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靠阴谋爬上高官显位的小人一朝得志，就开始排除异己、陷害忠良，首先要打击的对象就是于谦和大学士王文。他们在英宗面前诬陷于谦和王文两人，把当年英宗被俘之后为稳定人心、拥立新帝的于谦等人说成是“逢迎景泰篡位”，还诬称于谦在景泰皇帝病重期间，曾阴谋派人迎立襄王。英宗虽然知道于谦当年拥立景泰帝是出于形势所逼，但自己被俘归来，帝位已失，几年南宫苦度岁月，对于谦自然怀有恨意。于是英宗下令拷打审问于谦，徐有贞、石亨等人以想要迎立外藩的罪名，判决凌迟处死于谦、王文。当奏折送到了英宗面前，英宗多少还有一丝犹豫，说于谦保卫北京确实有功。徐有贞完全掌握了英宗的心理，他说如果不杀于谦，复位一事就说不通了。这一句话让英宗下了处死于谦、王文的旨令。因为有正直官吏极力为于谦辩护，于谦才减免一等，改为斩刑。天顺元年（1457）正月二十二日，于谦在北京的东市被斩。同时，他的妻、子被发配边疆。抄家时，人们发现于谦“家无余资，萧然仅书籍而已”。史书记载：“公被刑之日，阴霾翳天，京郊妇孺，无不洒泣”，“行路嗟叹，天下冤之”。
主要对手被清除后，徐有贞等人并没有罢手，又接着撺掇英宗下诏逮捕了陈循、商辂等十多位大臣，强加上诸多罪状，把他们充军、削职，受牵连的达数十人之多。这样一来，朝廷中正直的官员差不多都被他们陷害殆尽。然而徐有贞、石亨、曹吉祥等人也没有好下场，先是石、曹两个人为了争权夺利，联手排挤了徐有贞，将徐发配云南。接着石亨因为独掌兵权、飞扬跋扈，让英宗产生了不安，最终将石亨与其侄儿石彪下锦衣卫诏狱，叔侄二人皆死于狱中。看到石亨的结局，曹吉祥、曹钦叔侄坐卧不安，决定先下手为强，发动叛乱。天顺五年（1461）七月初二，曹氏叔侄率五百名心腹死士发动叛乱，企图废黜英宗。然而由于谋事不密，其阴谋提前泄露，正在值夜的恭顺侯吴谨、归宁伯孙镗率禁军将其镇压，曹钦投井自杀，曹吉祥三天后被凌迟处死，这次事变史称“曹石之变”。
连续经历了土木之变和夺门之变两次变乱，明王朝元气大伤，两次事变的主角明英宗也因为多年囚徒生活身体大损，复位后仅当了八年皇帝就因病去世，终年三十八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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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宣之治
明成祖之后的仁宗朱高炽和宣宗朱瞻基在位期间，明朝治国方针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仁、宣两朝，注意调整统治政策，缓和洪武、永乐时期紧张的君臣关系。仁、宣二帝一反明太祖和明成祖猜忌好疑、信用不专的作风，对一批治国良臣不但委以重任，依靠他们管理朝政，而且推心置腹，恩宠始终不衰。同时还改革科举取士法，扩大统治基础。对外，没有采取过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而是安抚蒙古，力主和议，保持了和平共处的局面；对内，改变了明成祖使用民力过猛、好大喜功的政策，采取减轻民众负担、注重发展生产的方针，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这些政策使仁、宣两朝的明代社会呈现出繁荣稳定的局面，史书对这段时期多有赞誉之词，并把它与汉代的“文景之治”相提并论，称为“仁宣之治”。
浪荡天子明武宗
明朝公元1506年－公元1521年
人物：明武宗朱厚照 地点：豹房 宣府 关键词：立地皇帝
明武宗朱厚照是明朝历史上颇有争议的一位皇帝。他不住皇宫另建豹房，沉溺酒色，甚至自降身份，封自己为“镇国公”，可谓荒唐糗事不少。但是应州一战，武宗却御驾亲征，大败蒙古王子。他博学多才，精通梵语和佛教精义，可谓文武兼修，实在很难简单地加以褒贬。
鎏金太狮少狮镇纸 明
君臣不分
明英宗去世后，皇太子朱见深即位，是为明宪宗，改元成化。宪宗并不是一个励精图治的英明君主，他在位期间荒于朝政，迷信方术，宠信贵妃万珍儿，信用大太监汪直，开设特务机构西厂，所作所为让朝堂乌烟瘴气，荆襄流民一度发动了大规模的起义。成化二十三年（1487），宪宗去世，皇太子朱祐樘即位，是为明孝宗。孝宗尚能勤奋治国，也能听取臣子的正确意见，相继提拔了马文升、刘大夏、谢迁、李东阳等一批忠直的大臣，但因循守旧的孝宗缺乏改革弊端的勇气，未能扭转土地兼并严重、国力日趋下降的大趋势。
弘治十八年（1505），明孝宗去世后，他唯一的儿子朱厚照（1491－1521）即位称帝，是为明武宗，改元正德。年仅15岁的明武宗生性好动，他继位之后废除了尚寝官和文书房侍奉皇帝的内官，以减少对自己行动的限制。对于每天的经筵讲座，明武宗更是找一切借口回避逃脱，最后索性连早朝也不去了。因为不喜欢住在宫中受人约束，叛逆的明武宗就在皇城西北为自己建了一所豹房新宅，之所以叫作豹房，是因为其中豢养了诸如豹子之类的珍奇猛兽。明武宗的豹房始建于正德二年（1507），至正德七年（1512）共添造房屋二百余间，耗银二十四万余两。豹房建好之后，明武宗直接搬了进去，从此便更不愿意再回皇宫。所以，明武宗的豹房并非单纯意义上的游乐场所，而是供其生活和处理朝政的行宫。这所精心修建的豹房构造复杂，形同迷宫，里面除了豢养大量猛兽之外，还建有妓院、校场、佛寺等。
有了豹房之后，生性不羁的明武宗又开始以巡关为名频频巡行北方边境重镇宣府。在宠信的武官江彬的蛊惑下，武宗在宣府修建了一座镇国府，并且自封为“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一个皇帝，却自封为将军，甚至改名朱寿，实在是亘古至今头一遭。武宗不但自封为将军，还在往来公文上盖上“威武大将军”印，并令兵部存档，户部发饷。
“立地皇帝”
明武宗之所以这么沉溺玩乐，做出很多离经叛道的荒唐事儿，除了自身的个性之外，当然少不了身边近臣的蛊惑。除了宠臣江彬外，明武宗身边还有很多亲信的宦官，其中最有名的当属武宗在东宫时就服侍他的内宦刘瑾、马永成、谷大用、魏彬、张永、邱聚、高凤、罗祥八人。武宗即位后，他们深得武宗倚重，进而擢用亲信，排斥异己，号称“八虎”，其中以刘瑾为首。刘瑾善于逢迎，知道武宗喜欢自由，便偷偷带他出宫去玩乐，所以深得武宗的宠信。仗着武宗的宠信，刘瑾收受贿赂，打击异己，不但将孝宗时期的司礼监太监王岳赶往南京，于路途中将其杀害，还一次性地把大学士刘健、谢迁，尚书韩文、杨守随、林瀚，主事王守仁等53人列为奸党，榜示朝堂，由此开创了内宦指朝臣为朋党的恶例。所以，朝廷官员对他又恨又怕，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立地皇帝”。
多行不义的刘瑾招致的怨恨越来越多，到了正德五年（1510），宁夏安化王反叛，起兵的名义就是清君侧、除刘瑾。刘瑾把檄文藏了起来，让大将杨一清与太监张永领兵前去镇压。杨一清利用这个机会，拉拢太监张永。张永本来就受过刘瑾的陷害，险些被逐出宫去，一直伺机报仇。在杨一清的挑拨之下，张永决定除掉刘瑾，取而代之。同年八月，张永、杨一清剿灭了宁夏安化王的叛乱，班师回朝。在庆功宴结束之际，张永突然从袖中取出弹劾刘瑾的奏章，奏明刘瑾违法犯纪十七事，指出安化王造反皆因刘瑾，还说刘瑾有反叛之心，图谋不轨。武宗也知道刘瑾素来所做之事，便装作酒醉的样子问道：“刘瑾果真负我？”周围的马永成等人也趁机历数刘瑾不法之事。武宗便当场命令抄家，果然在刘瑾家中搜出私刻玉玺一枚、穿宫牌五百，以及盔甲、弓箭等违禁物品若干，又发现他平时所用的折扇里面竟然藏有两把锋利的匕首，显然有伺机弑君自立的嫌疑。于是，威风一时的刘瑾便被关押在菜厂，后被凌迟处死。据说行刑之时，许多平日遭到刘瑾迫害的人，还花钱买刘瑾被割下来的肉吃，以解心头之恨。
青花枇杷绶带鸟纹瓷盘 明
这件瓷盘为明宣德年间作品，盘体洁白细腻，通体有青花纹饰，盘心为枇杷绶带鸟纹图案，以象征吉祥长寿，是明代青花瓷中的精品。现藏于天津艺术博物馆。
离奇去世
明武宗素来尚武好战，虽然行事荒唐，却也期望能够在自己在位期间立下一些显赫的军功。他一直很崇拜太祖朱元璋和成祖朱棣，所以不惜把自己的行宫设在边远的宣府。终于，在正德十二年（1517）十月，明武宗期盼已久的机会来了。
蒙古小王子率兵来袭，和明军大战于应州，杀得难解难分。明武宗做出一个大胆决定，要御驾亲征，和蒙古兵一决胜负。这场御驾亲征绝非作秀表演，明武宗在整个作战过程中与士兵们同吃同住，还亲手杀敌一人，这种身先士卒的精神使得明军气势大振，很快就扭转了不利局势。最后，蒙古小王子只得引兵退去，明军大胜。正德十四年（1519）六月，宁王朱宸濠于江西起兵叛乱。八月，武宗出发亲征，而此时叛乱已经平息。武宗走到中途才得知消息，但他不愿就此回京，一路停停走走，游山玩水。第二年，武宗在清江浦（今江苏清江）捕鱼时，不慎翻船落水，从此一病不起。正德十六年（1521）三月，武宗死于豹房，结束了他离经叛道又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终年31岁，葬于昌平金岭山东北的康陵。
心学大师王阳明
明朝公元1472年－公元1529年
人物：王守仁 地点：龙场 关键词：心学
在宋、明五百年的历史中，王阳明称得上是一个比较完美的儒家人物。在哲学思想方面，其心学体系一反程朱道学正宗，引领明末清初启蒙思潮和实学思潮；在政治事业上，王阳明叱咤风云，扶保明朝江山。他顺利地践履着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声名播于后世。
《王阳明像》清 焦秉贞
王阳明是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军事家，是明代儒学集大成者，他发展、完善的“心学”引领了明代末期的思想解放潮流
传奇辉煌
王阳明（1472－1529），浙江余姚人，本名守仁，字伯安，别号阳明，故世称“阳明先生”。他是明代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继承和发展了陆九渊等人的学说，创立了阳明学派，形成自己独特的心学思想体系，在中国儒学史上影响甚大。
王阳明出生于官宦之家，他的父亲王华是成化十七年（1482）的状元，官至南京吏部尚书。王阳明自幼酷爱读书，据说他5岁时还不能说话，11岁跟着父亲到北京的金山寺时却能够豪迈赋诗、出语不凡。王阳明于21岁在家乡中举人，弘治十二年（1499）中进士，从此开始了官宦生涯，先后在工部、刑部、兵部任主事。
正德元年（1506），武宗登基，宦官刘瑾弄权揽政。王阳明不顾兵部主事职小，仗义执言，结果遭害下狱，廷杖四十，贬谪贵州龙场（今贵州修文县）驿丞。第二年在赴任的路上他又遭到刘瑾的心腹追杀，不得已抛弃衣冠，假装投江才幸免于难，最后于正德三年（1508）三月抵达龙场。就是在这个万山环抱、荆棘丛生、艰苦孤寂的偏荒之地，他悟到了“圣人之道”。
刘瑾死后，王阳明政治地位上升，被任命为巡抚，掌管一方军政。王阳明不仅是典型的儒家士大夫，文才出众，而且能骑善射，武艺高强，尤其善于用兵。在赣南，他只花了一年的时间就消灭了数十年占山为王的“巨寇”。正德十四年（1519）六月，宁王朱宸濠造反，声势浩大，一举攻占九江、南康，进攻安庆，大有顺流而下夺取南京之势。此时，武宗自封“威武大将军”御驾亲征。不料王阳明率兵奇袭宁王大本营，将宁王活捉，而此时武宗的军队还在河北。
思想历程
后世文臣武将树王阳明为楷模，不仅是因为他的“武功”，还因为他提出了以“去人欲、存天理”为核心的“心学”，即“阳明学说”。
明代的理学在王阳明以前程朱学说盛行。程朱理学虽然势大，深得官方青睐，但由于其思想体系本身有很大的局限性，尤其是格物致知、即物穷理的思想和方法支离破碎，使为数众多焦灼于现实的知识分子对其失望乃至望而生畏。
王阳明中举后随父旅居京师，遍读诸子之书，对于朱熹所说的“格物致知”“即物穷理”的思想很欣赏。按照朱熹的说法，“格物致知”就是“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脱然自有贯通处”，意思是说事物的道理是可以逐渐得到认识的。为此，王阳明与一个叫钱友同的好友一起到庭院的竹林深处去做“格”竹子的实验，来体会其中的道理。钱有同只“格”了3日，便心力交瘁。王阳明坚持了7天，最后也病倒了，没有“格”出一个所以然来。两个人最后的结论是圣贤做不得。
由于对朱子之学产生了怀疑，王阳明改攻辞章之学。但是随后他会试两次不第，于是读兵书、谈养生、留心于武事，兴趣有了很大改变。他31岁时回到家乡养病，在阳明洞中筑室研习道家导引之术。这一时期，他的兴趣非常广泛，直到贬谪贵州龙场驿丞，才真正归于儒家圣贤之学。王阳明被贬贵州时，途中到湖南岳麓书院住了一段时间，在那里讲学，又将岳麓书院的办学方法带到了贵州，在贬谪地创办书院。那时，他对“格物致知”仍然不太理解，于是钻研佛老学说，也无所收获。在贵州龙场驿困顿的环境下，由于穷荒无书，他只得日绎旧闻，苦思冥想3年，终于在37岁那年的一天深夜突然悟出“格物致知”的道理，认识到“圣人之道”的基本要旨在于“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即只需自求于心，而不需求诸物。这就是所谓“龙场悟道”。
《千秋绝艳图》局部 明
此卷在6米多长的画面上，绘写了近70位在社会或历史上有一定影响的女性形象，所以称作《千秋绝艳图》。这张局部画中的六位女子从左至右分别为：南宋才女陈妙常、唐代名伎关盼盼、北宋才女华春娘、南唐宫女秋水、南陈乐昌公主。
这里不得不说陆九渊的思想对王阳明的影响。陆九渊是宋代著名的理学家，认为治学的方法，主要是“发明本心”，不必多读书外求，“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他的学说，被称为“陆学”。陆学和程朱之学有很大不同，陆九渊和朱熹曾在鹅湖展开过有关“理”与“气”的大辩论。王阳明在龙场所悟之“道”，明显带有陆学的色彩。从此之后，他正式舍弃程朱，归心于陆九渊，并逐渐形成他独特的心学思想。
因此，从王阳明的思想历程看，他在为学的初期并不是反对理学，崇尚心学，后来才发生转变，是从程朱理学的阵营中走出来的一位思想家。
黄釉赭龙盘 明嘉靖
博大精深的心学
王阳明的思想中包括知行合一说、格物论和致良知说三大主题，它们之间有着互诠互释，相互贯通的内在联系，这体现了王阳明思想的整合或合一的特点。
前面提到王阳明年轻时遍览朱熹之书，笃信其格物学说，后来他在实践中发现无论是即物穷理还是循序读书，都不能解决个人道德修养问题，因而对格物致知说产生了怀疑，从道德修养的角度批判这套理论的内在矛盾。王阳明认为朱熹注重学问致知而不重身心修养，导致后来者以为必须先知，然后才能行，将道德修养方面的知行割裂开来。他认为这种支离割裂的学术弊病必然会危害现存的社会秩序。通过对朱熹格物致知学说的批判，王阳明逐步形成和发展了他的心学思想体系。
王阳明思想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是“心外无理”，认为一切从人的内心来寻找本源，所以他的学说又被称为“心学”。在王阳明看来，朱熹将心与理一分为二，从而导致知与行、学问与修养的分离，以致人们追求学问的同时忘记修身的本身，导致整个社会的人心叵测，道德日下。依据自身的良心说，王阳明认为进行一切道德评判的标准就是良心，良心是衡量世界万物的尺度，因而心外当然无物，自然也就没有所谓的“格物之理”。这样王阳明通过对自身主体的重视，尤其是确立所谓内心标准，彻底地改造了所谓的物由理在的观点。
针对朱学求知于圣人先贤和经典著作，王阳明提出“致良知”的哲学概念，主张求知于个体之内心，通过道德的自觉和智慧的磨炼来达到道德和思想的进步。“良知”之说来源于《孟子》，指“不虑而知”的天赋道德观念。王阳明把“良知”二字看得很高，将“良知”说成儒家文明最精华、最具永恒性的观念，能让人超脱患难生死。后来，王阳明又在“良知”前面加了一个“致”字，把它发展成为“致良知”的主张。王阳明在这一问题上，基本继承了陆九渊的思想，对朱熹格物致知说进行改造，突出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致良知”要求人们首先应该认识和恢复内心所固有的天理，并把这种良知天理推及万事万物，万事万物也就都有它的天理了。通过致良知学说，人们便能很自然地感觉或判断出人的行为的善恶是非，从而推动良知，把自己的一切行为和活动都纳入中国传统社会道德规范的轨道。
知行合一是王阳明心学体系中另一个重要内容。知与行构成了哲学中的一对基本命题，受到中国哲学家长期的重视。王阳明对知与行有自己的独特的看法，他的基本立场是主张知行合一。知行合一说的核心内容是知行本体合一，重点在于强调行。关于王阳明的知行论，最受赞誉的是“行而后有真知”，他在《语录二·答顾东侨书》中说：“食味之美勿必待入口而后知，岂有不待入口而已先知食味之美恶者邪……路歧之险夷必待身亲履历而后知，岂有不待身亲履历而已先知路歧之险夷者邪？”这里的行含有社会实践的意义，实际上是专指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践履，一种所谓克己功夫。王阳明与朱熹在这一点上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不同。他们都是要求去人欲而存天理，只是在方法与手段上有所不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实际上是朱陆学说的调和折中。他认为朱熹所着力强调的在知识增进上下功夫只是达到致知的途径之一，此外还应该包括陆九渊所强调的尊德性、重实行的修养方法。
王阳明是宋明时期与朱熹、陆九渊等人齐名的儒学大家，他继承和发展了陆九渊的心学思想，在宋明理学中形成了陆、王学术流派。他特别提倡书院讲学，并在书院教学中阐明完善其思想学说。明代书院的兴盛与王阳明有很大的关系，他桃李遍布天下，阳明学说也成为当时的显学。阳明学说出现，明代学者多蜂起从之，一时蔚成风气。自明中叶至清初，王学仍是主流，一度取代了程朱理学的地位，左右中国思想界长达百年之久，可见其流传之久，影响之深。阳明哲学在东亚儒家文化圈中有着很高的地位和影响，他的学说还传至日本，形成日本的阳明学，在日本近代历史进程中发挥过相当重要的作用。此外，阳明心学在韩国也很受人们重视。事实上，阳明心学构成了东亚儒学的重要成分，对于今天人们对东亚的文化认同，有着极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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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镇瓷器
明代，景德镇为全国制瓷业的中心，明廷于洪武初年在这里设置了御窑厂。为了满足宫廷官府的需求，烧瓷不计工本，精益求精，并且大力创新。斗彩、五彩、素三彩、黄地红彩、白地绿彩等大量釉上彩绘瓷器创烧成功。从明代不同时期上看，因制瓷所选原料、烧制工艺水平和审美趣味的差异，使得各个时期都产生了一些具有自己鲜明特点的瓷器品种。如永乐、宣德时期的青花、釉里红、甜白釉、红釉、青釉、蓝釉、酱釉、仿哥釉、仿汝釉瓷器；成化时期的青花、斗彩瓷器；弘治时期的黄釉瓷器；正德时期的孔雀绿釉、素三彩瓷器；嘉靖、隆庆、万历时期的青花、五彩瓷器等。
专题：宦官与内阁的二元政治
⊙宦官权力的膨胀 ⊙擅权自王振始 ⊙内阁权力的上升 ⊙内阁权力萎缩 ⊙权力互动 ⊙压制舆论
明初经过废除丞相、削夺藩王的权力、使用监察和特务机构，皇权几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皇权高度集中的后果就是：一旦独裁体制下的皇帝不使用他的权力，必须有人来替代他使用，以维持国家机器的运转。这可能导致两种情况：一种是内阁首辅的大权独揽，如严嵩和张居正；一种就是宦官专权，如汪直和魏忠贤。宦官由于与皇帝关系亲密，更容易成为权力托付的对象。
宦官权力的膨胀
明太祖朱元璋曾经定制，内官不许读书识字，不许干预朝政。但是，六部分立，没有丞相统领，皇帝事必躬亲；又设置众多互相牵制的官职和信息渠道，他所要处理的政务已经是原来的几倍甚至几十倍了。因此，明太祖留给子孙的日常政务负担已经重到他们无法承受的地步。虽然成祖时期设立了内阁协助处理政事，但在明初皇帝严密防范政府官员的情况下，相对于殿阁大学士，皇帝更信任宦官。成祖朱棣突破祖制，重用太监，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侯显出使西番，设置东厂，这些做法与朱元璋废丞相的用意相同，就是有利于皇帝直接控制权力。宦官权力的扩大，不仅种下了贪污受贿的种子，还埋下了与外朝对抗的隐患。
到朱棣的孙子明宣宗在位时，开始设立内书堂，培养用于处理文书的学龄宦官，这些通文墨的太监负责传递奏章和内阁的票拟。一开始，他们只是皇帝处理朝政的得力助手，并没有擅权的机会，后来他们开始利用职务之便开始染指朝政。
缂丝十二章衮服 明
“缂丝”又称“刻丝”，是中国丝绸艺术品中的精华。“十二章”指的是衣服上日、月、星、山等十二种图案。而“衮服”就是礼服，是皇帝在正式场合的“职业服装”。
擅权自王振始
明代宦官擅权自王振始，但是当时廷臣依附他的人很少，只有兵部尚书王骥、工部郎中王祐等人，其他的官员都不肯俯首听命。汪直当权时，依附汪直的人多了起来，但敢于弹劾他们的人也很多，朝廷中派别斗争激烈，但运转勉强正常。到了刘瑾专权时，其在朝中的心腹遍地，流毒满天下，但仍有不甘屈服的翰林官员。刘瑾每次奏事，都要趁武宗玩耍之时。爱玩的武宗每次都特别不耐烦：“我用你是干什么的？老拿这些事情来烦我！”于是，刘瑾逐渐专权，在自己的私人住所批答奏章，不再呈请皇帝裁决。到魏忠贤专权的时候，自内阁大学士、六部尚书至四方督抚，都主动依附他，全面打击正直官员，其权力大到几乎可以颠覆朝廷。此外，在政治、财政、军事各个方面，太监都获得了皇帝的全面信任。永乐年间，五军都督府就曾设立内监监督府事。巡视边塞，大军出征四方，都由太监负责监军。其他如明代的皇庄、矿税、上供、采造等事，都由太监负责。
金丝翼善冠 明
翼善冠是古代帝王规格最高的礼冠，金冠以极细的金丝手工编织而成，冠的后上方有两条左右对称的双龙于顶部昂首相对，代表至高无上的皇权。
内阁权力的上升
按照朱元璋的意愿，皇帝独裁独揽大权应该是常态，在分配权力的时候也是依照这种原则来实行的。由于后继皇帝力不从心或者懒惰，权力不可避免地开始下移，从传统延续下来的士人政治，继续发挥作用。其实，从朱元璋开始就感觉到一人综理朝政，管理的事务太过庞杂，所以设立了殿（华盖殿、武英殿）阁（文渊阁、东阁）大学士，作为皇帝左右的侍从文人，兼备咨询，由文官兼任。此时大学士只是承旨办事、仅备顾问而已，并不参与机务。成祖即位，特选解缙、胡广、杨荣等7人入直文渊阁，成为皇帝的参谋。文渊阁建于皇宫之内，所以被称为内阁，以区别于外廷。皇帝常常召集内阁学士密议朝廷重大机务，但阁臣只是参与讨论，决定权还是在皇帝手中。阁臣的职位也比较低下，秩皆五品，权力远远不及六部尚书。
到仁宗、宣宗时，阁臣地位不断提高，品秩从五品晋升为三品。六部尚书、侍郎逐渐以殿阁大学士的身份入阁，除了侍论经史、草拟制诰，他们事实上已参与朝廷行政、监察、司法、军务等要务。宣宗时期，阁臣掌握了票拟的权力，进一步提高了内阁的权力。所谓票拟，就是阁臣根据皇帝所示旨意草拟敕旨，或者替皇帝阅看一切内外奏章，提出处理意见，用黑笔写在一张小纸条上，贴在奏章上呈交，供皇帝裁决参考。皇帝看过票拟之后把小纸条撕掉，用红笔写在奏章上颁示，称为批红。票拟使阁臣取得处理国家政事的大权，成为内阁最大的权力所在。宣宗经常到内阁，令阁臣票拟政事的处理意见。英宗九岁即位，凡章奏皆由阁臣票拟呈进，以后内阁票拟就成为定制。
内阁权力萎缩
到了明中后期，皇帝怠政造成了朝中争权斗争异常激烈，内阁的权力逐渐萎缩。从宪宗成化年间到熹宗天启年间，前后163年，其间较为勤政的，只有孝宗弘治皇帝在位的几年而已，世宗、神宗根本就几十年不上朝。在嘉靖和万历时期，朝廷中政令的传达是这样的：皇帝传令给太监，太监传令给文书官，文书官传令给内阁。反过来，内阁的意见呈交文书官，文书官转达给太监，太监再传述给皇帝。在这种信息传递方式中，太监成为关键一环。另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皇帝不到内阁处理政务，令内阁票拟。而皇帝身居内宫时仍不理政务，批红的权力落到司礼监太监手中，他们拥有最后的决策权。于是，太监的实际权力逐渐超过了内阁。
北京故宫乾清门
乾清门是帝后寝宫以及嫔妃、皇子等居住生活区域，内廷后三宫（乾清宫、交太殿、坤宁宫）的正门。
权力互动
明朝中后期，宦官权力炙手可热。当时有人说，大臣非巴结内臣不得加官，不依附内臣不得安宁，阁臣也不免如此。在这种情况下，阁臣中想掌握政权的，最先必须结交司礼监太监。
内阁学士不止一人，职任上也无明确的划分规定。严嵩当政时，曾排挤众人，独揽票拟之权，但这种情况未能持久。阁臣对票拟权力的争夺使得内阁本身的纷争加剧。尤其在嘉靖时期，内阁大学士开始有首辅、次辅和群辅的分别，首辅的权力最大，一切朝政听其调度。为了争夺首辅的职位，大学士结党联朋，互相倾轧排挤，通过种种手腕攫取权柄，一些阁臣纷纷寻找宫内掌权太监的支持。张居正在夺取最高权力的过程中，就是与神宗的贴身太监冯保结成了同盟。通过这样的互相支持，张居正获得了在外朝独断专行的权力，而冯保也赢得了内廷牢不可破的稳固地位。但是这种配合在明代是很少见的。
压制舆论
明中后期，阁臣与宦官各自专权成为常态。但无论阁臣还是宦官专权，都是传统的儒家士大夫不能容忍的。严嵩和张居正当国，遭到的弹劾不计其数，而刘瑾、魏忠贤专权更是如此。权臣阉竖与朝臣的对抗，导致了政局的极度不稳定，所以当权者无一例外地都要极力压制舆论，如张居正尽力摧毁天下书院，魏忠贤利用三案大肆屠杀朝中诤臣。在这种打击压制下，朝廷中最终出现了一种谄媚结附之风，失去安全感的士大夫在独裁统治之下，纷纷寻找庇护。严嵩当国，朝中充当义子者三十余人，魏忠贤更有五虎、五彪、十孩儿、四十孙的庞大党羽。无论严嵩、张居正，还是魏忠贤，都是权势的代表，尽管其为人、功绩有所不同，但所反映出来的明朝政治状态是相同的，那就是权力脱离皇帝之后引起的政局混乱。
无论是内阁还是宦官的专权，都是以皇帝旨意自居的。在明代，礼法还是为政府和社会强烈认同的，名不正则言不顺。宦官在独掌大权时，以皇帝的名义发布命令，必须通过内阁这个合法的政治机构；而内阁在掌权后，必须以皇帝为后盾，与皇帝关系密切的宦官就显得无比重要。所以，表面上看，政府发出的政令都是皇帝的旨意，实际上则是内阁和宦官这两个真正的权力中心在发挥作用。
北京故宫太和殿
太和殿是用来举行各种典礼的场所，明、清两朝24位皇帝都曾在太和殿举行盛大典礼，比如皇帝登基即位、皇帝大婚、册立皇后、命将出征。此外每年万寿节、元旦、冬至三大节，皇帝在此接受文武官员的朝贺并向王公大臣赐宴。
嘉靖禁海与倭寇之患
明朝嘉靖时期
人物：明世宗朱厚熜 地点：东南沿海 关键词：大礼议 戚家军
明代是中国历史上倭寇、海患最严重的时代。为此，明朝长期实行海禁，闭关锁国，其结果却大出明朝君臣的预料，海患愈演愈烈。到了嘉靖年间，皇帝崇信道教，不理朝政，首辅严嵩专权，政治腐败，海防松弛，倭寇开始猖獗横行，大肆扰乱沿海秩序。这时，日本进入战国时代，局势不稳，各诸侯对商业的要求已是勘合贸易远不能满足的，于是组织武装集团到中国沿海任意抢掠。中国沿海的海商也常常勾结倭寇谋取私利，形成一些亦商亦盗的海盗集团。嘉靖时期的倭患由于有中国海商集团的加入，显得越发棘手。
五彩鱼纹瓷罐 明
这件瓷罐为明嘉靖年间所制，罐体绘有彩色鲤鱼畅游于莲藻之间，生动传神，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世宗崇道
由于明武宗无子，因此其去世后，皇太后张氏与内廷大太监张永、谷大用，以及内阁大学士杨廷和反复商议后，决定迎立宪宗之孙、孝宗之弟、兴献王长子朱厚熜嗣位。正德十六年（1521）四月，朱厚熜以藩王的身份继承皇位，是为明世宗，第二年改年号为嘉靖。世宗即位不久，就在与杨廷和等文官势力在议兴献王尊号的问题上发生了严重争执。以杨廷和为首的文官集团虽然依祖训兄终弟及之意拥立世宗，却把世宗继位看作是孝宗过继皇子，因而坚持世宗应尊孝宗为父考，而以其生父为叔父，这当然是世宗所不能同意的。杨廷和等阁臣联络朝官，一再抗疏，希望迫使世宗就范，屈从廷议。世宗尊崇父母，要维护皇权，自然不甘受人摆布，自削权柄。于是“大礼之议”成为新帝与旧臣的一次全面的较量，历史上称为“大礼议之争”。这一事件从嘉靖即位之初的正德十六年（1521）开始，至嘉靖十七年（1538）世宗一方胜利结束，以杨廷和为首的朝臣受到打击，以慈寿皇太后（明武宗母后张氏）为代表的皇族、勋戚势力也被削弱，世宗总揽内外大政，皇权高度集中。世宗在长达10余年的时间里把精力都投入到大礼议上，绝不仅仅只是为其父母争夺皇考及皇太后的空虚名位，其真正目的在于加强皇权、冲破内阁制约，就其实质而言，嘉靖大礼议之争实为皇权与阁权的争斗。世宗则借大礼议风波巩固了帝位，实现了他对明朝长达45年的统治。
明显陵
明显陵位于湖北钟祥，是明世宗嘉靖皇帝父母的陵寝，2000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世宗即位之初，实行了一些改革措施，打击宦官势力，抑制外戚勋贵集团，减缓了土地兼并的速度。然而随时登基日久，权力巩固，世宗开始崇信道教方术，愈演愈烈到了执迷不悟的地步。嘉靖三年（1524），龙虎山上清宫道士邵元节被召进京，被世宗封为真人，颁为二品，还在城西专门为他建造了一座“真人府”。嘉靖十五年（1536），世宗有了儿子，认为这是因为邵元节祈祷有功，于是赐予后者蟒衣玉带，还加官为礼部尚书。邵元杰死后，方士陶仲文又得到世宗的宠信，受封礼部尚书、太傅，世宗给予其一品官员的薪俸待遇。嘉靖二十一年（1542）二月，世宗险些被不堪忍受他虐待的杨金英等16名宫女勒死，杨金英等人事败后被杀。这一年是农历壬寅年，因此这一事件被称作“壬寅宫变”。经过这一场事变，世宗更加不理朝政，躲入西苑永寿宫不出，20多年的时间没有上过朝，朝政先后由当权的内阁大学士把持，其中擅写青词（斋醮祈福活动时，向太上尊神呈奉奏章的祝词，因为通常用朱笔写在青藤纸上而得名）的奸臣严嵩是专权时间最长的一个。上有崇道的君主，下有专权祸国的大臣，明王朝一度陷入了贪贿成风、国困民穷、社会矛盾空前尖锐的窘困境地，时人因此讽刺说“嘉靖、嘉靖，家家干净也”。
明长城嘉峪关
平定倭患后，戚继光率领戚家军北上蓟州（今河北蓟州），负责防御长城防线，抵御蒙古入侵。史载：（戚家军）在镇十六年，边备修饬，蓟门宴然……数十年得无事。
禁海与倭患
明世宗的不作为不仅导致了国家政治、经济问题严重，也严重损害了国防安全。嘉靖时期，蒙古鞑靼部在俺答汗的统治下兴盛起来，不断侵犯明朝北部边境。嘉靖二十九年（1550），俺答汗率大军兵临北京城下，胁求通贡，史称“庚戌之变”。次年，明朝迫于俺答汗威势，开马市于宣府、大同等地，后又因闭市而战事复开，北京城多次戒严，直到隆庆初年俺答汗受封顺义王，双方互开边贸，北部边患才得以控制。
除了北部有鞑靼入侵外，明朝南方的倭寇之患也在嘉靖一朝为祸最烈。倭寇入侵中国，在明朝初年就已经出现，当时日本封建诸侯割据，互相攻战，在战争中落败的一些封建主就组织武士、商人和浪人到中国沿海地区进行武装走私，抢劫烧杀。明初，明太祖严厉打击倭寇，在沿海兴建防倭城，布置数万兵力，倭寇大为减少。但到嘉靖年间，明朝国力渐衰，君主荒怠无能，奸宦把持朝政，倭寇入侵事件频繁发生。嘉靖二年（1523），日本左、右京兆尹大夫分别遣使宗设、瑞佐和宋素卿至宁波。宋素卿事先贿赂宁波市舶使，得以先办入境手续，宗设不平，追击瑞佐、宋素卿二人，却波及明朝官兵及居民，都指挥刘锦战死海上，指挥袁琏被俘，而明军竟无力抵抗。世宗闻后大怒，罢市舶司，下令寸板不得下海，断绝了与日本的一切官方贸易。然而但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面前，民间走私贸易日益猖獗，倭寇与海盗、沿海豪族、商人，甚至是官员结合起来，形成规模庞大的走私团伙。此后的四十年，是明代倭寇为害最烈的时期。
日本浪人使用的武士刀
在当时的倭寇之中，“华人所居七八”，除中国人和日本人之外，还有部分马来西亚人和葡萄牙人。“倭寇”演变成一个国际性的武装走私团体。在各股倭寇中，以王直的实力最强。王直（《明史》作汪直）原是徽州海商，后来因为贸易不通，而转以走私抢劫为生，流亡海上。王直在日本平户建立基地，并联合葡萄牙和日本势力，不断发展壮大。最终，王直海商集团成为中国海商集团中人数最多、势力最强的一支，拥有兵众二十余万人及载重百吨以上巨舰百余艘。王直海盗集团不断在舟山、定海一带抢劫、杀人。嘉靖三十二年（1553），王直率领巨舰百余艘，“蔽海而来，浙东西、江南北，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影响甚大，史称“壬子之变”。
嘉靖二十六年（1547），因为倭患日盛，明朝命右副都御使朱纨为浙江巡抚，负责浙、闽海防。朱纨到任后，雷厉风行，擒杀海盗及奸商96人。但因触及当地官僚牟利的关节，竟被诬告擅杀良民，被迫服毒自杀。此后，倭寇在沿海如入无人之境。嘉靖三十二年（1553），南京兵部尚书张经奉命征讨，取得了王江泾（今属浙江嘉兴）大捷，而严嵩党羽赵文华的到来，使得这位抗倭英雄背上畏敌失机、糜饷殃民的罪名，被押回京城斩首。之后，出任浙江总督的胡宗宪因为无法以武力消灭王直，于是利用其迫切要求通商的心理诱捕王直。嘉靖三十六年（1557）王直被捕入狱，两年后被杀。王直被诱杀后，他的养子和下属大肆报复，四处作乱，海患愈演愈烈。
福船 明
福船是福建、浙江沿海一带尖底古海船的统称，在明代，福船也被作为战船使用，一般能容纳水手、战士百余人，装载有红夷炮、佛郎机炮、火铳、火药弩箭等武器。
戚继光抗倭
倭寇的不断骚扰让数十万百姓被杀或被俘，无数财产被劫掠，农、工、商业的生产秩序被严重打乱，整个东南沿海的富庶之地遭到了巨大破坏，解除祸患已经成了刻不容缓的事情。就在这时，一颗冉冉升起的将星让人们看到了抗倭胜利的希望，这个人就是明代中晚期的军事家戚继光。
戚继光（1528－1587），字元敬，山东蓬莱人。他出身将门，十七岁就承袭其父山东登州卫指挥佥事一职，开始了金戈铁马的一生。嘉靖三十五年（1553），由于浙江总督胡宗宪的极力推荐，戚继光调任浙江任参将，负责镇守倭寇出没频繁的宁波、绍兴、台州三府及所辖各县。嘉靖三十八年（1559），戚继光针对沿海卫所废弛、旧军战斗能力低下的情况，亲自去义乌等地招募了一支由4000多名农民、矿工组成的新军。这支部队经过戚继光的严格训练，精通战法，军纪严明，战斗中屡战屡胜，被誉为“戚家军”。戚继光结合实战需要，根据东南沿海沼泽多，倭寇惯用重箭、长枪作战的特点，创造了一种攻防兼宜的“鸳鸯阵”，将盾牌、长枪、叉、狼筅、棍、刀等肉搏武器配备火器、弓箭远射兵器，通过灵活变换队形，发挥各种武器和士兵的整体作战威力，在对倭作战中发挥了巨大的杀伤力。
嘉靖四十年（1561）四月，倭寇数千人驾驶百余只战船大举入侵台州。戚继光得到战报，紧急部署兵力，戚家军神速迎敌，与敌人在台州展开了激战。戚家军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连续作战，九次皆捷，共歼灭倭寇五千多人，史称“台州大捷”。仅此一战，戚家军就打出了军威，打出了名声，令倭寇闻风丧胆。戚继光在战场上看到了义乌人的英勇，于是又亲自到义乌招兵三千多人，扩建了队伍，补充实力。在戚继光和其他将领的共同努力下，抗倭寇战争节节胜利。九月，浙江总兵卢镗、参将牛天锡分别率军在宁波、温州等地与倭寇交战十余次，大获全胜。至此，窜犯浙江的倭寇基本荡平，浙江、福建等沿海地区日趋安定，经济也逐渐繁荣起来。
嘉靖四十一年（1562），世宗任命俞大猷为福建总兵，戚继光为福建副总兵，负责福建用兵事宜。俞大猷（1504－1580）是与戚继光齐名的抗倭名将，福建晋江人，历任参将、总兵等职，转战东南沿海，战功卓著。戚继光和俞大猷相互配合，荡平倭寇在横屿、牛田、林墩的三大巢穴。戚继光被倭寇称为“戚老虎”。此后，戚继光第三次赴义乌招募新兵万余人。嘉靖四十二年（1563）四月，戚家军在平海卫战役中，率中路军与右路福建总兵俞大猷和左路广东总兵刘显相互配合，取得“平海卫大捷”。这次胜利，战果累累，歼敌两千多人，救出被掠走的百姓三千多人，收复兴化城（今福建莆田）。不久，戚继光升为福建总兵，负责镇守福建全省及浙江金华、温州两府。这年冬天，一万多名倭寇围攻仙游，戚继光率军驰援，三战三捷。至此，入侵福建的倭寇基本被荡平。此后，俞大猷和戚继光又率军清除流窜在广东沿海的残余倭寇。至嘉靖四十五（1566）年，东南沿海的倭患基本消除。
抗倭战争胜利结束后，明朝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反思倭寇产生的主要根源，认为海禁过严，使沿海百姓失去谋生的手段，是倭寇问题屡禁不绝的根源，逐渐形成“弛禁派”。到隆庆时期，明政府逐渐放开了海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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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长城
长城在中国历代多有修建，但是规模最大的是明代。明代长城从洪武元年（1368）大将徐达修筑居庸关长城起，到明朝中期，先后经历200多年的时间才基本完成。它东起鸭绿江，西达嘉峪关，全长12700里，工程之大，是其他任何朝代都无法比拟的。明代城墙依据不同的地点采用不同的建筑材料和方法修筑，比如八达岭等处都是石城。这些城墙高大结实，城墙表面下部砌石头，上部为砖包砌，中间填土石，顶面铺方砖。墙高平均7～8米，墙基平均宽6.5米，顶部宽5米，可容数匹马或者多人并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