍》中所言，“胡笳本自出胡中”。后来，胡笳传入中原地区，深受汉人喜爱。匈奴人的艺术，在题材上反映了他们的游牧和狩猎生活，例如出土的匈奴物品中，纹饰多以草原常见的动物为主题图案，或鹿纹，或马形等。匈奴人相信死后灵魂不灭，对于一些无法解释的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都认为是鬼神在起作用。其祭祀天、地、日、月系自然崇拜，是为了求得天地、祖先、鬼神的护佑。他们尚“左衽”，多“披发”。一夫多妻的现象在匈奴贵族中很普遍，而收继婚即所谓的“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的习俗也还保留着。

和与战

因为气候条件的变化和对中原财富的觊觎，匈奴向南迁移，侵扰汉朝的控制区域；汉朝为了保护农业文明区域，进而实现天下一统，也积极向周边地区扩张。双方战争与和平并存，交流与融合共生。秦末之际，群雄逐鹿，争斗不已。此时此刻，长城以北的匈奴，也出现了王位更替。王位继承人冒顿射杀其父头曼单于，自立为单于。之后，冒顿单于率众东征西伐，灭东胡，驱月氏，降服楼烦等部，控制河西、西域诸国，并占领河套地区，建立了一个东自辽东、西逾葱岭、北达贝加尔湖、南抵长城的强大草原汗国。

汉朝初年，强盛的匈奴不断攻扰汉朝北方郡县，掠夺人口和财物。高祖七年（前200），刘邦借着平定投降匈奴的韩王信叛乱的余威，亲率大军征伐匈奴，结果被匈奴40万精锐骑兵围困于平城白登山（今山西大同东北）达7天之久。后来，刘邦听从陈平计策，用重金贿赂冒顿单于的阏氏（相当于皇后），才得以脱身，至平城（今山西大同）与汉军会合。经此一役，刘邦认识到还没有实力抗击匈奴，只能忍辱含垢，等待时机。他采用娄敬的建议，与匈奴和亲，把宗室之女当公主嫁给匈奴单于，每年馈赠大量的丝织品、酒食给匈奴，并与匈奴互通关市，以减少其侵扰。但和亲政策的作用不大，匈奴仍是不断侵扰，有时烽火警报竟逼近首都长安城。

经过汉初几十年的休养生息，汉朝国家实力大大增强。武帝即位几年后，认为再也不能执行屈辱的和亲政策，必须以武力对付匈奴，才能一劳永逸地解除北部边患，求得边境的安定。元光二年（前133），汉军于马邑（今山西朔州）附近设下埋伏，企图一举歼灭入侵的匈奴军队。匈奴人发觉汉军计谋，中途撤退，汉军无功而返。自此，汉朝与匈奴开始了旷日持久的战争。在汉军与匈奴作战的过程中，涌现出一大批卓越的军事将领，如“飞将军”李广、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等，他们精忠报国，留名青史，广为后人所传颂。通过漠南战役、河西战役、漠北战役三次大规模的对匈奴作战，汉匈力量发生了改变，战争主动权不再只掌握在游牧的匈奴人手中。

匈奴的分裂与西迁

自第三次大规模反击匈奴的战争结束后，武帝适时调整国防战略，不再大规模出击，而是在保持军事压力的态势下，采取稳守边塞、和战结合的方针。西汉五凤元年（前57），匈奴终于分裂为东、西两部，这也是匈奴历史上第一次分裂。匈奴分裂之后，东匈奴在呼韩邪单于的率领下，归附汉朝，向南迁徙至长城一带，汉政府对之优待有加。

错金博山炉西汉

这件博山炉就是古代焚香所用的香炉，出土于中山靖王刘胜墓中。炉身上部和炉盖雕刻成层层叠叠的山峦，点缀有树木、神兽、虎、豹等物，工艺极为精湛。

王莽当政时期，对匈奴实行错误的贬抑政策，汉朝与匈奴关系恶化，匈奴侵扰频繁，又一次成为严重威胁。东汉初年，经济破坏严重，对匈奴只能采取守势。当时由于匈奴也连年遭受旱蝗灾害，草木尽枯，人畜饥疫，死亡大半；又由于匈奴贵族内部争权夺利，内讧不断，又面临东方乌桓势力的逼迫，匈奴日逐王比率其所统辖的南边部众四五千人投奔汉朝。

建武二十四年（48），匈奴南边八部大人商议，拥立比为呼韩邪单于，遣使至五原塞（今内蒙古河套北），向东汉王朝表示“愿永为藩蔽，御北虏”。汉廷正苦于应付匈奴连年之侵扰，便接受了他的请求。匈奴于是分为南、北两部。南匈奴内附，边境得以安定，而原来内徙的边郡居民多陆续返回。南匈奴人入塞居住，缓慢内迁，与汉人杂居，逐步向定居和农耕生活过渡。

东汉和帝年幼即位，窦太后临朝听政，窦氏家族势力膨胀。窦宪凭借外戚辅政之机，仗势欺人，诛杀无辜。罪行被人揭露后，窦宪害怕被太后处置，故上书请求出击北匈奴以赎罪过。当时，北匈奴大乱，又遭遇干旱、蝗灾，部众、牲畜死亡严重。南匈奴也想乘机吞并北匈奴，上书请求汉朝出兵助战，窦太后遂决定讨伐北匈奴。永元元年（89），窦宪、耿秉率兵出征，会合南匈奴，与北匈奴战于稽落山（今蒙古汗呼赫山脉），大败北匈奴，斩首众多，俘获牲畜百万余头，北匈奴归降者约二十万人。窦宪与耿秉出塞3000余里，登上燕然山（今蒙古国杭爱山），令班固写铭，刻石颂功而返。次年，汉军又击败伊吾地区的北匈奴。窦宪想乘北匈奴衰落之机，一举歼灭之，于永元三年（91）派军出居延塞，围击北匈奴单于于金微山（今阿尔泰山），终于彻底击溃北匈奴。自此之后，北匈奴余部或降附汉朝，或归附鲜卑，其余大部则离开故地而走上西迁路程。延续数百年的汉匈战争至此基本结束。

北匈奴大败之后，北单于逃亡，不知所终。西迁的匈奴人，历经厮杀血战，先到达西域地区，后又迁往中亚、东欧。大约从4世纪中后期起，匈奴人开始出现在欧洲大地上，时间是公元374年。罗马史学家阿密阿那斯的《历史》，是最早记录匈奴人的西方史学著作。他说：匈人从顿河以东向阿兰人展开进攻，遭遇顽强抵抗，双方激战于顿河之上。阿兰人以战车为主力，但敌不过勇敢善战的匈人骑兵，结果大败，国王被杀，民众降服。阿兰人被征服的消息传到东欧国家和罗马，这是它们第一次听到“匈人”这个名称，对其骤然来临感到十分恐慌，对匈人掠夺破坏的行为更是心惊胆战。匈人占领匈牙利平原后，逐渐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匈奴帝国，特别是在匈奴王阿提拉时代，积极向外扩张，席卷欧洲大部。直到18世纪后期，法国学者才根据中国的历史记载，指出“匈人”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匈奴”。直到今天，大多数匈牙利人还认为自己是匈奴人的后裔。匈奴西迁，由此引起欧洲持久的“民族大迁徙”，也加速了东、西罗马帝国的衰落与灭亡，改写了欧洲历史的进程。

王莽托古改制

新朝时期公元8年

人物：王莽地点：长安关键词：复古改制

作为外戚阶层的代表，王莽将自己的野心层层包裹在谦恭、仁义的外表之下，因此得以平步青云，大权在握。一旦时机成熟，他就毫不犹豫地撕下温情脉脉的面纱，将汉家天下据为己有，进行了一系列所谓的改制活动，最终改制成了一场闹剧，他本人也死于非命。因此后人作诗评价王莽说：“向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

独掌权柄

西汉成帝时，朝政大权旁落到成帝的母亲、皇太后王政君手里。王太后有8个兄弟，除了一个弟弟王曼早死外，她把其他7个都封为侯，老大王凤更是官至大司马。王家权倾朝野，兄弟子侄都十分骄横奢侈，只有王莽除外，王莽就是王太后早亡的弟弟王曼的儿子。王莽自幼丧父，他不但勤俭朴素，努力读书，连日常打扮也像一个普通的儒生。在家，他孝顺母亲，照顾寡嫂和侄子；在外，他结交贤士，对叔伯们也努力尽一个侄子的本分。大将军王凤病了，王莽衣不解带地照顾了几个月，每次喂药前都亲自尝过。王凤非常感动，临死前推荐王莽任黄门郎，王莽这才走上了仕途。几年之中，王莽接连被提升为骑都尉、光禄大夫，成帝永始元年（前16）被封为新都侯。

长乐食官壶西汉

这件官壶出土于河北满城陵山西汉墓，因为壶底刻有铭文“长乐食官”而得名，现藏于河北省博物馆。

王莽官升得越高，为人越是谦恭，不但散财接济门下宾客，而且结交贤士和朝中文武官员，名声甚至超过了几位位高权重的叔伯。绥和元年（前8），38岁的王莽升任大司马。成帝死后，不出10年换了两个皇帝——哀帝和平帝。平帝即位的时候年仅9岁，国家大事都由王莽做主。有些吹捧王莽的人说王莽是安定汉朝的大功臣，请太皇太后王政君封王莽为安汉公。王莽说什么也不肯接受。后来经大臣们一再劝说，他只接受了封号，把封地退了。元始二年（2年），中原发生旱灾和蝗灾。王莽拿出100万钱、30顷土地当作救济灾民的费用。贵族、大臣也争相效仿，拿出土地和钱来赈灾。后来太皇太后把新野的两万多顷地赏给王莽，王莽又推辞了。王莽还派心腹分头到各地去考察风土人情，把自己不肯接受新野封地这件事到处宣扬。

元始四年（前4），王莽把女儿配给平帝为皇后，他成了国丈，掌握了朝廷更大的权柄。但渐渐长大的平帝却对王莽越来越不满，因为王莽不准平帝的母亲留在身边，还把平帝舅家的人杀光。平帝背地免不了说了些抱怨的话，传到了王莽的耳朵里。有一天，大臣们给平帝上寿，王莽亲自献上一杯毒酒，平帝就这样被王莽毒杀了。因为平帝没有儿子，王莽从刘家的宗室里找了一个两岁的孩子为皇太子，叫作孺子婴，王莽自称“假皇帝”（假是代理的意思）。有些文武官员想做开国元勋，劝王莽即位做皇帝。于是，有一批吹捧的人纷纷制造出许多迷信的东西来骗人，“王莽是真命天子”的图书也发现了，在汉高祖庙里还发现“汉高祖让位给王莽”的铜匣子。

托古改制

一直以推让出名的王莽这会儿不再推让了，决心自立为帝。他派安阳侯王舜去向太皇太后王政君索要皇帝的玉玺。太皇太后这才如梦方醒，她指着王舜的鼻子骂道：“王家依靠朝廷的恩赐才得到几代人的荣华富贵，你们不但不思报恩，还趁刘家孤儿寡母篡夺皇位，真是猪狗不如。”说完放声痛哭，不肯把玉玺交出来。王舜看着老姑母悲痛欲绝的样子，也泪流满面，劝慰她说：“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王莽一定要这枚玉玺，您难道还能守着不给他吗？”太后只好把玉玺拿出来，狠狠地摔在地上。公元8年，王莽正式即位称皇帝，改国号为新，都城仍在长安。

王莽做了皇帝后，打着复古改制的幌子进行变法。第一，恢复西周时期的井田制，把全国土地改为“王田”，不准买卖；第二，把奴婢称为“私属”，不准买卖；第三，设立一套全新的工商管理体制，评定物价，改革币制。这些改革听起来都是好事情，可是没有一件办得好。土地改制和奴婢私属，在贵族、豪强的反对下，一开始就没法实行，再加上各级官吏上下其手，无地的农民根本分不到土地，土地兼并问题反而更为加重；评定物价的权力掌握在贵族官僚手里，他们正好利用职权投机倒把、贪污勒索，不但不能约束大工商业者，使得国家和百姓获利，反倒加大了对人民的盘剥，增加了人民的痛苦。更为愚蠢的是王莽先后四次进行币制改革，废除汉代五铢钱及刀币，另外发行“宝货”，前后设立了28种货币，由于货币种类太多，换算起来又十分困难，因此流通非常不便，货币空前贬值，无形之中又刮走了老百姓的大量财富。

王莽这种复古改制不但受到农民反对，连大小地主们也强烈反对。三年以后，王莽改制因为违背经济规律、脱离社会实际，几近破产，王莽只得下令，王田、奴婢可以买卖。在同周边各民族的关系上，王莽一改西汉自昭宣二帝以来建立的平等友好关系，妄自尊大，使中央政府与周边民族的关系日趋恶化，引起了匈奴、西域、西南、辽东各地方政权的反对，连年战争消耗了国家的大量财富，无数士兵、百姓或阵亡战场，或流离失所，国家陷入了动荡不安、民不聊生的境地，农民不得不起来反抗，绿林军攻进长安，王莽被杀。

犀牛尊西汉

这件犀牛尊形象写实，犀牛小耳圆眼，昂首挺立，其背上开有孔洞，体腔中空，可以盛放酒浆。

光武帝得陇望蜀

东汉公元25年－公元36年

人物：汉光武帝刘秀地点：陇西巴蜀关键词：得陇望蜀

在汉室沦落的时代，并不起眼的刘秀竟然挽救了汉室江山，两汉王朝得以绵延了405年之久，这在有史记载的封建社会中算是最长的，位居“亚军”的两宋王朝不过320年。刘秀之所以能成为力挽狂澜的人物并非偶然，他是一个既有雄心壮志又有雄才大略的皇帝，“得陇望蜀”也正是他政治抱负的表现之一。

绿林与赤眉

王莽代汉建新不久，就推出了一系列改制措施，这些政策制定之初本就缺乏深思熟虑，一遇挫折，又朝令夕改，令老百姓手足无措。再加上天灾连年，各地流民遍野，起义的烽火燃遍关东，而其中势力最大的就是绿林军和赤眉军。绿林军活动于荆州（今湖南、湖北部分地区），一度以当阳（今属湖北宜昌）境内的绿林山为根据地，因而得名；赤眉军则活动于汝南、颍川、陈留等地（今山东、苏北、河南一带）流动作战，因为所部战士以朱涂眉，因而号称“赤眉军”。而随着农民起义如火如荼，汉室宗族和地方豪强也纷纷举起了反莽大旗，宗室刘玄和南阳的豪强地主刘縯、刘秀兄弟就是其中的代表。在这些宗室、地主势力的加入和影响下，起义队伍的战斗力更加增强，也有了更为明确的政治目标。地皇四年（23），绿林军建立了更始政权，拥立刘玄为皇帝，史称更始帝，刘秀的兄长刘縯被任命为大司徒。当年六月，王莽派出司空王寻、司徒王邑前往洛阳，征发天下州郡军队42万人围攻绿林军据守的昆阳（今河南叶县）城。结果昆阳一战成了刘秀的“个人指挥秀”，有勇有谋的刘秀不但说服其他义军将领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坚守昆阳，还突出重围寻求援军，最终里应外合，全歼了王莽的数十万大军。当年九月，绿林军攻入长安城，王莽被长安商人杜吴杀死于渐台，新朝灭亡。

梳堕马髻的西汉妇女木俑

坠马髻是中国古代女子发髻的一种，始于汉代，因其式样如同骑马坠落之态，故名之坠马髻。

然而攻占长安后，更始政权不但没有收拢人心，反而极为迅速地腐化堕落了下去，内部也自相残杀，完全没有新兴政权的蓬勃态势。更始三年（26），赤眉军攻入关中，灭亡更始政权。可赤眉军仍然是只知破坏，不知建设，再加上关中发生了大饥荒，饥馑，赤眉军缺乏粮食供应，士气低落，只得退出长安，重新走上了流动作战的道路。

汉光武帝刘秀像

经过长达12年的统一战争，刘秀先后平灭了关东、陇右、巴蜀等地的割据政权，结束了自新莽末年以来长达近二十年的军阀混战与割据局面。刘秀在位33年，兴儒学、崇气节，其统治时期被后世史家推崇为中国历史上的盛世时代。

刘秀称帝

就在长安城风云变幻之时，身为绿林军大将的刘秀早已在河北州郡开创了基业。早在昆阳之战结束后，刘秀的兄长刘縯因为功高震主，被更始帝杀害。刘秀为了逃过杀身之祸，强颜欢笑，甚至主动向更始帝谢罪，这才没有遭到株连。绿林军攻占长安后，刘秀用重金收买更始帝的大臣，这才得以以大司马的职务北渡黄河，经营河北州郡。到建武元年（25），刘秀在南征北战三年之后，终于成为“跨州据土，带甲百万”的一方势力。当年十月，刘秀在鄗县（今河北柏乡县北）即皇帝位，年号“建武”。不久，刘秀的军队收降了据守洛阳的更始部队，进入洛阳城，并决定以洛阳为都城。因为洛阳在长安之东，所以刘秀政权也被称为东汉政权，刘秀也就成了后人所称的汉光武帝。定都洛阳后，光武帝派大将冯异率大军西征，全力镇压流动中的赤眉军。建武三年（27）闰正月，饥饿疲惫的赤眉军跋涉数百里撤退到宜阳（今河南宜阳）时，才发现冯异已率领大军在此列阵等候。肚子空空的赤眉军在毫无作战准备之下骤遇大军，士气崩溃，根本无法作战，只好投降，赤眉军彻底败亡。

消灭更始和赤眉之后，光武帝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消灭各地的割据势力，完成统一大业。西汉末年的全国动乱造就了许多的武装割据势力，比如割据于山东的张步政权，割据于梁地的刘永政权，割据于庐江的李宪政权、割据于陇西的隗嚣政权，称帝于巴蜀的公孙述政权，等等。在这些割据政权中，对刘秀威胁最大的是刘永政权，刘永本人也是西汉宗室，其占据了山东西部、安徽北部一带广大土地，还和张步、李宪等人结成三角同盟，共同对抗东汉政权。光武帝采取了擒贼擒王的战略，一上来就主动攻击刘永，于建武二年（26）和三年（27）两次围攻刘永政权的都城睢阳（今河南商丘南），刘永兵败身亡。接着，刘秀继续用兵，迫降了张步，擒获了李宪。到建武五年（29），北到幽燕、南至荆襄的割据政权基本为刘秀所消灭。

灰陶说唱俑东汉

这件陶俑赤裸上身，下着长裤，布满皱纹的脸上满是笑意，还半吐着舌头做滑稽状，真实刻画出了东汉地主豪强驱使艺人表演的场景，是东汉陶俑中难得的珍品，现藏于四川省博物馆。

得陇望蜀

东方和东南的割据势力基本平定后，妨碍刘秀统一天下的主要对手就剩下了陇西的隗嚣和巴蜀的公孙述了。为了减少抵抗，光武帝首先采取了政治诱降的政策，目标直指实力较弱的隗嚣。建武四年（28），刘秀给占据河西、与陇西相邻的地方势力窦融集团写了封劝降信，劝窦融放弃武装割据，并允诺封窦融为凉州牧。窦融认为刘秀兵强马壮，号令严明，有统一天下的气象，就归附了刘秀。窦融归附后，光武帝继续劝降隗嚣，后者一味虚与委蛇，一面派出部将马援前往洛阳沟通联络，一面又与巴蜀的公孙述保持联系。光武帝也看出了隗嚣想继续割据的心思，便要求隗嚣将长子隗恂送来洛阳作为人质，被隗嚣拒绝。建武七年（31），光武帝要求隗嚣配合汉军进攻公孙述，又被隗嚣婉言拒绝了。光武帝极为生气，对负责联络双方的马援也非常不满，马援只好给隗嚣写信，劝说隗嚣不要一错再错。可隗嚣完全听不进去的劝告，决心与光武帝开战。刘秀知道劝降已经不起作用，就亲率大军西征，在会合了窦融的凉州军队后，分兵数路进攻陇西。眼见汉军大兵压境，再加上老熟人马援已归顺刘秀，四处游说，隗嚣手下的十多员大将相继投降。建武九年（33），众叛亲离的隗嚣病死，汉军趁机发动总攻，终于于次年十月彻底平定了陇西。

建武十一年（35），光武帝派岑彭与大将吴汉水陆并进，从东路入蜀，而派来歙和大将盖延从北路入蜀，公孙述的巴蜀政权已经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了。公孙述当然不甘心，于是派出刺客暗杀汉军北路主将来歙。来歙被杀的消息传到洛阳，光武帝悲痛欲绝，决定亲自领军征讨巴蜀，为来歙报仇。这年七月，岑彭的大军已经深入巴蜀2000多里，灭蜀只在顷刻之间。公孙述这时大为恐惧，可他仍然不肯投降汉军，派刺客假称是逃亡的奴仆，投降了岑彭，又在夜里刺杀了岑彭。这下汉军被彻底激怒了，更加勇猛地同公孙述的部队作战。第二年（36）十一月，吴汉率领的大军包围了成都。这时，光武帝依然给了公孙述机会，他写信说：“不要因来歙与岑彭的事而自疑，现在投降，宗族还可以保全。”但公孙述仍不肯降，吴汉便大举进攻。在战斗中，公孙述负了重伤，当晚便死了。第二天，公孙述的大将延岑开城投降，巴蜀地区也终于归入了东汉的版图。

“得陇望蜀”这个成语在后世被用来比喻人的贪婪之心，而在当时，光武帝的“得陇望蜀”却是一种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也正是因为他有此雄心壮志，光武帝才可能在两汉之交、天下纷乱的时候异军突起，冲破重重阻碍，恢复了汉室王朝，登上了皇帝的御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