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时期，国家定期举行盛大庆典，王室、大臣都要来朝见，并要举行宴飨之礼。马可·波罗曾见到皇帝在寿辰的盛大晚会上，穿上了华丽无比的金袍，整整2000名王公贵族陪同出席，这便是元代皇室宴飨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质孙宴。当宴会完毕时，把所有的桌子撤去，全体琴师起立，一起奏起美妙的曲调。
元朝初年，实行两京巡回制度。皇帝每年往返于上都和大都之间，即在上都避暑，大都过冬。皇帝在起程去上都之前都要举行一种仪式，《游记》称之为“洒马”。这种仪式为每年八月二十四日举行祭祀天地，在《元史》上称之为“洒马子”。仪式是这样的：“用马一，羯羊八，彩段练绢各九匹，以白羊毛缠若穗者九，貂鼠皮三，命蒙古巫觋及蒙古、汉人秀才达官四员领其事，再拜告天，又呼太祖成吉思汗御名而祝之。”《游记》对此的描述虽是寥寥几笔，不太详细，但成为今天人们研究元朝皇帝祭祀活动的重要佐证材料。
《通惠河漕运图卷》元
通惠河是元代由郭守敬挖建的漕运河道。通惠河开挖后，行船漕运可以到达积水潭，因此积水潭包括现今的什刹海、后海一带，成为大运河的终点，商船百船聚泊，热闹繁华。在元朝中后期，每年最高有二三百万石粮食从南方经通惠河运到大都。这条河道在明朝和清朝一直得到维护，一直沿用到20世纪初叶。
灿烂神奇的中国文化
马可·波罗还多次作为钦差大臣去巡视各省，足迹几乎遍及中国的大江南北，他每到一地，都留心当地的风土民情、奇闻逸事，并作了很多细致的观察和记述，从饮食文化到秀丽风景，再到奇风异俗，《游记》中这样的记载随处可见。
在东西方饮食交流史上，《游记》至今还闪烁着历史的光芒。在《游记》中提到过的饮料就有马乳、骆驼奶、米甜酒、药酒、葡萄酒及其他的饮料。马可·波罗认为世界上再没有比米甜酒更令人心满意足的饮料了。在他看来，米甜酒温热之后，比其他任何酒类都更容易使人沉醉。马可·波罗还认为米中加入香料和药材酿成的酒，不但醇美芳香，还有良好的养心安神功效。马可·波罗的介绍对中国药酒风行欧洲起了重要作用。《游记》中记叙了非常丰富的元代食物品种：既有米、面等主食，也有畜品、飞禽等肉食；既有民间的，也有宫廷的；既反映出蒙古人的生活食俗，也反映了汉族人的特色饮食，构成了一幅烹饪王国的美食画面。
中国的秀丽景色更是在《游记》中被描绘得淋漓尽致。元代皇城大都的景色无疑是最漂亮的。太液池风景区（今北京北海和中海的总称）青山、翠树、绿亭，浑然一体，形成一幅令人心旷神怡的园林奇景。大明殿很宽广，这座宫殿壮丽富瞻，布置精良。同样，马可·波罗对杭州美景的赞誉不亚于大都，从繁荣的城市到秀丽的山湖景色都有热情洋溢的描绘。《游记》特别提到杭州人面目清秀，皮肤白皙，大多穿丝绸的衣服，整个城市非常整洁，人们很讲究礼貌、卫生。马可·波罗尤其对充满诗情画意的西湖和湖上方便游人的设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他的眼中，西湖碧波荡漾，湖上画舫游船穿梭其间，湖边离宫别墅、院庙寺宇林立，简直就是人间天堂。
青花釉里红花卉瓷盖罐 元
青花和釉里红是制瓷中的两种工艺，能如此完美地施加在一件瓷器上，难度极大，是元代制瓷艺术的杰出代表。现藏于河北省博物馆。
马可·波罗对中国各地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也做了细致的观察。如谈到中国人从出生到长大、经商外出、婚姻等，请风水先生占卜吉凶，人死之后实行土葬，焚烧纸钱，在佛像面前祷告。在云南的时候，他看见了毒蛇大蟒，《游记》将怎样捕捉毒蟒的方法也不厌其烦地记下。在福建的时候，马可·波罗看见当地人用生姜调味，也感到十分新奇。他还见到一种奇怪的鸡，颜色与猫一样，却没有羽毛。据考证，这种鸡叫乌骨鸡，营养丰富且味道鲜美。马可·波罗发现，元朝政府对各种宗教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大都的丧葬礼俗都是依死者的不同宗教信仰而有所不同。
马可·波罗将多姿多彩的东方文化介绍到西方，打开了中古时代欧洲人的视野，引起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向往。
繁华富庶的城市经济
作为一个商人，马可·波罗对元代繁华富庶的经济更是赞不绝口。
作为元朝首都的大都，交通四通八达，是当时世界闻名的大都会，商业市场星罗棋布。市内主要有三大市场，一为今积水潭东北岸上的斜街市，二是今北京西四附近的羊角市，三为今东四附近的枢密院市。这些市场每日百货输入，川流不息，天生地产，山奇海怪，四方云集，仅生丝一项，每天就有近千车。可见元大都的商业繁荣非同一般。
杭州的商业也很繁盛。城中有大市十所，沿街的小市更是难以计数，每周有3天为市集之日，有四五万人来到集市，交换物品，买卖东西。到了市集的日子，整个集市，车船运货，络绎不绝，市场上有麋鹿、兔子等走兽，有鹧鸪、野鸡、家鸡、鹌鹑等飞禽。杭州人非常喜欢吃鱼，各种各样的鱼品种繁多，数量之大，令人咋舌，但很快就倾销一空。店铺里摆满了琳琅满目的商品，包括各种名贵香料、首饰、珠宝等，令人目不暇接。
福建工商业发达、经济繁荣，同样给马可·波罗留下很深的印象。据《游记》载，当时福建建宁的纺织业兴盛；德化的瓷器精致美观、廉价实用；泉州的“刺桐缎”更是闻名于国内外，畅销于南洋、印度以及欧洲等地。泉州对外交通发达，外国商人、传教士、旅行家接踵而至，亚非各国商船往来频繁，运载着香料、珠宝、绸缎及其他贵重物品出入此口岸。元朝还在泉州设立市舶司，管理商人、船舶来往和贸易业务，以及征集税收等事项。
《游记》有关元代繁华富庶经济的信息在欧洲传播开来后，刺激了西方早期殖民者的侵略野心。
延伸阅读
元设澎湖巡检司
台湾和澎湖地区，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元代时，台湾同大陆之间的关系有了新的发展。至元二十九年（1292）到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之间，元朝政府在澎湖设立了巡检司，隶属福建泉州晋江县，管理澎湖列岛和台湾地区，并在当地征收盐税。这是中国中央政府首次在台湾地区建立正式的行政机构。元代，澎湖巡检司一直作为管辖台湾、澎湖地区的有效机构而存在。明朝建立以后，洪武二十年（1387）将澎湖地区的居民迁移到泉州，废除了澎湖巡检司，一直到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为加强对台湾的管理，才又恢复了澎湖巡检司设置。
专题：元曲和南戏
⊙散曲 ⊙杂剧 ⊙南戏
元朝疆域辽阔，城市经济繁荣，工商业兴盛，使市民社会异常活跃。因此，继唐诗、宋词之后，元曲蔚为一代文学之盛。元曲因文体的不同又有散曲和杂剧之分，以元曲“四大家”为首的一大批文学家都是曲剧皆精。与盛行于北方的元曲相对应，元代的南方也出现了一种新的剧种，称为南戏。它的出现，同样是市民生活丰富多彩的反映，也是中国戏剧艺术发展史上的重要篇章。
散曲
散曲兴起于金末元初，是从民间流行的俗谣俚曲发展而来的。散曲以通俗灵活的语言，表达出真挚丰富的情感，代表了元代诗歌创作的最高成就，被称为中国诗歌艺术的第三个高峰。
散曲的语言既有一定的格律，又注意保留了口语通俗易懂、自由灵活的特点，同时它又不太讲求精练，而多用叙述、铺衬手法，因而有质朴鲜明、音韵粗犷、语言流畅等特点。元代散曲创作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散曲作家的活动中心在北方的大都，此时的元曲题材丰富、浑朴自然，富有新意和表现力，也显得自由粗犷。关汉卿、马致远、白朴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元代后期，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南方的杭州等城市出现了一批专攻散曲的作家。在他们的研究和雕琢下，元曲曲风逐渐趋于雅正典丽，但也失去了前期的生命力。后期的著名代表人物有张可久、乔吉等。
青釉双耳瓶 元
这件钧窑双耳瓶瓶体上有两处紫斑，肩部有两个虎头状铺首，应为元代钧窑瓷器中的精品。现藏于首都博物馆。
杂剧
中国的戏剧从先秦歌舞、汉魏百戏以及唐、宋以来的说唱艺术，到金末元初，终于发展成了一种比较成熟的戏剧形式，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就是元杂剧。元杂剧在表现手法上包含有“唱”“念”“做”等多种戏剧样式，其中的念白部分受唐、宋以来的戏剧传统的影响，常有插科打诨的片断，通俗易懂、幽默活泼。剧中也有角色分工，塑造人物形象较为生动。从内容上来看，元杂剧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比以前的文学广泛而深入，尤其突出地反映了一些社会地位低下的普通民众的形象，其中很多作品都包含着对民众的同情，因而它首先赢得了普通民众的喜爱。
杂剧在金末元初出现之后，到成宗元贞、大德年间（1295－1307），创作和演出方面进入了鼎盛时期。在其繁荣过程中，涌现出了众多的优秀作家和经典作品，代表人物就是著名的元曲四大家关汉卿、王实甫、白朴、马致远等人。元杂剧的著名代表作品有关汉卿的《窦娥冤》、王实甫的《西厢记》、马致远的《汉宫秋》等。
龙泉窑青釉印花龙戏珠纹盘 元
南戏
南戏是指宋元时期用南曲演唱的一种戏曲形式，因为它最早起源于浙江温州一带，所以得名。宋代就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南戏表演，一般认为“南戏”确立了中国戏剧的独特艺术形式，所以中国戏曲的历史一般是从南戏产生算起。它的曲调由宋词、唱赚和民间小曲综合发展形成，在表演艺术上以民间歌舞戏为基础，其角色也有“生”“旦”“外”“贴”“丑”“净”“末”之分。与杂剧不同的是南戏的各个角色都可以使用唱腔，还可以合唱，唱腔音调和节奏也较舒缓婉转，具有浓厚的南方气息。元代的南戏吸收了北曲的一些特点，因而更加成熟。元末明初出现的著名南戏有《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记》和《杀狗记》，被称为“四大传奇”，此外还有著名的《琵琶记》，它们代表了元代南戏的最高艺术成就。明代前期，南戏逐渐向传奇演进。
朱漆描金缠枝牡丹纹八角三层
帝师八思巴
元朝公元1235年－公元1280年
人物：八思巴 地点：西藏 大都 关键词：乌斯藏行政 八思巴文
八思巴（1235－1280）是藏传佛教萨迦派第五代法主，藏族著名的佛学家，同时又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和学者。他在中国元朝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不但为元朝的统一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而且还促进了汉、蒙、藏三个民族之间宗教、经济、文化的交流，推动了西藏地区的发展。因此，八思巴毕生为国为民的功德、业绩虽在元代，却泽被后世，值得缅怀。
铜鎏金独占鳌头笔架 元
八思巴及其家世
据《红史》《汉藏史集》等藏文史书记载，八思巴于1235年出生于后藏昂仁一个显赫的萨迦款氏家族。八思巴自幼就得到萨迦班智达的悉心照料和教育，深受萨迦第四代法主萨迦班智达的影响，这对八思巴的成长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244年，受窝阔台第二个儿子阔端的邀请，萨迦班智达带八思巴来到了凉州，商妥吐蕃归附蒙古事宜。按阔端的安排，八思巴继续跟随萨迦班智达学习西藏佛教文化。但是萨迦班智达此时年事已高、身体虚弱，很多事情不得不交于八思巴处理。在凉州生活期间，八思巴曾经代替萨迦班智达会见过忽必烈，这为两人以后进一步发展关系打下了基础。
1252年，蒙哥命令忽必烈远征大理，绕道迂回进攻南宋，藏族地区是其必经之路。1253年，由于忽必烈需要了解藏族地区的情况，派人到凉州请来了八思巴。次年，八思巴与忽必烈相会于六盘山。他向忽必烈介绍了藏族的历史、宗教和文化，将佛教“慈悲护持众生”的思想与忽必烈的“思大有为天下”的思想结合起来，企图说服忽必烈接受佛教的护佑。但是忽必烈此时关心的是摊派差役、征集粮饷，为进军大理做准备，因此他没有理会八思巴。八思巴心中不悦，便要离开。关键时刻，忽必烈的王妃察必出来斡旋，说八思巴佛学高深、知识渊博，要求将八思巴留下来。察必还向八思巴请求传授萨迦派的密宗喜金刚灌顶法。这样，八思巴就成了王妃的宗教老师。后来察必又积极促使忽必烈接受八思巴的宗教思想。1254年，年仅22岁的八思巴正式成为38岁的忽必烈的宗教老师。此时，两人的关系逐渐深化。
然而，八思巴真正取得忽必烈的信任和赏识，还主要取决于两个重要因素：第一个就是八思巴取信于危难之中。蒙哥即位后，命忽必烈管理中原汉地。忽必烈在汉地招贤纳士，实行新政，很得人心，这引起了蒙哥的猜忌。1256年初，蒙哥汗借故忽必烈有足疾，解除了他的兵权，令他在家休养，又罗列罪名捕杀忽必烈的亲信，形势变得十分严峻。但是八思巴此时没有选择离开忽必烈，而是继续待在忽必烈营帐中，在新年照常向忽必烈一家写新年祝词。这一方面是八思巴与忽必烈关系深化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八思巴在向忽必烈表明自己是一位尽职尽责的忠心之臣，以赢取忽必烈的信赖。
青花蒙恬将军玉壶春瓶 元
蒙恬将军玉壶春瓶出土于湖南常德市，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画面中蒙恬顶盔贯甲，面相威严，端坐在椅上。整个画面绘蒙恬将军审讯战俘的场景。蒙恬满面钢髯、端然稳坐的姿态，以及背后高高树起的大旗，展示了巍然肃杀之气。
第二个原因是八思巴在释道辩论中的杰出表现。1258年，佛、道两教矛盾再度尖锐。蒙哥命令忽必烈在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东）主持佛、道两教辩论《老子化胡经》的真假。这次辩论会阵势庞大，佛教有300多人，道教也有200多人。在辩论中，年仅24岁的八思巴反应灵敏、有胆有识，充分展现了自己的才华，迫使道教承认失败，会后有17名道士削发为僧。从此，八思巴在佛学界声名鹊起，更赢得了忽必烈的赏识。同时，通过这次辩论，八思巴对中原的佛教、道教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为以后担任国师、掌管全国佛教事务创造了条件。
封为国师
1260年十二月，忽必烈战胜阿里不哥后返回中都，立即封八思巴为国师，颁给玉印，令他掌管全国佛教。此时八思巴年仅26岁，可以说，他的成功，既有偶然的因素，又有必然的因素。首先，蒙古王室向来信仰宗教，需要宗教领袖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持，忽必烈也不例外。然而，有所不同的是，忽必烈需要的不只是宗教领袖，而且还需要西藏地区的政治代表。封赐国师的目的是为有效地管理西藏地区，故而国师其人必定在藏传佛教中选取。
其次，在选择藏传佛教领袖时，忽必烈一开始的选择并不是八思巴。噶玛噶举派的噶玛拔希曾处于比八思巴更有利的地位。但是噶玛拔希一开始就不愿意追随忽必烈，后来又站到忽必烈的对立面，帮助阿里不哥争夺汗位，这引起忽必烈对他的极大不满与愤恨，从而更加信赖八思巴。因此，正是错综复杂的历史造就了八思巴的国师地位。
当上国师后，八思巴既是忽必烈家庭宗教上的老师，又是元朝的高级顾问。在职期间，八思巴做出了以下三点职责和贡献：首先，为忽必烈全家及皇室成员传法受戒，传授喜金刚灌顶法，为国家昌盛、社稷稳定祈福；其次，发现、培养了大批佛教人才，其中一些人成为元朝的栋梁之材，对元朝和西藏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最后，作为藏族地区的代言人，八思巴还直接参与或间接影响了中央对西藏的施政，为巩固西藏地区统一于祖国立下了汗马功劳。
晋封帝师
1269年，八思巴向忽必烈进献自己创制的蒙古新字。忽必烈欣喜有加，次年下诏封八思巴为帝师。元代以前有国师而无帝师，如果说忽必烈封八思巴为国师，只是沿袭旧有的传统，那么晋封八思巴为帝师，的确是忽必烈的首创。帝师制度也就成为元朝近百年历史的一项重要制度。元朝灭亡后，帝师制度也随之消失，因此帝师制度也可算是佛教史上的一个特例。
实际上，八思巴从国师晋封为帝师，职责和权力并没有相应增大。两者都是为皇帝及皇室成员传授喜金刚灌顶法；都是带领僧人为皇帝进行各种各样的法事活动，为国家社稷祈福；都是管理天下释教徒众和处理西藏事务，同时负责荐举僧人及西藏地区的行政官员。但设置帝师却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古往今来“君天下者皆有师。”忽必烈由蒙古大汗改称元朝皇帝，晋封八思巴为帝师是必然之事，同时这也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帝师位极人臣，受百官崇信、顶礼膜拜，但他的权力再大，也是世祖忽必烈赋予的。至多是世祖忽必烈任命的一个特殊官员，而他所管辖的西藏地区也只是世祖忽必烈统治下的一个行政区域，这也正是忽必烈的用意所在。
八思巴是元代杰出的宗教活动家和社会活动家。他一生的贡献很多，除了在宗教上繁荣佛教文化事业外，在政治和语言文字学方面也有非常突出的贡献。第一是建立乌斯藏行政体系。1264年夏，八思巴离开大都返回西藏，经过长途跋涉，于第二年元旦到达西藏拉萨，在向忽必烈致新年贺岁后便赶回萨迦，立即着手建立乌斯藏行政体系。
在萨迦，八思巴建立了“剌让”制度，设立13名侍从官，即司礼官、掌内室和服饰之官、司宗教仪式之官、司礼宾官、司座经官、掌运输之官、掌马官、掌犏牛官、掌犬官等。表面上看来，这些都是负责八思巴起居与日常生活的官职，但这些官职的设置类似于蒙古王室的怯薛军组织。事实上，这些组织是八思巴代表元朝有效管理西藏的政治、军事组织。
它的职能主要有：管理各教派的僧人，使帝师的法旨与皇帝的命令并行于西藏；依据皇帝的授权，给有功人员赏赐，对反对元朝和帝师的贵族加以处罚；向元朝皇帝推荐和任命西藏各级官员。这一体系对元朝统治西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
密集金刚像唐卡 元
西藏唐卡是用彩缎装裱而成的卷轴画，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浓郁的宗教色彩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历来被藏族人民视为瑰宝。密集金刚，又称集密金刚，是根据《密集经》织成的佛教密宗本尊像。
第二，是创制蒙古新字。1269年，八思巴回到大都，受到真金太子和王公大臣的热烈欢迎。八思巴此次远道而来的目的不是讲经诵法，而是向世祖献上新创的蒙古字。八思巴所创制的文字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元朝没有自己成熟文字的缺陷，维护了元朝的威严，了却了元朝皇帝忽必烈的一桩心愿。紧接着，忽必烈下诏颁行天下。
推行汉法与四等人制度
元朝时期
人物：元世祖忽必烈 地点：大都 关键词：四等人制度
蒙古族原是一个以游牧经济为主的民族。当蒙古铁骑一踏入中原，汉化也就提上蒙古统治者的议事日程。因为军事上的胜利并不能解决农业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的激烈冲突。面对先进的农业文明，蒙古统治者要统治中原，势必需要改变落后的游牧经济，采用汉族先进的生产方式、国家制度和政治制度。
《历代帝王像》之元成宗
元成宗是元朝第二位皇帝，元世祖忽必烈之孙、太子真金之子。
改汉制、兴汉法
改汉制、兴汉法肇端于成吉思汗时期。1219年，正在中亚征战的成吉思汗邀请全真教领袖邱处机北上论道，表面看来，是要向邱处机学习长生不老之术，但他真正感兴趣的却是全真教治国安民之术。邱处机也坦率地说，他没有长生不老之术，只有养生之法。在和成吉思汗的密谈中，他针对蒙古军队的屠杀掠夺，一再阐释治国应“以敬天爱民为本”、长生应“以清心寡欲为要”的政治观点。他劝诫成吉思汗释放“驱口”，尊重汉地习俗，重视农业，等等。成吉思汗指令耶律楚材将谈话记录下来，说是要传给他的子孙。这说明成吉思汗对汉法开始有所重视。邱处机离去后，耶律楚材也多次向成吉思汗进言采用汉法。由于忙于征战，成吉思汗无暇考虑怎样有效地治理统治区，因此，耶律楚材最初并没有得到重用，但成吉思汗晚年曾对窝阔台说：“此人天赐我家，尔后军国庶政，当悉委之。”这为窝阔台后来采纳耶律楚材的汉化政策创造了有利条件。窝阔台时期，耶律楚材参照汉法，建议军民分治，建立赋税制度，废除屠城旧制，汉化取得初步成果。
忽必烈受过很深的汉文化教育，在争夺汗位和统一全国的殊死争斗中，又得到汉族知识分子的大力支持。这使他深深认识到汉法维护对其统治的重要性。忽必烈即位后，在全国推行汉法。具体而言，忽必烈在初期推行的汉法主要包括3个方面。
影青釉自在观音像 元
这座观音头戴宝冠，面容慈祥，微含笑意，身着佛衣，袒胸赤足，平和自然，造型及釉色极为精美，是元代瓷类造像中罕见的珍品。
第一，定国号及礼仪制度。忽必烈之前的成吉思汗、窝阔台汗等都没有纪元年号。忽必烈即汗位后，便采用中国传统的年号纪年法，定年号为“中统”。阿里不哥归降后，改年号为“至元”。至元八年（1271）十一月，忽必烈采纳刘秉忠等汉人文臣的建议，定国号为大元，设太庙，祭祀祖先，仿照宋、金朝礼仪制度制定节日、庆典的朝仪，将皇权提高到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
第二，建立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体制。在汉族知识分子的帮助下，元世祖忽必烈参照宋朝制度，建立了一套中央集权的统治机构。中央设中书省，管理全国政务，其长官为中书令，下辖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处理具体事务；设枢密院管理军事，长官为院使、副使；设御史台，负责监察百官，长官为御史大夫。除大都及附近地区由中书省直接管辖外，其他地方设行中书省，简称“行省”或“省”。各行省下辖路、府、州、县，分设总管、知府、知州、知县。从加强中央集权来说，元与宋的统治机构是一脉相承的。但宋朝的制度在加强皇权的同时，重点在于对地方的防范；元朝的制度在加强皇权的同时，还让地方机构发挥积极作用。元朝行省制的确立，是中国历史上地方行政机构的重要改革，对以后各朝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明代虽改行省为布政使司，但习惯上仍称为“行省”。今日之省，也是由元代行省制度演变而来的。
第三，重用儒士，尊崇儒学。蒙哥汗时期，忽必烈奉命管理漠北汉地。他开始广泛延揽天下儒士，咨询治国方略。这样，许多怀才不遇的汉族知识分子如窦默、姚枢、许衡、刘秉忠、郝经等，纷纷归附忽必烈，为他出谋划策。他们积极地用“以儒治国”的思想来影响忽必烈。刘秉忠向忽必烈灌输“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天下”的儒家思想，同时又进言“孔子为百万师，立万世法”，应尊崇孔子；姚枢向忽必烈提出建立学校、重视儒学、培育人才的建议；郝经提出“行中国之道，即为中国之主”等等。忽必烈都一一采纳了这些建议，并重用了这些儒臣，如刘秉忠官拜光禄大夫；窦默官拜大学士，累赠太师和魏国公；郝经、姚枢等都被给予高官厚禄。
汉化与反汉化
忽必烈早期对儒学有很大兴趣，但体会粗浅。后期在理财问题上与儒臣发生分歧，他便认为儒臣不识时务，渐渐疏远了他们。蒙古旧贵族趁机掀起了反对汉化的高潮。从忽必烈后期到元朝灭亡，汉化与反汉化的斗争都十分激烈，在太子真金之死和南坡之变中表现得最为突出。
太子真金是忽必烈的儿子，深受汉文化的熏陶。真金为燕王时，由王恂讲解儒学的三纲五常和治国之道，许衡讲经史。至元十六年（1279）十月，真金开始参与政务。他选用了许多儒士为幕僚，以“仁”治国，凡是扰民的苛治，一旦听说，即刻废除。他对阿合马、桑哥等旧贵族视若仇人。因此，真金的仁政招来了许多仇视汉法、坚持蒙古旧制的守旧势力的反对。在忽必烈晚年，他们离间忽必烈和真金的父子之情，使忽必烈怀疑太子真金阴谋夺位，便严厉追查。太子真金在忧惧中死去，汉化受挫。
元英宗时期崇尚儒学，大兴汉法，任用汉文化素养较深的拜住为相，同时又不断削弱守旧势力的力量，推进汉化的进程。但随着汉化的深入，反对力量也渐渐汇集到以铁失为代表的守旧势力的麾下，对抗英宗的汉法政策。至治三年（1323）八月初，英宗南还，在上都南面的南坡（距上都30里）驻营，铁失等守旧派调集所管辖的军队，发动兵变，将英宗大帐包围。铁失先杀中书省右丞相拜住，再杀英宗，后世称之为“南坡之变”。继位的泰定帝实际上是保守的草原游牧贵族集团利益的代表，这反映了蒙古统治集团内部汉化和反汉化的激烈冲突。
《浴马图》 元 赵孟頫
作为元代唯一一位诗、书、画三绝的大家，赵孟頫在绘画技巧上别有创造。他的《浴马图》描绘了奚官浴马的场景，全画描述了九人十四马，人物皆为唐装，马匹丰肥圆润，神态轻松自如，是难得的艺术精品。此画于1964年由郑洞国将军捐献给北京故宫博物院。
不管元朝中后期反汉化的斗争如何激烈，元朝推行汉法政策是历史的必然趋势，也取得了一些成就。首先是尊奉孔子。忽必烈虽采取过一些崇儒措施，但对孔子没有特加尊崇。成宗即位后，下令尊崇孔子，称“孔子之道，垂宽万世，有国家者，所当尊奉”。武宗即位后，又称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超过了历代王朝对孔子的尊奉。仁宗时，命令国子监刘赓到曲阜，以太牢（牛牲）祭祀孔子。皇庆二年（1313）又以宋儒周敦颐、程颢、张载、司马光、朱熹等从祀孔庙。次年又封孔子第五十三世孙袭封衍圣公，以表明对儒学的尊崇。
其次是正式实行科举。早在世祖忽必烈时期，朝廷便围绕科举的行废问题展开讨论。一直到皇庆二年（1313）中书省上言实行科举，以经学取士。这年十一月，仁宗才下诏正式开科取士，规定各地推举年25岁以上的举人经乡试后，次年二月在礼部会试，然后御试，以后科举每三年开试一次。科举考试内容以《大学》《中庸》《论语》《诗经》等“四书五经”为主。与前代相比，元代科举在考试程式和内容上都有一定的发展和完善。元代开科取士，在政治上多少满足了汉族知识分子要求广开仕途的愿望，也使汉文化在蒙古人中得到进一步发展。
最后是编纂和刊刻书籍。汉文化造诣比较高的元文宗图帖睦尔即位不久，就创设奎章阁学士院，专门研究和鉴定书画，同时又设艺术监，负责校正、刊刻儒家书籍。从天历二年（1329）年到至顺二年（1331），文宗组织一大批文人，编纂了《经世大典》。这是一部集元朝典制之大成的著作。元顺帝时，又编纂金、宋、辽三国史书，另又修订《大元通制》，书成更名为《至正条格》，这是元朝在汉化道路上取得的最后一项比较大的成就。
四等人制度
尽管元朝中后期陆续取得了一些汉化成就，但由于守旧势力的阻碍，使元朝的汉化呈现出二元格局的特点，大量不适应汉地情况的蒙古旧制继续存在。比如投下制度、怯薛制度等。但最为史书诟病的是元朝统治者推行民族等级制度，也就是所谓的四等人制度。
元朝建立之后，作为统治民族的蒙古族，自然首先要确立本民族的社会地位。忽必烈依照民族成分、被征服的先后顺序以及对蒙古统治者的归附程度，将全国居民划分为四个等级，由高到低依次是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各等级在政治、经济上的权利和义务有很大的差别。第一等级的蒙古人在政治、经济等多方面享有许多特权，拥有大量的土地和人口，还可以任高官而受轻罚。第二等级的色目人主要指西夏人，也包括中亚、东欧地区的各个被征服民族。第三等级为汉人，主要指女真、契丹以及原金朝统治下的北方汉族人。他们在各方面受到的限制比较多，缺少政治特权。第四等级为南人，也称新附人，是元代社会地位最低的一个社会等级，主要指原南宋治下的各族，以汉族为主体。
元朝在将各族人民划分等级之后，又把所属人口按照应服差役的不同、交纳贡赋的品种以及种族、宗教等区别，分为民户、军户、匠户、冶金户、打捕户、葡萄户、畏兀户、也里可温户等，分别承担不同的徭役，称为“诸色户计”。按照不同的职业，元朝将人民分为10个等级，从上到下分别是：官、吏、僧、道、医、工、匠、娼、儒、丐。儒指儒家知识分子，在历代封建社会中是四民之首，而在元代却排到了第九位，在娼妓之后，可见元代统治者对文化知识的轻视。
等级制与诸色户计等方法结合起来，共同构成了元朝的社会组织网络。这种划分具有强烈的民族歧视性质，是元朝民族分化政策的具体体现。
红巾军起义与元朝覆亡
元朝公元1351年－公元1368年
人物：元顺帝妥欢贴睦尔 刘福通 朱元璋 地点：黄河 大都 关键词：开河变钞 红巾
元世祖忽必烈于至元三十一年（1294）去世，已故太子真金的儿子铁穆耳登基，是为成宗，他在位13年，尚能力守成宪，政权还算巩固。成宗死后，元朝统治者为了争夺帝位，互相残杀，在短短26年中（1307－1333）连续换了8个皇帝，大大削弱了元王朝的统治能力。最后一个皇帝妥欢贴睦尔于至顺四年（1333）嗣位，年仅13岁，是为元顺帝。他面临一个政治腐败、财政枯竭、民不聊生的困难局面，再也无力回天。由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交织而成的红巾军起义，于至正十一年（1351）爆发，吹响了元朝灭亡的号角。
青花鱼藻凸花牡丹大盘 元
开河变钞引民变
至顺四年（1333）六月，13岁的妥欢贴睦尔即帝位，是为元顺帝。这位元朝最后一个皇帝面对的是一个权臣当道、吏治腐败、财政崩溃、民怨沸腾的政治局面，为了延续王朝统治，元顺帝决定先铲除权臣伯颜。
伯颜在顺帝登基的过程中立有大功，受封中书右丞相、太师、秦王。然而大权在握后，伯颜日益骄狂，对顺帝也是颐指气使，君臣之间的关系变得恶劣。伯颜怀有狭隘的蒙古贵族独尊的意识，对汉人、南人充满鄙视和猜忌。他曾下令停止科举考试，还提出要杀尽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深深激化了民族矛盾。此外，伯颜在统治阶层内部大肆排除异己，在经济上滥发纸币，收敛钱财，已经成为统治阶层必须抛出的“弃子”。至元六年（1340）年初，伯颜率领亲卫出城打猎，顺帝联合伯颜的侄儿脱脱发动政变，将大都城内伯颜的亲信一网打尽，然后一纸诏书将伯颜发配到南思州阳春县（今属广东），伯颜走到江西，病死于驿馆内。
伯颜死后，元顺帝起用了脱脱当政，改元至正，宣布“更化”，历史上称为“脱脱更化”。脱脱的改革的主要措施有：第一，恢复伯颜废黜的科举制。第二，置宣文阁，恢复太庙四时祭。第三，平反昭雪一批冤狱。第四，开马禁、为农民减负，放宽政策。脱脱上台以后，下令免除百姓拖欠的各种税收，放宽了对汉人、南人的政策。此前民间禁止养马，脱脱上台废除了这一禁令。第五，主持编写宋、辽、金三国史书。
脱脱在四年多时间的改革中，使元朝末年的昏暗政治一度转为清明，取得了不少成绩。至正四年（1344），脱脱因病辞位。五年后，即至正九年（1349），脱脱再被起用。此时，灾荒频繁，国库吃紧，为解救危机，脱脱更改钞法，印行至正交钞，以替换百姓手中日益贬值的至元宝钞。然而由于新钞发行额度过大，造成了空前的通货膨胀，国家财政没有任何好转，政府的信誉却一落千丈。同时，从元顺帝至正四年（1344）开始，黄河连年泛滥，灾民遍野，脱脱只得派工部尚书贾鲁负责开挖和疏通河道。贾鲁征发15万民工日夜劳作，而监工们经常扣发口粮，修河所用的物资，也就近摊派到遭受水灾的灾民头上。治理黄河，本来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反倒因此弄得天怒人怨，民间宗教团体白莲教趁机组织河工起义，掀起了一场燎原烈火。
《人马图》 元 赵雍
赵雍，字仲穆，元代书画家赵孟的次子，其人擅长山水、人物鞍马画，这幅《人马图》描绘了元代西域长髯奚官双手牵着一匹白马，画面生动，人物栩栩如生。
红巾军起义
白莲教的基础是佛教净土宗的分支“弥勒宗”，又掺杂了明教的部分信仰，宣扬世道混乱到极点后，将有“明王出世”，拯救万民。白莲教主要在江淮一代传播，信徒很多，主要的传教者，淮东有韩山童，淮西有彭和尚。
贾鲁开河后，韩山童及其信徒刘福通等人开始筹划起义。他们首先散播流言，说明王即将出世，然后刻了一个石头人，只凿了一只眼睛，背上还刻字说“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悄悄埋在黄河河道中。至正十一年（1351）五月，河工们在疏通河道时，果然挖出了此物，一时间人心惶惶。韩山童等人看时机已经成熟，就聚集了3000余人于颍州颍上县（今安徽阜阳颍上县），杀黑牛白马，祭告上天。韩山童自称是“宋徽宗八世孙，当为中国主”，而刘福通则冒充南宋大将刘光世的后裔，众人共推韩山童为“明王”，待时起义。不想消息泄露，元朝派兵镇压，韩山童被捕身亡。刘福通等人冲出重围，率众攻占了颍州，正式树立了反元的旗帜。他们发布文告，指出当时社会极端不公，要以“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因为起义军头裹红巾，所以得名“红巾军”。颍州起义成功后，北方产生了一系列连锁反应，芝麻李在徐州起义，郭子兴在濠州（今安徽凤阳东北）起义，各路义军皆以红巾为号，四处打击元军。就在北方红巾军发动大起义的同时，南方的白莲教教主彭和尚也在淮西发动徐寿辉、陈友谅等人起义，南方各地的白莲教徒纷纷响应。至正十一年（1351），徐寿辉建国称帝，国号“天完”，其意是想要盖倒“大元”，这也是元末农民起义中建立最早的农民政权。
面对红巾军大起义的浪潮，元朝政府不断派出大军进行血腥镇压。然而由于元军腐败无能，屡次进攻都以失败告终。至正十二年（1352），元相脱脱亲率大军南征，联合各地主武装，首先攻克徐州，芝麻李被俘后遇害。次年十一月，彭和尚战死在瑞州（今江西高安市），天完政权的都城蕲水（今湖北浠水）也被元军占领。就在红巾军起义处于低谷之时，盐贩张士诚在泰州（今属江苏）起义，相继攻占了泰州、高邮（今属江苏）等地，自称诚王，建国号大周。为了消灭张士诚部，元相脱脱率领蒙古诸王的部属、各地元军，号称百万，围攻高邮。眼见高邮就要被攻破，元顺帝听信了宠臣哈麻的诬陷，下诏削去脱脱的兵权，贬往云南。这个突然的变故让高邮城下的百万元军士气全无，一时四散溃逃，元朝再也没有力量纠集如此数量的军队镇压起义军，今后只能依靠地主武装来维持其摇摇欲坠的统治。
北伐与失败
高邮之战后，元末农民起义军迎来了一个转折点。至正十五年（1355）二月，刘福通把在砀山（今安徽砀山）避难的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接到亳州（今属安徽），正式建立了政权。因为他们号召要恢复宋朝，所以政权的名字为宋，年号龙凤，韩林儿被拥立为皇帝，号“小明王”。至正十七年（1357）夏天，刘福通派出三路大军同时北伐，进攻大都，试图一举推翻元朝。
西路军是最早出发的一支部队。先由李武、崔德率领，后来又由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等人率领，他们经过河南到达陕西，被地主武装察罕帖木儿打败，后向元朝军阀李思齐投降。中路军由关先生、破头潘等人率领。他们越过太行山，进入山西。原来的计划是从山西配合东路军毛贵进攻大都，由于元军的堵截，只得转战攻克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东北），接着中路军又攻克辽阳，并以之为基地，进入高丽（今朝鲜），后关先生等人在高丽战死，破头潘等人战败被俘，中路军也归于失败。东路军主将毛贵夺取元朝的海船，从海路攻下胶州（今属山东），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占领了山东大部分地区。至正十八年（1358）二月，毛贵继续北伐，红巾军的前锋一度抵达柳林（今北京市通州南），直逼大都。然而由于毛贵孤军深入，元军四方来援，毛贵军败于元将刘哈剌不花，退回济南。不久，毛贵被部将赵均用杀害。至正二十一年（1361），地主武装察罕帖木儿所部开始进攻山东红巾军。第二年六月，一度投降元军的红巾军将领田丰、王士成发动兵变，杀死察罕帖木儿。但后者的义子扩廓帖木儿很快接手军队，最终将山东红巾军全部镇压了下去。
在发动三路北伐的同时，刘福通部攻克了中原重镇汴梁，将其改为宋的都城。然而由于三路北伐皆归失败，元军一步一步地缩小对汴梁的包围圈，刘福通只好孤军奋战，冲破敌人重围，保护韩林儿逃到安丰（今安徽寿县南）。至正二十三年（1363）二月，投降元朝的原江浙起义军首领张士诚，趁安丰空虚的机会，派大将吕珍来攻。刘福通一面派人向朱元璋求救，一面坚持抵抗。朱元璋亲率大军救出小明王和刘福通，把小明王和刘福通安置于滁州。至此，宋政权已经名存实亡。至正二十六年（1366）十二月，朱元璋命廖永忠迎小明王、刘福通至应天（今江苏南京），途经瓜步时，廖永忠将他们沉入水中溺死。
影青透雕人物纹瓷枕 元
这件长方形瓷枕的枕体雕出三开间殿堂建筑的形状，还塑贴有各种人物像十八个，姿态各异堪称元代瓷枕中的艺术精品。
削平群雄
就在北方红巾军起义遭到沉重打击的同时，南方的朱元璋部起义军却得到发展壮大的机会。朱元璋（1328－1398）出生于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幼年时给大户人家佣耕放牧，也曾出家做过和尚。至正十二年（1352）三月，朱元璋投奔了濠州的郭子兴部义军，在其帐下担任亲兵。郭子兴见朱元璋有胆略又有见地，就把养女马氏嫁给了他。从此，朱元璋的地位更加稳固，也是在这时他正式起名元璋，字国瑞。之后，朱元璋回到家乡濠州钟离招兵买马，少年时的伙伴和同乡徐达、周德兴、郭兴等人都纷纷前来投效，朱元璋很快募兵700多人。此后，通过不断地招抚和收编，朱元璋的队伍迅速壮大。至正十五年（1355）三月，郭子兴病死，郭子兴的儿子郭天叙掌握其部属。不久，郭天叙战死，朱元璋接管了郭子兴的旧部。至正十六年（1356），朱元璋所部攻占集庆，破城后改名应天之后，朱元璋采纳了老儒生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在“缓称王”上，自觉力量尚弱的朱元璋遥奉韩林儿为“大宋皇帝”，接受江南行省左丞相、吴国公的封赏。这种始终寄名于宋政权之下的做法，为朱元璋获取庇护、增强个人在军队当中的影响力都起到了作用。而在“高筑墙”和“广积粮”方面，朱元璋一面大修应天城墙，加强自己地盘的防御；一面兴兵屯田，大修水利，全力发展生产，营建出了一个巩固的根据地，为日后削平群雄奠定了基础。
至正二十年（1360），天完政权建立者徐寿辉被部下陈友谅杀死，陈友谅自行称帝，立国号为大汉。随后，陈友谅率军东下，攻打朱元璋的根据地应天，但被朱元璋击败，悻悻而退。后经两年的准备，陈友谅于至正二十三年（1363）五月，再次率领六十万大军、战舰五百余艘进攻洪都（今江西南昌）。朱元璋起全军来救，以火攻之策大败陈友谅的舰队，战斗中陈友谅被流箭射中头颅而死。次年，朱元璋率大军进攻武昌，陈友谅之子陈理投降，大汉割据政权灭亡。消灭了陈友谅之后，朱元璋又陆续消灭了淮东、浙西的张士诚，浙东的方国珍，以及福建的陈友定等割据势力，除了四川、云南外，长江以南地区基本为朱元璋所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