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改革
明朝公元1573年－公元1582年
人物：张居正 地点：北京 关键词：一条鞭税法
嘉靖四十五年（1566），明世宗病死，太子朱载垕即位，是为明穆宗。穆宗在位六年，醉心于玩乐享受，明政府的财政危机没有得到任何缓解。隆庆六年（1572）五月，穆宗去世，其子朱翊钧即位，是为明神宗，年号万历。万历皇帝即位后，主持朝政大权的内阁首辅张居正雷厉风行地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这位与商鞅、王安石并称为中国封建社会三大改革家的能臣、权臣，在皇朝颓败之际，临危变制、厉行改革，让业已走向衰落的明王朝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复苏。
洒蓝釉钵 明
这件瓷钵高11.5厘米，口径25.3厘米，现藏于首都博物馆。
跻身内阁
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号太岳，江陵（今属湖北）人。他少年得志，16岁时就成为当时最年轻的举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中进士，此后任翰林院庶吉士、编修等。隆庆元年（1567），明穆宗即位后，张居正被任命为吏部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后为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隆庆六年（1572）春，长期沉湎酒色的穆宗突然中风，穆宗把年仅10岁的幼帝朱翊钧（即明神宗）和大明江山托付给了内阁首辅高拱和次辅张居正、高仪。此时，张居正谨慎地考量局势，同样身为次辅的高仪年迈多病，没有威胁；唯一的障碍就是身为首辅的高拱。
高拱和张居正一样，都是能臣，但他常以才略自许，负气凌人，也得罪过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在穆宗时，高拱就看不起秉笔太监冯保，反对其升任掌印太监，两人自然就结了心仇。穆宗死后，神宗年幼，实际权力暂由其生母李太后代理。冯保是神宗的“大伴”，又是李太后的亲信，得到了太后完全的倚仗。冯保便借机以皇帝的名义升自己为掌印太监，并掌管东厂。从此，所谓的“批红”，在一定程度上就变成了冯保的意见。
张居正看到了冯保与高拱的矛盾，也看到了冯保身后有太后做靠山。他一向为人机警，奸臣严嵩当政时，“嵩亦器居正”。徐阶代替严嵩为首辅后，同样“倾心委居正”。高拱秉权后，“两人益相密”。但张居正又不甘心长久居于首辅之下，于是他决心借冯保之力，向高拱开刀。作为合作的筹码，张居正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保障了冯保“批红”的权力，双方合作默契。
冯保上台后，高拱也企图先下手为强，策动言官上奏弹劾冯保，试图驱逐冯保。但是，冯保深得李太后的信任，加之又有张居正为之谋划，高拱非但没有成功，反倒落下口实。人们纷纷以为，幼年皇帝刚刚登基，高拱就弹劾其身边之人，有挟辅政之名而行夺权之实。最终，在李太后的主持下，六月十六日，冯保宣读皇帝的谕旨，称高拱“揽权擅政，夺威福自专”，限令高拱回籍闲住，不许停留。张居正坐收渔翁之利，顺理成章接任首辅。高拱走了，高仪不久也去世了，这样，内阁中只剩下张居正一人，张居正期待已久的时代来了。
《万历三大征之征哱拜》 明
从明神宗二十年（1592）开始，到明神宗二十八年（1600）结束，明帝国接连经历了三场大的战役，分别是宁夏战役、朝鲜战役、播州（今贵州遵义市）战役，这三场大的战役被称为万历三大征。这三大战役耗费了国库数百上千万两白银，明朝财政没有被压垮，完全是靠张居正改革时期为国家积聚的巨大财富。
整顿吏治
张居正初任首辅时，吏治腐败。为此，张居正以铁腕政策，在两京十八大衙门中强行推行“京察”，对四品以上官员实行考核，凡昏官与庸官一律裁汰。从此，张居正开始了他构思多年的改革，史称“万历新政”。
新官上任三把火。“京察”这第一把火就粉碎了官僚集团对新任首辅的期望。随后，张居正整顿学政，遏制了请托腐败风气，减轻了百姓的负担。改革驿递制度，刹住了官员私用驿站、中饱私囊的腐败之风，为国家节省了大批资金。可以说，张居正的吏治改革是围绕反对贪污贿赂而展开的。张居正认为，上层官员应做奖廉抑贪的表率，政府首脑及地方督抚是正风之本，他自己也率先垂范，概不接受官员的礼物。他明白这些礼金都是官员从百姓那里搜刮来的。他在给一位官员的信中说：“当事以来，私宅不见一客，非公事不通私书，门巷阒然，殆如僧舍，虽亲戚故旧，交际常礼，一切屏绝，此四方之人所共见，非骄伪也。”
张居正改革的重点在国家财政上，他要为国理财，整顿税务。张居正对一些锐意改革的官吏给予重用，安排到各个重要部门，并通过清查皇室子粒田、处理荆州抗税，追查京营兵士棉衣造假等事件，大刀阔斧地整顿经济。这当然得罪了不少既得利益者，但是，张居正没有手软，坚定地执行一系列的赋税改革，实施一条鞭法、丈量田地等政策，取消了农村中的豪富乡绅的赋税减免特权，扭转了赋税转嫁到小农身上的状况，开辟了国家的赋税之源。一条鞭法将赋、役内各款目合并，以田为主征银，从而取消了豪绅势宦利用优免特权逃避赋役、偷漏税粮的特权，一律强制纳税，达到“贫民之困以纾，而豪民之兼并不得逞”的目的，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
张居正以雷厉风行的作风艰难地推行改革，解除了明朝的政治和经济危机，减轻了百姓的沉重负担。嘉靖末年国家粮仓不足，储备不够一年之需，财政空虚，入不敷出，赤字超过1/3。然而，经过张居正的治理，国家储粮可以保证10年的消耗，国库积银达四百万两。后人称赞道：“是时，帑藏充盈，国最完备。”败落的明朝又出现了复苏的迹象。
《入跸图卷》局部 明
这幅画描绘的是明朝皇帝在宫廷侍卫的护送下，骑马出京，声势浩大地来到京郊的十三陵拜先祖，然后在坐船返回北京的情景。根据后世史学家的研究，图中描绘的皇帝应为万历皇帝朱翊钧。
身死政亡
然而，个人主导的改革隐伏着巨大的危机，那就是人在政在，人亡政亡。其实，张居正在改革之初就已经明白，自己的施政必然要遭到豪强权贵的疯狂报复，但他并不在意，决心“弃家忘躯，以殉国家”。可惜，他没想到的是，政敌的报复在他去世之后才展开，连累的是他的老母、爱子和方兴未艾的改革大业。万历十年（1582）六月二十日，张居正病逝，享年58岁，赠上柱国太师衔，赐谥文忠。
张居正一死，年已20岁的神宗开始亲政。一直生活在张居正的管制下、对张有着严父般畏惧的神宗再也隐忍不住发作了。半年后，神宗迫不及待地将冯保逐出京城，发往南京孝陵种菜。对冯保的处分是一个信号，久居官场的大臣们嗅到了政治风向的转变，于是弹劾张居正的奏疏纷至沓来，正中神宗下怀。于是，在张居正死后不到两年，风云突变，神宗下诏夺了张居正上柱国太师衔，并夺谥，随后下诏查抄张居正的家产。这次抄家是真正的人间惨剧，把封建官场的冷酷无情实施到了极致。京城官员还没有赶到江陵，就先令当地官员登录张府的人口，封闭房门，不许人出门，以致还未抄家就令十几口老弱妇孺被活活饿死。为了向皇帝有个交代，负责查抄的官员还对张居正的儿子严刑拷打追赃，逼死了大儿子张敬修，张居正的二子张懋修经不起拷打，屈打成招，自杀未遂，最终与其弟张允修等族人一起被充军。
一代名相、十年帝师在身后的遭遇，令清明志士寒心战栗。这一系列事变，不仅全盘否定了一个辅佐神宗十年的老臣，更是否定了十年来的国政，多年励精图治的改革成果毁于一旦。明朝最后几十年的短暂复兴变成了明朝灭亡前的回光返照。自此，张居正推行的“万历新政”终于夭折。似乎是对张居正的报复，以神宗为首的满朝文武，以敛财为风，从此明朝急剧衰落，积重难返，回天乏术。神宗推倒了张居正，也将自己和自己的后代推向了深渊。
天启、崇祯年间，明朝国力衰微、险象丛生，人们终于能体会张居正的良苦用心。天启年间，明熹宗给张居正恢复原官，给予祭葬礼仪，发还张府没有变卖的房产。崇祯二年（1629），思念救国之才的崇祯帝还给张居正后人官荫与诰命。可惜，时过境迁，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人们有感于此，在江陵张居正故宅题诗抒怀，写道：“恩怨尽时方论定，封疆危日见才难。”
延伸阅读
传教士利玛窦
16世纪地理大发现之后，大批欧洲耶稣会传教士随着殖民扩张来到东方寻找新的天地，其中较为有名的有意大利人罗明坚和利玛窦，法国人金尼阁，日耳曼人汤若望，瑞士人邓玉函，等等，他们在明末至清初的政治和社会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中在明朝影响最大的应属利玛窦，他在中国逗留二十余年，第一个向中国介绍了地圆学说、欧几里得几何学、笔算、西历、西洋琴等新鲜事物，多次绘制和刻印《山海舆地图》《坤舆万国全图》等五大洲地图。而利玛窦输入的西学，也启发了徐光启等人对西方科学知识的兴趣。从万历十九年（1591）开始，利玛窦花了四年时间，把“四书”译成拉丁文寄回意大利，成为第一个把孔子和儒家思想介绍给西方的人。
神宗罢朝与江南民变
明朝万历后期
人物：明神宗朱翊钧 地点：宁夏 播州 苏州 关键词：万历三大征
明神宗朱翊钧在位执政48年，有30年不上朝听政，因而他被后人认为是中国历代帝王中最懒惰的。特别是万历中后期，明朝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表现出了越来越严重的危机，而嗜酒、恋色、贪财，私欲膨胀的神宗恣意妄为，不但将张居正改革留下的红利消耗殆尽，还因为滥发矿使税监、横征暴敛，引发了市民阶层的强烈反抗，“民变”也成了明朝中后期特殊的社会现象。
《历代帝王像》之明神宗 清姚文瀚
明神宗朱翊钧（1563—1620）是明朝第十三位皇帝，明穆宗第三子，其在位48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亲政清算
万历十年（1582），“工于谋国，拙于谋身”的张居正去世，神宗为张居正辍朝一天，并谥文忠，赠上柱国太师衔，荫一子为尚宝司丞，赏丧银五百两。内阁大学士张四维继任首辅。神宗这时年已二十，开始亲自过问朝政，希望有所作为。然而，两年之后，神宗亲政之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清算已死的张居正。神宗深知要想树立自己作为皇帝的权威，就必须彻底摆脱张居正的影响。同时，张居正生前因为刚正不阿，得罪了不少大臣，一些守旧派大臣在他死后乘机反扑，纷纷上奏朱翊钧。神宗对昔日威柄震主的张居正日益不满，几个月后，张居正就被指控接受贿赂，生活奢侈，安插不胜任的党羽担当要职，滥用权力，徇私舞弊以使他的儿子们得以进入翰林院，勾结太监冯保，压制舆论，蒙蔽皇帝，甚至试图篡夺皇位等一系列罪名。
万历十年（1582）十二月，神宗以欺君蠹国之罪，免去冯保东厂提督之职，抄没其家产，随后又将张居正重用的人统统罢免，同时为从前反对张居正的人一一恢复名誉或官职。
张居正死后，言官又以指摘官员瑕疵为能事，致使有大功者不能受赏，有小过即被迫辞官，朝中纷争动荡，难以正常施政。神宗亲政后，亲自批答奏疏，但由于追查张居正，仍不免轻信弹章，言官诋诽之风因而难以遏止。言官由攻击张居正，进而攻击张居正荐引的官员，又进而攻击新任的阁部诸臣。神宗亲政的几年间，言官的弹章纷至沓来，朝官的抗辩接踵而上。这些奏章又往往是空话连篇，强词夺理，真伪混杂。意在有所作为的神宗，陷入无休止地批览奏章和臣僚纷争之中难以自拔。
五彩龙纹觚 明万历
五彩瓷器在明万历时期达到了一个高峰，这与万历皇帝的生活习惯有关，这类龙纹器物一般主要为宫廷使用。
万历三大征
当神宗彻底摆脱了张居正的束缚之后，就开始了他的独裁统治。从此以后，神宗开始长年深居禁宫，嗜酒、恋色、贪财，私欲膨胀，恣意妄为。
万历二十年（1592）二月，宁夏副总兵哱拜起兵反叛；五月，日本发动侵朝战争；同时西南又发生播州杨应龙叛乱，神宗被迫派兵三路出征，史称“万历三大征”。其中宁夏之变是边臣处事不当引起的兵变；播州之变则是明朝推行改土归流政策，与西南土司政权发生矛盾所导致；援朝之战则是应朝鲜国王的请求，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战斗。三大征中以援朝之战耗时最长，战况也最为惨烈。
日本于16世纪末期结束战国时代实现统一后，野心勃勃的关白丰臣秀吉意欲先占朝鲜，后侵中国。万历二十年（1592），丰臣秀吉发兵朝鲜，朝鲜国王李昖逃到义州（今辽宁义县），派使臣向明朝求援。考虑到中朝两国唇齿相依的关系，神宗派遣宋应昌为经略、李如松为东征提督，在朝鲜军的配合之下，光复平壤，随后收复开城、王京（今韩国首尔）以及汉江以南大片领土。但兵部尚书石星却主张议和，明朝撤兵而回。万历二十五年（1597），日本再次出兵朝鲜，明政府派兵部尚书邢玠为总督、都御使杨镐为经略、麻贵为提督，第二次赴朝抗日。此次明朝将领吸取了水师训练不足的教训，加紧招募江南士兵，增强对日作战能力。朝鲜将领李舜臣在第一次抗日战斗中，率领铁甲龟船屡立战功。第二次战争时，他与明朝将领邓之龙密切配合，击毁日船多艘，最后二人壮烈牺牲。万历二十六年（1598），丰臣秀吉死，日本军心动摇，中朝联军乘机反攻，日军大败，历时七年的援朝战争最终结束。
万历三大征虽然性质各不相同，也都获得全胜，但明军将士却伤亡数十万，耗银千万两，致使国库空虚，百姓遭难，由此开始，明朝日趋衰败。
日本武士甲胄
日本武士甲胄基本上是由竹条、皮革、麻绳等物制成，虽然装饰华丽但实际防护力不高。
醉梦之期
神宗鉴于张居正的专擅，有意收揽大权，削弱内阁，但由于陷入朝臣纷争之中，有心勤政而难以勤政。亲政四年，便怠于政事。万历十四年（1586）秋，自称“一时头晕眼黑，力乏不兴”，宣示免朝。这年以后，神宗即以多病调摄为名，很少上朝，也不再召见大臣。大臣们送上来的奏疏仍由神宗亲览，却往往“留中”，不予理睬，既不批示，也不发还。万历十八年（1590）二月，再罢日讲，“自后讲筵遂永绝”。缺官严重而不补，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
神宗亲政后的30年，基本上是一个不理朝政的皇帝。近代史学家孟森的《明清史讲义》里把神宗亲政的晚期称为“醉梦之期”“怠于临朝，勇于敛财，不郊不庙不朝者三十年，与外廷隔绝”。但是，神宗是明朝唯一的决策者。皇帝独揽大权而又怠于政事，阁臣言官相互攻讦，明朝的政局日益陷于纷乱昏暗之中。由于神宗不理朝政，官员空缺的现象非常严重。万历三十年（1602），南、北两京共缺尚书3名、侍郎10名；各地缺巡抚3名，布政使、按察使等官66名，知府25名。到万历四十一年（1613）十一月，南北两京缺尚书、侍郎14名。神宗委顿于上，百官党争于下；官场党派林立，互相倾轧，整个政府陷于半瘫痪状态。《明史》这样描述：“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金累丝点翠凤冠
此凤冠为明代万历皇帝的孝靖皇后王氏所戴凤冠，重2320克出土于明十三陵定陵，现藏于定陵博物馆。
同政务上懈怠荒疏相比，万历皇帝对于女色的喜好却是空前强烈。万历十年（1582）三月，神宗曾效仿祖父朱厚熜的做法，在民间大选嫔妃，一天就娶了“九嫔”。神宗还喜欢玩弄小太监。当时宫中有10个长得很俊的太监，专门“给事御前，或承恩与上同卧起”，号称“十俊”。所以，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的奏疏中有“宠十俊以启幸门”的批评。万历十七年（1589）十二月，雒于仁上疏朱翊钧，批评他沉迷于酒、色、财、气，并献“四箴”。神宗看后暴跳如雷，大怒不止，将奏章留中不发。
民变迭出
中晚年的神宗，对于朝政的兴趣，显然没有对敛财的兴趣浓厚。“好货成癖”的他曾将查抄的冯保、张居正家产全部归自己支配；为了掠夺钱财，他曾以采木、烧造、织造、采办为名搜刮民财。万历二十六年（1598），神宗向全国各地的著名市镇、通衢要地派出税监矿使，主持开矿，同时兼征税收。这些人大多为内廷太监，他们四处搜刮人民，而且征税的项目千奇百怪，无物不税，无地不税，仅仅在万历二十六到三十年（1598-1602）短短的五年间，就进奉给神宗银三百多万两，其余金珠、貂皮、好马不计其数。
这种杀鸡取卵、涸泽而渔的敛财政策和税监们敲骨吸髓的敲诈让百姓们苦不堪言，一时间苏州、武昌、临清等地纷纷发生了“民变”，驱逐矿使税监。万历二十九年（1601），明神宗派税监孙隆到丝织业发达的苏州征税。孙隆一到苏州，就跟当地的地痞无赖勾结，在城内各处设立关卡，凡是绸缎布匹进出关卡，一律征收重税。商贩交不起税，就没法进城做买卖，织户只好停工。在这种情况下，孙隆还要向织户收税，规定每台织机收税银三钱，每匹绸缎收税银五分，这一来更逼得许多织户破产倒闭，织工失业。当年六月六日，织工葛成率领数千织工杀向葑门税卡，把税卡上的黄建节、徐怡春两个税棍当场打死。接着，在葛成的率领下，万余名织工包围了税监孙隆的税监司衙门，在一片“捉孙隆、罢私税”的呐喊声中孙隆吓得魂不附体，翻墙逃往杭州。后来明神宗命抚、按衙门追捕“乱民”。葛成为了让众人免受连累，便主动到苏州府衙门，一人担当了“倡乱”之首的“罪责”。葛成一度被判为死刑，但顾忌群众感情，一直没有执行，十多年后被放出。
万历年间的民变遍布全国各地，规模巨大，这表明“市民”阶层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力量，他们在反对宦官势力的士大夫阶层的联合下，开始对皇权进行有限度的抗争，以维护本阶层的经济利益，这也是明代独有的社会现象。
万历四十八年（1620）三月，因长期酒色无节，加上辽东惨败，国事困扰，神宗终于病重不起。七月二十一日，神宗在弘德殿咽下了最后一口气，终年58岁，安葬于30多年前精心修建的“寿宫”定陵。
延伸阅读
徐光启与《农政全书》
徐光启，字子先，号玄扈，南直隶松江府上海县（今上海市）人，万历三十二年（1604）进士。徐光启学识渊博，通天文、历算，对火器也有很深的研究。后来，他又加入天主教，与意大利人利玛窦一起研讨学问，是中国近代科学的一位先驱。徐光启编纂的《农政全书》，是明代农学的最大成就，也是中国古代农书的集大成者。全书篇幅宏大，共有60卷，内容涵盖农事、水利、农器、树艺、蚕桑、牧养等诸多方面，并附有《救荒本草》和《野草谱》，是中国古代农书的光辉典范。
专题：明代小说与戏剧
⊙明代小说 ⊙杂剧与南戏
明朝代元而立，不仅在政治上恢复了汉族政权，在文化上也逐渐恢复传统的儒家礼乐文明。然而，朱元璋在建国之初设计的一整套加强中央集权的制度也延伸到了文化艺术领域，人们的创造力被压制，使得作品略显呆板，创新不足。明朝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和城镇的兴起，开创了市民文学的新领域，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应运而生。同时，两宋时期形成的南戏在明朝兴起并流行于南方，因地域不同有不同的风格，最终还形成了主流风格——昆腔。
明代戏曲人物
明代小说
明朝的小说主要是在宋元话本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宋元时期民间“说话人”主要分为“讲史”和“小说”两类。讲史者述说历史上帝王将相的英雄成败故事，小说者则讲述与百姓生活贴近的市民故事。这两类说话人的底本，分别成为明朝长篇章回体小说和短篇市井小说的雏形。
明朝的长篇小说成就辉煌，为人们所熟知的有《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和《封神演义》等。《三国演义》的作者是罗贯中，它的一些故事情节在唐宋时期就已经在民间流行。元朝亦有话本《全相三国志平话》，基本规模已经奠定。罗贯中在此基础上，改编成24卷240节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后来经过合并删改，形成新的120回本，广泛流行于民间。清初的毛岗对其再次加工，使之情节更加紧凑，文字更加艺术化，这就是现在所见的120回本《三国演义》。《三国演义》描写了东汉末年到西晋初的战乱和争霸的历史，生动地描绘了三顾茅庐、群英会等场面，尤其是战争场面的描写，气势恢宏，手法高超。其中的人物性格鲜明，形象生动，对诸葛亮、曹操、周瑜、刘备等人物进行了成功塑造。《三国演义》所叙故事基本上三分虚构，七分与史实相符，一定程度上使后人通过小说更多地了解了历史。
《水浒传》的作者为施耐庵。这是一部描写北宋末年农民起义的长篇小说。以宋江为中心的108将被逼上梁山的过程，是“官逼民反”主题的充分体现。这些江湖英雄除暴安良的任侠之举，受到明人及后世的喜爱。他们虽然受招安，但是立功边陲的理想却因为官场的黑暗而破灭，最终报国无门，或战死、或离散，以悲剧收场。
《西游记》是一部以传统神话故事为蓝本的小说。作者吴承恩科场失意，直到60岁才谋到县丞之职，终因性格孤傲，辞官不做。《西游记》这部作品中处处反映了他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尤其是孙悟空这个放荡不羁的形象，更是作者心中希望冲破现实黑暗的寄托。
《金瓶梅》的艺术成就也是不容抹杀的。作者兰陵笑笑生，截取《水浒传》中西门庆和潘金莲两个人物作为主角，描写了恶霸西门庆罪恶的一生，揭露、反映了明朝后期官绅阶层荒淫腐朽的生活和百姓的疾苦，也表现了许多市民日常生活的状况。虽然它涉及一些性内容，但它是第一部由文人独立创作的长篇小说，也是第一部以家庭和妇女为主题的作品。“金瓶梅”由潘金莲、李瓶儿、春梅三个女性的名字连缀而成，意蕴丰富。
随着市民经济的繁荣，明中后期短篇小说逐渐繁荣起来。万历、天启年间，文人创作的拟话本日渐增多，形成明末短篇小说流行的基础。其中的杰出代表是冯梦龙的“三言”和凌初的“二拍”。“三言”是《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的合称，描写了新兴市民阶层的价值观念和官场、民间的生活百态，揭露了官场中的潜行规则和混乱。“二拍”即《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在艺术成就上远不及“三言”，但它涉及了较多手工业者和商人的社会生活，颇具时代特色。
杂剧与南戏
明代戏剧发展经历了正统杂剧逐渐衰落，新杂剧和传奇戏逐渐兴起的过程。在明初的文化高压下，杂剧创作都是些教化戏、神仙戏，到明中期开始才有文人不满杂剧形式内容的僵化，开始戏剧改革。改革突破了原来杂剧“四折一楔子”的固定格式的限制，有一折、七八折乃至十几折，内容上也更多地反映现实生活。著名的剧作家和作品有梁辰鱼的《浣纱记》和阮大铖的《燕子笺》等。而明代戏剧的集大成者，是临川派的创始人汤显祖。汤显祖是江西临川人，万历年间进士。他性格刚直，不适合为官，于是在做了几年小官之后就回乡隐居，专心于戏剧的创作。他的代表作是“临川四梦”，又称“玉茗堂四梦”，由《紫钗记》《还魂记》《南柯记》和《邯郸记》四部构成。其中又以《还魂记》影响最大。《还魂记》又名《牡丹亭》，描写的是杜丽娘和柳梦梅浪漫的爱情故事。
明朝中期，南戏开始兴起。南戏是流行于南方民间的戏曲形式，大致产生于宋徽宗时期，此后一直在南方百姓中流传。明朝初年著名的南戏剧目有《琵琶记》《荆钗记》和《拜月亭》等。在官方的严格限制下，南戏曲目多由传统剧目改编而成，创新作品不多。
南戏的曲调根据地域不同，主要分为海盐腔、余姚腔、弋阳腔和昆山腔，采用不同风格的腔调演出。其中昆山腔虽然流行的地域不广，但它“流丽悠远”，艺术美感在其他三腔之上，因此在嘉靖时期以魏良辅为首的一批音乐家的努力下，昆腔成为南戏中最兴盛的一支。魏良辅集合了当时一些很有才华的戏曲家和乐器演奏家，通力合作，历经数十年，探寻出昆山腔的改革之路。在唱腔方面，除了继续保持昆腔“流丽悠远”的特色外，吸收了其他三腔的长处，还注重借鉴北曲形式严谨的成果；在伴奏方面，改变了昆山腔不用弦索的局限，使用箫管、弦索、鼓板三类乐器，构成一个完整的伴奏乐团。从此，昆腔更能细腻地表现剧情和人物情感，兼收各家之长的昆腔最终成为南戏主流。
《水浒传》三打祝家庄插画
明宫三大案
明朝公元1615年－公元1620年
人物：明光宗朱常洛 李选侍 地点：北京 关键词：梃击 红丸 移宫
在封建王朝中，确立王朝的继承者是头等大事，被称为“立国本”。明朝立储的原则是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到了明神宗时期，神宗的嫡妻王皇后无子。万历十年（1582），宫女王氏为神宗生下庶长子朱常洛；万历十四年（1586），神宗最宠爱的郑贵妃为其生下庶次子朱常洵。在立长还是立爱的问题上，明神宗和朝臣们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斗争，从万历十四年（1586）闹到二十九年（1601），朱常洛已经二十岁，才被册立为太子，朱常洵也被封为福王。然而波诡云谲的明争暗斗并未结束，并因此延伸出了明末著名的“梃击”“红丸”“移宫”三大案。
白玉双螭耳杯 明
这件玉杯高7.7厘米，直径为8厘米，1957年北京出土，现藏于首都博物馆。
“梃击案”
万历四十三年（1615）五月初四，一个乡村莽汉手持枣木棍冲进皇宫，见人就打，一直闯入皇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打伤守门的内官，最后被内官们捉住。一开始，这个莽汉显得疯疯癫癫，只说自己名叫张差，其他一切不肯交代。后来，经过文官们的反复审讯，张差招出是同乡马三道、李守才让他跟一个不知姓名的太监进京，说事成之后给他几亩地种。进京后他被带到一条不知街名的大宅院，里面一个太监鼓动他闯进宫门，对他说，撞着一个，打死一个，如果能打着小爷（太子）就吃穿不愁了。这个轰动性的供词一出，明神宗便命刑部18位官员会审张差。张差再次供出那个带他进京的太监叫庞保，住大宅院的太监叫刘成，马三道、李守才常往庞保那里送炭，是庞保和刘成两人让马、李二人逼着他打进宫中。
上述供词一出，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这庞保和刘成都是神宗的宠妃——郑贵妃宫中得宠的太监，所谓“梃击案”越来越像一个巨大的政治阴谋。文官集团纷纷上书，要求彻底追查此事，一定要搞清郑贵妃及其兄弟郑国泰有无参与此事，神宗父子也陷入了尴尬的境地。最终，神宗居中调和，郑贵妃向太子朱常洛表示自己受了冤枉，绝对没有谋害夺嫡之意。朱常洛或出于真心，或迫于神宗的压力，也公开向文官们表示不相信“梃击案”和郑贵妃有关，希望不要再“离间”父子之情。最终，神宗下令把张差处死，马、李二人流放远地，庞保、刘成在后宫杖毙，闯宫大案就此终结。
《何天章行乐图》 明 陈洪绶
画家把主人公何天章画得如一尊魁梧的造像，而其爱姬娇小轻盈。图名为行乐图，但两人面部表情漠然，皆无喜悦之色，实无乐可言，借以讽刺封建礼教。
“红丸案”
万历四十八年（1620），神宗病死，经历了多年胆战心惊生活的太子朱常洛即位称帝，是为明光宗，改元泰昌。即位之初，光宗一反神宗大肆敛财的做法，两次发内帑共计160万两，赏赐辽东及北方的前线防军，以振奋军心。接着，光宗又下诏撤回万历末年激起多次民变的矿监和税监，同时重新启用一批在万历年间因上疏言事而遭贬谪处罚的大臣。光宗这些行动令文官集团欢欣鼓舞，一个崭新的政治局面似乎马上就要在朝廷出现。
然而神宗之死，新皇即位，让当年宠冠后宫的郑贵妃惶惶不可终日，毕竟“国本之争”和“梃击案”，她都隐隐站在了光宗的对立面，涉及皇权的争夺。为了保全性命和地位，郑贵妃想方设法地讨好光宗，她一面拉拢光宗宠幸的美人李选侍，一面进献美女以讨光宗欢心。历来备受冷落、供奉淡薄的光宗不免贪淫纵欲，起居无节，本来就因为生活压抑而虚弱的身体，终于元气大伤，卧床不起。泰昌元年（1620），八月十四日，司礼监秉笔兼掌御药房太监崔文进大黄凉药，这种药实际上相当于一种泻药。光宗服下后，一昼夜腹泻三四十次，病情更加严重。廷臣纷纷指责崔文不懂医术，胡乱进药。又因为崔文是郑贵妃的心腹太监，因此也有人怀疑他受郑贵妃所指使。二十九日，鸿胪寺丞李可灼至内阁，自称有“红丸”仙药要呈献皇上。内阁大臣调查用药效果后，认为不可轻用。但李可灼通过熟识的太监向光宗启奏，病急乱投医的光宗便在中午时分服下一粒红丸。服药后，光宗感觉身体不错，想吃东西，并大赞李可灼是忠臣。到了黄昏，光宗又要其再进一粒红丸，尽管御医们都表示反对，但在光宗的坚持下，李可灼又进一粒。光宗服下第二粒红丸后，次日凌晨便死去。
花鸟纹提匣 明
这件提匣为长方形，盖面雕刻有亭台楼阁、池水花木、老翁仆童等大量复杂图案。人物形象极为生动，为明代雕漆佳作。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令人感觉蹊跷的是，首辅方从哲不但没有追究李可灼的责任，反而以光宗的名义颁银50两赏赐李可灼，但因为群臣大哗而改为罚李可灼俸一年。东林党人认为红丸是郑贵妃药杀光宗的阴谋，御史王舜臣首先上疏，请重治李可灼。接着内外官员也纷纷上奏章弹劾，认为崔文是郑贵妃心腹，故意加害光宗，而身为内阁首辅的方从哲没能极力阻止进药，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于是李可灼下狱受审，流戍边远，崔文发遣南京，方从哲致仕而去。其后天启年间魏忠贤掌权后重翻“红丸案”，李可灼免戍，崔文受任总督漕运。一场涉及皇帝生死谜团的案件，成了东林党和阉党争权夺利、打击异己的工具。
“移宫案”
万历四十八年（1620）八月，光宗朱常洛死后，其长子朱由校即位，即明熹宗，年号天启（1621－1627）。当时，光宗最宠爱的李选侍仍住在乾清宫不走，还把朱由校带在身边，以控制局势，巩固地位。光宗去世前，曾册封李选侍为贵妃，李氏并不满足，通过朱由校之口求封皇后，因此与文官集团产生了龃龉，后者认为其有干政的嫌疑。现在李选侍不肯搬出乾清宫，让文官们怀疑她有效仿前朝垂帘听政的故事。在兵部右给事中杨涟的倡导下，大臣刘一燝、周嘉谟、张维贤拥入内宫，要求面见新帝。李选侍把朱由校藏在自己房里，不让出来。文臣们群起鼓噪，李选侍无奈，只好将朱由校放出，随后朱由校在大臣的护卫下回到慈庆宫住下，经过这一场争斗，群臣对李选侍更加愤慨。尚书周嘉谟等请李选侍搬出乾清宫。李选侍派太监去叫朱由校，企图通过他来压制群臣。李选侍派出的太监被杨涟挡住，杨涟义正词严地说：“殿下在东宫时是皇太子，现在已经是皇帝了，选侍有什么资格召见皇帝！”
第二天，群臣齐集慈庆宫外，要求朱由校下诏令李选侍搬出乾清宫。杨涟提议由首辅方从哲进宫去催促朱由校，方从哲说了一句“迟搬几天也没什么要紧”。杨涟斥责说：“太子马上就要登基为天子，哪有天子住在太子宫里，反让一个选侍住在正宫里的道理！今天如果选侍还不搬出乾清宫，我们死也不走！”其他朝臣也高声附和。朱由校于是下旨让李选侍移宫，在这种情势下，李选侍只得搬到宫中宫妃养老处——仁寿殿哕鸾宫。
此案被称为“移宫案”，与之前的“梃击案”“红丸案”并称明宫三大案。“国本之争”和明宫三大案反映了皇帝和文官集团的矛盾和权力斗争，由于对三大案的态度不同，官僚集团中的不同派系党同伐异，一场激烈的党争也就不可避免了。
延伸阅读
宋应星与《天工开物》
明代的手工业技术高度发展，因而出现一批带有总结性的科学巨著。《天工开物》就是其中最为有名的代表作，作者是宋应星。宋应星，字长庚，江西奉新人。明万历十五年（1587）生，约清康熙五年（1666）卒。他才大学博，著作和研究领域涉及工业技术、农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哲学、经济学、文学等，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最著名的作品《天工开物》共3卷l8篇，所叙述的内容涉及农业及手工业近30个生产部门的技术，全书共有插图123幅，画面生动，系统而全面地反映了明代手工业的杰出成就。例如该书第一次记述了冶炼铜锌合金的技术，记述了当时人们使用的加热炼锌法以及一套完备的铸造技术；对工具和武器强化金属表面、提高硬度的冷热锻造方法也有记载。该书后来被人们形象地称为“中国17世纪的工业百科全书”。
东林党争和魏忠贤专权
明朝后期
人物：顾宪成 周攀龙 魏忠贤 地点：北京 关键词：东林党 阉党
明朝中期以后，出现了不依附权臣，敢于批评内阁辅臣和部院大臣为清高的风气。其中，以东林书院为基地的东林党更是以清流自命，作为在野派的他们不断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场，甚至敢于批评皇帝，与统治阶层内以籍贯为纽带的其他党派形成了激烈的党争。在文官集团党争激烈的同时，太监魏忠贤利用明熹宗的信任，趁势而起，掌握了内廷的巨大权力，然后大肆镇压东林党人，形成了明末最后一次宦官专权。
五彩垂柳寿桃桃形盘 明天启
东林党争
从万历十四年到四十二年（1586－1614），万历朝围绕确立太子的“争国本”斗争历时近30年。东林党就是在这场党争中涌现出来的地主阶级内部的反对派。万历二十二年（1594），吏部郎中顾宪成（1550－1612，字叔时，号泾阳，无锡人）力主册立朱常洛为太子，因此颇遭神宗嫉恨。在推举阁臣时，顾宪成又推举因拥立朱常洛而被解职的原首辅王家屏，最后被神宗削职罢官。顾宪成被削职罢官后，回到原籍无锡（今属江苏），和弟弟顾允成将家乡的东林书院重新整修，集合志同道合的朋友高攀龙、钱一本等在这里讲学，形成了一个利益相关的政治团体，顾、高等八人也被称为“东林八君子”。
顾、高等人重视社会政治，以天下为己任，敢于批评执政大臣，以清流自居。这时正值明末社会矛盾日趋激化，政治腐化。东林人士要求廉正奉公，振兴吏治，开放言路，革除朝野积弊，反对权贵贪赃枉法，提出反对矿监税吏掠夺、减轻赋役负担、发展东南地区经济等主张，得到当时社会的广泛支持，同时也遭到宦官及各种依附势力的激烈反对。万历三十六年（1608），顾宪成被任命为南京光禄寺少卿，他与江西吉水人邹元标、北直隶人赵南星并称为“海内三君”。这时，东林党人的范围也逐渐扩大，凡是敢于批评朝政，在国本之争中敢于批评神宗和郑贵妃，在明宫三大案中敢于力争的，都被视为东林党人。反之，或为东林党人攻击，或不被东林党人所接受的官员，按照地域划分，互相结为党派，与东林党相对抗。其中最大的三个党派分别是由山东籍官员组成的齐党、由湖广籍官员组成的楚党和由浙江籍官员组成的浙党。
无锡东林书院
东林书院旧址在无锡市东门苏家弄内，为明东林党人讲学和议论朝政活动的中心。
天启初年，东林党由于在“移宫案”中扶持熹宗即位有功，一大批党人被重新起用，从在野的反对派变为了执政的在朝派。天启三年（1623），吏部尚书赵南星利用“京察”的机会，罢免齐、楚、浙三党的官员，大力提拔东林党人，一时间首辅刘一燝、次辅叶向高、吏部尚书赵南星、礼部尚书孙慎行、兵部尚书熊廷弼，都是东林党人或东林党的支持者，成为主持朝政的主要力量。《明史》记述此时也说：“东林势盛，众正盈朝。”而党争中失利的其他三党既不见容于东林党，便纷纷投靠了掌握大权的太监魏忠贤，后来被人们称为“阉党”。此后，文官集团内部的党争逐渐变为东林党人与“阉党”之间的斗争。
魏忠贤专权
魏忠贤，河间肃宁（今河北肃宁）人，是个惯于吃喝嫖赌的市井无赖，二十多岁时因为欠下赌债，走投无路，自行阉割进宫当了太监。进宫后，他投在太监魏朝门下，改姓李，名进忠。他以花言巧语讨得了魏朝的喜欢，恢复原姓“魏”。后来魏朝把他推荐给皇孙朱由校的母亲王才人，负责管理伙食，魏忠贤利用这层关系不时接近朱由校。朱由校当时还只是太子朱常洛的长子，因为朱常洛并不得神宗的喜欢，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受人冷落，赌徒出身的魏忠贤却把赌注压在了朱由校的身上。他看到朱由校对乳母客氏的感情十分深厚，就千方百计地去向客氏献殷勤，和客氏结为“对食”（太监与宫女结成的假夫妻），客氏也经常在朱由校母子面前不断替他说好话。
天启元年（1621），朱由校即位称帝，是为明熹宗。魏忠贤倚仗皇帝的宠信，和客氏串通一气，将曾经提拔过他的太监王安、魏朝两人排挤出宫廷，自己出任了内廷最重要的司礼监太监。天启三年（1623），魏忠贤提督东厂，掌握了明代最重要的特务机关东厂和锦衣卫。魏忠贤攫取要职之后，先是尽量博取皇帝的欢心，引导皇帝沉迷于声色犬马之中，不理朝政。明熹宗有一个特殊的嗜好，他特别喜欢做木工活，不但会用斧锯，会盖房、上漆，尤其精于雕琢制作小型器件。他做这些事时总是聚精会神，如果有人来奏报国家大事，他会很不耐烦。魏忠贤便故意趁熹宗干木工活时送上奏章，这时熹宗往往就让魏忠贤自己看着去办。这样一来许多事都可以不奏报，魏忠贤的意志便成为皇帝的旨意，群臣明知如此，也只好照办。控制了皇帝之后，魏忠贤便大力结交朝臣，安插亲信，迫害异己。在魏忠贤的淫威之下，一些趋炎附势之徒纷纷投在魏忠贤门下，形成了臭名远播的“阉党”。其中以文臣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夔龙、倪文焕5人组成的“五虎”，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杨寰、崔应元5位武将组成的“五彪”为死党，另外还有尚书周应秋、太仆寺少卿曹钦程等组成的“十狗”以及“十孩儿”“四十孙”等。这些走狗门下的爪牙更是不可胜数。
魏忠贤曾想笼络东林党人，遭到严厉拒绝，从此魏忠贤便与东林党形同水火。天启四年（1624），东林党人杨涟首先发难，上疏魏忠贤“专权乱政，欺君藐法”等二十四大罪被捕，与左光斗、魏大中等数十人同被杀害。魏忠贤杖死工部郎中万燝，先后罢斥大学士叶向高、吏部尚书赵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龙、吏部侍郎陈于廷等人，又在中央内阁、六部以至地方遍置死党。他向全国颁示《东林党人榜》，公开逮捕迫害大批东林党人士。天启六年（1626），魏忠贤杀害了高攀龙、周起元、周顺昌、缪昌期、周宗建、黄尊素、李应升等七人，又借红丸、梃击、移宫三案，打击东林党。魏忠贤还指使党羽新都御史王绍徽编纂《东林点将录》，仿照水浒故事中的“三十六天罡”和“七十二地煞”，尽列东林党名单。魏忠贤又迁怒于讲学，矫旨拆毁全国各地书院，禁止讲学活动。曾经掌握朝政的东林党，仅三年时间内，几乎被赶尽杀绝。被残酷杀害的有数十人，下狱遣戍者达数百人，其他被革职、蒙冤、株连、打击者有几千人。
