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538年，西魏出动大军攻占了洛阳的金墉城，东魏大将侯景率部反击，双方在河桥（今河南孟县西南）至邙山（今河南洛阳北）一带展开激战，互有胜负。不久，高欢亲自率领大军增援。这次史称河阳之战的战役，东魏再次损失数万将士，东魏第一勇将高敖曹也战死沙场，西魏也损失不小，宇文泰因此主动脱离了战场，双方算是打成平手。公元543年二月，东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以虎牢关投降西魏，东魏与西魏又发生了惨烈的邙山之战。高仲密投诚后，宇文泰和高欢都急忙调集人马向黄河进发，两军在邙山展开了激战。一开始东魏军出其不意地冲乱了西魏的军阵，高欢部下的悍将彭乐差点活捉宇文泰，只是贪图西魏军扔下的金银才让宇文泰逃出生天。可缓过气来的宇文泰发动反攻，高欢又被打得狼狈逃窜，差点被宇文泰的部将贺拔胜抓住。邙山之战，再次以东魏的失败而告终。公元546年，高欢率领大军对西魏的玉壁城（今山西稷山西南）发起了进攻。这场经典的古代攻防战让高欢吃尽了苦头，不管他使用挖地道、堆土山，还是不计伤亡的蚁附攻城，都被西魏守将韦孝宽一一化解。最后，东魏军苦苦攻打了玉壁城50多天，战死和病死的士卒达七万余人，高欢实在是心力交瘁，只好撤军。玉壁之战，再次以西魏的胜利而告终。
金花银胡瓶 北周
这件银胡瓶是北周河西公李贤墓中的随葬精品，从瓶体的图案判断，应是通过丝绸之路传入的美术品，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最好物证。
武士陶俑 北周
这件武士俑出土于宁夏固原北周持节柱国大将军、河西公李贤墓，是北周时期陶俑艺术的代表作。武士身穿铠甲，头戴甲胄，面容狰狞，身躯雄伟，为镇墓之用。
东西魏之间的连年战争给北方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原本兵力、土地、人口占优的东魏因为战场上连续失败，国家实力逐渐下降，原本相对弱小的西魏开始上升，双方的实力对比有了根本性的改变。
周齐立国
东西魏并立后，高欢集团和宇文泰集团实际上掌握了军政大权，代魏自立只是时间的问题。
公元547年，高欢病死，其长子高澄继承了父亲的权力和地位。两年后，高澄被厨子兰京杀死，其弟高欢迅速平定叛乱，继承兄职。公元550年，高洋做了高欢、高澄没来得及做的事——让东魏孝静帝元善见将皇位禅让给自己，改国号为齐，史称北齐。在西魏方面，公元556年，宇文泰病死，他临死前效仿周武王托孤周公旦的故事，将军政大权交给了自己的侄儿宇文护，希望宇文护好好辅佐其15岁的三子宇文觉。当年十二月，宇文护逼迫西魏恭帝元廊禅让给宇文觉，改国号为周，是为北周。
尽管北周、北齐各自立国不久，但残酷的内部政治斗争却异常激烈，丝毫不亚于王朝更迭频繁的南朝。齐文宣帝高洋死后，他的弟弟高演、高湛联手发动政变，废掉了高洋的儿子高殷，高演即位称帝。后来高演病重，高湛也准备武力夺权，但因为高演最终决定将皇位传给他而作罢。高湛的儿子后主高纬即位后，大肆杀戮功臣，兰陵王高长恭、大将军斛律光相继被他杀害。北周政权这边，宇文护以周公自居，野心逐渐不可遏制。宇文觉先后毒杀了周闵帝宇文觉、周明帝宇文毓两任皇帝，另立宇文泰的第四子宇文邕为帝。宇文泰昔日的部将赵贵、独孤信不满宇文护独揽大权，也被宇文护杀死。直到公元572年，扮猪吃虎的周武帝宇文邕经过十二年的韬光养晦，才发动政变处死了宇文护，重掌朝政大权。
齐、周两国都经历了残酷的内部斗争，但因为统治者执政水平和治国政策的不同，两国走上了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北齐的高欢集团是依靠鲜卑军事贵族的支持起家的，所以一直奉行鲜卑贵族利益第一的民族压迫政策，汉族百姓和官员饱受欺辱，甚至被鲜卑人称为“一钱汉”（汉人的性命只值一文钱），因此国内民族矛盾极为尖锐。此外，北齐政权暴君迭出，腐败成风，比如高洋就以嗜酒、嗜血而著称，后主高纬宠信乳母陆令萱、奸臣和士开等人，公开卖官鬻爵，这种情况下原本国力强大的北齐日渐衰落，灭亡已经不可避免。反观北周政权，虽然同样有政治斗争，但几代统治者较好地执行了均田制和府兵制。均田制始行于北魏太和年间。该制规定由国家将部分国有土地、户绝田、罪没田及无主土地按人口与耕牛数分给农民耕作，有授有还；同时将土地所有者原有土地纳入均田制范围，进行统一登记，确认其权属关系，转让受到一定限制。府兵制是一种兵农合一的军事制度，府兵平时务农，农闲时操练，服役期内其租税劳役则一律免除。均田制促进了北周的经济发展，府兵制则打破了胡汉分界线，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再加上北周在民族、吏治问题上处理得更为灵活得力，北周的经济、军事实力逐渐超过了北齐，整个北方的统一已经为期不久。
黄釉绿彩四系瓷罐 北齐
瓷罐出土于河南濮阳北齐李云墓中，在米黄色的釉彩下，从罐口至罐腹，垂挂有六条鲜艳的绿彩，整器造型稳重，釉色艳丽，是北朝瓷器中的精品。
雄才大略周武帝
公元572年，在北周都城长安的文安殿中，周武帝宇文邕亲手杀死了权臣宇文护，然后将宇文护朝廷内外的党羽一网打尽，北周政权再次回到了宇文泰嫡系子孙的手中。作为南北朝时期少有的英明君主，周武帝即位后实行了多方面的改革，比如释放奴婢、大规模灭佛等。北周政权也是依靠鲜卑贵族的军事力量建立的，保留着大量奴隶社会的陋习，其中就有将战俘作为豪强们的奴婢使用。周武帝掌权后，下令将历次同北齐、南梁作战时俘获的奴隶放免为自由民，这一举动加速了北周政权的封建化，削弱了地方豪强的势力，加强了君主的权威。至于灭佛，就是打击佛教。南北朝时期，佛教空前发展，大批人口遁入空门，寺院也掌握了大量的耕地，集中了大量的财富，朝廷则失去了土地、征税的对象和稳定的兵源。周武帝强令僧众还俗，将寺庙产业收归国有，大大增加了国家的纳税人口，增加了国家收入。此外，周武帝还大力打击士族势力，改革军事制度，密切君主和军队的关系，等等。
通过政治、经济诸多方面的改革，周武帝做好了消灭北齐的准备。公元575年，周武帝下诏大举进攻北齐。尽管周军初战告捷，但在金镛城下遭到了齐军的顽强抵抗，而周武帝也在作战中身患重病，不得不下令退兵回国。第二年，锲而不舍的周武帝再次率军进攻北齐。当年十月，周军攻克北齐重镇晋州，俘获北齐士兵八千人。十一月，北齐后主高纬率军反击，围攻北周平阳城（今山西霍州南）。经过数天围攻，齐军本已占据主动，即将破城，但后主高纬为了让正在梳洗打扮的妃子冯小怜目睹破城的景象，命令军队暂缓进攻，让齐军士气大跌，未能一鼓作气攻破平阳城。不久，周武帝率八万大军为平阳解围，大败齐军。公元577年，周军攻破北齐都城邺城，活捉了后主高纬，灭掉了北齐。北周灭齐，结束了北方近五十年的分裂战乱局面，统一了整个北方，为日后隋朝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历代帝王图》之周武帝像
周武帝宇文邕在位期间，诛杀权臣宇文护，摆脱鲜卑旧俗，整顿吏治，使北周政治清明，百姓生活安定，国势强盛。
延伸阅读
贾思勰和《齐民要术》
约在永熙二年至武定二年间（533－544），北魏农学家贾思勰著成综合性农书《齐民要术》。贾思勰，青州（今山东寿平县）人，生平不详，曾任高阳太守。《齐民要术》共10卷92篇，11万多字，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农、林、牧、副、渔等农业范畴，包括蔬菜和果树栽培技术；动物饲养技术和畜牧兽医；农副产品加工和烹饪技术，等等。《齐民要术》系统总结了秦汉以来中国黄河流域的农业科学技术知识，其取材布局，为后世的农学著作提供了可以遵循的依据。该书不仅是中国现存最早和最完善的农学名著，也是世界农学史上最早的名著之一，对后世的农业生产有着深远的影响。
专题：丰富多彩的北朝石窟艺术
⊙莫高窟 ⊙龙门石窟 ⊙云冈石窟
两晋南北朝时期，北方的统治者大多喜欢利用宗教为其统治服务，因此大建寺庙、凿窟造像，从而使佛教石窟造像、绘画艺术达到了一个高潮。其中代表性的石窟主要有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等，它们融合了中国西北各族人民的才智和创造力，同时受到来自今印度，以至伊朗、希腊等国宗教艺术的影响和启迪，渗透了宗教的热情，又每每显示出世俗生活的某些情景，是研究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资料。
莫高窟
莫高窟又名“千佛洞”，它与龙门石窟、大同云冈石窟并称为中国三大石窟。莫高窟开凿于前秦建元二年(366)，此后历代皆有兴建，至隋唐时开凿进入鼎盛时期。莫高窟的营建一直持续到元朝，元朝以后就停止了开凿，逐渐冷落荒废，鲜为人知。
莫高窟现存的700多个洞窟中保存有壁画、彩塑的有492个，有禅窟、殿堂窟、塔庙窟、穹隆顶窟等形制，还有一些佛塔。彩塑是莫高窟艺术的主体，有佛像、菩萨像、弟子像以及天王、金刚、力士、神等。彩塑形式丰富多彩，有圆塑、浮塑、影塑、善业塑等。最高的彩塑有34.5米，最小的仅2厘米左右(善业泥木石像)。敦煌彩塑手艺之高超和题材之丰富，堪称佛教彩塑博物馆。石窟另有壁画4.5万平方米，这些壁画连起来，可长达2.5万米。这些壁画因为时间跨度大，有各种风格、各种流派，反映出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是中国古代美术史上的光辉篇章，为中国古代史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形象史料。
莫高窟壁画
这幅壁画位于第217窟内，描绘了佛祖居住的极乐世界歌舞升平的场景。
莫高窟中还藏有珍贵的文物和历史文献资料。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莫高窟道士王圆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第17窟中有一个“藏经洞”。洞内满贮约5万余件从三国魏晋到北宋时期的经卷、文书，织绣和画像等。文书中汉文写本占绝大部分，此外粟特文、吐蕃文、梵文、藏文等各民族文字写本约占1/6。藏经洞的发现轰动了世界，招来了英、法、日、俄、美等国的冒险家的严重破坏和盗窃。莫高窟中的发现是20世纪初中国考古学上的一次重大发现，此后又由此发展出著名的“敦煌学”。
敦煌莫高窟外景
莫高窟地处丝绸之路上的战略要点，它不仅是东西方贸易的中转站，还是宗教、文化、知识的交汇处。莫高窟的492个小石窟和洞穴庙宇，以其雕像和壁画闻名于世，展示了延续千年的佛教艺术。
龙门石窟
龙门石窟始开凿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前后，历经东西魏、北齐、北周，到隋唐至宋等朝代又连续大规模营造，时间跨度达400余年之久。龙门石窟密布于伊水东西两山的峭壁上，全长1000多米，现共存佛洞、佛龛2345个，佛塔40多座，佛像10万多尊。其中最大的佛像高达17.14米，最小的仅有2厘米。另有历代造像题记和碑刻3600多品，这些都体现出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高超的艺术造诣。
龙门石窟卢舍那大佛
卢舍那大佛开凿于唐高宗咸亨九年（673），位于洛阳龙门西山南部山腰奉先寺，是龙门石窟中最大、最美的一尊佛像。
莲花洞窟顶莲花石刻
莲花洞又名伊阙洞，在龙门西山奉先寺以北，因为窟顶浮雕有一朵美丽的莲花而得名。
龙门石窟群，大部分集中在伊水西岸的崖壁上，其中大型洞窟29个；伊水东岸崖壁上全是唐代窟龛，其中有7个大型洞窟。在龙门石窟中，北魏时期（420－534）的洞具有代表性的有古阳洞、宾阳中洞、莲花洞和石窟寺等；北齐时期（550－577）作品具有代表性的要算药方洞和一些小龛造像；隋代作品（581－618）的代表是宾阳南洞北壁的梁佩仁造像龛等；唐代（618－907）的洞窟，具有代表性的有潜溪寺、宾阳北洞、敬善寺、万佛洞、龙华寺、极南洞等。龙门石窟造像题记遍布许许多多的洞窟，约有3600品，其中龙门二十品，是中国优秀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在国内外学术界、书法界有很广泛的影响。
云冈石窟
云冈石窟，因其建在武周山最高处，该地名为云冈，故取名云冈石窟。云冈石窟始建于北魏建都平城的时代，由当时的佛教高僧昙曜奉旨开凿。大多数石窟完成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前，历时40年，加上其余小窟，先后近50年时间。参加开凿人数，多达4万余人。就连当时狮子国(今斯里兰卡)的佛教徒，也参与了这一举世闻名的伟大艺术创作。至今，仍留有中外文化交流的足迹。北魏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记录了当年云冈石窟的壮景：“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所眺。”
云冈石窟，现存洞窟45个，石雕造像达5.1万多躯，是中国最大的石窟群之一。在武周山南崖，东西延伸1000米，云冈石窟的佛龛，如蜂窝般弥补，大、中、小石窟疏密有致地嵌贴在云冈半腰。云冈石窟，气魄宏大，外观庄严。在这1000米的石雕群中，雕像大的十几米，小的几厘米，形态、神采都很动人。有些石佛，透过他们身着薄薄的罗纱，可以看出其优美的身段。有的居中正坐，栩栩如生，或击鼓或敲钟，或手捧短笛或载歌载舞，或怀抱琵琶，面向游人。这些佛像、飞天、供养人的面目、身上、衣纹上，都留有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与艰辛，镌刻着佛教与石窟艺术中国化的轨迹。这些佛像与乐伎刻像，早期受古印度犍陀罗、秣菟罗艺术的强烈影响，还间接地受古希腊、罗马乃至波斯艺术的影响。这是中国古代人民与其他国家文化交流与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
云冈石窟的艺术价值，就在于创造了石雕文化的先河，对佛教的内容用石雕形式进行了科学及艺术的组合、拼装，使这些佛教内容系列化，成为一个完整的整体，展示给后人。云冈石窟用艺术形式记载了佛教，赞美了佛教。这无疑是当时历史时期石刻文化的大检阅、大展示、大发展，由此推动了石刻艺术向着更高层次发展和升华，完成了石刻艺术与佛教文化的完美结合。这种艺术，引起了中外人士的极大关注并成为世界历史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以上三大石窟均已列入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云冈第20窟佛像
云冈第20窟是云冈石窟最早开凿的石窟之一，窟内大佛面带微笑，眼睛饱满，大耳垂肩，斜披袈裟，具有北魏雕刻的独特风格，是云冈石窟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云冈第18窟北壁东侧的菩萨像
这座菩萨像刻画细腻，线条逼真，面部生动感人。
走向自觉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文学
两晋南北朝公元220年－公元589年
人物：建安七子 关键词：民歌 骈文
三国两晋南北朝最大的时代特征就是战乱、动荡和分裂。与这种社会环境相对应，此时的文学也是表现出了典型的乱世文学特征——敏感的作家们在战乱中最容易感受人生的短促、生命的脆弱、命运的难卜、祸福的无常，以及个人的无能为力。这些感触反映在文学上，或者豪迈悲怆，或者隐逸脱俗，表现出丰富而真挚的感情色彩，因而也更容易激起灿烂的火花。这一时期的文学，在丰富多彩的同时，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文学逐渐脱离汉代以来依附于经史而走向了独立自觉，风格的抒情化、个性化日益明朗，有了真正的文学气息。
从建安风骨到正始之音
东汉末年建安时期直到三国曹魏黄初、太和年间，产生了一批著名的富有划时代意义的诗人及其诗作，因而成为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一个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建安文学以曹魏的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为主。曹氏父子不仅自己爱好诗歌，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作品，而且也奖励文学，招揽文士，聚集了一大批文人学者作为幕僚，其中著名的主要有王粲、陈琳、阮瑀、应玚、刘桢、徐干，此六人与孔融并称“建安七子”。
大妇小妾坐享酒食画像砖 魏晋
从西周至魏晋，古代中国奉行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男子可以有妾有婢,但法定的妻子只能是一个。
这些文人大都历经汉末社会动乱的旋涡，接触了广泛的社会现实，并且作为汉末文人，他们又直接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因此很快掀起了一个诗歌高潮。曹操作为一名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在汉末动乱的沧桑中崛起，其诗歌独具一种慷慨悲凉的格调。他既沿用了汉乐府诗的形式，却又摆脱了乐府古辞僵硬的束缚，随意抒情写实，既表现出一位政治家忧时怜民的深沉感慨，又富有军事家豪迈非凡的英雄气概。作为建安诗歌新局面的开创者，他引领了此时“用乐府题目自作诗”的新风气。建安诗人的作品一方面反映了社会的动乱和民生的疾苦，一方面表现了统一天下的理想和壮志，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建安诗歌这种杰出成就形成了后来被称为“建安风骨”的传统，为五言诗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建安时期，随着文士地位的提高，文学的意义也引起了更多的关注，这种关注随着汉末以来品评人物之余韵，由人而及文，促进了文学批评风气的出现，表现出了一定的文学自觉意识。曹丕提出的“文以气为主”，代表了建安文学抒情化、个性化的共同倾向。这些也都标志着这一时期文学发展中的重大变化。
《竹林七贤图》
南朝刘义庆在《世说新语·任诞》中记载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曹魏统治后期，统治者上层争权夺利的斗争异常尖锐残酷，司马氏一方面通过收买、拉拢树立自己的党羽；一方面以残酷的屠杀消灭曹魏集团的力量，造成了魏国后期即正始以后黑暗、恐怖的政治局面。此时的诗歌充满了深沉的人生感慨，夹杂着老庄思想中无为无争、缥缈幻想的成分，因此诗歌风气随之大变。正始时代的代表作家是阮籍和嵇康，他们处于司马氏与曹氏争夺政权的斗争中，大力提倡老庄思想，以老庄的“自然”与“名教”相对抗。他们的作品或清逸脱俗，或曲折隐晦，多为“忧生之嗟”，建安时代那种积极的进取精神为否定现实、韬晦遗世的消极反抗思想所代替，文学史上称之为“正始之音”。
《东晋风流图》元 方从义
此图写王羲之坐于岸边水榭之上，溪山环抱，景色宜人。近处山石以披麻皴画，勾线粗放、简率。墨染明暗，显出凹凸感。雾中竹影稀疏，全以淡墨勾点，或隐或现，变幻不定。对岸小溪自远处流来，注入江中，激起重重波纹。岸边坡脚纯用水墨挥洒，再点以杂草，境界苍茫深远，令人神往。
诗歌与民歌
西晋末年少数民族的大规模内迁给中原汉族地区带来了新鲜的北方草原文化，文学创作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创作出了一批通俗易懂、流畅活泼的乐府民歌，是中国诗歌史上又一新的发展。
由于南北的长期对峙，所以虽然为同一时代的产物，但南北朝民歌又形成了不同的色彩和风格情调，正如《乐府诗集》所谓“艳曲兴于南朝，胡音生于北俗”。北朝受鲜卑贵族统治，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族风尚、自然环境等都多受北方少数民族的影响，其语言质朴无华、抒情爽直坦率、风格豪放刚健，形式多以《乐府诗集》所载“梁鼓角横吹曲”为主。横吹曲是当时北方民族一种在马上演奏的军乐，内容多反映北方草原风光、战争、人民疾苦以及少数民族的骑射武功等，著名的《敕勒歌》《木兰辞》等就是其代表作。南朝民歌则产生于南方的都市市民中间，因此比较温婉生动、细腻缠绵，多表达男女间的痴情怨恨，以抒情为主，形式上主要有“吴声歌”和“西曲歌”等。代表作有抒情长诗《西洲曲》。
除了民歌之外，在诗歌的创作方面，此时的南朝山水诗逐渐兴盛并取代了晋代流行的玄言诗。山水诗的兴盛也与东晋时期文人喜好游山玩水的隐逸生活有关，其主要的代表人物有谢灵运和鲍照。他们借鉴了曹魏时期诗人写景佳句的技巧，进一步向新颖、工整的方向发展，矫正了理过其辞、淡然寡味的玄言诗风格，开辟了南朝诗歌的新局面。
除了山水诗之外，南朝的田园诗也因为陶渊明这位伟大诗人而光彩夺目。陶渊明的田园诗语言平实质朴，多用通俗易懂的语散，不加雕饰，犹如白话却又韵味十足，特别富有情趣，独具平淡自然而又意味深远的特殊魅力，正如陶渊明高洁孤傲的人格一样独树一帜。总之，南北朝的民歌和诗歌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从多个方面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骈文、散文、辞赋及其他
南北朝时期，由于政治和社会风气原因对文学思潮的影响，形成了骈文畸形繁荣的局面，与此同时，散文也借助一部分历史、地理类著作，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帝王和贵族左右文坛的时代，作家们或生活在帝王、贵族的周围，或隐逸山林而与世无争。后者回归自然，前者则致力于用华丽纤巧的形式来掩饰空虚贫乏的内容，使得骈文这种特别注意形式美的文体，受到当时文人们普遍的欢迎，大大地繁荣起来了。东晋南朝时期，由于士族文人偏安江南，在政治上无心进取，从皇帝到大臣都喜欢舞文弄墨，因此骈体文尤其盛行。宋、齐、梁、陈四朝皇帝，都重视文学，很多都颇富文采，如梁武帝、梁简文帝、陈后主等都是领一时风骚的著名文人。在这些帝王的带动下，南朝不仅出现了一大批“庸主词臣”，而且也不乏“才秀人微”的寒俊之士。如鲍照就是著名的出身贫寒的骈文、辞赋作家。
就散文而言，建安时期是散文的光辉起点。曹操的散文自然豪放，坦率脱俗，无所拘谨，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都突破了前代旧传统，开启了一代新文风。建安三曹当中，尤以曹植成就最高。曹植才高笔健，文辞华丽，神采飞扬，成为建安散文的代表人物。正始之后，散文风格也趋向清峻简约，慷慨悲凉，行文不拘一格，韵散交杂而成，很富独创性。两晋以后，散文朝多个方向发展，代表人物有张载、张协、张华（三张），陆机、陆云（二陆），潘岳、潘尼（两潘），左思（一左）。此外，随着文学逐渐走向自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小说创作逐渐达到了高潮，出现了志怪小说、逸事小说等符合现代小说概念的作品。小说的盛行与当时释、道两教的盛行以及士林风气很有关系。两教中的传说故事成了小说的主要题材，同时一些历史传闻、神仙鬼怪、琐闻逸事等，都给这一时期小说的发展提供了广泛的素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