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白釉出戟瓷尊 北宋
这件瓷器是北宋五大名窑之一的钧窑所制，器形仿照商周时期青铜尊的造型，古朴端庄，通体施有白釉，色调淡雅，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
北宋公元1043年－公元1074年
人物：范仲淹 王安石 关键词：冗官 冗兵 冗费
北宋中期，在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同时，潜伏的社会危机也逐渐显现出来。到北宋中期，土地兼并问题极为严重，已是“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大量的农民失去了土地，农民起义频频爆发。西夏频频入侵，辽又乘机不断要挟，北宋都是妥协求和，以求暂时安宁。由于每年岁币、岁赋负担沉重，加上长期的冗官、冗兵、冗费问题困扰，改革的呼声四起，所以北宋中期出现了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
钧窑尊 宋
尊高18.4厘米，口径22厘米，足径21.2厘米，河南禹县出土，为宋代钧窑瓷器中的精品。
内忧外患中
北宋政权到了宋仁宗时期，内部是财政入不敷出，外有西夏不时进犯，各种社会危机开始显现出来。虽然宋代的财政收入超过前朝，但国力并未有所增强，而是陷入了“所入虽多，国用日匮”的尴尬境地，国家财政常年出现赤字。导致国家财政赤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冗兵、冗官、冗费和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问题。先说冗兵，宋朝在兵力来源上，实行募兵制，尤其在饥馑之年从饥民中招募士兵，以达到防止内乱的目的。但如此一来，军队成了难民收容所，随着兵额不断扩大，养兵费用也越来越高，但战斗力却愈来愈弱。宋太祖开宝年间（968－976），禁军与厢军仅有37万左右。到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两者总数已达120余万，国家每年收入的绝大部分都用来供养庞大的军队，也就造成了“冗兵”的积弊。再说冗官，北宋在立国之初就采取了一切办法来扩大统治基础，其科举取士人数之多在历史上是空前的。唐代科举进士一科岁取不过30余人，而宋太宗朝，岁取数百人；仁宗一朝，共取进士4000余人、诸科5000多人。其他各种恩荫入仕之途，北宋也都“大开绿灯”，这都导致官僚人数激增。同时，宋代官员所享受的待遇也相当丰厚，仁宗时岁入三千九百万缗钱，官俸支出占三分之一；而到了神宗时，岁入五六千万缗钱，支出完军费后居然不够支付官员的薪俸。冗官的存在，不仅使养官冗费不断增加，而且还使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国家财源日渐困顿。宋真宗时期实行了职田制度，各级官员的职田都免交赋税，使国家税收减少。到乾兴年间（1022），官吏职田达“天下田畴之半”。各级官吏依靠特权大肆兼并土地，直接影响了国家的税收。
《楷书道服赞》 范仲淹
《楷书道服赞》为纸本，是范仲淹唯一传世的楷书作品。宋代大书法家黄庭坚评价其书为“落笔痛快沉着，似近晋、宋人书”。此卷结字端谨笔墨清健，有晋人书风。
在国家外部环境方面，仁宗康定元年到庆历二年（1040－1042）之间，建西夏、称皇帝的党项首领李元昊多次对北宋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在经历了三川口（今陕西延安西北）、好水川（今宁夏隆德东）和定川寨（今宁夏固原西北）等三次大规模战斗后，宋、夏双方损失都不小，最后在庆历四年（1044）订立和约，规定西夏取消帝号，宋朝册封李元昊为夏国王，每年赐给西夏绢15万匹，银7万两，茶3万斤，称“岁赐”。再加上澶渊之盟后，宋朝每年要输给辽绢20万匹、银10万两的“岁币”，这些都成为宋代经济最沉重的负担。为了缓解国家财政危机，宋廷自然将大宋子民作为了责任承担者。沉重的赋税和各种差役最终导致社会矛盾的全面激化。这种种弊端让宋仁宗、宋神宗两位皇帝和一些士大夫们忧心忡忡，他们准备行动起来改变“祖宗之法”。
花形金盏 宋
这件金盏轮廓呈花瓣形，盏心为花蕊，造型极为生动传神。金盏出土于安徽休宁，现藏于安徽省博物馆。
庆历新政
庆历三年（1043）四月，宋仁宗将范仲淹调回京师，担任参知政事，与枢密副使富弼、韩琦等人一同主持朝政。此时，北宋的官僚机构越发臃肿，行政效率低下，国家财政入不敷出。面对这样严重的统治危机，宋仁宗几次召见范仲淹等人，催促道：“你们为国尽心，不必有什么顾虑，凡是急需变革的事情，都尽快提出来。”
范仲淹一向主张改革弊政，早在天圣五年（1027），他就上书朝廷，提出一系列革新建议。得到皇帝的信任与委托后，范仲淹认真总结了酝酿已久的改革思想，很快呈上著名的新政纲领《答手诏条陈十事》，在其中提出了“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十项以整顿吏治为核心的改革主张。宋仁宗和其他大臣商议后，决定将这些改革措施以诏令的形式逐步颁发全国。于是，北宋轰动一时的庆历新政在范仲淹的领导下开始了。同年年底，为检查各地官员的为官操守，范仲淹专门选派了一批人去四处探访。一旦得知哪个官僚欺压民众、贪污受贿，范仲淹就翻开官员们的花名册，把这个不称职的人勾掉。枢密副使富弼见他毫不留情地罢免了一个又一个官员，担心他因此得罪太多的人，于是劝说道：“你一笔勾掉很容易，但是这一笔之下可要使他们一家人痛哭啊！”范仲淹听罢，指着那些官员的名字愤慨道：“一家人哭总比一路人哭要好吧！”在这样严格的考察下，众多尸位素餐的不称职者被清理出官场，大大提高了朝廷的办事效率。
然而庆历新政直接损害了盘踞在北宋官场的腐朽势力，因此他们对改革派恨之入骨。为了破坏新政的推行，这些人纠集起来一同诬蔑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石介等人结交朋党，又重金贿赂宦官，让他们不断在宋仁宗面前散布范仲淹的谗言。枢密使夏竦在改革派官员的抨击下丢掉了显耀官职，恼羞成怒的夏竦让家里的一个丫鬟每天临摹石介的书法，然后以石介的字迹伪造了一封密信，在这封信里宣称要废黜宋仁宗，拥立一个符合改革派心意的傀儡皇帝。在夏竦的蓄意谋划下，改革派阴谋另立皇帝的谣言四处传播，一时人心惶惶，宋仁宗开始动摇，虽然他没有相信传言，但面对改革中遇到的种种阻力，他最终还是失去了继续改革的信心。
庆历五年（1045），宋仁宗下诏废止一切改革措施，随即解除了范仲淹参知政事的职务，将他贬至邓州（今河南邓州）担任地方官。不久，富弼、欧阳修等革新派人士也相继被外派地方。至此，历时了一年有余的庆历新政以全面失败告终。
王安石像
作为中国古代三大改革家之一，王安石在封建时代第一个喊出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足宣言，但因为个人性格、旧党阶层的强烈反对和王安石自身用人不当，变法最终失败。
王安石变法
宋仁宗去世后，太子赵曙即位，是为宋英宗。英宗体弱多病，在位五年就因病离世，其子赵顼即位称帝，是为宋神宗。神宗做太子时就很欣赏法家思想，他在读《韩非子》时曾说：“天下弊事很多，不可不改革。”如今登上帝位，自然要锐意改革，富国强兵，改变前朝遗留下来的暮气沉沉的政局和危机四伏的现状。熙宁元年（1068）四月，神宗召王安石入京，变法立制。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临川（今江西抚州）人。他在少年时，曾随着做官的父亲到过许多地方，对当时的社会问题有一些感性的认识。庆历四年（1044），王安石以进士第四名及第，步入官场。多年为官经历，使王安石深切地认识到土地兼并是导致当时社会普遍贫困化的主要根源，更严重地危害到国家的长治久安。为此，忧国忧民的王安石早在嘉祐三年（1058）就曾上万言书——《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要求“改易更革”。可惜，没有得到最高统治者的回应。到神宗时，王安石众望所归，责无旁贷地扛起变革的大旗。为了推动变法，熙宁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创立了一个指导变法的新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并与吕惠卿、曾布等人一起草拟新法，各路设提举常平官，督促州县推行新法。后来，废除条例司，由户部司农寺主持大部分的变法事宜。从此，一场在中国历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变法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围绕富国强兵这一目标，王安石先后推行了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均税等新法。王安石变法以“富国强兵”为目的，前后推行了近15年，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乡村地主和自耕农都减轻了部分差役和赋税负担，国家增加了财政收入，朝廷内外的仓库所积存的钱粟“无不充衍”。
王安石虽然有着改革者的勃勃雄心和坚强意志，可他做事执拗，冷面无情，人称“拗相公”。他大刀阔斧的改革，得罪了朝野上上下下所有的既得利益者。人不和，政不通，再好的决策都难以执行。尽管王安石并没有丝毫的退却，可宋神宗并不像王安石那么坚决，他渐渐动摇起来。特别是在熙宁七年（1074），河北大旱，数月无雨，灾民遍地。一些官员趁机散布谣言，说是变法遭到了天谴，才发生了旱灾。神宗的祖母曹太后和生母高太后也在神宗面前哭诉。为此，神宗整日长吁短叹，不知如何是好。王安石见此，愤而辞职，回江宁府（治所在今南京）去休养。
第二年二月，神宗再次召王安石回京任宰相，可是几个月后，天空上彗星出现，人们认为这是不吉利的预兆，纷纷攻击新法。无论王安石如何为新法辩护，神宗还是犹豫不定。神宗的动摇使王安石失去了支持力量，各地对新政阳奉阴违。第二年春天，处处碰壁的王安石眼见自己的主张无法贯彻执行，再一次辞去相位。元丰八年（1085），神宗病死，其子哲宗赵煦继位，太皇太后高氏听政，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重新掌权，新法立刻被废除。王安石的变法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因对变法的态度而形成的新旧两党之间的相互攻击，一直贯穿了整个北宋中后期，直至北宋灭亡。
延伸阅读
沈括与《梦溪笔谈》
沈括（1031－1095），字存中，北宋著名的科学家。沈括生活的神宗年间，正是王安石变法的重要时期，沈括是变法的积极支持者，后因变法失败，他被一再贬官，晚年来到润州（今江苏镇江）的梦溪园，潜心著书，写下了科学巨著《梦溪笔谈》。《梦溪笔谈》长达30卷，内容广博精深，涉及天文、地理、数学、物理、化学、文艺、历史、哲学等方面的知识，详细地总结了中国古代，特别是北宋时期自然科学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英国科学家李约瑟高度评价了《梦溪笔谈》的不朽价值，他说：“沈括是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
祸国的党争
北宋中后期
人物：司马光 蔡京 地点：东京汴梁 关键词：元祐党人碑
积弊难消的北宋自从王安石变法以来，新、旧两党纷争不断。这场原本因为政治观点、施政措施不同而爆发的政治斗争，逐渐异化为个人恩怨的争执，最终堕落到成为小团体甚至个人之间的争权夺利，恶意攻讦。
司马光《资治通鉴》残稿
一意孤行
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山西闻喜）涑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司马光考中进士，历任馆阁校勘、同知礼院、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御史中丞、翰林院学士兼侍读等职，可谓功名早就。在朝廷任职期间，司马光与王安石曾多次共事，然而由于政治见解的不同，两人渐行渐远，最终反目成仇。
熙宁三年（1070），王安石开始实施变法，因为政见不同，司马光坚辞枢密院副使一职，宣称自己和王安石只能有一个人留在朝堂中。宋神宗无奈之下，只得让他出任判西京御史台，外迁洛阳。虽然司马光与王安石在变法一事上存在严重分歧，然而就竭诚为国来说，二人并无差异，只不过在政策取向及具体措施上各有侧重而已。王安石主要是围绕着当时财政、军事上存在的问题，通过大刀阔斧的经济、军事改革措施，以解决燃眉之急。司马光则认为现在是守成时期，应该偏重于伦理纲常、官员风纪的整顿，将原有的制度完善和发展，即使某些环节需要改革，也要稳妥小心，“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相对来说，司马光的主张比较保守，但是从王安石变法过程中出现的偏差和问题来看，他的政治眼光还是有准确的一面的。
来到洛阳之后，司马光开始专心修纂史书《资治通鉴》。元丰八年（1085）宋神宗逝世，他年仅10岁的儿子赵煦即位，是为宋哲宗，由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高氏是王安石变法的主要反对者之一，在政治上相对保守和固执。她垂帘听政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召回反对变法最为坚决的司马光主持国事。次年，高氏任命司马光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成为北宋王朝的宰相。司马光出任宰相后，在高氏的支持下开始全面废除新法，史称“元祐更化”。当时保守派内部也有不同意见，保守派重臣范纯仁并不赞同全面废止变法措施，他对司马光说：“王安石制定的法令有其可取的一面，不能因人废言。”但是司马光根本听不进去。执政八个月后，司马光便因病去世，但是他的举措为其他保守派官员继续严格执行。由于司马光大量起用保守派官员，又将支持变法的大臣逐出朝廷，在很大程度上激化了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元祐八年（1093）九月，高太后去世，宋哲宗开始亲政，同年改元绍圣（1094－1098）。年轻的皇帝开始重新起用新党，并大力打击保守派，使新、旧两党的政治斗争愈演愈烈。
磁州窑黄釉花卉枕 北宋
元祐党人碑
由新、旧两派的党争所造成的大规模政局动荡，在北宋几起几落。党争之始源于神宗起用王安石在朝廷主持变法，形成新党；反对变法的重要官僚如文彦博、司马光、苏轼等，或被贬谪外地，或自请外放，被称为旧党。神宗英年早逝后，司马光等保守派官员回到朝廷。在此期间，旧党对新党的攻击演化为毫无原则的意气之争，甚至开始采用文字狱等卑鄙手段来给对方罗织罪名。新、旧两党对政敌的打击越来越残酷，所使用的手段也越来越卑劣。高氏去世后，哲宗开始亲政，因为怨恨在太皇太后垂帘期间自己形同傀儡，于是放弃旧党而起用新党。以王安石继承者姿态出任宰相的章惇，不留余地地整肃政敌，他甚至向皇帝提出要把司马光的坟墓掘开，暴骨鞭尸以示惩戒。为此深感不安的同僚警告他千万不能开这种先例，以免将来冤冤相报无法收拾，章惇方才罢手。
元符三年（1100），24岁的宋哲宗病死，端王赵佶继位，是为宋徽宗，由厌恶新政的向太后垂帘听政，被贬的旧党人士纷纷官复原职。短短9个月后，向太后因病结束了垂帘听政，徽宗在正式执掌大权后，又决定将变法继续下去，曾经是变法派中一员，也是中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奸臣、权臣蔡京被任命为宰相。为了巩固个人权势，蔡京主张严厉迫害“元祐党人”。就在他进入权力中枢的当月，北宋政府开始禁行元祐之法，已经去世的旧党官员削去官衔，在朝为官的一律降职流放。九月，挖空心思迫害旧党的蔡京在端礼门立起了一块“元祐党人碑”，又命令全国各地的州县都刻“党人碑”，以此诏告天下。
《雪江归棹图跋》宋 蔡京
《雪江归棹图》是宋徽宗赵佶的画作，题跋是指写在书籍、字画、碑帖等前面的文字，内容多为品评、鉴赏、考订、记事等。这幅《雪江归棹图跋》是蔡京为徽宗画作所书。
“元祐”是哲宗早期的年号，在当时由旧党掌权，他们被自己的政敌称为“元祐党人”。相对应支持变法的人士又被人称为“元丰党人”。所谓的“党人碑”，就是在元祐年间（1086－1094）当政以及蔡京所厌弃的120名官员的名单。崇宁二年（1103）二月，徽宗接受蔡京的建议，诏令元祐党人子弟不准前往京师。四月，下旨毁掉司马光等人在景灵宫内的绘像，又在全国范围内收缴、销毁元祐党人的文集。耸立在端礼门外的党人碑是徽宗亲笔写就，在长长的名单前面着重说明这些人及其子孙永远不得为官，皇室子女也不得与碑上诸人的后代通婚，已经订婚的也要奉旨取消。同样的石碑分别在全国各地树立。立碑者的意图相当明确，就是羞辱这些旧党人士。
然而民间的舆论并不能为当朝宰相所左右。在长安有一位名叫安民的石工，当地官府接到朝廷的命令后，要他按照汴京的样式在石碑上刻字，安民拒绝接受这样的工作。官员们向他询问缘由，安民说道：“小民虽然十分愚昧，却也知道立碑的意义。不过像司马光这样的人，海内对其正直有口皆碑。现在指斥他为奸人第一，让小民无法理解，所以不能镌刻。”当地官员怒叱道：“你知道什么？朝廷有命，我等尚且不敢违抗，你区区一个石工，被官府调来服役，难道还敢违抗朝廷吗？”安民哭泣道：“当然不敢不接受差役，但是小民的姓名，请求不要按照惯例刻在石碑背上，免得世人知道是我刻的石碑。”官员又叱责道：“你的姓名有什么用处？哪个要你镌上？”安民这才勉强遵命，完工后痛哭而去。
党人碑的竖立，标志着新、旧两党由治国理念之争，彻底蜕变成私利、意气与权力之争。从此，北宋王朝的政治空气迅速恶化，曾经意图强国富民的变法，在不肖的继承者与顽固的反对者两相扭曲下，成为谋取私利的手段和攻击政敌的借口。与此同时，王安石的新政在蔡京手中迅速变质，在变法的旗帜下，一个庞大的官僚集团想尽办法为自己谋取私利。比如原本为了减轻百姓劳役负担的免役法，由于执行者不可告人的目的而成为增加税收、敲诈人民的手段。当时汴京的表演艺人编排短剧嘲讽蔡京，一个丑角端坐在舞台上做大官的样子，这时一个和尚登场，官员要求查看和尚的度牒，发现是元祐年间下发的，马上将之撕碎，把和尚斥骂出去。一会又来了位报到的小官，该官员一查档案，发现他乃是元祐年间出仕的，于是愤怒地把这个人赶走，宣布任何部门不许用他。这时，官员的家仆跑上台来，说这个月朝廷发的俸禄都是元祐年间铸造的铜钱，问应当怎么处理？官员略一思量，嘱咐仆人把元祐钱从后门抬回家。在观众的喝彩中，丑角摇头念道：“只要元祐钱！”
徽宗崇宁五年（1106）正月，某夜晚汴京的天空上出现彗星。不久，文德殿东墙上的“元祐党人碑”遭到雷击，被断为两截。迷信道教的徽宗很是恐惧，认为这是上天在表示愤怒，于是派人在深夜偷偷地把端礼门党人碑毁坏。宰相蔡京发现此事后，恼羞成怒地说：“碑可以毁掉，但碑上的人名我永远不会忘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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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是北宋司马光耗费十九年的时间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全书共294卷，约300多万字，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记载了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24）到五代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共16朝1362年的历史。宋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即以历史过往的得失作为今后君主治国的借鉴，所以定名为《资治通鉴》。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鉴前世之兴衰，考当年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与司马迁的《史记》并列为中国史学的不朽巨著，所谓“史学两司马”。
专题：宋词的豪放与婉约
⊙婉约之柔 ⊙豪放之雄 ⊙南渡之后
唐诗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双子星座。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市民阶层的扩大、审美情趣的多元化，兴于晚唐五代的配乐演唱的长短句诗体——词，在宋代达到鼎盛。宋词的题材内容包罗万象，从反映相对狭小的生活零星感悟扩展到表现士人及现实生活的多个侧面，情怀旨趣亦庄亦谐、雅俗共赏，相互影响融合，形成了词调各异、词体多样、流派繁多的宋词盛景。流传至今的宋词作品有2万余首，可考作者1500余人，涌现出晏殊、柳永、苏轼、秦观、贺铸、周邦彦、李清照、朱敦儒、辛弃疾、姜夔等大批优秀词人。宋代词作风格多样，“婉约以易安（李清照）为宗，豪放惟幼安（辛弃疾）称首”，既有婉约之柔，又有豪放之雄，代表着中国古代词体文学的最高成就。
南宋词人陆游像
婉约之柔
源于市井歌谣的词在宋代由于文人雅士的介入而逐渐雅化，向精致、婉约发展。宋代词作中婉约之风以柔美、婉曲、隐约、微妙为特点，讲究音律和语言的和谐、意境营造的空灵飘逸、情趣表达的迂回婉转，内容多为男女情爱，离愁别绪，伤春悲秋。宋末沈义父曾对婉约手法进行了小结：“音律欲其协，不协则成长短之诗；下字欲其雅，不雅则近乎缠令之体；用字不可太露，露则直突而无深长之味；发意不可太高，高则狂怪而失柔婉之意。”宋人也有以婉约手法抒写爱国壮志、时代感慨的，如辛弃疾的“更能消几番风雨”，多用“比兴”象征手段来抒发情怀，旨意朦胧隐晦，耐人寻味。
婉约之风是宋代词坛的主流，晏殊、欧阳修、柳永、秦观、李清照等一系列词坛名家大体上都可归诸婉约范畴。柳永是北宋第一个专力作词的词人，多作慢词，长于铺叙，是婉约派的早期代表。一阙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的经典之作《雨霖铃》，引发万千离愁，凄清冷落之意跃然纸上。北宋中后期，“专主情致”的秦观吸取了柳词的营养，擅长“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之中，将情词中的悲苦与文人士大夫的人生悲剧完美结合。庆湖遗老贺铸之词则“雍容妙丽，极幽闲思怨之情”，词采华丽、浓艳，有“妖冶”之风。周邦彦的词作缜密典丽，“愈勾勒愈浑厚”，既有人工精巧，又包含自然圆润。婉约一派至南宋李清照达到极点。她提出词“别是一家”之说，自辟途径，语言清丽。论词强调协律，崇尚典雅、情致，前期多写其悠闲生活，后期多悲叹身世，情调感伤，以一句“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无限凄婉，却又妙在含蓄，短幅中藏无数曲折，自是圣于词者”。后期所作“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仍是言有尽而意无穷。在宋词发展过程中，讲求“阴柔”的婉约一派占据着相当突出的地位，对宋词词风影响极深。
苏轼像
豪放之雄
宋初词坛延续五代花间词派及南唐令词小曲的遗风，多渲染艳情别绪，以迎合士大夫歌舞宴乐的需要。晏殊、欧阳修等人逐步将士大夫特有的生活感受入词，极力表现文人优游诗酒的惬意人生，促使词进一步雅化。随着士大夫阶层视野的扩大，更加丰富的内容被引入词中，词体形式和表现方式也有所创新，自柳永开始，极力铺陈渲染内心感情，对都市生活的刻画也渐为盛行，饱含市民阶层欣赏旨趣的词作大大增加。而宋词的婉约之风也逐渐盛行，最终达到鼎盛。
首创宋词豪放之雄的北宋大文豪苏轼对词作内容的丰富起到了筚路蓝缕的作用，他致力于反映士大夫更为广阔的思想空间，在词中言志抒情、记游怀古，使词突破了“聊佐清欢”的局限和诗词有别的人为分割，从内容到形式真正独立，形成雅俗分流的局面。“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苏轼一曲《念奴娇·赤壁怀古》豪放大气、气势雄浑，是宋代豪放派词作的代表。苏轼力主“句句警拔，诗人之雄”，率先倡导豪放之雄，经由南宋辛弃疾的发展和创新，豪放词派在宋代词坛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清明上河图》 北宋 张择端
张择端，字正道，东武（今山东诸城）人，宋徽宗时期翰林图画院画家。《清明上河图》是张择端在宣和时期（1119－1125）所绘的名卷，以其宏伟壮阔的画面，真实地描绘了北宋宣和年间汴河及其两岸在清明时节的风貌。全卷所绘人物五百余位，牲畜五十多只，各种车船二十余辆艘，房屋众多，道具无数，场面巨大，用笔细致，为后世了解、研究宋朝城市社会生活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料。
苏轼在词作中往往慷慨淋漓地抒发胸臆，如：“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这些词句表现出“亲射虎，看孙郎”的豪迈和“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的壮志。苏轼所开创的新词风也直接影响到后世词家，他们更多将个人感怀、身世历程融入词作当中，词风进一步雅化，豪放之作在词坛振起雄风。
南渡之后
至靖康之变后，中原动荡，宋室南渡，苏轼所开创的豪放词风又进一步与文人士大夫满腔的爱国热情、官宦政治生涯相结合，词风更为坦荡磊落、开阔大气，更洋溢着强烈的爱国精神。张元幹首先将民族危亡的爱国题材与收服故土的热烈情感入词，“欲挽天河，一洗中原膏血”，创造了一阙阙慷慨悲歌。前所未有的悲怆之情大大扩展了意境，丰富了豪放派词作的内容。出生于南渡之后的张孝祥继承前辈爱国主题，一阙《六州歌头》“淋漓痛快，笔饱墨酣，读之令人起舞”，主战派张浚读罢此作，大为感动，不久之后就主持北伐，张孝祥词作之影响力可见一斑。南宋词人辛弃疾，与苏轼并称为“苏辛”，则是宋室南渡后豪放派词作的领军人物。其词作热情洋溢，慷慨悲壮，笔力雄厚，一声“我最怜君中宵舞，道男儿到死心如铁。”感情饱满，痛快酣畅；而“举头西北浮云，倚天万里须长剑”中挥戈北伐、收服故园的爱国之心可昭天日。苏、辛等人“壮词”先后辉映，为宋代词坛增添了雄浑刚毅之彩。
宋词中婉约、豪放两种风格流派使宋代词坛呈现双峰竞秀的气象。两种风格相互有别又相互融合，辛弃疾的“青山意气峥嵘，似为我归来妩媚生”便是佳例。平易清浅而意味深厚的宋词在婉约和豪放中展现出永久的文学艺术魅力。
靖康之耻
北宋公元1126年－公元1127年
人物：宋徽宗赵佶 宋钦宗赵桓 地点：开封 关键词：花石纲 方腊起义
宋徽宗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书画皇帝，他作为书画家是极其成功的，可作为皇帝却是极其失职的。他排斥正直之士，肆意打击“元祐党人”，任用以蔡京为首的“六贼”等大批奸佞小人，奢华好物，怠弃朝政，最终导致了靖康元年（1127）闰十一月二十五日，北宋的首都开封被金军攻破，立国168年的北宋王朝在风雨飘摇中轰然倒塌。宋徽宗赵佶和他的儿子钦宗赵桓，相继成为金军的俘虏。这个在中国历史上污天垢地的大变动被称为“靖康之耻”。
陈十五娘造释迦佛坐像 北宋
徽宗之昏
元符三年（1100）正月，宋哲宗赵煦去世。由于哲宗无子，兄终弟及，端王赵佶（1082－1135）继承了皇位，次年，改元建中靖国，这就是北宋历史上有名的宋徽宗。即位之初，宋徽宗曾经有一番作为，他平反冤狱，选贤任能，反对党争，大有中兴之主的气象。然而随着蔡京出任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成为朝廷首相，徽宗统治下的朝政开始向一个黑暗的深渊滑去。
蔡京出任首相后，在宋徽宗的授意下，打着“绍述”宋神宗改革事业的旗号，开始全面打压元祐党人。崇宁元年（1102）九月，经过徽宗的同意，蔡京将文彦博、司马光等120位元及元符年间恢复旧法的官员登记为元祐奸党，由徽宗御笔亲书刻石于端礼门，已经死了的削去官衔，活着的一律降职流放。通过详定元祐党籍，正直的官员几乎全部被排挤出朝，而蔡京的同伙却步步高升，一举把持朝政。以蔡京为首的这个奸邪小人集团，被时人称为“六贼”，共有：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朱勔、李彦六人。他们打着绍述新法的旗号，逢迎徽宗的心意，肆意妄为：一方面，引导徽宗尽情享乐，营造艮岳，大兴“花石纲”；一方面，在朝中公然卖官鬻爵，在地方巧立名目，增税加赋，搜刮民财。
崇宁元年（1102），醉心享受的宋徽宗下令在杭州设立“造作局”，这个拥有数千名工匠的皇家手工业工场专门为皇室制造各种奢侈用品，所需的原料、工钱，悉数从民间无偿征取。三年后，醉心于园林艺术的宋徽宗降下旨意，在苏州设立“应奉局”，这个机构的任务是在江浙一带为皇帝搜罗珍奇物品与奇花异石，由此在中国的史书上留下一个特殊的名词——花石纲。为了找到品相奇特的花石向皇帝邀宠，各地官吏如狼似虎地到处搜寻，不论是在高山峻岭还是在深宅大院，只要有一石一木稍稍值得玩味，便有官府差役在上面做出皇家记号，于是这件物事就成了呈献皇帝的供品。如果它在百姓家中，那么在起运前主人就必须妥善保护，稍有不慎就会被官僚以大不敬的罪名处治。运输时又往往拆墙毁屋，更有贪官污吏借此上下其手、盘剥百姓，为此倾家荡产者不计其数。北宋的花石纲前后持续了二十多年，形成了一场波及全国的大灾难。
《听琴图》宋 赵佶
《听琴图》是一幅优秀的中国人物画。画中主人公，居中危坐石墩上，黄冠缁服作道士打扮双手置琴上，轻轻地拨弄着琴弦。此图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宣和二年（1120）十月，在应奉局官吏频繁光顾的睦州青溪（今浙江淳安县），世代传习明教的平民方腊不堪忍受官吏勒索，借宗教的名义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起义。方腊自称“圣公”，担任起义军统帅，定年号为永乐，起义将士包着黄色头巾作为标志，旬日之间聚众十余万。几个月之内，方腊起义军就席卷东南地区，得到近百万民众的群起响应。为了欺骗民众，徽宗下了一道罪己诏检讨自己，并下令撤销了造作局和应奉局。而在此同时，他将原本准备讨伐辽国、由童贯率领的十几万大军先行派遣到江浙，务求一举荡平方腊“逆贼”。就在方腊起义前后，宋江领导的起义军也活跃于河北、山东、淮南一带。他们打出“劫富济贫”的旗号，在所过之处，诛杀贪官恶霸，将他们的财产分给贫苦百姓，因而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宋江起义军人数不多，却作战勇敢，屡次以少胜多击败宋军，他们转战各地，产生了很大影响。南宋时，说唱艺人以此编出《宋江三十六人赞》的评书，他们的事迹在民间辗转流传，慢慢演变成“梁山好汉一百零八将”的故事。方腊起义和宋江起义虽然最后都被镇压了下去，但它们却给了北宋王朝一次沉重的打击。
而宋徽宗得知各地皆被扑灭后，不但没有吸取教训，反而变本加厉地在东京汴梁设置了应奉司，命令各地官员加紧搜刮“四方珍异之物”，为自己修筑美轮美奂、空前绝后的皇家艺术园林“艮岳”。同时，昏聩的徽宗还采纳了辽人马植的献策，准备从辽国手中收复幽、云十六州。
阿嵯耶观音像 宋
这件观音像体态修长，上身袒露，带臂钏、项圈，下着薄长裙，赤足。左手下垂，右手上扬做弹指状。头光和背光内圈饰镂空的六瓣花纹，外环为跳动的火焰纹。观音造型与南诏《中兴图卷》所绘梵僧所铸“圣像”一致，是富有地方特色的佛教造像。
北伐惨败
幽、云十六州，指的是五代时期被后晋石敬瑭割让给契丹的华北北部幽州（今北京）与云州（今山西大同）一带的州县。这一地区的丧失，使整个中原门户洞开，一马平川的华北平原完全暴露在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之下。从后周世宗开始，中原王朝多次试图收复十六州的故土，然而除了莫州（今河北任丘）和瀛州（今河北河间）两地之外，其他十四州始终没有再次纳入中原王朝的版图。宋太宗曾对辽国发动过两次大规模的进攻，两次都遭到惨败。其中一次宋太宗御驾亲征，结果宋军大败，在激战中中箭受伤，坐在一辆驴车上狂奔才得以逃生。
进入12世纪之后，北宋一雪前耻的机会似乎来到了。徽宗政和元年（1111），大宦官童贯奉命出使辽国。在其回国的途中，一个名叫马植的辽国汉人向童贯献上收复故土的计策。童贯听到后喜出望外，于是嘱咐马植继续留在辽国，见机行事。三年之后，女真首领完颜阿骨打因为不满辽国统治者的压榨，于白山黑水之间起兵反辽，几年之内所向披靡，日暮西山的辽国在女真人凌厉的攻势下不堪一击。马植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在政和五年（1115）叛逃北宋，得到宋徽宗的亲自接见，欣喜不已的宋徽宗任命马植为秘书丞，赐国姓，从此马植改名为赵良嗣。随后，被虚幻的胜利景象冲昏了头脑的北宋君臣，冒失地做出了与辽国背盟的决定。重和元年（1118），北宋派遣使者马政渡海来到金国，与金人谋求结盟。两年后，北宋再派特使赵良嗣前往金国，商议南北夹击灭辽。经过讨价还价，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口头答应在破辽以后，宋收回燕京（今北京）一带原属唐朝的汉地，但要将原来付给辽国的“岁币”原额转交金国，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海上之盟”。
宣和四年（1122）三月，十五万宋军终于浩浩荡荡地踏上征程，然而穷途末路的辽军在将领耶律大石的率领下仍屡次击败宋军，甚至反击到北宋境内。这时，担任辽国常胜军统帅的郭药师带着八千部属以涿州（今河北涿州）投降北宋，引导宋军再次进攻燕京，结果宋军在燕京城下又被打败。为逃避兵败的罪责，童贯秘密派遣使者前往金营，请求金军出兵燕京。十二月，金军一举攻下燕京，这时完颜阿骨打提出，燕京可以交还，但是北宋需要另外支付100万贯钱财。宋徽宗无奈只好应允，从此北宋每年除了要向金国交纳岁币50万以外，又增加了100万贯的“代税钱”。金军撤走前在燕京城大肆抢掠财物，又把大批居民掳去做奴隶，北宋接收到的只是一座残破的城池和少量衣衫褴褛的百姓，然而就算是这样的“胜利”也让汴京的君臣们得意非常。背叛辽国的郭药师则官拜太尉，获封燕山郡王，镇守燕京。
屡战屡败的宋军终于接收了这些满目疮痍的城市。汴京派遣来的文武官员以解救者自诩，有意无意地将幸存的居民视为异己。幽、云十六州的汉族居民认为自己不但得不到信任，甚至受到北宋驻军的歧视，“北人（契丹人）指曰汉儿，南人却骂作番人”。金军在撤离当地前，大肆掳掠青壮劳力，已在故土生活了上百年的汉族居民被迫随军北迁。这些人固然怨恨入侵的异族女真，但也同样仇视与女真结盟的北宋，不正是因为北宋想要这片土地才造成他们背井离乡吗？几年之后，决定南侵的金军利用北方汉人的这一心态，将他们编入南下的军队。面对滚滚而来的铁骑，拥兵自重的郭药师又一次背叛了自己的君主，成为金军进攻北宋的先导。
靖康之耻
在联金灭辽的过程中，宋军的腐败无能让金朝统治者看在眼中，后者在俘获了辽天祚帝耶律延禧，扫清了除西迁的耶律大石外的辽残余势力后，终于决定南下伐宋。宣和七年（1125），金军主力分东西两路南下，东路以宗望为主帅，从南京直扑燕山，西路以宗翰为主将，从大同府攻取太原，一场大战就此爆发。经过象征性的抵抗后，北宋在幽、云地区的守将郭药师率所部投降，摇身一变成为金军南下的先锋。除了太原一城之外，整个北方地区如同摧枯拉朽一般让金人横扫而过，数以万计的宋军哗变、投敌。告急文书像雪片一样飞到宋徽宗面前，这位艺术家皇帝不但没有着手准备防御外敌，居然宣布退位，让心不甘、情不愿的皇太子赵桓即位，是为宋钦宗。面对敌人咄咄逼人的攻势，开封的满朝文武吓得不知所措，胆怯的宰相白时中、李邦彦两人劝说钦宗南逃，这时主战的太常少卿李纲站了出来，全面负责东京的防务。靖康元年（1126）正月初八，金军抵达东京城下，李纲亲自到城墙上督战，几次打退了攻城的敌人。此时，各地勤王的军队陆续赶到东京，河北、山东义军也奋起抗金，形势对孤军深入的金军极其不利，金军主帅宗望转而实行诱降。宋金和谈刚刚结束，不甘受辱的一支宋军“违约”袭击了金军大营。为了平息金人的愤怒，昏庸无能的钦宗罢免了主战派中的李纲等人，结果金军并没有因而退走。开封上下群情激愤，在太学生们的带领下，上万人来到宣德门外为李纲鸣冤，钦宗只得将李纲官复原职。李纲复职后，金军的嚣张气焰得到遏制。然而直到此时钦宗依旧没有坚决抗战的意志，他不顾群臣反对，最终还是同意了金人的议和条件，割让太原（今山西太原）、中山（今河北定州）、河间（今河北河间）三镇，并大量赔款。
在第一次东京保卫战结束后的六个月，金军再一次大举南侵。靖康元年八月，金军西路统帅宗翰从云中（今山西大同）出发，东路统帅宗望从保州（今河北保定）发兵。两路大军长驱直入，连续攻克太原、洛阳、真定、中山等北方大城，分别于当年闰十一月抵达东京城下。此时的东京乱作一团，不久前击退金军的李纲已被贬出京师，文武百官意见不一又相互推诿，居然听信了神棍郭京的谎言，找来几千名地痞无赖组成了所谓的“六甲神兵”出城迎敌。结果不但没有打退金兵，连开封的城墙都被金军占领。靖康元年（1126）十二月初二，宋钦宗亲自前往金营呈上降表。这一次和谈，金人的要求比从前苛刻了许多，除割地之外，他们还索要黄金、白银各一千万锭，布帛一千万匹。身陷敌手的钦宗一一答应。两天后钦宗被释放回城，北宋朝廷开始着手筹备金银，更派钦差到河东、河北去交割土地。然而金银筹集工作却不顺利，从靖康元年（1126）十二月拖延到第二年正月，依旧没有凑足金人要求的数量。等待不及的金军将钦宗再次招到金营，然后对随行官员说，他们要将皇帝扣为人质，直到金银如数交出后才能放回。被囚禁的宋钦宗只得下诏，要求宗室、豪族、内侍、僧道、娼优等，务必将家中蓄存的金银全部交出。到靖康二年正月十九日，东京城内的官吏们总共搜刮到黄金十三万八千两、白银六百万两、绸缎一百万匹。靖康二年二月六日，金下令将钦宗和徽宗贬为庶民。四月初，满载而归的金军挟持徽、钦二帝和其他四百多名皇室成员，以及拒绝降金的官员、工匠数千人北去，留下了一座残破的东京城，这便是后来岳飞立志要洗雪的“靖康之耻”。
南宋的偏安
南宋时期
人物：宋高宗赵构 地点：应天府 临安 关键词：绍兴和议
靖康之变后，宋徽宗的第九子赵构作为“漏网之鱼”，成为继承皇位的不二之选。然而，为了巩固皇权，赵构无视父兄被掳的奇耻大辱，无心收复江山，而是越江远避，在金人面前一味求和，摇尾乞怜。偏安一隅的南宋在建国之初就表现出了不思进取、苟且求和的软弱性。
背子复原图
背子是宋人一种形式美观、穿着方便的实用便装，尤其受到仕女们的青睐。此图是根据出土砖刻、陶塑复原绘制而成的，从中可窥见当时流行的服饰特点。
江南避祸
靖康之耻后，徽、钦二帝和皇族、官吏数千人，被押到了金国。国不可一日无君，宋朝残存的官民发现徽宗的后裔中有人侥幸逃过了金兵的追捕，这就是康王赵构。赵构，字德基，宋徽宗赵佶第九子，宋钦宗赵桓之弟，宣和三年（1121）年封为康王。赵构的母亲韦氏，在徽宗的后宫中地位较低，并不受徽宗的宠爱。因此，赵构在皇子中的威望也不高，本与皇位无缘。钦宗靖康元年（1126）春，金兵第一次包围开封时，他还曾以亲王身份在金营中做过一段时期的人质。开封解围之后，赵构与张邦昌出使金国，代表北宋政府与金国谈判，希望能够割地议和，罢兵休战。但是，金兵第二次南下包围开封，全国民众积极要求武力抗金，不允许任何卖国求和的行为。因此，当赵构一行到达磁州（今属河北）时，磁州的百姓拦住了赵构的队伍，不让他到金国去求和。地方官宗泽也对赵构说：“金人要殿下去议和，这是骗人的把戏。他们已经兵临城下，求和又有什么用呢？”赵构自己也回想着自己在金营的岁月，害怕再次被金朝扣留，于是他顺应民意留了下来，自任河北兵马大元帅，驻守相州（今河南安阳）。然而，当朝廷危难之际，赵构却没有率军救援京师，而是移师河北大名府，观望局势，保存实力。随后，赵构又转移到山东东平府，以避敌锋。第二年，靖康之变发生，赵构成为全国上下公认的合法继承人，被推到了皇帝的宝座之上。无论这个皇帝本身的素质如何，他在战乱中起到了凝结人心的作用，把被战事打乱的各方力量重新团聚起来，成为宋朝军民新的希望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